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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牢牢把住国民经济生死关，愤然反击：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1967年2月20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
高耸、威严的红色院墙，没能抵挡住从塞外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凛冽的寒风夹裹着砂土在窗外肆虐地飞舞。
刚刚从毛泽东处谈完话回来的周恩来伏在案头，圈圈点点地在阅改着一份文件。
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眼下农村春耕生产即将开始，希望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动员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产。信中还指出：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广大群众应该谅解和支持他们。建议你们立即召开一次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要大力支持、帮助春耕工作。
周恩来圈改完最后一个字，随即在信的空白处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你将这一修正稿即送主席审批，批后重新印发，并登报。
周恩来按铃叫来值班秘书，吩咐立即把文件送走。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布满倦容的脸上思绪重重。
围绕着是要“革命”还是要生产的问题，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新的一轮较量又即将开始了。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了尽量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而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已经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较量与斗争。
狂飙突起，周恩来接连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出某些限制，但都没能“令出中南海”。
按照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却出现“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的势头。针对这种态势，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出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8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危及到工农业生产和各级领导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大电厂、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对这些要害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领导，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人手中。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地向广大红卫兵和群众进行教育，劝他们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8月26日，陶铸将通知草稿送周恩来。
周恩来阅改后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康、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不料，江青看后却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
9月1日，毛泽东批：此件不发。
显然，这个通知的精神不对毛泽东的思路。运动刚开始，毛泽东不希望对运动有太多的限制。他怕运动又出现派工作组时的“冷冷清清”。
运动初期，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打算也不太清楚。他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拥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反修防修的良好初衷来考虑的。但他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务实态度，那就是革命也要吃饭。命要革，修要防，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要搞上去。
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好不容易才完成，经济形势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因此，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部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对这个宏伟目标，毛泽东也很兴奋，并一直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然而，此时毛泽东的思维焦点是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其他一切工作要服从和让位于“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心工作。
当然，毛泽东也没预料到“文化大革命”会像后来那样搞成乱得难以收拾，也没料到林彪、江青一伙会利用“文化大革命”。
所处的位置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对问题的想法也就不一样。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担心“文化大革命”会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冲击，而且希望运动不要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他想，这希望也应当是毛泽东所赞成的。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嘛！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重提阶级斗争，但又同时指出：切不可以因阶级斗争妨碍经济调整工作，请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注意。要记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
因此，对于毛泽东不同意批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周恩来虽然不是很理解，但也没有想得太多。
9月1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红卫兵冲击生产提出了批评。他说：有的地方，红卫兵与工人对立起来，要求工人像学生一样闹革命才没有意见。这怎么行呢？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总不能放假搞革命不搞生产吧？服务行业也不能停止供应吧，这个道理给你们一说就应该懂得。比如，还有热电站，也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有生产任务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你们学生放了假闹革命，工人还有他们的生产任务，你们要照顾他们的生产任务。
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政策要求。
其中，在红卫兵串联的问题上，周恩来写道：串联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受危害；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红卫兵要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联。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修改后，立即召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参加会议的有陶铸、康生、李富春、陈毅、王任重、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吴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会上，陶铸、陈毅等都赞同《意见》，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一些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但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对《意见》表示否定。
康生说：这十个问题，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如果这个文件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关锋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结果，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被压下了，没能发出去。
很快，周恩来担心“文化大革命”会冲击经济建设的预感就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农村也“炮打司令部”。周恩来指示起草了两个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文件。中央碰头会上，中央文革议而不决。毛泽东接到周恩来送来的文件后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4日，一份电话记录以“要事汇报”的形式摆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这份电话记录写下了黑龙江双城县人委办公室的情况反映：双城县8月22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斗了。到9月2日为止，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多数被斗倒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队干部出走了，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生产临近，不少公社、生产队已陷于瘫痪，对秋收生产将会有很大影响。县、社、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县、社、队？中央和国务院7月2日和22日通知和补充通知是否仍有效？急切要求中央给以明确答复。
这里所说的通知和补充通知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于7月2日、22日先后发出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补充通知》。两个通知都强调：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及县以下基层生产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不能一哄而起，影响生产。
看罢这份电话记录，周恩来双眉紧蹙，忧心如焚。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联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生产岗位，四处“闹革命”。黑龙江双城县反映的情况不仅仅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有反映。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周恩来拿起电话，找到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应结合原“四清”的部署，分期分批进行，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一下革命不影响生产。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农村、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要求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的领导都要适当分工，建立两个领导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学生大会和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都反复提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他在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说：我们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科学院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李富春、谭震林把起草的关于农村、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批。
