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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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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
周恩来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去看望身陷困境的刘少奇。刘少奇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谢谢总理的关心。请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多保重。周恩来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张春桥向造反派密授机宜：“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造反派咄咄逼人地责问周恩来：难道刘少奇不是属于敌我矛盾吗？周恩来说：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
1967年1月前后，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一股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恶浪汹涌而来。
元旦刚过，一份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快报》反映的是，1966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5000多人兵分5路，开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沿途呼口号、搞演讲、贴标语、撒传单。主要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这些口号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看罢《快报》，愤怒、不安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他知道，这次行动，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纵容和支持下搞起来的，这等于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了全社会。而这正是周恩来自刘少奇、邓小平“落马”以来一直所反对的。
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因为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出现分歧而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而遭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极力煽动造反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他在艰难的处境中，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966年10月12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来“请帖”，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目的是想从王光美身上打开打倒刘少奇的突破口。周恩来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蛊惑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在天安门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同日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得知后，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去劝阻。
而且，事隔一天之后，周恩来为此还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周恩来再三强调不要去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他说：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要去发动群众。……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
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回答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就在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的同一天，周恩来得知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准备于21日或22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50万至100万人参加、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会，又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举行这样的会。后来这个会没有召开。
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劝阻不要把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公众场合，反对公开召开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群众性大会，实际上是他不同意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捅到社会上去。在他看来，即使刘、邓有“错误”，也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属于党内问题。10月，当林彪在天安门讲话和《红旗》杂志13期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过：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据当时跟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一天，周恩来从外面回到西花厅，生气地跟我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同年（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到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禄居，院子里悄然无声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萧瑟冷清的景象。……
“我叫张佐良，是总理的保健医师。总理要我来看看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问好。”那时，我穿着军装，故进门就向他行了个军礼，向他报告道。
“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刘少奇说。
“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忙，休息太少。”
……
“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仍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这样说。
我即站起身来向他行了个军礼，便返回西花厅向周恩来复命。
就在周恩来极力劝阻造反派和红卫兵不要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社会的时候，中央文革一伙又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12月18日，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的里间，张春桥神秘地把蒯大富找来密授“旨意”：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们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蒯大富太明白了，张春桥所讲的“中央那一两个”就是指刘少奇和邓小平。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领旨而去。于是就有了12月25日蒯大富率5000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发动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
这次行动，蒯大富本来还准备到中南海西门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并揪斗刘少奇、邓小平。
周恩来得知后，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来要人，必须请示我决定。又告诉童小鹏、汪东兴：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他们揪王光美即与刘联系起来了。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公然把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12月25日发起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表示满意和支持。蒯大富洋洋自得，对他的同伙说：“江青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说明我们打刘少奇、邓小平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12月31日，针对造反派对刘少奇等的一系列极端行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代表谈话。
周恩来：找你们来，是想谈几件事情。你们要王光美回清华检查，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背靠背让她回答问题。
造反派：她要是不回答呢？
周恩来：这个事情我可以办嘛！你们把要问的问题提纲交给我好不好？造反派：我们叫她揭发刘少奇的问题。
周恩来：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你们可以看她的检查和回答的问题嘛。
周恩来：再有一个，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就只好回答说是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你们这样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矛盾的性质就变了。
造反派（咄咄逼人地）：难道刘少奇不是属于敌我矛盾吗？
