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和尚的顺治皇帝,在大清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论政绩他不如儿子康熙;论严政他不及孙子雍正;论风流他不如重孙乾隆,但他却是一个更富有人情味、更能体现“人”的一代君王。
以前在解读历史时,往往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看不见鲜活的人。因此,现在应当“把人性还原于历史”。
皇帝也是人,自然也有人的属性。
(一)宁肯放弃帝位而主动出家修行的,在国外大有人在,但在中国不愿当皇帝而出家做和尚的则鲜见。即使有,如南宋的恭帝赵显和明代的建文帝朱允炆,也非出自本心。当然也有不想当皇帝而想出家修行的,如梁武帝萧衍,闹着非要出家为僧不可,但最终都不能如愿以偿,还是当他的“和尚皇帝”。
清世祖福临,也步梁武帝的后尘,一度闹着不肯为帝,非出家为僧不可,但仍然未果,徒演了一场闹剧。福临苦于出家不成,只好悲怆感叹一番:“朕乃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入帝王家?”但也有人说,这是康熙游金山寺时写的。不过,从康熙对佛教的态度看,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故从此说,为顺治所写。
皇帝与和尚,是截然不同的地位。
入世与出世,系人生不同的选择。
政治与佛教,乃人类不同的信仰。
在家与出家,是追求不同的境界。
清世祖福临(年号顺治,一般称顺治帝),在清朝的十个皇帝中(不算入关前的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论政绩他不如儿子康熙帝;论严政他不及孙子雍正帝;论风流他不如重孙乾隆帝,但他却更富有人情味,更能体现出“人”的品性与特点,所以宁肯呼之为“福临”。
这位少年天子,虽然龙体欠佳,多愁善感,且感情脆弱,但他却敢于突破皇门清规戒律,超越自己而大胆追求。尽管一度自我失落,行为扭曲,乃至人格分裂,最终却实现了自我回归,自我定位。即使不那么彻底,他在走向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驿站时,却在荼毗涅槃中获得了解脱与飞升。因此,他格外引人关注,令人幽思,也分外使人同情和理解。
就此而言,福临在清朝的十个皇帝中,又是最有影响、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现在,不妨就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中去吧。
(二)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不久,皇太极病故,大权即落到了摄政王多尔衮手里。
当初,努尔哈赤临终时,曾指定由他器重的多尔衮作继承人,但他当时才15岁,结果被八阿哥皇太极以武力夺去了继承权。现在他死了,当然就轮到了多尔衮。可是,文武大臣不赞成,大多持反对态度。为避免内乱,多尔衮放弃了当皇帝的想法,而在皇太极的儿子中挑出一个年幼的来继承皇位。
这就是6岁的福临,史称顺治皇帝。其母即封为孝庄皇太后,其皇叔多尔衮则为摄政王,掌管朝政。事实上,大权则落在他的手中了。
清军占领了北京后,多尔衮即宣布定都北京,并派人立即将小皇帝福临接到北京来。从此,作为一度偏居东北的小朝廷,一下便成为统治全国的大清王朝。而皇帝却是一个少年天子,一切都由皇叔多尔衮说了才算数。他感到很压抑,觉得这个皇帝也当得太窝囊了,但又无可奈何,只有等待发泄的机会。
顺治八年(1651),也就是福临14岁的时候,39岁的皇叔多尔衮终于死了。二月十二日,福临开始亲政。他亲政后不到十日,就追究多尔衮的罪状,取消了摄政王最后的法令,免去了他的爵位,又将他掌管的正白旗收归到的自己名下,还将原依附于多尔衮的王公大臣全部贬职、革职或者处死。这一下,福临总算出了一口气,发泄了积压在心中的愤懑情绪。
这一些举动,对刚刚亲政才几天,年仅14岁的少年天子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决策。因为,他要清算的多尔衮,不仅是羽翼丰满、炙手可热的摄政王,而且是扶他上台的皇叔,也是与他母亲关系较为暧昧的“情侣”。现在要清算他的罪行,必然会碰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他还是果断地作出了这一决定,而且基本上获得了成功。足见,这位少年天子是有胆有识、敢于碰硬的人。
但不久,他却碰到了麻烦。这一次,是来自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压力。
