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除了偶尔到重庆开会,或是去新德里、东南亚盟军指挥部所在的锡兰岛上的康提等地与英国方面协调,大量的时间都是呆在蓝姆伽营地里,不仅亲自参加对中国军队的训练与指导,对中国军队进行动员,还不时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亲自示范。
经过了缅甸作战,史迪威心中更加坚信中国士兵和下级军官是最好的战士,认为只要经过严格的训练,配以精良的装备,再以新的军事思想予以提高,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军队。现在,他对此更是坚信不疑。
不过,他一直固执地认为中国军队的中高级指挥员绝大多数是不合格的,优秀的中高级指挥官更是凤毛麟角。他坚持中高级指挥官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拔,那些平时只知道吃空额喝兵血,打起仗来一心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将领必须统统清除掉。
史迪威在训练中国军队之初就提出过“只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军”的主张,他采取措施,让从美国抽调来的400多名军官对中国军队团以上的指挥权进行控制,他还坚持认为主持全面负责训练中国军队的美国人有权对不合格的军官进行撤换。
史迪威的做法既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也受到驻印军军官的强烈抵制,造成了一度中国驻印军绝大多数军官与他的关系紧张。
反对史迪威的军官因有罗卓英这个巨头在背后撑腰,气焰嚣张,大有把史迪威赶出蓝姆伽之势。可是敬重和信任史迪威的中国军官为数也不少,他们以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师长为核心,高军武、徐小冬、刘放吾、李鸿、陈鸣人之类的精英青年军官则是史迪威最坚定的拥戴者,因为他们比那些反对者更清楚史迪威将军的为人,更能深切地认识到这个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美国老人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具有凤凰涅槃意义的巨大变化。
史迪威非常了解中国军队中虚报冒领、克扣军饷“吃空额”等腐败现象。为杜绝这些苗头在他主持的基地里发生,他煞费苦心地建立起“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的后勤保障体制,特别是坚持以集体点名的方式,直接把津贴费发放到每一个士兵手中。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基层官兵的拥护和欢迎。而以罗卓英为首的一批高级军官却对此耿耿于怀。罗卓英这位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官到蓝姆伽之初,就由他来分发全军官兵每月45万卢比的军饷。史迪威决定反击后,派人调查,发现罗卓英有克扣军饷的嫌疑。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史迪威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犯罪行为,他立即向蒋介石痛陈这一卑劣的恶行,坚决要求把罗卓英驱逐出基地。
蒋介石见史迪威手握证据,也不好出面袒护,只好撤掉罗卓英,将其调回国内,并同时撤销了中国远征军指挥机构,成立中国驻印军指挥部,由史迪威担任总指挥。
1943年2月,在驻印军建制下成立新1军,另从国内调第8军军长郑洞国中将担任新1军军长。一年前抗命西行的孙立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官升一级,原来的位置不动,又兼任了新1军副军长,军阶也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新1军下辖孙立人新38师,廖耀湘新22师以及不久后将从国内空运入印的胡素新30师。
擒贼先擒王,打掉了罗卓英,史迪威又以严厉手段将顽固不化的反对者以各种理由驱逐出蓝姆伽基地。把他们赶上大卡车,拉到机场,用运输机送回国内“另拣任用”。
当然,史迪威也并不认为中国军官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对孙立人、廖耀湘、刘放吾、李鸿、陈鸣人、高军武、徐小冬等一批他眼中的精英人才就处处另眼相看,情有独钟,委以重任。而对这批精英人才的挂帅人物孙立人则尤为倚重和信任,孙立人的升迁,就和他的竭力举荐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能够忍辱负重脱胎换骨的郑洞国和十分尊重史迪威的孙立人、廖耀湘三位中国驻印军的首脑人物不但安抚了中国军官对史迪威的逆反情绪,而且在美国人面前也坚持了原则,有理有礼有节地进行沟通和交涉,逐渐使中美军队之间的关系重新融洽起来。后来,随着反攻缅甸的战斗打响,双方在对日战斗中建立了更为信任的关系,甚至是血肉相融的友谊,为指挥的协调一致和胜利收复缅北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组织保障。
此时的史迪威,正处于他军旅生涯中最风光的一段时期。手握焕然一新,装备精良的10万大军,可以调动上百架飞机和中国战区所有的援华物资,是实现他制订的“人猿泰山”计划,也就是著名的“X—Y计划”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