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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家
应该有这样的人出现了：他在灵魂深处体现了人民对一切苦难的追忆，而且把这可怕的追忆反映出来，这个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1871年7月8日，一个炎热的夏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带着不满两岁的女儿柳博芙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彼得堡。他们先在一家旅馆住了两天，而后又搬进了叶卡捷琳戈夫街上的一套两居室的简陋的房间。不到一个星期，儿子费多尔出生。
朋友们都说他们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那种执拗和急躁的脾气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他对人的态度宽厚多了；而安娜变化更大，过去还只是一个胆怯腼腆的姑娘，如今待人接物变得老练成熟，性格仍那么可亲但明显多了刚毅的成分。
回到了祖国，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他们面对的将是严峻的生活，“要经历无数的艰难和忧虑才能站住脚”。他的担忧并非是多余的。
刚到彼得堡时，他们草草安置了一下。如今有了两个孩子，屋子挪不开身子，得另找一个栖身之地。经过一番忙碌，他们终于在谢尔盖霍夫大街上一所房子里觅到了一套稍微宽敞一些的住所，安顿了下来。在而后的岁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还搬过几次家，但据他的同时代的人回忆，这些住房“一处比一处阴暗，他的房间总是那么简陋，狭窄，连身子都转不开”。1872年，青年作家索洛维约夫（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挚友）曾这样描述初次拜访他家时所见到的情景：
“我穿过黑洞洞的房间，推开门，一下子就来到了他的书房。但是能否把小厢房的这间犄角上的寒伧的房间叫做书房呢？我们时代的一位最有灵感的、深刻的艺术家竟在这里面生活和工作！靠窗口摆着一张普通的老式写字台，台上点着两支蜡烛，放着几份报纸和一些书籍……老式的廉价墨水瓶，一只铁皮烟盒，装着烟草和纸筒。写字台旁边是一只小书架，靠另外一边墙是一张做工粗糙的长沙发，蹩脚的淡红色凸纹布面子；这张沙发又当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床……然后是几把硬靠背椅，还有一张桌子此外别无他物……”
当稍稍安顿下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才发现，他们出国前委托亲友和熟人代为保管的财产已荡然无存。代他们保管餐具、铜器和厨房用具的那位老小姐已经去世，这些东西全部散失；两人的皮大衣被当掉后，请一位太太代付利息，她却逾期未付，虽然她一直收到他们按时寄去的钱；放在安娜姐姐处的贵重的玻璃器皿和古董瓷器，据说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被全部打碎……最令两人叹息的是失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和安娜继承的房产。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有一批数量不小的、很有价值的藏书，其中有些还是珍本，他在国外时还常常想到它们，可是谁知他的继子帕沙为了钱，竟把它们统统卖给了旧书商；安娜的父亲曾留给她一所价值1万5千卢布的房子，她原指望靠卖掉这房子来偿还一部分欠债，然而她们家的三栋房子因姐夫管理不善，被一个狡猾的投机商人钻了空子，全都白白地转到了商人的名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的消息很快由报纸披露了。对这一消息反应最快的是那些手持期票的债主们，他们蜂拥而至，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团团围住。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角色呵！“他们大多是期票的转售者官员的寡妇、出租带家具的住房的女房东、退职的军官、低级代理人。他们大家都花了很少的钱买进期票，但是却想拿到足数的钱”，安娜回忆说。夫妻俩不得不年复一年地与这些债权人周旋，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夕才告结束。
这些前来讨债的人中间还有一些更难弄和更无耻的。有一次，一个商人盛气凌人地打上门来，进门就大声嚷道：“快把钱交来！要不，一星期以后抄你们的财产。我倒要看看，我这个小小的德国商人怎样把一个俄国名作家送进债务监狱的。”又有一次，来了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说是《时代》编辑部当年还欠他250卢布的稿酬，他要求立即偿还。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根本想不起这件事，但还是相信了他，并借钱还了这笔债。后来，安娜在一本记事本中偶然发现了那人早先得到稿酬后留下的收据，深感惊讶和气愤。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加上利息已达2万5千卢布。债主的纠缠常常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激动，无法工作，甚至发病。
终年负债的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尽管只要条件许可，他总是对自己的作品反复修改，直至推倒重来。但是这样的情况更为常见：长篇小说的稿费已经预支了，稿件得按约定的时间在刊物上连载，因此必须连续赶写；小说开头部分已经登载在刊物上，后面的几章正在印刷厂排版，再接下来的两三章已给编辑部邮出，可而后的部分尚未写完，甚至还刚刚在构思。这样做的结果常常会留下遗憾。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在发现自己连载作品中的错误时，痛苦地说道：“如果能够退回来修改一下就好了！这个错误可能把我的‘主题思想’给毁了。”安娜也为丈夫的不幸而苦恼：“一个艺术家清楚地看到他的错误在哪里，但没有可能改正，这是真正的悲哀”；“要是他没有负债，能够从容地进行创作，在交稿前仔细推敲和琢磨，那么我的丈夫的作品在艺术上就会更加完美。”
