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图: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人因图而显,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凌驾于历代其他美女之上,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为春秋时期越国苧萝(今浙江诸暨南)人,《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绝书》等史籍均有记载;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籍,以及《西京杂记》也有记载;杨贵妃小名玉环,道号太真,盛唐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新、旧《唐书》都记载于《后妃传》,连生年719年、卒年756年皆可按索。唯独貂蝉不一样,无论是《后汉书》还是《三国志》,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在当下中国,有人鼓吹她是陕北米脂人,指认为“米脂婆姨”的祖宗,不知作过什么DNA的鉴定。很可能,同前些年有人“考证”出了武大郎、潘金莲确有其人其迹一样,出自于发展旅游经济的所谓创新思维吧。
貂蝉其实是一个文艺作品虚构成型的美女形象。从唐代广泛流传三国故事,到宋代平话艺人喜欢说“三分”,再到元代盛行三国戏,民间述闻和文艺加工越来越丰富多彩。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行《全相三国志平话》,亘古第一次出现了貂蝉。《平话》里的貂蝉姓任,原是吕布妻子,夫妻失散多年。她流落到王允府中,在后花园焚香祈祷早日归乡,夫妻团聚时,偶被王允撞见。王允给貂蝉不少金珠绸缎,许诺让她与吕布相见,却又把她送给董卓。两天后吕布入见董卓,见到貂蝉,才知道董卓新妇竟是自己发妻,于是乘董卓醉卧如泥,一剑刺死了这个夺妻老贼。其后的元杂剧又有出《连环计》,貂蝉为忻州(今山西省忻县)木耳村人任昂之女,小字红昌,被汉灵帝选入宫中作宫女,掌貂蝉冠,因而叫做貂蝉。灵帝将貂蝉赐给大将丁原,丁原又将她赐给义子吕布,结为夫妻。黄巾乱起,二人阵间失散,貂蝉流落到王允府中。董卓专权以后,蔡邕向王允进献连环计,王允就借助貂蝉成就连环计,离间了董卓与吕布,并假借银台禅让诛杀董卓。明眼人不难看出,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九回前半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正是在《平话》和元杂剧相关故事的基础上调整人物身份和关系,增加情节波澜和细节,再创作而成的。其间的貂蝉,已变成了自幼选入王允府中的绝色歌伎,并且深明大义,为报王允多年视同亲女的养育之恩,甘愿牺牲自己而楔入董卓、吕布之间,从而力助王允成就了连环计。这以后,貂蝉成为吕布的妾,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有交代。但接下来的第二十回,只提及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貂蝉的后来命运如何,就付之阙如了。
罗贯中付之阙如,不是缘于疏漏,而是因为《三国志》一些文字令他为难。《吕布传》正文中记叙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个“侍婢”是不是貂蝉,私通前后的因果存亡,都呈现来无踪去无影的空缺。《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两次涉及吕布“妻”,而这个“妻”替他生的女儿要与袁术之子政治联姻,年龄起码有十三四岁了,“妻”则起码三十岁了,也与貂蝉合不上。而在《关羽传》里,裴注还引《蜀记》写道: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
