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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强化国家权力：增强联邦凝聚力
在我国，国家及其制度和结构在人民生活中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牢固强大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应该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普京
在众多的俄罗斯历史名人中，普京毫不掩饰对彼得大帝的欣赏和崇敬。在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中就挂有彼得大帝的肖像。彼得大帝是俄罗斯现代化的奠基人，他推行欧化改革，用野蛮制服了俄罗斯的野蛮（马克思语），使俄罗斯开始走向世界，把落后封闭的俄罗斯变成了欧洲大陆的强国。彼得大帝通过欧化改革创造了俄罗斯强盛的历史是每一个怀揣强国梦的俄罗斯人引以自豪的。普京总统对彼得大帝的推崇，表明的是他强国富民的雄心壮志。
普京上台执政，肩负的是振兴俄罗斯的历史重任，面对的却是叶利钦留下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所产生的混乱局面。正如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叶戈尔·斯特罗耶夫说的，普京总统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开刀后发现病人肌体千疮百孔，几乎各个器官都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继续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继续激进的改革，俄罗斯也断无生机，因为：
俄罗斯被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折腾得精疲力竭。只有幻想家或者对俄罗斯，对人民极端冷漠、无动于衷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口号下，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再发生一次突变，国家和人民都无法承受了。民族的忍受力，还有它的生存能力，以及它的创造能力，都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就要崩溃了，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和道德上崩溃。
普京执政后致力于寻找一条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实际上，俄罗斯混乱局面的症结与其说是在经济领域，不如说是在政治领域。俄罗斯社会亟需秩序和稳定，因而普京就从整顿联邦体制，强化政治权威，恢复宪法秩序入手，以铁腕治乱世，开创政治新时代。
一、扼制地方分离主义倾向
（一）地方分裂主义的阴影
俄罗斯是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的联邦制国家。但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种种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地方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叶利钦时代，尽管用宪法形式对联邦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做了比较明确的划分，但联邦中央与地方职能划分上仍有盲点；加之叶利钦政权与反对派控制的国家杜马之间水火不容，争斗不已，叶利钦曾为寻求地方行政长官的支持，对他们极力争取、拉拢，对他们的出格行为也听之任之；另外，叶利钦为解决民族地区的问题，与民族地区又签订双边条约，认可了民族地区的一些特权，有人戏称已经把宪法的联邦变成了契约的联邦。1995年以后，俄罗斯的地方行政长官由民选产生，不再由总统任命，总统丧失了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
随着联邦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日渐削弱，再加上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签订的分权条约，地方分离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带来越来越明显的消极后果。
第一，不少地方行政长官，如州长、共和国总统都苦心经营独立王国，成了本地区的土皇帝。他们无视中央权威，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轻则不听招呼，重则分庭抗礼，极端者甚至组建服从自己的警察和保安机构。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西莫夫就是典型代表。他自己任命法官、检察官，建立了一支完全听命于他的四万人的警察部队，甚至还控制了该共和国的联邦安全局分局，媒体也被他完全控制，反对派只能在邻近地区出版报纸。俄罗斯学者毫不客气地称拉西莫夫政权是强硬的独裁主义政权。
第二，不少地区任意立法，全然不把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放在眼里，以致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法规，包括涉及财产权、税收和关税的法令，与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相抵触。
第三，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分立主义滋长，各地方都以本地区的发展和利益为上，挖空心思与中央政府在财政上讨价还价，尽可能减少上缴中央的资金和资源，尽可能争取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投资流向本地区；而为了保护地方利益，不惜分割市场，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建立贸易壁垒，胆子大的甚至发行有货币职能的证券。
第四，权力机关的分支机构被地方同化，成为地方领导人的保护者，或成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根据地。
（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分离主义行为日益严重，势必影响政令的畅通和国家的发展，威胁俄罗斯联邦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因此，为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与稳定，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威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是普京执政后的当务之急。
1．成立联邦区
普京采取的加强联邦中央权威和对地方的控制力的第一个步骤是成立联邦区。2000年5月，普京发布总统令，决定在89个联邦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七大联邦区，即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部联邦区、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联邦区、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中心的北高加索联邦区、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以叶卡捷琳娜堡为中心的乌拉尔联邦区、以新西伯利亚为中心的西伯利亚联邦区和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联邦区。每个联邦区下辖若干个联邦主体。七大联邦区由总统新任命的总统全权代表领导，总统全权代表直接对总统负责。
按照《俄罗斯联邦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条例》规定，总统全权代表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总统确定的国家内外政策的实施，监督各联邦主体权力机关的工作和执行联邦宪法、联邦法律以及联邦最高决定的情况，确保总统在联邦区内干部政策的实施，定期向总统报告联邦区的情况；另外，与跨地区经济协作联合体合作，共同制定和实施本联邦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也是总统全权代表的任务。为了提高总统全权代表的地位，他们全部都成为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七个联邦区的辖区与俄罗斯军队的大军区区划相似。内务部队也在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所在地设立分部，国家杜马审计委员会也向七个联邦区派驻审计代表，监督和审查各联邦主体执行中央预算和财政的情况。
