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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穷根究底——什么是人
center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唐代诗人张若虚
€€1.人的定义
在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叫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兽有个谜语：“有种动物，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这便是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斯芬克斯之谜”。斯芬克斯用这个谜语询问每一个从其身旁经过的人，回答不出的就会被它吃掉。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能给出谜底，直到俄狄浦斯的出现。俄狄浦斯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很简单的字——人。他解释说：“人在婴幼儿时用四肢爬行，青壮年时期用两只脚走路，到了晚年，他借助拐杖的扶持，作为第三只脚。”斯芬克斯听了答案，大叫了一声，从悬崖上跳下去摔死了，俄狄浦斯用智慧拯救了整个城邦。
如果把“斯芬克斯之谜”理解为古希腊文明对人与时间关系的思索，那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一问题则是对人的本质的终极追问。是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直指人心，穷究本源。它问的是宗教中人的轮回与宿命，哲学中人的存在与意义，科学中人的起源与演化，这些人类思维中最本质、最恒久的困惑。这三个问题是“上帝之谜”，如果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大叫一声从天空中跳下来摔死的就是上帝了。
对于人的定义，不同的人，比如宗教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答案，可谓千奇百怪，应有尽有。如：人是上帝的创造物（基督教）；人是五蕴和合而成的生命体（佛教）咱1暂；人是万物之灵（中国古代哲学）；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格拉斯）；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柏拉图）；人是城邦的动物，是一种政治动物，是一种就其本质而言需要群居的动物（亚里士多德）；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人是四季有性欲的动物（博马舍）；人是一堆有生命的臭泥巴（拜伦）；人是上帝的形象，其本身内部就是无限的源泉，人是自身存在的目的——其本身有无限的价值，永恒的命运（黑格尔）；人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无数欲求的凝结（叔本华）；人就是大自然的终极目的（爱默生）；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马克思）；人是能够羞愧的脸红的唯一动物（马克·吐温）；人是一根绳索，拴在动物和超人之间——一根悬在深渊上空的绳索（尼采）；人是最残酷而凶恶的禽兽（詹姆斯）；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萨特）；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富兰克林）；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着人（兰德曼）；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荀子）；人是能制造工具、改造自然并使用语言的高等灵长类动物。
上面这些定义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人的一些本质与特性，涵盖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如同瞎子摸象，摸到象腿的说是柱子，摸到耳朵的说是扇子，都对，但都片面，争论是个必然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前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共性。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自然属性，即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同样关注人的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那么，人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怎样的呢？尽管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及尚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但科学家们对于人的生物学定义基本上是达成了共识的，即人在系统分类学上属于：动物界（Anim alia）—脊索动物门（Chordata）—脊椎动物亚门（Vertebrata）—哺乳纲（M am m alia）—真兽下纲（Eutheria）—灵长目（Prim ates）—类人猿亚目（Anthropoidea）—狭鼻下目（Catarrhini）—人型总科（H om inoidea）—人科（H om inidae）—人亚科（H om ininae）—人属（Homo）—智人种（Homo sapiens）。
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一书中提出：人类的特征是两足直立行走、大的脑子和高的智力。这种定义还原了人作为自然界普通一员的生物属性。但是，化石的证据表明人类的两足直立行走和大的脑子不是同时起源的，即上述三个特征的出现是不同步的，有着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平衡性。手、足的分化及手的发展先于脑的发展。
比如，根据现有的化石证据，人类两足直立行走早在700-500万年前就已开始了，这标志着人类的出现。而作为高的智力的体现，人类的使用和制造工具，直到260-250万年前才出现。脑量的大幅度增加，则是20万年前随着智人的出现才具备的一个重要特征。
会使用和制造工具，在很多教科书上曾被列为“人猿揖别”的标志。但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这种能力不是人类所独有，不宜作为区分人和猿的标准。体质人类学家改而采用两足直立行走作为人类最初的独有特征，这无疑扩大了人类的范围。能两足直立行走的高等灵长类便归入人的系统，系统分类上列为人科（H om inidae）。这是广义的“人”的概念。其实，直立行走，也不是人类的专利。比如，能两足直立行走的动物除了人以外，还有类人猿、企鹅、袋鼠等。因为人的演化具有阶段性和特征出现的不同步性，所以“人”的定义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至少，狭义的“人”或“现代人”，应具备如下基本特征：两足直立行走，脑量大，能有意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间断进食与杂食性，成年个体四季都有性欲，除少数几处毛发外基本上皮肤裸露，拇指与其余四指相对，高度的群体性与社会性，发达的语言系统，具有文化和意识等。从最初的两栖类一直发展到人，脑的相对大小增加了100倍咱2暂。直立行走与脑量的增加、脑颅的增大，在使人类变得日益强大起来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所独有的女性个体在分娩时的阵痛，还常因此伴有难产。这是人类成长的代价。
€€2.人的起源与演化
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及人类起源是当今科学界三大未解之谜。人之由来是科学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对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机制与模式以及相关环境背景的研究更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课题。破解人类起源之谜，始终是人类了解自身、认识过去、规划未来历程中一个永恒的命题。自从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和1871年发表《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首次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以来，人类对其自身的起源与演化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认识过程。
这里，我们首先介绍一个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起源、演化与扩散的基本模式。一个物种的形成，往往包含了祖先种的起源→迁移、扩散→祖先种分裂成若干后裔种（新种出现），其间常伴随着演化停滞、种间杂交、物种取代等复杂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祖先种或近亲种或绝灭，或延续至今。以前一些学者信奉“定向进化论”，即某个生物谱系沿着一个预定的直线方向演化，此方向由生物的内在倾向所决定，而非取决于自然选择，该理论已被化石证据证明是错误的。
物种的演化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式前进。一个延续至今的物种及其所有的祖先种、近亲种就好比一棵枝繁叶茂的树，这在生物学上被称为系统演化树。这棵树有根，有枝，有叶。根就是我们所能追溯到的这个物种最早的祖先。根在生长的过程中，又分成了许多的枝。每一个枝都代表了一个演化世系，或者说演化的方向或路线。每一个枝上还可生出更多的分支。其中，只有一枝演化成了延续至今的某个物种，可谓一枝独秀。这一枝及其所有的后续衍生物被统称为主枝或主干。而其余的枝则要么代表中途绝灭了的该物种的远亲，要么代表了同样延续至今的该物种的近亲，统称为旁支或分支。而叶则很可能是一些因地理、气候、生物链等因素所决定的同一物种中的不同群落，叶与叶之间的区别可以是种一级的，也可以是亚种一级的，甚至只是某些性状间的差异。
人类的进化过程也是如此。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也可简化成这样一棵树，以易于理解。人类的起源这一概念包括三个内容、两个阶段。三个内容则分别是指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与模式或机制。第一个阶段是指早期人类（人科H om inidae），即最早从古猿中脱离出来，初步具有人的基本特征、符合人的基本定义的原始类型的人种起源。这个阶段的起点就好比人类系统演化树上，从根上分离出来并最终演化成了现代人类的那个最粗壮主枝的起始部分。第二个阶段是指智人（Homo sapiens），即在解剖学特征上与我们现代的人类没有什么区别的最进步类型的人种起源。这个阶段的起点就好比人类演化树上那位于最顶部的最后一个分支的起始部分。
古生物学家或者人类学家又是怎样来绘制一个物种的系统演化树的呢？这里有个最基本的生物学原理，即生物演化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反过来说，我们寻找一个现生物种祖先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在地层中寻找生存时代比其更早的、形态学特征比其更原始的、与其有直接亲缘关系的生物类型的化石的过程。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古生物学、演化生物学，还包括地质学、旧石器考古学、人体解剖学、年代学、遗传学、文化学、物理学、化学、统计学和哲学等。现在，对于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研究，最可靠的证据还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在河湖相地层、黄土堆积、层状土壤以及洞穴、裂隙堆积物中留下的珍贵的实物——人类化石，以及人类的文化遗物——石器、骨器、角器及其他工具或饰品。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遗传学家也参与了对现代人起源的探索，为解决很多人类演化中的未解之谜带来了新的曙光。除了形态学的证据外，科学家可通过研究化石上遗留下的DN A获得更多证据。但是，基因研究的成果只是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前瞻性，它不能作为否定考古结论的最终证据。总体而言，科学家主要还是通过化石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演化的。
当我们对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知道得越多，我们就越明白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人类起源的系统演化树是由进化论者、考古学家从19世纪开始绘制的。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不存在争议的人类系统演化树尚未被绘制出来。下面，让我们根据已有的考古学证据和成果，来看看人类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一个演化历程，尽管这其中还有很多模糊难辨的部分。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和赫胥黎已经论证人类起源于某种古猿，而这种古猿又起源于更早的、更低等的某种原始猴类，这一观点在学术界目前没有争议。猿是与人最相近的动物，所以通常被叫做类人猿。现今全世界的猿共有四种，亚洲有长臂猿和猩猩，非洲有大猩猩和黑猩猩，其他洲没有猿类。人类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6700万年前的一种叫做树鼩的食虫目小动物。在白垩纪末期（7000-6500万年前），随着恐龙绝灭而导致的大量生态位的空缺，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生理优势，哺乳动物开始扮演动物世界的主角。树鼩也开始了其快速的分裂、演变历程，其中一支在4500万年前演化出了高等灵长类，即类人猿亚目（A nthropoidea）。
