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另类

第23章 这个皇帝虽然荒唐 但细按却深有趣味

　　明武宗朱厚照，按说他已荒唐到家了，荒唐得不能再荒唐了，但歪打正着，在不经意间，他竟为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晚明人文思潮的崛起而开了一代先河。

　　历史的碑气有点怪，明武宗的碑气更怪。他不想当皇帝、不得已而当了皇帝之后，便处处与皇权对着干。他根本不把“存天理，灭人欲”的既定国策放在眼里，并用实际行动来捣毁它。看似反常，实际上他是不想当圈养在皇宫中的皇帝，而一心想做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之人。不过，一旦他获得自由之后，他还是皇帝吗？

　　成王不自在，自在不成王。

　　最高的权力，意味着最大的压力。

　　无限的自由，意味着无穷的空虚。

　　（一）如果说李敖是根“搅屎棒”的话，那么，明武宗朱厚照则更是一根“超极搅屎棒”，连佛祖都被他搅昏了头，不知该把他打入地狱呢，还是该把他送上天堂？

　　正统历史家们似乎很清醒，早就把这厮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几乎一致锁定明武宗是中国皇帝中一个最荒唐、最无耻和最腐败的昏君，恨不得把所有罪名和脏水都扣在他的头上。

　　因此，明武宗可说是挨骂最多的一个皇帝，史家们骂够了、也骂烦了，最后干脆不屑于再提到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大粪坑，只能是越搅越臭。他本人就是一根“搅屎棒”，你若再去搅和，岂不更加臭气熏天吗？

　　然而，殊不知就凭这一点，也许就已经显示出了这个“臭皇帝”自身特有的价值。说不准他正像出自污泥浊水中的荷花一样，可能还有一种芬香呢。

　　果然不出所料，当我翻阅了一些影印史料之后，这才蓦然发现这位“正德”皇帝，在看似“荒唐”的地方，却恰是他闪光的亮点。在看似极“不正经”之处，却正是他最正经的地方。尽管他玩得很出格、很离谱、很霸道，但他却玩出了一个时代的情绪，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崛起而开辟了航向。玩归玩，干归干，他玩够了，认真干。玩得出格，干得正经，这里，不妨套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

　　他远征西北，平藩江南，铲除刘谨，平定安化王，通晓梵语，擅长律艺……这些都是许多君王难以企及的。他干出那些“不正经”、不合“祖制”传统和违反“存天理，灭人欲”的言行，更是许多正统皇帝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

　　被史家们诟骂得最多的还是明武宗的生活糜烂，玩女人不分档次，孕妇、寡妇、妓女、酒女、色目女、波斯女，见一个玩一个，玩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这些都是事实，但比起那些拥有玩遍人间春色特权的皇帝来，明武宗还算是玩得最有真情实性的一个。

　　清代史家毛奇龄，曾有感于“不忍斥言人主之过”而为朱厚照写了一本《明武宗外记》的小册子，实录其人其事，多少有点为他翻案的意思，至少是颇为客观地评价了明武宗的功过。

　　我也曾想为这个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皇帝说几句公道话，为此还拟定了一个简单的框架，诸如：正德不正——明宫升起红太阳；不是太子的太子；不想当皇帝，自称是将军；不住皇宫住豹房；不爱皇后爱民女；他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他开皇店，把皇宫变成了商场……昏君不昏——除刘谨，平安化王；擒叛贼；斥群藩；征蒙古；战“天理”，扬人欲；既有捅天皇帝，便有补天大臣（王阳明）人文悲歌——江南出了个唐伯虎，王阳明后继有人；李卓吾横空出世，狂简之士爱武宗……然而，几次提起笔来又放下了，因为在史学界思想僵化保守的情况下，我不想去趟这潭浑水。直到现在从“读史热”中彰显出社会宽容度的时候，我才又想起了这位倒霉的皇帝。即便如此，我也还没有精力像写《人欲——奇人李卓吾》评传那样来写明武宗，只能小写一下而已。

　　（二）人从儿时起，就有想做领袖，当皇帝的美梦，因此儿时玩的都是争王称霸，打江山的游戏。尤其是皇帝，谁都想当。尽管皇帝不是每个人都可当的，但皇帝梦还是要做的。

　　然而，也有人本可以名正言顺地当皇帝的，他却不想当皇帝，偏要去做平民普通人。梁武帝虽然迫不得已当了皇帝，但几次三番地闹着非出家当和尚不可。宋徽宗赵佶就是当了皇帝也不安心，照样热衷于画花鸟。明熹宗不想干皇帝的苦差事，而一心去干他的木匠活。

　　明武宗也不想当受大臣约束，为“天理”管制和传统束缚的皇帝，而一心想做自由自在的普通人，即使不得已当了皇帝，也要把皇帝世俗化、平民化，直把皇帝不当一回事。

　　其实，这都是历史“错位”、机缘“失灵”，以致使这些错生在帝王之家的人，阴差阳错地扮演不适合他们的另一个角色。实际上，他们也是皇家祭坛上的一个牺牲品。

　　然而，由于他们不是当皇帝的料，不想也不会做皇帝，但偏又做了皇帝，这样便自然会闹出很多笑话来，结果必然是，不仅使他们成了牺牲品，而且也带来了时代的灾难，造成了社会的悲剧。但在不经意间，却又料想不到地为历史的进程留下发展的空间，也为社会的更新提供了特定的“机缘”。

　　康熙皇帝在他的临终遗诏中说：在中国做一个皇帝，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所以他在游金山寺时，曾感叹说：吾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入帝王家？

