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青梅煮酒话西汉之文景之治
> 第八章七国起兵晁错丧
第八章七国起兵晁错丧
刘恒驾崩的第七天，安葬于霸陵。第八天，皇太子刘启在未央宫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首先我们要谈谈刘启这个人。
刘启是刘恒的长子，即位时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他父亲在位二十三年，计算一下，在他父亲当皇帝前九年就已经出生。而史书上说刘恒当皇帝时才二十三岁，这么一来，似乎十四岁就生下了刘启，汉代人喜欢“谎报”年龄，一般比我们现代人计算要多两岁，那么，刘恒十二岁就生孩子了？这件事颇为不解。按照生物学的观点，古人寿命短，性成熟早，也许是真的也未可知。
比起刘恒，刘启的性格比较冷酷，究竟他是守成之主，没有经历过坎坷。在少年的时候，他干过一件很嚣张的事，为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
事情要从吴王刘濞讲起。
刘濞是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汉七年(公元前200 年)，刘邦封刘仲为代王。刘仲去代国即位，很快碰上匈奴入侵。刘仲这个家伙做做生意，耕耕田，水平还不错。当年在老家，就把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得挺滋润的。搞得他老爸刘太公啧啧称赞，经常拿他做榜样来教育刘邦：“你这小子，就知道斗鸡走狗，不务正业，你该经常去向你二哥学习学习啊！”刘邦不服气，后来打打杀杀竟当上了皇帝，把二哥封到危险重重的代国，大概就有报复的因素：你牛逼什么呀，碍着老爸的面子，封你个王当当，看你丫的有没有福气当下去。
不出所料，刘仲这家伙果然只配侍候庄稼，没有当王的素质，看见匈奴一来，吓得落荒而逃，昼夜兼程的一直逃到洛阳才停住脚步。刘邦拿他没办法，究竟是亲兄弟，总不能杀了罢，只是废黜了他的王位，却仍旧封了个郃阳侯。不过在汉九年(公元前198 年)未央宫前殿的一次新年晚会上，刘邦想起了二哥这件丑事，又笑嘻嘻地打趣刘太公：“以前老爸您经常斥责我，说我无赖，不会赚钱养家，比二哥差多了。现在您看看，我挣下的这份家当，比二哥怎么样？”
大殿上喝酒的群臣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齐呼“万岁”，开心得不得了。看见主子摆阔，奴才们也觉得挺有脸面。就像《飘》里面写的，那些在富裕白人家当奴隶的黑人，往往看不起那些穷苦白人。似乎主子的财产，他们也有一份，这种变态心理每每让我掩鼻。我们有些国人，一谈起成吉思汗打到了多瑙河，建立了世界级的霸权，也跟着神往，其实他们的祖先几乎被成吉思汗的铁骑屠戮了大半，而他们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然，刘邦殿上的群臣还不算纯粹的奴才，他们也算是有爵位有封地的官吏，在主子发家致富的过程中都立过汗马功劳，所以主子夸富，他们也觉得与有力焉、与有荣焉的缘故罢！
刘太公则一张老脸羞得通红，看来自己的眼光确实不行，老二确实不中用，给他个代王做，他都没能力。当然也有些自豪，不管怎么样，眼前的皇帝究竟还是自己的儿子嘛，是自己在床上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嘛，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看走了眼也不会死嘛，自己眼光虽然不行，精子质量终归还可以嘛。要不，能生出皇帝来吗？
当然，刘太公的想法，是按照科学推理来说的。但他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在《史记》和《汉书》里，他的这一制造权被史官粗暴地剥夺了。史官们信誓旦旦地说，刘邦这个儿子，是刘太公的老婆刘媪和蛟龙交配出来的，和刘太公丝毫没有关系，他顶多算个假父。我不知道现在要是能起刘太公于地下，他会不会嚷着去做DNA化验，看看刘邦的生理学父亲到底是谁，是那条谁也没见过的蛟龙吗？还是生活在侏罗纪的恐龙？
可能因为老爸的认错态度还可以，刘邦对二哥的那种耿耿于怀逐渐消除了。十一年的秋天，英布举兵反叛，击灭了荆王刘贾，关中震动，刘邦不得已亲自出征。
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二十岁，跟从出征。他长得非常强壮，擅长骑射，在这场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到击灭英布为止。
英布死后，刘邦有些忧虑，原来的荆王已经被杀，得重新立个国王才行。那时的地域歧视很严重，就像现在河南人被妖魔化了一样。中原人普遍认为吴楚人都是愣头青，喜欢打架斗狠造反，不在这里立一个擅长打仗的王恐怕镇不住。刘邦想，自己的儿子都还小，没办法胜任。刘濞这次的表现不错，是个上好人选，于是封刘濞为吴王，管辖东阳郡、吴郡、故鄣三郡五十三城，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
刘邦命令把吴王印绶授予刘濞之后，又亲自召见了刘濞一回，这回他左看右看，发现刘濞的相貌有些不对，对刘濞说：“你长着一副造反的相啊！”心里非常后悔。但是印绶已经给了，再收回也不大好，何况是自己的亲侄子，于是拍拍他的背，说：“大汉五十年后，东南方有造反的人出现，难道就是你吗？不过我们都是同姓刘家，你可一定不要造反哦！”
刘濞赶忙顿首道：“岂敢岂敢！”
当然，上面的肯定是传说，刘邦怎么可能预见五十年后东南有兵灾，也不可能看相就知道刘濞会谋反。史家把这种事也堂而皇之地记载在史书中，大概就是想说明刘邦是天子，非凡人可比。
吴国是块好地方，地方大，风景好。海边可以煮盐，所辖的故鄣郡(今安徽、江苏南部以及浙江西北一带)内有铜山，可以铸钱，靠着盐、铜的资源，吴国非常富裕，根本不需要向老百姓收取赋税。而且招纳了外郡很多亡命罪犯，收归己用。因为没有赋税，百姓对刘濞也非常拥戴。
刘恒即位后，刘濞曾经让自己的王太子刘贤代替自己去长安朝会。刘启和刘贤年龄估计差不了多少，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刘贤的师傅都是吴楚人，依照地域歧视观念，教出来的学生也肯定是愣头青。刘贤和皇太子玩博棋，输了就饮酒，本来应该谦恭一点，可是他偏不，有一次出现了争执，坚决不肯让步，刘启可不像他老爸那么温文尔雅，再说自己是大汉皇太子，怎么肯受小小的吴王太子的气，当即勃然大怒，提起博棋的棋盘就猛地向刘贤掷去，刘贤猝不及防，被棋盘砸中，当场毙命。
皇太子杀了吴王太子，这能有什么办法？难道还能将储君治罪？刘恒于是命令将刘贤厚敛，再运回吴国归葬。
吴王刘濞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站着去长安，躺着回吴国，伤心欲绝，却也无可奈何，总不能要皇太子偿命。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够贵，没当上皇帝，让爱子白白死了。他是个打仗出身的人，性情刚猛，心里的怨恨容易浮在脸上，不懂得收藏。他看见儿子的丧车回来，想起了当年刘邦说的那句话，怒道：“既然天下同宗，都姓刘氏，那么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好了，何必把尸体运回来？”又命令把丧车重新运回长安。这时的吴王，大概在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个心愿：有机会一定要杀回长安去，亲自到爱子坟前祭奠。
从此之后，刘濞心都碎了，再也不愿去长安朝会，每次新年都称说病重，经不起路途颠簸。可是哪有几十年如一日都称病的？长安的官吏都知道他心里因为爱子的死而怨恨装病，于是吴国使者一旦来了长安，都全部拘押责问。刘濞也很惊恐，当即加快了谋反的步伐。
后来刘濞又派使者代替自己去长安作例行的秋请之礼，刘恒亲自责问使者：“为什么刘濞不肯亲自来？”吴使者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大王确实没有生病，因为汉朝几次拘押了吴国的使者拷问，我们大王心里愈发害怕，所以称病。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如今我们大王装病的事实陛下已经知道，可是能怎么办呢？陛下要是将我们大王责问急了，他就更加想不开，怕被陛下诛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造反都不行了。臣以为陛下不如忘掉以前的不快，和我们大王重归于好。”
刘恒想了想，觉得这个使者很聪明，说得很有道理。虽然自己在长安地位已经逐渐稳固，但逼得吴国造反到底合不合算？万一镇压不下去，自己的皇帝宝座能否坐得稳，实在是个未知数。不如先笼络吴王，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代去考虑。于是把以前系押的几批吴国使者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国，并且赐给刘濞几杖，说尊重老年人，准许他可以不用来长安朝请了。
刘濞没想到刘恒这么好，既然汉朝不逼迫，自己又何必造反，究竟汉强吴弱，自己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逐渐打消了造反的念头。他继续在国内推行不收赋税的政策，老百姓按照法律要被征发戍边，吴国政府也出钱帮老百姓雇人代替。他还经常亲自访问闾里百姓，赐给他们食物和金钱，别的郡国逃亡来的罪犯，吴国也特意隐藏起来，不交给别国要求引渡的官吏，这样总共过了四十多年，吴国经济蒸蒸日上，刘濞更加得到了吴国人民的爱戴。造反的潜力非常强大，就等待催化剂了。景帝三年，这个催化剂终于不速而至。
壹
刘启即位的第三年，以吴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南方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历史上称它为“七国之乱”。
在谈七国之乱前，我们还得说说前两年刘启做了些什么事。
在景帝元年的冬十月，刘启下了一道诏令，列举了老爸刘恒的许多功德，决定要给刘恒制定庙乐，命令群臣讨论一下，具体怎么实施。
群臣立刻集体上书，说不但要给文帝立庙乐，而且还应该制定庙号。他们认为，功劳没有大过刘邦的，德行没有盛过刘恒的，因此，高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宗之庙。所以他们二者的庙，不但应该立在长安，在天下郡国都应该有，而且要按时派使者祠祀。所谓“太祖”、“太宗”，就是庙号。
说起庙号，必须谈谈它跟谥号的区别。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对他盖棺论定一下的，这风气据说出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死了的姬昌和姬发摆摆功劳。结果是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了。这名目叫做“谥”。“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对一人的盖棺论定，别想翻案。
谥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章太炎在他的《訄书·平等难》里说，众生平等是虚假的，人的身份总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就说民主典范的美国吧，要把乔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来，事实也办不到，并非每个人能像布什老爸那么阔，花足钱让他念名牌大学乃至推上总统位置的。不过章太炎说，绝对平等虽然不可能，绝对的批评却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谥”这个例子，说老百姓对他们的王可以置褒贬，有罪的王，史书上不得不留下那么丑恶的一笔。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犯了大过错老百姓不满意，则连躺进金字塔的资格也没有，煞是可怜。因此这惩罚很能让生前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作歹。可见谥号的作用。当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着谥号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大，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费心力去褒贬你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符合经济规律。《大戴礼记》里说：“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惧；匹夫之怒，适以亡身。”这是很经典的概括，对我们现在还适合。比如一个县长对县公安局长发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县公安局长只有胆战心惊地照办，哪怕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可是一个平民如果因为自己老婆被县长玩弄了，就想学吴三桂冲冠一怒去杀县长，很可能是找死。“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浪漫的爱情，在吴三桂则可，在我辈则不可，因为力量悬殊。为了心理平衡，我们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谥号这玩意当救命稻草捏在手里，希望君王贵族们发号施令、生人杀人、欺男霸女时能有稍微收敛。
