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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夏季对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来说是一段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日子，美英联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美军在西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取得重大胜利，麦克阿瑟将军向全世界兑现了他的诺言，率领大军重新回到了菲律宾。在德军的疯狂进攻面前，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彻底胜利，战局从此由防御转为大踏步的进攻。在印度战场上，英国军队粉碎了日军的大举进攻，将牟田口廉也指挥的第15军赶回了缅甸；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驻印军经过近百天的血战，也攻占了缅北第一大城市密支那，使中国战区又重新拥有了一条国际生命线。
史迪威也因此役登上了人生事业的最高峰，8月2日，他被晋升为美国陆军四星上将。8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祝密支那胜利》的社论，热情讴歌：“这一辉煌的胜利，是由于史迪威将军的卓越指挥，也是由于盟军将士协同一致，英勇效命所取得的成功。”社论盛赞史迪威将军“胆识过人的战略，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史迪威将军的打通援华路线的战略，浸透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
然而，刚刚享受到一点胜利喜悦的史迪威很快就变得忧心忡忡。
这是因为，唯独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国战区，出现了惨不忍睹的情况。侵华日军发动了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陆上通道为主要目的的“一号作战”，此次战役整个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溃千里，丢失了大小城市146座，失去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土地20多万平方公里，损失近60万军队，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出现了日军突进贵州，重庆吃紧，国民政府已准备迁往西昌的局面。
国内的严重局势立即影响到了史迪威拟定的下一步战略计划，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廖耀湘的新6军新22师和新14师空运回国增援，新50师留缅编入孙立人的新1军。
同样是中国军队，面对的是同样的敌人，为何在蒋介石领导之下会被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丢城失地，而在史迪威的领导之下却连战连捷，凯歌高奏？
如此强烈的对比终于使盟国领导人对蒋介石的能力，以及他领导之下的政权机构对国家的管理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1944年1月20日，史迪威在缅北指挥中国驻印军作战，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从重庆飞到新平洋来见他。
戴维斯交给他一份准备提交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内容是建议由驻华美军司令部向延安和共产党的其他根据地派遣观察组。
史迪威采纳了这个建议，并通过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种种压力，终于在得到蒋介石同意之后，于7、8月间分两批向延安派出了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
1944年7月22日，密支那正笼罩在隆隆枪炮声中的时候，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由17名美军军官组成的观察组飞抵延安，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美军为观察组命名的代号是“迪克西使团”。取名于一首在美国流传很广的老歌歌词，体现了一种很受美国人欣赏的反叛精神。
在简朴的宴会上，在美国人心中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毛泽东主席和他身经百战的战友们，轮番用盛着烈酒的瓷茶杯向他们的美国朋友敬酒。观察组的官兵得到的第一份礼物，是每人一套用手工编织的崭新的土布八路军军装。
在后来参观的日子里，这些美国军官看到了一个秩序井然、民主平等、勤俭节约的社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深入军队和农村进行考察，参与审讯被俘的日军士兵，收集与日军有关的情报，建立气象收集渠道，与中共领导人作深入访谈，他们把自己也融入到了延安的生活之中。他们主动教八路军如何使用他们带去的各种美式武器，用他们的飞机为延安送来了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经过这次考察，观察组积极地建议用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中共军队，甚至考虑启运欧洲战场上缴获的德军武器来武装八路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真研究了中国的战局，马歇尔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4日呈交罗斯福总统。备忘录建议总统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并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授予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