随着化石的不断增多，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前被认为是人类直接祖先的许多高等灵长类现在已被认为是人类演化世系上的旁支，是人类的远亲。比如，作为最早发现的，也是最著名的古猿之一，2300-1800万年前曾生活在亚、欧、非三大洲广大地区的森林古猿（Dryopithecus）曾被认为是人类的直接祖先。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森林古猿及其后裔——主要产于亚洲的西瓦古猿（Sivapithecus）和其雌性个体腊玛古猿（Ramapithecus），其实是猩猩科的直接祖先。猩猩科（Pongidae）是除了人科以外最高等的灵长类，包括现生的三类大猿（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和很多比较高等的古猿。我国发现的化石巨猿（Gigantopithecus）可能是迄今发现的体型最大的高等灵长类，现在一般也被归入到了猩猩科。
中新世是猿类最繁盛的一个时期，几乎占据了现在猿和猴共同的生态位。到上新世以后迅速减少，很少有化石发现，成为缺失的环节，这不仅使人类的起源扑朔迷离，也使现代猿的起源在目前同样成为不解之谜。尽管近年在非洲发现的一些上新世早期人科的化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失的环节，但还远不足以解开人类起源之迷。同样地，欧洲3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曾被认为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直接祖先。但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尼安德特人可能是进化上的旁支，后期和智人同时生活了一段时间，可能由于和智人竞争失败而灭绝。
分子生物学研究证据显示人类与黑猩猩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700-600万年前的中新世晚期，此后分别向人类和现生黑猩猩的方向演化。这与化石的证据是吻合的。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质形态、行为特征、群体关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在后期还出现了原始的文化和意识。可以说，人类最重要的演化阶段是从蹒跚学步开始的。根据目前的化石资料，人类“走”到今天，大致可分五个关键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科（H om inidae）的起源，就是在大约700-600万年以前，类似猿的动物转变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该阶段的人类化石全部发现于非洲，目前已报道的有萨赫勒人属乍得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700-600万年前，乍得）、原初人属土根种（Orrorin tugenensis，或千禧人属祖先种Millennium ancestor，600万年前，肯尼亚）、地猿属卡达巴种（Ardipithecus kadabba，600万年前，埃塞俄比亚）、地猿属始祖种（Ardipithecusramidus，440万年前，埃塞俄比亚）。这几个最原始的属种因具有两足直立行走的功能而被归入了人科，代表了最初的“人猿揖别”阶段，是猿和人之间的“缺失环节”，是“人”非“猿”。但这些属种是否是人类的直接祖先，目前学术界尚存争议。
第二个阶段是这种两足行走的物种的繁盛，生活在距今350-100万年前的南非和东非，也称为晚期猿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傍人（Paranthropus）阶段。该阶段包含一系列重要的化石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4年由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科庞和同伴在埃塞俄比亚东非大裂谷东部发现的距今35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少女露西（Lucy）”。目前，关于南方古猿的直接祖先，尚不清楚。南方古猿大体上可分为纤细型和粗壮型两个类型，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纤细型后来进化成更进步的人类，但具体是哪一个种，尚存不同的意见。对于南方古猿属的进一步划分，目前也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为了强调该阶段的纤细型与后期的直立人之间的祖裔关系，将粗壮型单独归入一个属——傍人属（Paranthropus），代表人类演化世系上的一个旁支。但也有学者认为，纤细型和粗壮型只是不同性别之差，纤细型是雌性，粗壮型是雄性。发现的骨骼化石表明，南方古猿已采用两足直立的行走方式，身体各方面都具备了一系列人的特征。其脑量440-520毫升，至少比同等身体大小的现代大猿的脑量大30%；脑的结构也与猿不同，属于人的类型。因此，南方古猿其实是“人”非“猿”。
第三个阶段是卢多尔夫人（Homo rudolfensis）/能人（Homo habilis），大约生活在250-160万年前的东非和南非。该阶段最明显的标志是脑子的扩大，代表人属（Homo）的出现。能人的意思是能干、手巧，是目前所知最早能用石块制造简单的工具的人类祖先。能人的主要特征是头骨比较纤细、光滑，面部结构轻巧，下肢骨与现代人很相似。其平均脑量为646毫升，比南方古猿的平均脑量大得多。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人类，通常是指该阶段及比其更晚的、所有的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类（人属Homo）。
第四个阶段是匠人（Homo ergester）/直立人（Homo erectus），大约从180-20多万年前。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距今约180万年。以后发现地点不断增多，主要集中在亚洲南部和中部、非洲东部和西北部及欧洲西部。一些学者把分布于非洲、尚未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200万年前的直立人称为匠人（Homoergester）。有学者认为匠人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形态上却更近于其后的人类主干，应该是后来世界各地其他人类的共同祖先。但也有学者认为目前还不能肯定它是一个新种。即使是现在，科学家们仍无法确定这种非洲原始人类究竟只是一种失败了的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祖先，还是现代人类的真正祖先。
直立人是首个居住在洞穴中并学会生火的原始人类。在非洲，最早的直立人化石距今为170万年。亚洲的直立人主要发现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境内，大多数年代比匠人晚些，但有些有争议的化石年代可能并不比最早的匠人晚，由于年代测定的不稳定性，目前还难于作出定论。进入更新世中期，直立人已经占据了非洲、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地区。非洲的匠人消失得比较早，而亚洲的直立人则很晚才灭绝，是人属（Homo）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物种。著名的北京猿人就是直立人晚期的代表，大约20万年前才消失。
最后一个阶段是智人（Homo sapiens），从20万年前至今。智人是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技术革新的能力。中国学者习惯上将智人进一步划分为早期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20-4万年前）和晚期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或Homosapiens sapiens，4万年前至今）两个阶段。迄今已发现的重要早期智人化石产地有70余处，分布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地。自20世纪20年代在周口店发现直立人化石以来，在我国境内发现了一大批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化石，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咱3暂。
至少距今大约30万年前，在整个东亚地区，一直是直立人活跃的时期，在此之后，亚洲直立人开始向早期智人或古老型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过渡。一般认为，古老型智人在亚洲的出现时间不早于距今30万年。咱4暂由于中国大多数人类化石标本在年代测定上的不确定性，目前还难以确定古老型智人在中国的首次出现时间。所以，尽管有学者主张距今30-20万年期间在我国有直立人与古老型智人并存的现象，目前还是暂以20万年前，即智人（Homosapiens）在非洲的最早出现作为该种在东亚地区的首次出现时间。
早期智人的主要特征是脑容量大，在1300毫升以上。著名的早期智人化石有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中国的大荔人、马坝人、金牛山人等。晚期智人的化石不仅在亚洲、欧洲和非洲被大量发现，还进一步发现于澳洲和美洲。著名的晚期智人化石有欧洲的克罗马农人（Cro-M agnon）和中国的柳江人、山顶洞人等。
现代人可以再细分为四个大的人种：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和棕种人（澳大利亚人种）。各大人种之间存在许多呈渐变状态分布的特征。各大人种虽然在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头发、鼻子、嘴唇的形状甚至体形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他们身体的解剖构造、生理和遗传物质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同等社会经济条件下智力也不相上下。不同人种之间可以互相通婚，并且能产生具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后代。所以，他们都属于一个物种——智人（Homo sapiens）。
€€3.起源地之争
因为与人类最相近的动物大猩猩和黑猩猩如今都生存在非洲，所以达尔文在1871年首次提出，人类的诞生地是非洲。达尔文的这一观点一提出就被人们所蔑视，认为高贵的人类只能起源于欧洲或亚洲，黑暗的非洲不可能是人类的故土。欧洲也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欧洲确实有保存最好的、得到最好研究的、有最可靠测年结果的最近78万年期间的人类演化证据，但学者们并不会因此主张欧洲必然地就是人类演化的典型代表或中心地区，因为现在有强烈的证据表明欧洲不是人类的起源地。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及研究的深入，人类起源欧洲说已逐渐退出了舞台。
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于亚洲的人，是德国学者海克尔（E。H。H aeckel），他认为亚洲的猿类（长臂猿和猩猩）与人类相似的程度大于非洲的猿类，由此他推测东南亚是人类的诞生地。海克尔的“人类亚洲起源说”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曾被人们最广泛地接受。尤其是由于19世纪末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猿人”，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都被认为是人类起源于中亚的证据，“人类亚洲起源说”因此在人类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著名古生物学家、美国自然博物馆前馆长奥斯本（H。F。O sborn），也认为亚洲位于其他大洲的中央，是各大类哺乳动物起源的地方，有着详细的气候变化的记录，特别是中亚高原，南面喜马拉雅山的升高，会使中亚造成干燥的时期。这种环境变化迫使古猿适应新的环境，结果促成人类在该地区的诞生。
但是，人类的演化和扩散行为是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这个过程现在看起来似乎是过去的400万年期间一个清楚的物种和演化世系的扩散（辐射），其最早期的阶段仅仅局限于非洲。在某些演化阶段，大约200万年前或稍后，人类第一次离开非洲，并开始变得多样化。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主张非洲才是我们基因、身体和行为的故土。实际上，这些广泛分布的种群的起源地点尚未确定，尽管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它是在非洲的某个地方。
从1856年在德国发现尼安德特人化石到今天，古人类学研究由对人类起源和进化知之甚少发展到具有相当系统的知识，所经历的道路是很曲折的。从20世纪开始，人类一直在寻求人类起源问题的科学答案，并形成了许多理论。截至目前为止，已有几个不同的经典模式被相继提出，用以解释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如“走出非洲理论”、“东边的故事”、“夏娃学说”、“多地区起源说”等。下面，我们分别做一简单介绍。
走出非洲渊Out of Africa冤
“走出非洲”最早是由达尔文提出的，现在该理论已几乎成为欧美学术界的共识。该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向其他洲扩散。非洲大陆是迄今人类化石发现最多的地区，尤其是东非高原，人类化石的种类和数量发现之多迄今居世界前列。非洲出土的大量早期及晚期人类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类演化体系。于是，全球人类“走出非洲”的学说一时勃兴。