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稍作了修改。
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生产领域之外。
《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强调：县以下各级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公社、生产队去串联。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停下来。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其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强调：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服务行业的职工，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联，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的进行。中央各部直属企业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等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到业余时间去搞。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
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尤其对广大基层干部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文件还没有正式下发之前，陶铸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有关领导透露了这两个文件的精神。
华东局立即把陶铸传达的精神传达到各地，要求各地、市委用最快的办法传达下去。
广大干部、群众听了传达后，反映强烈。
江苏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来电反映：广大工人、农民听了传达后反映强烈，普遍认为这是《十六条》的具体化，是一项正确的措施，说了工人、贫下中农想说的话。不少老工人反映：原来对生产的不正常情况很焦急，但又不敢讲，怕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现在有了中央指示，我们可以讲话了。不少贫下中农反映：只抓文化大革命，不抓生产，田里只长草，人要没饭吃。各级干部也反映很好，说现在工农业生产问题很多，过去不敢讲话，怕讲了生产，就被说成是“不突出政治、反对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央讲了话，心里有了底，可以理直气壮地领导生产了。大、中学校的学生听了传达后，反应不一。有的相信，有的表示怀疑，说来得突然，不可理解，既是中央指示，为什么不登报、不广播？有的学生还说：早不下达迟不下达，正在大批学生下工厂、下乡串联时下达，这是地、市委的大阴谋。
江西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向中央文革小组发急电反映：华东局韩哲一打电话给省委白栋材同志传达中央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要把县以下和工厂稳住，学生不要到农村、工厂去串联，干部要挺起身来讲道理，生产搞不好，没有饭吃，什么也不能搞了。还说这是主席提的，要马上用电话下达，下达到县委和工厂党委。红卫兵总部筹委会认为，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接了这么个文件，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六条》不相符的。望中央火速回电。
上面两份情况反映的来电周恩来都看过。
9月8日，周恩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会议讨论没有结果。中央文革的几个人表示反对，说会给运动泼冷水。在他们看来，既然毛泽东不同意批发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那么，也肯定不会同意批发这两个文件。
这回，他们估计错了。
会后，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连同黑龙江双城县人委的情况反映、江苏文革小组的情况反映及江西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的来电，一并送毛泽东，并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看了江苏文革小组9月8日来电和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9月7日来电，我认为有关农村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然后才好批发这两个方面的通知。现将有关文件送上，提议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妥否，请主席指示。
9月10日，周恩来出席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
周恩来告诫即将赴各地串联的红卫兵：你们去工厂访问、参观，不要妨碍他们的生产，不能硬闯入工人生产车间。《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重点放在尊重工人阶级，他们自己能够解决问题。农村，现在正是三秋季节，是秋收、秋耕、秋种的时候，我们应该积极注意和支持三秋工作，不要妨碍他们的三秋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已经写了，我们还打算另外再写一篇。
周恩来提醒赴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全国的建设。那里的生产任务很重，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不应该做的事，你们不要强加于他们。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和建设的秩序，否则，生产就要受影响。
周恩来还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十六条》讲了，是文化教育机关和党政领导机关。那些机关也还有它的日常业务工作，也并不是所有的党政机关和它们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个框框不符合《十六条》。否则，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不就是漆黑一团吗？逻辑不通嘛！
周恩来要求去串联的红卫兵要向广大学生、红卫兵、工人、农民宣传党的这些政策。
后来，中共中央华东局来电反映说：广大干部和群众得知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后，一致认为讲话解决了很多思想和政策问题，建议整理出来公开发表，或印发正式文件传达到群众。
毛泽东经过一番反复考虑后，此时也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感到强调一下不能冲击生产很有必要。
就在周恩来讲话的同一天，毛泽东对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近几天讨论一下。
9月14日，毛泽东又指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江青一伙的不满。
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调子不一样。中央文革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周恩来说：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江青跳了起来：“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9月15日，即《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两个文件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第三次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革命要促进而不能影响工农业生产。他说：
“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同志们，同学们！
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
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
中央文革一伙对周恩来更为恼恨。
9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会后，周恩来批送中央文革小组核阅。但江青等人借此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文件送去好几天，没有一点反应，就是压着不议。
周恩来问秘书：送文革小组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退回来没有？
秘书回答说：已经打电话催问几次了，他们说还没有讨论。
9月20日，周恩来被迫亲自写信给江青催问：
江青同志：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更露骨的是，中央文革一伙在背后攻击周恩来9月15日在陪毛泽东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
9月25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杨成武、刘志坚、周荣鑫在场陪见。
周恩来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季节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农民总不能停止生产放假搞革命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负荷，每天增加40辆客运列车，而货运量减少了百分之十。再增加运输量就要影响国家建设了，到外地的串联不得不停止。
周恩来还说：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要敢于站出来说话，解释党的政策。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内历史全面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炮打司令部，不管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先炮打一下再说，这怎么行呢？打仗总还要选准目标嘛！
同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第16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和生产上去。
自红卫兵大串联狂潮席卷全国以来，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指责周恩来所强调的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周恩来说：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文化大革命像一头癫狂的怪兽，咆哮着在神州大地恣意肆虐。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它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为癫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与工人座谈时还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紧急指示》的下达和中央文革对安亭事件的肯定，等于在向社会宣布：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9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纵深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联，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与照。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各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在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指责周恩来所强调的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
陈伯达说：怕字派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大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证了。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对待串联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革命学生互相串联，这是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有人说，全国串联妨碍生产。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形势大好。又有人说，工农业生产是上升的，但是交通运输有问题。所以就逼着中央进一步考虑用步行来串联。