皇太后见儿子如此对待多尔衮,本来就颇有微词。后来又见儿子焚其尸骨,杀害了不少曾追随多尔衮的王公大臣,她便感到儿子太过分了。由于她与多尔衮的暧昧关系,她又不便明言,只把不满情绪埋在心里。为了大清朝的江山,她抛开了母子之间的幽怨,没有和儿子计较多尔衮的事情。
可是在立谁为皇后的问题上,她却表现得非常的固执与果断。她要儿子立自己的亲侄孙女为正宫娘娘,儿子偏又不喜欢这个女人。于是,一场立谁为后的争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开始,双方谁也不让步。后来,皇太后出奇固执而又果断宣称:你才亲政多久,就把额娘抛在脑后,置之不理,难道这就是你的孝顺吗?我不能什么事都由着你,立皇后的事就这么决定啦!去办你的事吧!就这样,一锤定音,绝无更改。
对母后一向有着深厚情感的儿子,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感情又脆弱,所以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同意了母后的决定,把那个他根本不感兴趣的女人立为皇后。
当然,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相反,在少年天子的心中,反倒平添了一层阴影,埋下了影响他后来人生道路的火种。
福临在19岁的那一年,也正是他处于爱情危机、内心十分焦躁的时候,与皇后、佟妃不同的另一个女人,无端地闯进了他的生活。
这个女人,就是后来最受福临宠爱的董妃(即董鄂妃)。据传说此人是江南秦淮名妓董小宛,她美貌绝伦,与江南名士冒辟疆相好,后被清兵掳去,弄进皇宫,即为顺治帝看中,封为贵妃,倍受宠爱,云云。
其实,这都是讹传。真正的董妃不是别人,而是福临的弟媳。福临有个弟弟,名叫博穆博果尔,是太宗皇太极之第十一子,封为襄亲王。董氏原是清内臣鄂硕的女儿,后嫁给了博穆博果尔。
一日,福临偶然见到这位美若天仙的二八佳人,顿时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其时,福临已将皇后废为静妃,断绝与她往来,只和佟妃相处。佟妃刚生了三皇子,即后来的康熙帝玄烨。福临对宫廷生活不无厌恶,太监们便引诱他去宫外寻乐,福临也借放纵的淫逸生活来排解心中的烦闷。但自从见了董氏以后,就不再去宫外鬼混了,一心想和她呆在一起。
那董氏刚满16岁(比福临小两岁),新婚不久,出落得光艳照人,十分俊俏,真可谓人见人爱,压倒群芳。福临见到她时,竟忘了天子之尊,而久久地凝视着她。那董氏娇羞不已,忙含笑而去。但临去时,又回眸一望,福临一看,不禁想起《西厢记》里张生见到莺莺时唱的那句绝妙好词:“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从此,他便想方设法与董氏幽会,并很快发展到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史称“火热爱恋”。
火热中的恋人是不管周围人们的反应的。有一天,福临在与几个和尚打斗禅机时,他竟将“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话头”,要老和尚“下一转语”。老和尚说:“不是山僧境界。”福临见他推却不语,又问另一个叫天岸的中年和尚:“天岸何如?”
天岸说:“不风流处亦风流。”福临听了,大笑不止。这是后话。且说当福临与董氏火热爱恋时,董氏的丈夫很快就知道了。他不敢指责皇兄的非礼之举,只好申斥夫人行为不端。
不料夫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即回敬他说,你有本事怎不找你皇帝哥哥说去?而且很快就将她丈夫的言行告诉了她的情人——当今皇上。
福临一听,立刻传旨,将弟弟叫来,二话不说,当堂便打了他几个“怪异”的耳光。然后叫他“安分”一点,别自找麻烦。
其弟哪能受得这种窝囊气,据说终因悲愤而死。有的说是自杀,有的说是被人暗杀。总之,他很快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拆除了爱河中的阻碍,二人的幽会就方便多了,也更勤了,但新的障碍又来了。
皇太后对此早有耳闻,她权当没听见。但董氏的丈夫不明不白地死了,大臣们议论纷纷,继之又是已废皇后静妃来告状,说皇上与董氏成天泡在一起。皇太后这才把福临传去,问他果有此事?福临始为搪塞,后来推脱不了,这才大胆说,又怎么样?皇太后斥道,“你身为天子,难道不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吗?《太宗实录》明谕:禁止婚娶继母伯母婶母嫂弟妇侄妇,难道你要明知故犯不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祖宗订下的天条,既是家法,又是国法。身为一国之君,怎好违犯?于是,福临立即将内大臣伯索尼传来,问他有无变通之法。