人类走出非洲通常包含两个典型事件：第一次走出非洲和第二次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是指直立人走出非洲，第二次走出非洲是指智人走出非洲。除了非洲以外，目前其他各大洲还没有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可靠的人类化石。因此根据现有的化石证据，一般认为早期人类起源于非洲。目前，在亚洲多个地方发现了180万年前左右的直立人化石，因而人们倾向于认为，直立人在大约200万年前开始第一次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标志着人类的全球演化的开始，所有后来的化石标本都代表了智人（Homosapiens）的演化。第二次走出非洲是指现代人类起源于20-15万年前的非洲的匠人或直立人，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老人种，最终发展为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该学说自1987年首次提出后，得到许多分子生物学证据的支持。
“走出非洲”学说认为，不管是最早的人科成员，还是智人，都只有一个唯一的起源地区，在那里有一个完整的从直立人/匠人（H om o erectus/ergester）到现代人的演化序列。这个区域就是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之后的非洲之外的演化世系，没有演化出现代人，但那些地方的演化世系在最后的10万年期间被来自于他们非洲故土的现代人所取代。在这种模式下，那些现代的地区性种群所特有的不同之处，只是在距今非常短的时期内（大部分在最近的10万年内或更少）演化出来的，这是与多地区起源模式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
东边的故事渊East Side Story冤
该理论是由法国最具人气的古人类学家科庞（Yves Coppens）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的。该理论主要是关于最早的人科成员起源的地点、时间、机制等方面的推测：东非成为原始人类起源与聚居之地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个地区，原先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随着第三纪中期开始的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大约1000万年前开始发生了巨大的抬升作用，地壳发生断裂。到上新世时东部下面的地壳发生了大错动，形成一条长达8000公里、深达几百米的巨大的断裂谷带，被叫做东非大裂谷。地质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跟这相联系的是气候的变迁和生物的演变。裂谷形成以后，改变了非洲的地貌和气候，以前从西到东一致的气流被破坏了，东西动物群的交往也受到了阻碍。西边由大西洋来的气流照常带来雨量，而东边则由于上升的西藏高原西缘的阻碍，形成季节性的季风。因而原先的非洲广大地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气候和植被。西边仍旧湿润，而东边则变得干旱；西边保持着森林和林地，东边则成为空旷的稀树草原。
由于气候突变产生的压力，东边的人猿共同祖先也发生了分裂，古猿开始离开树木直立行走。科庞认为，这些共同祖先留在西部的后裔适应于湿润的森林环境，成为两种现生的大猿；这些共同祖先留在东部的后裔中的一支则相反，被迫从树上到地面上来直立行走，迈开了类人猿向人类发展中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成为人科成员。科庞由此提出“东边的故事”理论，并因此成名。但是，2001年，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米歇尔·贝鲁内（M ichelBrunet）领导的法国——乍得联合考古队在乍得的沙漠中发现700-60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图迈（萨赫勒人属乍得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打破了“东边的故事”理论的霸权，从时间和地点两方面扩大了对人类早期进程的研究。随着更早期的人科化石在大裂谷西边的相继发现，科庞自己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东边的故事”理论。
夏娃学说渊Mitochondrial Eve Hypothesis冤
“夏娃学说”或“非洲单一起源学说”的提出，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产物。该学说是1987年由美国加州大学遗传学家坎恩（R ebecca Cann）等人通过对母系线粒体D NA研究提出的，是主张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并向其他地方迁移的学说，其最早的证据来自于遗传学的研究。线粒体DN A（m tD NA）与核D NA不同，它只通过母系来遗传。坎恩等研究了从来自非洲、欧洲、亚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的148位妇女身上提取出来的线粒体DN A，发现非洲人的变异最多，变异是经过一次次基因突变积累起来的，变异越多表示历史越长。根据突变发生的频率，计算出非洲现代人的历史大约有20万年，欧亚大陆现代人历史最多只有13万年，于是推论说：全世界现代人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她2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她的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欧亚大陆，每到一处便取代了原来住在这里的人类。国外媒体借用圣经故事，称这位女性为夏娃，这个学说便被称为夏娃学说。这个学说主要建立在如下事实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最早的化石发现于非洲。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DN A研究证据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999年，以复旦大学金力教授为主的二十几位中国遗传学家根据对中国28个人类群体的D NA研究，在美国发表论文赞成“夏娃学说”同样适用于中国，并具体推论出：一部分非洲人大约6万年前从亚洲东南部往北迁移到达中国，越过长江进入华北和东北亚，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该学说认为，中国出土的化石证据，在早期智人（archaicHomo sapiens）和现代人（m odern Homo sapiens）之间存在着断层，所有属于早期智人的化石都有1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现代人的化石都不到4万年（大多数在距今3-1万年期间），也就是说迄今没有发现距今10-5万年期间的人类化石，这说明中国的现代人是由非洲迁移过来的。
多地区起源学说渊Multiregional Evolution Model冤
“多地区起源学说”是与夏娃学说相抗衡的现代人起源学说，是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 ilfordW olpoff）、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索恩（Alan Thorne）共同撰文提出的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学说，又被称为独立起源学说。该学说认为，亚洲与非洲一样存在着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晚期智人）的演变历程，因而认为现代人类起源是多地区的。现在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和棕种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他们主张现代人是在四个主要地区（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出现并连续进化，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基因交流。连续进化使得现代各大人种能保持各自的特色，易于识别；基因交流使得各地区人类在进化一百多万年后仍能保持在一个物种内。在东亚，是以连续进化为主，杂交为辅；而欧洲则可能以杂交和替代为主，连续为辅。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地区出土的人类化石形态上的连续性，一直被认为是支持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假说的有力化石依据。吴新智先生发现，中国的化石人类不论其早晚，都具有一系列共同形态特征，如面部骨骼比较扁平、鼻梁较低、上门齿呈铲形等。同时，在中国的少数标本中具有尼安德特人系统的典型特征，而欧洲和近东也有个别标本具有扁平的面部，令人联想到中国的材料。吴新智先生从我国发现的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大量人类化石中总结出十余项共同特征，并指出了直立人与智人间的形态镶嵌现象（即中国的个别直立人头骨已经具有一般发展到智人阶段才普遍具有的形态特征，而少数智人头骨上还继续残留着直立人的典型特征），为连续进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咱5暂。
1998年，在多地区起源学说的基础上，吴新智先生为东亚人类的进化模式提出更完善的新学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Continuous Evolution with H ybridization）”。吴新智先生说：中国古人类化石在解剖学上的连续性是清楚的，从蓝田人、北京人、安徽和县人一直到马坝、资阳、柳江、山顶洞人等都保持有同样的现代蒙古人的若干特征。另外中国古人类的个别或少数头骨偶尔还具有与大多数中国头骨不同而在西方颇为多见的特征。我国古人类进化成网络状，而不是如以前所认为的简单的阶梯状，也不是如一些国外学者所主张的呈树丛状。其主要表现是人类的连续进化，附带有与境外人群的杂交，中国古人类在每个时期的形态都有相当明显的地区间差异，不同时代的人群之间可以有形态的镶嵌，而不是直立人与智人并存的局面。“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以人类化石为基础，还在旧石器考古学、古生物学、古环境的研究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大大地提高了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的说服力。吴新智先生同时指出，“走出非洲”模式得不到旧石器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除上述主流观点外，德国学者甘特·布饶尔（G俟nter Br覿uer）认为现代人类的演化最初发生在非洲，但当现代人扩散出非洲之后有一些与当地古老种群之间的杂交（比如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美国人类学家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 ith）的同化模式（Assim ilation M odel）则主张：现代人的基因和特征首先在非洲衍生出，他们通过一种更复杂、更长期的异种交配的过程而扩散，因此基因和形态学特征可以（在当地）发生局部（地方性）的变化，并非必然地遭受快速的取代。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斯特灵厄（ChristopherB。Stringer）认为：在人类演化的最后200万年期间，有几次扩散事件，并不仅仅只是“第一次走出非洲”和“第二次走出非洲”。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坦普莱顿（A lan Tem pleton）最近在题为“一次次走出非洲（OutofA frica again and again）”的论文中也提出人类“走出非洲”的经历并不是两次，而是多次。大约在直立人阶段，非洲古人类就曾三次走出非洲，其中最早一次是在190万年前。人类在84-42万年前曾第二次走出非洲，之后又于15-8万年前再次大规模向外迁徙。在流行的理论或假说中，非洲古人类走出后便取代了欧亚的原住民。但坦普莱顿却通过基因分析发现，走出非洲的直立人与当地人群之间有着无所不在的基因交流，一批批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相互融合，构成现代的世界人群。人群是一次又一次地扩张，走出非洲，但是这些扩张的结果是杂交，而不是毁灭性的完全替代，这种杂交的结果加强了全世界人群之间的遗传联系。坦普莱顿指出人类进化并非呈现树形，也非简单的格架状，而是互相交融、交织在一起的。对于非洲来说，人种之间的交流，不光有走出，也有走进。“一次次走出非洲”理论与“多地区起源学说”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面列举的几个经典的理论或假说涵盖了关于人类起源与演化中的时间、地点与模式等核心问题。它们各有各的证据与理由，也各有各的缺陷与短处，孰是孰非，目前尚难以定论。“走出非洲”模式与“多地区演化”模式之间有重要的区别。前者强调一个非洲演化主干对旧大陆其余地区所有本土种群的完全的取代；这个取代过程被认为开始于10万年前。按照这种模式，在世界上不同区域可能从早期智人或直立人种群中演化出的任何解剖学特征将会丢失，所以从一百万年前直到现在不会有解剖学特征上的种的区域连续性出现。与之相反，“多地区演化”模式则预见了解剖学特征的发育在区域上的连续性。在基因变化方面，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区别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由于“走出非洲”模式假定最早的非洲主干代表了一个新种，而且不能与任何本土性的地区种群杂交，所以没有非洲以外的早期人类或本土性的地区种群的基因加入到现代人类的基因库中。另一方面，“多地区演化”模式假定没有局部基因库的完全的取代，而且预言基因在区域上的连续性。