　　像康熙这样风光的有为之君，尚且发出如此感叹，其他的平庸之君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当皇帝好得不得了，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想杀谁就杀谁，想玩谁就玩谁，但纵有君临天下之乐，但势必失去做人之趣。

　　“君”与“人”，是两个质地不同的“价位”和“品牌”。虽然各有其自身的价值与乐趣，但比较而言，“人”似乎比“君”更胜一筹。

　　皇帝虽然也是“人”，但他毕竟是政治化了的“工具”，是模式化和僵化了的“权利”符号。它更容易失去“人”的尊严、本性和乐趣，而成为“恶”的“另类”人物。正如马克思说的：“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更有利。”

　　“不狠不恶”，就成不了君主、干不成大事。但也因此而失去做“人”的尊严、本色和乐趣。

　　明武宗正好在“君权与人权”、“法性与人性”的选择和机缘方面出了问题。

　　他本来已做了皇帝，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君权”，但他并不满意，偏要固执地选择“人性”，刻意要做一个世俗之人，争取做“人”的权利。

　　首先，他认定自己不是皇家后裔，而是来自民间的凡人。

　　明弘治四年（1491）九月二十四日，明宫又诞生了一位皇子，他就是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朝廷上下都很高兴，因为他将成为明代少见的是嫡长子身份的皇太子。

　　他本人也不负众望，自幼读书习艺都非常用功，又很懂得礼仪、孝顺，是个乖太子。大家都说，太子将来准是一代明君圣主。

　　果然，待到他15岁即位时，一切都很正常，朝廷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但就在这时，早年就传言他不是皇后所生而是宫女所生的孩子的谣言，不知为什么复又传扬开来。而且更加离谱，不但说他是宫女所生，而且竟传言他根本就不是朱家的后代，而是来自民间的“野种”，是混进皇宫的“冒牌货”。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假皇帝。

　　但事实上他已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此事本来完全可以平息下去的，何必认真去追查呢？皇家的事许多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要是认起真来，那就没完没了啦！

　　然而，明武宗却偏偏要认真、较劲，他非但不遮掩搪塞，平息风波，巩固自己的地位，反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殊不知，这种事情只能是越搅越乱，不可能有结果的。要说有结果的话，那就是朝廷大臣们好不容易才把这场风波压下去，但明武宗却从此便留下一块解不开、治不好的“谜团”与“心病”。

　　“我是谁”？“谁是我”？这个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使他日益不得安宁，无法解脱。如果他是个聪明而成熟的政治家，那么他一定会借助政治魔杖，玩弄权术，很快摆平自己。但明武宗却大发神经，脑子像进了水一样，不去装糊涂，搞伪装，他偏要打破虚伪的面孔，揭下伪装的人格面罩，执着地和皇家与谣传对着干。你们说我不是朱家的人，我就承认不是朱家的人，你们说我来自民间，我就承认来自民间，但那又怎么样？

　　这分明是一种“逆反心理”，一种有意赌气，也是一种变态和撒野。再进一步便是老子本不是朱家的人却做了朱家的皇帝，凭什么要为你卖命？倒不如借此机会，把朱家的天下搞它个人仰马翻，以泄心头之恨。

　　其次，他受不了“祖训”、“祖制”和“皇权”的监护与钳制，便执意“造反”、“对着干”。为解决“盐引”问题，他第一次与大臣们交锋便败下阵来。

　　所谓“盐引”，就是指政府调拨给盐商们的凭证指标，政府从中收税，因利润很大，故各家都在争夺。名为“八虎”的宦官集团，为中饱私囊而屡与朝廷争利，朝臣便以祖制和朝廷章法来加以阻拦、抗争。

　　明武宗说，我看应该全给他们的盐引。

　　以李东阳、刘健和谢迁为首的顾命大臣，当即顶了回去，表示不能全给，更不能放纵内官（即宦官）胡作非为，坏了盐引法的大事。

　　明武宗一听就发火了，他板着脸说，天下事岂是内官能坏得了的？这个道理难道诸位先生都不懂吗？说罢拂袖而去，当晚饭也不吃，气得他直咬牙，说我就是不准，看你们把我怎么办。但次日当接到三位顾命大臣集体辞呈时，他又慌了手脚，忙说这哪是那呀！于是只好发话，说昨天听了卿等的面奏，今天又看了你们的奏疏，我已想通了，就按卿等的意见办吧。

　　此事虽然解决了，但给武宗留下的却是怨恨。心想：我刚即位伊始，你们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用祖制法规来压我，往后的日子还能好过吗？从此他就懒得上朝理事，一切交由司礼监上传下达，搞公文旅游。执掌钟鼓司大权（即皇帝的贴身秘书）的太监总管刘瑾，即具体负责这个差事。这样“八虎”（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风）集团的势力很快就膨胀起来，他们便怂恿明武宗与朝臣作对，又助他胡作非为。

　　于是，在这几种原因的推动下，明武宗便率性放开手脚，执意与朝臣、祖制和皇权“对着干”，由此而引发了一场“皇权与人权”、“法性与人性”的纠缠和贴面冲撞的斗争。

　　限于篇幅，下面姑且引述几个例子。

　　（三）“好一棚大烟火啊”！

　　明武宗即位以来，每年在上元佳节时都要以“张灯为乐”。正德九年正月，恰逢宁王朱宸濠献来许多可以悬在壁上和柱上的挂灯，极为奇巧。为了放烟火，又在殿檐下设毡以贮存火药，准备施放。但由于疏忽大意，消防不力，便发生了一场大火。偌大一个乾清宫，从二更天一直燃烧到天光大亮，顿时化为灰烬。