设立联邦区，派遣总统全权代表是普京政权为加强联邦中央对各联邦主体垂直领导的重大举措，旨在使各地联邦机构摆脱地方行政长官的控制，并使地方行政长官的行动受到监督，使他们难以为所欲为，从而削弱地方势力，结束地方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保证政令畅通，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2．统一法律空间
普京政权加强中央权威的第二个步骤是统一法律空间，加强宪法秩序。
俄罗斯是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的联邦制国家。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空间，没有正常的宪法秩序，联邦体制的有效运作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叶利钦时代，尽管1993年的《俄罗斯宪法》对俄罗斯联邦统一的法律空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犯规出界的现象却非常严重。据1995年统计，在俄罗斯21个民族共和国制定的宪法中，有19部存在与俄罗斯联邦宪法相抵触的内容；89个联邦主体中，有70个的法律文件存在与联邦宪法相悖的情况。据俄罗斯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透露，仅仅在1998年，地方上就出台了2000多个与联邦法律相矛盾的法律文件，1999年，联邦主体的法律文件则有1700个与联邦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个别走到极端的则奉行地方法律优先于联邦法律、地方法律至上原则。比如，达吉斯坦共和国宪法规定，在达吉斯坦境内，当俄罗斯联邦法律违背达吉斯坦共和国主权利益时，达吉斯坦共和国可以终止执行联邦法律；印古什共和国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法律只有与印古什共和国的法律不相抵触，才能在印古什共和国境内有效。总之，破坏统一法律空间最危险的因素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清除，不要说俄罗斯联邦体制无法有效运转，整个俄罗斯国家也有被分裂的危险。
面对这种法律秩序的混乱局面，普京政权不得不采取“法律专制”的手段来加以治理。2000年6月，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废除阿尔泰共和国宪法中宣布主权条款的判决，强调俄罗斯宪法不承认任何其他主权载体和权力来源。紧接着，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又废除了阿迪格、印古什、巴什科尔斯坦、科米、北奥塞梯、鞑靼等六个共和国的宪法与俄罗斯宪法相抵触的一些条文。
2000年7月和8月，普京政权先后出台《俄罗斯联邦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和《关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组织的普遍原则法》两个法律文件。这两个法律文件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把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的联邦主体的法律或法规提交相关法院审理；俄罗斯国家杜马可根据总统提出的法律动议，宣布解散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执行法院裁决的联邦主体立法机关；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按照规定的法律程序，解除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职务。根据这两个法律文件，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对不少俄罗斯联邦主体提出了要求，要他们修改与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宪法或法律。尽管有少数联邦主体仍然我行我素，但随着普京政权的权威日益上升，俄罗斯统一的法律空间的建设成绩卓著，越来越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
3．改组议会上院
普京政权加强联邦中央权威的第三个步骤是改组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
联邦委员会是由俄罗斯联邦主体的代表组成，主要代表的是联邦主体的利益。1996年6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组成法》，根据该法案，联邦委员会就由各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组成。这是叶利钦为牵制反对派占优势的国家杜马而推出的政治举措；希图利用地方首脑组成的联邦委员会来平衡与国家杜马的斗争。然而，随着地方势力的膨胀，地方首脑组成的联邦委员会的运作不时偏离正常的轨道，消极影响日益严重。
从理论层面看，地方行政长官成为俄罗斯联邦立法机构的成员，同时掌握地方行政权和联邦立法权，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实际上违反了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原则。这种制度安排上的硬伤，对俄罗斯的法制建设极端不利。
1995年以后，地方领导人由地方民众选举，向地方选民负责，他们在联邦委员会中首先关心的不是国家整体的利益，而是地方局部的利益，代表地区利益参与资源分配。从积极面来说，这有利于防止联邦委员会被好斗的反对派控制；从消极面看，联邦中央可利用资源分配，特别是财政资源分配对联邦委员会成员进行拉拢、分化，从而左右联邦委员会的意愿。通过资源分配手段让地方行政长官支持自己，在与反对派占优势的国家杜马的斗争中使联邦委员会站在自己一边，是叶利钦惯用的手法。
由地方领导人组成联邦委员会使联邦中央权威削弱，地方政府权力扩张和影响增加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为地方政府增大影响和扩张权力提供机会和条件：
首先，联邦委员会为地方领导人提供了扩大政治影响的全国性的政治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只闻名一方的地方领导人有可能成为国家级政治家。其次，联邦委员会为地方政府领导人协调立场、集体与联邦中央讨价还价提供场所，特别是为保护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和利益提供机制保障。1997年，由于滨海边疆区领导人叶夫根尼，纳兹德拉坚科为所欲为，对联邦中央权威不屑一顾，叶利钦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将民选的纳兹德拉坚科撤职，只好任命总统代表并扩大其权力，使总统代表可以分享和干预纳兹德拉坚科的权限。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举一出，引起地方行政长官的普遍不满和警觉，认为这不只是涉及滨海边疆区，而是涉及所有地方行政长官命运的问题。他们看得很清楚，叶利钦政权的动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投石问路，寻求重新控制民选地方行政长官的途径。1997年7月17日，联邦委员会以113票赞成、1票弃权的惊人一致通过了《致叶利钦总统的呼吁书》，要求叶利钦不要采取限制民选地方行政长官权力的措施。
再次，地方领导人进入联邦委员会也就获得议员豁免权，这使得他们多了一道与联邦中央抗衡的护身符，行动起来更加有恃无恐。1998年，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时，就有40多个地方领导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叶利钦再参加2000年的总统选举，合左翼反对派之力，造成逼宫之势，迫使叶利钦不得不多次公开表示不再参选。另外，联邦委员会由地方领导人组成也是联邦议会上院按专业原则进行运作的障碍。立法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地方领导人往往不具备这种专业才能。他们都是执掌一方的大员，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于处理地方政务，也没有条件全身心放在联邦委员会的工作上，这使得联邦委员会有时不能按专业原则运作。
总之，由地方领导人组成联邦委员会来控制联邦议会上院，扩大了地方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削弱了联邦中央的权威，弊大于利，应当采取措施加以改正。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正式当选总统后就提出《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这项法案规定，联邦委员会由各个联邦主体派出的代表组成，进入联邦委员会的代表由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任命，联邦主体立法机关批准。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地方行政长官兼任联邦委员会委员的权力。