《群魔》的篇幅大大超出了原先的设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后几乎顾不上喘口气，就扑在了这部作品上。由于思想的深化，已经写好的部分不少得推倒重来，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甘情愿。然而，另一种推倒重来则使他痛苦不堪，那就是来自卡特科夫方面的干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难以接受的是，卡特科夫拒绝刊登小说第二部的第九章，而这恰恰是他十分珍视的结构核心，在这里他点出了“丑能杀人”的思想和赎罪的思想。精心改写的几种异文也被一一否定，他不得不忍痛删去“斯塔夫罗金的自白”等篇章，还得对已有初稿的第三部分作整体挪动。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停笔重作构思。小说的第二部发表于1871年《俄国导报》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期，而最后一部则推迟到了次年第十一和十二期才刊出。
这是一部与《白痴》篇幅相近的大部头作品。从小说的情节层面看，作者采用的是“省城编年史”的形式，展示了19世纪60～70年代俄国社会中所谓“群魔乱舞”的情景。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和韦尔霍文斯基父子这三个形象。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作者无疑想到了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和涅恰耶夫等现实生活中风云一时的人物，但是在小说完稿以后艺术形象与现实人物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已经很远了。
在作者笔下，斯塔夫罗金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出身贵族，风度翩翩，有着过人的智慧和才能，然而他致命的弱点是脱离了祖国和人民，他的精神世界被僵化的抽象观念所吞没，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否定了现存社会虚伪的道德，同时又因此而丧失了任何道德原则。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他病态地干了许多堕落的丑事，可偏偏他在这样做时内心的善恶界限又十分明了。他内心的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是作为40年代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被塑造的。他早年在国外受过教育，回国后与一些著名作家一起为《祖国纪事》撰过稿，也在大学任过教，后来又成了斯塔夫罗金的家庭教师。这个形象身上带有俄国的堂・吉诃德的特征。他的儿子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则是无耻之徒，一个“借革命而发迹”的政治骗子。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父亲的充满幻想的宏论，他与他的同伙恣意妄为，大搞阴谋恐怖活动。他杀害沙托夫的一个重要的动机是满足个人的权势欲。
小说发表后立即遭到了进步评论界的激烈批评。许多人把这部作品与涅恰耶夫事件联系起来，很认真地把它当做了一部时事政治小说。于是，不少评论文章纷纷指责作者丑化了革命者，抓错了“魔鬼”。这些批评应该说并非毫无根据，小说在抨击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错误时，并未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虚无主义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解放运动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这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不过严格地说，与其把《群魔》看做是一部时事政治小说，到不如将它看做是一部预言性的悲剧小说或许更为合理。这是因为：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60～70年代席卷俄国的民主解放运动和革命浪潮不够理解，但是即使在最初的构思中他抨击的实际上也是混迹于革命中的极端现象，而真正的民主革命与阴谋家的恐怖行为不会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随着作者思考逐步进入更深的层次，小说也越来越有力地表现出作者对俄罗斯，乃至对整个人类未来的深沉忧思：错误的理论一旦掌握了人，就能把人变成魔鬼。就这点而言，作品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作者似乎成了人类精神悲剧的揭示者和预言家。同时还应该看到，作者并没有把他所抨击的阴谋家与当时的青年革命者完全混为一谈，他在小说“序言”的一份手稿中这样写道：“为了真理不惜牺牲自己和一切这就是新一代人的民族特性。愿上帝保佑他们并赐予他们平静的真理吧！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要珍惜真理。这部小说就是为此而写的。”
时隔多年后，高尔基在谈到《群魔》以及类似的在思想上有深度也有局限的作品时，他认为应该正确理解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那些旧俄作家，“他们形成了自己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的看法……他们真心地相信，除此之外他们的祖国没有别的出路。众所周知，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的思想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注意的不是他们的思想评价，而是这些评价者的真诚和他们思想力量的程度……”这番话无疑是中肯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成就引起了特列季亚科夫的浓厚兴趣，作为莫斯科美术馆的创建者，他很希望在自己的馆内收藏有这位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的作家的肖像。应他的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待了著名画家佩罗夫。佩罗夫是个很严谨又很随和的画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谈得来。在开始作画前的一个星期里，佩罗夫每天都上他家，注意观察处在不同环境中的作家神态。在两人聊天时，佩罗夫有时还故意挑起争论，以便捕捉陀思妥耶夫斯基脸上最富有特征的表情。这张肖像画终于完成了，而且获得了一致好评。画家出色地捕捉到了作家晚年沉浸在艺术创作思维时那独特的瞬间：微微紧锁的眉头，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目光和双手抱膝的安详平和的神态。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采被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
