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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
周恩来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现在是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也说不清。
196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庆祝日。
然而，40年前的这一天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的周恩来，却全然没有节日的喜悦和兴奋，眉宇间凝聚着一股深深的忧虑与愤怒。
从一早开始，大街小巷，各种大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这篇社论是关锋起草，王力审阅，陈伯达签发的，中心思想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对周恩来来说，“揪军内一小撮”，声声刺耳，字字揪心。他非常清楚其中的来头和用意。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借武汉七二○事件为进一步打倒更多的军队干部、篡夺更多的“枪杆子”领导权而发起的新一轮冲锋。
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一伙蓄谋已久的阴谋，也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个问题，周恩来和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斗争形式表现为时进时退。
江青经常哼哼着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林彪下令起草军委《紧急指示》。周恩来说：《紧急指示》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后，军队怎么办？周恩来和老帅们及军队中的大多数干部的想法基本一样，就是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军队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为此，周恩来全力支持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的刘志坚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十六条》时，周恩来支持刘志坚的建议，坚持在十五条以外加上一条：“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规定和限制，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
篡国必先篡军。
掌握了一部分“枪杆子”的林彪，深知军中有许多人对他不服，他要把反对他的、他认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让军队全部听他的，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林彪说：“要学蒋介石，把一国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之流，笔杆子还行，缺的就是“枪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着京剧《击鼓骂曹》中的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要篡军必先乱军，在乱中打倒一批军队老干部，在乱中夺权。
因此，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一幕。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与地方做法不一样，军队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军队院校镇压群众运动。
林彪点了点头，当时没有说什么。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林彪即下命令给“全军文革”，说要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样的搞法。
这样，“全军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来后，林彪看了很不满意。因为稿子的基本精神还是强调要坚持党委的领导。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康生、陈伯达看后，认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对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后加上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自此，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军委《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军队院校的学生四处串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揪到国防部大楼前。
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被揪到北京来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连续冲击国防部大院，并冲入大楼要揪曾任过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路扬。
……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冲国防部大院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把国防部列为重点警卫部门，加强警卫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同时，周恩来还两次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八团”代表，对他们冲击国防部大院、揪斗路扬提出严厉批评，说：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来劝阻学生不要冲国防部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来到学生中间。
“军队的将军们不敢到你们中间来，不敢来这里，他们怕群众。我就不怕，到你们这里来了。”陈伯达一口难听的福建官话还振振有词。他还写了一张要求军队首长接见的条子交给学生，说：“出了问题，唯我陈伯达是问。”
陈伯达此举，实际上是给军队院校的群众组织开了一张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内老帅和各总部、军兵种首长的“许可证”。
有了中央文革这把“大红伞”做后盾，造反派更是有恃无恐。
11月8日凌晨，发生了更大规模地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件。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600多名学生冲入国防部办公楼，要揪总参的两位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电讯工程学院讲了一次话，对学院党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当时，遵照周恩来加强国防部警卫力量的指示，警卫国防部的战士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肩并肩地里里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墙，挡住不让学生往里冲，但战士们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这“四不”规定的约束下也已是无可奈何。这些学生打伤警卫战士、击碎门窗玻璃，找来一块块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
周恩来是在快要吃午饭的时候得知学生冲入国防部大楼的消息的。他当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开会，并要中央文革小组也派人参加，研究如何处理。但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对周恩来的通知置若罔闻。
周恩来同叶剑英等开会议出了5条处理意见。大意是重申国防部是重点保护目标，是不允许冲击的；所有冲入国防部大院的学生应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协商解决；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
陈伯达、张春桥等又耍了一个花招。就在周恩来正召集会议时，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叫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学生就撤出了国防部大院。对此，中央文革也不告诉周恩来一声。
3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6次接见红卫兵。刘志坚不满地对张春桥说：“军队院校学生冲国防部，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派戚本禹去叫学生撤出了，对总理也不告诉一声。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件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晚饭都没有吃。”
张春桥回去就向江青告状。
中央文革指责军队老帅接见红卫兵“是镇压”。造反派要揪出陈毅、叶剑英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示众。周恩来严厉批评：把陈毅、叶剑英当成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指错了方向。
鉴于军队院校的红卫兵来京串联人数越积越多，而他们又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不见不走的情况，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建议，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请周恩来、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一下，讲讲话。这一来是为了让这些学生早点回到原单位去，二是强调一下军队不能乱，讲一讲政策。周恩来表示同意并答应出席接见。
11月13日，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周恩来、陶铸和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10万余人。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率几位老帅和各总部的负责人绕场一周同广大师生见面后，提前退场去忙别的事去了。
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分别讲话，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
陈毅说：今天来体育场，是要泼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似乎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我奉劝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徐向前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不容有丝毫的松懈。
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些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去斗，还不让人家休息。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及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再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的师生。周恩来绕场一周和大家见面后提前退场。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又一次对搞乱军队的种种极左的做法进行尖锐的抨击。
陈毅说：我上次的讲话（指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非常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叶剑英说：有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
几位老帅的讲话掷地有声，痛快淋漓。一些老同志听了更是觉得解气，但却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强烈反对。
江青气急败坏地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要反击，反击！”她还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他们要向你们当面认错。”关锋也狂妄地指责陈毅、叶剑英等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贴出了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陈毅、叶剑英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支持怂恿下，40多所军事院校部分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并发出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军队院校学生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陈毅、叶剑英的消息后，在3日、4日两天内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批判大会。
周恩来先是耐心细致地听取造反派代表汇报，并说：这两天听了你们很好的意见，对我也是学习。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做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经常对下面的干部说，要善于做红卫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对立，一对立，什么都谈不拢。他还常说：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4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坚持原则，不能什么都让。
然后，周恩来转入正题，说：谁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你们看是陈毅、叶剑英，但从全党、全国的斗争来看，他们不是。必须全面看问题，我们承认他们两人的讲话中有错误，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性质不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把他们作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把矛头指向他们两位，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十六条》讲了嘛，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不一定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周恩来又说：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会不宜开，因为对全军不利，矛头攻击错了，所以劝说你们不要开。你们要开，我们中央、军队负责同志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们明天开会的票都发出去了，现在要通知停止召开来不及了。周恩来说：来得及。去年八九月间，我说服了两个十万人的大会不开，有这个经验，完全来得及。
造反派听从了周恩来的劝说，答应会议延期召开。江青等人打倒陈毅、叶剑英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伙见打倒陈毅、叶剑英不成，又把矛头对准了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将军。就在周恩来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会上，当周恩来说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陈、叶二人是指错了时，康生气势汹汹的插话说：矛头搞错了，责任不在你们（指造反派），责任是刘志坚，刘志坚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康生这么一煽动，造反派当场高呼“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并要求刘志坚停职反省。
周恩来说：一个人的反动路线错误，还是先批判，不要过早停职反省。
然而，尽管周恩来这样明确表示不同意对刘志坚停职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还是把刘志坚打倒了。
刘志坚将军事后回忆说：“实际上，这是一箭双雕：既企图从我这里打开他们反军乱军的一个缺口，又要挑动学生对总理的不满，继续揪斗老帅。事实正是这样发展的。”