伯索尼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年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死后,他的妻妾就分从其子豪格及岳托;第十子德格类死后,其妻就给了他的弟弟阿济格;豪格死了,多尔衮又与阿济格各纳其福晋一人。至于……”
至于太宗皇太极死后,庄妃(即福临的生母,如今的皇太后)暗中与多尔衮来往的事,伯索尼不便明说,只作了一些暗示。
福临自然心中有数,也不便多问。只说既有先皇明谕,事情就不好办了。
伯索尼说:“皇上免虑。当初太宗皇帝初定此例时,就因外藩不能遵行,就已有法难循了。如今若遵行定例,强制推行,恐反滋悖乱。不如仍照太祖旧例,以示宽容。只是《大宗实录》有此明谕,不许同族……又有皇太后……”
福临说:“《太宗实录》可以删改,太后那边由我去对付。”
看来福临下决心要和太宗之法和太后之旨对着干了。不把董氏弄到手,他是不会甘心的。
这是他在人生旅途中的又一次冲刺。
果然,就在其弟博穆博果尔死去28天丧服满之后,福临就将其妻董氏接进承乾宫中,正式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晋升为贵妃。不久,又为册封她为皇贵妃而举行了隆重的“颁恩赦”典(后来还封她为皇后)。
至此,福临在他个人的爱情生活中,大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追求。
但皇帝的婚姻恋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他个人的选择、定位和实现,越是显露与成功,潜伏的危机就越大。
(三)自从与董妃生活在一起之后,福临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和开心,尤其是当董妃为他生下皇四子以后,他更感到心满意足,乐不可支。他甚至决定将董妃所生之皇四子立为皇太子,而把佟妃所生的皇三子打入另册。这种出格的决策,表明了他很看中他与董妃的爱情之结晶,同时也说明他对董妃充满了真挚的爱。当然,对董妃母子的肯定,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自我选择的认同与赞赏。
但不料三个月之后,不知为什么,皇四子突然夭亡了。这对福临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这里边是否含有争权夺位的政治因素,内廷封锁极严,无从得知。也许只有福临才知道,但从他的表现来看,似乎也不太清楚,或者说他根本不愿意从那方面去想,而仅把此事当做是命运对他的捉弄。
因此,他亟待寻求一种精神武器来保护自己,慰藉自己。于是,他开始向宗教靠拢。
福临的祖先是满族,信奉的是萨满教。清人人关之后,也将萨满教带进了中原地区,建立了不少“堂子”(萨满教的寺庙),福临也到堂子里去祭祀祖先。但随着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接收和同化,他对萨满教逐渐淡忘了,最后索性宣布不必去拜“堂子”。
这时,外来的基督教即乘虚而入。作为北京教区区长的洋教士汤若望,通过各种关系,很顺利地敲开了紫禁城的九重之门,首先奇迹般地征服了孝庄皇太后。她接受了汤若望送给她的“十字圣牌”,并高兴地悬挂在胸前,并不怕人们议论,而且干脆拜洋教士为义父,作他的干女儿。
对母亲有深厚情感的福临,自然尊重母亲的选择,也就称洋教士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同时,福临本人对汤若望也很尊敬,允许他随时都可以出入“禁宫”,而且“免循常礼”,还经常与他共进饮食。其乐融融,情同父子。
汤若望当然向中国皇帝灌输了不少基督教的教义,但这位少年天子对此似乎不感兴趣,或者说受的影响不大。他感兴趣的是,汤若望传播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除此,还接受汤若望当时目睹到的“时政之得失”的批评。
汤若望在“恤民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磐固人心,镞厉士气”等方面,可谓“随时匡建,知无不言”。福临也纳谏如流,一一听取。如有“万世之大计”拿不稳时,还要征求汤若望的意见。如立玄烨为皇太子时,汤若望的意见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垣认为:“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可以说,汤若望对清朝是有贡献的。但未能以教义征服顺治帝,他又是一个失败者,或者说他只想把福临培养成一个仁慈的君王,而放弃把他培养成一代教主。因此,这位洋教士虽然跨进了紫禁城的皇宫内苑,但他却没有走进少年天子的心灵世界。