陈伯达不同意周恩来的主张和做法倒也罢了，关键是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这样一种场合公然与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理唱反调，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了相当的困难。试想，如果陈伯达的讲话传扬到社会上，周恩来还怎么去说服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去影响工人、农民的生产？周恩来几次强调：陈伯达的讲话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但中央文革却故意把陈伯达的讲话扩散到社会上去。
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是那样的艰难，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断的重要性，严词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分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工人、农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无疑是向正冲入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调到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着“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周恩来的斗争方法很高明。他表面上没有急于否定陈伯达的十二条，但他知道这十二条在座谈会上肯定会遭到强烈反对。
政治局会议上短兵相接。林彪赤膊上阵，中央文革一马当先，大批周恩来支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大错特错”、“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被迫暂时“退却”：工交座谈会，虽然有错误，但总还做了一些工作。
11月17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联表示担心。
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对陈伯达十二条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
陈伯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找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打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余、谷二人读其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非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
而后，陈伯达又用他那难听的福建腔普通话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11月22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
11月30日，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周荣鑫等中央负责人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代表。
周恩来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正在起草一个关于厂矿、企事业单位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决定。你们离开单位很久了，你们有生产任务，有业务，除留下少数代表外，多数可以回去。
陈毅在讲话中说：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刚才总理的指示，也是中央精神，一方面要闹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促生产，不要妨碍生产。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关于工交座谈会议的汇报。
此时的林彪，实际上是中央文革请来的“尊神”，来替中央文革助威压阵。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
谷牧说：这次座谈会，中心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问题。大家认为在具体做法上，必须考虑工矿企业的实际特点。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出毛病，就可能影响全局。有些行业，如冶金、电讯、航运、电力等部门，生产的连续性很强，一刻也不能中断。大家还担心工厂中的派别斗争，如果处理不好，发展下去，在生产建设上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南京720厂，因两派斗争，已停产半个月；哈尔滨电机厂今年约有20多万瓦的发电机完不成。还有一个领导问题，有相当多的基层企业组织瘫痪情况严重，各级领导讲话不灵，中央精神贯彻不下去。中央关于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的指示，从中央工交各部到省市委，迄今大部分都不落实。建议工矿企业党的领导不能中断，抓生产的班子要尽快落实，抓生产的领导主要精力应放在生产上……
还未等谷牧说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急待地发难，大叫：“工交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恶狠狠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我也是计委的一个成员，大计委、小计委都有我的名字，也没有商量过。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
6日的会上，王力赤膊上阵，滔滔不绝，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陶铸。王力说：“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6月，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被刘、邓的错误路线镇压了。中央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后，工人又起来了。9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又变成了不准革命，压革命。”
王力这里讲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指在9月上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到10月1号，林总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第13期社论（这是指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笔者注），10月5日军委紧急指示，在这样一个号召之下，工人运动就又起来了，规模更大。这本来是很好的，形势好得很。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这个事件以后，我们明确感到工人起来了。”
王力越说越来劲，周恩来、陶铸在一旁冷峻地沉默以对。
“关于工人串联问题，也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学生运动期间，那条错误路线就是不准校与校之间来往。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工厂与工厂之间不能来往。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为什么不能来往？”
王力在这里偷换概念，故意把“串联”说成是“来往”。
“毛主席说，学生必须与工农结合。学生不同工农结合，他就漂浮了嘛！因此，学生往工厂里跑，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欢迎，应该鼓励。但是，现在有些人一看到学生，就不得了，就是‘洪水猛兽’。过去说红卫兵组织是非法的，现在工人组织变成非法的，不予承认。我昨天就提出来了，中央过去说工厂、农村一般不成立红卫兵其他革命组织，这样的指示还适不适用？中央还批了一个什么地方的材料，说厂外不能串联，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原来就不应该这样说。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农村五条（按：这是指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农村五条是农忙的时候，现在也不是农忙了。所以就不能说这方面的指示和其他规定还都适用。如果都不适用，有好多地方压制工人运动的人就很希望有这些规定，那么，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王力自恃有林彪坐镇，来势汹汹。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
这个时候，还要硬挡是挡不住的，非但挡不住，还可能把有生力量冲垮。
会上，周恩来作了“掩护”式的发言。
一方面，他自己承担了“责任”：“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
另一方面，他设法为主持参加工交座谈会的干部开脱：
“工交座谈会《汇报提纲》，虽然有错误，比如没强调三线，不应该砍的砍了，但总还做了一些工作。秋里同志说了嘛，今年的计划总还完成得不坏。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广大工人的努力，但具体的领导者总也还有点作用。”
“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不理解”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不理解”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如果像王力所说的“《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了，那就变成敌我矛盾了。
至于王力指责的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压革命，周恩来不软不硬地说了一句：“抓革命、促生产，是《十六条》上提出来的。当然，这里头有个主从，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
周恩来的意思是说，你王力难道连《十六条》还想否定吗？
周恩来还勉励那些受到错误指责和批评的干部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字字句句地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有林彪的支持，陈伯达起草的在工交座谈会上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在会上通过了。
这一《规定》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工人也可以到学校串联。这一文件的下达，改变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阅。
周恩来是为了让毛泽东了解事情真相，防止中央文革一伙恶人先告状。
周恩来还附了一封信。
主席：
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局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各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除每日托汪东兴同志面报外，待主席确定时间，林彪、伯达和常委少数同志当来面报，有关其他重大问题，如各省各部重要情况和涉外事件亦当面报。
周恩来十二月六日
果然，中央文革一伙还不罢休。他们还要求把谷牧的《汇报提纲》及《十五条》下发到全国进行批判。
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请示。毛泽东不同意下发。
12月9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处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的精神如何传达问题。周恩来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就行了。
试想，如果中央文革把《汇报提纲》和《十五条》下发全国各地批判的阴谋得逞，不仅生产建设要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而且，一大批工交战线上的干部又要被打倒。
参加工交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被林彪的“结论”性表态搞得有气无处撒，有冤无处申，有的难免感到有点心灰意冷。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北京回去的前一天，周恩来把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周恩来是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的，也是给他们鼓气的。
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心里有冤屈，但不能因此就不抓工作了。