军委八条，周恩来删去了一条非同小可的内容。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周恩来口授秘诀：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在全国刮起了一月夺权风暴。军队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
1月10日，江青授意关锋、王力起草了《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抛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
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1月11日，周恩来参加毛泽东委托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叶群也当上了组员。
会上，徐向前对文化大革命放了一炮。他说：昨天，海军的一个同志向我表示，部队也可搞战斗组织。我的意见是，军队里不能搞任何战斗组织，军队要绝对保证我党的领导。都搞战斗组织，3个人一组，5个人一组，好几派搞起来，军队这个指挥就瘫痪了。军队是拿枪的，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飞机每天几百架起飞，搞起来就乱了。军队里面不能和一般单位一样搞大民主。我看军队里面现在乱得很。我经常头痛，身体不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这是一个难题。我已经67岁了，长征老干部最小的也快60岁的人了，都身体不好。这个揪，那个揪，都斗争，无休止地斗争，这样斗下去，不斗死也斗垮了。过不了多久，老干部都会垮下去。老骨干还是要的。
徐向前的发言，深得周恩来的赞许。
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
然而，虽然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徐向前，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而直接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这样，江青、叶群就名正言顺地攫取了相当大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并以此在全国刮起一股新的反军乱军风。
徐向前元帅回忆说：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简直没法收拾。……军队院校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5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痛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样的对策。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周恩来和老帅们一起，接连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一系列规定。
1月14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
1月22日，周恩来接见各地来京群众代表。他在讲话中强调：军队、战备工作部门不能采取群众夺权的形式。如果这些单位有夺权的问题，只能在本部门的范围里，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进行。群众对这些单位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提意见，但不要进入到里面去搞夺权斗争。
1月21日，毛泽东就南京军区党委关于红卫兵要求派部队到批斗李葆华的会场警卫一事批示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毛泽东的本意是要求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群众。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来为他们的反军乱军阴谋服务。在1月2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写入了这样极不利于军队稳定的一条：“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这一条，为造反派冲击军队留下了借口。因为当初有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在军队中避难。周恩来自己就曾亲自安排，将许多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用部队保护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再试图阻止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进入军队以保持军队的稳定是不可能了。这时必须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求得毛泽东的支持，寻找林彪、江青一伙难以反对的对策和理由来维护军队的稳定。对此，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思路是这样的：一方面讲军队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跟地方的不一样，要按军队自己的规定进行。另一方面，军队不仅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而且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要保卫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保持军队的稳定。要保持军队稳定，就不能冲击军队、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军事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的群众代表。周恩来说：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军事院校同一般地方院校一样进行，这是林彪同志倡仪，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军事机关有自己的安排，要按自己的规定进行，在省军区、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进行正面教育。
周恩来还说：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参加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受外部和内部敌人的干扰破坏。你们军事院校也是如此，不能只搞文化大革命，而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受到干扰。军事机关的司、政、后各大部门，各军兵种的指挥机关，他们的工作是不能中断的，他们的革命是有自己的规定的，不能和你们院校一样。
周恩来还批评了揪斗、扣留军队负责人的现象，说：现在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无法工作和休息。今天在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是一个好同志，是个老红军。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见来京1200万红卫兵，都是郑维山同志指挥的，保证了没有出大乱子。你们把这样一个同志扣留起来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允许的。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在周恩来讲话的当天，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三位老帅来到了毛家湾林彪住处，提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林彪同意，拟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共7条，送毛泽东批阅。
1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所定7条很好，照发。随后又批：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样，军委命令初稿共8条。
但是，这8条命令的草稿中的第5条在讲到红卫兵冲击军事机关时还有这样的内容：“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周恩来深知，如果把这样的内容当作中央决定发下去，那群众组织对军队的冲击将更不堪设想。在那个年月，谁都称自己是革命左派。
好在毛泽东虽然批了“照发”，但又补批了一句：“此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这就为周恩来的斡旋留下了余地。
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讨论修改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
会上，争论很激烈。中央文革的人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的内容。
下午，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在京西宾馆对军委“八条命令”作最后修改，删去了原稿第5条中“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一句。
毛泽东最后阅定时，又干脆加了一句：“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修改后的军委八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切指战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能自由抓人、任意抄家，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战备系统及保密系统，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此后，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时，总是耐心解释、宣传军委八条命令，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性。
1月31日晚，周恩来特意把军队的院校、文工团、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在京代表召集到京西宾馆礼堂，专门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作了长时间的讲话。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等也在座。
周恩来说：我在前几天的讲话中，曾经讲过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军队不能比地方，不能像学校一样放假闹革命。军队有备战的任务。军队的工作像工厂生产、铁路交通一样，一刻也不能中断。我们提倡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这是个纪律规定。因为敌人是不会因为你闹文化大革命就不来袭扰，相反，他们还要钻空子。在座的同志们要想一想我们的人民军队所担负的任务的神圣与重大。当敌人来犯时，人民解放军要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歼灭来犯之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因此，军事领导机关、保密机关，不应该去冲击，那些地方有备战任务，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很容易使军事领导机关的工作瘫痪，正常工作难以进行。你们把部长、司长、处长都抓走了，分了。揪走之后，不知去向，我们找不着人，这对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在这个地方还需要强调几句，没有命令，不要自由捕人，不要任意抄家，不允许有体罚和变相体罚的现象。那种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等做法，是对解放军的污辱。
周恩来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一方面要支持你们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们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我们不告诉你们，不教育你们，不帮助你们，让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等一些坏现象自由发展下去，那我们就是犯罪。
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周恩来和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研究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进一步细化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
《规定》强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四大”；陆、海、空的军以下单位及北京卫戍区、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到这些单位串联；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去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
2月10日晚，周恩来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会议结束时，已是11日凌晨了。周恩来稍稍整理了一下《规定》修改稿，旋即在修改稿的空白处写下几行狂草：特急件。已在昨晚碰头会逐条宣读，并加修改通过。到会的党、政、军、文革各同志均在，只成武由李天佑代。现将修改稿印清，送请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主席指示。
林彪只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便吩咐送毛泽东。
同日，毛泽东批示：送总理照发。
2月11日，《规定》由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出。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对稳定军队的局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广大军队干部为之欢欣鼓舞。各地驻军以这些强硬的规定为“尚方宝剑”，对那些不听劝阻，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头头采取了断然措施，有的把他们抓了起来。这样，军队不仅与军内造反派的矛盾激化，而且与地方造反派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军队受地方造反派的冲击也很严重。
2月16日，内蒙古军区被数千红卫兵围困好些时日了。军队有军委八条命令在手，在楼顶架起了机枪，和红卫兵对峙着。红卫兵坚信“造反有理”，要冲进军区大院，揪斗军区首长。势态稍触即发。
这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军区、区党委负责人及内蒙古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冲击军区的行为，平息事态。
周恩来说：有人要冲军区，有的地方多次冲，贵阳有人提出要缴军区的械，我们估计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住进了军区大楼，我们下令抓冲军区的头子。昆明、贵阳、长沙、广州、杭州、南京、沈阳都冲了，要抓转战几十年的老同志。北京要冲军委三座门，抄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副主席出来辩论，现在又冲63军。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根本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就是你们是左派，也不能这样做。军队怎么能夺权呢？
造反派被周恩来的愤怒和威严震住了。的确，与群众组织和红卫兵打交道，周恩来的这种说话风格还较少见。对造反派的瞎胡闹，周恩来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
周恩来继续说：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蒯大富就没有错误？聂元梓就没有错误？你们看看那些口号，不像话。什么砸烂××狗头，他又不是狗，现在还有砸烂××猪头等等，斗争水平太低了。新疆甚至有些人号召解放军举起枪来，这说轻点是天真，说重点是要走入歧途了。应当相信解放军嘛！这么闹，军队搞乱了，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怎么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敌人来了，冲锋陷阵的还是几百万解放军。
最后，周恩来要求双方停止一切不利团结的行动，停止游行示威，无论如何要尽快把事态平息下来。
为了使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地方造反派也有约束力并制止他们对军队的冲击，周恩来又和老帅们搞了一个由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7条（即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强调：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关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