普京本人解释说，地方行政长官经常往莫斯科跑，然后呆在议会里开会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更多地关心自己管辖之地老百姓的福祉，少呆在莫斯科。
很明显，普京政权改组联邦委员会的目的是要把州长们赶出莫斯科，削弱他们对全国政局的影响。表面上看，组成联邦委员会的仍然是地方行政长官派出的代表，甚至是他们意志和愿望的代言人，但是实际上这些代表的政治分量和影响与地方行政长官相比，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改组联邦委员会的法案得到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支持，国家杜马以308票赞成、86票反对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但是，这项旨在剥夺地方行政长官议员资格，削弱其政治影响的法案，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不满和反对。鞑靼共和国总统沙伊米耶夫就公开表示，他看不出改组联邦委员会有什么好处，声称这一作法背后的目的是削弱联邦委员会，使其更加无力，使这一宪法权力机关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在联邦委员会对该案进行表决时，托木斯克州的州长马尔采夫一边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一边晃动俄罗斯联邦宪法高声喊道，我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占据这个位置的。结果，联邦委员会以129票反对、13票赞成否决了剥夺地方行政长官议员资格的法案。按照俄罗斯法律，对于联邦委员会否决的法律草案，国家杜马以2/3的多数可以推翻联邦委员会的否决，使法律草案正式成为法律。但是，国家杜马没有采取这一方式，而是与联邦委员会组成协商委员会对法案进行了修改。7月26日，联邦委员会批准了该法案，这一次投票的结果与前一次截然相反，119票赞成、19票反对。这表明，大多数地方行政长官并不真正想与声望日隆的普京总统公然对立，他们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获得胜利，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让步条件，尽可能保留一些权力资源。
联邦委员会改组法案正式生效后，为了安抚地方行政长官，普京在2000年9月1日成立了国务委员会。国务委员会由89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组成，普京总统本人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有七个地方行政长官进入主席团。国务委员会是个咨询机构，主要任务是就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国家建设和巩固联邦制基础等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协助总统解决联邦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歧。国务委员会给地方行政长官提供了每年四次到莫斯科开会向总统提建议的机会。这样，普京也给了地方头头脑脑的面子。
（三）彰显中央权威
通过成立联邦区、改组联邦委员会、统一法律空间等加强联邦中央权威的措施，普京政权有效遏制了地方的离心倾向，打击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的嚣张气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加强，为普京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曾与叶利钦公开叫板而叶利钦却奈何不得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叶夫根尼，纳兹德拉坚科被普京轻松拉下了马。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中心的滨海边疆区，地处远东，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飞机要飞10小时。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自恃山高皇帝远，莫斯科鞭长莫及，一贯对联邦中央的权威不屑一顾，我行我素，甚至公然与叶利钦政权叫板，唱对台戏，分庭抗礼，成了叶利钦的眼中钉、肉中刺。叶利钦三番五次想把纳兹德拉坚科拉下马，杀一做百，但几番动作，都未能奏效，纳兹德拉坚科稳坐钓鱼台，倒把叶利钦弄得灰头土脸。然而，到了2000-2001年之交的冬天，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那个冬天，滨海边疆区能源供应发生严重问题，老百姓家中的室内温度大幅下降，感觉都快冻僵了；企业大量停产，百姓怨声载道。为此，普京总统撤了能源部长的职务，并且要求纳兹德拉坚科提出辞职。一贯飞扬跋扈，不把联邦中央放在眼里的纳兹德拉坚科竟然乖乖地按照普京的要求做了！这使国内外观察家惊奇不已，大跌眼镜。
二、政党改革：整合政治资源
（一）制定《政党法》
规范的政党活动、成熟的政党制度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和发展的条件。普京执政标志俄罗斯的政治建设从此步入一个新时期。然而，普京面对的是政党制度不成熟，政治秩序混乱和失范的社会现实。为维护政局稳定，保证政令畅通无阻，普京政权需要规范和监督政党活动，获得国家杜马稳定多数派的支持。为此，普京执政伊始就进行政党改革。
普京政党改革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是制定《俄罗斯联邦政党法》，把政党政治纳入法制化轨道。2000年2月，普京就提出，只有建立欧洲式的稳定的政党体系才能确保政治稳定。2月27日，在团结联盟大会上，普京呼吁建立有效的多党制。普京正式当选总统后，俄罗斯政党之间的分化组合的步履加快，中左右并立，中派强势的多党制轮廓日趋清晰。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开始制定联邦政党法，普京总统提出的草案得到多数议员认可。
2001年6月，以总统草案为基础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经国家杜马三读通过，7月11日普京总统签署，7月14日正式公布生效。《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重要内容有：(1)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原则；(2)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3)每个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的党员，且在50%以上的联邦主体设有党员数量不少于1000人的地区分支机构，这样的政党才能获得登记；(4)只有政党才是有权独立推选候选人参加议会等各级权力机构选举的社会团体；(5)不允许按职业或宗教建立政党；(6)政党必须具有纲领和章程以及建立的程序f(7)政党参与国家杜马和总统竞选并达到规定比例或数额的，国家给予财政资助。
《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制定和实施，是普京整顿政党制度和秩序取得的显著成果，标志着俄罗斯政党政治进一步朝着有序化、规范化方向的发展，俄罗斯的政党运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建立政权党
普京政党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政权党，形成国家杜马多数派。叶利钦时代，克里姆林宫面对的是反对派占优势的国家杜马，叶利钦政权提出的法案在国家杜马常常遭到抵制，克里姆林宫与国家杜马频繁处于尖锐的对立中，很难说得上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密切合作。而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密切合作是保证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普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在竞选时就多次强调，国家的正常发展离不开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密切合作。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普京积极采取措施，理顺总统与国家杜马的关系。
普京执政之初，俄罗斯共产党是国家杜马的第一大党，在国家杜马中占有113个席位。为了减少总统提出的法案在国家杜马获得通过的阻力，普京积极争取与俄共的合作。普京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以及不断攀升的民意支持率，也迫使俄罗斯共产党不得不改变当总统的坚决反对派的策略，放弃公开的敌对斗争方式，而采取一定程度上支持普京的立场；在国家杜马中，则与亲总统的团结党进行“建设性合作”。这种建设性合作使得国家杜马通过了普京强化中央政权，发展经济的重要法律，其中包括联邦委员会改革和建立联邦区的法案。