因此，周恩来反复强调说：要想开一些，要想通。个人受点冲击，受点委屈不要太计较。那个时候坐牢砍头都过来了。现在各行各业红卫兵要去冲，运动要进入工交系统，这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周恩来的意思是要大家变被动为主动。否则，老是处于被动状态，非但有可能被冲垮，而且对工作不利。
周恩来还说：回去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
会上，周恩来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回去后要注意抓好农业生产，说：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然而，4天之后，林彪又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指示》提出：农村社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联，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联；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
这一文件的下发，推翻了中央在9月份下发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广大农村。
林彪在会上还指责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一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称：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工人群众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联。
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以减少运动对经济建设的冲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挡住。
周恩来没能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但他并没因此而停止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相反，在“文化大革命”全面踏向工农业生产领域后，他对国民经济这一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大关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各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
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有人说，周恩来当初为什么不拍案而起，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如果周恩来当初这样做，也许“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呢！
这话只能是不了解具体历史的人的一种不负责任的猜测和假设。真正深入到当时具体历史的复杂关系中，这种猜测和假设就很难说出口，更谈不上有理由站住。
就拿工厂、农村搞不搞“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来说吧。在这件事上，周恩来一开始就态度十分明确：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不主张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为此作了各种努力。但是最终也没能挡住。其中原因，错综复杂，读者看了上文，自然会悟出一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因不是周恩来反对不反对的问题。这件事情也很客观地表明：“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只要周恩来说一声“不同意”就可以阻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在那样一种局势下，你反对也无济于事，非但阻止不了，而且还有可能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把柄”而被打倒，失去斗争的权力。这样于国于民于党有百害而无一益的结果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希望看到的。
政治家伟大的层次区分，就在于他在同一历史环境中站得多高，看得多远，洞察得多深。
周恩来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政治斗争磨砺的伟大政治家。他的心态恐怕远非我们一般人所能具备和企及的。他的一举一措，有时考虑的不是自己个人的荣辱与安危，而更多的是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有些事情，如果处理不当，不光是自己被打倒，而是关系到整个党的生死存亡。
有学者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系党和国家安危于一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
周恩来提议召开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抓春耕生产。叶群放出话来：林副主席被架空了。江青说：调一个营，都得主席批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报告主席？周恩来被迫检讨。
历史踩着蹒跚的脚步，踉跄着撞入1967年。
国民经济的形势更为严峻。
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面进入工厂、农村，农民、工人四处串联，停产闹革命；更要命的是接踵而来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又席卷全国，工厂、农村更多的领导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群众组织之间在夺权问题上你争我夺，互相厮杀，好些地方的工农业生产处于无人管的无政府状态。
真是雪上加霜，乱上加乱。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其如此。
眼下，春天将至，关系到7亿人民一年吃穿的春耕生产迫在眉睫。但农村又是这样一种局面，这叫7亿人民的“总管家”周恩来怎能不忧心？
三年“大跃进”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不少地方饥荒严重，很多人活活饿死，粮食问题千钧一发，很多城市的粮食只有几天的库存。各地粮食告急的电话使周恩来日夜难眠。为了渡过这一难关，周恩来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事后，周恩来回想当时的紧急情况，仍不寒而栗。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协助周恩来抓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在1988年还这样说：粮食问题，我们是吓怕了的！
应当说，当年亲自领导全国人民共度粮食难关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农业和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2月11日，周恩来把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机关“权力接管委员会”的代表和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厅。谭震林、江一真等也在场。
当时，农业部、农办、农垦部、气象局等机关相继被夺权，成立了所谓的“权力接管委员会”。
周恩来逐一询问了各单位的夺权情况后，说：当前春耕生产到了，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今晚找你们来谈，目的是要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你们要全力地抓。政府部门、业务部门，并不是每个部门问题都那么严重，都非夺权不可。你们农口要准备一下，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光有青年人参加还不行，青年人有闯劲，但缺乏业务经验，要三结合，搞个像样的全国呼吁书。总之，中心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季节性很强，一年之计在于春，过了季就完了，不像工业。你们接管委员会负责生产的班子要认真研究一下。
2月20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农村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发出了一封抓紧搞好春耕生产的信。但是，周恩来知道，在那种局面下，这封信的号召力和约束力太微弱了。
没有具体的组织领导保证，仅靠一般的号召是唤不醒早已被一种政治狂热所湮灭了的良知的。
必须采取措施。否则，“粮荒”饿死人的历史悲剧又将重演。
周恩来想到了军队。
人民解放军在当时是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
2月23日，周恩来把在京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京西宾馆，要求各军区立即行动起来，抓好当地的春耕生产。
周恩来说：军队的担子很重，不仅要处理好军队自己的问题，还要把地方的担子担起来，抓好工农业生产。当前比较紧急的工作是春耕生产问题，季节逼人。这个问题耽误了不得了，生产没人搞，没饭吃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要立即分两条线布置春耕生产。一是打电话传达布置，二是由省军区负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军分区、县武装部来人参加。有的省、地、县已经瘫痪了，也要找几个人来。组织各级干部参加，最好是过去管农业的。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他们熟悉情况。
有人为难地提出：现在省市领导干部大多被打倒，有的没有“过关”，怎么办呢？
周恩来说：省地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也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每个省总可以找出几个干部。今天是23号，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南方更要快一点，三级干部会议都要在2月底开完。会议不要开长，顶多两天，把中央的精神讲一讲，就说中央委托军区、省军区抓生产。对地、县都要抓，县一级是重点。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党、政机关找几个领导参加，组成生产办公室。
会上，周恩来还和在场的叶剑英、萧华商量，提议召开一个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就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和夺权等问题再强调和布置一下。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叶剑英说：那就趁热打铁，25日就报到，26日开会。
周恩来说：可以，请示林彪同志后即以电话告各军。
下午，在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就把召开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的打算和目的说了。
在一旁的叶群很不高兴。原因是林彪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管军队，事先却没有得到此事的报告。
周恩来也确实没来得及亲自报告林彪。因为在京西宾馆的会上，他交代了一下要请示林彪。这是由工作人员办的事。
到晚上，周恩来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每个军至少应该来两个人。
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是一时的疏忽，也可以理解。周恩来一天到晚忙得顾了头，顾不上脚，饭顾不上吃，觉不能睡，这种疏忽在所难免。但叶群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她放出话来：林副主席被架空了。
江青更是借机围攻周恩来：调一个营，都得主席批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报告主席？
话传到周恩来耳中。周恩来被迫于7月24日写信向林彪解释。
林彪同志：
昨（23）日在京西宾馆邀集各军区同志会谈，请他们回本地后负责召开省、地、县三级以军区为主的会议，布置春耕工作，同时以电话通知来京的省军区照办。当讨论时，联系到无锡31军的要求，我与剑英、萧华两同志商量，提议召开各军政治首长会议，讨论帮助地方春耕和支持参加夺权斗争问题，当时大家都赞成。我说了请示林副主席后就以电话通知各地，剑英说25日报到，26日开会。当日下午，我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又提出此建议，夜间报告了主席，主席还指示每军应到两人，我并说要请文革小组参加指导。在这些报告中，我竟疏于检查剑英和我的秘书已否报告林副主席。下午，又未再向叶群同志在碰头会上打招呼，这是一大错误。
林彪圈阅了此信，没写下任何意见。
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3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北京市怀柔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副县长、县武装部负责人、当地驻军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抓春耕生产的消息。同时，还配发