《魏氏春秋》所说见《明帝纪》裴注,称秦妻姓杜,归从曹操后产遗腹子秦朗,曹操“甚爱之”,对宾客说“岂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魏明帝年间,秦朗官至骁骑将军,十分受宠信。这两段裴注可谓了得,事实依据于《蜀记》,又有《魏氏春秋》佐证,毋庸随意质疑。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定然是个绝色美女,轻易不求人的关羽才会“屡启于公”,“乞娶为妻”。曹操由于关羽的一反常态,“疑其有异色”,利用权势,抢先一步,派人把秦宜禄之妻“迎”来“看”了,立即“自留之”,全不顾关羽会作何反应。关羽果然“心不自安”,后来复归刘备,未尝与此无关。这场夺美戏,倘若只涉及曹操,小说家的生花妙笔自然可以纵情发挥。就像《三国演义》第十六回下半回“曹孟德败师淯水”,对曹操在宛城占有降将张绣的叔父张济之妻,连日“取乐,不想归期”,导致张绣举兵造反,火烧曹营,曹操只好狼狈逃窜,长子曹昂、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全都为之送命那样,至少要写上一回半回。然而,偏巧还涉及关羽,并且关羽是最先的意图占有者,如果写了,势必污损到关羽的光辉形象。宋、元那些说“三分”艺人却不管这些,硬说秦妻就是貂蝉;元杂剧更有一出《关羽月下斩貂蝉》,表现关羽被人夺爱,怒火冲天,干脆来了个大家占不成。罗贯中既要尊刘抑曹,特别是要美化关羽,就不能不为尊者讳,不去碰这个敏感话题。所以,艺术虚构出来的美女貂蝉,最终的结局连小说都无从稽考,更难强求与史籍记载对号入座了。
尽管如此,这一个貂蝉竟然鲜活起来,跻身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不但在小说里面光彩照人,而且在世人心中惊鸿时见。这,究竟为什么?从艺术美学看,当然可以借典型形象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通行理论加以诠释。但在自古及今不乏人众的貂蝉拥趸群里,起作用的决然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对美女魅力的认同。在貂蝉以前,西施那样一个浣纱女,其所以能一个美女俨然胜过十万雄兵,凭的就是她那种沉鱼落雁之姿,迷住了吴王夫差,直令夫差神迷意乱地放了宿敌越王勾践一马,从而给了后者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重振旗鼓,反而灭掉吴国的绝妙转机。王昭君同样来自民间,香溪河水成就了她的天生丽质,但“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及至汉元帝刘奭将她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之际,才发现她“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大惊”失悔,“意欲留之”,已办不到了(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在貂蝉以后,“重色思倾国”的唐玄宗李隆基,其所以要不择手段地公开乱伦,从儿子寿王身边夺过杨玉环,将其封为贵妃后“从此君王不早朝”,也是缘于杨贵妃的绝色美艳足令“六宫粉黛无颜色”(见白居易《长恨歌》)。至于貂蝉,王允决计用她离间董卓和吕布,看中的就是董、吕“二人皆好色之徒”,而貂蝉那种闭月羞花之貌,正好让两个“好色之徒”坠入连环计。果不其然,吕布一见到貂蝉“艳妆而出”,就“惊问何人”;董卓一目睹貂蝉“惊鸿宛转掌中身”,“好花风袅一枝新”,就赞誉为“真神仙中人也”,纳为侍妾后更是“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回)。貂蝉的美的魅力,十足以与其先之西施、王昭君,其后之杨贵妃联翩颉颃,再加上《三国演义》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谁还会管她似有还无?