真正走进福临内心世界的,不是萨满教和基督教,而是中国佛教。
也许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福临对佛教文化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领悟,他曾对内大臣讲,崇祯帝本很聪明,却不信佛法,还亵渎神明。我朝于三宝,决不敢少有轻忽也。尤其是与临济宗的禅师们接触之后,他对佛门宗旨就更加了解了。
顺治十四年(1657)春天,福临巡狩南苑时,偶然来到附近的海会寺驻足休息。当时憨璞聪禅师正住持此寺,自然出来叩见当今皇上。哪知一见如故,龙心大悦。不久,便将他召进宫去,在万善殿说法。
福临问他:“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
憨璞聪回答说:“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
这种近乎溜须拍马的话,自然会赢得皇上的欢心。再加上憨璞聪又会结纳太监,所以更加如鱼得水,竟成了皇宫里的座上客。不久,福临召见他,并赐给他“明觉禅师”的法号。又询问他当今禅宗还有哪些高僧大德,让他开个名单,以便日后召见。
由于憨璞聪是临济宗人,所以便将他的师叔木陈道忞、同门高僧玉林通琇、茆溪森等逐一推荐上去。从此,临济宗的禅师们便一个个跨进了紫禁城。其中,最受欢迎的则是玉林通琇和木陈道忞。他们及其弟子,先后几次奉召入京为福临说法,成为佛门中的豪僧新贵。
玉林通王秀最先受到福临的特殊礼遇,先赐号“大觉禅师”,后又封为“能仁国师”,乃至奉为“本师”。他还非要玉林通王秀给自己取个法名不可,最后定为“行痴”,又称“懒翁”。后来木陈道忞又为他取“山臆”为字、“幻庵”作号。见面时,则称他是“木陈师兄”。又嘱咐他“勿以天子视朕,当如佛门弟子”相待。木陈道忞也称颂福临是“佛心天子”,说他必将“光显吾宗”。
至此,皇帝与和尚,双方都达成了默契,成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师徒、道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禅说道,终日交谈不倦。而且,一言知心,分外融洽,非常投机,无所不谈。
当然,真正把福临引入佛门堂奥的,还是木陈道忞。他是天童圆悟的得法弟子,自幼习儒,出家后又深谙诸子、戏曲、诗词、书法等世俗之学。这正是福临之所好,木陈道忞只要稍加点化,福临就心领神会,并将心事和盘托出。
有一天,福临对木陈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即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他发愤苦读的,当然是儒家经典,八股文章。重佛而轻儒的木陈说:“此八股头文字,皇上读他何用。”福临说:“老和尚不知,朕要复试进士文章,不看不行。”又说:“老和尚年少时,不也习儒吗?这叫‘外学’,是不是?”
作为一代君王,他要治理国家,当然离不开儒家,必循程朱理学之道。不过,福临也有他的“外学”,这就是小说、戏曲、书法和佛法。而且,博览群书,造诣非浅。
一日,福临与木陈广谈古今词赋,当谈到苏轼的《赤壁赋》和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时,福临赞不绝口,皆道尽其妙,无不中肯,而且,居然倒背如流。背完后问木陈:“念得不错么?”
木陈说:“一字不差。”
但福临在背诵《离骚》时,却忘前失后了。他不好意思地说:“久不经习,故觉龃龉也。”
木陈见皇上天真烂漫之神态,非不小视,反而尤加敬重,赞他“虚空粉碎,始露全身”。
有一天,相对言书,共品名帖。福临问木陈:“老和尚楷书曾学什么帖来?”
木陈说:“道忞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来又临夫子庙堂碑,一向由不能专心致志,故无成字在胸,往往落笔即点画走窜也。”福临说:“朕也临此二帖,怎么到得老和尚田地?”
木陈说:“皇上天纵之圣,自然不学而能。”
福临当堂挥毫展纸,先书一敬字,复连书数幅。然后问木陈:“此幅如何?”
木陈说:“此幅最佳,乞赐道忞。”
福临说:“朕字何足尚,崇祯帝字乃佳耳。”说罢,即命侍臣一并拿来,约有八九十幅。他说,朕极喜老和尚书法,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
足见,福临又精于书法。他“极喜老和尚书法”,这又和佛家结了“书缘”。
福临爱看戏曲、小说,尤好读《西厢记》。
有一天,福临考问木陈:“老和尚看《西厢》写得怎么样?”木陈说:“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故非诸词所逮也。”说罢,他又考问福临:“皇上曾经御览过《红拂记》否?”