然而，普京总统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建设性合作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多久，毕竟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方面差距不小。2001年初，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批评普京言而无信，逐渐改变了支持普京的立场。2001年2月底，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突然发难，表示要对卡西亚诺夫任总理的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企图倒阁。结果，共产党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案只得到117张赞成票，远远没有达到法定通过的票数。俄罗斯共产党与普京政权的合作到此结束。2001年5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了反对普京政权政策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标志着普京政权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建设性合作彻底结束，俄罗斯共产党成了普京政权的反对派。
普京对不可能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的形势一清二楚，因此，在争取与共产党合作的同时，积极组建支持自己的政权党，努力在国家杜马中形成支持自己的多数派。在普京授意下，2000年5月27日，团结联盟宣布正式改建为团结党，C．绍伊古被推选为团结党的领袖。普京出席了团结党的成立大会，祝贺团结党的成立，希望团结党进一步发展壮大。团结党吸收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俄罗斯团结和谐党、全俄罗斯运动、俄罗斯社会党的成员加入。2000年6月19日，团结党在俄罗斯司法部正式登记注册为政党。团结党毫不掩饰地宣称：拥护普京总统的方针和政策，是亲总统的政党。作为中派政党，团结党在国家杜马中加强了与另一中派力量“祖国”的合作，双方建立了定期磋商和在重大问题上协调立场的机制。2001年4月12日，团结党领袖绍伊古和祖国运动领导人、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共同表示，将组成政治联盟，第一步是成立双方各出八名代表的协调委员会。7月2日，团结党与祖国运动召开联盟大会。10月27日，团结党和祖国运动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吸收沙伊米耶夫领导的全俄罗斯运动，组建团结与祖国党。2001年12月1日，团结与祖国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成立大会，普京总统亲自到场祝贺并发表讲话，希望团结与祖国党成为真正得到人民尊重、捍卫公民利益的政党。团结与祖国党在此次大会选举出1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由绍伊古、卢日科夫、沙伊米耶夫共同担任党的主席。2002年4月，团结和祖国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称为统一俄罗斯党。统一俄罗斯党力量雄厚，到2003年，党员人数就达到50多万，党员中有42人是联邦委员会委员、132人是国家杜马议员、500多人是各级地方行政长官、2000多人是各级立法机构代表，在俄罗斯所有联邦主体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和基层组织。
统一俄罗斯党的建立标志支持普京的议会多数派形成，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员总数大大超过俄罗斯共产党，成为国家杜马中的多数党。从此普京总统在国家杜马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支持普京和政府的政权党在国家杜马中占主导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普京政权和立法机关的关系，使得总统的治国构想得以实施，保证总统提出的政治经济重大法案得到议会的通过而成为法律，比如《所得税法》、《劳动法典》、《土地法典》等，尽管遭到左翼党派强烈反对，最后也顺利通过。
（三）挤压俄共
政权党在国家杜马占主导地位也使反对派在杜马中再也掀不起大浪，确保了政局的稳定。2001年3月，俄罗斯共产党提出对卡西亚诺夫为总理的政府的不信任案，但由于多数支持普京政权的议员反对而遭否决。2002年4月，国家杜马四个组织提出提案向俄罗斯共产党发难，要求重新分配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职位。该提案在国家杜马顺利通过，结果，俄罗斯共产党原先拥有10个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职位，一下子就失去了八个，只剩下文化旅游和宗教事务两个无足轻重的委员会的领导职位，大大削弱了俄共在国家杜马，乃至俄罗斯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为表示抗议，俄罗斯共产党宣布放弃国家杜马主席和剩下的两个委员会领导职务。但是，俄共的决定遭到担任国家杜马主席的谢列兹尼奥夫的反对，他坚决拒绝辞去国家杜马主席一职，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也拒绝放弃在国家杜马文化旅游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召开会议，要求谢列兹尼奥夫等辞职，声称如果谢列兹尼奥夫等不服从俄共中央的决定，就给予组织处分。谢列兹尼奥夫在会晤总统普京后，表示不服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俄罗斯共产党中央通过决定，把谢列兹尼奥夫、古边科、戈里亚切娃开除出党，接着又把三人开除出俄罗斯共产党议会党团。普京总统批评俄罗斯共产党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支持谢列兹尼奥夫继续留任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本人对俄共中央也不甘示弱，宣布退出俄罗斯共产党，引起俄共内外的强烈反响，使俄罗斯共产党内部矛盾公开化。随即，谢列兹尼奥夫另起炉灶，组建了俄罗斯运动，后又改组为俄罗斯复兴党，与俄罗斯共产党分庭抗礼。重新分配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和谢列兹尼奥夫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决裂，使俄罗斯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大受打击。
2003年12月，俄罗斯举行新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选举结果使普京理顺执政当局与议会关系的心愿彻底实现。在这次没有悬念的大选中，尽管有23个政党或竞选团体参加角逐，但普京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却一枝独秀。该党以“与总统同呼吸共命运”为竞选口号，得票率遥遥领先，获得37.1%的选票。最终，统一俄罗斯党和其他支持普京总统的力量获得国家杜马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席位，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的任何法案在国家杜马都能顺利通过。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政坛左翼和右翼势力严重对立的局面彻底结束，中派势力完全主导国家事务。
俄罗斯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遭受惨败，丧失国家杜马中龙头老大的地位，仅仅获得12.7%的选票，总共在国家杜马中占有50多个席位，远远低于上届的113个席位。俄罗斯共产党在普京政权和右派的双重挤压下，内部矛盾激化，再经与谢列兹尼奥夫等的决裂，元气大伤。2003年9月，以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为首的29个左派组织公开与俄罗斯共产党分道扬镳，另立山头，建立祖国竞选联盟，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共产党的影响和实力，俄共在国家杜马成为大输家势所必然。
在这次国家杜马的大选中，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也是大输家。他们因为没有获得法定的5%的选票而无缘进入国家杜马。亚博卢集团仅获得4.3%的选票，而右翼力量联盟则更惨，得票率仅为3.9%。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双双出局，表明自由派右翼势力在俄罗斯社会的影响日趋势微。