7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蒋介石拿着罗斯福的来电，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电报中居然要求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自己万分憎恶，屡次要求撤换的美国人，特别是还要求史迪威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这样的要求，犹如一把尖刀扎在他的心窝上。
7月8日，熬过了人生中最为痛苦的两天后，蒋介石玩起了中国人特有的太极功夫，他复电罗斯福，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议”，但接着又提出，为了便于史迪威行使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需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并要求罗斯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以调解他和史迪威的关系。
罗斯福没有看透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对他的答复感到非常满意。在7月9日的回电中，尽管他也催促蒋介石“尽快为史迪威承担指挥权铺平道路”，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蒋介石关于需要一个“准备阶段”的托词。同时，他同意向重庆派遣一名美国政治代表。罗斯福的答复虽然仍保持着强硬态度，但已给蒋介石留下了可乘之机。
8月10日，美国方面通知蒋介石，将由赫尔利将军担任总统的全权代表，并在近期内赴华。
9月6日，史迪威陪同赫尔利飞抵重庆。
次日上午，蒋介石在德安里官邸分别会见了史迪威和赫尔利。
然而，踌躇满志的赫尔利很快便明白，要让通常习惯于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当作爱国主义来加以狂热歌颂的中国接受一位外国统帅来指挥自己国家的军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进行了极其艰苦的谈判。
宋子文坚持要由蒋介石掌握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并强调这是一个大国的尊严，由美国人控制租借物资侵犯了这种尊严。
史迪威和许多美国人都坚持认为，如果把租借物资控制权交给蒋介石，就无法保证这些物资都用于对日作战。蒋介石会把大部分物资囤积起来，以便在战后用于对付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政治对手。
赫尔利拍着桌子驳回了宋子文的要求，他说：“请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它们，我们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这里也牵扯到1.3亿美国人的尊严问题，正是他们为此付了税。”
在态度强硬的赫尔利面前，宋子文一脸尴尬。
就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纠葛在赫尔利、宋子文的掺和下还没有弄清楚时，滇西龙陵方面又出现了日军的大举反攻。蒋介石要求史迪威立即命令正在密支那一带休整的驻印军向八莫、南坎方向进攻，以减少卫立煌已经突过怒江的部队的压力。
史迪威向马歇尔发出了告急电报，将中国出现的危机，蒋介石要亲手毁掉缅北的大好战局调回云南远征军，以及蒋介石企图保存实力，囤积物资，等待盟国结束战争和有关指挥权的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也一并电告。
史迪威的电报传到了正在魁北克召开会议的马歇尔手中时，整个会议顿时哗然，让出席会议的罗斯福、丘吉尔等惊愕不已！
罗斯福不仅对中国的危机十分关注，也对史迪威指挥权拖延至今没有落实感到了压力，他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蒋介石阁下：
读过有关中国局势的最新报告后，我和我的参谋长们深信在最近的将来，你就要面临我曾一直担忧的灾难。
……
我确信，为了防止日本人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的，当前你唯一能做的是立即增派在萨尔温江的中国部队，并要他们发动攻势，同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全部军队的权力，并不加限制。我现在要求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作出决定，即保证并增加对华援助。我非常坦白地说明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再拖延下去，你们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罗斯福
1944年9月18日
同一天上午11时，重庆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机要室译出了总统的电报，并把它交给了史迪威。
史迪威飞快地掠了一眼，顿时心花怒放。他认为：“罗斯福终于把话说明白了，差不多句句都带有火药味，很浓的火药味。”
他把这份重要的电报，看成是罗斯福对蒋介石采取强硬路线的重要转变，甚至可以当作美国总统给中国统帅的最后通牒。
史迪威因长期以来罗斯福不明事理，听信一些如艾尔索普之类的谗言，让他有口难辩而苦恼，而如今，总统终于醒悟了！
心情愉快的史迪威吩咐将电报译成中文后，立即驱车赶往黄山云岫楼官邸，决定把这封电报亲自交给蒋介石。
然而，蒋介石看罢电文，不置可否，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蒋介石虽然在看到罗斯福给他的电报时表面上不露声色，但他很快便认识到，这份电报与他的政治生命生死攸关。美国人是在强迫他接受史迪威，如果这次他妥协了，以后又让他接受共产党武装又怎么办？他横下心来，坚决顶住。蒋介石判定美国人在这种时候不会轻易抛弃中国。他决心与罗斯福赌一把，到底是美国硬得过他，还是他硬得过美国。正是因为有了这封对他轻蔑和压迫的电报，才使他有了拒绝任命史迪威指挥权的借口。
蒋介石在没有稳操胜券之前还做出了麻痹史迪威的假象，如接受了史迪威制定的桂林防务方案并交给白崇禧去执行。蒋介石还主动告诉史迪威，已根据他的意见，将第93师师长枪毙。好像是蒋介石在主动与史迪威改善关系。
9月23日，受到鼓励的史迪威为了争取蒋介石尽早将中国军队的指挥大权交到自己手里，主动提出了一整套的建议。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他亲自去延安同共产党的首脑谈判，说服他们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他本人的指挥。