回国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恢复了与文学界朋友们的交往。这时，由迈科夫等人介绍，他与梅谢尔斯基公爵相识了。梅谢尔斯基在文坛小有名气，这种名气不是由于他的文学才华，而是因为他善于巴结权贵，并办了一个与政府同调的刊物《公民》周刊。在梅谢尔斯基的客厅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结识了波别多诺斯采夫，当时此人尚未担任要职，但在宫廷中已很有影响。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感兴趣，并试图将作家引进宫廷。不可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他有相似的见解。但是这位心系人民的作家与那些沙皇政府的走卒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尽管这些上层人士出于自己的动机，很想利用作家的巨大影响。1872年年底，梅谢尔斯基突然提出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他的刊物的主编。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办刊物一向有浓厚的兴趣，不过让他当《公民》的主编，他倒是有些疑虑。自从《群魔》问世以后，已经很有一些人将他视为“敌视革命”的作家了；或者如他自嘲的，成了“一个违反欧洲原则写作的人，一个被《群魔》，即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永远败坏了自己的名声的人”。如今要真成了这份保守刊物的主编，还不知要遭到怎样的诅咒呢！但是，眼下他倒是很想再冒次险。他知道自己至少暂时是不会有财力去办什么刊物了，而他又是那么地想与读者交流，特别是想用定期发表《作家日记》的形式谈谈自己的许多如鲠在喉的想法，而《公民》则可以为他提供这样一个阵地。当然，物质方面的考虑也是有的，每月有四五百卢布的固定收入，这对于负债累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而言，不是一笔小收入。他答应了。1873年1月，经梅谢尔斯基向政府方面作了担保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了《公民》周刊的主编，并在那年第一期上刊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家日记》。
果然不出所料，评论界有不少人认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此举是变节行为，是卖身投靠，于是就有“叛徒”一类的帽子朝他飞来。他虽然有些气恼，但是如今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更牵动他的心的是刊物本身的命运。他高兴地发现，自从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家日记》在《公民》上亮相后，刊物订数直线上升，这说明读者在关注着他，他们欢迎他的作品。在办刊的这些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刊物的编撰和出版上。一个年轻的姑娘、《公民》杂志的校对员季莫费耶娃记下了作家当年的风貌，特别是两人单独相处时的若干幕动人的场景：
只剩下我们两人在等待校样的时候，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站起身来，把椅子移到我的办公桌旁边，向我提出问题：‘告诉我，您在这里做什么？您知道您为什么活着吗？’
最初片刻，我被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不知所措，但是等到勉强控制住自己之后，我回答说我是到彼得堡求学的。
‘您打算在这里学什么？在哪里学？’
‘我想写作……搞文学，’我胆怯地含含糊糊地说。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发笑。
‘您想写作？原来是这样！’他拖长了声调说。‘您打算写什么呢？’
‘我喜欢心理描写……内心生活，’我嘟嘟哝哝地说，不敢去看他一眼，觉得自己完全像个白痴。
‘您以为，描写内心生活容易写？’
‘不，我没有以为这是容易的。所以我在学习……作准备。’
‘够得上女作家的称号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他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那就是乔治・桑！您能成为乔治・桑之类的人物吗？’
我失望得直发愣。他在剥夺我对未来的一切希望……我像做梦一样，糊里糊涂地、无意识地向他反复说：
‘我想写作……我觉得有此需要……我仅仅为此而活着！’
您仅仅为此而活着？’他严肃地反问。唔，既然这样，那就写您就摄取什么吧。生活比我们一切虚构的想象要丰富得多！有时候最一般、最平庸的生活会提供给您任何想象力都想不出来的东西！尊重生活吧！吧。记住我的忠告：永远不要去虚构离奇的情节，生活本身提供什么，有一次，我和他两人工作了一个通宵，直到天蒙蒙亮……我们在一张小桌旁相对而坐，工作起来挺挤的，并不舒服，然而我们却愉快地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其实是他一个人在讲话，我只是贪婪地听着，全神贯注地记住他的每句话。他抽烟他一向抽得很多，直到现在我还想象得出他的苍白而又瘦削的手，骨节粗大的手指，手腕四周有一道朝里凹陷的皱褶，可能是服苦役时戴手铐的痕迹吧，想象得出这只手怎样把吸完的粗大的香烟掐灭……我仿佛看到灯光开始逐渐幽暗，淡白的晨曦泻进整个房间，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架起腿，双手抱着膝盖……以探索的神气直直地瞅着我的脸，用低沉的胸音说道：
‘我和您坐在这里顶楼上，一直工作到天亮，可是在我们周围，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他们永远不会想到，您不会拿您的生活去换他们的生活……您无论如何不会拿您这种艰苦的生活去调换他们的轻松愉快的生活的吧？’
‘我不换……’
‘哦，您瞧！我说得对吧！可见，这种劳动生活中有着某种崇高的、神圣的、高尚的东西喽？’他依旧充满热情地说着，好像在向人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是的！我激动地应声说。他的声音，他的话语使我激动……我在想这个人的心灵的美……著名的作家，病人出于好心，此刻与我分担艰苦的生活，以便替我减轻生活的重负，哪怕只是一瞬间……他激起我无限的崇敬和爱。这是一种强烈的振奋感，对人对己的信任感，对这艰难沉重但却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幸福感！