　　当乾清宫火势正盛时，明武宗像往常一样，正忙着去他的“新宅”取乐。他眼睁睁地看见乾清宫成为一片火海，既不焦急，也不关心是否有人去救火。临行时，只回头看看火光冲天的乾清宫，对左右的太监们笑着说：你们快看，好大一棚烟火啊！

　　仿佛那烧的不是自家的乾清宫，而是别人家的大房子，所以他才幸灾乐祸地说了那句令史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浑话”，认为他患了“神经官能症”，要不就是“发了疯”，聊以自嘲、自慰。

　　其实，他的心态并未失衡，神经也很正常。他心里很清楚：我是“人”，而不是什么皇帝，更不是替朱家卖命的皇帝。所以他认为，朱家的天下是否江山永固，正像乾清宫瞬间化为灰烬一样，都与我无关。要烧就烧，要完就完，他只是一个看客，旁观者，现在他欣赏的只不过是“好大一棚烟火啊！”

　　因此，他毅然地离开了皇帝住的宫殿，而悠然地去到只属于他特有的“新宅”，宁肯与虎豹为伍，也不愿同那班顾命大臣鬼混在一起。尽管夏皇后贤惠得体，宫妃们一个个风情万种，美若天仙，但那都是皇家之物，所以他不想和她们呆在一起，而宁愿去“豹房”和外来的色目女郎谈情说爱。

　　可见，他虽然是一国之君，但“君权与人权”、“法性与人性”，他分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了君权他就会丧失一切，没有了法性人性也就失去了依托，没有了存在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但他为了“人”的尊严、本色与自由，他宁肯抛弃已到手的君权、祖制和法性。在无法解脱君权、祖制和法性对他的制约时，他就远远地躲开它，乃至拚命地作践它、糟踏它。因此他见乾清宫着火时，才幸灾乐祸地说“好大一棚烟火啊！”心里想的是：烧吧！烧吧！让所有的皇宫都烧起来吧！

　　其实，这也是烧他自己，烧的是他的“心”。但他惬意，他甘愿受这种煎熬，更希望在烈火的煎熬中获得“人”的觉醒与新生。

　　《红楼梦》中的公子哥儿贾宝玉，也每每后悔为什么生在这种大富大贵之家。为此他也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同时也拚命作践自己、打破自己、寻找自己、实现自己。正如作者说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尽管明武宗是一代君王，不是一般的花花公子，但在维护人的尊严、本色和追求人的自由方面，他又俨然是生长在皇宫中的又一个贾宝玉。在这点上，他们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当皇帝，宁肯当商人俗说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已经登上皇帝高位的明武宗，却像水一样偏往低处流。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命人到北京西城去开设了一家“花酒铺”。即今人说的“酒吧”。卖酒的女招待，都是漂亮的女郎。明武宗既是为了赚钱，但更是为了以此来取笑搞乐。

　　更离奇的是，他叫人在紫禁城北边的玄武门左右城墙下，开设了一条商业街，内设“宝和”、“宝延”等六店，出售各种生活用品。离此不远的“郎下”酒家，则专门卖酒。酒是宫内自造的，店里员工则是由宫中太监担任，宫女既扮成老板娘，也有的扮成T情劝酒的妓女。还有各种丝竹乐器演奏，实际上就类似于今日的酒吧、歌厅和夜总会。

　　明武宗则装扮成商人，他头戴“瓜拉帽”，身着锦缎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手摇折扇，大摇大摆地来到这里。他先逛宝和店，后逛宝延店，待所有的店铺都逛完后，才哼哼哈哈地钻进酒铺。每到一处，他都操着市井俗语，和店员们讨价还价，而且斤斤计较，寸利必争，大有火中取栗的商人本色。但来到酒铺见到女招待时，他一下又成了打情骂俏的老嫖客。

　　在商人地位还不高的明代中晚之季，一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地以扮商人为乐，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此消息不胫而走，商人们都大受鼓舞。这对晚明时期商品浪潮的崛起，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就是说，明武宗只不过是以扮商人为乐，但殊不知他这一乐，却导引出稍后滚滚而来的商海洪波和一股势不可挡的人文思潮。

　　与明武宗同时代也是他的子民的唐伯虎等江南画家们，即受此鼓舞，也仿效皇上“闲来写就青山卖”，开始学着做生意了。唐伯虎说：书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

　　肯嫌斗粟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

　　尽管说得矜持而又可怜，但总比过去羞于谈钱进了一步，现在敢于公开以画卖钱了。他把“作品”当“商品”来兜售，说明画家们已经具有了“市场意识”。赚了钱后，继而又激发了他们对“人欲”的更大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这一社会效果，是明武宗始料不及的。他压根儿也没有想过，要成为引导时代潮流的开明君主，原只不过朦朦胧胧的自我满足而已。但对一个封建皇帝而言，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事实上，皇帝扮商人，明武宗确是开天辟地第一人。

　　然而，更离奇的还是他不当皇帝，突然正式下诏把自己降为将军。

　　早在正德十二年九月间，即进军西北前夕，为了调拨各路军马钱粮，明武宗就曾发布过“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印信和称号，当时就受到大臣们的质询，皇帝御驾亲征就是皇帝御驾亲征，何必又自称是什么“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呢？这样不伦不类的，既不合祖制规定，又不合乎朝廷法度。

　　正德十三年七月间，明朱宗在巡视北方边防时，又旧号重提，而且这次更离谱。他在诏书圣旨中明白无误地宣称：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诏书中所言的“朱寿”，何许人也？大臣们都猜不出他是谁。“六军”只有皇帝才能统率，莫非他就是皇上不成？但哪有皇上自己给自己下命的呢？再说皇上明明叫朱厚照，何时又改名为“朱寿”的呢？