普京总统对国家杜马大选结果十分满意，表示选举结果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广大选民的意愿。支持普京的中派势力主导国家杜马，为普京总统进一步推行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提供了政治保障。
——普京
在众多的俄罗斯历史名人中，普京毫不掩饰对彼得大帝的欣赏和崇敬。在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中就挂有彼得大帝的肖像。彼得大帝是俄罗斯现代化的奠基人，他推行欧化改革，用野蛮制服了俄罗斯的野蛮（马克思语），使俄罗斯开始走向世界，把落后封闭的俄罗斯变成了欧洲大陆的强国。彼得大帝通过欧化改革创造了俄罗斯强盛的历史是每一个怀揣强国梦的俄罗斯人引以自豪的。普京总统对彼得大帝的推崇，表明的是他强国富民的雄心壮志。
普京上台执政，肩负的是振兴俄罗斯的历史重任，面对的却是叶利钦留下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所产生的混乱局面。正如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叶戈尔·斯特罗耶夫说的，普京总统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开刀后发现病人肌体千疮百孔，几乎各个器官都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继续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继续激进的改革，俄罗斯也断无生机，因为：
俄罗斯被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折腾得精疲力竭。只有幻想家或者对俄罗斯，对人民极端冷漠、无动于衷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口号下，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再发生一次突变，国家和人民都无法承受了。民族的忍受力，还有它的生存能力，以及它的创造能力，都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就要崩溃了，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和道德上崩溃。
普京执政后致力于寻找一条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实际上，俄罗斯混乱局面的症结与其说是在经济领域，不如说是在政治领域。俄罗斯社会亟需秩序和稳定，因而普京就从整顿联邦体制，强化政治权威，恢复宪法秩序入手，以铁腕治乱世，开创政治新时代。
一、扼制地方分离主义倾向
（一）地方分裂主义的阴影
俄罗斯是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的联邦制国家。但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种种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地方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叶利钦时代，尽管用宪法形式对联邦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做了比较明确的划分，但联邦中央与地方职能划分上仍有盲点；加之叶利钦政权与反对派控制的国家杜马之间水火不容，争斗不已，叶利钦曾为寻求地方行政长官的支持，对他们极力争取、拉拢，对他们的出格行为也听之任之；另外，叶利钦为解决民族地区的问题，与民族地区又签订双边条约，认可了民族地区的一些特权，有人戏称已经把宪法的联邦变成了契约的联邦。1995年以后，俄罗斯的地方行政长官由民选产生，不再由总统任命，总统丧失了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
随着联邦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日渐削弱，再加上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签订的分权条约，地方分离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带来越来越明显的消极后果。
第一，不少地方行政长官，如州长、共和国总统都苦心经营独立王国，成了本地区的土皇帝。他们无视中央权威，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轻则不听招呼，重则分庭抗礼，极端者甚至组建服从自己的警察和保安机构。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西莫夫就是典型代表。他自己任命法官、检察官，建立了一支完全听命于他的四万人的警察部队，甚至还控制了该共和国的联邦安全局分局，媒体也被他完全控制，反对派只能在邻近地区出版报纸。俄罗斯学者毫不客气地称拉西莫夫政权是强硬的独裁主义政权。
第二，不少地区任意立法，全然不把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放在眼里，以致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法规，包括涉及财产权、税收和关税的法令，与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相抵触。
第三，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分立主义滋长，各地方都以本地区的发展和利益为上，挖空心思与中央政府在财政上讨价还价，尽可能减少上缴中央的资金和资源，尽可能争取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和投资流向本地区；而为了保护地方利益，不惜分割市场，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建立贸易壁垒，胆子大的甚至发行有货币职能的证券。
第四，权力机关的分支机构被地方同化，成为地方领导人的保护者，或成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根据地。
（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分离主义行为日益严重，势必影响政令的畅通和国家的发展，威胁俄罗斯联邦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因此，为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与稳定，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威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是普京执政后的当务之急。
1．成立联邦区
普京采取的加强联邦中央权威和对地方的控制力的第一个步骤是成立联邦区。2000年5月，普京发布总统令，决定在89个联邦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七大联邦区，即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部联邦区、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联邦区、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中心的北高加索联邦区、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以叶卡捷琳娜堡为中心的乌拉尔联邦区、以新西伯利亚为中心的西伯利亚联邦区和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联邦区。每个联邦区下辖若干个联邦主体。七大联邦区由总统新任命的总统全权代表领导，总统全权代表直接对总统负责。
按照《俄罗斯联邦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条例》规定，总统全权代表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总统确定的国家内外政策的实施，监督各联邦主体权力机关的工作和执行联邦宪法、联邦法律以及联邦最高决定的情况，确保总统在联邦区内干部政策的实施，定期向总统报告联邦区的情况；另外，与跨地区经济协作联合体合作，共同制定和实施本联邦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也是总统全权代表的任务。为了提高总统全权代表的地位，他们全部都成为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七个联邦区的辖区与俄罗斯军队的大军区区划相似。内务部队也在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所在地设立分部，国家杜马审计委员会也向七个联邦区派驻审计代表，监督和审查各联邦主体执行中央预算和财政的情况。
设立联邦区，派遣总统全权代表是普京政权为加强联邦中央对各联邦主体垂直领导的重大举措，旨在使各地联邦机构摆脱地方行政长官的控制，并使地方行政长官的行动受到监督，使他们难以为所欲为，从而削弱地方势力，结束地方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保证政令畅通，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2．统一法律空间