总体而言，“走出非洲”模式显示了一个短的亚洲现代人类的起源历史，而“多地区起源”模式则显示了在某些起源地点有一个长的起源历史存在。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科庞认为，与基因证据相比，化石证据是更能说明问题的。化石是人类史前地质历史时期形成并赋存于地层中的生物遗体和活动遗迹，它是地球演变和生物演化的重要鉴证，也是研究古地理、古环境、古气候的实物证据。科庞认为亚洲的现代人与亚洲的古人类之间确实存在连续演化关系，因为他在中国看到的各个时期的亚洲人化石都有一系列共同特征。
科庞表示，他“很难相信我们现代人都是起源于非洲的”。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发展使得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通过古DN A或者现生的材料进行研究，虽然在对人与人的亲缘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在研究现代人起源时，客观上都存在着许多有待克服的缺陷。虽然诸多遗传学证据支持非洲起源假说，但对最终揭示现代人类起源和迁移问题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仍需要许多化石方面的确凿证据来支持，需要解释考古学、古人类学方面的质疑。
况且，遗传学本身对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问题仍有许多说法不一的观点和结论。
对古老的DN A进行的最新研究结果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且也可以解释为支持多地区演化学说。对于“夏娃学说”赖以提出的基因检测法，吴新智先生指出，基因检测推断人类起源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问题，它只能提供间接的证据，它仍然属于推测。它所检测的人体基因的碱基相对数量极少。比如科学家检测欧洲尼安德特人化石，所能检测的古碱基对只有300多个，而人体的碱基对共有约30亿个。以检测少量的遗传物质来推测整个人类的起源，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基因突变的速率并不是恒定的，会受到环境、气候等多种条件的影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最后的共同祖先的年代，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分子钟对其进行推算时，有非常大的出入。不同的学者根据对不同的遗传物质片断D NA研究出来的现代人共同祖先的生存年代可以相差10倍。可见，用D NA研究生物的历史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依据最新的铀系测年方法，对发现柳江人化石的洞口堆积物进行详细测试，发现堆积物的年代在距今13-7万年之间。而澳大利亚人在澳洲首次出现的时间则早到6万年前。中国的柳江人和发现于Lake M ungo地区的澳大利亚人化石，从解剖学上讲都属于现代人（晚期智人Homo sapiens）。如果这些最新的测年结果成立的话，对于主张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夏娃学说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而且，来自于近东和中国的旧石器也不支持现代人走出非洲学说。目前，可以确定地说，非洲人在最近的10万年中完全取代各地古人类的学说不符合实际，但是，要进一步地了解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化石和更深入的研究。
€€4.来自中国的突破与希望
时至今日，科学界仍徘徊在人类起源和进化之谜面前。
1999年在南非召开的国际第四纪联合会第十五届国际会议上，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早期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地，那就是非洲。在非洲这个“人类起源的圣地”，几乎能找到人类从最初的古猿演化到现代人的系统完整的化石证据。目前人类的非洲起源说之所以占优势，主要是因为在非洲发现的人科化石远比其他洲的更为丰富和系统，研究程度也更为深入。但人类进化是极为复杂的，如果想真正揭开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之谜，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生大猿类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可能生活在大约1600-1000万年前的中新世中期，这一时期非洲的古猿逐渐减少并向欧亚大陆扩散，而古猿在欧亚大陆则继续生存到100万年前左右。所以，中新世中晚期古猿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对于解决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国拥有广大的晚新生代地层，有温暖和寒冷气候的变化交替的记录，在这些地层中已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高等灵长类化石，特别是多种古猿化石，如早中新世的双沟醉猿（Dionysopithecus shuanggouensis）、江淮宽齿猿（Platodontopithecus jianghuaiensis）、占祥上猿（Pliopithecus zhanxiangi），晚中新世的粗壮池猿（Laccopithecus robustus）和武都森林古猿（Dryopithecus wuduensis）等，以及近年来在安徽繁昌、淮南、重庆巫山、湖北建始等地发现的中新世——上新世的古猿化石，最近还在江苏、山西等地发现了可能是距今4000万年前后的高等灵长类化石。但迄今在欧亚地区，包括中国云南发现的中新世古猿化石，尚不能提供作为人猿共同祖先或向后期人类演化的可靠证据。
如前所述，根据现有的化石和分子人类学等各方面的资料，人类起源的时间估计在700-600万年前，而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化石最早的年代为距今350万年，其间还存在着巨大的空白，有待于未来的发现。最早能够制造工具的人——卢多尔夫人（Homo rudolfensis）/能人（Homo habilis），以及现代人（Homo sapiens），究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起源于哪个物种，现在还没有定论，非洲和亚洲都是可能的地方。东亚地区，尤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少数具有时间和地域上广泛出土大量古猿化石、古人类化石及人工制品的地区之一。因此，该地区是除非洲以外研究人属（Homo）及现代人种（Homo sapiens）起源的另一关键地区。
依我国的地质发展史、地貌格局以及过去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分析，杨钟健、裴文中等老一辈考古学家曾多次指出：中国具有早期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优越地质、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我国有丰富的晚第三纪和早更新世陆相堆积，化石证明当时我国的气候温暖湿润适于人类生存。尤其是我国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在隆起时间、幅度、古气候及古环境的演变的方面和东非极为相似。根据哺乳动物的研究表明，晚中新世以来东非和东亚地区发现的不少哺乳动物种类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表明两地古环境和古气候相当接近，哺乳动物可以交流，两地灵长类也有交流的记录，综观我国青藏高原隆起发展历史和东亚地区季风带的形成历史及近年我国考古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在我国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寻找早期人类化石大有希望。
中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人类化石地点共200多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代表人类进化各主要阶段的标本。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了240-200万年前的安徽繁昌人字洞旧石器文化和200万年前的重庆巫山人化石、湖北建始人化石。它们是中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化石，但这些早期人类遗址大都缺少可靠的同位素年代测定数据。倘能验证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巨猿洞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年代结论，有可能导致早期人类起源和演化理论的重要修正。
尽管还存在某些“缺失环节”，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古猿、古人类化石和早期人工制品已经相当丰富，可以建立起一个人类演化的大体框架。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境内陆续发现的人类化石主要有：巫山人（204万年前）、建始人（215-195万年前）、元谋人（170万年前）、蓝田人（115-110万年前）、北京人（60-20万年前）、南京人（62-58万年前）、陨县人（58万年前）、巢县人（31万年前）、和县人（28-24万年前）、金牛山人（40-30万年前）、大荔人（20万年前）、长阳人（19万年前）、河套人（15-7万年前）、柳江人（13-7万年前）、马坝人（12万年前）、桐梓人（11万年前）、丁村人（10万年前）、许家窑人（10万年前）、资阳人（3.5万年前）、山顶洞人（3.4-2.7万年前）、田园洞人（2.5万年前）、河梁人（1.5万年前）等。这些重要的发现提供了中国远古人类连续演化的确凿证据，时间跨度从200万年前到1万多年前，其间几乎没有间断。
同时，多达1000余处的旧石器地点清楚地显示出中国旧石器文化在北方与南方分别都有连续发展的脉络，也发现与境外人群发生过少量文化交流的证据。吴新智先生认为：夏娃学说无法解释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一些发现。比如，西亚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是从非洲通往亚洲的必经之地，从那里发现的大约10万年前的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属于莫斯特类型，边缘规整，制作相当精美。如果夏娃学说成立，这些人的后代中一部分会移居东亚，取代当地的原住民。那么在这之后，东亚的人类理所当然地会继续利用莫斯特技术或由此发源的新技术。但事实上，东亚出土的石器绝大多数仍与当地更早时期的相似，而与莫斯特类型明显有别。很难想象取代者会放弃自己惯用的、比被取代者更加精致的技术，而采用被取代者的较为粗放的技术。另外，中国有个别地点如宁夏水洞沟发掘出了莫斯特型的石器，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也是以连续发展为主，境外交流为辅的。
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以及旧石器已经对“走出非洲”模式再三地提出了挑战，人类化石显示出形态学演化上的连续性，伴随着非洲主干对其产生的较小影响。如果建立在化石与旧石器资料上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也被分子遗传学数据支持的话，那现代人类的演化就更接近“多地区演化”模式，而不是“走出非洲”模式。
中国是有希望在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研究领域作出更重要的贡献的，但迄今为止中国的材料尚未在国际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占据应有的位置。这一方面与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有关。或许，我们缺少的不是化石，而是发现和研究。毕竟，在中国，还从来没有过像20世纪70年代在非洲曾出现过的世界各国专家云集、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大范围的化石调查发掘与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进行的那种盛况。另一方面，或许与化石形成的条件本身有关。化石的形成与发现过程是复杂的。死亡、掩埋和石化等变化莫测的因素导致了人类史前时代纪录的贫乏和破碎。非洲晚新生代时较大的雨量造成湖泊的泛滥和沉积物的快速堆积，加上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学成分都适于动物遗骸化石的形成和保存，所以在非洲发现早期人类化石并非难事。而在中国，尽管涉及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地层发育良好而广泛，如华北的厚层黄土，南方广大喀斯特地区的洞穴和裂隙都可能蕴藏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但相对而言，更适宜于古人类生存的华南的古人类骨骼多数是流水冲击沉淀的，这样对骨骼的损毁非常大，多数时期骨骼并不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常常只有破碎的牙齿和零碎的骨骼被冲入洞穴、裂隙，然后慢慢沉淀，保存成为化石。而且，在华南，潮湿多雨的气候一方面加速了洞穴、裂隙的形成，为化石的保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另一方面，那些从腐质土和腐烂植物中渗透出的酸性水同时也加速了动物骨骼在石化前的腐烂，使人类死亡后的骨骼很难形成化石。
尽管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排除在中国找到人类祖先的可能性，但没有找到以前，只能说是可能性存在，所以目前我们还是说人类最早的祖先在非洲。此时此刻，我们不禁回味起80多年前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科学家的忠告：亚洲可能充当过人类进化的巨大舞台，是最古老的人类工业的扩散中心，要想弄清诸如人类起源这样的复杂问题，离开亚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亚洲更多新材料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一幅符合本来面目的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画卷将会展现于人们面前。