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账，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像周朝的“厉王”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在先秦，这谥号制度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春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群臣劝说了五次，都不管用，只好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令尹(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恭”和“共”音近同源)。”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暴君秦始皇是看到了这一层的，他讨厌谥号，所以一并天下，自我膨胀得要命。改了王称“皇帝”还不够，还下诏要废除谥号制度。理由是“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他多有野心，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结果只落得二世而亡。这“二世”虽不算谥号，可比所有的恶谥还臭。后世说起灭亡的例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所以，在谥号之外，就必须搞出一个更高的荣誉，这就是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的庙号是“太宗”，武帝的庙号是“世宗”，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宗”，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的时候，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宗”，可能是王莽别有用心的缘故，因为他的姑姑是元帝的皇后，又活得特别长，到他篡位的时候还在呢，看在姑母的面子上，总得给那早死的姑父一个面子。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景帝和聪明得不得了的昭帝都没有资格横插一腿，可见入选的严格。但是，和谥号一样，这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宗了，包括被太监掐死的那个十八岁的短命皇帝也煞有介事地叫什么“敬宗”呢。
从谥号到庙号，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看到“新闻自由”是怎样被建立，又怎样变味的过程。即使有再多的类似程序，在专制的制度下都不能幸免的。
贰
为老爸制定完谥号后，刘启的其他政策也是按照老爸的既定方针实行。比如给百姓减轻赋税，跟匈奴和亲。但也有一项没有妥协，就是和诸侯王的关系。
那个在文帝时代已经崭露头角的晁错开始要真正迈上他的历史舞台。
在文帝时代，晁错再强，也不过做到了千石的中大夫。刘启一即位，晁错的职称风生水起，先是拜为内史，也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秩级为中二千石。由于晁错出身太子家，所以刘启对他的宠幸超过了九卿，他提出的建议，刘启无不采纳，很多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都是晁错的建议。晁错的专权，引起了丞相申屠嘉的极大反感。
申屠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早年因为有些膂力，擅长发射强弩，在刘邦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当过队率也就是小队长，不断积累功劳，汉朝建立后，当上了淮阳太守。在后元元年，因为那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都将近死光了，申屠嘉因此被拜为丞相，封为故安侯。这家伙生性刚直清廉，却是个大老粗，当年看邓通受文帝宠幸不惯，差点把邓通擅自抓来杀了。现在见晁错这个只会写几篇文章耍耍嘴皮子的人如此受宠，当然也不开心，对晁错恨得牙齿都痒，做梦都想杀他，只是暂时拿他没办法。
晁错办公的内史府位于太上皇庙的内墙外游乐的区域，大门朝东，很不方便。于是他命令在内室府开了个南门，把太上皇庙的外墙也凿破了。申屠嘉大怒，想劾奏晁错擅自凿破宗庙外墙，下廷尉诛杀晁错，可是他低估了晁错的能量。
晁错一听到申屠嘉想劾奏自己，马上一溜烟跑去见刘启，叩头求情。刘启一听，抓住这么点小事，申屠嘉就想杀自己的宠臣，哪有那么容易？于是等到申屠嘉把请求诛杀晁错的奏折一上，刘启轻描淡写地说：“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这是我叫他做的。那块地又不是真的宗庙墙，只是一个外墙，好多官吏都曾在那里住的。你回去罢，晁错没有罪。”
申屠嘉一听，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可是皇帝说了话，自己哪敢不听，只好连连谢罪，说自己乱告状。罢朝后出了宫殿，他气鼓鼓地对自己的长史说：“妈的，我本来应该先宰了晁错那小子再禀告皇帝的，现在却先向皇帝请示，简直吃错了药。”他回去后，肚子里的气一直憋着，没多久竟气死在家里。晁错听到后哈哈大笑：“活该，这个死大老粗，跟我玩，看我不玩死你。”
从此之后，朝中无人再敢惹晁错，晁错升官像现在北京的房价一样，腾踊。一年半之后，也就是景帝二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过好景不长，他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因为，他之后干的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是“错”的。
叁
晁错提出的建议，和以前的贾谊如出一辙，就是“削藩”。
在刘恒时代，晁错还是太子家令，就屡次向刘恒上书，应该惩治吴王刘濞，削夺吴国的郡县。刘恒没有采纳。现在他当了御史大夫，立即又上书刘启，说：“以前高皇帝定天下，因为自己儿子年幼，所以封了很多同姓为王，连私生子刘肥都封了齐国七十二个城池，同父异母弟刘交封为楚王，也握有四十个城池，侄子刘濞则掌管吴国五十多个城池，这三家的封地几乎达到了天下面积的一半，这不是正常现象。吴王因为太子被您杀了，心里不爽，一直诈病不朝，应该诛杀。先帝心地良善，不忍加诛，反而赐他几杖，哪知他不知报恩，反而越发骄傲，公然铸造钱币，煮海制盐，还收留天下罪犯。今天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不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削了，他很快就会反，祸患还小一些；不削，他积蓄更多的实力再反，祸患更大。不如立刻削除。”
晁错的话很有些夸张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客本性，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可谓狡诈。其实这时候的齐国早就不是汉初的齐国，早已分裂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国家，所辖国土比当年的齐国小多了，六国各自为政，实力大减。楚国只有三十六个城邑，这还不包括那些位于楚国境内的列侯封邑，实际上也远不到晁错所说的四十个城邑。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时天下所有诸侯王的土地加起来，按照胶西王群臣的分析，也不过仅占汉朝面积的五分之一，不可能三家就能占到二分之一。可以说，晁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采取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至于晁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则有向皇帝表忠心的因素；二则有博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三则，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废除诸侯王制度，确实有益于天下苍生。
说起来，这世上专制制度的发展，都和奴才们自觉的忠心有关。有时独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统治绝招，往往有奴才们主动想好了，给独裁者奉上。商鞅不是奴才吗，吴起不是奴才吗，韩非不是奴才吗？呕心沥血给主子献策，最后却死在主子刀下。奴才们必须清楚，等到他们忠心爱戴的独裁者主子把异己分子消灭光之后，也就轮到了他自己，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能救他了。这就叫“作法自毙”。秦国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残酷的法家政治，后来他自己被秦王通缉出逃，逃到一个旅馆，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馆问他要身份证，理由是：“商君之法，没有身份证的，各旅店一律不许留宿，发现可疑人立刻报警，否则连坐。”商鞅只能哀叹：“老子自己制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
《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晁错的表演，是持认可态度的，因为他是东汉人，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制已经建立，他没有表示异议的权力。而成熟的专制君主制，也是一直伴随着他成长的，就像人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晁错的表演却颇有微辞，在赞语里评价说：“晁错擅权，对政事多所变更。七国举兵的时候，晁错不好好谋划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杀袁盎以报私仇，弄得自己被杀。谚语里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就是说晁错的罢。”而班固的评语却是：“晁错一心想着为国家的长远谋划，从来不考虑自己。最后遭到族诛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显然，作为去古未远的司马迁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并不欣赏，他欣赏的是以前的封建制度。因为封建制度下，皇帝受到诸侯王势力的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个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面对专制朝廷的挤压，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间，这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大国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层累的宗法制度构成了级级的分权，君主之下的大夫和公族有不可小觑的私家武装，所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封建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证。”司马迁曾经深刻感受到专制对自己的戕害，所以对晁错的行为不能不抱着批判态度。
总之，因为晁错一向以善辩闻名，死的也能说成活的，刘启觉得他都言之有理，刘濞的儿子是被自己打死的，自己作为皇储，打死他一个儿子，算得了什么？他竟然因此怀恨在心，这他妈的算什么？他决定立刻解决这件事，晁错说得对啊，诸侯王坐大，是汉朝的心腹大患，将来必定会造反。晚来不如早来。是彻底解决这件事的时候了。
三年的十月冬天，新年。楚王刘戊到长安朝拜新年，晁错立刻劾奏楚王刘戊在为自己母亲薄太后(楚王太后)服丧期间，在服丧的居室和婢女性交，违背礼制，应当斩首。刘启装做宽宏大量，赦免了刘戊的死罪，但是削除了楚国的东海郡和薛郡以为惩罚。楚国本来就只辖有东海、薛、彭城三个郡，这么一来，等于削除了三分之二，大国立刻变成了蕞尔小国，反正够狠的。
这次新年朝会上，不单楚王，赵王和胶西王也因为被晁错挑出过错而削除了郡县。前者被削除了常山郡，后者被削除了六个县邑，都搞得血本无归。
这些削除郡县的提案被刘启拿到朝廷上，让大家讨论。朝中群臣知道晁错的厉害，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只有一个叫窦婴的宗室坚决反对。晁错冷眼看着他，把他深深记在脑海里。如果不是很快晁错自己倒了霉，我敢说，窦婴的下场一定好不了哪里去。
晁错的建议在朝中顺利通过，楚王、赵王、胶西王灰溜溜的，肉疼得要命，在场的其他诸侯王也都惊骇万分，等他们回到自己国家，整个东方顿时炸开了锅，诸侯王恨不能生吃了晁错的肉才能解恨。
吴王刘濞首先坐不住了，他虽然没去长安朝会，但也听到了汉朝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削除自己的封地，于是派自己的中大夫应高去见胶西王刘卬，首先表达了慰问，然后问：“我们吴王鄙陋不肖，心里有些忧虑，不敢瞒着你老人家，特意派我来转达他的肺腑之言。”
刘卬客气地说：“敬闻教诲！”
应高说：“现在主上任用奸臣晁错，变更律令，侵削诸侯，征求无厌，诛罚甚重，而且似乎这种趋势越来越厉害。有一句谚语不是说吗：‘狗先吃糠，后欲食米。’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吴国和胶西国，都是知名的诸侯，被他们这么吹毛求疵，哪里还能安稳？我们吴王身体不好，二十多年没有去过长安朝请，非常害怕被主上疑虑，却没有办法表白忠心，所以日日提心吊胆。最近听说大王您也因为擅自出卖爵位的小过错就遭到削除六县的惩罚，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太没有道理了，我恐怕汉朝不会就此罢休，希望大王明察。”
刘卬叹了口气：“确实有这件事，但又能怎么办呢？”