杂志的各种事务都压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的头上，写大部头的作品自然是办不到了，可偏偏又有了创作的激情和新的构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胜烦恼。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我头脑中萦绕着几部中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我构思，记下来，每天都在记下的提纲上增添些新的特征，可是突然发现我的时间全被杂志占去，再也无法写作了于是就懊悔、失望……”“事情多极了，而且全都糟糕透顶。现在，跟形形色色的作者通信的任务也压到我的头上，又要跟梅谢尔斯基打交道了。这些事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和全部的精力。”“一想起至少还得为《公民》干半年，就痛苦不堪。”
当然，这种不快是和他与梅谢尔斯基的冲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两人的办刊方针不合，矛盾日趋尖锐。这期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多次谈到了因梅谢尔斯基的无端干涉而带来的气恼：“对于梅谢尔斯基的那封蛮横无礼的信，我作了很好的答复，没有意气用事，但是措辞严厉，开诚布公，谅他再也不敢如此放肆……”“上星期我着手写一篇文章，但为了尊重梅谢尔斯基只得半途而废，改登他突然寄来的悼念丘特切夫的文章。文理不通，漏洞百出，简直不堪卒读，够人家小品文耻笑十年。我为他埋头改了一天一夜，几乎改得面目全非。我要直截了当地写信告诉他，他使我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还有一次，梅谢尔斯基竟然要把他写的一篇谈大学生有必要集中生活以便接受警察监视的文章刊登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断然拒绝了。他明确地告诉梅谢尔斯基：“那一段被我全部删掉了。我有文学家的名声……我不打算毁灭自己（此外，您的想法与我的信念背道而驰，并且令我不安）”；“别以为我老是希望在杂志上跟您吵架、抬杠。只要考虑到我可能产生的情绪和我个人的观点，您就会明白，在直接牵涉到我的事情上我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意见。”
这时，来自当局的压力也增加了。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的刊物的陆续出版，书报检查官开始频频光顾。这份一向为政府首肯的刊物出现了出格的言论，表现出“实堪谴责的倾向”，沙俄警察机关竖起了警觉的耳朵。那年6月，他因违反所谓的书报检查条例，被法院判处罚款和两天禁闭。次年3月，内务大臣指控《公民》发表“旨在煽起对帝国某一部分人士的敌对情绪的言论”，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警告，这实际上是胁迫其停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早就不想干了，他当即递交了辞呈，梅谢尔斯基自然爽快地接受了。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一年多的编辑生活虽然充满烦恼，但也有令人欣喜的收获，他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家日记》。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此以后这部作品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创作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876年，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立执掌的《作家日记》复刊，连续按月出版了两年，中断数年后在1880年和1881年又各出了一期。
这是一部体裁新颖、形式自由的大型作品，其中时事政论和艺术性的政论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此外还包括回忆录、特写、文艺评论和若干篇小说（如《农民马列伊》、《温顺的女性》和《荒唐人的梦》等）。这部作品不仅使读者充分领略了作为政论家和文艺评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风采，而且更能直观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的思考和一生的探索，了解他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著名作家曾经有过的交往，他对文学、宗教、妇女、犯罪、“偶合家庭”和民族精神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晚年重要作品的创作过程，现实生活与他的作品之间的联系等等。《作家日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灵的真诚独白。他在前言中谈到，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谈谈使他惊异的和深思的东西，以寻找与读者交流的机会。《作家日记》表现出了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全部真诚和深刻矛盾。作家在深入地思考俄国前途和人类命运时，既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的倾向，也反映出他的历史观和哲学观中存在的唯心因素。
人民的主题是这部作品中最醒目的，也可以说是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珍视的是俄国人民身上的宗教感情，但是他毕竟从下层人民粗俗的外表下看到了他们主要的精神实质。他在《论对人民的爱》等文章中热情地写道：“谁是人民的真正朋友，谁的心哪怕有一次因为人民的苦难而颤动，他就会明白并原谅我们人民所沉溺其中的、无法回避的、偶然沾染的污浊，并从这污浊中发现宝石……评判俄国人民不能根据他们的现状，而应根据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理想是坚强和圣洁的，正是这些理想在几百年来的苦难中拯救了他们；它们自古以来就和人民的心灵连接在一起，并永远赋予心灵以浑厚和诚实，真诚和豁达开朗的智慧，而且这一切都动人地和和谐地融为一体了……”