2月22日，周恩来对《通知》作最后修改，送毛泽东审批。
同日，毛泽东批：照办。
当天，《通知》由中共中央发出，并要求连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林彪口授《中央军委命令》，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周恩来愤然责问：把全国军队拉下来，全国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一个军区司令，一个大军区政委，学生说把他们抓来就把他们抓来，旧社会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没有？
周恩来与军队老帅一起制定的旨在稳定军队及批评搞乱军队的讲话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
4月初，毛家湾林彪大院。林彪与黄永胜在谈话。
林彪问在一旁的秘书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回答说：“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
“我看就是要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八条。”
“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喽！”林彪耷拉着脑袋，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命令，重新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说完，林彪口授了十条。张云生记录整理后，林彪吩咐送关锋。关锋找到王力和戚本禹，做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未动。
4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十条以《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十条》）下发全国。
《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军委十条》表面上看来是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对军队在支左中批评并抓了一些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头头、解散了一些极左派群众组织表示不满，是支持造反派冲军队。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颁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以上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周恩来总是讲要遵守“军委八条”，而很少提“军委十条”。
毛泽东对军队的支左工作也有不满，认为军队对左派群众支持不够。
在4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出、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有这么一条：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毛泽东审阅时，在这一条中加写了这样的意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4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逼迫叶剑英等老帅作检讨。
《军委十条》，再加上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使军队局势更趋于混乱。
不久，毛泽东也觉得情况严重，又提出要“拥军爱民”，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八条”“十条”都要。“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然而，尽管有“最高指示”，局势已是难以收拾了。
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新的较量。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的不满，企图打倒军内一批高级干部，煽动造反派向军队发起更加肆无忌惮的冲击。有些造反派甚至提出了所谓“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并发展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
周恩来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有不满的情况下，承认解放军支左工作有错误，但他认为这仅仅是工作中的错误，不能上纲上线，也不能因此而对军队一大批干部怀疑、打倒。
4月14日、18日周恩来在与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反复强调对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不能无限上纲上线，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信任，尊重。
周恩来说：解放军有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了，一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习惯，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摸索阶段，不要一有错误就无限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你们现在是一有问题就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一切归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也看得太严重了。
有些意见属于不成熟的意见，不可能成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得那么严重，那就不可终日了。
周恩来还告诫说：大方向对，一样可以犯错误，可以失败。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不会犯错误。
一个华南工大的学生提出：北京的同学来信说，除了毛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
周恩来说：这是怀疑一切。这样就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了。你想一想，对所有干部都怀疑，毛主席的领导不就悬空了吗？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学生提出：广州军区一小撮利用一些组织与“省革联”的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后又实行军管……
周恩来对这个学生公然提“广州军区一小撮”和反对军管非常恼火，没等他说完就愤怒地打断了他：“什么？‘广州军区一小撮’是谁？拿出证据来！‘省革联’的错误和军管有什么关系呢？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制定的，是我亲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维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是说脱口了，军管是正确的。”
这名学生被迫承认了错误。
又有一名学生问：“有人说，军队有些人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总理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谁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我看不能够那样说法。好像解放军要那样做，或者解放军的某几个人要那样做，我现在不这么看。有些地方还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
周恩来还告诫在场的北京一些学校的学生：“你们到广东说话、提口号一定要慎重，你们今年来串联，不同于去年，不能再像去年那样，冲一阵就行了。串联的问题是你们提出的，中央文革同意的，但是有条件的。想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联的形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4月21日，周恩来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他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
显然，周恩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减轻军队的压力。因为毛泽东说军队支左工作有错误，但支工、支农还是有成绩的。正面报道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报道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事，有利于军队威信的树立，有利于军队的稳定。
6月29日上午，江西的造反派冲入省军区，并抢夺军区枪支弹药。周恩来得知后，丢开其他工作，立即召集江西在京的两派的代表开会，严厉批评了冲入军区、抢夺解放军武器的行为。他说：“你们筹委会冲入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是违反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的。应当立即打电话回去，要他们停止夺枪，退出军区，将已抢的枪支弹药退还军区，听候中央派人去处理。如果你们不停止夺枪，不退出军区，不退还已抢的武器，你们就要犯错误。”
两派代表当即打电话回去传达周恩来的命令。
周恩来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什么‘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要夺权、夺枪，这是错误的。把军区拉下来，全省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把全国军队拉下来，全国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不愿意看到你们走向反面。”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们随便把一个军区司令和一个大军区政委抓来，你们想一想，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能乖乖地听你们的话吗？我认为，吴瑞山、刘培善同志这一点值得你们学习。一个是军区司令，一个是大军区政委，你们青年学生说把他们抓来就把他们抓来，旧社会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没有？你们自己说。”
在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下，江西两派达成了互不冲击，不夺权，不抓人、扣人等6条协议。周恩来要求双方签字履行。
就在周恩来为军队稳定到处“救火”的同时，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却合谋在军内到处“放火”，制造了一系列乱军事件：先是把徐向前排除出了全军文革小组。而后，又炮制五一三军内两派武斗流血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随后又在武汉制造“七二○事件”，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军乱军的口号。武汉“七二○事件”后，军队稳定面临更为严酷的岁月。
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吵吵闹闹，周恩来当场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周恩来指示调三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
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武汉七二○事件是他们难得的一个机会。
诬陷、打倒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抢夺了一个大军区的领导权（七二○事件后，林彪的亲信刘丰被委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借此机会打倒一批不满于他们的倒行逆施的军内高级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
在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丑剧中，刮起了乱军的“十二级台风”。
7月22日，“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代表时，就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放下武器是要吃亏的，武汉就有这个情况。
江青的话实际上是在鼓励造反派向军队夺枪、开枪。此后，全国乱发枪、乱抢枪成风，武斗急剧升级。
两天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为欢迎“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而举行的百万人大会上，一向深藏在毛家湾大院不轻易露面的林彪也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彪先是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
而后，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还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
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说：“正是时候。”
蒯大富和韩爱晶回去后立即召集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联合会议，传达了林彪、王力的指示。并成立了“揪军内一小撮”“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
就在同一天晚上，康生等在新华社的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8月1目，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向全国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
周恩来稳定军队的努力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形势。
周恩来太累了。但周恩来没有放弃，而是以他特有的、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韧性与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一方面，他力争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极力保护着林彪、江青一伙想要打倒的军队高级干部；另一方面，他继续没日没夜地接见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那种冲击军队、乱抢枪、乱发枪的行为进行尖锐批评和制止。
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时任副总参谋长）诬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在批判陈再道、钟汉华的会上，叶群授意吴法宪要把矛头指向徐向前。
叶群还公然对三军造反派的头头讲：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吗？
于是，造反派公开打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造反派冲入徐向前元帅的住处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了造反派的行径，当即命令：（一）所有进入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员要全部撤走。（二）要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由北京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周恩来苦苦用心，坚持让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军队高级将领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在当时，只要能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名字见了报，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极力反对朱德、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出席招待会。
为此，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但都没有结果。
7月31日下午4时半，八一招待会举行在即。周恩来又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几个老帅出席招待会的问题。