不过,美的魅力也者,是我用的现代语词。在中国古代,从有文字记载、文物考证可以确定的夏、商、周三代以降,整个社会无论怎样聚合分崩,改朝换代,都布满了男权中心的天罗地网。尤其是西汉年间“独尊儒术”以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更将一切话语权都集中到男人手里,除了个别因缘时会的权势女人确曾“偶尔露峥嵘”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女人,包括那些侥幸留影史籍的才女、烈女在内,实际上全是男人眼中之物。其间的美女,较之其他众多的寻常女人,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叫“尤物”。“尤物”一词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本义是泛指各式各样特出的人物,但随着男权中心社会日益坚如磐石,这种泛指性就愈来愈模糊,终至衍化成专指绝色的美女。这样的专指本身就有中国特色,历来又重在“食、色,性也”所包含的女色,更是特色再加特色。“绝色”一词,说穿了就是绝品女色,足以达到“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外戚传》)的“移人”之效。在中国古代,品评女色的话语权与享受女色的专利权一而二,二而一,全由男人掌握,权力越大的男人,品评、享受女色的机会越多。那年月虽然不讲“三围”,不说“性感”,不搞“人造”,而是追逐天然生成的容貌、身姿、肤色美轮美奂,但已细化到了眉、眼、鼻、口、唇、齿、颈、腰、指、脚乃至头发、声音无一不求妙曼的超常境地,美女的入围门坎相当之高,决然不像当下中国只要不似歪瓜裂枣,模样、身段基本周正,一概廉价称为美女的泛美女化,绝品美色自然可遇而不可求。唯其如此,一旦遇到了绝品美色,有权的男人多会勃发好色本性,非欲猎取到手不可,不怕争得头破血流,董卓、吕布争夺貂蝉即沿此例。王允也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才用尤物貂蝉充当连结董、吕两环的扣,得以顺利施行连环计。《三国演义》硬给貂蝉奉上关心“国家大事”,宁可“万死不辞”的政治觉悟,未免太假正经了。
既做了尤物,貂蝉就逃避不了兼而充当男人们的猎物、礼物、私物,乃至于替物、弃物的宿定命运。在王允那里,她偶然成为一件政治猎物,身居“三公”高位的司徒王允不惜屈尊“叩头便拜”,赶紧把她猎取到手,作为政治礼物的备份。第一步,将这份政治礼物,贴上王允“小女”的名牌商标,包装起来送给好色之徒吕布。吕布一见就浑身发热,急欲收为房中私物,被套上了连环扣。第二步,王允又捧着同一政治礼物,向另一个好色之徒董卓施展性贿赂,董卓立即笑纳貂蝉为房中私物,也被套上了连环扣。就这么两步,这一个尤物就凭借着天生绝色,成为了王允连环计中不可多得的政治替物。一扣连两环,于是进入第三步,董卓和吕布为了争夺这个尤物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竟至演出了凤仪亭闹剧。由此引出第四步,连环计的总设计师王允进一步联络吕布,与之结盟,由吕布亲手杀掉了董卓。吕布成了夺美战的胜利者,收貂蝉作妾,如愿以偿地将其变成了房中私物。而彼时彼际,王允再也用不着貂蝉,貂蝉无异于总设计师的政治弃物。几年后,吕布命丧白门楼,她又充当了吕布的战争弃物,要么在战乱中被杀死,或被乱军糟践而死,要么被曹操“载回许都”,由吕家私物变为曹家私物。这诚然是仅就《三国演义》说的,不能与西施、王昭君、杨贵妃们划上等号,当作历史上确曾发生的真人真事。但在三国时期那种乱世动荡中,类似命运的绝色美女不乏其人,最突出者莫如甄后。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记载,甄后为汉末中山无极(今属河北正定)人,灵帝光和五年(182)十二月出生于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幼年时有人给她看相,说“此女贵,乃不可言”。从小聪慧,“不好戏弄”。“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天生的秀外慧中。成年后作了袁绍三子袁熙的妻子,献帝建安七年(202)袁熙出任幽州刺史,她留在冀州侍奉婆母。建安九年(204)曹操破邺城,曹丕先入袁府,见一“被发垢面”的年轻妇人正在袁绍之妻刘后身后“垂涕”,问是什么人,刘后答以“是熙妻”。曹丕当即“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发现甄氏“姿貌绝伦”,大为惊叹。曹丕一离开,刘后便出了一口大气:“不忧死矣!”果如所料,曹操一听说曹丕看中甄氏,马上“遂为迎娶”,曹丕对于甄氏也“有宠”。十分明显,甄氏十几岁成为袁熙之妻,二十四岁又作曹丕之妾,并不是由于秀外慧中,而是因为天生尤物的“姿貌绝伦”。曹丕业已问明她是袁熙的妻子,明知袁熙当时还没死,但她作为战争胜利者,原属失败者的人、财、物全都成了他的战利品,把甄氏猎为私家“宠”物也就顺理成章。