福临说:“《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
你考我,我考你,双方都点中要害,考出了水平,更考出了各自的雅量和彼此的融洽。更妙的是,他们居然把《西厢记》妙词作为打斗禅机的“话头”。前面已说过,不再重复。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福临说的“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此话虽广为人知,但不知福临此悟正源于《西厢记》之“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也。也就是说,福临心中有佛,与佛结缘之后,已有出家的念头,只是机缘尚未成熟,而只得“于西厢待月”也,同时危机风暴也正向他袭来。
(四)有一天,福临与木陈对坐谈禅时,福临突然感叹说:“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着。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木陈忙安慰他说:“皇上夙世为僧,盖习气不忘耳。”(同上)福临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扑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呈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同上)木陈一听,觉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同时也感到这是不可能的,更怕担上引诱皇上出家的罪名,于是赶忙劝说:“剃发染衣,乃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诸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如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现身帝王,则此番召请耆老,光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同上)木陈的这番话,无非是说,出家之事,要诸缘具足,不能凭一时冲动。如只图清净无为,借此避世离俗,洁身自好,即使修行几劫,也不能成佛利民。何况诸佛菩萨变幻现身于世,也是为了保国护民。你今天请来诸多高僧弘法,就如诸佛菩萨幻现帝王之身来保国护民了,何必还要出家修行呢?你自图清净去了,谁来弘法呢?因此,请皇上万不可有出家的念头。
福临听后,也觉得老和尚说得有理,不再提出家的事了。而且,他俨然以诸佛菩萨罗汉转世自诩,更加虔诚地学佛弘法,护卫生民,保持国土。他不仅自己学佛入迷,而且也劝董妃学佛参禅。不久,董妃居然也“崇敬三宝,栖心禅学”了。皇宫内的太监、宫女和不少大臣,乃至皇太后也都学起佛来了。
按说,本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偏偏就发生了大问题。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年仅22岁的董妃突然死了。
两年前,董妃所生的皇四子夭折的阴影在福临的心中尚未彻底消除,而今他宠爱无比的董妃又突然死去,这对福临的打击委实太大了。
此事是否与政治有关,很难断定。
不过,就常情而论,也许含有这个因素。
福临崇佛成癖,闹着要出家的事,早已为满朝文武大臣所知,而且颇有微词,皇太后也不无担心。连福临的“玛法”汤若望也惊呼,说“皇帝已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也。
而最得皇帝器重、也最能影响皇帝的僧人,则莫过于木陈道忞。若不把此人从皇帝身边赶跑,势必将皇帝引入佛门……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十五,也就是董妃死去的两个多月之前,本与福临一向相处甚好的木陈,却突然提出要回南方去。
福临闻言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要突然离去。木陈只推说离开宗门已久,有些事务急待处理。福临也就不便强留,又想到“忞将别去,后会难期”,便亲书“敬佛”两个大字,赐与木陈,同时也要木陈留下墨宝。
木陈遵旨写大小楷数十幅留宫,走时又作诗呈上,诗曰:惜别君王重,多愁会晤难。
何由能缩地,长此共盘桓。
托意存千古,留思寄墨翰。
正虞风雨夕,未易等闲看。说是“留思寄墨翰”,其实他似乎受到某种政治压力,或者本能地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故言“正虞风雨夕,未易等闲看”,要君王不可等闲视之。
木陈走后,福临经常思念他,曾二次遣使存问,故有“方辞凤辇归岩窦,又报山亭接玉音”之说。《天童寺志》还载世祖福临赐木陈御书唐诗一幅,写的是岑参的《春梦》一诗。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这是董妃死后三个月的冬天写的,说明福临还“念念不忘美人枕上,不觉遂于老和尚发之”。虽然帝眷未衰,僧也念帝,但他们终归不能会晤,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把福临身边最有影响的木陈逼走,轮到下一个倒霉的自然是福临最宠爱的董妃了。因为她不但不劝皇上远离和尚,反而与福临同敬三宝,共迷禅机。于是,把木陈逼出京城的三个月之后,即这年的八月十九,董妃突然死了。说是“病”死,难保不是暗害。