周恩来：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提口号要恰当，在学校提还要考虑，到外面提更要慎重。我今天提醒你们，有的人可以用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也有的人可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慎重，警惕有钻空子的敌人。
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坚决顶住了造反派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批判的要求。
然而，造反派并不罢休，几天之后，却策划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1967年1月6日晚，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打电话给王光美，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车祸中被压断了腿，正在北京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急需家长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否则，生命难保。
此前，周恩来曾嘱咐，要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要轻易出中南海。但刘少奇闻讯女儿受伤后，顾不了那样多了，和王光美双双驱车赶到了医院，中了造反派的奸计。
造反派当场扣留了王光美，刘少奇在警卫人员的保卫下脱身回到中南海。
周恩来得知后，知道事情坏了，连忙派人去追赶，并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要他们放人。
当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孙岳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欺骗手段，谎称王光美的女儿被汽车撞成重伤，乘王来医院看望时揪到清华大学。总理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要我和中央警卫局一个参谋立即去清华大学把王要回。我们到清华大学与造反派头头费了许多口舌，磨了很长时间，才将王要回。我们乘坐的小车出了清华大学，绕到北京大学（旁边）一个黑暗的拐角处，突然被几个解放军拦住。当我们定神后，才知道他们是受周总理之命来接我们的。周总理指示：要我和王光美及解放军同志迅速换乘面包车，向西绕道到西郊机场，向南绕过五棵松再向东返回中南海。我们原乘坐的小车由警卫局参谋原路返回。周总理作这样的指示，是为了防止王光美再被其他学校的造反派夺走。当我把王光美送回家，回到西花厅时，卫士们说，快去，总理还等着你没有睡觉呢。我立即向周总理作了简要的报告，他才放心地去睡觉了。
次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行径，说：这个动作确实是不光明磊落，是背后耍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他们就是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到清华批判。批判王光美，方式可以多样，如背靠背的，也可以书面的，因为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但清华8个同学说这还不过瘾。当时我派车去追赶，已经赶不上了。到医院门口，实际上他们女儿没有压断腿，清华的同学把他们带上汽车到清华去了。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啊！现在不是揪斗了，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不能提倡。
造反派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周恩来说：你们下了通令，说4点让答复。所以，把我揪出来了。你们要送大字报，我们可以转送。要揪不行，主席让我来劝你们不要揪。
1月6日、7日、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连续把中南海的几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狂呼乱喊，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的造反派还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7日凌晨4点钟之前给予答复，否则就要采取行动。
7日凌晨3点半，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那时，造反派常常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而周恩来常常为此接见他们，虽然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但接见一下有助于缓解局势，消解造反派的极端情绪，化解燃眉之急。
接见一开始，造反派代表就气势汹汹地说：刘少奇（去年）8月到我院放了毒，八一团和“井冈山”都勒令他回建工学院检查。
周恩来说：你们下了通令，说4点让答复，否则，要揪。所以，把我揪出来了。你们要送大字报，我们可以转送。要揪不行，主席让我来劝你们不要揪，你们可以送大字报。
造反派：要不揪他，起码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书面检查。
周恩来：你们要他写书面检查，我得报告主席。
在和造反派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后，造反派又提出：我们今天下午要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已经说了，不要揪了嘛！总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现在反正4点已经过了，4点前你们同意不揪，我要向主席汇报。
刚劝阻完建工学院的造反派，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农林口的造反派从中南海的西门、西北门、西南门、北门同时发起冲击，要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国务院其他负责人。到8日凌晨，一部分造反派翻越围墙冲进来了。凌晨1时，周恩来中断其他工作，把冲击中南海各门的造反派集合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
周恩来严肃批评造反派的行为，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批判，但你们到中南海揪他们（指刘少奇、邓小平），不行，毛主席、党中央不同意你们这样做。不光是揪他们不行，就是揪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不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告诉你们，不能这样做。中南海是毛主席工作的地方。你们每天到中南海请愿，一来就用大喇叭对着中南海，使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不能很好工作，我呼吁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有规定，不论北门、西门、西北门、西南门，我们都要坚决保卫。我要求大家无论如何要遵守这个最高纪律，并把这个事转告北京的红卫兵，自觉遵守这个纪律。
下午4时，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周恩来讲话时，场内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周恩来迅速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反对。而后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党中央讲话，在我面前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处于为难的境地。近来，有人几次冲进党中央的指挥中心中南海。他们要去干什么？要去把刘、邓两位揪出来。毛主席给我的任务就是说服同学们和战友们不要这样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需要用揪斗的办法，不需要面对面，可以用背靠背的办法。斗争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送大字报就是书面的嘛。
周恩来还说：今天天快亮时，我们还处理了这样一件事。中南海的4个门——新华门、西南门、北门、西北门都被包围了。包围干什么呢？要冲进去揪人。结果在西南门有100多人爬着铁门冲进去了。同学们，工友们，你们不是大家都说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吗？这么个情况，我怎么样？我只能挺身而出挡住。这样的事我处理了5件：两次冲北门，3次冲进了西南门。这是第5次，劝说了很久，结果我把他们引到人民大会堂。我们希望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事，你们要向其他同学、工友宣传这个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
当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别冲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强行揪斗、围攻刘、邓、陶。
1月16日，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要经得起考验。
次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时，告诫说：你们的会可以开，但报纸上还没有公开提刘、邓，他们还是政治局常委。你们开会不能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10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
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当造反派指责周恩来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
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方面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只要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倒，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以毛泽东的支持来挡住林彪、江青一伙射向老干部的枪弹，保护老干部。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护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所面临的处境要比在保护贺龙的问题上更为严峻、敏感、艰难。贺龙主要还是林彪、江青一伙要打倒他，毛泽东表示默许。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如果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对意见，这就意味着他要直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林彪、江青一伙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