€€1.人的定义
在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叫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兽有个谜语：“有种动物，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这便是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斯芬克斯之谜”。斯芬克斯用这个谜语询问每一个从其身旁经过的人，回答不出的就会被它吃掉。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人能给出谜底，直到俄狄浦斯的出现。俄狄浦斯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很简单的字——人。他解释说：“人在婴幼儿时用四肢爬行，青壮年时期用两只脚走路，到了晚年，他借助拐杖的扶持，作为第三只脚。”斯芬克斯听了答案，大叫了一声，从悬崖上跳下去摔死了，俄狄浦斯用智慧拯救了整个城邦。
如果把“斯芬克斯之谜”理解为古希腊文明对人与时间关系的思索，那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一问题则是对人的本质的终极追问。是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直指人心，穷究本源。它问的是宗教中人的轮回与宿命，哲学中人的存在与意义，科学中人的起源与演化，这些人类思维中最本质、最恒久的困惑。这三个问题是“上帝之谜”，如果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大叫一声从天空中跳下来摔死的就是上帝了。
对于人的定义，不同的人，比如宗教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答案，可谓千奇百怪，应有尽有。如：人是上帝的创造物（基督教）；人是五蕴和合而成的生命体（佛教）咱1暂；人是万物之灵（中国古代哲学）；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格拉斯）；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柏拉图）；人是城邦的动物，是一种政治动物，是一种就其本质而言需要群居的动物（亚里士多德）；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人是四季有性欲的动物（博马舍）；人是一堆有生命的臭泥巴（拜伦）；人是上帝的形象，其本身内部就是无限的源泉，人是自身存在的目的——其本身有无限的价值，永恒的命运（黑格尔）；人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无数欲求的凝结（叔本华）；人就是大自然的终极目的（爱默生）；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马克思）；人是能够羞愧的脸红的唯一动物（马克·吐温）；人是一根绳索，拴在动物和超人之间——一根悬在深渊上空的绳索（尼采）；人是最残酷而凶恶的禽兽（詹姆斯）；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萨特）；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富兰克林）；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着人（兰德曼）；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荀子）；人是能制造工具、改造自然并使用语言的高等灵长类动物。
上面这些定义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人的一些本质与特性，涵盖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如同瞎子摸象，摸到象腿的说是柱子，摸到耳朵的说是扇子，都对，但都片面，争论是个必然的过程。“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前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共性。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自然属性，即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也同样关注人的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那么，人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怎样的呢？尽管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及尚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但科学家们对于人的生物学定义基本上是达成了共识的，即人在系统分类学上属于：动物界（Anim alia）—脊索动物门（Chordata）—脊椎动物亚门（Vertebrata）—哺乳纲（M am m alia）—真兽下纲（Eutheria）—灵长目（Prim ates）—类人猿亚目（Anthropoidea）—狭鼻下目（Catarrhini）—人型总科（H om inoidea）—人科（H om inidae）—人亚科（H om ininae）—人属（Homo）—智人种（Homo sapiens）。
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一书中提出：人类的特征是两足直立行走、大的脑子和高的智力。这种定义还原了人作为自然界普通一员的生物属性。但是，化石的证据表明人类的两足直立行走和大的脑子不是同时起源的，即上述三个特征的出现是不同步的，有着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不平衡性。手、足的分化及手的发展先于脑的发展。
比如，根据现有的化石证据，人类两足直立行走早在700-500万年前就已开始了，这标志着人类的出现。而作为高的智力的体现，人类的使用和制造工具，直到260-250万年前才出现。脑量的大幅度增加，则是20万年前随着智人的出现才具备的一个重要特征。
会使用和制造工具，在很多教科书上曾被列为“人猿揖别”的标志。但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这种能力不是人类所独有，不宜作为区分人和猿的标准。体质人类学家改而采用两足直立行走作为人类最初的独有特征，这无疑扩大了人类的范围。能两足直立行走的高等灵长类便归入人的系统，系统分类上列为人科（H om inidae）。这是广义的“人”的概念。其实，直立行走，也不是人类的专利。比如，能两足直立行走的动物除了人以外，还有类人猿、企鹅、袋鼠等。因为人的演化具有阶段性和特征出现的不同步性，所以“人”的定义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至少，狭义的“人”或“现代人”，应具备如下基本特征：两足直立行走，脑量大，能有意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间断进食与杂食性，成年个体四季都有性欲，除少数几处毛发外基本上皮肤裸露，拇指与其余四指相对，高度的群体性与社会性，发达的语言系统，具有文化和意识等。从最初的两栖类一直发展到人，脑的相对大小增加了100倍咱2暂。直立行走与脑量的增加、脑颅的增大，在使人类变得日益强大起来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所独有的女性个体在分娩时的阵痛，还常因此伴有难产。这是人类成长的代价。
€€2.人的起源与演化
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及人类起源是当今科学界三大未解之谜。人之由来是科学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对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机制与模式以及相关环境背景的研究更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课题。破解人类起源之谜，始终是人类了解自身、认识过去、规划未来历程中一个永恒的命题。自从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和1871年发表《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首次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以来，人类对其自身的起源与演化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认识过程。
这里，我们首先介绍一个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起源、演化与扩散的基本模式。一个物种的形成，往往包含了祖先种的起源→迁移、扩散→祖先种分裂成若干后裔种（新种出现），其间常伴随着演化停滞、种间杂交、物种取代等复杂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祖先种或近亲种或绝灭，或延续至今。以前一些学者信奉“定向进化论”，即某个生物谱系沿着一个预定的直线方向演化，此方向由生物的内在倾向所决定，而非取决于自然选择，该理论已被化石证据证明是错误的。
物种的演化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式前进。一个延续至今的物种及其所有的祖先种、近亲种就好比一棵枝繁叶茂的树，这在生物学上被称为系统演化树。这棵树有根，有枝，有叶。根就是我们所能追溯到的这个物种最早的祖先。根在生长的过程中，又分成了许多的枝。每一个枝都代表了一个演化世系，或者说演化的方向或路线。每一个枝上还可生出更多的分支。其中，只有一枝演化成了延续至今的某个物种，可谓一枝独秀。这一枝及其所有的后续衍生物被统称为主枝或主干。而其余的枝则要么代表中途绝灭了的该物种的远亲，要么代表了同样延续至今的该物种的近亲，统称为旁支或分支。而叶则很可能是一些因地理、气候、生物链等因素所决定的同一物种中的不同群落，叶与叶之间的区别可以是种一级的，也可以是亚种一级的，甚至只是某些性状间的差异。
人类的进化过程也是如此。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也可简化成这样一棵树，以易于理解。人类的起源这一概念包括三个内容、两个阶段。三个内容则分别是指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与模式或机制。第一个阶段是指早期人类（人科H om inidae），即最早从古猿中脱离出来，初步具有人的基本特征、符合人的基本定义的原始类型的人种起源。这个阶段的起点就好比人类系统演化树上，从根上分离出来并最终演化成了现代人类的那个最粗壮主枝的起始部分。第二个阶段是指智人（Homo sapiens），即在解剖学特征上与我们现代的人类没有什么区别的最进步类型的人种起源。这个阶段的起点就好比人类演化树上那位于最顶部的最后一个分支的起始部分。
古生物学家或者人类学家又是怎样来绘制一个物种的系统演化树的呢？这里有个最基本的生物学原理，即生物演化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反过来说，我们寻找一个现生物种祖先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在地层中寻找生存时代比其更早的、形态学特征比其更原始的、与其有直接亲缘关系的生物类型的化石的过程。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古生物学、演化生物学，还包括地质学、旧石器考古学、人体解剖学、年代学、遗传学、文化学、物理学、化学、统计学和哲学等。现在，对于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研究，最可靠的证据还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在河湖相地层、黄土堆积、层状土壤以及洞穴、裂隙堆积物中留下的珍贵的实物——人类化石，以及人类的文化遗物——石器、骨器、角器及其他工具或饰品。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遗传学家也参与了对现代人起源的探索，为解决很多人类演化中的未解之谜带来了新的曙光。除了形态学的证据外，科学家可通过研究化石上遗留下的DN A获得更多证据。但是，基因研究的成果只是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前瞻性，它不能作为否定考古结论的最终证据。总体而言，科学家主要还是通过化石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演化的。
当我们对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知道得越多，我们就越明白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人类起源的系统演化树是由进化论者、考古学家从19世纪开始绘制的。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不存在争议的人类系统演化树尚未被绘制出来。下面，让我们根据已有的考古学证据和成果，来看看人类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一个演化历程，尽管这其中还有很多模糊难辨的部分。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和赫胥黎已经论证人类起源于某种古猿，而这种古猿又起源于更早的、更低等的某种原始猴类，这一观点在学术界目前没有争议。猿是与人最相近的动物，所以通常被叫做类人猿。现今全世界的猿共有四种，亚洲有长臂猿和猩猩，非洲有大猩猩和黑猩猩，其他洲没有猿类。人类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6700万年前的一种叫做树鼩的食虫目小动物。在白垩纪末期（7000-6500万年前），随着恐龙绝灭而导致的大量生态位的空缺，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生理优势，哺乳动物开始扮演动物世界的主角。树鼩也开始了其快速的分裂、演变历程，其中一支在4500万年前演化出了高等灵长类，即类人猿亚目（A nthropoidea）。