　　当大臣还没有弄清楚时，四天后又传来了一道谕旨，而且更离奇古怪，他居然自己封自己是“公爵”（即后来自称的“镇国公”）。这还不算，他甚至要吏、户二部给他发俸禄（每年支禄米5000石），这下更把大臣们搞糊涂了，也搞烦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作为皇权和礼制化身的皇帝，为什么要带头破坏天经地义的朝廷法变？皇帝为什么要自己捣毁自己的江山社稷？这不是把大明王朝连同他自己一起推在油锅、刀丛中去滚吗？于是，朝臣们忍无可忍，冒着杀头的危险，公然给他列了四大罪状：一、既为皇帝，“安得一身为君而出令，又安得一身为臣而奉令”？其理不通，名不正言不顺。

　　二、既为天子，本有四海之富，何必又巧立公爵之名目而索取俸禄？有失天子身份，大损皇家之威严。

　　三、朱厚照之名，是按朱家祖制血缘和皇族世袭制度取的御名称谓，实为当代皇权的标志，且天下臣民皆知。现在突然易名为朱寿，不仅混淆了“君与民”和“君与臣”的特定关系，而且也打破和颠覆了世袭的皇权秩序。

　　四、大将军是“人臣职事”，如果随意“加之人主”，那就意味着冠履不分，本末倒置，颠倒了君为臣纲的祖传制度，也混淆了“君与民”本质的区别。

　　其实，说来说去，无非就是明武宗胆大妄为，居然把皇家的世袭制度和皇帝的威严视为儿戏，全然不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放在眼里。时而把“皇帝”降为“将军”，时而把“皇帝”扮成商人，时而把“皇帝”当成渔翁（他在南下时亲自下水去捕鱼），时而把“皇帝”当成嫖客……这与那些为了微服私访而扮成普通人的天子大为不同的是，他完全是以假当真，以真乱假，公然把“皇冠”踩在脚下，敢把皇帝拉下马，然后以世俗之人来取而代之。

　　也许明武宗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言行实质上正意味着他在“反皇权、反权威、反传统”。他反对和打破“皇权模式”的目的，无非是想营造一个人性化和人欲化的空间。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情绪。

　　正如歌德说的“不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时代的思想感情”。

　　几乎与明武宗同属于一个时代范畴的西方思想家和散文家蒙田，便传来了一个时代信息，几乎与明武宗的“反皇权、反权威、反传统”的“异端”行为不谋合合，也和明武宗死后不久而生的李贽的反权威、反传统和争自由、扬人欲的思想不谋而合。

　　我曾在《禅的人生与艺术》一书中，写下了以下一段话：在李贽的“是非无定质”论中，几乎把孔孟的大哲形象的外衣一下撕了个精光，而且从他们的骨子里还狠狠地捅了几刀。在他的心目中，孔子除了“唯酒无量”之外，“其余都与大众一般”无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在某些方面，他还不如芸芸众生。

　　蒙田也曾认为，所谓帝王并非龙种，只不过是衣着华贵罢了，脱下华衮龙袍后也是条俗汉子，说不定比他的小民百姓还要低贱。在他看来，先哲大贤也和凡人一样。比较而言，凡人更具有纯洁的心灵，憨厚的个性，更富于人格和人性之美，较少那种争权夺位的虚伪狡诈之术。他说：“即使我们坐在世界最高的宝座上，我们也还不过是我们自己而已”。又说：“帝王和鞋匠的灵魂出自同一个模子”。

　　想不到法国思想家蒙田的这一观点，竟越过海洋在中国思想家李贽的身上表现出来。二者不谋而合，都想到一起来了。这既是他们的契机，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又能阻挡得了这股人文主义思想的社会潮流呢？再看，如果说在王阳明那里。必须灭除“人欲”之后，才能套上“天理”的华衮外衣的话，那么，在李贽这里，“人欲”则大可不必灭除殆尽。“天理”也无须乎那么纯而又纯，善而又善，甚至不妨允许“私欲”，即所谓“恶”的存在。因为，在他看来。“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人皆有私说”。

　　如果说李贽与明武宗还相距几年的话，那么，“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则是明武宗手下的一位重要大臣。宁王朱宸濠造反，就是王阳明替他摆平的。

　　这位“拿刀的哲人”在他的“心学”中，虽然同朱熹的“理学”一样，都是为了挽救封建王朝而旨在“补天”，但由于他太突出“心”的作用，在强调儒家六经是“吾心之常道”时，客观上就贬低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再经王门后学的发挥，便更加“走火入禅”了。

　　既然儒家经典是“吾心之常道”，那又何必去求圣人呢？既然“心就是理”，那所谓“天理就是人心、人欲”了。再一发挥，便成了至理名言：“此般至理人人有，莫向三家纸上寻”。当时连市井小民都知道：眼前是夫子，何必求圣人呢？

　　这样，一般汹涌澎湃的人文思潮，便从王阳明倡导的“心即理”中扒开了一道缺口，从而形成了反权威、反传统、反理学和争人欲、争自由、扬人性的滔滔洪流，直接冲击着朱家王朝业已腐朽的堤坝。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恰是明武宗自己。

　　这看起来有点反常，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代君王，怎么会自己拆自己的台呢？他非但不想方设法地去维护自己的江山社稷，怎么反而去作践自己，捣毁自己的江山呢？这不是发神经吗？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把朱家王朝看成是自己的天下，也不想去当朱家的皇帝，他只想做一个世俗之“人”。即使脱不下皇袍，也要把皇帝彻底“世欲化”、“平民化”，使他像一个“人”。明武宗在远征西北的“应州战役”中的确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他指挥若定，从容应对，运用“口袋战术”打跑了蒙古铁骑，而且亲自上阵挥戈杀敌，足以显示出“威武大将军”的神威，而决不是一个“神经官能症”。