普京政权加强中央权威的第二个步骤是统一法律空间，加强宪法秩序。
俄罗斯是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的联邦制国家。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空间，没有正常的宪法秩序，联邦体制的有效运作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叶利钦时代，尽管1993年的《俄罗斯宪法》对俄罗斯联邦统一的法律空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犯规出界的现象却非常严重。据1995年统计，在俄罗斯21个民族共和国制定的宪法中，有19部存在与俄罗斯联邦宪法相抵触的内容；89个联邦主体中，有70个的法律文件存在与联邦宪法相悖的情况。据俄罗斯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透露，仅仅在1998年，地方上就出台了2000多个与联邦法律相矛盾的法律文件，1999年，联邦主体的法律文件则有1700个与联邦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个别走到极端的则奉行地方法律优先于联邦法律、地方法律至上原则。比如，达吉斯坦共和国宪法规定，在达吉斯坦境内，当俄罗斯联邦法律违背达吉斯坦共和国主权利益时，达吉斯坦共和国可以终止执行联邦法律；印古什共和国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法律只有与印古什共和国的法律不相抵触，才能在印古什共和国境内有效。总之，破坏统一法律空间最危险的因素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清除，不要说俄罗斯联邦体制无法有效运转，整个俄罗斯国家也有被分裂的危险。
面对这种法律秩序的混乱局面，普京政权不得不采取“法律专制”的手段来加以治理。2000年6月，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废除阿尔泰共和国宪法中宣布主权条款的判决，强调俄罗斯宪法不承认任何其他主权载体和权力来源。紧接着，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又废除了阿迪格、印古什、巴什科尔斯坦、科米、北奥塞梯、鞑靼等六个共和国的宪法与俄罗斯宪法相抵触的一些条文。
2000年7月和8月，普京政权先后出台《俄罗斯联邦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和《关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组织的普遍原则法》两个法律文件。这两个法律文件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把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的联邦主体的法律或法规提交相关法院审理；俄罗斯国家杜马可根据总统提出的法律动议，宣布解散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执行法院裁决的联邦主体立法机关；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按照规定的法律程序，解除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职务。根据这两个法律文件，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对不少俄罗斯联邦主体提出了要求，要他们修改与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的宪法或法律。尽管有少数联邦主体仍然我行我素，但随着普京政权的权威日益上升，俄罗斯统一的法律空间的建设成绩卓著，越来越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
3．改组议会上院
普京政权加强联邦中央权威的第三个步骤是改组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
联邦委员会是由俄罗斯联邦主体的代表组成，主要代表的是联邦主体的利益。1996年6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组成法》，根据该法案，联邦委员会就由各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组成。这是叶利钦为牵制反对派占优势的国家杜马而推出的政治举措；希图利用地方首脑组成的联邦委员会来平衡与国家杜马的斗争。然而，随着地方势力的膨胀，地方首脑组成的联邦委员会的运作不时偏离正常的轨道，消极影响日益严重。
从理论层面看，地方行政长官成为俄罗斯联邦立法机构的成员，同时掌握地方行政权和联邦立法权，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实际上违反了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原则。这种制度安排上的硬伤，对俄罗斯的法制建设极端不利。
1995年以后，地方领导人由地方民众选举，向地方选民负责，他们在联邦委员会中首先关心的不是国家整体的利益，而是地方局部的利益，代表地区利益参与资源分配。从积极面来说，这有利于防止联邦委员会被好斗的反对派控制；从消极面看，联邦中央可利用资源分配，特别是财政资源分配对联邦委员会成员进行拉拢、分化，从而左右联邦委员会的意愿。通过资源分配手段让地方行政长官支持自己，在与反对派占优势的国家杜马的斗争中使联邦委员会站在自己一边，是叶利钦惯用的手法。
由地方领导人组成联邦委员会使联邦中央权威削弱，地方政府权力扩张和影响增加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为地方政府增大影响和扩张权力提供机会和条件：
首先，联邦委员会为地方领导人提供了扩大政治影响的全国性的政治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只闻名一方的地方领导人有可能成为国家级政治家。其次，联邦委员会为地方政府领导人协调立场、集体与联邦中央讨价还价提供场所，特别是为保护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和利益提供机制保障。1997年，由于滨海边疆区领导人叶夫根尼，纳兹德拉坚科为所欲为，对联邦中央权威不屑一顾，叶利钦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将民选的纳兹德拉坚科撤职，只好任命总统代表并扩大其权力，使总统代表可以分享和干预纳兹德拉坚科的权限。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举一出，引起地方行政长官的普遍不满和警觉，认为这不只是涉及滨海边疆区，而是涉及所有地方行政长官命运的问题。他们看得很清楚，叶利钦政权的动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投石问路，寻求重新控制民选地方行政长官的途径。1997年7月17日，联邦委员会以113票赞成、1票弃权的惊人一致通过了《致叶利钦总统的呼吁书》，要求叶利钦不要采取限制民选地方行政长官权力的措施。
再次，地方领导人进入联邦委员会也就获得议员豁免权，这使得他们多了一道与联邦中央抗衡的护身符，行动起来更加有恃无恐。1998年，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时，就有40多个地方领导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叶利钦再参加2000年的总统选举，合左翼反对派之力，造成逼宫之势，迫使叶利钦不得不多次公开表示不再参选。另外，联邦委员会由地方领导人组成也是联邦议会上院按专业原则进行运作的障碍。立法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地方领导人往往不具备这种专业才能。他们都是执掌一方的大员，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于处理地方政务，也没有条件全身心放在联邦委员会的工作上，这使得联邦委员会有时不能按专业原则运作。
总之，由地方领导人组成联邦委员会来控制联邦议会上院，扩大了地方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削弱了联邦中央的权威，弊大于利，应当采取措施加以改正。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正式当选总统后就提出《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这项法案规定，联邦委员会由各个联邦主体派出的代表组成，进入联邦委员会的代表由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任命，联邦主体立法机关批准。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地方行政长官兼任联邦委员会委员的权力。
普京本人解释说，地方行政长官经常往莫斯科跑，然后呆在议会里开会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更多地关心自己管辖之地老百姓的福祉，少呆在莫斯科。