随着化石的不断增多，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前被认为是人类直接祖先的许多高等灵长类现在已被认为是人类演化世系上的旁支，是人类的远亲。比如，作为最早发现的，也是最著名的古猿之一，2300-1800万年前曾生活在亚、欧、非三大洲广大地区的森林古猿（Dryopithecus）曾被认为是人类的直接祖先。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森林古猿及其后裔——主要产于亚洲的西瓦古猿（Sivapithecus）和其雌性个体腊玛古猿（Ramapithecus），其实是猩猩科的直接祖先。猩猩科（Pongidae）是除了人科以外最高等的灵长类，包括现生的三类大猿（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和很多比较高等的古猿。我国发现的化石巨猿（Gigantopithecus）可能是迄今发现的体型最大的高等灵长类，现在一般也被归入到了猩猩科。
中新世是猿类最繁盛的一个时期，几乎占据了现在猿和猴共同的生态位。到上新世以后迅速减少，很少有化石发现，成为缺失的环节，这不仅使人类的起源扑朔迷离，也使现代猿的起源在目前同样成为不解之谜。尽管近年在非洲发现的一些上新世早期人科的化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失的环节，但还远不足以解开人类起源之迷。同样地，欧洲3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曾被认为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直接祖先。但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尼安德特人可能是进化上的旁支，后期和智人同时生活了一段时间，可能由于和智人竞争失败而灭绝。
分子生物学研究证据显示人类与黑猩猩最近的共同祖先生活在700-600万年前的中新世晚期，此后分别向人类和现生黑猩猩的方向演化。这与化石的证据是吻合的。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质形态、行为特征、群体关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在后期还出现了原始的文化和意识。可以说，人类最重要的演化阶段是从蹒跚学步开始的。根据目前的化石资料，人类“走”到今天，大致可分五个关键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科（H om inidae）的起源，就是在大约700-600万年以前，类似猿的动物转变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该阶段的人类化石全部发现于非洲，目前已报道的有萨赫勒人属乍得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700-600万年前，乍得）、原初人属土根种（Orrorin tugenensis，或千禧人属祖先种Millennium ancestor，600万年前，肯尼亚）、地猿属卡达巴种（Ardipithecus kadabba，600万年前，埃塞俄比亚）、地猿属始祖种（Ardipithecusramidus，440万年前，埃塞俄比亚）。这几个最原始的属种因具有两足直立行走的功能而被归入了人科，代表了最初的“人猿揖别”阶段，是猿和人之间的“缺失环节”，是“人”非“猿”。但这些属种是否是人类的直接祖先，目前学术界尚存争议。
第二个阶段是这种两足行走的物种的繁盛，生活在距今350-100万年前的南非和东非，也称为晚期猿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傍人（Paranthropus）阶段。该阶段包含一系列重要的化石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4年由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科庞和同伴在埃塞俄比亚东非大裂谷东部发现的距今35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少女露西（Lucy）”。目前，关于南方古猿的直接祖先，尚不清楚。南方古猿大体上可分为纤细型和粗壮型两个类型，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纤细型后来进化成更进步的人类，但具体是哪一个种，尚存不同的意见。对于南方古猿属的进一步划分，目前也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为了强调该阶段的纤细型与后期的直立人之间的祖裔关系，将粗壮型单独归入一个属——傍人属（Paranthropus），代表人类演化世系上的一个旁支。但也有学者认为，纤细型和粗壮型只是不同性别之差，纤细型是雌性，粗壮型是雄性。发现的骨骼化石表明，南方古猿已采用两足直立的行走方式，身体各方面都具备了一系列人的特征。其脑量440-520毫升，至少比同等身体大小的现代大猿的脑量大30%；脑的结构也与猿不同，属于人的类型。因此，南方古猿其实是“人”非“猿”。
第三个阶段是卢多尔夫人（Homo rudolfensis）/能人（Homo habilis），大约生活在250-160万年前的东非和南非。该阶段最明显的标志是脑子的扩大，代表人属（Homo）的出现。能人的意思是能干、手巧，是目前所知最早能用石块制造简单的工具的人类祖先。能人的主要特征是头骨比较纤细、光滑，面部结构轻巧，下肢骨与现代人很相似。其平均脑量为646毫升，比南方古猿的平均脑量大得多。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人类，通常是指该阶段及比其更晚的、所有的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类（人属Homo）。
第四个阶段是匠人（Homo ergester）/直立人（Homo erectus），大约从180-20多万年前。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距今约180万年。以后发现地点不断增多，主要集中在亚洲南部和中部、非洲东部和西北部及欧洲西部。一些学者把分布于非洲、尚未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200万年前的直立人称为匠人（Homoergester）。有学者认为匠人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形态上却更近于其后的人类主干，应该是后来世界各地其他人类的共同祖先。但也有学者认为目前还不能肯定它是一个新种。即使是现在，科学家们仍无法确定这种非洲原始人类究竟只是一种失败了的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祖先，还是现代人类的真正祖先。
直立人是首个居住在洞穴中并学会生火的原始人类。在非洲，最早的直立人化石距今为170万年。亚洲的直立人主要发现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境内，大多数年代比匠人晚些，但有些有争议的化石年代可能并不比最早的匠人晚，由于年代测定的不稳定性，目前还难于作出定论。进入更新世中期，直立人已经占据了非洲、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地区。非洲的匠人消失得比较早，而亚洲的直立人则很晚才灭绝，是人属（Homo）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物种。著名的北京猿人就是直立人晚期的代表，大约20万年前才消失。
最后一个阶段是智人（Homo sapiens），从20万年前至今。智人是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技术革新的能力。中国学者习惯上将智人进一步划分为早期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20-4万年前）和晚期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或Homosapiens sapiens，4万年前至今）两个阶段。迄今已发现的重要早期智人化石产地有70余处，分布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地。自20世纪20年代在周口店发现直立人化石以来，在我国境内发现了一大批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化石，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咱3暂。
至少距今大约30万年前，在整个东亚地区，一直是直立人活跃的时期，在此之后，亚洲直立人开始向早期智人或古老型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过渡。一般认为，古老型智人在亚洲的出现时间不早于距今30万年。咱4暂由于中国大多数人类化石标本在年代测定上的不确定性，目前还难以确定古老型智人在中国的首次出现时间。所以，尽管有学者主张距今30-20万年期间在我国有直立人与古老型智人并存的现象，目前还是暂以20万年前，即智人（Homosapiens）在非洲的最早出现作为该种在东亚地区的首次出现时间。
早期智人的主要特征是脑容量大，在1300毫升以上。著名的早期智人化石有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中国的大荔人、马坝人、金牛山人等。晚期智人的化石不仅在亚洲、欧洲和非洲被大量发现，还进一步发现于澳洲和美洲。著名的晚期智人化石有欧洲的克罗马农人（Cro-M agnon）和中国的柳江人、山顶洞人等。
现代人可以再细分为四个大的人种：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和棕种人（澳大利亚人种）。各大人种之间存在许多呈渐变状态分布的特征。各大人种虽然在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头发、鼻子、嘴唇的形状甚至体形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他们身体的解剖构造、生理和遗传物质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同等社会经济条件下智力也不相上下。不同人种之间可以互相通婚，并且能产生具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后代。所以，他们都属于一个物种——智人（Homo sapiens）。
€€3.起源地之争
因为与人类最相近的动物大猩猩和黑猩猩如今都生存在非洲，所以达尔文在1871年首次提出，人类的诞生地是非洲。达尔文的这一观点一提出就被人们所蔑视，认为高贵的人类只能起源于欧洲或亚洲，黑暗的非洲不可能是人类的故土。欧洲也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欧洲确实有保存最好的、得到最好研究的、有最可靠测年结果的最近78万年期间的人类演化证据，但学者们并不会因此主张欧洲必然地就是人类演化的典型代表或中心地区，因为现在有强烈的证据表明欧洲不是人类的起源地。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及研究的深入，人类起源欧洲说已逐渐退出了舞台。
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于亚洲的人，是德国学者海克尔（E。H。H aeckel），他认为亚洲的猿类（长臂猿和猩猩）与人类相似的程度大于非洲的猿类，由此他推测东南亚是人类的诞生地。海克尔的“人类亚洲起源说”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曾被人们最广泛地接受。尤其是由于19世纪末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猿人”，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都被认为是人类起源于中亚的证据，“人类亚洲起源说”因此在人类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著名古生物学家、美国自然博物馆前馆长奥斯本（H。F。O sborn），也认为亚洲位于其他大洲的中央，是各大类哺乳动物起源的地方，有着详细的气候变化的记录，特别是中亚高原，南面喜马拉雅山的升高，会使中亚造成干燥的时期。这种环境变化迫使古猿适应新的环境，结果促成人类在该地区的诞生。
但是，人类的演化和扩散行为是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这个过程现在看起来似乎是过去的400万年期间一个清楚的物种和演化世系的扩散（辐射），其最早期的阶段仅仅局限于非洲。在某些演化阶段，大约200万年前或稍后，人类第一次离开非洲，并开始变得多样化。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主张非洲才是我们基因、身体和行为的故土。实际上，这些广泛分布的种群的起源地点尚未确定，尽管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它是在非洲的某个地方。
从1856年在德国发现尼安德特人化石到今天，古人类学研究由对人类起源和进化知之甚少发展到具有相当系统的知识，所经历的道路是很曲折的。从20世纪开始，人类一直在寻求人类起源问题的科学答案，并形成了许多理论。截至目前为止，已有几个不同的经典模式被相继提出，用以解释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如“走出非洲理论”、“东边的故事”、“夏娃学说”、“多地区起源说”等。下面，我们分别做一简单介绍。
走出非洲渊Out of Africa冤
“走出非洲”最早是由达尔文提出的，现在该理论已几乎成为欧美学术界的共识。该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向其他洲扩散。非洲大陆是迄今人类化石发现最多的地区，尤其是东非高原，人类化石的种类和数量发现之多迄今居世界前列。非洲出土的大量早期及晚期人类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类演化体系。于是，全球人类“走出非洲”的学说一时勃兴。