然后，我们不妨作些冷静的比较。
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
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
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
对刘少奇的处理，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那毕竟还是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提刘少奇的所谓“罪行”，那就等于将党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公之于世了。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这一做法，周恩来是有看法的。
后来，在张春桥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一开始就点出：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英藉华裔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这样写道：
在1977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但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周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周恩来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周的一名助手、后来任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钱嘉栋对我说：“否则，整个棋局将由林彪来控制，由以毛的妻子为核心的‘四人帮’来控制。”这一看法黄华以及许多曾经和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也和我谈过。
韩素英的评论是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的客观沉淀，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言论也不是“各为其主”的情感偏向。根据毛泽东的性格和个性，根据林彪、江青一伙当时的权势，根据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的处境，周恩来如果公然反对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他会被立即“撵下台，中国将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这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测和推理，而是一种发生概率相当高的现实存在。
毛泽东的性格是，对他自以为是正确的重大决断，他是绝不让步和妥协的，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努力实现它。刘少奇、邓小平曾经先后被当作“接班人”重用，却因为上述原因而被打倒。周恩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也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党内高层，他也不断地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得不常常检讨，更不要说由于他的存在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江青一伙随时都在寻找时机欲图除之而后快。
周恩来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他对自己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的心态也不时流露。
1968年6月28日，周恩来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当外宾谈到没去过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时，周恩来说了一句掏心话：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我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什么话都可以说。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同部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时，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包括后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签署伍豪事件的文件，都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了把周恩来打倒，不排除可能重新来一次像1966、1967年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周恩来所处的位置，他的一进一退，不光是他个人的荣辱安危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违心之举），就不能从单一的人类情感层面和一般的社会道德评判来衡量，而必须深入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辨、去鉴别。否则，任何武断的结论都只能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而不是理性的、对历史和人物负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把握。
张春桥向造反派密授机宜：“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造反派咄咄逼人地责问周恩来：难道刘少奇不是属于敌我矛盾吗？周恩来说：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
1967年1月前后，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一股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恶浪汹涌而来。
元旦刚过，一份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快报》反映的是，1966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5000多人兵分5路，开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沿途呼口号、搞演讲、贴标语、撒传单。主要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这些口号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看罢《快报》，愤怒、不安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他知道，这次行动，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纵容和支持下搞起来的，这等于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了全社会。而这正是周恩来自刘少奇、邓小平“落马”以来一直所反对的。
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因为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出现分歧而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而遭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极力煽动造反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他在艰难的处境中，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966年10月12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来“请帖”，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目的是想从王光美身上打开打倒刘少奇的突破口。周恩来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蛊惑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在天安门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同日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得知后，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去劝阻。
而且，事隔一天之后，周恩来为此还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周恩来再三强调不要去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他说：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要去发动群众。……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
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回答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就在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的同一天，周恩来得知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准备于21日或22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50万至100万人参加、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会，又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举行这样的会。后来这个会没有召开。