周恩来再次做工作，认为几个老帅如果不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在国内外都会引起很多议论和猜测，于我党我军不利。
但江青一伙就是吵吵闹闹不同意。
没办法，周恩来起身去打电话直接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八一招待会，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也要出席。
周恩来如释重负。他返回会场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一伙全没话说了。
下午5时半，周恩来召集刘宁一、杨成武、王新亭等最后确定了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旋即，周恩来亲自把电话挂到了西山的叶剑英处。叶剑英不在，秘书说到徐向前元帅处去了。
原来，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打电话给叶剑英，要他转告徐向前：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争论不休。准备请示毛主席作最后的决定。要徐帅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周恩来又把电话打到了徐向前元帅处，徐帅正在理发，电话是叶剑英接的。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又特意交代说：我已经布置了徐帅的行车路线和警卫问题，徐帅在路上注意安全。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关注徐向前的安全问题，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对造反派煽动说：徐向前是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造反派正满街喊着“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到处寻找要揪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路程不近，周恩来担心徐向前在路上被造反派揪走。
为此，周恩来还亲自找到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说：徐向前同志必须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在路上不出事。
周恩来还就徐向前参加招待会的沿线警卫和行车路线向傅崇碧作了布置。徐向前刚乘车离开住处，周恩来的电话又打过来了。电话是徐帅夫人黄杰接的。
“徐帅走了没有？”
“总理，徐帅已经走了……。”想到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地关心徐帅，黄杰激动得有点哽咽，说不下去了。
“你和徐帅要保重啊！”周恩来安慰说。
估计徐向前差不多应该到了，周恩来又特意到大会堂门口，亲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会结束后，细心的周恩来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说：你们安全地把徐帅送来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帅送回家去。不要因为来的路上没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调派了3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并在城里兜了个大圈子，甩掉了跟踪的造反派，把徐帅安全地送回了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人保住了，事情就好办。
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受冲击的老帅，也是为了稳定军队。
傅崇碧在谈及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曾回忆说：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
西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都在那儿住。总理说，西山，老帅们在那儿住，你们的警戒要不一样，你要多派部队，少了不行，他们人多，不能开枪，开枪就麻烦。造反派发动了一两万人搜西山。我去了，我跟造反派说，这是军事禁区，你们要把设备破坏了，毛主席找你们是问，你们赶快给我撤出去。部队都拿着枪，他们看到我气势汹汹，也就马上撤走了。他们估计错了，以为老帅在玉泉山，一下又冲到玉泉山去了。玉泉山是汪东兴他们部队管的，汪东兴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在里边搜。
总理叫我去。我去了。我说：你们跑到这里来造反，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滚出去！我也发了火了。我跟总理讲，总理说你们做得好，要注意，老帅们不要出问题。
应当说，这些指挥过千军万马、在枪林弹雨中虎虎生威的共和国元帅，也是顾全大局的。否则，他们又何至于被中央文革那班手举语录、嘴喊口号的“秀才”整得如此忍气吞声、东躲西藏？
1968年8月20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巴尼时感慨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也说不清。
江青肯定“文攻武卫”再加“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思潮。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没有乱，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自江青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以来，全国冲击军队、抢夺军队武器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在南方某省，造反派唆使一千多名群众于8月5日、9日两次包围省军区军械一库和军械二库，打伤警卫战士，将库存的武器弹药洗劫一空。共抢走手枪、冲锋枪1900余枝，轻重机枪520多挺，迫击炮40门，子弹127万余发，手榴弹16000多枚。
因此，从7月底到八月末，批评、制止乱发枪、乱抢枪，批评冲击军事机关，就成了周恩来没日没夜与各群众组织谈话的突出主题。
——8月1日、6日，周恩来接见湖南省军区、军分区及湖南群众组织代表。对军区、军分区负责人说：湖南的形势如果不控制就很危险。军区、军分区的同志要掌握这种形势，立即制止乱发枪、乱抢枪的局面，你们要负起责任来。发出的枪要收回来。小孩子身上都背两杆枪，这样下去怎么行？
周恩来又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说：冲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打解放军的人，这都是错误的，非法的。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还不等于是“黑司令部”。
对野战军这样不尊重，等于不要领导了，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左派武装自己，还得有一个章法，不能像现在这样随便你抢我夺。现在解放军出去带枪把枪抢走，坐车把车抢走，这样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革命秩序怎建立？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开展的，这一点必须清楚。
——8月3日、5日、12日、13日，周恩来连续四次接见江西省军区负责人和江西群众组织代表，中心问题是制止乱发枪、乱抢枪。说：目前这个情形，一是乱发枪，一是乱抢枪，这股风要坚决刹住。你们要打电话回去，停止夺枪，停止武斗。要信任、支持解放军。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考验。
——8月10日，周恩来嘱秘书电告黄永胜和驻湖南的47军军长黎原：湖南的二七二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如果说服不了，可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解决。
8月21日，总参作战部电话报告总理值班室：停泊在厦门某基地10艘军舰遭厦门群众组织袭扰，一些人不断地冲上舰去抢夺炮舰武器。今天又有港务局“新海员公社”11人冲上炮舰夺枪，经劝说，下去了5人，其余坚持不下，后又有群众乘坐8艘机帆船追着军舰要夺枪，致使这10艘军舰不敢靠岸，被迫起锚在海里转圈。到下午5时20分，与一架从金门起飞前来侦察的国民党炮兵校正机发生遭遇战。
周恩来当即指示：“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部队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福州军区转厦门市各群众组织。
全国这样一种冲击军事机关、乱抢枪、乱夺枪的混乱局面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对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抓住时机，向广大群众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并以之作为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砝码。
8月22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代表。周恩来说：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了。提“揪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七二○事件后不注意宣传出了毛病。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我们绝对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信念，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还当场要求两派达成立即停止夺取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把已抢的枪支弹药归还军队、停止一切武斗的协议。
8月24日，周恩来就援越的军用武器在广西被抢一事严厉批评广西两派，说：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了？铁路搞成一段一段的，比过去军阀混战还凶。对军队再也不能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了。这个口号把矛头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引偏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
周恩来还警告说：对解放军，首先应该有个基本认识，就是要信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甚至把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抓起来，这是错误的，我想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些。不能用去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就要犯大错误。如果再不改正，有些人就要走向反面。我看了很多组织，原来是对的，后来越走越远，走向了反面。
物极必反。周恩来决心抓住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批评，打击一下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气焰。
他要全军“文革小组”支左办公室将南京、广州、沈阳、成都等几个大军区受冲击的情况详细报来。
8月25日，周恩来找跟随毛泽东在外地刚回京的杨成武谈话。他向杨成武谈了各地军队受冲击情况和自己的担心。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恩来还把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及军队受冲击情况的材料给杨成武，要他转交毛泽东。
几天后，经过反复思考的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周恩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
毛泽东随后又说：先抓王、关二人，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杨成武回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小范围碰头会，宣布了毛主席的决定。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的被抓，迫使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气焰有所收敛。
接着，周恩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否定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做法。
林彪一伙策划在4月6日颁发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中，规定军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解放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遵守“四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
一小撮造反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解放军进行有恃无恐的攻击。对此，周恩来作了否定。
9月2日，周恩来接见群众组织时指出：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解放军不能永远被“四不”捆住。现在就欺侮人民解放军的“四不”。周恩来还要杨成武约集各大军区的负责人起草了一个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3日晚，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这个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组织、任何人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不许任何外部人员进驻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已经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今后如有违反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进行劝阻和警告。如劝阻和警告无效，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少数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如遇这些人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这一命令实际上否定了4月6日颁发的十条命令。
9月4日，周恩来将此命令送毛泽东批发。并注明：
主席：此件由成武现场约集在京大军区同志一道起草，经昨晚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通过，连夜又约集在京大军区、省军区和三军两总部负责人复议，增改了几处。现送上，请予指示。
9月5日，毛泽东批示：总理，已阅。照办。
同日，命令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这就是著名的“九·五”命令，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把“揪军内一小撮”的思想作为极左思潮，从思想根子上进行批判，为进一步稳定军队创造条件。
9月6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他说：有一种极左倾向煽动说，“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进行内战不可避免”。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就是不相信领导，否定一切领导，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凭枪杆子办事，拿起枪来就要人家给他缴枪。
周恩来还说：军队是40年来毛主席思想培养出来的，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提“揪军内一小撮”是不适当的，是极左倾向。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周恩来严正警告蒯大富等造反派头头：现在还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是错误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一种极左思潮，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利于国防战备。不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否则，就要走向反面。昨天晚上，我在跟另一方面的同学谈话时，甘肃来的10多个人冲进了中南海，冲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中心地方怀仁堂附近，我们把他们逮捕起来了。
因为这是违犯国法，违反“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