甄氏被曹丕猎为私家“宠”物以后,替曹丕生下了后来继位成为魏明帝的儿子曹叡,以及女儿安乡公主。无论曹丕对她怎么样宠爱,她都始终小心谨慎,按照封建皇权道德,多次劝曹丕“广求淑媛,以丰继嗣”。曹丕的众多妾媵当中有个任氏,由于“性狷急,不婉顺”得罪了他,决意遣出。甄氏主动劝谕道:“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曹丕“不听”,“遂出”任氏。这件事表明,即便在受“宠”期间,甄氏也只是曹丕的众多私家“宠”物之一,说话没有多少分量。献帝延康元年(220)正月,曹丕即魏王位,没有将甄氏封为王后;六月南征,又把甄氏留在了邺城。《三国志》及《魏略》、《魏书》都回避了个中原因,如今据年算一算,当时甄氏38岁了,在曹丕眼里已近人老珠黄了,失去“宠”爱固属必然。这决不是我妄加揣测,她的本传里,后续记载便是明证。魏黄初元年(220)十月,也就是曹丕南征四个月后,魏代汉兴,曹丕“践阼”称帝。曹丕称帝后,原汉献帝、现山阳公刘协立即“奉二女以嫔于魏”,献上了一份政治厚礼;加之“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氏就“愈失意”。先前那样婉顺的甄氏,“愈失意”后不免“有怨言”。怨言传到曹丕耳朵里,“帝大怒,二年(221)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这一个天生尤物,在曹丕身边匆匆走过17年的人生历程,由战争猎物而私家宠物,而男权弃物,死年只不过39岁。生前并没有当成王后、皇后,身后才母以子贵,曹叡于太和元年(227)继曹丕皇位为明帝后,方才“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比一比貂蝉,甄后固然少了某种礼物、替物的遭际,荣华日子也稍长一些,但基本的命运轨迹并没有本质区别。
另一个显例是江东二乔。乔,《三国志》作“桥”。《周瑜传》记载,建安三年(198)周瑜投奔孙策,受任建威中郎将。“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是个“长壮有姿貌”的美男子。孙策与他同年,也人称孙郎,“亦英达夙成”,两人十几岁“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周瑜随孙策“攻皖(今安徽潜江县),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两个结义兄弟的青春美男子,同娶两个同胞姐妹的国色美少女为妻,不唯在三国时期,抑且贯穿古今,都是一段等闲难求的儿女佳话。但一个“得”字,一个“纳”字,多少寄寓着一些春秋笔法。
裴注引《江表传》说,“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一个“戏”字更见蹊跷。引文两处提到的桥公,一般认为即是《武帝纪》里那位赏识青年曹操的“梁国(汉代梁国属豫州刺史部,地在今河南商丘南)桥玄”,建安七年(202)曹操曾“遣使以太牢祀”。从孙策的话里看,桥玄于灵帝光和年间(178-184)病逝以后,他的两个女儿就幼年失祜,“流离”在民间,当时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岁了。所谓“得”,其实是俘获,两个尤物都是他的战争猎物,猎物自然可以“纳”为房中私物,根本不需要征询二桥的意见(尽管果有征询,二桥多会愿意)。把这件专断独裁的事,当作一桩善事、美事而用“戏”言调侃式地说出来,凸显出了孙策那种军阀式的男权得意之概。尽管相关的史籍当中,再也觅不到二桥后来踪迹,但孙策、周瑜先后英年早逝,她俩都作了寡妇,是可以推定的。唐代诗人杜牧诗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纯属一种历史假设。但如果假设得以成立,二乔就成了曹操赤壁之战的战争猎物,真不知他将何以对待二乔,何以报答“桥公”?如今撇开假设,只说实事,连昔日太尉、一代名士桥玄的两个女儿在三国乱世中也遭到了“流离”之苦,其他美女的命运岂非殊难想见?