人类走出非洲通常包含两个典型事件：第一次走出非洲和第二次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是指直立人走出非洲，第二次走出非洲是指智人走出非洲。除了非洲以外，目前其他各大洲还没有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可靠的人类化石。因此根据现有的化石证据，一般认为早期人类起源于非洲。目前，在亚洲多个地方发现了180万年前左右的直立人化石，因而人们倾向于认为，直立人在大约200万年前开始第一次走出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标志着人类的全球演化的开始，所有后来的化石标本都代表了智人（Homosapiens）的演化。第二次走出非洲是指现代人类起源于20-15万年前的非洲的匠人或直立人，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老人种，最终发展为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该学说自1987年首次提出后，得到许多分子生物学证据的支持。
“走出非洲”学说认为，不管是最早的人科成员，还是智人，都只有一个唯一的起源地区，在那里有一个完整的从直立人/匠人（H om o erectus/ergester）到现代人的演化序列。这个区域就是非洲。“第一次走出非洲”之后的非洲之外的演化世系，没有演化出现代人，但那些地方的演化世系在最后的10万年期间被来自于他们非洲故土的现代人所取代。在这种模式下，那些现代的地区性种群所特有的不同之处，只是在距今非常短的时期内（大部分在最近的10万年内或更少）演化出来的，这是与多地区起源模式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
东边的故事渊East Side Story冤
该理论是由法国最具人气的古人类学家科庞（Yves Coppens）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的。该理论主要是关于最早的人科成员起源的地点、时间、机制等方面的推测：东非成为原始人类起源与聚居之地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个地区，原先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随着第三纪中期开始的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大约1000万年前开始发生了巨大的抬升作用，地壳发生断裂。到上新世时东部下面的地壳发生了大错动，形成一条长达8000公里、深达几百米的巨大的断裂谷带，被叫做东非大裂谷。地质事件往往不是孤立的，跟这相联系的是气候的变迁和生物的演变。裂谷形成以后，改变了非洲的地貌和气候，以前从西到东一致的气流被破坏了，东西动物群的交往也受到了阻碍。西边由大西洋来的气流照常带来雨量，而东边则由于上升的西藏高原西缘的阻碍，形成季节性的季风。因而原先的非洲广大地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气候和植被。西边仍旧湿润，而东边则变得干旱；西边保持着森林和林地，东边则成为空旷的稀树草原。
由于气候突变产生的压力，东边的人猿共同祖先也发生了分裂，古猿开始离开树木直立行走。科庞认为，这些共同祖先留在西部的后裔适应于湿润的森林环境，成为两种现生的大猿；这些共同祖先留在东部的后裔中的一支则相反，被迫从树上到地面上来直立行走，迈开了类人猿向人类发展中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成为人科成员。科庞由此提出“东边的故事”理论，并因此成名。但是，2001年，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米歇尔·贝鲁内（M ichelBrunet）领导的法国——乍得联合考古队在乍得的沙漠中发现700-60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图迈（萨赫勒人属乍得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打破了“东边的故事”理论的霸权，从时间和地点两方面扩大了对人类早期进程的研究。随着更早期的人科化石在大裂谷西边的相继发现，科庞自己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东边的故事”理论。
夏娃学说渊Mitochondrial Eve Hypothesis冤
“夏娃学说”或“非洲单一起源学说”的提出，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产物。该学说是1987年由美国加州大学遗传学家坎恩（R ebecca Cann）等人通过对母系线粒体D NA研究提出的，是主张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并向其他地方迁移的学说，其最早的证据来自于遗传学的研究。线粒体DN A（m tD NA）与核D NA不同，它只通过母系来遗传。坎恩等研究了从来自非洲、欧洲、亚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的148位妇女身上提取出来的线粒体DN A，发现非洲人的变异最多，变异是经过一次次基因突变积累起来的，变异越多表示历史越长。根据突变发生的频率，计算出非洲现代人的历史大约有20万年，欧亚大陆现代人历史最多只有13万年，于是推论说：全世界现代人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她2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她的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欧亚大陆，每到一处便取代了原来住在这里的人类。国外媒体借用圣经故事，称这位女性为夏娃，这个学说便被称为夏娃学说。这个学说主要建立在如下事实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最早的化石发现于非洲。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DN A研究证据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999年，以复旦大学金力教授为主的二十几位中国遗传学家根据对中国28个人类群体的D NA研究，在美国发表论文赞成“夏娃学说”同样适用于中国，并具体推论出：一部分非洲人大约6万年前从亚洲东南部往北迁移到达中国，越过长江进入华北和东北亚，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该学说认为，中国出土的化石证据，在早期智人（archaicHomo sapiens）和现代人（m odern Homo sapiens）之间存在着断层，所有属于早期智人的化石都有1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现代人的化石都不到4万年（大多数在距今3-1万年期间），也就是说迄今没有发现距今10-5万年期间的人类化石，这说明中国的现代人是由非洲迁移过来的。
多地区起源学说渊Multiregional Evolution Model冤
“多地区起源学说”是与夏娃学说相抗衡的现代人起源学说，是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 ilfordW olpoff）、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索恩（Alan Thorne）共同撰文提出的关于现代人起源的学说，又被称为独立起源学说。该学说认为，亚洲与非洲一样存在着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晚期智人）的演变历程，因而认为现代人类起源是多地区的。现在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和棕种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他们主张现代人是在四个主要地区（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出现并连续进化，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基因交流。连续进化使得现代各大人种能保持各自的特色，易于识别；基因交流使得各地区人类在进化一百多万年后仍能保持在一个物种内。在东亚，是以连续进化为主，杂交为辅；而欧洲则可能以杂交和替代为主，连续为辅。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地区出土的人类化石形态上的连续性，一直被认为是支持现代人类多地区起源假说的有力化石依据。吴新智先生发现，中国的化石人类不论其早晚，都具有一系列共同形态特征，如面部骨骼比较扁平、鼻梁较低、上门齿呈铲形等。同时，在中国的少数标本中具有尼安德特人系统的典型特征，而欧洲和近东也有个别标本具有扁平的面部，令人联想到中国的材料。吴新智先生从我国发现的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大量人类化石中总结出十余项共同特征，并指出了直立人与智人间的形态镶嵌现象（即中国的个别直立人头骨已经具有一般发展到智人阶段才普遍具有的形态特征，而少数智人头骨上还继续残留着直立人的典型特征），为连续进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咱5暂。
1998年，在多地区起源学说的基础上，吴新智先生为东亚人类的进化模式提出更完善的新学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Continuous Evolution with H ybridization）”。吴新智先生说：中国古人类化石在解剖学上的连续性是清楚的，从蓝田人、北京人、安徽和县人一直到马坝、资阳、柳江、山顶洞人等都保持有同样的现代蒙古人的若干特征。另外中国古人类的个别或少数头骨偶尔还具有与大多数中国头骨不同而在西方颇为多见的特征。我国古人类进化成网络状，而不是如以前所认为的简单的阶梯状，也不是如一些国外学者所主张的呈树丛状。其主要表现是人类的连续进化，附带有与境外人群的杂交，中国古人类在每个时期的形态都有相当明显的地区间差异，不同时代的人群之间可以有形态的镶嵌，而不是直立人与智人并存的局面。“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以人类化石为基础，还在旧石器考古学、古生物学、古环境的研究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大大地提高了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的说服力。吴新智先生同时指出，“走出非洲”模式得不到旧石器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除上述主流观点外，德国学者甘特·布饶尔（G俟nter Br覿uer）认为现代人类的演化最初发生在非洲，但当现代人扩散出非洲之后有一些与当地古老种群之间的杂交（比如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美国人类学家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 ith）的同化模式（Assim ilation M odel）则主张：现代人的基因和特征首先在非洲衍生出，他们通过一种更复杂、更长期的异种交配的过程而扩散，因此基因和形态学特征可以（在当地）发生局部（地方性）的变化，并非必然地遭受快速的取代。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斯特灵厄（ChristopherB。Stringer）认为：在人类演化的最后200万年期间，有几次扩散事件，并不仅仅只是“第一次走出非洲”和“第二次走出非洲”。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坦普莱顿（A lan Tem pleton）最近在题为“一次次走出非洲（OutofA frica again and again）”的论文中也提出人类“走出非洲”的经历并不是两次，而是多次。大约在直立人阶段，非洲古人类就曾三次走出非洲，其中最早一次是在190万年前。人类在84-42万年前曾第二次走出非洲，之后又于15-8万年前再次大规模向外迁徙。在流行的理论或假说中，非洲古人类走出后便取代了欧亚的原住民。但坦普莱顿却通过基因分析发现，走出非洲的直立人与当地人群之间有着无所不在的基因交流，一批批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相互融合，构成现代的世界人群。人群是一次又一次地扩张，走出非洲，但是这些扩张的结果是杂交，而不是毁灭性的完全替代，这种杂交的结果加强了全世界人群之间的遗传联系。坦普莱顿指出人类进化并非呈现树形，也非简单的格架状，而是互相交融、交织在一起的。对于非洲来说，人种之间的交流，不光有走出，也有走进。“一次次走出非洲”理论与“多地区起源学说”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面列举的几个经典的理论或假说涵盖了关于人类起源与演化中的时间、地点与模式等核心问题。它们各有各的证据与理由，也各有各的缺陷与短处，孰是孰非，目前尚难以定论。“走出非洲”模式与“多地区演化”模式之间有重要的区别。前者强调一个非洲演化主干对旧大陆其余地区所有本土种群的完全的取代；这个取代过程被认为开始于10万年前。按照这种模式，在世界上不同区域可能从早期智人或直立人种群中演化出的任何解剖学特征将会丢失，所以从一百万年前直到现在不会有解剖学特征上的种的区域连续性出现。与之相反，“多地区演化”模式则预见了解剖学特征的发育在区域上的连续性。在基因变化方面，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区别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由于“走出非洲”模式假定最早的非洲主干代表了一个新种，而且不能与任何本土性的地区种群杂交，所以没有非洲以外的早期人类或本土性的地区种群的基因加入到现代人类的基因库中。另一方面，“多地区演化”模式假定没有局部基因库的完全的取代，而且预言基因在区域上的连续性。
总体而言，“走出非洲”模式显示了一个短的亚洲现代人类的起源历史，而“多地区起源”模式则显示了在某些起源地点有一个长的起源历史存在。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科庞认为，与基因证据相比，化石证据是更能说明问题的。化石是人类史前地质历史时期形成并赋存于地层中的生物遗体和活动遗迹，它是地球演变和生物演化的重要鉴证，也是研究古地理、古环境、古气候的实物证据。科庞认为亚洲的现代人与亚洲的古人类之间确实存在连续演化关系，因为他在中国看到的各个时期的亚洲人化石都有一系列共同特征。
