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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一脉相承——远古三峡的回声
center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唐代诗人孟浩然
除前面章节里介绍过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重庆自然博物馆还于1976年在（原四川省）重庆市铜梁县西郊，在修建水库清基的过程中，在地表下8米的沼泽相地层中找到了300多件旧石器，以及与之伴生的有包括牛、鹿、羊、巨貘、中国犀、亚洲象、东方剑齿象、熊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丰富的植物化石。经14C法测定，铜梁文化年代在距今25000年前左右或稍晚。铜梁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动、植物化石研究表明，当时附近气候温暖，属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可能比现在当地要热一些，草木茂盛，适宜于古人类生存，与今日之自然环境略有不同。
据研究咱6暂，铜梁地点的石器有为同时代不同文化所没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打片以锤击法为主，辅以碰砧法；石片和石核形制原始、多样，不规整；锤击石片显得短宽；石片缺乏锋利的边缘，常见有个别打击痕迹；使用石片比较常见；工具类型简单，只有三种：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刮削器是主要类型，其次是砍砸器，尖状器居次要的地位；砍砸器占工具总数的33.2%，这是同时代遗址所没有的；砍砸器中，端刃砍砸器约占砍砸器的40%，更无先例；以大、中型工具占绝对优势；单刃工具不多，这是同时代工具的特例；修理工具以复向加工为主，向背面加工次之，单面加工的有单面不净的特点；工具的修理工作粗糙，形制不规整，大多数工具采用陡向打法，其结果是刃口相当钝，刃角多在75°以上。以上这些特点表明，它代表一种新的旧石器文化，所以，将其命名为“铜梁文化”。铜梁的石器简单、粗糙，与其所处的时代不相称，体现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但铜梁文化的继承性是清楚的。
1999年12月2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黄万波研究员，在重庆市巫山县巫峡中的河梁一溶洞中发现一处内容较为丰富、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遗址。共发现晚期智人顶骨化石1件、石制品40余件和猕猴、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华南巨貘、大熊猫等哺乳动物的化石30余种，同时还发现人类用火的痕迹——灰烬。据鉴定，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文化分期属旧石器时代后期，其绝对年龄经14C法测定为距今1.5万年。
此外，由重庆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考古调查队还于1993年12月在位于长江支流梅溪河中下游左岸二级阶地的奉节县康乐镇横路村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1998年的发掘中出土石制品39件，2000年11月-2001年1月的发掘中出土石制品105件。从石制品组合和石制品出露的情况初步分析，横路遗址是当时人类临时活动的场所。根据地层、地貌初步推测，遗址时代为华南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距今约8000-7000年。对于上述两个遗址的研究目前尚在深入进行中。自1993年三峡旧石器考古队成立至今，已在湖北省和重庆市的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55处、数个古人类遗址和多个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它们是研究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遗存及石器制作场、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的发现，使三峡由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区一跃而成富集区，这极大地拓宽、丰富了三峡地区的考古与文化内涵，同时也为我们探索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的人类本身及其文化、艺术的起源、演化的机制与模式，以及深入研究当地古地理、古环境、古气候的变迁，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
众所周知，生命起源于水。大江大河自古就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尼罗河、恒河、黄河，因在其流域分别产生过具有5000年历史的辉煌灿烂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而至今闪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册里。遗憾的是，除中国的古代文明一脉相承地传续了下来以外，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独立，中断了古代文明。黄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那么，作为流域人口最多的世界第三大河的长江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过去10年在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解。我们过去常常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唯一的发祥地，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另外一个源头。如果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的话，那么长江就是中华文明的父亲。”
长江，以其独特的自然地貌特征，从巍峨耸立的高原雪山向东海以滔滔之势奔涌而去的6700公里流程中，不但为流域的远古及现代人类带来了赖以生存的丰富水资源和水产资源，也在其流域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可以说，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长江流域的璀璨程度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江河。如果说，长江流域密布的众多古人类遗址、古人类文化遗存像一颗颗灿烂的珍珠的话，那么，清澈的长江就像一条银线，把这些珍珠串成了一根辉煌夺目的项链，悬挂在地球母亲的胸前。