看来有些反常,不合逻辑。因为,若要断绝福临被和尚包围、阻止他出家而采取“清君侧”的话,那么,这样做岂不反而把福临推向佛门了吗?因此,这无疑是十分愚蠢的举动。
但蠢人干蠢事的时候,非但不觉其蠢,反而自以为是。逼走其爱僧,害死其宠妃,谁还敢引诱皇上学佛、出家?就是皇上也要畏惧三分了。岂料,他们对福临的性格还未完全摸透,只知他多愁善感,素来胆小羸弱,最容易就范,扭曲自己,但哪知“龙性难撄”,喜怒无常。胆小的人,也有不胆小的时候。正如胆大者也有胆小的时候一样。
多愁善感者,也会暴跳如雷。
情感脆弱者,也会坚决果断。
从汤若望《回忆录》中不难看出,福临往往为一件小事情,竟会暴怒起来,看去如同发疯发狂的人一样。当郑成功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时,他完全失去镇静的态度,乃至想逃回关外。皇太后叱责他时,他反而狂暴地拔出他的宝剑,把御座劈成碎块。又宣称他要亲自出征,并命人贴出御驾亲征的布告,登时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直到第二天早晨,情绪才稳定下来。经汤若望劝说后,他又转忧为喜了。
董妃死时,福临更加暴跳如雷,气得发狂,又嚎啕大哭,痛不欲生,乃至寻死觅活,什么都不顾了,只嚷着要去死。太监们不得不昼夜守护着他,以免皇上自杀。
自杀不成,又将三十名太监与宫中女官,悉行赐死,为董妃殉葬。又令全国服丧,为董妃致哀。还固执地坚持以佛家仪式,将董妃荼毗火化,大开道场,举国哀悼。最后宣布,他已万念俱灰,准备出家当和尚去。
(五)福临非常清楚,有人一直反对他娶弟媳董氏为妃,更反对董妃夫唱妇随,跟着他“崇敬三宝,栖心禅学”。因此,董妃死后,他就与反对者对着干,偏要按照佛家仪式,大办道场,荼毗火化。
道场设在景山,由茆溪森一手操办。据茆溪森回忆说:景山启建大道场,忏坛、金刚坛、梵网坛、华严坛、水陆坛,一百八员僧,日里铙钹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厨房库房,香灯净洁,大小官员,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脚乱,念兹在兹,至恭至敬,耑申供养董皇后,呵呵!茆溪森则随例唱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然后抛拂子下座。
由此可见,景山道场之火爆与隆重,实属罕见。至于三七后的火化场面,则更为惊心动魄。福临同样亲临现场,命司吏院为董皇后收灵骨,然后又谟迎董皇后神主回宫。
点火时,由茆溪森秉苣说偈:“出门须审细,不比在家时。火里翻身转,诸佛不能知”。说罢,便投火苣。登时火焰升腾,青烟直上,毕剥作响,光焰飞舞。
生命,在火里翻转,消失。
生命,在涅槃中又获得新生。
追悼死者。也是为了生者。
福临对董后的追悼,实际上也是他的一种自我拯救。
他不屈服于命运对自己的安排,也不甘心于别人对自己的摆布。他强烈而固执地企盼能回归自我。
于是,福临毅然决定:脱去龙袍,削发出家!他把茆溪森召进承乾宫,明白无误地对他说:大师兄,为我净发吧!茆溪,名行森,字慈翁,俗姓黎,广东人。他27岁时出家,先参雪峤信,信许入室。后参玉林,即命居首座,成为他的大弟子。玉林奉召进京后,福临又召茆溪森入京,后就留在京都。皇上叫他做啥,他就做啥。但这次皇上要他为自己剃发时,他却些下不了手,只呆呆地看着皇上,看去样子有些滑稽。
福临火了,喝道:“叫你剃,你就得剃!难道你敢抗旨不成?”
茆溪森结结巴巴地说:“小僧不敢,小僧不敢,只是有些怕、怕……”
福临说:“怕什么?出了问题,一切有朕,与你无关。剃吧!”,茆溪森这才抖抖地为皇上净发。不一会儿,福临的一头青丝乌发,纷纷落地,随风飘舞。茆溪森剃罢一看,忍俊不禁,噗地一声笑了,说:“皇上,你现在也同小僧一样,成秃头啦!”
福临说,既然与师兄一样,又何来皇上呢?皇上是皇上,我是我。我叫行痴,是秃驴!于是,二人大笑不止。秃驴之声,不绝于耳。承乾宫里,第一次充满了怪异的欢声笑语。
然而,皇太后的寝宫里却像炸了油锅一样,一片惊呼,一片呐喊。
皇上净发啦!皇上出家啦!这惊呼之声,登时震动了皇宫,震撼了紫禁城。王公大臣,奔走呼叫;后宫姻党,纷纷跑动;皇太后立即出马叱责;汤若望出面劝解。
最后,又火速召来玉林通琇。因为,大祸是由他的大弟子茆溪森闯下的。解铃还须系铃人,非要他把此事摆平不可。否则玉林通琇也感到徒弟闯了大祸,弄不好还会祸及宗门,自己更脱不了干系。于是,马不停蹄地跑到京城,一见到茆溪森就怒火中烧,骂他胆大妄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还了得。当即喝令众弟子,把茆溪森捆起来,一面又令人准备干柴薪火,要活活烧死他。
皇太后说:“你烧死这个蠢驴,难道就能解决皇上的出家问题吗?”
玉林说:“皇太后息怒,老衲自有办法,让皇上回心转意。”
皇太后忙问他有什么办法。
玉林说:“老衲深知皇上的为人,到时太后便知分晓。”说罢,叫人将茆溪森押赴刑场,等候命令,时候一到,点火焚烧。安排好后,他便静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不知过了多久,还不见动静,执刑者不得不催问,究竟何时动手?