应高道：“有共同憎恶的就要联合对付，有共同喜欢的就要联合挽留，有共同中意的就要联合追求，有共同想要的就要联合抢夺，有共同的利益就要死生与共。现在吴王自以为和大王有共同的忧虑，希望能趁着这个时机，奋不顾身，一同为天下除掉晁错那个祸患，不知道大王意下如何？”
刘卬虽然一向以勇武好斗闻名天下，这时也不禁吓了一跳。他倒吸了一口冷气，道：“寡人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就算主上逼迫，也只有一死而已，岂能不忠于他？”
应高道：“御史大夫晁错蛊惑天子，侵削诸侯，整个朝廷都对他厌恶。诸侯王岂敢有背叛朝廷的想法，都是被晁错所逼，不得已啊！现在天下纷乱，彗星出，蝗虫起，这是个立功扬名的好机会，为天下忧劳，也是圣人的职责，大王怎能推辞呢？我们吴王希望能诛除晁错，宁愿跟随在大王的车后，翱翔天下，攻城略地，只要大王允许，我们吴王将和楚王悉军攻打函谷关，据守荥阳，食敖仓之粟，抵抗汉兵，建立休憩之所，等候大王来临，大王如果肯赏脸驾临，天下就可以夺取。然后我们吴王和大王一起分割天下国土，不是很好吗？”
刘卬被说动了，点点头：“确实不错。”
应高马上回吴国告诉刘濞。刘濞大喜，担心刘卬只是随口说说，又偷偷亲自跑到胶西国，面见刘卬签定条约，这才放心。
胶西国的群臣有的听说了这件密谋，劝谏刘卬道：“诸侯国的土地全部加起来也比不上汉朝的十分之二，反叛能有什么胜算？为此还会牵连太后，恐怕不大好罢。况且我们现在侍奉一个皇帝，都已经深感不易，就算大事成功，将来面对吴王，我们还得互相打仗，实在比现在还麻烦啊。”
刘卬不听，派使者联系齐、菑川、胶东、济南数国，一起举事。因为都是当年齐王的子孙，他们都答应联盟。
肆
而在汉朝这边，晁错的父亲听说自己的儿子这么胡搞，吓坏了，特意星夜兼程，从家乡颍川郡赶到长安，对晁错道：“皇上刚刚即位，公当政管事，就侵削诸侯的领地，离间皇室骨肉，让天下诸侯对公切齿怨恨，公到底想干什么？”
晁错的父亲把晁错称为“公”，不知道是讽刺，还是对这个冷血的儿子也很畏惧，总之颇为耐人寻味。晁错回答道：“我做得一点没错，不这么办的话，天子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尊敬，宗庙也不会安定。”
父亲绝望了：“刘氏是安定了，可是我们晁氏算完蛋了，我不想再见到公，还是回老家去罢。”于是饮药自杀，临死前悲伤道：“我不忍见到祸患找上门来。”
晁错的父亲可真够刚硬的，竟然为了可以预见的灾难，先恐惧自杀。表面上看的确有些莫名其妙，但认真回味，也觉得情有可原。我们看恐怖片的时候，不是经常看见片中的主人公，在看不见的鬼魂恐吓下，终于神经崩溃，首先自杀的故事吗？晁错的父亲就是这种情况，他被吓得神经错乱，已经承受不住了。
按理说，只要稍微还有一点人性，看到父亲为自己自杀，也应该有所警醒了。但晁错毫不在乎，在他的坚持下，汉廷顺利通过了削夺吴王会稽郡、故鄣郡的提议，诏书当即由驷马邮传下达给吴国，十多天后，吴王接到这封诏书，立刻斩了使者，把汉朝派到吴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全部杀光，在景帝三年的正月甲子这一天，正式起兵。大概甲子是他亲自挑的日子，为的是讨个好彩。当年周武王伐纣，就是在甲子这一天起兵的，而且在一天之内就击破了商朝。刘濞是不是幻想自己的事业也像周武王伐纣那么顺利呢，不得而知。
非常遗憾，虽然吴王在国内经营了四十年，但能征发的军队实在不多，毕竟那时候吴越地区还不够繁华。他在国内号令道：“寡人今年六十二岁，亲自率军出征；小儿子今年十四岁，也要为士卒先。诸位年龄上和寡人相同，下和寡人小儿子相同的，全部出征。”就这样，总共也才二十多万人，又派出使者联络闽、东越，闽、东越也一起发兵，跟随刘濞出征。
听到吴国起兵的消息，很快，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也相继起兵，只有齐王临时变卦，不肯履行盟约，反而发兵固守城池。济北王本来也要响应，但是被他的郎中令劫持了，无法发兵。胶西王和胶东王为主帅，率领菑川、济南两国，一起围攻齐国都城临淄，赵王刘遂烧死了自己的国相和内史，发兵响应，因为有位于边境的优势，他还派人联络匈奴，准备一起进攻汉朝。
刘濞的兵马到了淮河流域，立刻把楚国的军队也接管了，看来楚国真是挺信任刘濞的，也许因为楚国的始祖刘交和刘濞都不是刘邦的血统，因而更惺惺相惜的缘故罢。
吴王在这个地方，又给诸侯王们写了一封板檄，文章写得很有气势，充分诉说了自己的委屈，以及自己不得不发兵的苦衷：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有幸给大家说说话！因为汉朝现在有贼臣晁错，身无尺寸之功，却恣意侮辱诸侯，侵夺诸侯之地，好像家常便饭一样，我们刘氏诸侯王本来是天生贵胄，现在却像劳改犯，天下因此弄得一团糟，大汉社稷岌岌可危。皇帝陛下现在又体弱多病，喜欢享乐，没有发觉晁错的奸臣本质，所以我想举兵将晁错诛杀，希望大家也都发表一点看法。敝国地域狭窄，地方才三千里，百姓很少，精兵搜罗起来不过五十万。寡人一向和南越王交好，南越王愿意派遣精兵三十万交给寡人指挥，寡人资质鲁钝，愿意跟随诸侯王一起打仗。南越王还派遣了他的王子亲自率兵攻击长沙，然后西击蜀、汉中，越王、楚王和淮南王可以跟从寡人向西攻击，齐国所在地诸位国王则和赵王一起攻击河间、河内，一部分军队可以进入临晋关，一部分军队可以和寡人一起在洛阳会师。燕王和赵王曾经和匈奴单于有过和约，燕王可以举兵北向，击定代郡和云中郡，然后率领胡兵入萧关，进攻长安，这样就可以匡定天下，使刘氏社稷永保，希望和诸王共勉。楚元王的儿子(指楚夷王刘郢客，刘戊之父)、淮南三王(指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勃、庐江王刘赐)十多年来，心情悒郁，连洗澡的心情都没有，一直想找个地方发泄，寡人当时没有得到诸王的同意，不敢帮他们出气。现在诸王如果能够伐暴救弱，使刘氏江山安稳，那是莫大的功德。我吴国虽然贫穷，寡人节衣缩食了三十多年，也算有点积蓄，就是为了今天可以用作军费，希望诸王奋发图强，凡是能够斩捕汉朝大将者，都赐金五千斤，封万户侯；斩得汉朝列将者，赐金三千金，封五千户侯；斩得裨将者，赐金二千斤，封二千户侯；斩得二千石官者，赐金千斤，封千户侯。敌方如果有率领军队或者城池投降者，如果投降的有一万军队，城池内有万户居民，就等同斩了敌方一员大将，其余各以此类推，总之封赏比《军法》上的规定都要高一倍。封赏前已经有爵位者，在原有基础上加封，希望诸王能够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麾下的士大夫们，寡人不会欺骗你们。寡人的金钱藏在天下各地，多得根本数不清，只要需要赏赐，随时随地都可以当场兑现，不一定要从吴国远道运来，诸王日夜消费都花不完。只要有应当赏赐的，都告诉寡人，寡人将亲自前去兑现，特此声明。
伍
吴王为首的七国部队起兵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刘启立刻拜太尉条侯周亚夫为将军，率领三十六将军东征迎击吴楚；又派遣曲周侯郦寄率兵迎击赵国，将军栾布率兵迎击齐国，大将军窦婴率兵屯据荥阳监视齐国和赵国军队的动静。
而此时，晁错的死期到了。
我们知道，晁错自恃其才，性格高傲，行事专断，手段残忍，所以在朝的大臣大多不喜欢他，只是碍于皇帝对他宠幸，还不敢怎么表露。窦婴当过吴国的国相，和刘濞关系肯定不错，一直就是坚决反对削藩的大臣，和晁错本来就有过节。所以七国起兵叛乱的消息一到，窦婴也有点慌张，因为既然他在吴国当过国相，却没有及时揭发吴王，如果皇帝要责问他，他是没有理由洗刷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得想办法过这一关，正在考虑的时候，袁盎上门拜访来了。
袁盎也被文帝派到吴国，当过吴国的国相，文帝本意是派他去监视吴王，察探吴王的反状。在这时候，窦婴和袁盎可以说是一根藤上的蚂蚱，只有联合起来，才好过关。袁盎在吴国，也确实亲眼目睹了吴王的很多行径有反叛嫌疑，但他深知如果自己揭发出去，就会遭到暗杀，所以每次向长安汇报，都说吴王很好，绝对不会反叛。现在吴王却反叛了，他怎么去面对皇帝？何况这个皇帝不比先帝，一向心胸狭窄。
好在袁盎这家伙生性狡诈，而且非常圆滑，这只要去汉朝档案馆查查他的档案就知道了。他父亲当过群盗，自己也曾经当过吕禄的舍人，后来吕氏家族全部诛灭，袁盎竟然没有受到牵连，可见非同一般。袁盎受到哥哥保举，在宫中为中郎，和文帝宠臣宦者赵谈关系不好，心里有些忧虑，他侄子袁种在宫中当常侍郎，就给他献了一计，说：“君当众侮辱他，让他没脸见人。这样就算他以后谄毁君，皇帝也不会相信，而会认为他是公报私仇。”袁盎听从了。有一天，文帝驾车出游，让赵谈陪乘，袁盎就拦住车，道：“臣听说和天子共坐一车的，都是天下豪杰，现在汉朝虽然缺人，也不至于沦落到陛下要和一个阉人共坐一车罢。”文帝非常惭愧，立刻让赵谈下车，赵谈气得当场哭了。
袁盎没有别的功绩，除了装出一副直臣的样子。但他所劝谏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有一次文帝兴起，驾车想从霸陵上驰下，袁盎就马上上前揽住辔头劝谏道：“臣听说千金之子，不坐在高堂的边缘；百金之子，不骑在殿堂的高栏杆上；圣明的天子不履危险之地，不行侥幸之举。现在陛下坐着六马驾的高车，驰下危险难测的高坡，万一马惊出了问题，陛下怎么对得起太后和高皇帝呢？”文帝一听，觉得这家伙挺关心自己的，心里对他更加喜欢。这就像我们现在一些马屁老手对领导说：“局长，我要批评你了。你怎么能熬夜看文件，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实在很肉麻。
这样爱护君主，君主也未必都买账。所以马屁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所在多有，袁盎也一直不是很受宠。好在他因为劝谏，得了一个“直”的名称，搞得大家都很佩服他。他也是擅长搞关系的，对待下人非常好，当陇西都尉的时候，搞得士卒都很拥护，愿为他卖命。最离谱的是他当吴国相的时候，侍妾和他手下一个小吏私通，他知道了也装聋作哑。反而是有人告诉那个小吏，说袁盎已经知道你和他侍妾私通了，你还是快逃罢。那小吏吓坏了，骑马就逃，袁盎一听，立刻亲自驱马去追。好容易追上了，小吏以为性命不保，哪知袁盎却告诉他，自己卖命来追，其实是想把侍妾送给他，叫他不要惊慌，这小吏感激涕零，从此死心塌地成了袁盎的心腹。
看看，袁盎在吴国当国相，就干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一点正经事没干，天天饮酒作乐，装糊涂，写给长安的文书都是为吴王说好话。吴王也因此对他大为喜欢，赐给他不少财物。他可谓尸位素餐，如果是个忠直的大臣，能这样做吗？显然，这家伙根本不配称为“直”，行事方式是曲之又曲。
这样的人当然和晁错这种死心塌地忠于主子的人搞不好关系。他们在朝廷，一向也是势同水火，晁错在的时候，袁盎避之唯恐不及；袁盎在的时候，晁错也拂袖而去。总之几乎连话都不讲。晁错也一直想找机会让袁盎吃吃苦头，后来当上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当即让人调查袁盎和吴王的财物往来，发现袁盎确实收了吴王很多财物，于是奏报，想处死袁盎，不知道刘启吃错了什么药，竟然下诏赦免袁盎，仅仅将他免为庶人。晁错不甘心，继续寻找机会，准备出击。
机会终于来了。
按照逻辑推理，吴国既然造反，那么袁盎确实是因为得了吴王的好处，为吴王的谋反阴谋刻意隐瞒，以前的奏报都是欺骗君主，按照律令，杀十次都够了。晁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事情偏偏这么奇怪，当晁错授意自己的手下去劾奏袁盎时，这两个手下竟然像得了失心疯，不同意晁错的命令，理由是：“当吴国造反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劾奏袁盎，可能还能预先知道吴王的阴谋，让我们有所警惕；现在造反既成事实，七国兵马正向西方而来，我们再拷问袁盎，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们认为，袁盎不应该参与了这个阴谋。”
听手下这么一说，晁错登时有点犹豫。由此可见，袁盎这个家伙确实很会收买人心，竟能让晁错的手下都为他辩解，实在不简单。而更奇怪的是，晁错为人一向果断冷酷，到这时候竟然莫名其妙地犹豫起来，使自己丧失了先机，让袁盎有了反击机会。结果，自己白白地成为了这场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陆
人缘关系很好的袁盎很快听到了晁错要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吓得连夜去找窦婴帮忙，希望窦婴能帮忙推荐，让自己亲自面见皇帝，谈谈吴国谋反的原因。窦婴当即答应了。
这时皇帝也有点恐慌，七国联合举兵，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声势太大，长安也为之震动。他把晁错召来商议对策，这时晁错又犯了一个错误，他竟然建议刘启御驾亲征，自己则留守长安。这显然犯了一个大大的忌讳。一般来说，除非身经百战的开国皇帝，太平天子都不愿意亲征，因为没打过仗，亲征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万一打得不好，自己被俘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就算亲征，留守都城的也一般是太子。这晁错竟然怂恿刘启亲征，让自己留守，是何用意？难道看我被俘，自己好阴谋作乱吗？所以刘启有点不高兴了。
他们正在商议的时候，袁盎入见。刘启就问袁盎：“君曾经当过吴国相，知道吴国大臣田禄伯的为人吗？现在吴楚七国造反，君有什么看法？”
袁盎信心十足地说：“陛下不必担心，很快就会击灭。”
刘启不信：“吴王靠着铜山铸钱，煮海为盐，收留天下豪杰，一直隐忍到鬓发苍苍的时候才起兵，如果没有十足成功的把握，他会这么干吗？你为什么说他不足为虑？”
袁盎说：“吴国确实有铜盐之利，但豪杰却一个没有，如果真有豪杰，就会辅导吴王忠于陛下，不会造反。吴王所招引的人，其实都是一些好吃懒做的泼皮无赖以及犯法刑徒，这些人渣聚在一块，自然不会干什么正事。”
袁盎这家伙确实有张利嘴，几句话就把自己从被动转换为主动。他的潜在含义是：吴王造反不是因为削藩，而是因为结交匪类，自甘下流，所以一定会失败。这一方面有为晁错开脱的意思，另一方面拍了皇帝的马屁，显得明君奸臣誓不两立。所以晁错在旁一听，也不禁赞许道：“袁盎说得很对。”那个往常睚眦必报的法家知识分子晁错不见了，显出一副要和袁盎笑泯恩仇把手言欢的架势。这说明晁错残忍是残忍，但还缺少城府，就像战国时代的韩非，写的书里面满是杀戮，但为人行事却不够成熟，最终被自己的同门师兄李斯骗得把头也丢了。