1967年10月以后，军队的局势总体上趋于平缓，全国性的大规模地冲击军队的事件明显减少。
当然，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的阴谋并未就此停止。周恩来与他们的斗争也还在继续。
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使得林彪、“四人帮”反军乱军
现在是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也说不清。
196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庆祝日。
然而，40年前的这一天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的周恩来，却全然没有节日的喜悦和兴奋，眉宇间凝聚着一股深深的忧虑与愤怒。
从一早开始，大街小巷，各种大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这篇社论是关锋起草，王力审阅，陈伯达签发的，中心思想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对周恩来来说，“揪军内一小撮”，声声刺耳，字字揪心。他非常清楚其中的来头和用意。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借武汉七二○事件为进一步打倒更多的军队干部、篡夺更多的“枪杆子”领导权而发起的新一轮冲锋。
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一伙蓄谋已久的阴谋，也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个问题，周恩来和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斗争形式表现为时进时退。
江青经常哼哼着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林彪下令起草军委《紧急指示》。周恩来说：《紧急指示》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后，军队怎么办？周恩来和老帅们及军队中的大多数干部的想法基本一样，就是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军队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为此，周恩来全力支持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的刘志坚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十六条》时，周恩来支持刘志坚的建议，坚持在十五条以外加上一条：“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规定和限制，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
篡国必先篡军。
掌握了一部分“枪杆子”的林彪，深知军中有许多人对他不服，他要把反对他的、他认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让军队全部听他的，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林彪说：“要学蒋介石，把一国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之流，笔杆子还行，缺的就是“枪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着京剧《击鼓骂曹》中的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要篡军必先乱军，在乱中打倒一批军队老干部，在乱中夺权。
因此，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一幕。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与地方做法不一样，军队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军队院校镇压群众运动。
林彪点了点头，当时没有说什么。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林彪即下命令给“全军文革”，说要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样的搞法。
这样，“全军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来后，林彪看了很不满意。因为稿子的基本精神还是强调要坚持党委的领导。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康生、陈伯达看后，认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对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后加上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自此，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军委《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军队院校的学生四处串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揪到国防部大楼前。
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被揪到北京来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连续冲击国防部大院，并冲入大楼要揪曾任过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路扬。
……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冲国防部大院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把国防部列为重点警卫部门，加强警卫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同时，周恩来还两次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八团”代表，对他们冲击国防部大院、揪斗路扬提出严厉批评，说：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来劝阻学生不要冲国防部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来到学生中间。
“军队的将军们不敢到你们中间来，不敢来这里，他们怕群众。我就不怕，到你们这里来了。”陈伯达一口难听的福建官话还振振有词。他还写了一张要求军队首长接见的条子交给学生，说：“出了问题，唯我陈伯达是问。”
陈伯达此举，实际上是给军队院校的群众组织开了一张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内老帅和各总部、军兵种首长的“许可证”。
有了中央文革这把“大红伞”做后盾，造反派更是有恃无恐。
11月8日凌晨，发生了更大规模地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件。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600多名学生冲入国防部办公楼，要揪总参的两位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电讯工程学院讲了一次话，对学院党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当时，遵照周恩来加强国防部警卫力量的指示，警卫国防部的战士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肩并肩地里里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墙，挡住不让学生往里冲，但战士们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这“四不”规定的约束下也已是无可奈何。这些学生打伤警卫战士、击碎门窗玻璃，找来一块块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
周恩来是在快要吃午饭的时候得知学生冲入国防部大楼的消息的。他当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叶剑英、肖华、刘志坚开会，并要中央文革小组也派人参加，研究如何处理。但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对周恩来的通知置若罔闻。
周恩来同叶剑英等开会议出了5条处理意见。大意是重申国防部是重点保护目标，是不允许冲击的；所有冲入国防部大院的学生应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协商解决；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
陈伯达、张春桥等又耍了一个花招。就在周恩来正召集会议时，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叫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学生就撤出了国防部大院。对此，中央文革也不告诉周恩来一声。
3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6次接见红卫兵。刘志坚不满地对张春桥说：“军队院校学生冲国防部，陈伯达写了一张条子，派戚本禹去叫学生撤出了，对总理也不告诉一声。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件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晚饭都没有吃。”
张春桥回去就向江青告状。
中央文革指责军队老帅接见红卫兵“是镇压”。造反派要揪出陈毅、叶剑英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示众。周恩来严厉批评：把陈毅、叶剑英当成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指错了方向。
鉴于军队院校的红卫兵来京串联人数越积越多，而他们又强烈要求军委首长接见，不见不走的情况，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建议，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大会，请周恩来、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一下，讲讲话。这一来是为了让这些学生早点回到原单位去，二是强调一下军队不能乱，讲一讲政策。周恩来表示同意并答应出席接见。
11月13日，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周恩来、陶铸和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10万余人。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率几位老帅和各总部的负责人绕场一周同广大师生见面后，提前退场去忙别的事去了。
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分别讲话，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
陈毅说：今天来体育场，是要泼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似乎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我奉劝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徐向前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不容有丝毫的松懈。
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些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去斗，还不让人家休息。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及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再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的师生。周恩来绕场一周和大家见面后提前退场。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又一次对搞乱军队的种种极左的做法进行尖锐的抨击。
陈毅说：我上次的讲话（指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非常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叶剑英说：有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
几位老帅的讲话掷地有声，痛快淋漓。一些老同志听了更是觉得解气，但却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强烈反对。
江青气急败坏地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要反击，反击！”她还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他们讲的不对，是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他们要向你们当面认错。”关锋也狂妄地指责陈毅、叶剑英等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贴出了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陈毅、叶剑英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支持怂恿下，40多所军事院校部分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并发出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军队院校学生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陈毅、叶剑英的消息后，在3日、4日两天内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批判大会。
周恩来先是耐心细致地听取造反派代表汇报，并说：这两天听了你们很好的意见，对我也是学习。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做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经常对下面的干部说，要善于做红卫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对立，一对立，什么都谈不拢。他还常说：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4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坚持原则，不能什么都让。
然后，周恩来转入正题，说：谁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你们看是陈毅、叶剑英，但从全党、全国的斗争来看，他们不是。必须全面看问题，我们承认他们两人的讲话中有错误，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性质不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把他们作为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把矛头指向他们两位，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十六条》讲了嘛，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不一定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周恩来又说：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会不宜开，因为对全军不利，矛头攻击错了，所以劝说你们不要开。你们要开，我们中央、军队负责同志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们明天开会的票都发出去了，现在要通知停止召开来不及了。周恩来说：来得及。去年八九月间，我说服了两个十万人的大会不开，有这个经验，完全来得及。
造反派听从了周恩来的劝说，答应会议延期召开。江青等人打倒陈毅、叶剑英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伙见打倒陈毅、叶剑英不成，又把矛头对准了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将军。就在周恩来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会上，当周恩来说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陈、叶二人是指错了时，康生气势汹汹的插话说：矛头搞错了，责任不在你们（指造反派），责任是刘志坚，刘志坚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康生这么一煽动，造反派当场高呼“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并要求刘志坚停职反省。
周恩来说：一个人的反动路线错误，还是先批判，不要过早停职反省。
然而，尽管周恩来这样明确表示不同意对刘志坚停职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还是把刘志坚打倒了。
刘志坚将军事后回忆说：“实际上，这是一箭双雕：既企图从我这里打开他们反军乱军的一个缺口，又要挑动学生对总理的不满，继续揪斗老帅。事实正是这样发展的。”