并未遭受流离之苦,并且身在贵胄显宦家族的美女,同样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刘备两次政治联姻的女性一方,从本质上说,无不属于政治礼物。前一次娶孙夫人,刘备已经是一个年届半百的老男人,孙权时年二十九岁,他的妹妹最多也不过二十岁(否则早嫁人了),但孙权要与刘备“固好”,她就不得不谨遵兄命去当政治礼物。当然也不能排除,她还要替孙权监视刘备,俨然一个卧底,一个间谍替物。《三国演义》给她取名孙尚香,《三国志》里却无名无传,只在《法正传》和《赵云传》里附带提到一笔。这个美女堪称奇女子和女强人,“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与刘备成亲后,“侍婢百余人,皆亲持刀侍主”,使“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这样当然得不到刘备真心接纳,引军入蜀时就把她留在了荆州,还留下赵云“特任掌内事”加以节制。孙权终于明白联姻之策泡汤了,于是“大遣舟船迎妹”;孙夫人临行还想再博一把,“将后主还吴”,结果赵云与张飞“勒兵截江”,夺回了阿斗,只放孙夫人回去。孙夫人回吴,对孙、刘双方都无异于政治弃物,结局可悲可叹。后一次娶穆皇后,这位刘瑁的遗孀同样也是政治礼物,由法正、吴壹等串通一气送给了刘备。法正又献地,又献人,因而成了刘备入蜀后第一政治红人。吴壹献出了妹妹,也获得了官居车骑将军显任的实惠。好在被献者终于成为穆皇后,结局远比孙夫人强。
与貂蝉相似,这些三国美女又像若干面镜子,照出了一些男人,乃至整个社会经常遮饰着的部分真实面孔。秦宜禄妻杜氏那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曹操好色成性,同在宛城占有张济之妻一样,耽溺于美色就敢于置任何大事——例如战事胜败,例如人才收罗——于不管不顾,简直堪称色胆包天;而且照出了关羽也有凡人色心,并不像《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任凭何等美色皆能坐怀不乱。曹操且不论,这样的关羽反而更近人情,更加还原生活本真。甄氏那一面镜子,主要照出了曹丕不仅具有乃父之风,好色成性,而且不惜始乱之,终弃之,在后一点上,甚至连吕布犹自不及。其次也还照出了曹操另外一个品行,亦即用人才不管道德伦常,好女色同样不管道德伦常,因而会招来孔融讽刺。只可惜孔融过分拘泥诗礼传家,几曾懂得封建政治家非唯曹操,就连后来的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也不避乱伦,夺占弟妇以为己妇。曹丕称帝后,君臣易位的刘协“奉二女以嫔于魏”,全不顾自己建安十七年(212)七月曾聘曹操“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亦即未满十二岁者暂时先在家里养着)”,曹丕实为己之舅老倌;身为刘协舅老倌的曹丕,对刘协奉上两个外甥女也照单全收,加以“爱幸”,都说明了他们从来都是一路的货色,只讲四季发情,舅老倌占有外甥女尚且小意思,占有别人的妻子,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与他们相比,穆皇后那一面镜子所照出的法正、吴壹,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也不能以偏概全,将三国风流人物一概视为既好色、又乱伦之徒。关羽就与曹操明显区别开来。刘备喜怒不形于色,乌龟有肉藏在肚皮内,娶穆皇后毕竟政治考量超过了女色惑乱,也与曹操颇不一样。孙策、周瑜两个青春美男子,虽然靠“得”而分别“纳”了大桥、小桥,孙策还曾“戏”言调侃过,但也不能怀疑对那两个国色美少女确有真爱。面对着女色勾引,最能够守正不苟,保持男子汉道德尊严的当推赵云。《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写到,刘备平定江南四郡后,任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取代原任太守赵范。赵范的寡嫂樊氏,“有国色,范欲以配云”。赵云拒绝道:“相与同姓,卿兄犹我兄。”坚决不肯答应。别的人又劝赵云收纳樊氏,赵云仍然坚持说,赵范是被迫投降,“心未可测”,更何况“天下女不少”,终究没有那样作为。“范果逃走,云无纤介”。倘若换成了曹氏父子,或者吕布之流,百分百如同当今那些美女、金钱、财宝一样都不能少的滥官污吏一样,早就将樊氏笑纳怀中了。另如诸葛亮,也是道德高尚,不羡女色的。《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说,沔南名士黄承彦选婿,看中了诸葛亮,对诸葛亮说“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诸葛亮同意娶这个丑女,“即载送之”,终身没有另娶。这与曹操在《武文世王公传》里具姓的皇后、夫人、昭仪、姬媵多达13人,还不包括他的前妻丁夫人、刘夫人,以及逢场作戏临时“取乐”的那些女人相对照,不啻有霄壤之别。所以,从功业看曹操,无疑是在诸葛亮之上,而从道德看曹操,则根本不能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美女作为一种百代永在的特殊镜子,留真功能确是不容小觑的,今之视古一如后之视今。