老奸巨猾的袁盎怎么会就此罢休，于是当皇帝问“计将安出”的时候，他果断地说：“希望能让左右回避，臣想对您说说悄悄话。”
刘启就命令道：“你们退下。”
左右都陆续退下，只有晁错安坐不动。他一向自恃为皇帝的股肱，什么秘密都不应该瞒过他。哪知袁盎道：“臣所献的计策，凡是人臣都没有资格听到。”
刘启只好对晁错说：“君也暂且出去罢。”
晁错大怒，又无可奈何，只好蜷腰出去，在东厢等候。
袁盎这才说：“吴王和楚王互相写信，说高皇帝给同宗子弟封王，各有土地，现在贼臣晁错却擅自吹毛求疵，寻找诸侯们的过错，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不得已发兵西向，目的不过是斩晁错，得到原先的封地就罢休。为今之计，只有先斩晁错，再派使者奉诏书赦免吴楚七国，把原来的封地交还给他们，他们就一定会马上罢兵。”
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馊主意，也很没有含金量，任何一个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对这个计策嗤之以鼻。人家要造反，千里起兵，花了多大的功夫，哪是你杀一个大臣就能退兵的？可以说傻瓜都不会相信这个计策管用。但大概一则是汉朝毕竟进入君主专制时代不久，对这类诸王造反的事还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二则刘启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当然，第三还和刘启本人冷酷自私的性格有关。总之听完袁盎的馊主意，刘启竟默然良久，好一会才说：“看到底怎么样罢，我不会吝惜一个人的生命向天下道歉的。”于是立刻拜袁盎为太常，让他和宗正刘通也就是刘濞的侄子一起整理行装，出使吴国。
十多天后，得到刘启授意的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殴一起劾奏晁错，说：“吴王造反，大逆不道，天下应当共诛之。现在御史大夫晁错却说：‘兵数百万，全部交给群臣指挥，不可信任，陛下不如自己领兵亲征，让我据守，徐(今江苏泗洪南)、僮(今安徽泗县东北)两县旁边吴国没有攻下的地方都可以送给吴国。’晁错不称扬陛下德行无边，却离间陛下和群臣的关系，又想把城邑送给吴国，实在是大逆无道。我们几个一起商议，结果一致认为应该判决晁错腰斩，父母妻子同产兄弟无论老少全部弃市处死。臣等请求陛下按照法律许可。”
刘启提笔在这封奏书后批复道：“制曰：可！”
不知道他这么批复的时候，灵魂有没有受到拷问。不过据说政治家是没有也不需要有灵魂的，这是为古往今来的恶棍政客找到的一条绝好的理由。如果谁想当恶棍，却不受谴责，只能走从政一途。
当刘启把自己出卖的时候，那位忠心耿耿的大臣晁错还丝毫不知道。刘启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无法面对晁错的赤胆忠心，他命令中尉嘉去把这件事办妥。
中尉嘉来到晁错家，哄骗晁错说：“皇帝陛下紧急召见君，君赶快动身罢。”晁错还以为是正常的朝见，按部就班地穿上朝服，就上了车。中尉拉着晁错在长安市上兜了一圈，之间晁错也觉得有点不对劲，未央宫在西南边，怎么车载着我往东北边的贫民窟方向跑。中尉骗他说：“大夫君，最近听说要打仗，百姓都扰攘不安，大量买进食物储存，物价飞涨，您最好去视察一下，会让百姓安定一些，物价回落一些。”
晁错深信不疑，自己是御史大夫、副丞相，长安人谁不知道自己是皇帝的宠臣，自己出面稳定一下局势，那是应该的啊。于是喜滋滋地任由车子拉着走。
可是他逐渐发现不对劲了。车子在长安西市停了下来，还没等他发话，中尉就变了脸色，突然从怀中掏出诏书，宣判：晁错大逆无道，当行腰斩。
晁错魂飞天外，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为自己辩驳。刽子手拉着他拖到行刑地点。按规矩，汉代斩人都要事先脱掉衣服，可是这回刽子手连衣服也来不及帮他脱，手忙脚乱把他按倒在斧质上，大斧带着风声下去，咔嚓一声，晁错的身体从腰部被斩为两截，肠子五脏和血喷洒得到处都是，晁错再也说不出话，只能瞪着眼睛，上半身趴在斧质上，他那颗睿智的脑袋，至死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他忠心爱戴的皇帝对自己这么残忍。这一刻，他会不会想起自己父亲临终前的绝望遗言呢？
很快，晁错的一家老少也被囚车拉到这个地方，相继砍掉了脑袋。
此时，山东的战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晁错一死，刘启认为一切事都解决了，在宫里欢天喜地等待好消息。这时谒者仆射邓公从吴楚前线回来，向刘启陈报军事进展。刘启问他：“你们那里已经知道晁错死了罢，怎么样，吴楚准备罢兵了吗？”
邓公道：“吴国准备谋反都十多年了，以不想削地的理由诛晁错只是个借口，陛下杀了晁错，我担心以后不会再有忠臣为陛下考虑了。”
刘启说：“为什么？”
邓公道：“晁错担心诸侯势力过大，所以才进策削夺诸侯土地，这是有功于汉朝万世基业安稳的大事，可惜计划才一施行，竟然遭受腰斩。往内说，是钳制忠臣的嘴巴；往外说，是为反叛的诸侯王报仇。臣窃以为陛下这件事做得很不应该啊。”
刘启这才傻了眼，长叹一声，道：“你说得很对，我也非常后悔。”
而在这时，袁盎和刘通两人在梁国东面碰见了刘濞率领的吴楚兵马。吴楚军队正在进攻梁国，双方打得如火如荼，吴楚占了上风，刘濞心情很不错，召见侄子刘通，刘通以宗正(掌管刘氏宗室事宜的官员)的名义要求刘濞拜地接受诏书，刘濞听说袁盎也来了，知他嘴巴厉害，笑着对侄子说：“拜什么地，受什么诏？我现在已经是东帝了，还拜个鸟啊。”不理会刘通，至于袁盎，他连见都懒得见，只是派人问他，愿不愿投降自己，为自己带兵打仗。袁盎不肯。刘濞就命令把袁盎关起来，派一个都尉率领五百人守候。袁盎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这时碰到一个熟人，这个熟人成了自己的救星。
此人就是当年袁盎在吴国当相国的时候，和他侍妾私通的那个小吏。当年袁盎不但没杀他，反而把侍妾送给了他，现在这个人要来报恩了。他这时正好是看押队伍里的一个司马，看到袁盎，他心生一计，买了二石醇酒，送给看守西南角的士卒们喝。当时正是正月，非常寒冷，士卒们又冷又渴，见了美酒，当即胡吃海喝，没多久就醉醺醺躺了一地。这报恩司马就拉起袁盎：“快跑罢，等天亮了，吴王就要杀你了。”袁盎交朋友还真有一套，说：“不行，我走了之后，必定连累你，你的一家老小怎么办？”这小吏说：“你一走，臣也马上逃亡，家里的老婆孩子都藏起来了，不怕的。”袁盎就这样拣了一条命，连夜步行七十里，一直见到梁国的骑士巡逻，连忙呼救，才辗转回到了长安。
柒
刘启这下死了心，抛弃一切幻想，准备全力镇压了。他派出的大将周亚夫也由此成名。
周亚夫一接到命令，当即乘坐“六乘传”，也就是六马驾驶的邮车，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往前线荥阳方向狂奔。走到霸上的时候，被一个叫赵涉的人拦住了。赵涉劝周亚夫：“吴国一向富庶，养了很多死士刺客。这次肯定会事先打探将军动向，如果知道将军从长安出发，一定会派人在崤山和渑池之间的狭窄地点伏击将军；况且兵事贵神秘，将军为何不走右边大道，经过蓝田，出武关到洛阳呢？那不过比你现在计划走这条道晚一两天到达而已，到了洛阳，将军直入武库，击鼓聚兵，反贼诸侯会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的，那多牛逼啊。”
周亚夫采纳了这条计策，一路安全到了洛阳，立刻派人去搜寻崤山、渑池间，果然搜得了吴国伏兵，于是很佩服赵涉，召他为护军。接着又拜见了当地的黑社会大佬剧孟，开心地大笑道：“七国造反，我乘坐传车到这里来，没想到一路上很安全；又以为七国诸侯一定会笼络剧孟，哪知道他们竟然不懂得剧孟的价值，真是一帮白痴，哪里还想成功？现在我将据守荥阳，荥阳以东没什么可以值得担忧了。”
剧孟不过是一个黑社会老大，按照那时的话说，就是一个游侠。当然游侠和黑社会老大还是有些区别。和黑社会一样，游侠也是不和政府合作的，但是他喜欢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一诺千金，而且不求任何报偿。表面上看起来，比政府还好。我们碰到强盗，会拨打“110”求救，但警察的服务是有报偿的，他是有工资的，那工资就是我们每个公民纳的税。而游侠你要是给他报偿，他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因为他觉得你是在侮辱他，以后说不定就不帮你了。所以跟游侠打交道，这点要牢记，他们把面子看得比利益重要。当然，我们没事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游侠天天忙着帮别人，自己没时间赚钱，钱是哪里来的？虽然说是劫富济贫，但世上不是所有的富人都应该被劫的。有些富人的钱固然来得不正当，劫了我们良心上也没什么不安；但有些富人的钱确实是靠自己的勤劳汗水和聪明才智赚来的，劫了就不大好。所以，游侠这种东西有点不讲规则。但他起了一个和谐社会的作用则毋庸置疑。现在很多西方政府，不也通过对富人征重税，来救助穷人吗？从这点来说，游侠就起了政府的作用，是西汉政府职能的补充，甚至西汉政府没有做到或做得不那么尽善尽美的地方，游侠都不计报偿地帮它做了。这个现象，现在有一个有趣的概括，叫做：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所以游侠肯定会引起一切专制政府的仇视。你想想看，人家政府都做不到或者不愿做的事，你代它做了，那人家做什么？你这不是搞得人家收税都不好意思收了吗？汉武帝上台后，马上颁布政策，严厉打击游侠，搞得游侠们终于绝种，现在只剩下了纯粹的黑社会。这种纯粹的黑社会，基本没有古代黑社会“盗亦有道”的传统，做事毫无底线，政府一般不是很在乎，因为老百姓不比拥护政府更拥护他们。总之，游侠和黑社会这两种概念，我们一定要搞清，司马迁在《史记》里大赞游侠，不是没有道理的。
剧孟到底在这场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史书上都没有讲。总之剧孟的号召力很好，据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来送葬的高档车从全国各个地方云集，有上千辆，而剧孟自己家里却很穷，家产总共加起来还不到十金，也就是说，还不到当时的中等人家的家产。这也是很奇怪的，在当代，如果是一个穷鬼，绝对不会有这么多阔佬想结交他。人们常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从这点来看，倒似乎是真的。如果吴王能够笼络剧孟，那么当地很多无赖少年都会投奔吴王，这点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
周亚夫离开洛阳，继续奔至淮阳，问自己父亲周勃以前的门客邓公：“怎么办？”邓公道：“吴兵兵势锐猛，难与争锋。楚兵轻薄，虽然勇猛，却难以持久。将军不如引兵奔赴东北方向，在昌邑县构筑营壁，深沟高垒坚守，让吴国去攻打梁国。将军再派轻骑截断淮水和泗水的接口，让吴国的给养和粮草无法运送。吴兵和梁兵互相厮杀久了就会疲惫，而粮食又接济不上，必然大乱。我军则以逸待劳，一举出击，破吴必矣。”
周亚夫道：“很好。”完全照办。
吴国这边也有良将，可惜刘濞不识人才。吴王任命田禄伯为大将，田禄伯提议道：“我们的兵就这样聚集起来按照常规进攻，没有其他的出奇之策，难以奏效。臣愿意率五万人，沿着江淮而上，进攻淮南、长沙，从武关进入关中，和大王会师，这是一支奇兵啊。”
吴王太子当即反对这个意见：“大王以造反为名，名声不大好听，所以兵最好还是自己掌握，否则别人把兵带走，又同样造反，我们怎么办？而且分兵另行，事有不便，白白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吴王一听，就拒绝了田禄伯的计策。
吴国另一个少将桓将军也劝谏说：“吴国多的是步兵，步兵适合在险峻的地势作战；而汉朝多车兵和骑兵，车骑适合在平地作战。希望大王率兵火速西进，占据洛阳武库，以敖仓藏粟作为给养，依据山河的险峻号令诸侯，就算没有入关，天下也算大定了。如果大王率兵行动迟缓，每攻占一个城市都要留守，等到汉军车骑驰入梁国和楚国之郊的平原地带，事情就危险了。”
吴王有点犹豫，又去问吴国老将，老将们自以为是地说：“这些年轻人都喜欢冒进争功，干不成大事，不要理他。”吴王也就没有采纳桓将军的建议。
可见刘濞徒有雄心，不知兵事。他年轻时打仗虽然以骁勇著称，估计也就是匹夫之勇。如果他能采纳田禄伯和桓将军的计策，周亚夫一定会头疼的。
刘濞自己掌管所有的兵马，还没渡过淮水，他所有的宾客都被封了将军、校尉、侯、司马，只有一个叫周丘的什么也没得到，因为这家伙喜欢酗酒，吴王看不起他。周丘不服气，主动求见刘濞，说：“臣因为无能，以致大王对我不理不睬。臣也不敢要求当什么将军，只是希望大王能赐给臣一支汉节，臣一定会有所报答。”
所谓汉节，就是一种用竹子做的，上面缠着牦牛尾巴的东西，用来做皇帝的凭证，拿着这个节出去，就象征着自己地位很高，谁都得给面子。后来苏武出使匈奴，被发配到冰天雪地里放羊，都不肯丢掉汉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刘濞倒不在乎这个，要汉节，可以，不就相当于印制一张委任状吗，大概这家伙想拿去山里收编土匪用罢。周丘得了节，马上连夜驰到自己的老家下邳县，下邳人已经听说吴国造反，早早就把城门关上，准备固守了。周丘来到下邳城外的官方传舍休息，亮出汉节，大呼小叫地命令下邳县令来见自己。县令不知虚实，跑来看看，周丘立即假传命令，让随从将县令当场斩首，并立刻召来自己的亲戚邻居和曾经有过交情的县政府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吴国的兵马马上就要到达，屠杀下邳是一顿饭之间的事。如果我们马上投降，家里人都能保全，有些才能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封侯呢。”
下邳人一听，都吓坏了，马上献城投降。周丘一夜之间征集了三万人，使人报告吴王，自己率领这些人北进征伐，到了城阳的时候，兵马已经增长到十多万，击破了城阳郡都尉，也就是在刘启面前为晁错鸣冤的邓公的部队。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听到吴王刘濞已经兵败逃亡，顿时心灰意冷，知道没有前途，又带兵逃回下邳，走在路上，气得背疽发作而死。可见周丘确实是个人才，可惜一辈子不得志，后来又选错了主子，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非凡才干。
首先我们要谈谈刘启这个人。