军委八条，周恩来删去了一条非同小可的内容。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周恩来口授秘诀：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在全国刮起了一月夺权风暴。军队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
1月10日，江青授意关锋、王力起草了《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抛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
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1月11日，周恩来参加毛泽东委托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叶群也当上了组员。
会上，徐向前对文化大革命放了一炮。他说：昨天，海军的一个同志向我表示，部队也可搞战斗组织。我的意见是，军队里不能搞任何战斗组织，军队要绝对保证我党的领导。都搞战斗组织，3个人一组，5个人一组，好几派搞起来，军队这个指挥就瘫痪了。军队是拿枪的，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飞机每天几百架起飞，搞起来就乱了。军队里面不能和一般单位一样搞大民主。我看军队里面现在乱得很。我经常头痛，身体不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这是一个难题。我已经67岁了，长征老干部最小的也快60岁的人了，都身体不好。这个揪，那个揪，都斗争，无休止地斗争，这样斗下去，不斗死也斗垮了。过不了多久，老干部都会垮下去。老骨干还是要的。
徐向前的发言，深得周恩来的赞许。
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
然而，虽然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徐向前，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而直接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这样，江青、叶群就名正言顺地攫取了相当大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并以此在全国刮起一股新的反军乱军风。
徐向前元帅回忆说：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简直没法收拾。……军队院校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5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痛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样的对策。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周恩来和老帅们一起，接连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一系列规定。
1月14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
1月22日，周恩来接见各地来京群众代表。他在讲话中强调：军队、战备工作部门不能采取群众夺权的形式。如果这些单位有夺权的问题，只能在本部门的范围里，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进行。群众对这些单位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提意见，但不要进入到里面去搞夺权斗争。
1月21日，毛泽东就南京军区党委关于红卫兵要求派部队到批斗李葆华的会场警卫一事批示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毛泽东的本意是要求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群众。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来为他们的反军乱军阴谋服务。在1月2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写入了这样极不利于军队稳定的一条：“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这一条，为造反派冲击军队留下了借口。因为当初有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在军队中避难。周恩来自己就曾亲自安排，将许多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用部队保护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再试图阻止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进入军队以保持军队的稳定是不可能了。这时必须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求得毛泽东的支持，寻找林彪、江青一伙难以反对的对策和理由来维护军队的稳定。对此，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思路是这样的：一方面讲军队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跟地方的不一样，要按军队自己的规定进行。另一方面，军队不仅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而且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要保卫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保持军队的稳定。要保持军队稳定，就不能冲击军队、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军事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的群众代表。周恩来说：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军事院校同一般地方院校一样进行，这是林彪同志倡仪，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军事机关有自己的安排，要按自己的规定进行，在省军区、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进行正面教育。
周恩来还说：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参加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受外部和内部敌人的干扰破坏。你们军事院校也是如此，不能只搞文化大革命，而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受到干扰。军事机关的司、政、后各大部门，各军兵种的指挥机关，他们的工作是不能中断的，他们的革命是有自己的规定的，不能和你们院校一样。
周恩来还批评了揪斗、扣留军队负责人的现象，说：现在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无法工作和休息。今天在座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是一个好同志，是个老红军。去年毛主席八次接见来京1200万红卫兵，都是郑维山同志指挥的，保证了没有出大乱子。你们把这样一个同志扣留起来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允许的。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在周恩来讲话的当天，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三位老帅来到了毛家湾林彪住处，提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林彪同意，拟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共7条，送毛泽东批阅。
1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所定7条很好，照发。随后又批：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样，军委命令初稿共8条。
但是，这8条命令的草稿中的第5条在讲到红卫兵冲击军事机关时还有这样的内容：“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周恩来深知，如果把这样的内容当作中央决定发下去，那群众组织对军队的冲击将更不堪设想。在那个年月，谁都称自己是革命左派。
好在毛泽东虽然批了“照发”，但又补批了一句：“此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这就为周恩来的斡旋留下了余地。
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讨论修改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
会上，争论很激烈。中央文革的人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的内容。
下午，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在京西宾馆对军委“八条命令”作最后修改，删去了原稿第5条中“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一句。
毛泽东最后阅定时，又干脆加了一句：“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修改后的军委八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切指战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能自由抓人、任意抄家，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战备系统及保密系统，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此后，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时，总是耐心解释、宣传军委八条命令，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性。
1月31日晚，周恩来特意把军队的院校、文工团、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在京代表召集到京西宾馆礼堂，专门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作了长时间的讲话。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等也在座。
周恩来说：我在前几天的讲话中，曾经讲过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军队不能比地方，不能像学校一样放假闹革命。军队有备战的任务。军队的工作像工厂生产、铁路交通一样，一刻也不能中断。我们提倡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这是个纪律规定。因为敌人是不会因为你闹文化大革命就不来袭扰，相反，他们还要钻空子。在座的同志们要想一想我们的人民军队所担负的任务的神圣与重大。当敌人来犯时，人民解放军要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歼灭来犯之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因此，军事领导机关、保密机关，不应该去冲击，那些地方有备战任务，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很容易使军事领导机关的工作瘫痪，正常工作难以进行。你们把部长、司长、处长都抓走了，分了。揪走之后，不知去向，我们找不着人，这对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在这个地方还需要强调几句，没有命令，不要自由捕人，不要任意抄家，不允许有体罚和变相体罚的现象。那种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等做法，是对解放军的污辱。
周恩来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一方面要支持你们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们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我们不告诉你们，不教育你们，不帮助你们，让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等一些坏现象自由发展下去，那我们就是犯罪。
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周恩来和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研究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进一步细化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
《规定》强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四大”；陆、海、空的军以下单位及北京卫戍区、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到这些单位串联；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去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
2月10日晚，周恩来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会议结束时，已是11日凌晨了。周恩来稍稍整理了一下《规定》修改稿，旋即在修改稿的空白处写下几行狂草：特急件。已在昨晚碰头会逐条宣读，并加修改通过。到会的党、政、军、文革各同志均在，只成武由李天佑代。现将修改稿印清，送请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主席指示。
林彪只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便吩咐送毛泽东。
同日，毛泽东批示：送总理照发。
2月11日，《规定》由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出。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对稳定军队的局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广大军队干部为之欢欣鼓舞。各地驻军以这些强硬的规定为“尚方宝剑”，对那些不听劝阻，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头头采取了断然措施，有的把他们抓了起来。这样，军队不仅与军内造反派的矛盾激化，而且与地方造反派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军队受地方造反派的冲击也很严重。
2月16日，内蒙古军区被数千红卫兵围困好些时日了。军队有军委八条命令在手，在楼顶架起了机枪，和红卫兵对峙着。红卫兵坚信“造反有理”，要冲进军区大院，揪斗军区首长。势态稍触即发。
这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军区、区党委负责人及内蒙古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冲击军区的行为，平息事态。
周恩来说：有人要冲军区，有的地方多次冲，贵阳有人提出要缴军区的械，我们估计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住进了军区大楼，我们下令抓冲军区的头子。昆明、贵阳、长沙、广州、杭州、南京、沈阳都冲了，要抓转战几十年的老同志。北京要冲军委三座门，抄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副主席出来辩论，现在又冲63军。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根本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就是你们是左派，也不能这样做。军队怎么能夺权呢？
造反派被周恩来的愤怒和威严震住了。的确，与群众组织和红卫兵打交道，周恩来的这种说话风格还较少见。对造反派的瞎胡闹，周恩来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
周恩来继续说：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蒯大富就没有错误？聂元梓就没有错误？你们看看那些口号，不像话。什么砸烂××狗头，他又不是狗，现在还有砸烂××猪头等等，斗争水平太低了。新疆甚至有些人号召解放军举起枪来，这说轻点是天真，说重点是要走入歧途了。应当相信解放军嘛！这么闹，军队搞乱了，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怎么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敌人来了，冲锋陷阵的还是几百万解放军。
最后，周恩来要求双方停止一切不利团结的行动，停止游行示威，无论如何要尽快把事态平息下来。
为了使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地方造反派也有约束力并制止他们对军队的冲击，周恩来又和老帅们搞了一个由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7条（即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强调：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关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