很明显，普京政权改组联邦委员会的目的是要把州长们赶出莫斯科，削弱他们对全国政局的影响。表面上看，组成联邦委员会的仍然是地方行政长官派出的代表，甚至是他们意志和愿望的代言人，但是实际上这些代表的政治分量和影响与地方行政长官相比，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改组联邦委员会的法案得到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支持，国家杜马以308票赞成、86票反对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但是，这项旨在剥夺地方行政长官议员资格，削弱其政治影响的法案，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不满和反对。鞑靼共和国总统沙伊米耶夫就公开表示，他看不出改组联邦委员会有什么好处，声称这一作法背后的目的是削弱联邦委员会，使其更加无力，使这一宪法权力机关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在联邦委员会对该案进行表决时，托木斯克州的州长马尔采夫一边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一边晃动俄罗斯联邦宪法高声喊道，我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占据这个位置的。结果，联邦委员会以129票反对、13票赞成否决了剥夺地方行政长官议员资格的法案。按照俄罗斯法律，对于联邦委员会否决的法律草案，国家杜马以2/3的多数可以推翻联邦委员会的否决，使法律草案正式成为法律。但是，国家杜马没有采取这一方式，而是与联邦委员会组成协商委员会对法案进行了修改。7月26日，联邦委员会批准了该法案，这一次投票的结果与前一次截然相反，119票赞成、19票反对。这表明，大多数地方行政长官并不真正想与声望日隆的普京总统公然对立，他们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获得胜利，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让步条件，尽可能保留一些权力资源。
联邦委员会改组法案正式生效后，为了安抚地方行政长官，普京在2000年9月1日成立了国务委员会。国务委员会由89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组成，普京总统本人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有七个地方行政长官进入主席团。国务委员会是个咨询机构，主要任务是就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国家建设和巩固联邦制基础等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协助总统解决联邦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歧。国务委员会给地方行政长官提供了每年四次到莫斯科开会向总统提建议的机会。这样，普京也给了地方头头脑脑的面子。
（三）彰显中央权威
通过成立联邦区、改组联邦委员会、统一法律空间等加强联邦中央权威的措施，普京政权有效遏制了地方的离心倾向，打击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的嚣张气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加强，为普京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曾与叶利钦公开叫板而叶利钦却奈何不得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叶夫根尼，纳兹德拉坚科被普京轻松拉下了马。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中心的滨海边疆区，地处远东，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飞机要飞10小时。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自恃山高皇帝远，莫斯科鞭长莫及，一贯对联邦中央的权威不屑一顾，我行我素，甚至公然与叶利钦政权叫板，唱对台戏，分庭抗礼，成了叶利钦的眼中钉、肉中刺。叶利钦三番五次想把纳兹德拉坚科拉下马，杀一做百，但几番动作，都未能奏效，纳兹德拉坚科稳坐钓鱼台，倒把叶利钦弄得灰头土脸。然而，到了2000-2001年之交的冬天，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那个冬天，滨海边疆区能源供应发生严重问题，老百姓家中的室内温度大幅下降，感觉都快冻僵了；企业大量停产，百姓怨声载道。为此，普京总统撤了能源部长的职务，并且要求纳兹德拉坚科提出辞职。一贯飞扬跋扈，不把联邦中央放在眼里的纳兹德拉坚科竟然乖乖地按照普京的要求做了！这使国内外观察家惊奇不已，大跌眼镜。
二、政党改革：整合政治资源
（一）制定《政党法》
规范的政党活动、成熟的政党制度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和发展的条件。普京执政标志俄罗斯的政治建设从此步入一个新时期。然而，普京面对的是政党制度不成熟，政治秩序混乱和失范的社会现实。为维护政局稳定，保证政令畅通无阻，普京政权需要规范和监督政党活动，获得国家杜马稳定多数派的支持。为此，普京执政伊始就进行政党改革。
普京政党改革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是制定《俄罗斯联邦政党法》，把政党政治纳入法制化轨道。2000年2月，普京就提出，只有建立欧洲式的稳定的政党体系才能确保政治稳定。2月27日，在团结联盟大会上，普京呼吁建立有效的多党制。普京正式当选总统后，俄罗斯政党之间的分化组合的步履加快，中左右并立，中派强势的多党制轮廓日趋清晰。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开始制定联邦政党法，普京总统提出的草案得到多数议员认可。
2001年6月，以总统草案为基础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经国家杜马三读通过，7月11日普京总统签署，7月14日正式公布生效。《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重要内容有：(1)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原则；(2)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3)每个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的党员，且在50%以上的联邦主体设有党员数量不少于1000人的地区分支机构，这样的政党才能获得登记；(4)只有政党才是有权独立推选候选人参加议会等各级权力机构选举的社会团体；(5)不允许按职业或宗教建立政党；(6)政党必须具有纲领和章程以及建立的程序f(7)政党参与国家杜马和总统竞选并达到规定比例或数额的，国家给予财政资助。
《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制定和实施，是普京整顿政党制度和秩序取得的显著成果，标志着俄罗斯政党政治进一步朝着有序化、规范化方向的发展，俄罗斯的政党运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建立政权党
普京政党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建立政权党，形成国家杜马多数派。叶利钦时代，克里姆林宫面对的是反对派占优势的国家杜马，叶利钦政权提出的法案在国家杜马常常遭到抵制，克里姆林宫与国家杜马频繁处于尖锐的对立中，很难说得上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密切合作。而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密切合作是保证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普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在竞选时就多次强调，国家的正常发展离不开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密切合作。入主克里姆林宫后，普京积极采取措施，理顺总统与国家杜马的关系。
普京执政之初，俄罗斯共产党是国家杜马的第一大党，在国家杜马中占有113个席位。为了减少总统提出的法案在国家杜马获得通过的阻力，普京积极争取与俄共的合作。普京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以及不断攀升的民意支持率，也迫使俄罗斯共产党不得不改变当总统的坚决反对派的策略，放弃公开的敌对斗争方式，而采取一定程度上支持普京的立场；在国家杜马中，则与亲总统的团结党进行“建设性合作”。这种建设性合作使得国家杜马通过了普京强化中央政权，发展经济的重要法律，其中包括联邦委员会改革和建立联邦区的法案。