刘启是刘恒的长子，即位时已经三十二岁了，而他父亲在位二十三年，计算一下，在他父亲当皇帝前九年就已经出生。而史书上说刘恒当皇帝时才二十三岁，这么一来，似乎十四岁就生下了刘启，汉代人喜欢“谎报”年龄，一般比我们现代人计算要多两岁，那么，刘恒十二岁就生孩子了？这件事颇为不解。按照生物学的观点，古人寿命短，性成熟早，也许是真的也未可知。
比起刘恒，刘启的性格比较冷酷，究竟他是守成之主，没有经历过坎坷。在少年的时候，他干过一件很嚣张的事，为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
事情要从吴王刘濞讲起。
刘濞是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汉七年(公元前200 年)，刘邦封刘仲为代王。刘仲去代国即位，很快碰上匈奴入侵。刘仲这个家伙做做生意，耕耕田，水平还不错。当年在老家，就把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得挺滋润的。搞得他老爸刘太公啧啧称赞，经常拿他做榜样来教育刘邦：“你这小子，就知道斗鸡走狗，不务正业，你该经常去向你二哥学习学习啊！”刘邦不服气，后来打打杀杀竟当上了皇帝，把二哥封到危险重重的代国，大概就有报复的因素：你牛逼什么呀，碍着老爸的面子，封你个王当当，看你丫的有没有福气当下去。
不出所料，刘仲这家伙果然只配侍候庄稼，没有当王的素质，看见匈奴一来，吓得落荒而逃，昼夜兼程的一直逃到洛阳才停住脚步。刘邦拿他没办法，究竟是亲兄弟，总不能杀了罢，只是废黜了他的王位，却仍旧封了个郃阳侯。不过在汉九年(公元前198 年)未央宫前殿的一次新年晚会上，刘邦想起了二哥这件丑事，又笑嘻嘻地打趣刘太公：“以前老爸您经常斥责我，说我无赖，不会赚钱养家，比二哥差多了。现在您看看，我挣下的这份家当，比二哥怎么样？”
大殿上喝酒的群臣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齐呼“万岁”，开心得不得了。看见主子摆阔，奴才们也觉得挺有脸面。就像《飘》里面写的，那些在富裕白人家当奴隶的黑人，往往看不起那些穷苦白人。似乎主子的财产，他们也有一份，这种变态心理每每让我掩鼻。我们有些国人，一谈起成吉思汗打到了多瑙河，建立了世界级的霸权，也跟着神往，其实他们的祖先几乎被成吉思汗的铁骑屠戮了大半，而他们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然，刘邦殿上的群臣还不算纯粹的奴才，他们也算是有爵位有封地的官吏，在主子发家致富的过程中都立过汗马功劳，所以主子夸富，他们也觉得与有力焉、与有荣焉的缘故罢！
刘太公则一张老脸羞得通红，看来自己的眼光确实不行，老二确实不中用，给他个代王做，他都没能力。当然也有些自豪，不管怎么样，眼前的皇帝究竟还是自己的儿子嘛，是自己在床上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嘛，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看走了眼也不会死嘛，自己眼光虽然不行，精子质量终归还可以嘛。要不，能生出皇帝来吗？
当然，刘太公的想法，是按照科学推理来说的。但他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在《史记》和《汉书》里，他的这一制造权被史官粗暴地剥夺了。史官们信誓旦旦地说，刘邦这个儿子，是刘太公的老婆刘媪和蛟龙交配出来的，和刘太公丝毫没有关系，他顶多算个假父。我不知道现在要是能起刘太公于地下，他会不会嚷着去做DNA化验，看看刘邦的生理学父亲到底是谁，是那条谁也没见过的蛟龙吗？还是生活在侏罗纪的恐龙？
可能因为老爸的认错态度还可以，刘邦对二哥的那种耿耿于怀逐渐消除了。十一年的秋天，英布举兵反叛，击灭了荆王刘贾，关中震动，刘邦不得已亲自出征。
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二十岁，跟从出征。他长得非常强壮，擅长骑射，在这场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到击灭英布为止。
英布死后，刘邦有些忧虑，原来的荆王已经被杀，得重新立个国王才行。那时的地域歧视很严重，就像现在河南人被妖魔化了一样。中原人普遍认为吴楚人都是愣头青，喜欢打架斗狠造反，不在这里立一个擅长打仗的王恐怕镇不住。刘邦想，自己的儿子都还小，没办法胜任。刘濞这次的表现不错，是个上好人选，于是封刘濞为吴王，管辖东阳郡、吴郡、故鄣三郡五十三城，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
刘邦命令把吴王印绶授予刘濞之后，又亲自召见了刘濞一回，这回他左看右看，发现刘濞的相貌有些不对，对刘濞说：“你长着一副造反的相啊！”心里非常后悔。但是印绶已经给了，再收回也不大好，何况是自己的亲侄子，于是拍拍他的背，说：“大汉五十年后，东南方有造反的人出现，难道就是你吗？不过我们都是同姓刘家，你可一定不要造反哦！”
刘濞赶忙顿首道：“岂敢岂敢！”
当然，上面的肯定是传说，刘邦怎么可能预见五十年后东南有兵灾，也不可能看相就知道刘濞会谋反。史家把这种事也堂而皇之地记载在史书中，大概就是想说明刘邦是天子，非凡人可比。
吴国是块好地方，地方大，风景好。海边可以煮盐，所辖的故鄣郡(今安徽、江苏南部以及浙江西北一带)内有铜山，可以铸钱，靠着盐、铜的资源，吴国非常富裕，根本不需要向老百姓收取赋税。而且招纳了外郡很多亡命罪犯，收归己用。因为没有赋税，百姓对刘濞也非常拥戴。
刘恒即位后，刘濞曾经让自己的王太子刘贤代替自己去长安朝会。刘启和刘贤年龄估计差不了多少，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刘贤的师傅都是吴楚人，依照地域歧视观念，教出来的学生也肯定是愣头青。刘贤和皇太子玩博棋，输了就饮酒，本来应该谦恭一点，可是他偏不，有一次出现了争执，坚决不肯让步，刘启可不像他老爸那么温文尔雅，再说自己是大汉皇太子，怎么肯受小小的吴王太子的气，当即勃然大怒，提起博棋的棋盘就猛地向刘贤掷去，刘贤猝不及防，被棋盘砸中，当场毙命。
皇太子杀了吴王太子，这能有什么办法？难道还能将储君治罪？刘恒于是命令将刘贤厚敛，再运回吴国归葬。
吴王刘濞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站着去长安，躺着回吴国，伤心欲绝，却也无可奈何，总不能要皇太子偿命。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够贵，没当上皇帝，让爱子白白死了。他是个打仗出身的人，性情刚猛，心里的怨恨容易浮在脸上，不懂得收藏。他看见儿子的丧车回来，想起了当年刘邦说的那句话，怒道：“既然天下同宗，都姓刘氏，那么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好了，何必把尸体运回来？”又命令把丧车重新运回长安。这时的吴王，大概在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个心愿：有机会一定要杀回长安去，亲自到爱子坟前祭奠。
从此之后，刘濞心都碎了，再也不愿去长安朝会，每次新年都称说病重，经不起路途颠簸。可是哪有几十年如一日都称病的？长安的官吏都知道他心里因为爱子的死而怨恨装病，于是吴国使者一旦来了长安，都全部拘押责问。刘濞也很惊恐，当即加快了谋反的步伐。
后来刘濞又派使者代替自己去长安作例行的秋请之礼，刘恒亲自责问使者：“为什么刘濞不肯亲自来？”吴使者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大王确实没有生病，因为汉朝几次拘押了吴国的使者拷问，我们大王心里愈发害怕，所以称病。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如今我们大王装病的事实陛下已经知道，可是能怎么办呢？陛下要是将我们大王责问急了，他就更加想不开，怕被陛下诛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造反都不行了。臣以为陛下不如忘掉以前的不快，和我们大王重归于好。”
刘恒想了想，觉得这个使者很聪明，说得很有道理。虽然自己在长安地位已经逐渐稳固，但逼得吴国造反到底合不合算？万一镇压不下去，自己的皇帝宝座能否坐得稳，实在是个未知数。不如先笼络吴王，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代去考虑。于是把以前系押的几批吴国使者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国，并且赐给刘濞几杖，说尊重老年人，准许他可以不用来长安朝请了。
刘濞没想到刘恒这么好，既然汉朝不逼迫，自己又何必造反，究竟汉强吴弱，自己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逐渐打消了造反的念头。他继续在国内推行不收赋税的政策，老百姓按照法律要被征发戍边，吴国政府也出钱帮老百姓雇人代替。他还经常亲自访问闾里百姓，赐给他们食物和金钱，别的郡国逃亡来的罪犯，吴国也特意隐藏起来，不交给别国要求引渡的官吏，这样总共过了四十多年，吴国经济蒸蒸日上，刘濞更加得到了吴国人民的爱戴。造反的潜力非常强大，就等待催化剂了。景帝三年，这个催化剂终于不速而至。
壹
刘启即位的第三年，以吴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南方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历史上称它为“七国之乱”。
在谈七国之乱前，我们还得说说前两年刘启做了些什么事。
在景帝元年的冬十月，刘启下了一道诏令，列举了老爸刘恒的许多功德，决定要给刘恒制定庙乐，命令群臣讨论一下，具体怎么实施。
群臣立刻集体上书，说不但要给文帝立庙乐，而且还应该制定庙号。他们认为，功劳没有大过刘邦的，德行没有盛过刘恒的，因此，高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祖之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称为太宗之庙。所以他们二者的庙，不但应该立在长安，在天下郡国都应该有，而且要按时派使者祠祀。所谓“太祖”、“太宗”，就是庙号。
说起庙号，必须谈谈它跟谥号的区别。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对他盖棺论定一下的，这风气据说出自“郁郁乎文哉”的周朝，他们把商击灭之后，开始着手给死了的姬昌和姬发摆摆功劳。结果是一个夸为“文”，一个称为“武”，也就是所谓周文王和周武王了。这名目叫做“谥”。“谥者，行之迹也”，也就是对一人的盖棺论定，别想翻案。
谥号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章太炎在他的《訄书·平等难》里说，众生平等是虚假的，人的身份总有高低贵贱之分。他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就说民主典范的美国吧，要把乔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来，事实也办不到，并非每个人能像布什老爸那么阔，花足钱让他念名牌大学乃至推上总统位置的。不过章太炎说，绝对平等虽然不可能，绝对的批评却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谥”这个例子，说老百姓对他们的王可以置褒贬，有罪的王，史书上不得不留下那么丑恶的一笔。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犯了大过错老百姓不满意，则连躺进金字塔的资格也没有，煞是可怜。因此这惩罚很能让生前的王深自悚栗，不敢过分为非作歹。可见谥号的作用。当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着谥号的，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大，对社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费心力去褒贬你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符合经济规律。《大戴礼记》里说：“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惧；匹夫之怒，适以亡身。”这是很经典的概括，对我们现在还适合。比如一个县长对县公安局长发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县公安局长只有胆战心惊地照办，哪怕随便抓个人屈打成招；可是一个平民如果因为自己老婆被县长玩弄了，就想学吴三桂冲冠一怒去杀县长，很可能是找死。“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浪漫的爱情，在吴三桂则可，在我辈则不可，因为力量悬殊。为了心理平衡，我们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谥号这玩意当救命稻草捏在手里，希望君王贵族们发号施令、生人杀人、欺男霸女时能有稍微收敛。
综观历史，客观地说，这谥的作用起先还有那么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权力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圣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买账，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驳回，那叫“封还诏书”。而关于谥号，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动不了，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撑。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祷告上天，为崩殂的皇帝制定谥号，有不敢欺骗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虽然对老爸的谥号很反感，但慑于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闭嘴。所以像周朝的“厉王”和“幽王”，他们的儿子宣王和平王看着不舒服，也只有干瞪眼。