　　明武宗远征西北，几次平藩，虽然不排除他也带有“玩”的天性和玩的因素，但他的“玩政治、玩战争”同他“玩女人”、“玩宠物”一样，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显示他作为“人”的存在的价值，即人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成。同时也显示了他人欲膨胀、人性觉醒和反权威、反传统的“狂狷”个性与“异端”品格，而这些恰好是晚明人文思潮的核心。

　　在不经意间，被他的臣工王阳明阴差阳错地引进在他的“心学”之中，然后又经李贽等“狂简”之士们的疏导，便形成了晚明人文思潮的滔天巨浪，直接冲刷着朱家王朝。

　　（四）“祖制”、“祖训”、和“皇权”，固然是明武宗与朝臣们经常贴面冲撞的焦点，但比这更大的正面交锋的还是“天理与人欲”、“自由与纲纪”的冲突。

　　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可说是明初最保守的阶段。“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儒林记》）。可见，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不是别的，而恰是“程朱理学”。所谓“非朱氏之言不尊”，就像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样。明朝统治者是打定主意要恢复而且独尊儒家道统的。至此，理学大见成效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本来就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如今再由统治者把早已“发酵”的浸满儒教毒汁的理学挖出来，那就更加臭气熏天了。所谓“有质行之士，而无同异之说”的强制推行的结果，必然是理学的一统天下，即“述朱时期”。

　　上之所倡，下必趋焉，社会的价值取向最能左右时代的风尚。当时的“名儒”、“醇儒”们，“一禀宋人成说”、“恪守宋人矩”，“非朱氏之言不尊”。有的连做梦都以见到孔圣人为快，那怕在梦中给朱熹站班侍坐也是莫大的荣幸。“金鸡忽报春窗曙，惆怅残魂带病吟”。倘若美梦被一声鸡啼打破了，反倒懊悔不迭。如果说唐诗中写的那个少妇是因为担心黄莺的啼叫会影响她梦见远在辽西的丈夫，那么明代的儒生们则怕金鸡打破了他们梦见朱熹的黄粱美梦。足见当时的名儒们，大多已成了理学的信徒和奴隶。这是朱熹生前和死后都不曾享受过的殊誉，想不到在这时却变成了现实。

　　然而，好景不长。明代文化机制内部的深层结构，很快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既是“国家的需要”，就不能说只限于统治者自身主观上的需要，而同时还要看社会对理论的选择机制。而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正当明代统治者承袭元朝理学而亮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利剑，儒生们正为“性即理”还是“心即理”争吵不休的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战舰，已先后驶进了中国的沿海诸岛。接着，早已摆脱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利玛窦、龙华民、熊三拔、毕方济、邓玉函等一大批传教士，已纷纷跨进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城堡。这股来自西方的海啸，不比当年从蒙古高原上刮来的西北风那么容易“消化”。因为它毕竟是代表当时西方文明的“海洋”文化，这是古老的农耕文化一时“同化”不了的。那些精通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的传教士们，也远比当年鸠摩罗什和达摩等大师要强得多。

　　明武宗当政时期，这股“海啸”虽然还没有刮到紫禁城，但文化思想是没有国界的，该来的早迟都会来。即使“海啸”未至，但国内早已风生水起了。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眼睛很亮，他早就看到：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其所从来。而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说得明白，在“弘治、正德之际”，也就是明孝宗和明武宗父子执政时期，当时的社会“风气”（即人文风气的先声），就已经“从所未有”地“鼓动海内”了。再加上王阳明心学和门徒们的鼓唱，就更加使“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朱子者，即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但社会越开放，旧的保守势力也越会加倍反击、镇压。明武宗越是把“人欲”凌驾于“天理”之上的时候，那些道学的衮衮诸公们便越是用“天理”的利剑来对付他。

　　正德十三年二月间，明武宗的老祖母“慈圣康寿太皇太后”逝世时，他趁去送葬的机会，又宣布要到各处去巡幸。这时朝臣道学家们便纷纷反对，最后由新科状元舒芬代表众人写了一封奏疏，亮出的“王牌”就是“天理”。他说：“陛下不以一己之哀痛，致臣民之悲号，亦天理也。但以礼论之，不知自古万乘之尊，非奔窜逃难，有此轻身者乎？”然后认定：“可见陛下孝诚之未至，天理之未充，而人欲得以乘之也”！

　　这位新科状元越说越大胆，越说越有理。连焦竑这样的开明之士，也称他是“不负大科”（见《玉堂丛语》），因为舒芬说得太“精彩”了。奇文共赏，姑将原文照录录于下，以饱读者诸君眼福。

　　陛下不亟审察，则人欲之乘，无有穷极。臣恐一骑北奔之余，目中无山陵而有宣府。虽大行梓宫，有不遑恤者矣！圣德刚明，必无此过，但人欲之攻天理，其执断有不可者焉。万一视陵之后，此心莫制，而遂出关。则是惟陛下荒谬淫嬉之谤，终不可白于后世。……君受谤于后世。祖宗朝廷有不羞耻，是皆一念之未充，人欲乘之故也！且人欲之乘天理，其害岂止于是，将使三纲尽沦，九法尽敬（音yi或do，败坏，）。君子尽制于小人，中国尽入于夷狄。……伏愿陛下由此奔丧一念之孝诚，充扩天理，遏绝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听臣之言，不为此行，以判天理人欲之大分，则圣学昭兹，天下服矣。明武宗看了此奏章后，出奇的是并未光火，反倒一笑置之不理，照玩不误。他就是要以“人欲”来侵害“天理”，对旧有的三纲九法，等级秩序和伦常道德，搞乱就搞乱，有何了不起？他对左右侍从们说了句充满市井江湖气息的粗话：别在老子面前谈天理，我就是天理，我就是人欲。