1967年2月20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
高耸、威严的红色院墙，没能抵挡住从塞外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凛冽的寒风夹裹着砂土在窗外肆虐地飞舞。
刚刚从毛泽东处谈完话回来的周恩来伏在案头，圈圈点点地在阅改着一份文件。
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眼下农村春耕生产即将开始，希望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动员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产。信中还指出：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广大群众应该谅解和支持他们。建议你们立即召开一次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要大力支持、帮助春耕工作。
周恩来圈改完最后一个字，随即在信的空白处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你将这一修正稿即送主席审批，批后重新印发，并登报。
周恩来按铃叫来值班秘书，吩咐立即把文件送走。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布满倦容的脸上思绪重重。
围绕着是要“革命”还是要生产的问题，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新的一轮较量又即将开始了。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了尽量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而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已经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较量与斗争。
狂飙突起，周恩来接连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出某些限制，但都没能“令出中南海”。
按照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却出现“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的势头。针对这种态势，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出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8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危及到工农业生产和各级领导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大电厂、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对这些要害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领导，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人手中。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地向广大红卫兵和群众进行教育，劝他们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8月26日，陶铸将通知草稿送周恩来。
周恩来阅改后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康、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不料，江青看后却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
9月1日，毛泽东批：此件不发。
显然，这个通知的精神不对毛泽东的思路。运动刚开始，毛泽东不希望对运动有太多的限制。他怕运动又出现派工作组时的“冷冷清清”。
运动初期，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打算也不太清楚。他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拥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反修防修的良好初衷来考虑的。但他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务实态度，那就是革命也要吃饭。命要革，修要防，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要搞上去。
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好不容易才完成，经济形势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因此，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部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对这个宏伟目标，毛泽东也很兴奋，并一直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然而，此时毛泽东的思维焦点是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其他一切工作要服从和让位于“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心工作。
当然，毛泽东也没预料到“文化大革命”会像后来那样搞成乱得难以收拾，也没料到林彪、江青一伙会利用“文化大革命”。
所处的位置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对问题的想法也就不一样。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担心“文化大革命”会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冲击，而且希望运动不要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他想，这希望也应当是毛泽东所赞成的。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嘛！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重提阶级斗争，但又同时指出：切不可以因阶级斗争妨碍经济调整工作，请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注意。要记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
因此，对于毛泽东不同意批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周恩来虽然不是很理解，但也没有想得太多。
9月1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对红卫兵冲击生产提出了批评。他说：有的地方，红卫兵与工人对立起来，要求工人像学生一样闹革命才没有意见。这怎么行呢？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总不能放假搞革命不搞生产吧？服务行业也不能停止供应吧，这个道理给你们一说就应该懂得。比如，还有热电站，也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有生产任务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你们学生放了假闹革命，工人还有他们的生产任务，你们要照顾他们的生产任务。
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政策要求。
其中，在红卫兵串联的问题上，周恩来写道：串联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受危害；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红卫兵要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联。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修改后，立即召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参加会议的有陶铸、康生、李富春、陈毅、王任重、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吴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会上，陶铸、陈毅等都赞同《意见》，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一些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但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对《意见》表示否定。
康生说：这十个问题，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如果这个文件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关锋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结果，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被压下了，没能发出去。
很快，周恩来担心“文化大革命”会冲击经济建设的预感就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农村也“炮打司令部”。周恩来指示起草了两个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文件。中央碰头会上，中央文革议而不决。毛泽东接到周恩来送来的文件后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4日，一份电话记录以“要事汇报”的形式摆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这份电话记录写下了黑龙江双城县人委办公室的情况反映：双城县8月22日开了“点火”大会，提出了“炮打司令部”。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斗了。到9月2日为止，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多数被斗倒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队干部出走了，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生产临近，不少公社、生产队已陷于瘫痪，对秋收生产将会有很大影响。县、社、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县、社、队？中央和国务院7月2日和22日通知和补充通知是否仍有效？急切要求中央给以明确答复。
这里所说的通知和补充通知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于7月2日、22日先后发出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补充通知》。两个通知都强调：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及县以下基层生产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不能一哄而起，影响生产。
看罢这份电话记录，周恩来双眉紧蹙，忧心如焚。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联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生产岗位，四处“闹革命”。黑龙江双城县反映的情况不仅仅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有反映。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周恩来拿起电话，找到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应结合原“四清”的部署，分期分批进行，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一下革命不影响生产。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农村、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要求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的领导都要适当分工，建立两个领导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同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学生大会和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都反复提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他在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说：我们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科学院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李富春、谭震林把起草的关于农村、工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批。