在先秦，这谥号制度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诸侯王确实比较在乎这个，比如春秋时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很惭愧地对大夫们说：“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国家治理得很一般，还去跟晋国打仗，鄢之战败得一塌糊涂，辱没祖宗，给诸位大夫带来忧虑。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受祭祀于太庙，给我的谥号就叫‘灵’或者‘厉’吧，你们斟酌斟酌，哪个更适合我。”床边的大夫都愣了，不答应。因为“乱而不损曰灵”、“戮杀不辜曰厉”，都是很恶劣的谥号。只是这临死的王很执拗，群臣劝说了五次，都不管用，只好答应了。不过到安葬，真的制定谥号的时候，令尹(宰相)子囊又一本正经地说：“该为王制定谥号了。”众大夫又一愣，说：“王临死前不是说好了，让我们在‘灵’和‘厉’之间选一个吗？”子囊说：“你们这帮猪脑子，也不想想，我们的王有这么差劲吗？赫赫楚国，君王临之，蛮夷宾服，诸夏敬畏。他老人家竟然还觉得自己有过错，这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君主吗？我看谥为‘共’比较合适(“恭”和“共”音近同源)。”于是众大夫皆称好。因为“既过能改为共”，也确实符合楚共王一生的经历。谥号的制定这么严格，也可见当时的君王很在乎身后之名。这样说来，有神论对社会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他相信死后有灵，就不会无耻到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暴君秦始皇是看到了这一层的，他讨厌谥号，所以一并天下，自我膨胀得要命。改了王称“皇帝”还不够，还下诏要废除谥号制度。理由是“朕闻上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他多有野心，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结果只落得二世而亡。这“二世”虽不算谥号，可比所有的恶谥还臭。后世说起灭亡的例子，必定以这厮为首，说他是“人头畜鸣”，这不是没起到封杀谥号的效果吗。
汉代建立，又开始搞谥号这套了。可是也慢慢变了味，再差的王也可以得美谥了。综观西汉一朝，就没有被冠上恶谥的皇帝，诸侯得恶谥的倒不少，比如谋反的淮南王刘长，全称为“淮南厉王”。这当然是诸侯王的权威不够，无法阻止中央对自己褒贬的缘故。所以，在谥号之外，就必须搞出一个更高的荣誉，这就是庙号。
庙号同样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程序，对王起着褒贬，也就是称祖称宗，永享太庙，而没有庙号资格的皇帝过一定时期牌位要被撤掉。起先谥号是每个王都有的，可是庙号只有牛比的王才配享用。刘邦的谥号是“高”，而庙号是“太祖”，合起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文帝的庙号是“太宗”，武帝的庙号是“世宗”，宣帝号称中兴，庙号是“中宗”，元帝其实很孱弱，他在位的时候，汉朝开始衰落了，可是他也很幸运地分到一个庙号，称为“高宗”，可能是王莽别有用心的缘故，因为他的姑姑是元帝的皇后，又活得特别长，到他篡位的时候还在呢，看在姑母的面子上，总得给那早死的姑父一个面子。总之，整个西汉，虽然不无舞弊的嫌疑，但有资格称庙号的也就这么五位，享有“文景之治”盛名的景帝和聪明得不得了的昭帝都没有资格横插一腿，可见入选的严格。但是，和谥号一样，这庙号很快变了味，到了唐代，已经是无帝不可以称宗了，包括被太监掐死的那个十八岁的短命皇帝也煞有介事地叫什么“敬宗”呢。
从谥号到庙号，我们可以饶有兴趣地看到“新闻自由”是怎样被建立，又怎样变味的过程。即使有再多的类似程序，在专制的制度下都不能幸免的。
贰
为老爸制定完谥号后，刘启的其他政策也是按照老爸的既定方针实行。比如给百姓减轻赋税，跟匈奴和亲。但也有一项没有妥协，就是和诸侯王的关系。
那个在文帝时代已经崭露头角的晁错开始要真正迈上他的历史舞台。
在文帝时代，晁错再强，也不过做到了千石的中大夫。刘启一即位，晁错的职称风生水起，先是拜为内史，也就是后来的京兆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秩级为中二千石。由于晁错出身太子家，所以刘启对他的宠幸超过了九卿，他提出的建议，刘启无不采纳，很多法律条文的修改，也都是晁错的建议。晁错的专权，引起了丞相申屠嘉的极大反感。
申屠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早年因为有些膂力，擅长发射强弩，在刘邦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当过队率也就是小队长，不断积累功劳，汉朝建立后，当上了淮阳太守。在后元元年，因为那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都将近死光了，申屠嘉因此被拜为丞相，封为故安侯。这家伙生性刚直清廉，却是个大老粗，当年看邓通受文帝宠幸不惯，差点把邓通擅自抓来杀了。现在见晁错这个只会写几篇文章耍耍嘴皮子的人如此受宠，当然也不开心，对晁错恨得牙齿都痒，做梦都想杀他，只是暂时拿他没办法。
晁错办公的内史府位于太上皇庙的内墙外游乐的区域，大门朝东，很不方便。于是他命令在内室府开了个南门，把太上皇庙的外墙也凿破了。申屠嘉大怒，想劾奏晁错擅自凿破宗庙外墙，下廷尉诛杀晁错，可是他低估了晁错的能量。
晁错一听到申屠嘉想劾奏自己，马上一溜烟跑去见刘启，叩头求情。刘启一听，抓住这么点小事，申屠嘉就想杀自己的宠臣，哪有那么容易？于是等到申屠嘉把请求诛杀晁错的奏折一上，刘启轻描淡写地说：“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这是我叫他做的。那块地又不是真的宗庙墙，只是一个外墙，好多官吏都曾在那里住的。你回去罢，晁错没有罪。”
申屠嘉一听，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可是皇帝说了话，自己哪敢不听，只好连连谢罪，说自己乱告状。罢朝后出了宫殿，他气鼓鼓地对自己的长史说：“妈的，我本来应该先宰了晁错那小子再禀告皇帝的，现在却先向皇帝请示，简直吃错了药。”他回去后，肚子里的气一直憋着，没多久竟气死在家里。晁错听到后哈哈大笑：“活该，这个死大老粗，跟我玩，看我不玩死你。”
从此之后，朝中无人再敢惹晁错，晁错升官像现在北京的房价一样，腾踊。一年半之后，也就是景帝二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过好景不长，他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因为，他之后干的事，正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是“错”的。
叁
晁错提出的建议，和以前的贾谊如出一辙，就是“削藩”。
在刘恒时代，晁错还是太子家令，就屡次向刘恒上书，应该惩治吴王刘濞，削夺吴国的郡县。刘恒没有采纳。现在他当了御史大夫，立即又上书刘启，说：“以前高皇帝定天下，因为自己儿子年幼，所以封了很多同姓为王，连私生子刘肥都封了齐国七十二个城池，同父异母弟刘交封为楚王，也握有四十个城池，侄子刘濞则掌管吴国五十多个城池，这三家的封地几乎达到了天下面积的一半，这不是正常现象。吴王因为太子被您杀了，心里不爽，一直诈病不朝，应该诛杀。先帝心地良善，不忍加诛，反而赐他几杖，哪知他不知报恩，反而越发骄傲，公然铸造钱币，煮海制盐，还收留天下罪犯。今天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不削除他的封地，他也会反。削了，他很快就会反，祸患还小一些；不削，他积蓄更多的实力再反，祸患更大。不如立刻削除。”
晁错的话很有些夸张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客本性，为达到目的不计手段，可谓狡诈。其实这时候的齐国早就不是汉初的齐国，早已分裂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国家，所辖国土比当年的齐国小多了，六国各自为政，实力大减。楚国只有三十六个城邑，这还不包括那些位于楚国境内的列侯封邑，实际上也远不到晁错所说的四十个城邑。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时天下所有诸侯王的土地加起来，按照胶西王群臣的分析，也不过仅占汉朝面积的五分之一，不可能三家就能占到二分之一。可以说，晁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采取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至于晁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则有向皇帝表忠心的因素；二则有博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三则，当然，也有可能他觉得废除诸侯王制度，确实有益于天下苍生。
说起来，这世上专制制度的发展，都和奴才们自觉的忠心有关。有时独裁者根本想不到的统治绝招，往往有奴才们主动想好了，给独裁者奉上。商鞅不是奴才吗，吴起不是奴才吗，韩非不是奴才吗？呕心沥血给主子献策，最后却死在主子刀下。奴才们必须清楚，等到他们忠心爱戴的独裁者主子把异己分子消灭光之后，也就轮到了他自己，但那时已经没有人能救他了。这就叫“作法自毙”。秦国的商鞅，首先建立了残酷的法家政治，后来他自己被秦王通缉出逃，逃到一个旅馆，欲歇宿一夜再跑，不想旅馆问他要身份证，理由是：“商君之法，没有身份证的，各旅店一律不许留宿，发现可疑人立刻报警，否则连坐。”商鞅只能哀叹：“老子自己制定的法律，竟然害死了老子。”
《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晁错的表演，是持认可态度的，因为他是东汉人，大一统的专制君主制已经建立，他没有表示异议的权力。而成熟的专制君主制，也是一直伴随着他成长的，就像人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晁错的表演却颇有微辞，在赞语里评价说：“晁错擅权，对政事多所变更。七国举兵的时候，晁错不好好谋划退兵之策，反而想因此杀袁盎以报私仇，弄得自己被杀。谚语里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就是说晁错的罢。”而班固的评语却是：“晁错一心想着为国家的长远谋划，从来不考虑自己。最后遭到族诛的待遇，真是忠心耿耿，可惜啊！”
很显然，作为去古未远的司马迁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并不欣赏，他欣赏的是以前的封建制度。因为封建制度下，皇帝受到诸侯王势力的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个人不需要直接赤裸裸地面对专制朝廷的挤压，也因此能保留更大的自由空间，这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大国是有着相似之处的，层累的宗法制度构成了级级的分权，君主之下的大夫和公族有不可小觑的私家武装，所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封建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证。”司马迁曾经深刻感受到专制对自己的戕害，所以对晁错的行为不能不抱着批判态度。
总之，因为晁错一向以善辩闻名，死的也能说成活的，刘启觉得他都言之有理，刘濞的儿子是被自己打死的，自己作为皇储，打死他一个儿子，算得了什么？他竟然因此怀恨在心，这他妈的算什么？他决定立刻解决这件事，晁错说得对啊，诸侯王坐大，是汉朝的心腹大患，将来必定会造反。晚来不如早来。是彻底解决这件事的时候了。
三年的十月冬天，新年。楚王刘戊到长安朝拜新年，晁错立刻劾奏楚王刘戊在为自己母亲薄太后(楚王太后)服丧期间，在服丧的居室和婢女性交，违背礼制，应当斩首。刘启装做宽宏大量，赦免了刘戊的死罪，但是削除了楚国的东海郡和薛郡以为惩罚。楚国本来就只辖有东海、薛、彭城三个郡，这么一来，等于削除了三分之二，大国立刻变成了蕞尔小国，反正够狠的。
这次新年朝会上，不单楚王，赵王和胶西王也因为被晁错挑出过错而削除了郡县。前者被削除了常山郡，后者被削除了六个县邑，都搞得血本无归。
这些削除郡县的提案被刘启拿到朝廷上，让大家讨论。朝中群臣知道晁错的厉害，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只有一个叫窦婴的宗室坚决反对。晁错冷眼看着他，把他深深记在脑海里。如果不是很快晁错自己倒了霉，我敢说，窦婴的下场一定好不了哪里去。
晁错的建议在朝中顺利通过，楚王、赵王、胶西王灰溜溜的，肉疼得要命，在场的其他诸侯王也都惊骇万分，等他们回到自己国家，整个东方顿时炸开了锅，诸侯王恨不能生吃了晁错的肉才能解恨。
吴王刘濞首先坐不住了，他虽然没去长安朝会，但也听到了汉朝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削除自己的封地，于是派自己的中大夫应高去见胶西王刘卬，首先表达了慰问，然后问：“我们吴王鄙陋不肖，心里有些忧虑，不敢瞒着你老人家，特意派我来转达他的肺腑之言。”
刘卬客气地说：“敬闻教诲！”
应高说：“现在主上任用奸臣晁错，变更律令，侵削诸侯，征求无厌，诛罚甚重，而且似乎这种趋势越来越厉害。有一句谚语不是说吗：‘狗先吃糠，后欲食米。’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吴国和胶西国，都是知名的诸侯，被他们这么吹毛求疵，哪里还能安稳？我们吴王身体不好，二十多年没有去过长安朝请，非常害怕被主上疑虑，却没有办法表白忠心，所以日日提心吊胆。最近听说大王您也因为擅自出卖爵位的小过错就遭到削除六县的惩罚，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太没有道理了，我恐怕汉朝不会就此罢休，希望大王明察。”