让我们先来看看长江流域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古文化遗物吧：240-200万年前的安徽繁昌人字洞旧石器，204万年前的重庆巫山人化石，215-195万年前的湖北建始人化石，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115-11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化石，73万年前的重庆丰都烟墩堡旧石器，62-58万年前的江苏南京人化石，58万年前的湖北郧县人化石，31万年前的安徽巢县人化石，28-24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化石，19万年前的湖北长阳人化石，15-12万年前的重庆奉节人化石，11万年前的贵州桐梓人化石，14-8万年前的重庆丰都高家镇、冉家路口、井水湾、枣子坪旧石器，3.5万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化石，15000年前的重庆巫山河梁人化石，8000-7000年前的重庆奉节横路旧石器，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农业文明，等等。何等的辉煌壮丽！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无一缺环，构成了一个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几乎完整的人类演化体系，体现了人类活动的传承性和演化过程的完整性。
长江三峡是露天的自然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很早就被学者们认为是研究远古人类起源、演化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随着三峡文物抢救与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三峡地区史前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已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长江流域的远古文明遗址中，以三峡库区最为密集和最有连续性，在该地区发现的丰富的古人类遗址、古人类文化遗存可建立起从200万年前至今的一个人类演化的大体框架，说明这里是东亚人类从早期到晚期的重要演化中心之一。
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向晚期文化过渡期间，我国南方与北方在石器制造工艺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而三峡地区正好介于南、北之间。就石器制造技术而言，三峡该时段的旧石器汇集了我国华南、华北的特点。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我国的南、北文明就在三峡地区碰撞交融，三峡自古便是我国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交流的通道。重庆奉节的横路、鱼腹浦、洋安渡、三坨等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则为研究三峡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提供了最新的资料。8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这里是解决长江流域江汉平原至三峡和瞿塘峡夔门以西至四川盆地的东、西两大文化系统分界线的关键地区。总体而言，三峡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文化、南方文化、东部文化、西部文化的交汇点和交流大通道。
除前面章节里介绍过的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重庆自然博物馆还于1976年在（原四川省）重庆市铜梁县西郊，在修建水库清基的过程中，在地表下8米的沼泽相地层中找到了300多件旧石器，以及与之伴生的有包括牛、鹿、羊、巨貘、中国犀、亚洲象、东方剑齿象、熊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丰富的植物化石。经14C法测定，铜梁文化年代在距今25000年前左右或稍晚。铜梁旧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动、植物化石研究表明，当时附近气候温暖，属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可能比现在当地要热一些，草木茂盛，适宜于古人类生存，与今日之自然环境略有不同。
据研究咱6暂，铜梁地点的石器有为同时代不同文化所没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打片以锤击法为主，辅以碰砧法；石片和石核形制原始、多样，不规整；锤击石片显得短宽；石片缺乏锋利的边缘，常见有个别打击痕迹；使用石片比较常见；工具类型简单，只有三种：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刮削器是主要类型，其次是砍砸器，尖状器居次要的地位；砍砸器占工具总数的33.2%，这是同时代遗址所没有的；砍砸器中，端刃砍砸器约占砍砸器的40%，更无先例；以大、中型工具占绝对优势；单刃工具不多，这是同时代工具的特例；修理工具以复向加工为主，向背面加工次之，单面加工的有单面不净的特点；工具的修理工作粗糙，形制不规整，大多数工具采用陡向打法，其结果是刃口相当钝，刃角多在75°以上。以上这些特点表明，它代表一种新的旧石器文化，所以，将其命名为“铜梁文化”。铜梁的石器简单、粗糙，与其所处的时代不相称，体现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但铜梁文化的继承性是清楚的。
1999年12月2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黄万波研究员，在重庆市巫山县巫峡中的河梁一溶洞中发现一处内容较为丰富、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遗址。共发现晚期智人顶骨化石1件、石制品40余件和猕猴、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华南巨貘、大熊猫等哺乳动物的化石30余种，同时还发现人类用火的痕迹——灰烬。据鉴定，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文化分期属旧石器时代后期，其绝对年龄经14C法测定为距今1.5万年。