位尊权重的男人肆意猎取美女,享受美女,并非只发生在三国前期那些闯荡乱世的军阀贵胄身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同样乐此不疲,放纵无忌。在蜀汉,都乡侯、车骑将军刘琰本为刘氏“宗姓”,一贯生活侈靡,纵情声色,荒淫无行。他的妻子胡氏“有美色”,建兴十二年(234)正月循例入宫拜贺太后,不料遇见了更加荒淫无行的后主刘禅,将其留在宫中,“经月乃出”。论宗亲班辈,刘琰与刘禅当是远房叔侄关系,胡氏当是刘禅婶子。但天生尤物“美色”可餐,哪管什么叔婶侄儿,猎取到手就留在宫中“取乐”,“乐”够味了方才放行。当然扯了一块遮羞布,说是“太后令特留”,借穆太后掩人耳目。刘琰明知胡氏“与后主有私”,不敢惹刘禅,气都出在胡氏身上。心想你再“有美色”,也只能作我一人房中私物,如今竟然给我戴绿帽子,天生尤物多的是,岂能再留你?于是命令兵卒殴打胡氏,甚至用鞋底打胡氏的脸,“而后弃遣”。胡氏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既成了夫家弃物,就向皇帝“情夫”告状,于是“琰坐下狱”。奉诏审理的官员自然不好追究刘琰侮辱、体罚、弃遣当今皇上“情妇”的罪,以“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罪名处置他,居然作出了“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的荒唐结论,“琰竟弃市”。
这在中国以言代法的“法治”史上,其荒诞不经,或许堪称一个绝版。如今透过绝版看胡氏,她的尤物、私物、猎物、弃物特征历历在目;看刘琰,看刘禅,他俩形似“情敌”,实际是一丘之貉。
较之刘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孙权的孙子,吴国的末代皇帝孙皓。孙皓于元兴元年(264),由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拥立即皇帝位,时年23岁。当年八月,张布因拥立有功,升为骠骑将军,加侍中;他的一个女儿也被孙皓纳为美人,“有宠”。但“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阳兴和张布尤其“窃悔之”。有人密告给孙皓,当年十一月孙皓便“诛兴、布”。杀了张布后,竟问张美人:“汝父所在?”张答:“贼以(已)杀之。”孙皓当即“大怒”,“棒杀”了张美人。待怒气稍平,“好酒色”的孙皓又“思其颜色”,指派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侧”。还问左右说:“布复有女否?”左右告诉他,张布的大女嫁给了故卫尉冯朝的儿子冯纯。孙皓一听,立即派人“夺纯妻入宫,大有宠,拜为左夫人,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房宴”之不足,进而又令宫廷尚方用黄金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以千计,令宫娥彩女佩戴这些黄金饰品“以相扑”,为其“房宴”取乐助兴。相扑碰撞,往往导致黄金饰品“朝成夕败,辄出更作”,一些工匠便寻机偷盗,造成府藏为之空。张夫人死后,孙皓将她“葬于苑中”,并且“大作冢”,命令工匠“刻柏作木人”,放到冢里“以为兵卫”,陪葬的金银珍玩更“不可称计”。孙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致使国人谣传他已经死了,以孙皓的名义复出的人并非他本人,而是“颜状似皓”的舅子何都。这在中国历代帝王的耽溺女色荒淫史上,恐怕称得上“天王”级的旷世绝版,唐代李隆基之于杨玉环简直可谓望尘莫及。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妃嫔传》,特引《江表传》详加记载,才让后人知道世间真有这等之人,这等之事。