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稍作了修改。
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生产领域之外。
《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强调：县以下各级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公社、生产队去串联。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停下来。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其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强调：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服务行业的职工，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联，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的进行。中央各部直属企业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等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到业余时间去搞。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
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尤其对广大基层干部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文件还没有正式下发之前，陶铸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有关领导透露了这两个文件的精神。
华东局立即把陶铸传达的精神传达到各地，要求各地、市委用最快的办法传达下去。
广大干部、群众听了传达后，反映强烈。
江苏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来电反映：广大工人、农民听了传达后反映强烈，普遍认为这是《十六条》的具体化，是一项正确的措施，说了工人、贫下中农想说的话。不少老工人反映：原来对生产的不正常情况很焦急，但又不敢讲，怕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现在有了中央指示，我们可以讲话了。不少贫下中农反映：只抓文化大革命，不抓生产，田里只长草，人要没饭吃。各级干部也反映很好，说现在工农业生产问题很多，过去不敢讲话，怕讲了生产，就被说成是“不突出政治、反对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央讲了话，心里有了底，可以理直气壮地领导生产了。大、中学校的学生听了传达后，反应不一。有的相信，有的表示怀疑，说来得突然，不可理解，既是中央指示，为什么不登报、不广播？有的学生还说：早不下达迟不下达，正在大批学生下工厂、下乡串联时下达，这是地、市委的大阴谋。
江西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向中央文革小组发急电反映：华东局韩哲一打电话给省委白栋材同志传达中央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要把县以下和工厂稳住，学生不要到农村、工厂去串联，干部要挺起身来讲道理，生产搞不好，没有饭吃，什么也不能搞了。还说这是主席提的，要马上用电话下达，下达到县委和工厂党委。红卫兵总部筹委会认为，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接了这么个文件，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六条》不相符的。望中央火速回电。
上面两份情况反映的来电周恩来都看过。
9月8日，周恩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会议讨论没有结果。中央文革的几个人表示反对，说会给运动泼冷水。在他们看来，既然毛泽东不同意批发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那么，也肯定不会同意批发这两个文件。
这回，他们估计错了。
会后，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连同黑龙江双城县人委的情况反映、江苏文革小组的情况反映及江西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的来电，一并送毛泽东，并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看了江苏文革小组9月8日来电和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9月7日来电，我认为有关农村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然后才好批发这两个方面的通知。现将有关文件送上，提议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妥否，请主席指示。
9月10日，周恩来出席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
周恩来告诫即将赴各地串联的红卫兵：你们去工厂访问、参观，不要妨碍他们的生产，不能硬闯入工人生产车间。《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重点放在尊重工人阶级，他们自己能够解决问题。农村，现在正是三秋季节，是秋收、秋耕、秋种的时候，我们应该积极注意和支持三秋工作，不要妨碍他们的三秋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已经写了，我们还打算另外再写一篇。
周恩来提醒赴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全国的建设。那里的生产任务很重，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不应该做的事，你们不要强加于他们。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和建设的秩序，否则，生产就要受影响。
周恩来还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十六条》讲了，是文化教育机关和党政领导机关。那些机关也还有它的日常业务工作，也并不是所有的党政机关和它们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个框框不符合《十六条》。否则，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不就是漆黑一团吗？逻辑不通嘛！
周恩来要求去串联的红卫兵要向广大学生、红卫兵、工人、农民宣传党的这些政策。
后来，中共中央华东局来电反映说：广大干部和群众得知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后，一致认为讲话解决了很多思想和政策问题，建议整理出来公开发表，或印发正式文件传达到群众。
毛泽东经过一番反复考虑后，此时也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感到强调一下不能冲击生产很有必要。
就在周恩来讲话的同一天，毛泽东对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近几天讨论一下。
9月14日，毛泽东又指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江青一伙的不满。
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调子不一样。中央文革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周恩来说：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江青跳了起来：“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9月15日，即《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两个文件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第三次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革命要促进而不能影响工农业生产。他说：
“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同志们，同学们！
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
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
中央文革一伙对周恩来更为恼恨。
9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会后，周恩来批送中央文革小组核阅。但江青等人借此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文件送去好几天，没有一点反应，就是压着不议。
周恩来问秘书：送文革小组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退回来没有？
秘书回答说：已经打电话催问几次了，他们说还没有讨论。
9月20日，周恩来被迫亲自写信给江青催问：
江青同志：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更露骨的是，中央文革一伙在背后攻击周恩来9月15日在陪毛泽东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
9月25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杨成武、刘志坚、周荣鑫在场陪见。
周恩来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季节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农民总不能停止生产放假搞革命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联大大超负荷，每天增加40辆客运列车，而货运量减少了百分之十。再增加运输量就要影响国家建设了，到外地的串联不得不停止。
周恩来还说：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要敢于站出来说话，解释党的政策。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内历史全面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炮打司令部，不管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先炮打一下再说，这怎么行呢？打仗总还要选准目标嘛！
同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第16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和生产上去。
自红卫兵大串联狂潮席卷全国以来，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指责周恩来所强调的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周恩来说：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文化大革命像一头癫狂的怪兽，咆哮着在神州大地恣意肆虐。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它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为癫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与工人座谈时还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紧急指示》的下达和中央文革对安亭事件的肯定，等于在向社会宣布：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9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纵深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联，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与照。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各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在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指责周恩来所强调的革命不能冲击生产是“怕字派”。
陈伯达说：怕字派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大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证了。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对待串联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革命学生互相串联，这是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有人说，全国串联妨碍生产。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形势大好。又有人说，工农业生产是上升的，但是交通运输有问题。所以就逼着中央进一步考虑用步行来串联。