此外，由重庆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考古调查队还于1993年12月在位于长江支流梅溪河中下游左岸二级阶地的奉节县康乐镇横路村发现一处旧石器遗址，1998年的发掘中出土石制品39件，2000年11月-2001年1月的发掘中出土石制品105件。从石制品组合和石制品出露的情况初步分析，横路遗址是当时人类临时活动的场所。根据地层、地貌初步推测，遗址时代为华南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距今约8000-7000年。对于上述两个遗址的研究目前尚在深入进行中。自1993年三峡旧石器考古队成立至今，已在湖北省和重庆市的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55处、数个古人类遗址和多个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它们是研究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遗存及石器制作场、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的发现，使三峡由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区一跃而成富集区，这极大地拓宽、丰富了三峡地区的考古与文化内涵，同时也为我们探索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的人类本身及其文化、艺术的起源、演化的机制与模式，以及深入研究当地古地理、古环境、古气候的变迁，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
众所周知，生命起源于水。大江大河自古就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尼罗河、恒河、黄河，因在其流域分别产生过具有5000年历史的辉煌灿烂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而至今闪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册里。遗憾的是，除中国的古代文明一脉相承地传续了下来以外，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独立，中断了古代文明。黄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那么，作为流域人口最多的世界第三大河的长江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过去10年在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解。我们过去常常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唯一的发祥地，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另外一个源头。如果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的话，那么长江就是中华文明的父亲。”
长江，以其独特的自然地貌特征，从巍峨耸立的高原雪山向东海以滔滔之势奔涌而去的6700公里流程中，不但为流域的远古及现代人类带来了赖以生存的丰富水资源和水产资源，也在其流域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可以说，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长江流域的璀璨程度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江河。如果说，长江流域密布的众多古人类遗址、古人类文化遗存像一颗颗灿烂的珍珠的话，那么，清澈的长江就像一条银线，把这些珍珠串成了一根辉煌夺目的项链，悬挂在地球母亲的胸前。
让我们先来看看长江流域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古文化遗物吧：240-200万年前的安徽繁昌人字洞旧石器，204万年前的重庆巫山人化石，215-195万年前的湖北建始人化石，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115-11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化石，73万年前的重庆丰都烟墩堡旧石器，62-58万年前的江苏南京人化石，58万年前的湖北郧县人化石，31万年前的安徽巢县人化石，28-24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化石，19万年前的湖北长阳人化石，15-12万年前的重庆奉节人化石，11万年前的贵州桐梓人化石，14-8万年前的重庆丰都高家镇、冉家路口、井水湾、枣子坪旧石器，3.5万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化石，15000年前的重庆巫山河梁人化石，8000-7000年前的重庆奉节横路旧石器，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农业文明，等等。何等的辉煌壮丽！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无一缺环，构成了一个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几乎完整的人类演化体系，体现了人类活动的传承性和演化过程的完整性。
长江三峡是露天的自然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很早就被学者们认为是研究远古人类起源、演化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随着三峡文物抢救与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三峡地区史前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已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长江流域的远古文明遗址中，以三峡库区最为密集和最有连续性，在该地区发现的丰富的古人类遗址、古人类文化遗存可建立起从200万年前至今的一个人类演化的大体框架，说明这里是东亚人类从早期到晚期的重要演化中心之一。
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向晚期文化过渡期间，我国南方与北方在石器制造工艺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而三峡地区正好介于南、北之间。就石器制造技术而言，三峡该时段的旧石器汇集了我国华南、华北的特点。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我国的南、北文明就在三峡地区碰撞交融，三峡自古便是我国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交流的通道。重庆奉节的横路、鱼腹浦、洋安渡、三坨等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则为研究三峡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提供了最新的资料。8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这里是解决长江流域江汉平原至三峡和瞿塘峡夔门以西至四川盆地的东、西两大文化系统分界线的关键地区。总体而言，三峡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文化、南方文化、东部文化、西部文化的交汇点和交流大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