史迪威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一积极的举动，促使蒋介石彻底摊牌。
美好的理想，瞬间化为泡影！
9月24日，当赫尔利拿着史迪威的建议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看到史迪威一旦上任后准备对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疑是在要他的老命。他怒不可遏，以不容商量的坚决态度，要求美国方面立即召回史迪威。
他在对美国总统特使最后通牒般的谈话中一口气用了两个“绝对”：
“我绝对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国体，坐看共产主义赤化中国。史迪威完全缺乏政治头脑，我已经对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和信心。因此，我绝对不能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交给这样一个得不到我国政府基本信任的人！”
他还严厉地警告赫尔利：“此事涉及立国根本，国家主权，本人绝对不能迁就让步。否则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
就在赫尔利瞠目结舌背心发冷之际，蒋介石又和缓了语气，请他电告罗斯福总统，要求另派一名“富于友谊与合作精神”的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并保证“竭诚欢迎”和“全力支持”继任者。
赫尔利大惊失色，他立即放下唯我独尊的派头，苦口婆心地对蒋介石进行规劝。
但蒋介石毫不动摇，坚持必须将史迪威立即撤回，另派人来。
赫尔利无奈，马上将蒋介石的态度电告罗斯福。
史迪威听到这一消息，感到十分气愤。
但赫尔利告诉他：“一切都太迟了。”
史迪威随即向马歇尔报告了重庆发生的全部情况，希望能得到有力的支持。
蒋介石这一通刚柔相济的拳法居然力挽狂澜，立见成效。
华盛顿在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马歇尔和陆军部主张坚定地支持史迪威，他们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报，以反驳蒋介石的各项指责。但是，罗斯福总统不同意签发这份电报。他已经接到赫尔利的报告，认为蒋介石并不是拒绝接受美国人执掌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而完全是由于个人性格上的不和，拒绝接受史迪威本人。
10月11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发去的一封电报最终使史迪威成为了一位悲情英雄。
他告诉总统：“你和蒋介石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除了关于对史迪威的任命外，蒋介石同意你的任何要求和任何建议。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一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正确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我郑重地向你建议，立即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发出了一声悲叹：“赫尔利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的喉咙。”
10月19日对史迪威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在这一场中美统帅的角力中，中国统帅最终取得了胜利。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把史迪威从中国召回。
愤怒的史迪威本想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发表一个解职声明。可是他接到的指示是：“48小时之内必须离开重庆，行程严格保密。”
在随后的1天半充满绝望、愤怒与忧伤的时间里，史迪威匆忙地向各方面的友人告别。
蒋介石为了表彰史迪威在华期间作出的努力，派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中校军官，给史迪威送来一枚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中国当局对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但遭到了史迪威的拒绝，他的处置方式针锋相对，派一名同等级别的美国军官，将这枚勋章送了回去。
在宋子文的撮合下，史迪威与蒋介石见了最后一面。蒋介石说得多，史迪威听得多。等到蒋介石说完，史迪威只说了一句：“我只希望蒋先生记住，我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我预祝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告辞了。”言毕，他起身而去。
10月21日午后，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重庆。出于保密的原因，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到机场送行。
史迪威离开重庆后，在昆明、保山、密支那、兰姆伽停留了3天，他到前线看了看留下了他的足迹的山岭、密林、道路、河流。还有自己倾注全部心血培育起来的中国驻印军官兵，他率领着他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路浴血奋战打回了缅甸，与中国驻印军全体官兵结下了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友谊。
在分手之际，他有太多的话想对他们说。他清楚此一去，很可能永远都无法和他们再见了。但他不能向他们正式告别，也不能透漏半点他即将离开的消息，因为华盛顿命令他必须对他的部队和军官严守秘密。他只能像过去无数次深入到前线视察时一样，和官兵们相处谈话。这种内心的伤痛，令这位白发将军苦不堪言。
但是，就在飞往卡拉奇的时候，史迪威还是忍不住给他最好的朋友孙立人发去了一封告诉他被解职的电报。
10月27日上午8点，史迪威的座机离开了中缅印战区最西端的卡拉奇机场。开始了飞往美国的漫长旅途，作为一位杰出的美国职业军人，史迪威的中国之行既成就了他的英雄梦，同时也毁掉了他的英雄梦；这既是美国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