玉林说,慌什么,让他再多活些时辰不好吗?又说,再等一等。
终于,等来了一道急谕,说只要将茆和尚当场无罪开释,朕即蓄发留俗。
至此,一出皇帝出家的闹剧,终于告一段落。
茆溪森后来临死时作有一偈,说: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
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一场好笑。尽管写得诗不像诗,偈不像偈,但他毕竟说了实话。这就是一直被一些人隐瞒、窜改的“大清国里度天子”的这一史实。一个“度”字,活脱脱地道出了福临曾有净发出家举动的历史真象。“总是一场好笑”一语,正好为福临出家未果作了绝妙的注释。但这出闹剧并未落下大幕,最精彩的高潮还在后面。
福临生平性躁,感情脆弱,处事极不冷静,临事又缺乏主见。这样,既容易轻率行事,又容易轻率变卦,乃至扭曲自己。因此,他在临危之时,即以“蓄发”为条件,要对方无罪释放茆溪森,以此平息这场风波。
但他的出家之事,并未因此而了结,只不过暂时缓和一下而已。这年十月二十八,福临把茆溪森打发走了,要他仍回杭州住持圆照寺,并赐书“圆照禅寺”额,茆溪森平安地返回了杭州。他的师父玉林,则被皇太后挽留在北京。
这时的福临似乎正处于伤感、尴尬与无奈的困顿之中。茆溪森离京前的十月十五,他在西苑万善殿召见了玉林。
二人相见,场面颇为滑稽,也很尴尬。
福临仍称玉林为“师父”,玉林也只好随喜称他为“行痴”。然后,再一细观,皇上虽然已经蓄发了,但仍然是一个光头模样。因此,一时忍俊不禁,指着他的光头说:“皇上,你可真是‘行痴’啊!”
福临也点着他的光头说:“同你一样,朕已成了‘秃驴’。”
一个光头和尚。
一个光头皇帝。
相对戏言,又“相视而笑”,真可谓“一场好笑”。不过,福临之笑。大抵是出家心愿难成,自我失落的“苦笑”;玉林之笑,也许是劝阻成功,稳操胜券的“喜笑”,兼以“谀笑”而已。
就在这种“相视而笑”的气氛中,福临又旧话重提,坦露心迹。他说:“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玉林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同上)说来说去,还是劝他“永作国王帝主”。这样,对弘法、利民和护国都有好处。特别是能“安圣母之心”,避免很多麻烦,自己也减少很多烦恼。也就是明确暗示他,你身为一国之君,要想出家为僧,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阻力很大,难以突破。
因此,福临听后,“欣然”接受。但他心愿未了,总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
因此,他改变了方式。这就是自己出家不成,找别人替自己去出家。此叫“替身”,许多皇帝皇后,都曾采用过这种方式。
于是,福临特命他的贴身太监吴良辅作他的“替身”,代他去悯忠寺出家为僧。同时,又特令寺内建造戒坛,准备隆重举行出家仪式。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福临驾临悯忠寺,观看了吴良辅的祝发仪式。
吴良辅当然只有点头的份,那敢说半个不字,只得乖乖地剃发出家当和尚。当然,能给皇帝作“替身”,也是一份荣耀。不过,他也明白,皇上出家未果,心头正窝着一肚子火,但又不好向反对者发泄,只好借他这个“替身”来出气散火。
但对福临而言,这不啻是一种抗争、一种示威,自然也是一种补偿,一种妥协。反对者一方,也只好默认了。只要皇上不脱下龙袍而执意换上袈裟的话,什么问题都好办。
事实上,福临在寻找“替身”之前的一个月,即顺治十七年(1660)的十二月初八,就作了一次成功的试探:他命玉林选派1500名僧众,在阜城门外的慈寿寺,为他举行“菩萨戒”。
他认为,自己纵然不能如愿出家修行,但学佛之心不变,初衷不改,仍然坚持要“行菩萨道”。既要行菩萨道,就要受菩萨戒,也就是要取得菩萨的身分。
这种菩萨身分,既可在七众之中,也可在七众之外。也就是在家也可,出家也可,比较自由,二者可兼。因此,在家的居士、信徒,都可以受菩萨戒。
玉林认为这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既满足皇上出家不成,非做菩萨不可的愿望,又可照样当他的皇帝,何乐而不为?因此,他当即照办,为皇上授了菩萨戒,正式承认当他的“师父”。视之为徒。皇太后对此也无话可说。
但福临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个月以后,他又更进一步提出,要玉林安排他去五台山朝佛进香。玉林一听,不免紧张起来,心想:皇上出家之心未泯。分明是想借此脱离红尘,隐入清凉世界。但旋即又想,既已猜破你的心事,就不愁对付不了你。
因此,他便对福临说,皇上想亲自体验一下超凡入圣的意境,这也未尝不可。何况君王朝庙游山,也是美事一桩,善事一件,功德无量呀!不过,御驾出动,路途遥远,非一时能安排就绪,还望皇上慈悲,容老衲筹措一下。这分明是搪塞。