“文学中最美好的一切都来自人民……我不想提及我们今天出现的纯粹的人民典型，但是请您回忆一下奥勃洛摩夫，想一想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这里当然不是人民，但在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创造的这些典型中永恒的和美好的一切，都渊源于他们通过这一切和人民发生了接触，和人民的接触赋予他们非凡的力量。他们从人民那里学到了淳朴，纯洁，豁达的智慧和不记仇的思想，这一切恰好和不自然的、虚伪的、偶尔沾染上的和盲目搬用的东西相反……我们的文学正好具有以下的功绩：它，几乎是整个地，通过自己的优秀代表……崇拜人民的真理，确认人民的理想是真正美好的……”这位终生保持着平民良心的伟大作家，在他的《作家日记》中再次表达了他对俄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1871年7月8日，一个炎热的夏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带着不满两岁的女儿柳博芙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彼得堡。他们先在一家旅馆住了两天，而后又搬进了叶卡捷琳戈夫街上的一套两居室的简陋的房间。不到一个星期，儿子费多尔出生。
朋友们都说他们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那种执拗和急躁的脾气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他对人的态度宽厚多了；而安娜变化更大，过去还只是一个胆怯腼腆的姑娘，如今待人接物变得老练成熟，性格仍那么可亲但明显多了刚毅的成分。
回到了祖国，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他们面对的将是严峻的生活，“要经历无数的艰难和忧虑才能站住脚”。他的担忧并非是多余的。
刚到彼得堡时，他们草草安置了一下。如今有了两个孩子，屋子挪不开身子，得另找一个栖身之地。经过一番忙碌，他们终于在谢尔盖霍夫大街上一所房子里觅到了一套稍微宽敞一些的住所，安顿了下来。在而后的岁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还搬过几次家，但据他的同时代的人回忆，这些住房“一处比一处阴暗，他的房间总是那么简陋，狭窄，连身子都转不开”。1872年，青年作家索洛维约夫（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挚友）曾这样描述初次拜访他家时所见到的情景：
“我穿过黑洞洞的房间，推开门，一下子就来到了他的书房。但是能否把小厢房的这间犄角上的寒伧的房间叫做书房呢？我们时代的一位最有灵感的、深刻的艺术家竟在这里面生活和工作！靠窗口摆着一张普通的老式写字台，台上点着两支蜡烛，放着几份报纸和一些书籍……老式的廉价墨水瓶，一只铁皮烟盒，装着烟草和纸筒。写字台旁边是一只小书架，靠另外一边墙是一张做工粗糙的长沙发，蹩脚的淡红色凸纹布面子；这张沙发又当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床……然后是几把硬靠背椅，还有一张桌子此外别无他物……”
当稍稍安顿下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才发现，他们出国前委托亲友和熟人代为保管的财产已荡然无存。代他们保管餐具、铜器和厨房用具的那位老小姐已经去世，这些东西全部散失；两人的皮大衣被当掉后，请一位太太代付利息，她却逾期未付，虽然她一直收到他们按时寄去的钱；放在安娜姐姐处的贵重的玻璃器皿和古董瓷器，据说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被全部打碎……最令两人叹息的是失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和安娜继承的房产。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有一批数量不小的、很有价值的藏书，其中有些还是珍本，他在国外时还常常想到它们，可是谁知他的继子帕沙为了钱，竟把它们统统卖给了旧书商；安娜的父亲曾留给她一所价值1万5千卢布的房子，她原指望靠卖掉这房子来偿还一部分欠债，然而她们家的三栋房子因姐夫管理不善，被一个狡猾的投机商人钻了空子，全都白白地转到了商人的名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的消息很快由报纸披露了。对这一消息反应最快的是那些手持期票的债主们，他们蜂拥而至，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团团围住。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角色呵！“他们大多是期票的转售者官员的寡妇、出租带家具的住房的女房东、退职的军官、低级代理人。他们大家都花了很少的钱买进期票，但是却想拿到足数的钱”，安娜回忆说。夫妻俩不得不年复一年地与这些债权人周旋，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前夕才告结束。
这些前来讨债的人中间还有一些更难弄和更无耻的。有一次，一个商人盛气凌人地打上门来，进门就大声嚷道：“快把钱交来！要不，一星期以后抄你们的财产。我倒要看看，我这个小小的德国商人怎样把一个俄国名作家送进债务监狱的。”又有一次，来了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说是《时代》编辑部当年还欠他250卢布的稿酬，他要求立即偿还。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根本想不起这件事，但还是相信了他，并借钱还了这笔债。后来，安娜在一本记事本中偶然发现了那人早先得到稿酬后留下的收据，深感惊讶和气愤。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加上利息已达2万5千卢布。债主的纠缠常常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激动，无法工作，甚至发病。
终年负债的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尽管只要条件许可，他总是对自己的作品反复修改，直至推倒重来。但是这样的情况更为常见：长篇小说的稿费已经预支了，稿件得按约定的时间在刊物上连载，因此必须连续赶写；小说开头部分已经登载在刊物上，后面的几章正在印刷厂排版，再接下来的两三章已给编辑部邮出，可而后的部分尚未写完，甚至还刚刚在构思。这样做的结果常常会留下遗憾。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在发现自己连载作品中的错误时，痛苦地说道：“如果能够退回来修改一下就好了！这个错误可能把我的‘主题思想’给毁了。”安娜也为丈夫的不幸而苦恼：“一个艺术家清楚地看到他的错误在哪里，但没有可能改正，这是真正的悲哀”；“要是他没有负债，能够从容地进行创作，在交稿前仔细推敲和琢磨，那么我的丈夫的作品在艺术上就会更加完美。”
《群魔》的篇幅大大超出了原先的设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后几乎顾不上喘口气，就扑在了这部作品上。由于思想的深化，已经写好的部分不少得推倒重来，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甘情愿。然而，另一种推倒重来则使他痛苦不堪，那就是来自卡特科夫方面的干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难以接受的是，卡特科夫拒绝刊登小说第二部的第九章，而这恰恰是他十分珍视的结构核心，在这里他点出了“丑能杀人”的思想和赎罪的思想。精心改写的几种异文也被一一否定，他不得不忍痛删去“斯塔夫罗金的自白”等篇章，还得对已有初稿的第三部分作整体挪动。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停笔重作构思。小说的第二部发表于1871年《俄国导报》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期，而最后一部则推迟到了次年第十一和十二期才刊出。