刘卬叹了口气：“确实有这件事，但又能怎么办呢？”
应高道：“有共同憎恶的就要联合对付，有共同喜欢的就要联合挽留，有共同中意的就要联合追求，有共同想要的就要联合抢夺，有共同的利益就要死生与共。现在吴王自以为和大王有共同的忧虑，希望能趁着这个时机，奋不顾身，一同为天下除掉晁错那个祸患，不知道大王意下如何？”
刘卬虽然一向以勇武好斗闻名天下，这时也不禁吓了一跳。他倒吸了一口冷气，道：“寡人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就算主上逼迫，也只有一死而已，岂能不忠于他？”
应高道：“御史大夫晁错蛊惑天子，侵削诸侯，整个朝廷都对他厌恶。诸侯王岂敢有背叛朝廷的想法，都是被晁错所逼，不得已啊！现在天下纷乱，彗星出，蝗虫起，这是个立功扬名的好机会，为天下忧劳，也是圣人的职责，大王怎能推辞呢？我们吴王希望能诛除晁错，宁愿跟随在大王的车后，翱翔天下，攻城略地，只要大王允许，我们吴王将和楚王悉军攻打函谷关，据守荥阳，食敖仓之粟，抵抗汉兵，建立休憩之所，等候大王来临，大王如果肯赏脸驾临，天下就可以夺取。然后我们吴王和大王一起分割天下国土，不是很好吗？”
刘卬被说动了，点点头：“确实不错。”
应高马上回吴国告诉刘濞。刘濞大喜，担心刘卬只是随口说说，又偷偷亲自跑到胶西国，面见刘卬签定条约，这才放心。
胶西国的群臣有的听说了这件密谋，劝谏刘卬道：“诸侯国的土地全部加起来也比不上汉朝的十分之二，反叛能有什么胜算？为此还会牵连太后，恐怕不大好罢。况且我们现在侍奉一个皇帝，都已经深感不易，就算大事成功，将来面对吴王，我们还得互相打仗，实在比现在还麻烦啊。”
刘卬不听，派使者联系齐、菑川、胶东、济南数国，一起举事。因为都是当年齐王的子孙，他们都答应联盟。
肆
而在汉朝这边，晁错的父亲听说自己的儿子这么胡搞，吓坏了，特意星夜兼程，从家乡颍川郡赶到长安，对晁错道：“皇上刚刚即位，公当政管事，就侵削诸侯的领地，离间皇室骨肉，让天下诸侯对公切齿怨恨，公到底想干什么？”
晁错的父亲把晁错称为“公”，不知道是讽刺，还是对这个冷血的儿子也很畏惧，总之颇为耐人寻味。晁错回答道：“我做得一点没错，不这么办的话，天子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尊敬，宗庙也不会安定。”
父亲绝望了：“刘氏是安定了，可是我们晁氏算完蛋了，我不想再见到公，还是回老家去罢。”于是饮药自杀，临死前悲伤道：“我不忍见到祸患找上门来。”
晁错的父亲可真够刚硬的，竟然为了可以预见的灾难，先恐惧自杀。表面上看的确有些莫名其妙，但认真回味，也觉得情有可原。我们看恐怖片的时候，不是经常看见片中的主人公，在看不见的鬼魂恐吓下，终于神经崩溃，首先自杀的故事吗？晁错的父亲就是这种情况，他被吓得神经错乱，已经承受不住了。
按理说，只要稍微还有一点人性，看到父亲为自己自杀，也应该有所警醒了。但晁错毫不在乎，在他的坚持下，汉廷顺利通过了削夺吴王会稽郡、故鄣郡的提议，诏书当即由驷马邮传下达给吴国，十多天后，吴王接到这封诏书，立刻斩了使者，把汉朝派到吴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全部杀光，在景帝三年的正月甲子这一天，正式起兵。大概甲子是他亲自挑的日子，为的是讨个好彩。当年周武王伐纣，就是在甲子这一天起兵的，而且在一天之内就击破了商朝。刘濞是不是幻想自己的事业也像周武王伐纣那么顺利呢，不得而知。
非常遗憾，虽然吴王在国内经营了四十年，但能征发的军队实在不多，毕竟那时候吴越地区还不够繁华。他在国内号令道：“寡人今年六十二岁，亲自率军出征；小儿子今年十四岁，也要为士卒先。诸位年龄上和寡人相同，下和寡人小儿子相同的，全部出征。”就这样，总共也才二十多万人，又派出使者联络闽、东越，闽、东越也一起发兵，跟随刘濞出征。
听到吴国起兵的消息，很快，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也相继起兵，只有齐王临时变卦，不肯履行盟约，反而发兵固守城池。济北王本来也要响应，但是被他的郎中令劫持了，无法发兵。胶西王和胶东王为主帅，率领菑川、济南两国，一起围攻齐国都城临淄，赵王刘遂烧死了自己的国相和内史，发兵响应，因为有位于边境的优势，他还派人联络匈奴，准备一起进攻汉朝。
刘濞的兵马到了淮河流域，立刻把楚国的军队也接管了，看来楚国真是挺信任刘濞的，也许因为楚国的始祖刘交和刘濞都不是刘邦的血统，因而更惺惺相惜的缘故罢。
吴王在这个地方，又给诸侯王们写了一封板檄，文章写得很有气势，充分诉说了自己的委屈，以及自己不得不发兵的苦衷：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有幸给大家说说话！因为汉朝现在有贼臣晁错，身无尺寸之功，却恣意侮辱诸侯，侵夺诸侯之地，好像家常便饭一样，我们刘氏诸侯王本来是天生贵胄，现在却像劳改犯，天下因此弄得一团糟，大汉社稷岌岌可危。皇帝陛下现在又体弱多病，喜欢享乐，没有发觉晁错的奸臣本质，所以我想举兵将晁错诛杀，希望大家也都发表一点看法。敝国地域狭窄，地方才三千里，百姓很少，精兵搜罗起来不过五十万。寡人一向和南越王交好，南越王愿意派遣精兵三十万交给寡人指挥，寡人资质鲁钝，愿意跟随诸侯王一起打仗。南越王还派遣了他的王子亲自率兵攻击长沙，然后西击蜀、汉中，越王、楚王和淮南王可以跟从寡人向西攻击，齐国所在地诸位国王则和赵王一起攻击河间、河内，一部分军队可以进入临晋关，一部分军队可以和寡人一起在洛阳会师。燕王和赵王曾经和匈奴单于有过和约，燕王可以举兵北向，击定代郡和云中郡，然后率领胡兵入萧关，进攻长安，这样就可以匡定天下，使刘氏社稷永保，希望和诸王共勉。楚元王的儿子(指楚夷王刘郢客，刘戊之父)、淮南三王(指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勃、庐江王刘赐)十多年来，心情悒郁，连洗澡的心情都没有，一直想找个地方发泄，寡人当时没有得到诸王的同意，不敢帮他们出气。现在诸王如果能够伐暴救弱，使刘氏江山安稳，那是莫大的功德。我吴国虽然贫穷，寡人节衣缩食了三十多年，也算有点积蓄，就是为了今天可以用作军费，希望诸王奋发图强，凡是能够斩捕汉朝大将者，都赐金五千斤，封万户侯；斩得汉朝列将者，赐金三千金，封五千户侯；斩得裨将者，赐金二千斤，封二千户侯；斩得二千石官者，赐金千斤，封千户侯。敌方如果有率领军队或者城池投降者，如果投降的有一万军队，城池内有万户居民，就等同斩了敌方一员大将，其余各以此类推，总之封赏比《军法》上的规定都要高一倍。封赏前已经有爵位者，在原有基础上加封，希望诸王能够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麾下的士大夫们，寡人不会欺骗你们。寡人的金钱藏在天下各地，多得根本数不清，只要需要赏赐，随时随地都可以当场兑现，不一定要从吴国远道运来，诸王日夜消费都花不完。只要有应当赏赐的，都告诉寡人，寡人将亲自前去兑现，特此声明。
伍
吴王为首的七国部队起兵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刘启立刻拜太尉条侯周亚夫为将军，率领三十六将军东征迎击吴楚；又派遣曲周侯郦寄率兵迎击赵国，将军栾布率兵迎击齐国，大将军窦婴率兵屯据荥阳监视齐国和赵国军队的动静。
而此时，晁错的死期到了。
我们知道，晁错自恃其才，性格高傲，行事专断，手段残忍，所以在朝的大臣大多不喜欢他，只是碍于皇帝对他宠幸，还不敢怎么表露。窦婴当过吴国的国相，和刘濞关系肯定不错，一直就是坚决反对削藩的大臣，和晁错本来就有过节。所以七国起兵叛乱的消息一到，窦婴也有点慌张，因为既然他在吴国当过国相，却没有及时揭发吴王，如果皇帝要责问他，他是没有理由洗刷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得想办法过这一关，正在考虑的时候，袁盎上门拜访来了。
袁盎也被文帝派到吴国，当过吴国的国相，文帝本意是派他去监视吴王，察探吴王的反状。在这时候，窦婴和袁盎可以说是一根藤上的蚂蚱，只有联合起来，才好过关。袁盎在吴国，也确实亲眼目睹了吴王的很多行径有反叛嫌疑，但他深知如果自己揭发出去，就会遭到暗杀，所以每次向长安汇报，都说吴王很好，绝对不会反叛。现在吴王却反叛了，他怎么去面对皇帝？何况这个皇帝不比先帝，一向心胸狭窄。
好在袁盎这家伙生性狡诈，而且非常圆滑，这只要去汉朝档案馆查查他的档案就知道了。他父亲当过群盗，自己也曾经当过吕禄的舍人，后来吕氏家族全部诛灭，袁盎竟然没有受到牵连，可见非同一般。袁盎受到哥哥保举，在宫中为中郎，和文帝宠臣宦者赵谈关系不好，心里有些忧虑，他侄子袁种在宫中当常侍郎，就给他献了一计，说：“君当众侮辱他，让他没脸见人。这样就算他以后谄毁君，皇帝也不会相信，而会认为他是公报私仇。”袁盎听从了。有一天，文帝驾车出游，让赵谈陪乘，袁盎就拦住车，道：“臣听说和天子共坐一车的，都是天下豪杰，现在汉朝虽然缺人，也不至于沦落到陛下要和一个阉人共坐一车罢。”文帝非常惭愧，立刻让赵谈下车，赵谈气得当场哭了。
袁盎没有别的功绩，除了装出一副直臣的样子。但他所劝谏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有一次文帝兴起，驾车想从霸陵上驰下，袁盎就马上上前揽住辔头劝谏道：“臣听说千金之子，不坐在高堂的边缘；百金之子，不骑在殿堂的高栏杆上；圣明的天子不履危险之地，不行侥幸之举。现在陛下坐着六马驾的高车，驰下危险难测的高坡，万一马惊出了问题，陛下怎么对得起太后和高皇帝呢？”文帝一听，觉得这家伙挺关心自己的，心里对他更加喜欢。这就像我们现在一些马屁老手对领导说：“局长，我要批评你了。你怎么能熬夜看文件，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实在很肉麻。
这样爱护君主，君主也未必都买账。所以马屁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所在多有，袁盎也一直不是很受宠。好在他因为劝谏，得了一个“直”的名称，搞得大家都很佩服他。他也是擅长搞关系的，对待下人非常好，当陇西都尉的时候，搞得士卒都很拥护，愿为他卖命。最离谱的是他当吴国相的时候，侍妾和他手下一个小吏私通，他知道了也装聋作哑。反而是有人告诉那个小吏，说袁盎已经知道你和他侍妾私通了，你还是快逃罢。那小吏吓坏了，骑马就逃，袁盎一听，立刻亲自驱马去追。好容易追上了，小吏以为性命不保，哪知袁盎却告诉他，自己卖命来追，其实是想把侍妾送给他，叫他不要惊慌，这小吏感激涕零，从此死心塌地成了袁盎的心腹。
看看，袁盎在吴国当国相，就干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一点正经事没干，天天饮酒作乐，装糊涂，写给长安的文书都是为吴王说好话。吴王也因此对他大为喜欢，赐给他不少财物。他可谓尸位素餐，如果是个忠直的大臣，能这样做吗？显然，这家伙根本不配称为“直”，行事方式是曲之又曲。
这样的人当然和晁错这种死心塌地忠于主子的人搞不好关系。他们在朝廷，一向也是势同水火，晁错在的时候，袁盎避之唯恐不及；袁盎在的时候，晁错也拂袖而去。总之几乎连话都不讲。晁错也一直想找机会让袁盎吃吃苦头，后来当上御史大夫，主管监察，当即让人调查袁盎和吴王的财物往来，发现袁盎确实收了吴王很多财物，于是奏报，想处死袁盎，不知道刘启吃错了什么药，竟然下诏赦免袁盎，仅仅将他免为庶人。晁错不甘心，继续寻找机会，准备出击。
机会终于来了。
按照逻辑推理，吴国既然造反，那么袁盎确实是因为得了吴王的好处，为吴王的谋反阴谋刻意隐瞒，以前的奏报都是欺骗君主，按照律令，杀十次都够了。晁错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事情偏偏这么奇怪，当晁错授意自己的手下去劾奏袁盎时，这两个手下竟然像得了失心疯，不同意晁错的命令，理由是：“当吴国造反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劾奏袁盎，可能还能预先知道吴王的阴谋，让我们有所警惕；现在造反既成事实，七国兵马正向西方而来，我们再拷问袁盎，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们认为，袁盎不应该参与了这个阴谋。”
听手下这么一说，晁错登时有点犹豫。由此可见，袁盎这个家伙确实很会收买人心，竟能让晁错的手下都为他辩解，实在不简单。而更奇怪的是，晁错为人一向果断冷酷，到这时候竟然莫名其妙地犹豫起来，使自己丧失了先机，让袁盎有了反击机会。结果，自己白白地成为了这场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陆
人缘关系很好的袁盎很快听到了晁错要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吓得连夜去找窦婴帮忙，希望窦婴能帮忙推荐，让自己亲自面见皇帝，谈谈吴国谋反的原因。窦婴当即答应了。
这时皇帝也有点恐慌，七国联合举兵，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声势太大，长安也为之震动。他把晁错召来商议对策，这时晁错又犯了一个错误，他竟然建议刘启御驾亲征，自己则留守长安。这显然犯了一个大大的忌讳。一般来说，除非身经百战的开国皇帝，太平天子都不愿意亲征，因为没打过仗，亲征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万一打得不好，自己被俘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就算亲征，留守都城的也一般是太子。这晁错竟然怂恿刘启亲征，让自己留守，是何用意？难道看我被俘，自己好阴谋作乱吗？所以刘启有点不高兴了。
他们正在商议的时候，袁盎入见。刘启就问袁盎：“君曾经当过吴国相，知道吴国大臣田禄伯的为人吗？现在吴楚七国造反，君有什么看法？”
袁盎信心十足地说：“陛下不必担心，很快就会击灭。”
刘启不信：“吴王靠着铜山铸钱，煮海为盐，收留天下豪杰，一直隐忍到鬓发苍苍的时候才起兵，如果没有十足成功的把握，他会这么干吗？你为什么说他不足为虑？”
袁盎说：“吴国确实有铜盐之利，但豪杰却一个没有，如果真有豪杰，就会辅导吴王忠于陛下，不会造反。吴王所招引的人，其实都是一些好吃懒做的泼皮无赖以及犯法刑徒，这些人渣聚在一块，自然不会干什么正事。”
袁盎这家伙确实有张利嘴，几句话就把自己从被动转换为主动。他的潜在含义是：吴王造反不是因为削藩，而是因为结交匪类，自甘下流，所以一定会失败。这一方面有为晁错开脱的意思，另一方面拍了皇帝的马屁，显得明君奸臣誓不两立。所以晁错在旁一听，也不禁赞许道：“袁盎说得很对。”那个往常睚眦必报的法家知识分子晁错不见了，显出一副要和袁盎笑泯恩仇把手言欢的架势。这说明晁错残忍是残忍，但还缺少城府，就像战国时代的韩非，写的书里面满是杀戮，但为人行事却不够成熟，最终被自己的同门师兄李斯骗得把头也丢了。