因此,福临见他说得在情在理,也就依他所奏,只说“速去办来”。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福临急盼五台之行能早日实现之时,一场灭顶之灾,突然从天而降。
这对大清朝说来,并不亚于福临闹着要出家时的那种重大打击。这种冲击波,一下便震撼了大清王朝。
清初诗人吴伟业在《清凉山赞佛》诗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又云: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所谓“千里草”,即指董妃;“双成”,则系用《汉武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故事。于是遂有福临因董妃的缘故而遁入空门之说。
再兼康熙帝奉母后之命,曾五次行幸五台山,遂有福临出家五台之传闻。吴伟业也曾描述“预从最高峰,洒扫七佛坛”,还说“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人们便以为福临出家五台山,并与儿子康熙帝会晤过。金庸在小说中,则更为明白地写了顺治帝出家五台,后康熙帝派韦小宝去侍奉老皇帝的情节。
其实,这都是诗人、小说家之言,是信不得的。福临根本没有去五台山出家,或者说还来不及去五台山隐居。就在董妃死后,受菩萨戒和找替身之前的这段日子里,他始终处于郁郁寡欢之中。从这年冬天他赐予木陈的御书唐诗中,完全可以窥视出他当时的心境。就是一方面念念不忘他与董妃的“枕上之欢”;一方面又感到人去楼空、人生如梦的空虚与惆怅。再加上心愿难成,自我扭曲,便越发烦闷。在此心情之下,这位多情天子,似乎又故态萌发,外出寻欢。不幸染病在身,史称“天花”、痘病。更不幸的是,病情急转直下,很快病入膏肓。
次年(1661)正月初七,福临就“痘崩”了。五台之行,也就未能如愿以偿。他只好带着遗憾与伤感,离开了人间。
但就在弥留之际,他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
首先,他对国事作了安排,指定玄烨为继承人,又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因为玄烨此时才8岁,需要能臣辅政。这种安排,不可谓不细。
最后,他对后事也作了明确交待,按佛家仪式处理遗体——荼毗火化!火化并不是佛家的专利,塞外也有火葬风俗,清太宗就是火化的。但此毕竟出于风俗,并非出于佛教荼毗仪式。
福临诏令死后荼毗,则更含深意。
他想像释迦那样“舍王宫而成正觉”,如达摩那样“舍国位而为禅祖”,却事与愿违,终难实现。虽然有替身代己出家,自己也受了菩萨戒,但他并不满足做挂名和尚,更不满意屡屡与他作对、使他心愿难成的那些人。
因此,直到临死时,他不得不作最后一次抗争,毅然宣布,荼毗涅槃。这就意味着:生不作和尚,死也为僧人!这是他的生命呐喊。
这是他的自我完成。
最后,他从一次次的失落中,终于找回了他的失落之我,完成了生命的一次飞跃。
火化的场面是壮观的。
荼毗的气氛是庄严的。
秉炬点火者,是死者生前的大师兄茆溪森。荼毗的地点设在景山寿皇殿。
火化的时间,是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七。
点火时辰已到,茆溪森便高高地举起火炬,琅琅唱道:“寿椿殿上话别时,言犹在耳。行大机,显大用,随宜说法,雷轰电掣,这是皇上生平性躁处,千圣万贤不能窥于万一”。说到这里,他环顾左右的人,问道:“大众见么,容颜甚奇妙,光明遍十方,即今在你诸人顶门,开无上甚深微妙正法眼藏,汝等勿得错过。将来个个盖天盖地,续佛慧命,受用无尽。”说得真妙。
这种类似祭文的说词,不但赞其好,而且也指出死者的不足,说他“雷轰电掣,这是皇上生平性躁处”,当然也是一种“大机大用”。
这正是福临的性格特征,也可说是造成他一生悲剧的一个原因,是他性格的一个闪光点。
茆溪森勇敢地揭示出来了,幸好康熙帝、雍正帝后来不曾发现,否则“大师兄”危矣。这都是题外之话。
且说茆溪森又回过头来,谛视死者良久,这才秉炬说偈:释迦涅檠,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又问“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
说罢,投火燃薪,登时梓宫璀璨,烈焰腾空,一股青烟,直上云霄。
人们仰头一看,冥冥中仿佛觉得,年仅24岁的一代君王,生前没有出家为僧,死后终于如愿以偿,脱离了红尘,进入了冥冥世界。
也许有人会说,他太“痴”了,放着皇帝不当,却偏要闹着去过冷冷清清的修道生活。
但人各有志,境界不尽相同,各有各的信念,各有各的选择,又何必非要强求一律呢?人生百态,三教九流,俯仰自得,各有乐趣,丰富多彩,这才是社会人生的画面。
福临,我不称他为“顺治帝”,是因为我把他当成“人”来看待。在清朝的十个皇帝中,他不愧是个“名人”,故为之作一小传。
我尊重他的选择,只是祝“行痴”升入天国,回归宁静,获得清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