2月22日，周恩来对《通知》作最后修改，送毛泽东审批。
同日，毛泽东批：照办。
当天，《通知》由中共中央发出，并要求连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林彪口授《中央军委命令》，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周恩来愤然责问：把全国军队拉下来，全国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一个军区司令，一个大军区政委，学生说把他们抓来就把他们抓来，旧社会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没有？
周恩来与军队老帅一起制定的旨在稳定军队及批评搞乱军队的讲话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强烈不满。
4月初，毛家湾林彪大院。林彪与黄永胜在谈话。
林彪问在一旁的秘书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回答说：“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
“我看就是要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八条。”
“靠八条是不能解决问题喽！”林彪耷拉着脑袋，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现在需要有个新的命令，重新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说完，林彪口授了十条。张云生记录整理后，林彪吩咐送关锋。关锋找到王力和戚本禹，做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内容未动。
4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十条以《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十条》）下发全国。
《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军委十条》表面上看来是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对军队在支左中批评并抓了一些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头头、解散了一些极左派群众组织表示不满，是支持造反派冲军队。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颁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以上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周恩来总是讲要遵守“军委八条”，而很少提“军委十条”。
毛泽东对军队的支左工作也有不满，认为军队对左派群众支持不够。
在4月1日由中共中央发出、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有这么一条：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毛泽东审阅时，在这一条中加写了这样的意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4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又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逼迫叶剑英等老帅作检讨。
《军委十条》，再加上批“带枪的刘、邓路线”，使军队局势更趋于混乱。
不久，毛泽东也觉得情况严重，又提出要“拥军爱民”，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八条”“十条”都要。“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然而，尽管有“最高指示”，局势已是难以收拾了。
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新的较量。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的不满，企图打倒军内一批高级干部，煽动造反派向军队发起更加肆无忌惮的冲击。有些造反派甚至提出了所谓“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并发展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
周恩来在毛泽东对军队支左工作有不满的情况下，承认解放军支左工作有错误，但他认为这仅仅是工作中的错误，不能上纲上线，也不能因此而对军队一大批干部怀疑、打倒。
4月14日、18日周恩来在与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反复强调对军队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不能无限上纲上线，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信任，尊重。
周恩来说：解放军有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了，一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习惯，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摸索阶段，不要一有错误就无限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你们现在是一有问题就上纲，就说是路线错误，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一切归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也看得太严重了。
有些意见属于不成熟的意见，不可能成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得那么严重，那就不可终日了。
周恩来还告诫说：大方向对，一样可以犯错误，可以失败。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不会犯错误。
一个华南工大的学生提出：北京的同学来信说，除了毛主席外，谁都可以怀疑。
周恩来说：这是怀疑一切。这样就把毛主席孤立起来了。你想一想，对所有干部都怀疑，毛主席的领导不就悬空了吗？
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学生提出：广州军区一小撮利用一些组织与“省革联”的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后又实行军管……
周恩来对这个学生公然提“广州军区一小撮”和反对军管非常恼火，没等他说完就愤怒地打断了他：“什么？‘广州军区一小撮’是谁？拿出证据来！‘省革联’的错误和军管有什么关系呢？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亲自制定的，是我亲手办的这件事。你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我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维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你要承认这句话是讲错了，是说脱口了，军管是正确的。”
这名学生被迫承认了错误。
又有一名学生问：“有人说，军队有些人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总理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谁要实行资产阶级复辟？我看不能够那样说法。好像解放军要那样做，或者解放军的某几个人要那样做，我现在不这么看。有些地方还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不许可的嘛！这是错误的口号。”
周恩来还告诫在场的北京一些学校的学生：“你们到广东说话、提口号一定要慎重，你们今年来串联，不同于去年，不能再像去年那样，冲一阵就行了。串联的问题是你们提出的，中央文革同意的，但是有条件的。想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联的形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4月21日，周恩来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他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
显然，周恩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减轻军队的压力。因为毛泽东说军队支左工作有错误，但支工、支农还是有成绩的。正面报道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报道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的事，有利于军队威信的树立，有利于军队的稳定。
6月29日上午，江西的造反派冲入省军区，并抢夺军区枪支弹药。周恩来得知后，丢开其他工作，立即召集江西在京的两派的代表开会，严厉批评了冲入军区、抢夺解放军武器的行为。他说：“你们筹委会冲入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是违反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的。应当立即打电话回去，要他们停止夺枪，退出军区，将已抢的枪支弹药退还军区，听候中央派人去处理。如果你们不停止夺枪，不退出军区，不退还已抢的武器，你们就要犯错误。”
两派代表当即打电话回去传达周恩来的命令。
周恩来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提出什么‘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要夺权、夺枪，这是错误的。把军区拉下来，全省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把全国军队拉下来，全国大乱的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不愿意看到你们走向反面。”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们随便把一个军区司令和一个大军区政委抓来，你们想一想，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能乖乖地听你们的话吗？我认为，吴瑞山、刘培善同志这一点值得你们学习。一个是军区司令，一个是大军区政委，你们青年学生说把他们抓来就把他们抓来，旧社会有没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没有？你们自己说。”
在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下，江西两派达成了互不冲击，不夺权，不抓人、扣人等6条协议。周恩来要求双方签字履行。
就在周恩来为军队稳定到处“救火”的同时，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却合谋在军内到处“放火”，制造了一系列乱军事件：先是把徐向前排除出了全军文革小组。而后，又炮制五一三军内两派武斗流血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随后又在武汉制造“七二○事件”，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军乱军的口号。武汉“七二○事件”后，军队稳定面临更为严酷的岁月。
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吵吵闹闹，周恩来当场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周恩来指示调三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
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武汉七二○事件是他们难得的一个机会。
诬陷、打倒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抢夺了一个大军区的领导权（七二○事件后，林彪的亲信刘丰被委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借此机会打倒一批不满于他们的倒行逆施的军内高级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
在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丑剧中，刮起了乱军的“十二级台风”。
7月22日，“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代表时，就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放下武器是要吃亏的，武汉就有这个情况。
江青的话实际上是在鼓励造反派向军队夺枪、开枪。此后，全国乱发枪、乱抢枪成风，武斗急剧升级。
两天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为欢迎“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而举行的百万人大会上，一向深藏在毛家湾大院不轻易露面的林彪也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彪先是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
而后，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还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
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说：“正是时候。”
蒯大富和韩爱晶回去后立即召集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联合会议，传达了林彪、王力的指示。并成立了“揪军内一小撮”“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
就在同一天晚上，康生等在新华社的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8月1目，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向全国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
周恩来稳定军队的努力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形势。
周恩来太累了。但周恩来没有放弃，而是以他特有的、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韧性与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一方面，他力争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极力保护着林彪、江青一伙想要打倒的军队高级干部；另一方面，他继续没日没夜地接见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那种冲击军队、乱抢枪、乱发枪的行为进行尖锐批评和制止。
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时任副总参谋长）诬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在批判陈再道、钟汉华的会上，叶群授意吴法宪要把矛头指向徐向前。
叶群还公然对三军造反派的头头讲：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吗？
于是，造反派公开打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造反派冲入徐向前元帅的住处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了造反派的行径，当即命令：（一）所有进入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员要全部撤走。（二）要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由北京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周恩来苦苦用心，坚持让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军队高级将领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在当时，只要能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名字见了报，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极力反对朱德、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出席招待会。
为此，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但都没有结果。
7月31日下午4时半，八一招待会举行在即。周恩来又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几个老帅出席招待会的问题。
周恩来再次做工作，认为几个老帅如果不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在国内外都会引起很多议论和猜测，于我党我军不利。
但江青一伙就是吵吵闹闹不同意。