这是一部与《白痴》篇幅相近的大部头作品。从小说的情节层面看，作者采用的是“省城编年史”的形式，展示了19世纪60～70年代俄国社会中所谓“群魔乱舞”的情景。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和韦尔霍文斯基父子这三个形象。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作者无疑想到了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和涅恰耶夫等现实生活中风云一时的人物，但是在小说完稿以后艺术形象与现实人物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已经很远了。
在作者笔下，斯塔夫罗金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出身贵族，风度翩翩，有着过人的智慧和才能，然而他致命的弱点是脱离了祖国和人民，他的精神世界被僵化的抽象观念所吞没，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否定了现存社会虚伪的道德，同时又因此而丧失了任何道德原则。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他病态地干了许多堕落的丑事，可偏偏他在这样做时内心的善恶界限又十分明了。他内心的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是作为40年代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被塑造的。他早年在国外受过教育，回国后与一些著名作家一起为《祖国纪事》撰过稿，也在大学任过教，后来又成了斯塔夫罗金的家庭教师。这个形象身上带有俄国的堂・吉诃德的特征。他的儿子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则是无耻之徒，一个“借革命而发迹”的政治骗子。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父亲的充满幻想的宏论，他与他的同伙恣意妄为，大搞阴谋恐怖活动。他杀害沙托夫的一个重要的动机是满足个人的权势欲。
小说发表后立即遭到了进步评论界的激烈批评。许多人把这部作品与涅恰耶夫事件联系起来，很认真地把它当做了一部时事政治小说。于是，不少评论文章纷纷指责作者丑化了革命者，抓错了“魔鬼”。这些批评应该说并非毫无根据，小说在抨击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错误时，并未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虚无主义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解放运动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这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不过严格地说，与其把《群魔》看做是一部时事政治小说，到不如将它看做是一部预言性的悲剧小说或许更为合理。这是因为：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60～70年代席卷俄国的民主解放运动和革命浪潮不够理解，但是即使在最初的构思中他抨击的实际上也是混迹于革命中的极端现象，而真正的民主革命与阴谋家的恐怖行为不会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随着作者思考逐步进入更深的层次，小说也越来越有力地表现出作者对俄罗斯，乃至对整个人类未来的深沉忧思：错误的理论一旦掌握了人，就能把人变成魔鬼。就这点而言，作品的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作者似乎成了人类精神悲剧的揭示者和预言家。同时还应该看到，作者并没有把他所抨击的阴谋家与当时的青年革命者完全混为一谈，他在小说“序言”的一份手稿中这样写道：“为了真理不惜牺牲自己和一切这就是新一代人的民族特性。愿上帝保佑他们并赐予他们平静的真理吧！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要珍惜真理。这部小说就是为此而写的。”
时隔多年后，高尔基在谈到《群魔》以及类似的在思想上有深度也有局限的作品时，他认为应该正确理解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那些旧俄作家，“他们形成了自己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的看法……他们真心地相信，除此之外他们的祖国没有别的出路。众所周知，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的思想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注意的不是他们的思想评价，而是这些评价者的真诚和他们思想力量的程度……”这番话无疑是中肯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成就引起了特列季亚科夫的浓厚兴趣，作为莫斯科美术馆的创建者，他很希望在自己的馆内收藏有这位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的作家的肖像。应他的请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待了著名画家佩罗夫。佩罗夫是个很严谨又很随和的画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谈得来。在开始作画前的一个星期里，佩罗夫每天都上他家，注意观察处在不同环境中的作家神态。在两人聊天时，佩罗夫有时还故意挑起争论，以便捕捉陀思妥耶夫斯基脸上最富有特征的表情。这张肖像画终于完成了，而且获得了一致好评。画家出色地捕捉到了作家晚年沉浸在艺术创作思维时那独特的瞬间：微微紧锁的眉头，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目光和双手抱膝的安详平和的神态。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采被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