　　他当时既未动怒，也没有收拾舒芬。直到次年四月，当他要南狩时，舒芬又跳了出来大喊“存天理，灭人欲”。这时，他才下令将舒芬等107人，押至午门，先“罚跪五日”，然后“诏杖六十”。犹不解恨，又将舒芬“特调外任，永不重用”。

　　当然，不能以此就认为明武宗是导引人文时代潮流的先躯，因为他毕竟不知“人文”是什么东西，恐怕想都没有想过。严格地说，这位大玩主，这根“超级搅屎棒”，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建树。他除了玩女人、玩老虎、玩臣工、玩和尚、玩人生之外，别的似乎就懂得不多了。因此，他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他一方面在否定“权威”，一方面又在树立新的“权威”。他反对“皇权”，却又离不开“皇权”。他不想当皇帝，但又始终在做皇帝。他以“异端”自诩，却又不准别人“异端”。

　　说来说去，他终究还是一个皇帝，一个世俗化了的皇帝，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说白了，他就是一根“超级搅屎棒”。

　　不过，歪打正着，他居然阴差阳错地“搅”到了时代的“焦点”上。除了上述的之外，下面不能不提到他人性的另一面。

　　这就是他在“不正经”中，也有“正经”的地方。如“玩和尚”、“玩女人”……（五）明武宗并不像史家们说的是个胸无点墨的花花天子，他从小毕竟受过宫廷的正规教育。他当太子时读书也很勤奋，这只要看看他与大臣杨一清唱和的12首诗和他在南京游雨花台时写的诗文，以及他在山西应县木塔上题写的“天下奇观”四个楷书大字，即可知道他还是有一定文化功底的。

　　在音乐方面，明武宗更是一个天才。他曾创作过乐谱《杀边乐》，听过的人都说好。他也很会欣赏戏剧，常在宫里搬演杂剧。南巡时在杨一清家里，还看过《西厢记》。他边看边点出“戏眼”在何处，均能说到点子上。

　　至于在佛教修养方面，则更是无师自通，具有天然的佛性灵根，悟性极高，一点就通。所以史家称他“上于佛梵语，无不能晓”，这并非“夸大其辞”。

　　明武宗从小就与佛结缘，对佛、法、僧这“三宝”颇感兴趣。明宫向来崇奉喇嘛教，从明成祖封乌思藏为法王之后，一直到弘治、正德年间，宫廷中都供着喇嘛活佛，被封为国师的大有其人。至于禅师者，更是往来不绝，经常云集宫中，讲经说法，参禅悟道。

　　明武宗从小除了混迹于脂粉队中外，便是与番僧为伍，听他们念经击钵，练功念咒，他自己也跟着学。所以，他后来主要就是与喇嘛活佛们来往，向他们学佛，为他们提供方便，或赐与金帛，或赐与封号，总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甚至拨给房产地产，给予官爵。在这方面，他不惜财力物力，也舍得花时间。不消说，他又遭到朝臣们的反对，但他同样是我行我素，照样学他的佛，参他的禅。在这方面，各类史书中都有许多记载，不必细说。

　　这里要说的是，他为什么要礼佛参禅？这也是当时大臣都搞不懂的问题。是单纯的“玩和尚”吗？

　　《玉堂丛语》中载有一事说：康陵好佛，自称大庆法王。外庭闻之，无徵以谏。俄内批礼部，番僧请腴田千亩，为大庆法王下院。乃书大庆法王，与圣旨并传。尚书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者？敢与至尊并书？亵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上弗问，田亦竟止。这个尚书厉害，把明武宗说得哑口无言，结果是不了了之。这看有点像玩游戏，更笑人的是，有一次明武宗又跑到他自称是“家里”的宣府去玩乐，时值迎春之际，他看罢百戏之后，便叫人准备了几十辆彩车，又叫来许多妇女与和尚，一同混杂于车内。在每辆车盖上悬吊着许多彩球，然后叫那些光头和尚用头去顶球，又让那些妇女用嘴去含球。当车飞跑起来时，彩球晃来晃去，和尚们怎么也顶不着，妇女们也含不着，他们都争着去抢球。明武宗见了，大笑不止，他“以此为乐”也。

　　这当然是在“玩和尚”了。

　　不过，有时看上去又是很认真、很虔诚的。

　　“乌思藏”，不知是不是就是今天的西藏。当时，它是一个小国，常派“祝发僧人”来大明传法修好。有一次，一个叫“我些儿”的大德法王，作为该国的使者来到明宫。明武宗热情地供养他，并向他“诵习番经”。史书云：上诵习番经，心皈其教，常披番服，演法内厂。绰吉我些儿并左右侍，作沙门弟子。这样看来，仿佛又是认真的了。

　　还有一次，西宫大应宫人，有些想削发为尼。明武宗不仅准许她们出家，而且还亲自当她们的“剃度师”。他一边为她们剃发，一边念“剃发偈”、“今以戒刀，断汝之发，令汝尘情水灭，梵行增长。此乃旷劫多生之因缘，非今朝偶尔之侥幸……”

　　其一戒一刀，一言一行，皆中规中矩，合乎佛法礼仪。足见他在佛法修行方面，已经有了一定功底了，并不是一味闹着玩的。正如他说的：我与佛有缘。

　　至于礼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求得“解脱”，求得心灵上的安宁。这与他一心想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完成自我，彻见自己的“本来面目”，恐怕是一致的。