随着索尔登将军走马上任，很多中美官兵才知道史迪威将军已经永远地离他们而去，无数像雪片一样的信件从中缅印战区飞向暂时在家赋闲的史迪威，那些他不曾想得到的赞誉之辞和感激之情让他感怀万千。
孙立人在信中写道：“当我们得到这个消息时，都感到万分震惊和茫然不知所措。”
因修筑“史迪威公路”而名满中国的皮克将军在信中写道：“我以前从未为一位长官的离去感到遗憾过，但我为离开您感到遗憾。”
很快，在新1军中广泛流传开一首标题为《敬礼》的诗歌：
一个敏捷得像精灵般的身影，
在中印公路上飞奔。
他歪戴着军帽，
驾着吉普车向孟拱，向密支那呐喊着呼啸而去。
我们齐呼：“看到了吗？乔大叔没有离我们而去！”
这首诗歌的作者，正是徐小冬。
§§第十九章
史迪威也因此役登上了人生事业的最高峰，8月2日，他被晋升为美国陆军四星上将。8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祝密支那胜利》的社论，热情讴歌：“这一辉煌的胜利，是由于史迪威将军的卓越指挥，也是由于盟军将士协同一致，英勇效命所取得的成功。”社论盛赞史迪威将军“胆识过人的战略，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史迪威将军的打通援华路线的战略，浸透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
然而，刚刚享受到一点胜利喜悦的史迪威很快就变得忧心忡忡。
这是因为，唯独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国战区，出现了惨不忍睹的情况。侵华日军发动了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陆上通道为主要目的的“一号作战”，此次战役整个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溃千里，丢失了大小城市146座，失去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土地20多万平方公里，损失近60万军队，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出现了日军突进贵州，重庆吃紧，国民政府已准备迁往西昌的局面。
国内的严重局势立即影响到了史迪威拟定的下一步战略计划，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廖耀湘的新6军新22师和新14师空运回国增援，新50师留缅编入孙立人的新1军。
同样是中国军队，面对的是同样的敌人，为何在蒋介石领导之下会被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丢城失地，而在史迪威的领导之下却连战连捷，凯歌高奏？
如此强烈的对比终于使盟国领导人对蒋介石的能力，以及他领导之下的政权机构对国家的管理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1944年1月20日，史迪威在缅北指挥中国驻印军作战，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从重庆飞到新平洋来见他。
戴维斯交给他一份准备提交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内容是建议由驻华美军司令部向延安和共产党的其他根据地派遣观察组。
史迪威采纳了这个建议，并通过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种种压力，终于在得到蒋介石同意之后，于7、8月间分两批向延安派出了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
1944年7月22日，密支那正笼罩在隆隆枪炮声中的时候，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由17名美军军官组成的观察组飞抵延安，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美军为观察组命名的代号是“迪克西使团”。取名于一首在美国流传很广的老歌歌词，体现了一种很受美国人欣赏的反叛精神。
在简朴的宴会上，在美国人心中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毛泽东主席和他身经百战的战友们，轮番用盛着烈酒的瓷茶杯向他们的美国朋友敬酒。观察组的官兵得到的第一份礼物，是每人一套用手工编织的崭新的土布八路军军装。
在后来参观的日子里，这些美国军官看到了一个秩序井然、民主平等、勤俭节约的社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深入军队和农村进行考察，参与审讯被俘的日军士兵，收集与日军有关的情报，建立气象收集渠道，与中共领导人作深入访谈，他们把自己也融入到了延安的生活之中。他们主动教八路军如何使用他们带去的各种美式武器，用他们的飞机为延安送来了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经过这次考察，观察组积极地建议用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中共军队，甚至考虑启运欧洲战场上缴获的德军武器来武装八路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真研究了中国的战局，马歇尔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4日呈交罗斯福总统。备忘录建议总统把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并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授予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
7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蒋介石拿着罗斯福的来电，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电报中居然要求他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自己万分憎恶，屡次要求撤换的美国人，特别是还要求史迪威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这样的要求，犹如一把尖刀扎在他的心窝上。