回国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恢复了与文学界朋友们的交往。这时，由迈科夫等人介绍，他与梅谢尔斯基公爵相识了。梅谢尔斯基在文坛小有名气，这种名气不是由于他的文学才华，而是因为他善于巴结权贵，并办了一个与政府同调的刊物《公民》周刊。在梅谢尔斯基的客厅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结识了波别多诺斯采夫，当时此人尚未担任要职，但在宫廷中已很有影响。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感兴趣，并试图将作家引进宫廷。不可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他有相似的见解。但是这位心系人民的作家与那些沙皇政府的走卒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尽管这些上层人士出于自己的动机，很想利用作家的巨大影响。1872年年底，梅谢尔斯基突然提出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他的刊物的主编。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办刊物一向有浓厚的兴趣，不过让他当《公民》的主编，他倒是有些疑虑。自从《群魔》问世以后，已经很有一些人将他视为“敌视革命”的作家了；或者如他自嘲的，成了“一个违反欧洲原则写作的人，一个被《群魔》，即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永远败坏了自己的名声的人”。如今要真成了这份保守刊物的主编，还不知要遭到怎样的诅咒呢！但是，眼下他倒是很想再冒次险。他知道自己至少暂时是不会有财力去办什么刊物了，而他又是那么地想与读者交流，特别是想用定期发表《作家日记》的形式谈谈自己的许多如鲠在喉的想法，而《公民》则可以为他提供这样一个阵地。当然，物质方面的考虑也是有的，每月有四五百卢布的固定收入，这对于负债累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而言，不是一笔小收入。他答应了。1873年1月，经梅谢尔斯基向政府方面作了担保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了《公民》周刊的主编，并在那年第一期上刊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家日记》。
果然不出所料，评论界有不少人认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此举是变节行为，是卖身投靠，于是就有“叛徒”一类的帽子朝他飞来。他虽然有些气恼，但是如今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更牵动他的心的是刊物本身的命运。他高兴地发现，自从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家日记》在《公民》上亮相后，刊物订数直线上升，这说明读者在关注着他，他们欢迎他的作品。在办刊的这些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刊物的编撰和出版上。一个年轻的姑娘、《公民》杂志的校对员季莫费耶娃记下了作家当年的风貌，特别是两人单独相处时的若干幕动人的场景：
只剩下我们两人在等待校样的时候，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站起身来，把椅子移到我的办公桌旁边，向我提出问题：‘告诉我，您在这里做什么？您知道您为什么活着吗？’
最初片刻，我被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不知所措，但是等到勉强控制住自己之后，我回答说我是到彼得堡求学的。
‘您打算在这里学什么？在哪里学？’
‘我想写作……搞文学，’我胆怯地含含糊糊地说。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发笑。
‘您想写作？原来是这样！’他拖长了声调说。‘您打算写什么呢？’
‘我喜欢心理描写……内心生活，’我嘟嘟哝哝地说，不敢去看他一眼，觉得自己完全像个白痴。
‘您以为，描写内心生活容易写？’
‘不，我没有以为这是容易的。所以我在学习……作准备。’
‘够得上女作家的称号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他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那就是乔治・桑！您能成为乔治・桑之类的人物吗？’
我失望得直发愣。他在剥夺我对未来的一切希望……我像做梦一样，糊里糊涂地、无意识地向他反复说：
‘我想写作……我觉得有此需要……我仅仅为此而活着！’
您仅仅为此而活着？’他严肃地反问。唔，既然这样，那就写您就摄取什么吧。生活比我们一切虚构的想象要丰富得多！有时候最一般、最平庸的生活会提供给您任何想象力都想不出来的东西！尊重生活吧！吧。记住我的忠告：永远不要去虚构离奇的情节，生活本身提供什么，有一次，我和他两人工作了一个通宵，直到天蒙蒙亮……我们在一张小桌旁相对而坐，工作起来挺挤的，并不舒服，然而我们却愉快地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其实是他一个人在讲话，我只是贪婪地听着，全神贯注地记住他的每句话。他抽烟他一向抽得很多，直到现在我还想象得出他的苍白而又瘦削的手，骨节粗大的手指，手腕四周有一道朝里凹陷的皱褶，可能是服苦役时戴手铐的痕迹吧，想象得出这只手怎样把吸完的粗大的香烟掐灭……我仿佛看到灯光开始逐渐幽暗，淡白的晨曦泻进整个房间，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架起腿，双手抱着膝盖……以探索的神气直直地瞅着我的脸，用低沉的胸音说道：
‘我和您坐在这里顶楼上，一直工作到天亮，可是在我们周围，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他们永远不会想到，您不会拿您的生活去换他们的生活……您无论如何不会拿您这种艰苦的生活去调换他们的轻松愉快的生活的吧？’
‘我不换……’
‘哦，您瞧！我说得对吧！可见，这种劳动生活中有着某种崇高的、神圣的、高尚的东西喽？’他依旧充满热情地说着，好像在向人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是的！我激动地应声说。他的声音，他的话语使我激动……我在想这个人的心灵的美……著名的作家，病人出于好心，此刻与我分担艰苦的生活，以便替我减轻生活的重负，哪怕只是一瞬间……他激起我无限的崇敬和爱。这是一种强烈的振奋感，对人对己的信任感，对这艰难沉重但却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幸福感！