然而，普京总统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建设性合作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多久，毕竟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方面差距不小。2001年初，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批评普京言而无信，逐渐改变了支持普京的立场。2001年2月底，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突然发难，表示要对卡西亚诺夫任总理的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企图倒阁。结果，共产党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案只得到117张赞成票，远远没有达到法定通过的票数。俄罗斯共产党与普京政权的合作到此结束。2001年5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了反对普京政权政策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标志着普京政权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建设性合作彻底结束，俄罗斯共产党成了普京政权的反对派。
普京对不可能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的形势一清二楚，因此，在争取与共产党合作的同时，积极组建支持自己的政权党，努力在国家杜马中形成支持自己的多数派。在普京授意下，2000年5月27日，团结联盟宣布正式改建为团结党，C．绍伊古被推选为团结党的领袖。普京出席了团结党的成立大会，祝贺团结党的成立，希望团结党进一步发展壮大。团结党吸收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俄罗斯团结和谐党、全俄罗斯运动、俄罗斯社会党的成员加入。2000年6月19日，团结党在俄罗斯司法部正式登记注册为政党。团结党毫不掩饰地宣称：拥护普京总统的方针和政策，是亲总统的政党。作为中派政党，团结党在国家杜马中加强了与另一中派力量“祖国”的合作，双方建立了定期磋商和在重大问题上协调立场的机制。2001年4月12日，团结党领袖绍伊古和祖国运动领导人、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共同表示，将组成政治联盟，第一步是成立双方各出八名代表的协调委员会。7月2日，团结党与祖国运动召开联盟大会。10月27日，团结党和祖国运动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吸收沙伊米耶夫领导的全俄罗斯运动，组建团结与祖国党。2001年12月1日，团结与祖国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成立大会，普京总统亲自到场祝贺并发表讲话，希望团结与祖国党成为真正得到人民尊重、捍卫公民利益的政党。团结与祖国党在此次大会选举出1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由绍伊古、卢日科夫、沙伊米耶夫共同担任党的主席。2002年4月，团结和祖国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称为统一俄罗斯党。统一俄罗斯党力量雄厚，到2003年，党员人数就达到50多万，党员中有42人是联邦委员会委员、132人是国家杜马议员、500多人是各级地方行政长官、2000多人是各级立法机构代表，在俄罗斯所有联邦主体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和基层组织。
统一俄罗斯党的建立标志支持普京的议会多数派形成，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员总数大大超过俄罗斯共产党，成为国家杜马中的多数党。从此普京总统在国家杜马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支持普京和政府的政权党在国家杜马中占主导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普京政权和立法机关的关系，使得总统的治国构想得以实施，保证总统提出的政治经济重大法案得到议会的通过而成为法律，比如《所得税法》、《劳动法典》、《土地法典》等，尽管遭到左翼党派强烈反对，最后也顺利通过。
（三）挤压俄共
政权党在国家杜马占主导地位也使反对派在杜马中再也掀不起大浪，确保了政局的稳定。2001年3月，俄罗斯共产党提出对卡西亚诺夫为总理的政府的不信任案，但由于多数支持普京政权的议员反对而遭否决。2002年4月，国家杜马四个组织提出提案向俄罗斯共产党发难，要求重新分配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职位。该提案在国家杜马顺利通过，结果，俄罗斯共产党原先拥有10个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职位，一下子就失去了八个，只剩下文化旅游和宗教事务两个无足轻重的委员会的领导职位，大大削弱了俄共在国家杜马，乃至俄罗斯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为表示抗议，俄罗斯共产党宣布放弃国家杜马主席和剩下的两个委员会领导职务。但是，俄共的决定遭到担任国家杜马主席的谢列兹尼奥夫的反对，他坚决拒绝辞去国家杜马主席一职，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也拒绝放弃在国家杜马文化旅游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召开会议，要求谢列兹尼奥夫等辞职，声称如果谢列兹尼奥夫等不服从俄共中央的决定，就给予组织处分。谢列兹尼奥夫在会晤总统普京后，表示不服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俄罗斯共产党中央通过决定，把谢列兹尼奥夫、古边科、戈里亚切娃开除出党，接着又把三人开除出俄罗斯共产党议会党团。普京总统批评俄罗斯共产党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支持谢列兹尼奥夫继续留任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本人对俄共中央也不甘示弱，宣布退出俄罗斯共产党，引起俄共内外的强烈反响，使俄罗斯共产党内部矛盾公开化。随即，谢列兹尼奥夫另起炉灶，组建了俄罗斯运动，后又改组为俄罗斯复兴党，与俄罗斯共产党分庭抗礼。重新分配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和谢列兹尼奥夫与俄罗斯共产党的决裂，使俄罗斯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大受打击。
2003年12月，俄罗斯举行新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选举结果使普京理顺执政当局与议会关系的心愿彻底实现。在这次没有悬念的大选中，尽管有23个政党或竞选团体参加角逐，但普京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却一枝独秀。该党以“与总统同呼吸共命运”为竞选口号，得票率遥遥领先，获得37.1%的选票。最终，统一俄罗斯党和其他支持普京总统的力量获得国家杜马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席位，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的任何法案在国家杜马都能顺利通过。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政坛左翼和右翼势力严重对立的局面彻底结束，中派势力完全主导国家事务。
俄罗斯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遭受惨败，丧失国家杜马中龙头老大的地位，仅仅获得12.7%的选票，总共在国家杜马中占有50多个席位，远远低于上届的113个席位。俄罗斯共产党在普京政权和右派的双重挤压下，内部矛盾激化，再经与谢列兹尼奥夫等的决裂，元气大伤。2003年9月，以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为首的29个左派组织公开与俄罗斯共产党分道扬镳，另立山头，建立祖国竞选联盟，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共产党的影响和实力，俄共在国家杜马成为大输家势所必然。
在这次国家杜马的大选中，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也是大输家。他们因为没有获得法定的5%的选票而无缘进入国家杜马。亚博卢集团仅获得4.3%的选票，而右翼力量联盟则更惨，得票率仅为3.9%。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双双出局，表明自由派右翼势力在俄罗斯社会的影响日趋势微。
普京总统对国家杜马大选结果十分满意，表示选举结果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广大选民的意愿。支持普京的中派势力主导国家杜马，为普京总统进一步推行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提供了政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