　　那些追求人欲，向往自由，反对权威和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大多与佛结缘，向禅靠拢。从王阳明到王门信徒，从唐伯虎到李卓吾，他们几乎一个个都是禅门居士，佛门的俗家弟子。

　　明武宗虽然不是人文主义者，但在皇权与人权、法性与人性的冲突中，他却偏重于对人欲与自由的追求，这一点“心的火花”，不能不在佛光中燃烧起来。这也许正是他与佛结下的“机缘”。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他这样做了，尽心了，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

　　因为成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只要努力了，尽心了，即使失败了，也是成功的一部分。

　　（六）至于“玩女人”，确是明武宗的一大“败笔”，就是想为他开脱也很难。

　　六宫佳丽玩腻了，便跑到宫外去四处搜巡，而且每到一处都要抢人妻女，夺人所爱，闹得地方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他到北方一家酒店与李凤姐打情骂俏，演了一出《游龙戏凤》；后又到南方扬州选美，搞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又演了一出《拉郎配》。

　　他的“豹房”，既是他的“新家”，又是他的“爱窠”。他玩过的美女与“男色”，多得来无法统计，而且花样也多，数不胜数。

　　其中最出格的恐怕要数玩孕妇了。正德十一年间，有一个名叫马昂的闲职将官，趁明武宗到宣府巡幸时，他便靠老朋友江彬的引见受到明武宗的关爱。因为他早已得知马昂的妹妹非常漂亮，虽然已知她和毕指挥结婚怀孕了，但明武宗还是不肯放过。等召来一看，果然是国色天香，且娴熟胡乐，精通蒙语，又善于骑射。于是也不计较她是有夫之妇，怀孕在身，当即便带回豹房。其兄马昂也一步登天，成了国舅。

　　此事在朝廷立即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朝臣猜测皇上已25岁了，尚无皇子，现在将一个孕妇带进宫来，是否也想来个鱼目混珠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又会上演吕不韦进孕妇而生秦始皇的闹剧了。于是群臣反对，皇宫乱成了一锅粥。

　　但明武宗却置若罔闻，拒不听谏，照样与马姬玩得乐翻了天。但马姬正得宠时，却突然遭到冷落。原来有一天，明武宗到国舅家去饮酒取乐，席间他对马昂说，听说你的爱妾很美，胜过你妹妹，何不唤她出来陪我玩玩呢？

　　马昂推说爱妾有病，恕不能奉陪皇上，改日……话未说完，明武宗就勃然大怒，拂袖而去。从此马昂丢官，马姬被遗弃了。朝臣们以为皇上幡然悔悟，谁知其中此事变故的机缘。

　　权力与美女，正如政治与金钱一样，一旦搅合在一起时，便会播弄出人间悲剧与闹剧，衍生出社会的畸型与怪胎。

　　明武宗的“豹房政治”与“豹房情缘”，实际上正是这样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已超出和突破了人性、人欲和人文的“底线了”。就此而言，说他是中国最荒唐的皇帝，恐怕一点也不冤枉他。

　　然而，荒唐之事，必然出自荒唐之人，荒唐之人，必须出自荒唐之梦。正如曹雪芹居士说的：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宴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泡，古今一梦尽荒唐。

　　他说：“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那么“细按”明武宗的“荒唐”之举，是不是也“深有趣味”呢？

　　不必急于下结论，先看一看明武宗与刘良女的“情缘”再说不迟。

　　刘娘女并不姓刘，她的名字恐怕是后人从“娘”字中分拆出来的。她的身份也众说纷纭，有许多版本。比较可信的还是《明武宗外纪》，称她是“刘姬”，是大同代王府教坊中的一名歌女。她的父亲刘良是一位出色的乐工，她的丈夫杨腾也是王府中的乐工。刘姬在当地很有名气，弹得一手好琵琶，又擅长一种叫“浑不似”的乐器。歌也唱得特别好，更具有北方女郎打球走马的特技，所以人见人爱，相当走红。

　　明武宗到大同巡游时，曾扮成一个青年军官去王府教坊取乐。当时，大同是北方边防重镇，又是一座历史名城。四方商贾云集，文人汇聚，热闹非凡。在众多玩客中，刘姬慧眼识金，一眼就看出这位年青军官气度不凡，鹤立鸡群，显得风流豪爽，英气逼人，于是主动上前去与他打招呼。

　　明武宗一看，更是一见钟情，恨相见太晚。他又是情场老手，加上刘姬秋波频送，惯会打情骂俏。因此几句话后，二人便如胶似漆，再也分不开了。他当即将刘姬带到“家里”，二人便逍遥于巫山云雨的美梦之中。

　　此事早有人向代王报告，说有个军爷把刘姬带走了。代王一听怒不可遏，说谁他娘的吃了豹子胆啦！竟敢在我的地盘上来撒野。他立即带了一帮打手，四处打听搜查。有人告诉他刘姬被一个军爷带走了，还说要将她带到“豹房”中去，他料定可能是当今皇上。再一打听，果然是皇上。心想：也只有住在“豹房”的皇上，才有此“豹胆”。于是连忙上书请罪，说明情况，请求宽恕怠慢之罪。明武宗正在兴头上，懒得管他。只传话给他，说没你的事，你只要给我把刘姬的丈夫杨腾摆平就行了。

　　不久，明武宗便将刘姬带回皇宫，从此形影不离。“宠冠诸女，称美人，饮食起居必与偕，左右或触上怒，阴求之，辄一笑而解。江彬诸近侍，皆呼之曰：‘刘娘娘’云”。一个小小歌女，“一朝选在君王侧”，便立即身价百倍。“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在明武宗的眼里，刘姬就是他心中的太阳、宝贝、夜明珠，口口声声称她是“美人”。在众侍从的心目中，刘姬俨然成了正宫皇后，呼之曰“刘娘娘”。自从有了刘姬之后，明武宗变得“老实”多了。