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劝阻不要把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公众场合，反对公开召开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群众性大会，实际上是他不同意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捅到社会上去。在他看来，即使刘、邓有“错误”，也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属于党内问题。10月，当林彪在天安门讲话和《红旗》杂志13期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过：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据当时跟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一天，周恩来从外面回到西花厅，生气地跟我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同年（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到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禄居，院子里悄然无声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萧瑟冷清的景象。……
“我叫张佐良，是总理的保健医师。总理要我来看看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问好。”那时，我穿着军装，故进门就向他行了个军礼，向他报告道。
“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刘少奇说。
“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忙，休息太少。”
……
“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仍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这样说。
我即站起身来向他行了个军礼，便返回西花厅向周恩来复命。
就在周恩来极力劝阻造反派和红卫兵不要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社会的时候，中央文革一伙又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12月18日，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的里间，张春桥神秘地把蒯大富找来密授“旨意”：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们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蒯大富太明白了，张春桥所讲的“中央那一两个”就是指刘少奇和邓小平。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领旨而去。于是就有了12月25日蒯大富率5000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发动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
这次行动，蒯大富本来还准备到中南海西门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并揪斗刘少奇、邓小平。
周恩来得知后，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来要人，必须请示我决定。又告诉童小鹏、汪东兴：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他们揪王光美即与刘联系起来了。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公然把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12月25日发起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表示满意和支持。蒯大富洋洋自得，对他的同伙说：“江青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说明我们打刘少奇、邓小平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12月31日，针对造反派对刘少奇等的一系列极端行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代表谈话。
周恩来：找你们来，是想谈几件事情。你们要王光美回清华检查，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背靠背让她回答问题。
造反派：她要是不回答呢？
周恩来：这个事情我可以办嘛！你们把要问的问题提纲交给我好不好？造反派：我们叫她揭发刘少奇的问题。
周恩来：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你们可以看她的检查和回答的问题嘛。
周恩来：再有一个，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就只好回答说是我们国家发扬大民主，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你们这样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矛盾的性质就变了。
造反派（咄咄逼人地）：难道刘少奇不是属于敌我矛盾吗？
周恩来：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提口号要恰当，在学校提还要考虑，到外面提更要慎重。我今天提醒你们，有的人可以用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也有的人可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慎重，警惕有钻空子的敌人。
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坚决顶住了造反派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批判的要求。
然而，造反派并不罢休，几天之后，却策划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1967年1月6日晚，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打电话给王光美，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车祸中被压断了腿，正在北京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急需家长签字后动手术截肢，否则，生命难保。
此前，周恩来曾嘱咐，要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要轻易出中南海。但刘少奇闻讯女儿受伤后，顾不了那样多了，和王光美双双驱车赶到了医院，中了造反派的奸计。
造反派当场扣留了王光美，刘少奇在警卫人员的保卫下脱身回到中南海。
周恩来得知后，知道事情坏了，连忙派人去追赶，并亲自打电话给蒯大富，要他们放人。
当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孙岳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欺骗手段，谎称王光美的女儿被汽车撞成重伤，乘王来医院看望时揪到清华大学。总理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要我和中央警卫局一个参谋立即去清华大学把王要回。我们到清华大学与造反派头头费了许多口舌，磨了很长时间，才将王要回。我们乘坐的小车出了清华大学，绕到北京大学（旁边）一个黑暗的拐角处，突然被几个解放军拦住。当我们定神后，才知道他们是受周总理之命来接我们的。周总理指示：要我和王光美及解放军同志迅速换乘面包车，向西绕道到西郊机场，向南绕过五棵松再向东返回中南海。我们原乘坐的小车由警卫局参谋原路返回。周总理作这样的指示，是为了防止王光美再被其他学校的造反派夺走。当我把王光美送回家，回到西花厅时，卫士们说，快去，总理还等着你没有睡觉呢。我立即向周总理作了简要的报告，他才放心地去睡觉了。
次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行径，说：这个动作确实是不光明磊落，是背后耍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他们就是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到清华批判。批判王光美，方式可以多样，如背靠背的，也可以书面的，因为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但清华8个同学说这还不过瘾。当时我派车去追赶，已经赶不上了。到医院门口，实际上他们女儿没有压断腿，清华的同学把他们带上汽车到清华去了。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啊！现在不是揪斗了，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不能提倡。
造反派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周恩来说：你们下了通令，说4点让答复。所以，把我揪出来了。你们要送大字报，我们可以转送。要揪不行，主席让我来劝你们不要揪。
1月6日、7日、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连续把中南海的几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狂呼乱喊，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井冈山”的造反派还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7日凌晨4点钟之前给予答复，否则就要采取行动。
7日凌晨3点半，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那时，造反派常常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而周恩来常常为此接见他们，虽然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但接见一下有助于缓解局势，消解造反派的极端情绪，化解燃眉之急。
接见一开始，造反派代表就气势汹汹地说：刘少奇（去年）8月到我院放了毒，八一团和“井冈山”都勒令他回建工学院检查。
周恩来说：你们下了通令，说4点让答复，否则，要揪。所以，把我揪出来了。你们要送大字报，我们可以转送。要揪不行，主席让我来劝你们不要揪，你们可以送大字报。
造反派：要不揪他，起码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书面检查。
周恩来：你们要他写书面检查，我得报告主席。
在和造反派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后，造反派又提出：我们今天下午要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已经说了，不要揪了嘛！总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现在反正4点已经过了，4点前你们同意不揪，我要向主席汇报。