7月8日，熬过了人生中最为痛苦的两天后，蒋介石玩起了中国人特有的太极功夫，他复电罗斯福，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议”，但接着又提出，为了便于史迪威行使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需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并要求罗斯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以调解他和史迪威的关系。
罗斯福没有看透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对他的答复感到非常满意。在7月9日的回电中，尽管他也催促蒋介石“尽快为史迪威承担指挥权铺平道路”，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蒋介石关于需要一个“准备阶段”的托词。同时，他同意向重庆派遣一名美国政治代表。罗斯福的答复虽然仍保持着强硬态度，但已给蒋介石留下了可乘之机。
8月10日，美国方面通知蒋介石，将由赫尔利将军担任总统的全权代表，并在近期内赴华。
9月6日，史迪威陪同赫尔利飞抵重庆。
次日上午，蒋介石在德安里官邸分别会见了史迪威和赫尔利。
然而，踌躇满志的赫尔利很快便明白，要让通常习惯于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当作爱国主义来加以狂热歌颂的中国接受一位外国统帅来指挥自己国家的军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进行了极其艰苦的谈判。
宋子文坚持要由蒋介石掌握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并强调这是一个大国的尊严，由美国人控制租借物资侵犯了这种尊严。
史迪威和许多美国人都坚持认为，如果把租借物资控制权交给蒋介石，就无法保证这些物资都用于对日作战。蒋介石会把大部分物资囤积起来，以便在战后用于对付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政治对手。
赫尔利拍着桌子驳回了宋子文的要求，他说：“请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它们，我们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这里也牵扯到1.3亿美国人的尊严问题，正是他们为此付了税。”
在态度强硬的赫尔利面前，宋子文一脸尴尬。
就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纠葛在赫尔利、宋子文的掺和下还没有弄清楚时，滇西龙陵方面又出现了日军的大举反攻。蒋介石要求史迪威立即命令正在密支那一带休整的驻印军向八莫、南坎方向进攻，以减少卫立煌已经突过怒江的部队的压力。
史迪威向马歇尔发出了告急电报，将中国出现的危机，蒋介石要亲手毁掉缅北的大好战局调回云南远征军，以及蒋介石企图保存实力，囤积物资，等待盟国结束战争和有关指挥权的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也一并电告。
史迪威的电报传到了正在魁北克召开会议的马歇尔手中时，整个会议顿时哗然，让出席会议的罗斯福、丘吉尔等惊愕不已！
罗斯福不仅对中国的危机十分关注，也对史迪威指挥权拖延至今没有落实感到了压力，他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蒋介石阁下：
读过有关中国局势的最新报告后，我和我的参谋长们深信在最近的将来，你就要面临我曾一直担忧的灾难。
……
我确信，为了防止日本人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的，当前你唯一能做的是立即增派在萨尔温江的中国部队，并要他们发动攻势，同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全部军队的权力，并不加限制。我现在要求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作出决定，即保证并增加对华援助。我非常坦白地说明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再拖延下去，你们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罗斯福
1944年9月18日
同一天上午11时，重庆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机要室译出了总统的电报，并把它交给了史迪威。
史迪威飞快地掠了一眼，顿时心花怒放。他认为：“罗斯福终于把话说明白了，差不多句句都带有火药味，很浓的火药味。”
他把这份重要的电报，看成是罗斯福对蒋介石采取强硬路线的重要转变，甚至可以当作美国总统给中国统帅的最后通牒。
史迪威因长期以来罗斯福不明事理，听信一些如艾尔索普之类的谗言，让他有口难辩而苦恼，而如今，总统终于醒悟了！
心情愉快的史迪威吩咐将电报译成中文后，立即驱车赶往黄山云岫楼官邸，决定把这封电报亲自交给蒋介石。
然而，蒋介石看罢电文，不置可否，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蒋介石虽然在看到罗斯福给他的电报时表面上不露声色，但他很快便认识到，这份电报与他的政治生命生死攸关。美国人是在强迫他接受史迪威，如果这次他妥协了，以后又让他接受共产党武装又怎么办？他横下心来，坚决顶住。蒋介石判定美国人在这种时候不会轻易抛弃中国。他决心与罗斯福赌一把，到底是美国硬得过他，还是他硬得过美国。正是因为有了这封对他轻蔑和压迫的电报，才使他有了拒绝任命史迪威指挥权的借口。
蒋介石在没有稳操胜券之前还做出了麻痹史迪威的假象，如接受了史迪威制定的桂林防务方案并交给白崇禧去执行。蒋介石还主动告诉史迪威，已根据他的意见，将第93师师长枪毙。好像是蒋介石在主动与史迪威改善关系。
9月23日，受到鼓励的史迪威为了争取蒋介石尽早将中国军队的指挥大权交到自己手里，主动提出了一整套的建议。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他亲自去延安同共产党的首脑谈判，说服他们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他本人的指挥。
史迪威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一积极的举动，促使蒋介石彻底摊牌。
美好的理想，瞬间化为泡影！
9月24日，当赫尔利拿着史迪威的建议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看到史迪威一旦上任后准备对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疑是在要他的老命。他怒不可遏，以不容商量的坚决态度，要求美国方面立即召回史迪威。
他在对美国总统特使最后通牒般的谈话中一口气用了两个“绝对”：