老奸巨猾的袁盎怎么会就此罢休，于是当皇帝问“计将安出”的时候，他果断地说：“希望能让左右回避，臣想对您说说悄悄话。”
刘启就命令道：“你们退下。”
左右都陆续退下，只有晁错安坐不动。他一向自恃为皇帝的股肱，什么秘密都不应该瞒过他。哪知袁盎道：“臣所献的计策，凡是人臣都没有资格听到。”
刘启只好对晁错说：“君也暂且出去罢。”
晁错大怒，又无可奈何，只好蜷腰出去，在东厢等候。
袁盎这才说：“吴王和楚王互相写信，说高皇帝给同宗子弟封王，各有土地，现在贼臣晁错却擅自吹毛求疵，寻找诸侯们的过错，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不得已发兵西向，目的不过是斩晁错，得到原先的封地就罢休。为今之计，只有先斩晁错，再派使者奉诏书赦免吴楚七国，把原来的封地交还给他们，他们就一定会马上罢兵。”
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馊主意，也很没有含金量，任何一个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对这个计策嗤之以鼻。人家要造反，千里起兵，花了多大的功夫，哪是你杀一个大臣就能退兵的？可以说傻瓜都不会相信这个计策管用。但大概一则是汉朝毕竟进入君主专制时代不久，对这类诸王造反的事还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二则刘启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当然，第三还和刘启本人冷酷自私的性格有关。总之听完袁盎的馊主意，刘启竟默然良久，好一会才说：“看到底怎么样罢，我不会吝惜一个人的生命向天下道歉的。”于是立刻拜袁盎为太常，让他和宗正刘通也就是刘濞的侄子一起整理行装，出使吴国。
十多天后，得到刘启授意的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殴一起劾奏晁错，说：“吴王造反，大逆不道，天下应当共诛之。现在御史大夫晁错却说：‘兵数百万，全部交给群臣指挥，不可信任，陛下不如自己领兵亲征，让我据守，徐(今江苏泗洪南)、僮(今安徽泗县东北)两县旁边吴国没有攻下的地方都可以送给吴国。’晁错不称扬陛下德行无边，却离间陛下和群臣的关系，又想把城邑送给吴国，实在是大逆无道。我们几个一起商议，结果一致认为应该判决晁错腰斩，父母妻子同产兄弟无论老少全部弃市处死。臣等请求陛下按照法律许可。”
刘启提笔在这封奏书后批复道：“制曰：可！”
不知道他这么批复的时候，灵魂有没有受到拷问。不过据说政治家是没有也不需要有灵魂的，这是为古往今来的恶棍政客找到的一条绝好的理由。如果谁想当恶棍，却不受谴责，只能走从政一途。
当刘启把自己出卖的时候，那位忠心耿耿的大臣晁错还丝毫不知道。刘启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无法面对晁错的赤胆忠心，他命令中尉嘉去把这件事办妥。
中尉嘉来到晁错家，哄骗晁错说：“皇帝陛下紧急召见君，君赶快动身罢。”晁错还以为是正常的朝见，按部就班地穿上朝服，就上了车。中尉拉着晁错在长安市上兜了一圈，之间晁错也觉得有点不对劲，未央宫在西南边，怎么车载着我往东北边的贫民窟方向跑。中尉骗他说：“大夫君，最近听说要打仗，百姓都扰攘不安，大量买进食物储存，物价飞涨，您最好去视察一下，会让百姓安定一些，物价回落一些。”
晁错深信不疑，自己是御史大夫、副丞相，长安人谁不知道自己是皇帝的宠臣，自己出面稳定一下局势，那是应该的啊。于是喜滋滋地任由车子拉着走。
可是他逐渐发现不对劲了。车子在长安西市停了下来，还没等他发话，中尉就变了脸色，突然从怀中掏出诏书，宣判：晁错大逆无道，当行腰斩。
晁错魂飞天外，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为自己辩驳。刽子手拉着他拖到行刑地点。按规矩，汉代斩人都要事先脱掉衣服，可是这回刽子手连衣服也来不及帮他脱，手忙脚乱把他按倒在斧质上，大斧带着风声下去，咔嚓一声，晁错的身体从腰部被斩为两截，肠子五脏和血喷洒得到处都是，晁错再也说不出话，只能瞪着眼睛，上半身趴在斧质上，他那颗睿智的脑袋，至死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他忠心爱戴的皇帝对自己这么残忍。这一刻，他会不会想起自己父亲临终前的绝望遗言呢？
很快，晁错的一家老少也被囚车拉到这个地方，相继砍掉了脑袋。
此时，山东的战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晁错一死，刘启认为一切事都解决了，在宫里欢天喜地等待好消息。这时谒者仆射邓公从吴楚前线回来，向刘启陈报军事进展。刘启问他：“你们那里已经知道晁错死了罢，怎么样，吴楚准备罢兵了吗？”
邓公道：“吴国准备谋反都十多年了，以不想削地的理由诛晁错只是个借口，陛下杀了晁错，我担心以后不会再有忠臣为陛下考虑了。”
刘启说：“为什么？”
邓公道：“晁错担心诸侯势力过大，所以才进策削夺诸侯土地，这是有功于汉朝万世基业安稳的大事，可惜计划才一施行，竟然遭受腰斩。往内说，是钳制忠臣的嘴巴；往外说，是为反叛的诸侯王报仇。臣窃以为陛下这件事做得很不应该啊。”
刘启这才傻了眼，长叹一声，道：“你说得很对，我也非常后悔。”
而在这时，袁盎和刘通两人在梁国东面碰见了刘濞率领的吴楚兵马。吴楚军队正在进攻梁国，双方打得如火如荼，吴楚占了上风，刘濞心情很不错，召见侄子刘通，刘通以宗正(掌管刘氏宗室事宜的官员)的名义要求刘濞拜地接受诏书，刘濞听说袁盎也来了，知他嘴巴厉害，笑着对侄子说：“拜什么地，受什么诏？我现在已经是东帝了，还拜个鸟啊。”不理会刘通，至于袁盎，他连见都懒得见，只是派人问他，愿不愿投降自己，为自己带兵打仗。袁盎不肯。刘濞就命令把袁盎关起来，派一个都尉率领五百人守候。袁盎以为自己死定了，没想到这时碰到一个熟人，这个熟人成了自己的救星。
此人就是当年袁盎在吴国当相国的时候，和他侍妾私通的那个小吏。当年袁盎不但没杀他，反而把侍妾送给了他，现在这个人要来报恩了。他这时正好是看押队伍里的一个司马，看到袁盎，他心生一计，买了二石醇酒，送给看守西南角的士卒们喝。当时正是正月，非常寒冷，士卒们又冷又渴，见了美酒，当即胡吃海喝，没多久就醉醺醺躺了一地。这报恩司马就拉起袁盎：“快跑罢，等天亮了，吴王就要杀你了。”袁盎交朋友还真有一套，说：“不行，我走了之后，必定连累你，你的一家老小怎么办？”这小吏说：“你一走，臣也马上逃亡，家里的老婆孩子都藏起来了，不怕的。”袁盎就这样拣了一条命，连夜步行七十里，一直见到梁国的骑士巡逻，连忙呼救，才辗转回到了长安。
柒
刘启这下死了心，抛弃一切幻想，准备全力镇压了。他派出的大将周亚夫也由此成名。
周亚夫一接到命令，当即乘坐“六乘传”，也就是六马驾驶的邮车，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往前线荥阳方向狂奔。走到霸上的时候，被一个叫赵涉的人拦住了。赵涉劝周亚夫：“吴国一向富庶，养了很多死士刺客。这次肯定会事先打探将军动向，如果知道将军从长安出发，一定会派人在崤山和渑池之间的狭窄地点伏击将军；况且兵事贵神秘，将军为何不走右边大道，经过蓝田，出武关到洛阳呢？那不过比你现在计划走这条道晚一两天到达而已，到了洛阳，将军直入武库，击鼓聚兵，反贼诸侯会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的，那多牛逼啊。”
周亚夫采纳了这条计策，一路安全到了洛阳，立刻派人去搜寻崤山、渑池间，果然搜得了吴国伏兵，于是很佩服赵涉，召他为护军。接着又拜见了当地的黑社会大佬剧孟，开心地大笑道：“七国造反，我乘坐传车到这里来，没想到一路上很安全；又以为七国诸侯一定会笼络剧孟，哪知道他们竟然不懂得剧孟的价值，真是一帮白痴，哪里还想成功？现在我将据守荥阳，荥阳以东没什么可以值得担忧了。”
剧孟不过是一个黑社会老大，按照那时的话说，就是一个游侠。当然游侠和黑社会老大还是有些区别。和黑社会一样，游侠也是不和政府合作的，但是他喜欢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一诺千金，而且不求任何报偿。表面上看起来，比政府还好。我们碰到强盗，会拨打“110”求救，但警察的服务是有报偿的，他是有工资的，那工资就是我们每个公民纳的税。而游侠你要是给他报偿，他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因为他觉得你是在侮辱他，以后说不定就不帮你了。所以跟游侠打交道，这点要牢记，他们把面子看得比利益重要。当然，我们没事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游侠天天忙着帮别人，自己没时间赚钱，钱是哪里来的？虽然说是劫富济贫，但世上不是所有的富人都应该被劫的。有些富人的钱固然来得不正当，劫了我们良心上也没什么不安；但有些富人的钱确实是靠自己的勤劳汗水和聪明才智赚来的，劫了就不大好。所以，游侠这种东西有点不讲规则。但他起了一个和谐社会的作用则毋庸置疑。现在很多西方政府，不也通过对富人征重税，来救助穷人吗？从这点来说，游侠就起了政府的作用，是西汉政府职能的补充，甚至西汉政府没有做到或做得不那么尽善尽美的地方，游侠都不计报偿地帮它做了。这个现象，现在有一个有趣的概括，叫做：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所以游侠肯定会引起一切专制政府的仇视。你想想看，人家政府都做不到或者不愿做的事，你代它做了，那人家做什么？你这不是搞得人家收税都不好意思收了吗？汉武帝上台后，马上颁布政策，严厉打击游侠，搞得游侠们终于绝种，现在只剩下了纯粹的黑社会。这种纯粹的黑社会，基本没有古代黑社会“盗亦有道”的传统，做事毫无底线，政府一般不是很在乎，因为老百姓不比拥护政府更拥护他们。总之，游侠和黑社会这两种概念，我们一定要搞清，司马迁在《史记》里大赞游侠，不是没有道理的。
剧孟到底在这场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史书上都没有讲。总之剧孟的号召力很好，据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来送葬的高档车从全国各个地方云集，有上千辆，而剧孟自己家里却很穷，家产总共加起来还不到十金，也就是说，还不到当时的中等人家的家产。这也是很奇怪的，在当代，如果是一个穷鬼，绝对不会有这么多阔佬想结交他。人们常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从这点来看，倒似乎是真的。如果吴王能够笼络剧孟，那么当地很多无赖少年都会投奔吴王，这点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
周亚夫离开洛阳，继续奔至淮阳，问自己父亲周勃以前的门客邓公：“怎么办？”邓公道：“吴兵兵势锐猛，难与争锋。楚兵轻薄，虽然勇猛，却难以持久。将军不如引兵奔赴东北方向，在昌邑县构筑营壁，深沟高垒坚守，让吴国去攻打梁国。将军再派轻骑截断淮水和泗水的接口，让吴国的给养和粮草无法运送。吴兵和梁兵互相厮杀久了就会疲惫，而粮食又接济不上，必然大乱。我军则以逸待劳，一举出击，破吴必矣。”
周亚夫道：“很好。”完全照办。
吴国这边也有良将，可惜刘濞不识人才。吴王任命田禄伯为大将，田禄伯提议道：“我们的兵就这样聚集起来按照常规进攻，没有其他的出奇之策，难以奏效。臣愿意率五万人，沿着江淮而上，进攻淮南、长沙，从武关进入关中，和大王会师，这是一支奇兵啊。”
吴王太子当即反对这个意见：“大王以造反为名，名声不大好听，所以兵最好还是自己掌握，否则别人把兵带走，又同样造反，我们怎么办？而且分兵另行，事有不便，白白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吴王一听，就拒绝了田禄伯的计策。
吴国另一个少将桓将军也劝谏说：“吴国多的是步兵，步兵适合在险峻的地势作战；而汉朝多车兵和骑兵，车骑适合在平地作战。希望大王率兵火速西进，占据洛阳武库，以敖仓藏粟作为给养，依据山河的险峻号令诸侯，就算没有入关，天下也算大定了。如果大王率兵行动迟缓，每攻占一个城市都要留守，等到汉军车骑驰入梁国和楚国之郊的平原地带，事情就危险了。”
吴王有点犹豫，又去问吴国老将，老将们自以为是地说：“这些年轻人都喜欢冒进争功，干不成大事，不要理他。”吴王也就没有采纳桓将军的建议。
可见刘濞徒有雄心，不知兵事。他年轻时打仗虽然以骁勇著称，估计也就是匹夫之勇。如果他能采纳田禄伯和桓将军的计策，周亚夫一定会头疼的。
刘濞自己掌管所有的兵马，还没渡过淮水，他所有的宾客都被封了将军、校尉、侯、司马，只有一个叫周丘的什么也没得到，因为这家伙喜欢酗酒，吴王看不起他。周丘不服气，主动求见刘濞，说：“臣因为无能，以致大王对我不理不睬。臣也不敢要求当什么将军，只是希望大王能赐给臣一支汉节，臣一定会有所报答。”
所谓汉节，就是一种用竹子做的，上面缠着牦牛尾巴的东西，用来做皇帝的凭证，拿着这个节出去，就象征着自己地位很高，谁都得给面子。后来苏武出使匈奴，被发配到冰天雪地里放羊，都不肯丢掉汉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刘濞倒不在乎这个，要汉节，可以，不就相当于印制一张委任状吗，大概这家伙想拿去山里收编土匪用罢。周丘得了节，马上连夜驰到自己的老家下邳县，下邳人已经听说吴国造反，早早就把城门关上，准备固守了。周丘来到下邳城外的官方传舍休息，亮出汉节，大呼小叫地命令下邳县令来见自己。县令不知虚实，跑来看看，周丘立即假传命令，让随从将县令当场斩首，并立刻召来自己的亲戚邻居和曾经有过交情的县政府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吴国的兵马马上就要到达，屠杀下邳是一顿饭之间的事。如果我们马上投降，家里人都能保全，有些才能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封侯呢。”
下邳人一听，都吓坏了，马上献城投降。周丘一夜之间征集了三万人，使人报告吴王，自己率领这些人北进征伐，到了城阳的时候，兵马已经增长到十多万，击破了城阳郡都尉，也就是在刘启面前为晁错鸣冤的邓公的部队。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听到吴王刘濞已经兵败逃亡，顿时心灰意冷，知道没有前途，又带兵逃回下邳，走在路上，气得背疽发作而死。可见周丘确实是个人才，可惜一辈子不得志，后来又选错了主子，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非凡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