陈伯达不同意周恩来的主张和做法倒也罢了，关键是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这样一种场合公然与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理唱反调，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了相当的困难。试想，如果陈伯达的讲话传扬到社会上，周恩来还怎么去说服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去影响工人、农民的生产？周恩来几次强调：陈伯达的讲话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但中央文革却故意把陈伯达的讲话扩散到社会上去。
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是那样的艰难，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断的重要性，严词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分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工人、农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无疑是向正冲入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调到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着“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周恩来的斗争方法很高明。他表面上没有急于否定陈伯达的十二条，但他知道这十二条在座谈会上肯定会遭到强烈反对。
政治局会议上短兵相接。林彪赤膊上阵，中央文革一马当先，大批周恩来支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大错特错”、“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被迫暂时“退却”：工交座谈会，虽然有错误，但总还做了一些工作。
11月17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联表示担心。
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对陈伯达十二条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
陈伯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找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打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余、谷二人读其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非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
而后，陈伯达又用他那难听的福建腔普通话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11月22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
11月30日，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周荣鑫等中央负责人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代表。
周恩来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正在起草一个关于厂矿、企事业单位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决定。你们离开单位很久了，你们有生产任务，有业务，除留下少数代表外，多数可以回去。
陈毅在讲话中说：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刚才总理的指示，也是中央精神，一方面要闹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促生产，不要妨碍生产。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关于工交座谈会议的汇报。
此时的林彪，实际上是中央文革请来的“尊神”，来替中央文革助威压阵。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
谷牧说：这次座谈会，中心是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问题。大家认为在具体做法上，必须考虑工矿企业的实际特点。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出毛病，就可能影响全局。有些行业，如冶金、电讯、航运、电力等部门，生产的连续性很强，一刻也不能中断。大家还担心工厂中的派别斗争，如果处理不好，发展下去，在生产建设上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南京720厂，因两派斗争，已停产半个月；哈尔滨电机厂今年约有20多万瓦的发电机完不成。还有一个领导问题，有相当多的基层企业组织瘫痪情况严重，各级领导讲话不灵，中央精神贯彻不下去。中央关于在党委的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的指示，从中央工交各部到省市委，迄今大部分都不落实。建议工矿企业党的领导不能中断，抓生产的班子要尽快落实，抓生产的领导主要精力应放在生产上……
还未等谷牧说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急待地发难，大叫：“工交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恶狠狠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我也是计委的一个成员，大计委、小计委都有我的名字，也没有商量过。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
6日的会上，王力赤膊上阵，滔滔不绝，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陶铸。王力说：“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6月，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被刘、邓的错误路线镇压了。中央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后，工人又起来了。9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又变成了不准革命，压革命。”
王力这里讲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指在9月上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到10月1号，林总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第13期社论（这是指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笔者注），10月5日军委紧急指示，在这样一个号召之下，工人运动就又起来了，规模更大。这本来是很好的，形势好得很。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这个事件以后，我们明确感到工人起来了。”
王力越说越来劲，周恩来、陶铸在一旁冷峻地沉默以对。
“关于工人串联问题，也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学生运动期间，那条错误路线就是不准校与校之间来往。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工厂与工厂之间不能来往。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为什么不能来往？”
王力在这里偷换概念，故意把“串联”说成是“来往”。
“毛主席说，学生必须与工农结合。学生不同工农结合，他就漂浮了嘛！因此，学生往工厂里跑，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欢迎，应该鼓励。但是，现在有些人一看到学生，就不得了，就是‘洪水猛兽’。过去说红卫兵组织是非法的，现在工人组织变成非法的，不予承认。我昨天就提出来了，中央过去说工厂、农村一般不成立红卫兵其他革命组织，这样的指示还适不适用？中央还批了一个什么地方的材料，说厂外不能串联，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原来就不应该这样说。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农村五条（按：这是指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农村五条是农忙的时候，现在也不是农忙了。所以就不能说这方面的指示和其他规定还都适用。如果都不适用，有好多地方压制工人运动的人就很希望有这些规定，那么，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王力自恃有林彪坐镇，来势汹汹。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
这个时候，还要硬挡是挡不住的，非但挡不住，还可能把有生力量冲垮。
会上，周恩来作了“掩护”式的发言。
一方面，他自己承担了“责任”：“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
另一方面，他设法为主持参加工交座谈会的干部开脱：
“工交座谈会《汇报提纲》，虽然有错误，比如没强调三线，不应该砍的砍了，但总还做了一些工作。秋里同志说了嘛，今年的计划总还完成得不坏。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广大工人的努力，但具体的领导者总也还有点作用。”
“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不理解”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不理解”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如果像王力所说的“《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了，那就变成敌我矛盾了。
至于王力指责的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压革命，周恩来不软不硬地说了一句：“抓革命、促生产，是《十六条》上提出来的。当然，这里头有个主从，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
周恩来的意思是说，你王力难道连《十六条》还想否定吗？
周恩来还勉励那些受到错误指责和批评的干部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字字句句地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有林彪的支持，陈伯达起草的在工交座谈会上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在会上通过了。
这一《规定》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工人也可以到学校串联。这一文件的下达，改变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阅。
周恩来是为了让毛泽东了解事情真相，防止中央文革一伙恶人先告状。
周恩来还附了一封信。
主席：
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局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各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除每日托汪东兴同志面报外，待主席确定时间，林彪、伯达和常委少数同志当来面报，有关其他重大问题，如各省各部重要情况和涉外事件亦当面报。
周恩来十二月六日
果然，中央文革一伙还不罢休。他们还要求把谷牧的《汇报提纲》及《十五条》下发到全国进行批判。
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请示。毛泽东不同意下发。
12月9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处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的精神如何传达问题。周恩来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就行了。
试想，如果中央文革把《汇报提纲》和《十五条》下发全国各地批判的阴谋得逞，不仅生产建设要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而且，一大批工交战线上的干部又要被打倒。
参加工交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被林彪的“结论”性表态搞得有气无处撒，有冤无处申，有的难免感到有点心灰意冷。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北京回去的前一天，周恩来把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周恩来是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的，也是给他们鼓气的。
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心里有冤屈，但不能因此就不抓工作了。
因此，周恩来反复强调说：要想开一些，要想通。个人受点冲击，受点委屈不要太计较。那个时候坐牢砍头都过来了。现在各行各业红卫兵要去冲，运动要进入工交系统，这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周恩来的意思是要大家变被动为主动。否则，老是处于被动状态，非但有可能被冲垮，而且对工作不利。