杂志的各种事务都压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的头上，写大部头的作品自然是办不到了，可偏偏又有了创作的激情和新的构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胜烦恼。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我头脑中萦绕着几部中长篇小说的人物形象，我构思，记下来，每天都在记下的提纲上增添些新的特征，可是突然发现我的时间全被杂志占去，再也无法写作了于是就懊悔、失望……”“事情多极了，而且全都糟糕透顶。现在，跟形形色色的作者通信的任务也压到我的头上，又要跟梅谢尔斯基打交道了。这些事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和全部的精力。”“一想起至少还得为《公民》干半年，就痛苦不堪。”
当然，这种不快是和他与梅谢尔斯基的冲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两人的办刊方针不合，矛盾日趋尖锐。这期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多次谈到了因梅谢尔斯基的无端干涉而带来的气恼：“对于梅谢尔斯基的那封蛮横无礼的信，我作了很好的答复，没有意气用事，但是措辞严厉，开诚布公，谅他再也不敢如此放肆……”“上星期我着手写一篇文章，但为了尊重梅谢尔斯基只得半途而废，改登他突然寄来的悼念丘特切夫的文章。文理不通，漏洞百出，简直不堪卒读，够人家小品文耻笑十年。我为他埋头改了一天一夜，几乎改得面目全非。我要直截了当地写信告诉他，他使我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还有一次，梅谢尔斯基竟然要把他写的一篇谈大学生有必要集中生活以便接受警察监视的文章刊登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断然拒绝了。他明确地告诉梅谢尔斯基：“那一段被我全部删掉了。我有文学家的名声……我不打算毁灭自己（此外，您的想法与我的信念背道而驰，并且令我不安）”；“别以为我老是希望在杂志上跟您吵架、抬杠。只要考虑到我可能产生的情绪和我个人的观点，您就会明白，在直接牵涉到我的事情上我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意见。”
这时，来自当局的压力也增加了。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的刊物的陆续出版，书报检查官开始频频光顾。这份一向为政府首肯的刊物出现了出格的言论，表现出“实堪谴责的倾向”，沙俄警察机关竖起了警觉的耳朵。那年6月，他因违反所谓的书报检查条例，被法院判处罚款和两天禁闭。次年3月，内务大臣指控《公民》发表“旨在煽起对帝国某一部分人士的敌对情绪的言论”，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警告，这实际上是胁迫其停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早就不想干了，他当即递交了辞呈，梅谢尔斯基自然爽快地接受了。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一年多的编辑生活虽然充满烦恼，但也有令人欣喜的收获，他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家日记》。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此以后这部作品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创作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876年，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立执掌的《作家日记》复刊，连续按月出版了两年，中断数年后在1880年和1881年又各出了一期。
这是一部体裁新颖、形式自由的大型作品，其中时事政论和艺术性的政论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此外还包括回忆录、特写、文艺评论和若干篇小说（如《农民马列伊》、《温顺的女性》和《荒唐人的梦》等）。这部作品不仅使读者充分领略了作为政论家和文艺评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风采，而且更能直观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的思考和一生的探索，了解他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著名作家曾经有过的交往，他对文学、宗教、妇女、犯罪、“偶合家庭”和民族精神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晚年重要作品的创作过程，现实生活与他的作品之间的联系等等。《作家日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灵的真诚独白。他在前言中谈到，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谈谈使他惊异的和深思的东西，以寻找与读者交流的机会。《作家日记》表现出了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全部真诚和深刻矛盾。作家在深入地思考俄国前途和人类命运时，既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的倾向，也反映出他的历史观和哲学观中存在的唯心因素。
人民的主题是这部作品中最醒目的，也可以说是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珍视的是俄国人民身上的宗教感情，但是他毕竟从下层人民粗俗的外表下看到了他们主要的精神实质。他在《论对人民的爱》等文章中热情地写道：“谁是人民的真正朋友，谁的心哪怕有一次因为人民的苦难而颤动，他就会明白并原谅我们人民所沉溺其中的、无法回避的、偶然沾染的污浊，并从这污浊中发现宝石……评判俄国人民不能根据他们的现状，而应根据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理想是坚强和圣洁的，正是这些理想在几百年来的苦难中拯救了他们；它们自古以来就和人民的心灵连接在一起，并永远赋予心灵以浑厚和诚实，真诚和豁达开朗的智慧，而且这一切都动人地和和谐地融为一体了……”
“文学中最美好的一切都来自人民……我不想提及我们今天出现的纯粹的人民典型，但是请您回忆一下奥勃洛摩夫，想一想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这里当然不是人民，但在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创造的这些典型中永恒的和美好的一切，都渊源于他们通过这一切和人民发生了接触，和人民的接触赋予他们非凡的力量。他们从人民那里学到了淳朴，纯洁，豁达的智慧和不记仇的思想，这一切恰好和不自然的、虚伪的、偶尔沾染上的和盲目搬用的东西相反……我们的文学正好具有以下的功绩：它，几乎是整个地，通过自己的优秀代表……崇拜人民的真理，确认人民的理想是真正美好的……”这位终生保持着平民良心的伟大作家，在他的《作家日记》中再次表达了他对俄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