　　明武宗南巡时，他也舍不得丢下“美人”独守豹房，决定带她一起畅游江南。只因行色匆忙，一时不便同行，便先把刘姬暂时安排住在通州张家湾。

　　此地早已开设了“皇店”，是明武宗的“聚宝盆”之一。刘姬便暂住在这里，并约好他先行一步，待安排好后就派人来迎接她。为防有人作怪，又约定凭簪走人。因此，临分别时，刘姬从头上取下一根金簪交与明武宗，说你派人来迎接我的时候，叫来人带着它，我见簪即来。“非信，不敢行”。

　　商定好后，明武宗这才依依不舍地与刘姬分手。不料，在过芦沟桥时，御马失惊狂奔，明武宗把金簪弄丢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明武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迭声地说，把“美人”丢了，这可怎么办呢？侍卫随臣左劝右说，好歹才把他哄走，继续前行。及至到了临清，明武宗才派人去迎接他的“刘美人”。

　　但刘姬见来人无簪作凭，即说“非信，不敢行”。来人只好空手而回，将情况如实回奏。因为要忙着赶路，随行侍卫臣工们都劝皇上，不如就此作罢，让“刘娘娘”就住在张家湾，或回皇宫得了。皇上也不必挂念，还是赶路要紧。再说，沿途美人有的是，南京、苏杭、扬州，都是“美人窝子”，还怕没美人陪伴吗？

　　明武宗不等他们说完，便冲着众人怒斥说，你们都是一群糊涂蛋！哪里知道美人难找啊！我是除却巫山不是云，非刘美人我不爱……说罢，“乃独乘舸，晨夜疾行，至张家湾亲迎之，并载而南”。

　　当夜，“内外从官”，还一无所知。直到次日离开临清时，大家才发现“刘美人”已被皇上星夜亲自偷偷地接来了。于是臣工随行者都窃窃私语，说都言皇上花心，见一个爱一个，老不正经，现在看来，皇上也有正经的时候，他对刘娘娘就很痴情。

　　皇家车队到了扬州时，明武宗又野性大发，除了选美之外，还准备围场打猎，又传谕旨：禁止民间养猪。这简直是胡闹、瞎折腾了。左右谁劝说都没用，他非要一意孤行不可。这时，刘姬发话了，她对明武宗说，皇上！你这分明是劳命伤财，骚扰百姓。这样也太离谱了，老百姓离得开养猪吗？再说，你也要吃猪肉的呀！民间不养猪，我们还能吃上猪肉吗？再说了，打猎也应适可而上，要看在何时何地……一席在情在理的话，说得明武宗脸上火辣辣的，本想发火，但一看刘美人似笑非笑地娇嗔模样，又强忍着说，算啦算啦！我收回成命不就结了。史家曰：“赖刘姬谏而止”。

　　车驾到了南京，明武宗在接见当地官员时，每每让刘姬同他一起共同亮相，俨然视之为皇后。凡是到各寿庙进香礼佛时，也同刘姬一起跪拜燃香祈祷。所赐各寺庙的经幢旗幡上，都写上“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与夫人刘姬施用”，以此向佛祖表示，这是他朱寿和妻子刘姬共同所作的功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朱家的皇子皇孙“朱厚照”，也不是什么皇帝，而是臣民中普通的一员“将军”与“公爵”，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朱寿”，而现在的妻子叫刘姬，不是什么别人替他娶的“夏皇后”。

　　可见，他把“皇帝”与他“自己”，始终是剥离、分开的。旨在强调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被人玩弄的“政治工具”，不是一个为了政治需要而不得不心黑手毒却又装着慈善笑脸的“君王”。

　　也许悲剧与闹剧，荒唐与不经的根源就在这里，一个不想当皇帝的人却偏又做了皇帝。不得已而当了皇帝后，惟一的愿望就是逃离，逃不了就与朝廷对着干。

　　因此，一味责怪、诟骂朱厚照本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何况从“朱寿”一生的心路和人生轨迹来看，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数落他许许多多的荒唐和不正经的丑事来，但冷静而客观地分析一下，即不难发现，他在“不正经”中，也有“正经”的时候，（如除刘瑾、战蒙古、平群藩等）。在他的“荒唐”中，也有“不荒唐”之处。因为他毕竟还知道，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正有邪的“人”。所以，我给他的“定位”是：荒唐皇帝正经人或者说，他是根“超极搅屎棒”，一个罕见的“大玩主”，连佛祖都被他搅烦了、玩昏了。他很坏，但也很可爱。因为他坏得坦然、自信、坏得“虚空粉碎，始露全身”。

　　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不过，最后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当皇帝将自己还原为欲望与自由、价值与尊严的实体之人而连任何法律都管不住他的时候，那么，这种欲望与自由、价值与尊严，便成了毫无理性的动物的贪婪与自由。其价值与尊严，对于社会和人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当皇帝用一种偏见来替代另一种偏见，用一种异端来替代另一种异端而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时候，正如社会需要像韦小宝那样的“小混混”来“以邪压邪”一样，那么这种社会秩序和精神道德就意味着必将解体与重建了。

　　但是，当把人性还原于历史，而在当时还缺乏重大变革的社会机制和必要的时代精神时，所掀起的那股晚明人文曙光，就只能是稍纵即逝、一闪而过。而作为一代君王的明武宗、也就成了一个没有服装，没有武器和赤身裸体的花花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