周恩来还说：回去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
会上，周恩来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回去后要注意抓好农业生产，说：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然而，4天之后，林彪又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指示》提出：农村社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联，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联；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
这一文件的下发，推翻了中央在9月份下发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广大农村。
林彪在会上还指责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一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称：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工人群众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联。
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以减少运动对经济建设的冲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挡住。
周恩来没能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但他并没因此而停止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相反，在“文化大革命”全面踏向工农业生产领域后，他对国民经济这一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大关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各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
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有人说，周恩来当初为什么不拍案而起，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如果周恩来当初这样做，也许“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呢！
这话只能是不了解具体历史的人的一种不负责任的猜测和假设。真正深入到当时具体历史的复杂关系中，这种猜测和假设就很难说出口，更谈不上有理由站住。
就拿工厂、农村搞不搞“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来说吧。在这件事上，周恩来一开始就态度十分明确：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不主张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为此作了各种努力。但是最终也没能挡住。其中原因，错综复杂，读者看了上文，自然会悟出一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因不是周恩来反对不反对的问题。这件事情也很客观地表明：“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只要周恩来说一声“不同意”就可以阻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在那样一种局势下，你反对也无济于事，非但阻止不了，而且还有可能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把柄”而被打倒，失去斗争的权力。这样于国于民于党有百害而无一益的结果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希望看到的。
政治家伟大的层次区分，就在于他在同一历史环境中站得多高，看得多远，洞察得多深。
周恩来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政治斗争磨砺的伟大政治家。他的心态恐怕远非我们一般人所能具备和企及的。他的一举一措，有时考虑的不是自己个人的荣辱与安危，而更多的是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有些事情，如果处理不当，不光是自己被打倒，而是关系到整个党的生死存亡。
有学者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系党和国家安危于一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
周恩来提议召开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抓春耕生产。叶群放出话来：林副主席被架空了。江青说：调一个营，都得主席批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报告主席？周恩来被迫检讨。
历史踩着蹒跚的脚步，踉跄着撞入1967年。
国民经济的形势更为严峻。
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面进入工厂、农村，农民、工人四处串联，停产闹革命；更要命的是接踵而来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又席卷全国，工厂、农村更多的领导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群众组织之间在夺权问题上你争我夺，互相厮杀，好些地方的工农业生产处于无人管的无政府状态。
真是雪上加霜，乱上加乱。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其如此。
眼下，春天将至，关系到7亿人民一年吃穿的春耕生产迫在眉睫。但农村又是这样一种局面，这叫7亿人民的“总管家”周恩来怎能不忧心？
三年“大跃进”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不少地方饥荒严重，很多人活活饿死，粮食问题千钧一发，很多城市的粮食只有几天的库存。各地粮食告急的电话使周恩来日夜难眠。为了渡过这一难关，周恩来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事后，周恩来回想当时的紧急情况，仍不寒而栗。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协助周恩来抓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在1988年还这样说：粮食问题，我们是吓怕了的！
应当说，当年亲自领导全国人民共度粮食难关的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农业和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2月11日，周恩来把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机关“权力接管委员会”的代表和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厅。谭震林、江一真等也在场。
当时，农业部、农办、农垦部、气象局等机关相继被夺权，成立了所谓的“权力接管委员会”。
周恩来逐一询问了各单位的夺权情况后，说：当前春耕生产到了，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今晚找你们来谈，目的是要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你们要全力地抓。政府部门、业务部门，并不是每个部门问题都那么严重，都非夺权不可。你们农口要准备一下，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光有青年人参加还不行，青年人有闯劲，但缺乏业务经验，要三结合，搞个像样的全国呼吁书。总之，中心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季节性很强，一年之计在于春，过了季就完了，不像工业。你们接管委员会负责生产的班子要认真研究一下。
2月20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农村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发出了一封抓紧搞好春耕生产的信。但是，周恩来知道，在那种局面下，这封信的号召力和约束力太微弱了。
没有具体的组织领导保证，仅靠一般的号召是唤不醒早已被一种政治狂热所湮灭了的良知的。
必须采取措施。否则，“粮荒”饿死人的历史悲剧又将重演。
周恩来想到了军队。
人民解放军在当时是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
2月23日，周恩来把在京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京西宾馆，要求各军区立即行动起来，抓好当地的春耕生产。
周恩来说：军队的担子很重，不仅要处理好军队自己的问题，还要把地方的担子担起来，抓好工农业生产。当前比较紧急的工作是春耕生产问题，季节逼人。这个问题耽误了不得了，生产没人搞，没饭吃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要立即分两条线布置春耕生产。一是打电话传达布置，二是由省军区负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军分区、县武装部来人参加。有的省、地、县已经瘫痪了，也要找几个人来。组织各级干部参加，最好是过去管农业的。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他们熟悉情况。
有人为难地提出：现在省市领导干部大多被打倒，有的没有“过关”，怎么办呢？
周恩来说：省地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也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每个省总可以找出几个干部。今天是23号，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南方更要快一点，三级干部会议都要在2月底开完。会议不要开长，顶多两天，把中央的精神讲一讲，就说中央委托军区、省军区抓生产。对地、县都要抓，县一级是重点。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党、政机关找几个领导参加，组成生产办公室。
会上，周恩来还和在场的叶剑英、萧华商量，提议召开一个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就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和夺权等问题再强调和布置一下。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叶剑英说：那就趁热打铁，25日就报到，26日开会。
周恩来说：可以，请示林彪同志后即以电话告各军。
下午，在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就把召开全军军以上政治干部会议的打算和目的说了。
在一旁的叶群很不高兴。原因是林彪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管军队，事先却没有得到此事的报告。
周恩来也确实没来得及亲自报告林彪。因为在京西宾馆的会上，他交代了一下要请示林彪。这是由工作人员办的事。
到晚上，周恩来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的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每个军至少应该来两个人。
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是一时的疏忽，也可以理解。周恩来一天到晚忙得顾了头，顾不上脚，饭顾不上吃，觉不能睡，这种疏忽在所难免。但叶群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她放出话来：林副主席被架空了。
江青更是借机围攻周恩来：调一个营，都得主席批准，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报告主席？
话传到周恩来耳中。周恩来被迫于7月24日写信向林彪解释。
林彪同志：
昨（23）日在京西宾馆邀集各军区同志会谈，请他们回本地后负责召开省、地、县三级以军区为主的会议，布置春耕工作，同时以电话通知来京的省军区照办。当讨论时，联系到无锡31军的要求，我与剑英、萧华两同志商量，提议召开各军政治首长会议，讨论帮助地方春耕和支持参加夺权斗争问题，当时大家都赞成。我说了请示林副主席后就以电话通知各地，剑英说25日报到，26日开会。当日下午，我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又提出此建议，夜间报告了主席，主席还指示每军应到两人，我并说要请文革小组参加指导。在这些报告中，我竟疏于检查剑英和我的秘书已否报告林副主席。下午，又未再向叶群同志在碰头会上打招呼，这是一大错误。
林彪圈阅了此信，没写下任何意见。
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3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北京市怀柔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副县长、县武装部负责人、当地驻军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抓春耕生产的消息。同时，还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