科庞表示，他“很难相信我们现代人都是起源于非洲的”。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发展使得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通过古DN A或者现生的材料进行研究，虽然在对人与人的亲缘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在研究现代人起源时，客观上都存在着许多有待克服的缺陷。虽然诸多遗传学证据支持非洲起源假说，但对最终揭示现代人类起源和迁移问题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仍需要许多化石方面的确凿证据来支持，需要解释考古学、古人类学方面的质疑。
况且，遗传学本身对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问题仍有许多说法不一的观点和结论。
对古老的DN A进行的最新研究结果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且也可以解释为支持多地区演化学说。对于“夏娃学说”赖以提出的基因检测法，吴新智先生指出，基因检测推断人类起源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问题，它只能提供间接的证据，它仍然属于推测。它所检测的人体基因的碱基相对数量极少。比如科学家检测欧洲尼安德特人化石，所能检测的古碱基对只有300多个，而人体的碱基对共有约30亿个。以检测少量的遗传物质来推测整个人类的起源，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基因突变的速率并不是恒定的，会受到环境、气候等多种条件的影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最后的共同祖先的年代，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分子钟对其进行推算时，有非常大的出入。不同的学者根据对不同的遗传物质片断D NA研究出来的现代人共同祖先的生存年代可以相差10倍。可见，用D NA研究生物的历史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依据最新的铀系测年方法，对发现柳江人化石的洞口堆积物进行详细测试，发现堆积物的年代在距今13-7万年之间。而澳大利亚人在澳洲首次出现的时间则早到6万年前。中国的柳江人和发现于Lake M ungo地区的澳大利亚人化石，从解剖学上讲都属于现代人（晚期智人Homo sapiens）。如果这些最新的测年结果成立的话，对于主张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夏娃学说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而且，来自于近东和中国的旧石器也不支持现代人走出非洲学说。目前，可以确定地说，非洲人在最近的10万年中完全取代各地古人类的学说不符合实际，但是，要进一步地了解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化石和更深入的研究。
€€4.来自中国的突破与希望
时至今日，科学界仍徘徊在人类起源和进化之谜面前。
1999年在南非召开的国际第四纪联合会第十五届国际会议上，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早期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地，那就是非洲。在非洲这个“人类起源的圣地”，几乎能找到人类从最初的古猿演化到现代人的系统完整的化石证据。目前人类的非洲起源说之所以占优势，主要是因为在非洲发现的人科化石远比其他洲的更为丰富和系统，研究程度也更为深入。但人类进化是极为复杂的，如果想真正揭开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之谜，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生大猿类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可能生活在大约1600-1000万年前的中新世中期，这一时期非洲的古猿逐渐减少并向欧亚大陆扩散，而古猿在欧亚大陆则继续生存到100万年前左右。所以，中新世中晚期古猿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对于解决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国拥有广大的晚新生代地层，有温暖和寒冷气候的变化交替的记录，在这些地层中已发现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高等灵长类化石，特别是多种古猿化石，如早中新世的双沟醉猿（Dionysopithecus shuanggouensis）、江淮宽齿猿（Platodontopithecus jianghuaiensis）、占祥上猿（Pliopithecus zhanxiangi），晚中新世的粗壮池猿（Laccopithecus robustus）和武都森林古猿（Dryopithecus wuduensis）等，以及近年来在安徽繁昌、淮南、重庆巫山、湖北建始等地发现的中新世——上新世的古猿化石，最近还在江苏、山西等地发现了可能是距今4000万年前后的高等灵长类化石。但迄今在欧亚地区，包括中国云南发现的中新世古猿化石，尚不能提供作为人猿共同祖先或向后期人类演化的可靠证据。
如前所述，根据现有的化石和分子人类学等各方面的资料，人类起源的时间估计在700-600万年前，而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化石最早的年代为距今350万年，其间还存在着巨大的空白，有待于未来的发现。最早能够制造工具的人——卢多尔夫人（Homo rudolfensis）/能人（Homo habilis），以及现代人（Homo sapiens），究竟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起源于哪个物种，现在还没有定论，非洲和亚洲都是可能的地方。东亚地区，尤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少数具有时间和地域上广泛出土大量古猿化石、古人类化石及人工制品的地区之一。因此，该地区是除非洲以外研究人属（Homo）及现代人种（Homo sapiens）起源的另一关键地区。
依我国的地质发展史、地貌格局以及过去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分析，杨钟健、裴文中等老一辈考古学家曾多次指出：中国具有早期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优越地质、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我国有丰富的晚第三纪和早更新世陆相堆积，化石证明当时我国的气候温暖湿润适于人类生存。尤其是我国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在隆起时间、幅度、古气候及古环境的演变的方面和东非极为相似。根据哺乳动物的研究表明，晚中新世以来东非和东亚地区发现的不少哺乳动物种类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表明两地古环境和古气候相当接近，哺乳动物可以交流，两地灵长类也有交流的记录，综观我国青藏高原隆起发展历史和东亚地区季风带的形成历史及近年我国考古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在我国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寻找早期人类化石大有希望。
中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人类化石地点共200多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代表人类进化各主要阶段的标本。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了240-200万年前的安徽繁昌人字洞旧石器文化和200万年前的重庆巫山人化石、湖北建始人化石。它们是中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化石，但这些早期人类遗址大都缺少可靠的同位素年代测定数据。倘能验证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湖北建始巨猿洞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年代结论，有可能导致早期人类起源和演化理论的重要修正。
尽管还存在某些“缺失环节”，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古猿、古人类化石和早期人工制品已经相当丰富，可以建立起一个人类演化的大体框架。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境内陆续发现的人类化石主要有：巫山人（204万年前）、建始人（215-195万年前）、元谋人（170万年前）、蓝田人（115-110万年前）、北京人（60-20万年前）、南京人（62-58万年前）、陨县人（58万年前）、巢县人（31万年前）、和县人（28-24万年前）、金牛山人（40-30万年前）、大荔人（20万年前）、长阳人（19万年前）、河套人（15-7万年前）、柳江人（13-7万年前）、马坝人（12万年前）、桐梓人（11万年前）、丁村人（10万年前）、许家窑人（10万年前）、资阳人（3.5万年前）、山顶洞人（3.4-2.7万年前）、田园洞人（2.5万年前）、河梁人（1.5万年前）等。这些重要的发现提供了中国远古人类连续演化的确凿证据，时间跨度从200万年前到1万多年前，其间几乎没有间断。
同时，多达1000余处的旧石器地点清楚地显示出中国旧石器文化在北方与南方分别都有连续发展的脉络，也发现与境外人群发生过少量文化交流的证据。吴新智先生认为：夏娃学说无法解释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一些发现。比如，西亚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是从非洲通往亚洲的必经之地，从那里发现的大约10万年前的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属于莫斯特类型，边缘规整，制作相当精美。如果夏娃学说成立，这些人的后代中一部分会移居东亚，取代当地的原住民。那么在这之后，东亚的人类理所当然地会继续利用莫斯特技术或由此发源的新技术。但事实上，东亚出土的石器绝大多数仍与当地更早时期的相似，而与莫斯特类型明显有别。很难想象取代者会放弃自己惯用的、比被取代者更加精致的技术，而采用被取代者的较为粗放的技术。另外，中国有个别地点如宁夏水洞沟发掘出了莫斯特型的石器，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也是以连续发展为主，境外交流为辅的。
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以及旧石器已经对“走出非洲”模式再三地提出了挑战，人类化石显示出形态学演化上的连续性，伴随着非洲主干对其产生的较小影响。如果建立在化石与旧石器资料上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也被分子遗传学数据支持的话，那现代人类的演化就更接近“多地区演化”模式，而不是“走出非洲”模式。
中国是有希望在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研究领域作出更重要的贡献的，但迄今为止中国的材料尚未在国际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占据应有的位置。这一方面与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有关。或许，我们缺少的不是化石，而是发现和研究。毕竟，在中国，还从来没有过像20世纪70年代在非洲曾出现过的世界各国专家云集、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大范围的化石调查发掘与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进行的那种盛况。另一方面，或许与化石形成的条件本身有关。化石的形成与发现过程是复杂的。死亡、掩埋和石化等变化莫测的因素导致了人类史前时代纪录的贫乏和破碎。非洲晚新生代时较大的雨量造成湖泊的泛滥和沉积物的快速堆积，加上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学成分都适于动物遗骸化石的形成和保存，所以在非洲发现早期人类化石并非难事。而在中国，尽管涉及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地层发育良好而广泛，如华北的厚层黄土，南方广大喀斯特地区的洞穴和裂隙都可能蕴藏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但相对而言，更适宜于古人类生存的华南的古人类骨骼多数是流水冲击沉淀的，这样对骨骼的损毁非常大，多数时期骨骼并不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常常只有破碎的牙齿和零碎的骨骼被冲入洞穴、裂隙，然后慢慢沉淀，保存成为化石。而且，在华南，潮湿多雨的气候一方面加速了洞穴、裂隙的形成，为化石的保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另一方面，那些从腐质土和腐烂植物中渗透出的酸性水同时也加速了动物骨骼在石化前的腐烂，使人类死亡后的骨骼很难形成化石。
尽管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排除在中国找到人类祖先的可能性，但没有找到以前，只能说是可能性存在，所以目前我们还是说人类最早的祖先在非洲。此时此刻，我们不禁回味起80多年前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科学家的忠告：亚洲可能充当过人类进化的巨大舞台，是最古老的人类工业的扩散中心，要想弄清诸如人类起源这样的复杂问题，离开亚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亚洲更多新材料的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一幅符合本来面目的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画卷将会展现于人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