陈寿撰述《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写了一段序文,值得后人注意。首先他引《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其次他以“二妃嫔妫,虞道克隆”和“任、姒配姬,周室用熙”作对照,提出了“废兴存亡,恒此之由”就在于能否做到“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然后才大发感慨:“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呜呼,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这些话,基本意思相当剀切,“男女正”,男女要和谐确是千古不可移易的,关乎“废兴存亡”的“天地之大义”,“唯色是崇,不本淑懿”确会导致“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自古及今,“有国有家者”均应当“永鉴”。但他并没有看出,天地间的男女关系既有生物性的一面,更有社会性的一面,决非单纯是《周易》讲的乾坤组合,自三代以降,男女之间就从没有平等过,从没有和谐过。
“男女正”的说教,基本的信众主要存在民间,存在也不纯粹;至于那些掌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权力的治民者们,除了其中一部分确能道德自律以外,相当多人就从没有相信过。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无论是王允那样的正人君子,还是董卓、吕布、曹操、曹丕、刘禅、孙皓之类的权贵豪强,乃至历代伪道学们,心目中的女人无非是以“色”分级的灵肉之物,其中的绝色美女无非是品级最高,标名尤物罢了。尤物也是物,同其他女人一样,无不可以“肆意侈欲”,随应时间、地点、条件的转换而用之如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越是尤物越可能命运不堪。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即是这一社会历史定势的凄艳概括,“乱世”、“末世”中如此,“治世”、“盛世”中也好不了多少,充其量程度、形式有所差异而已。甚至于直至当今中国,不少男人仍然照不得三国美女那些镜子,否则丑恶嘴脸就会暴露无遗。有一句广告语“美食和美女,让味觉和视觉都放松”,就颇值得人们思索。
事实上,以美女为节点的女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历史问题。早在公元前12世纪,希腊半岛南部的阿开亚人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洛亚人,就曾为争夺斯巴达美女海伦,打了一场历时10年的部落战争,希腊人最终整个毁灭了特洛亚城。人类进入21世纪,文明程度总体上高得多了,但在非洲一些国家、地区和部落,女孩子仍然必须经受“割礼”,国王者流仍然可以每年“选妃”。即便文明领先的国家,女人有权当女王、总统、首相、总理、国务卿、CEO了,平民家庭出身的英国黛安娜王妃可以与查尔斯王储分庭抗礼,追求个人爱情自由,挑战世袭王权、男权了,曾被誉为“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世纪的蒙娜丽莎”,现年79岁的前意大利著名女星吉娜·洛罗布里吉达,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同小她34岁的西班亚房产商贾维尔·里高·里福尔斯结为伉俪了,仍然只是表明女性命运改善了,地位提高了,而决不是什么“男女都一样”。美国《财富》杂志评选2006年度全世界最有权力的31名风云人物,女人只有2人,一人为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另一人为与其丈夫比尔·盖茨并列的盖茨基金创办人之一梅琳达·盖茨,男女比例的过分悬殊即为一个铁证。
风行全球的“选美”活动五花八门,表面上仿佛是崇尚女性美,实际上骨子里都是男人在变相猎艳,满足意淫,而不是女人在主动比美。通常多由男人“选”出来的“美”,无论封“后”称“姐”,事后总有不少的美女沦为富豪巨贾、政要名流甚至黑帮头子的新妇、二奶或者小蜜,就证明了诸多“选美”在现代文明包装下的男权购“物”实质。前不久,据英国媒体披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国家剧院附近的公厕里,安装了一批外形酷似女人性感嘴唇的小便池,池内竟然还有一排雪白的牙齿和一条鲜红的舌头。制造商纽合德,以及设计“女人嘴唇小便池”的专家们,究竟将女性当作什么,难道还需要作分析吗?而所有这些,较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不乏后继之人,甚或后来居上,以及明娼、暗娼、“红灯区”广泛存在,国际间的贩卖性奴隶事件时有所闻,又都成了小焉者也。固然不容许以一当十,以偏概全,但只要不睁着眼睛说瞎话,谁能说,女性人格已经普遍得到充分尊重了呢?借全球“他山之石”,攻当今中国之“玉”,未尝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