没办法，周恩来起身去打电话直接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八一招待会，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也要出席。
周恩来如释重负。他返回会场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一伙全没话说了。
下午5时半，周恩来召集刘宁一、杨成武、王新亭等最后确定了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旋即，周恩来亲自把电话挂到了西山的叶剑英处。叶剑英不在，秘书说到徐向前元帅处去了。
原来，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打电话给叶剑英，要他转告徐向前：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争论不休。准备请示毛主席作最后的决定。要徐帅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周恩来又把电话打到了徐向前元帅处，徐帅正在理发，电话是叶剑英接的。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又特意交代说：我已经布置了徐帅的行车路线和警卫问题，徐帅在路上注意安全。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关注徐向前的安全问题，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对造反派煽动说：徐向前是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造反派正满街喊着“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到处寻找要揪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路程不近，周恩来担心徐向前在路上被造反派揪走。
为此，周恩来还亲自找到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说：徐向前同志必须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在路上不出事。
周恩来还就徐向前参加招待会的沿线警卫和行车路线向傅崇碧作了布置。徐向前刚乘车离开住处，周恩来的电话又打过来了。电话是徐帅夫人黄杰接的。
“徐帅走了没有？”
“总理，徐帅已经走了……。”想到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地关心徐帅，黄杰激动得有点哽咽，说不下去了。
“你和徐帅要保重啊！”周恩来安慰说。
估计徐向前差不多应该到了，周恩来又特意到大会堂门口，亲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会结束后，细心的周恩来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说：你们安全地把徐帅送来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帅送回家去。不要因为来的路上没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调派了3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并在城里兜了个大圈子，甩掉了跟踪的造反派，把徐帅安全地送回了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人保住了，事情就好办。
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受冲击的老帅，也是为了稳定军队。
傅崇碧在谈及周恩来对老帅们的保护时曾回忆说：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
西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都在那儿住。总理说，西山，老帅们在那儿住，你们的警戒要不一样，你要多派部队，少了不行，他们人多，不能开枪，开枪就麻烦。造反派发动了一两万人搜西山。我去了，我跟造反派说，这是军事禁区，你们要把设备破坏了，毛主席找你们是问，你们赶快给我撤出去。部队都拿着枪，他们看到我气势汹汹，也就马上撤走了。他们估计错了，以为老帅在玉泉山，一下又冲到玉泉山去了。玉泉山是汪东兴他们部队管的，汪东兴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在里边搜。
总理叫我去。我去了。我说：你们跑到这里来造反，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滚出去！我也发了火了。我跟总理讲，总理说你们做得好，要注意，老帅们不要出问题。
应当说，这些指挥过千军万马、在枪林弹雨中虎虎生威的共和国元帅，也是顾全大局的。否则，他们又何至于被中央文革那班手举语录、嘴喊口号的“秀才”整得如此忍气吞声、东躲西藏？
1968年8月20日，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巴尼时感慨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也说不清。
江青肯定“文攻武卫”再加“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思潮。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没有乱，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自江青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以来，全国冲击军队、抢夺军队武器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在南方某省，造反派唆使一千多名群众于8月5日、9日两次包围省军区军械一库和军械二库，打伤警卫战士，将库存的武器弹药洗劫一空。共抢走手枪、冲锋枪1900余枝，轻重机枪520多挺，迫击炮40门，子弹127万余发，手榴弹16000多枚。
因此，从7月底到八月末，批评、制止乱发枪、乱抢枪，批评冲击军事机关，就成了周恩来没日没夜与各群众组织谈话的突出主题。
——8月1日、6日，周恩来接见湖南省军区、军分区及湖南群众组织代表。对军区、军分区负责人说：湖南的形势如果不控制就很危险。军区、军分区的同志要掌握这种形势，立即制止乱发枪、乱抢枪的局面，你们要负起责任来。发出的枪要收回来。小孩子身上都背两杆枪，这样下去怎么行？
周恩来又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说：冲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打解放军的人，这都是错误的，非法的。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还不等于是“黑司令部”。
对野战军这样不尊重，等于不要领导了，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左派武装自己，还得有一个章法，不能像现在这样随便你抢我夺。现在解放军出去带枪把枪抢走，坐车把车抢走，这样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革命秩序怎建立？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开展的，这一点必须清楚。
——8月3日、5日、12日、13日，周恩来连续四次接见江西省军区负责人和江西群众组织代表，中心问题是制止乱发枪、乱抢枪。说：目前这个情形，一是乱发枪，一是乱抢枪，这股风要坚决刹住。你们要打电话回去，停止夺枪，停止武斗。要信任、支持解放军。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考验。
——8月10日，周恩来嘱秘书电告黄永胜和驻湖南的47军军长黎原：湖南的二七二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如果说服不了，可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解决。
8月21日，总参作战部电话报告总理值班室：停泊在厦门某基地10艘军舰遭厦门群众组织袭扰，一些人不断地冲上舰去抢夺炮舰武器。今天又有港务局“新海员公社”11人冲上炮舰夺枪，经劝说，下去了5人，其余坚持不下，后又有群众乘坐8艘机帆船追着军舰要夺枪，致使这10艘军舰不敢靠岸，被迫起锚在海里转圈。到下午5时20分，与一架从金门起飞前来侦察的国民党炮兵校正机发生遭遇战。
周恩来当即指示：“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部队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福州军区转厦门市各群众组织。
全国这样一种冲击军事机关、乱抢枪、乱夺枪的混乱局面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对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抓住时机，向广大群众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并以之作为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砝码。
8月22日，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代表。周恩来说：不要再提“揪军内一小撮”了。提“揪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七二○事件后不注意宣传出了毛病。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我们绝对不能动摇对解放军的信念，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还当场要求两派达成立即停止夺取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把已抢的枪支弹药归还军队、停止一切武斗的协议。
8月24日，周恩来就援越的军用武器在广西被抢一事严厉批评广西两派，说：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嘛！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了？铁路搞成一段一段的，比过去军阀混战还凶。对军队再也不能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了。这个口号把矛头引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引偏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
周恩来还警告说：对解放军，首先应该有个基本认识，就是要信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甚至把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抓起来，这是错误的，我想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些。不能用去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就要犯大错误。如果再不改正，有些人就要走向反面。我看了很多组织，原来是对的，后来越走越远，走向了反面。
物极必反。周恩来决心抓住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批评，打击一下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气焰。
他要全军“文革小组”支左办公室将南京、广州、沈阳、成都等几个大军区受冲击的情况详细报来。
8月25日，周恩来找跟随毛泽东在外地刚回京的杨成武谈话。他向杨成武谈了各地军队受冲击情况和自己的担心。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恩来还把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及军队受冲击情况的材料给杨成武，要他转交毛泽东。
几天后，经过反复思考的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周恩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
毛泽东随后又说：先抓王、关二人，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杨成武回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小范围碰头会，宣布了毛主席的决定。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的被抓，迫使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气焰有所收敛。
接着，周恩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否定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做法。
林彪一伙策划在4月6日颁发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中，规定军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解放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遵守“四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
一小撮造反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解放军进行有恃无恐的攻击。对此，周恩来作了否定。
9月2日，周恩来接见群众组织时指出：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解放军不能永远被“四不”捆住。现在就欺侮人民解放军的“四不”。周恩来还要杨成武约集各大军区的负责人起草了一个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3日晚，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这个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组织、任何人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不许任何外部人员进驻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已经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今后如有违反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进行劝阻和警告。如劝阻和警告无效，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少数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如遇这些人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这一命令实际上否定了4月6日颁发的十条命令。
9月4日，周恩来将此命令送毛泽东批发。并注明：
主席：此件由成武现场约集在京大军区同志一道起草，经昨晚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通过，连夜又约集在京大军区、省军区和三军两总部负责人复议，增改了几处。现送上，请予指示。
9月5日，毛泽东批示：总理，已阅。照办。
同日，命令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这就是著名的“九·五”命令，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把“揪军内一小撮”的思想作为极左思潮，从思想根子上进行批判，为进一步稳定军队创造条件。
9月6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他说：有一种极左倾向煽动说，“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进行内战不可避免”。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就是不相信领导，否定一切领导，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凭枪杆子办事，拿起枪来就要人家给他缴枪。
周恩来还说：军队是40年来毛主席思想培养出来的，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提“揪军内一小撮”是不适当的，是极左倾向。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周恩来严正警告蒯大富等造反派头头：现在还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是错误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一种极左思潮，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利于国防战备。不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否则，就要走向反面。昨天晚上，我在跟另一方面的同学谈话时，甘肃来的10多个人冲进了中南海，冲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中心地方怀仁堂附近，我们把他们逮捕起来了。
因为这是违犯国法，违反“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
1967年10月以后，军队的局势总体上趋于平缓，全国性的大规模地冲击军队的事件明显减少。
当然，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的阴谋并未就此停止。周恩来与他们的斗争也还在继续。
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使得林彪、“四人帮”反军乱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