刚劝阻完建工学院的造反派，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农林口的造反派从中南海的西门、西北门、西南门、北门同时发起冲击，要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国务院其他负责人。到8日凌晨，一部分造反派翻越围墙冲进来了。凌晨1时，周恩来中断其他工作，把冲击中南海各门的造反派集合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
周恩来严肃批评造反派的行为，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批判，但你们到中南海揪他们（指刘少奇、邓小平），不行，毛主席、党中央不同意你们这样做。不光是揪他们不行，就是揪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不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告诉你们，不能这样做。中南海是毛主席工作的地方。你们每天到中南海请愿，一来就用大喇叭对着中南海，使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不能很好工作，我呼吁你们不要这样。我们有规定，不论北门、西门、西北门、西南门，我们都要坚决保卫。我要求大家无论如何要遵守这个最高纪律，并把这个事转告北京的红卫兵，自觉遵守这个纪律。
下午4时，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周恩来讲话时，场内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周恩来迅速转过身去，背向会场，以示反对。而后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党中央讲话，在我面前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处于为难的境地。近来，有人几次冲进党中央的指挥中心中南海。他们要去干什么？要去把刘、邓两位揪出来。毛主席给我的任务就是说服同学们和战友们不要这样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需要用揪斗的办法，不需要面对面，可以用背靠背的办法。斗争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送大字报就是书面的嘛。
周恩来还说：今天天快亮时，我们还处理了这样一件事。中南海的4个门——新华门、西南门、北门、西北门都被包围了。包围干什么呢？要冲进去揪人。结果在西南门有100多人爬着铁门冲进去了。同学们，工友们，你们不是大家都说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吗？这么个情况，我怎么样？我只能挺身而出挡住。这样的事我处理了5件：两次冲北门，3次冲进了西南门。这是第5次，劝说了很久，结果我把他们引到人民大会堂。我们希望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事，你们要向其他同学、工友宣传这个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
当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别冲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强行揪斗、围攻刘、邓、陶。
1月16日，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要经得起考验。
次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时，告诫说：你们的会可以开，但报纸上还没有公开提刘、邓，他们还是政治局常委。你们开会不能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10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
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当造反派指责周恩来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
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方面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只要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倒，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以毛泽东的支持来挡住林彪、江青一伙射向老干部的枪弹，保护老干部。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护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所面临的处境要比在保护贺龙的问题上更为严峻、敏感、艰难。贺龙主要还是林彪、江青一伙要打倒他，毛泽东表示默许。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如果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对意见，这就意味着他要直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林彪、江青一伙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
然后，我们不妨作些冷静的比较。
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
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
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
对刘少奇的处理，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那毕竟还是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提刘少奇的所谓“罪行”，那就等于将党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公之于世了。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这一做法，周恩来是有看法的。
后来，在张春桥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一开始就点出：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英藉华裔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这样写道：
在1977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但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周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周恩来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周的一名助手、后来任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钱嘉栋对我说：“否则，整个棋局将由林彪来控制，由以毛的妻子为核心的‘四人帮’来控制。”这一看法黄华以及许多曾经和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也和我谈过。
韩素英的评论是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的客观沉淀，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言论也不是“各为其主”的情感偏向。根据毛泽东的性格和个性，根据林彪、江青一伙当时的权势，根据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的处境，周恩来如果公然反对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他会被立即“撵下台，中国将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这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测和推理，而是一种发生概率相当高的现实存在。
毛泽东的性格是，对他自以为是正确的重大决断，他是绝不让步和妥协的，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努力实现它。刘少奇、邓小平曾经先后被当作“接班人”重用，却因为上述原因而被打倒。周恩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也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党内高层，他也不断地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得不常常检讨，更不要说由于他的存在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江青一伙随时都在寻找时机欲图除之而后快。
周恩来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他对自己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的心态也不时流露。
1968年6月28日，周恩来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当外宾谈到没去过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时，周恩来说了一句掏心话：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我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什么话都可以说。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同部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时，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包括后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签署伍豪事件的文件，都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了把周恩来打倒，不排除可能重新来一次像1966、1967年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周恩来所处的位置，他的一进一退，不光是他个人的荣辱安危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违心之举），就不能从单一的人类情感层面和一般的社会道德评判来衡量，而必须深入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辨、去鉴别。否则，任何武断的结论都只能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而不是理性的、对历史和人物负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