“我绝对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国体，坐看共产主义赤化中国。史迪威完全缺乏政治头脑，我已经对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和信心。因此，我绝对不能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交给这样一个得不到我国政府基本信任的人！”
他还严厉地警告赫尔利：“此事涉及立国根本，国家主权，本人绝对不能迁就让步。否则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
就在赫尔利瞠目结舌背心发冷之际，蒋介石又和缓了语气，请他电告罗斯福总统，要求另派一名“富于友谊与合作精神”的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并保证“竭诚欢迎”和“全力支持”继任者。
赫尔利大惊失色，他立即放下唯我独尊的派头，苦口婆心地对蒋介石进行规劝。
但蒋介石毫不动摇，坚持必须将史迪威立即撤回，另派人来。
赫尔利无奈，马上将蒋介石的态度电告罗斯福。
史迪威听到这一消息，感到十分气愤。
但赫尔利告诉他：“一切都太迟了。”
史迪威随即向马歇尔报告了重庆发生的全部情况，希望能得到有力的支持。
蒋介石这一通刚柔相济的拳法居然力挽狂澜，立见成效。
华盛顿在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马歇尔和陆军部主张坚定地支持史迪威，他们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报，以反驳蒋介石的各项指责。但是，罗斯福总统不同意签发这份电报。他已经接到赫尔利的报告，认为蒋介石并不是拒绝接受美国人执掌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而完全是由于个人性格上的不和，拒绝接受史迪威本人。
10月11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发去的一封电报最终使史迪威成为了一位悲情英雄。
他告诉总统：“你和蒋介石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除了关于对史迪威的任命外，蒋介石同意你的任何要求和任何建议。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一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正确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我郑重地向你建议，立即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发出了一声悲叹：“赫尔利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的喉咙。”
10月19日对史迪威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在这一场中美统帅的角力中，中国统帅最终取得了胜利。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把史迪威从中国召回。
愤怒的史迪威本想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发表一个解职声明。可是他接到的指示是：“48小时之内必须离开重庆，行程严格保密。”
在随后的1天半充满绝望、愤怒与忧伤的时间里，史迪威匆忙地向各方面的友人告别。
蒋介石为了表彰史迪威在华期间作出的努力，派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中校军官，给史迪威送来一枚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中国当局对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但遭到了史迪威的拒绝，他的处置方式针锋相对，派一名同等级别的美国军官，将这枚勋章送了回去。
在宋子文的撮合下，史迪威与蒋介石见了最后一面。蒋介石说得多，史迪威听得多。等到蒋介石说完，史迪威只说了一句：“我只希望蒋先生记住，我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我预祝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告辞了。”言毕，他起身而去。
10月21日午后，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重庆。出于保密的原因，只有赫尔利和宋子文到机场送行。
史迪威离开重庆后，在昆明、保山、密支那、兰姆伽停留了3天，他到前线看了看留下了他的足迹的山岭、密林、道路、河流。还有自己倾注全部心血培育起来的中国驻印军官兵，他率领着他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路浴血奋战打回了缅甸，与中国驻印军全体官兵结下了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友谊。
在分手之际，他有太多的话想对他们说。他清楚此一去，很可能永远都无法和他们再见了。但他不能向他们正式告别，也不能透漏半点他即将离开的消息，因为华盛顿命令他必须对他的部队和军官严守秘密。他只能像过去无数次深入到前线视察时一样，和官兵们相处谈话。这种内心的伤痛，令这位白发将军苦不堪言。
但是，就在飞往卡拉奇的时候，史迪威还是忍不住给他最好的朋友孙立人发去了一封告诉他被解职的电报。
10月27日上午8点，史迪威的座机离开了中缅印战区最西端的卡拉奇机场。开始了飞往美国的漫长旅途，作为一位杰出的美国职业军人，史迪威的中国之行既成就了他的英雄梦，同时也毁掉了他的英雄梦；这既是美国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
随着索尔登将军走马上任，很多中美官兵才知道史迪威将军已经永远地离他们而去，无数像雪片一样的信件从中缅印战区飞向暂时在家赋闲的史迪威，那些他不曾想得到的赞誉之辞和感激之情让他感怀万千。
孙立人在信中写道：“当我们得到这个消息时，都感到万分震惊和茫然不知所措。”
因修筑“史迪威公路”而名满中国的皮克将军在信中写道：“我以前从未为一位长官的离去感到遗憾过，但我为离开您感到遗憾。”
很快，在新1军中广泛流传开一首标题为《敬礼》的诗歌：
一个敏捷得像精灵般的身影，
在中印公路上飞奔。
他歪戴着军帽，
驾着吉普车向孟拱，向密支那呐喊着呼啸而去。
我们齐呼：“看到了吗？乔大叔没有离我们而去！”
这首诗歌的作者，正是徐小冬。
§§第十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