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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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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不让性情碍大事
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
——曾国藩
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能蔑视它，也不可能蔑视得了，但要有一定距离，如果听之任之，也会误大事的。曾国藩承继儒家修身功夫中的内敛性，对男女欢爱之情也严加控制。他曾说自己早年有三大“恶习”，发誓一一戒之。第三个“恶习”即是戒房闼不敬。
房闼指闺房，不敬指欠缺礼貌、不够谨慎。《礼记》曰：人与禽兽之分就在于知礼不知礼这一点上。所以，依照以礼为核心的儒学理念，即便是夫妻之间，白日发情也不属人之常情，当列禽兽所为。曾国藩用楷书写的《日课册》中谈及夫妇和睦相处的问题，还自白了早上、中午情欲发作、难以控制等事。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压抑情欲的精神态度，更确切地说我们欲以从政治和性爱的角度来看抑制自我的精神态度。
初四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早起，读（《易经》）震卦，无所得。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真禽兽矣：
初八日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干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腼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
政治与性爱历来是相通的。政治以理性的强制力为后盾作用于人；而性爱以性冲动为推动力影响人。中国的政治贯彻着教化原理。所谓教化，就是文化上的能人、即通晓古典的人教导普通大众。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道德上也进行统治。
这种中国政治实质上是性爱世界的缩影。男人是统治者，女人是被统治的。按君子之道要求，妻子应服侍丈夫，只配当丈夫情欲发泄的对象。夫妻原则上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不是对等的人格关系。女人和小人位于君子之道的极点。女人的感情充其量也只是在“不逊”或“怨”的层次上得以表露。在政治的层面上，普通大众的主体性、道德性被否定，大众只是被统治的“物”。在这个意义上，性爱世界里的女人其人格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女人只是被征服的对象。《仪礼·丧服篇》中说：“夫者妻之天也。”也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暴力主体。因此，可以说从外表上看，儒学简直是一个性虐待的世界。
弗洛伊德曾指出文化是快乐主义的抑制者。同理，儒学正是尽可能地压抑本能，收敛性欲激情的文化体系：当然，组织、文明等等都是压抑人的本能的机器。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一般现象，并非中国的特殊现象。但儒学式的审美意识，把性爱看成可耻的、不可见人的、动物的东西加以否定。它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礼”所象征的审美观。也只有知“礼”的士君子才能拥有政治地位。下面的一节日记（1841年11月16日）明白无误地表现了性爱与政治的相通性。
归房闼大不敬，成一大恶。细思新民之事，实从此起，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此之不谨何以谓之力行。
这里男女、夫妻的问题是套在政治问题里加以对待的。而负有指导人民迎新去旧职责的君子，连自己的性欲都控制不住的话，成何体统？修身齐家的人应当是治国平天下的人，而作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若在修身齐家的阶段就败退下来，那还像话吗？君子所具有的律己主义与政治志向是中国式的代表制、选举制的特殊所在。这一天，曾国藩体会到了自己的性冲动。这一天，也正是他立“三戒”的日子。戒烟、戒妄言、戒房闼不敬这三条的顺序按一般的做法应当是倒过来的。
立誓言才一个月，他就犯错误了。12月19日的日圮写道：晏起，绝无警惧之意矣！一早悠忽。饭后，读史十叶。房闼又不敬：前誓有三戒，今忘之耶？既写日课册，于此等大过，尚不改，其他更复何说？甘心为禽兽，尚敢厚颜与正人君子往还耶？
显然，他充满了自责的心情。这天晚上，他做完日记，又接着给胞弟们写信谈了学习的方法、克己的动态，以及在京讲学的现状。全信长达三千六百字，一直写到天亮。其中还附上了一份达十三条之多的“课程表”。这十三条是：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写日记。七、日知其所亡。八、月忘无所能。九、谨言。十、养气。十一、保身。十二、作字。十三、夜不出门。而且，每项都附加简短的说明，比如写日记条项加注：“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读书不二的条项附加：“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早起条里加：“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等等，写完信之后，又追加了日记，言：“恨自己无实学，教弟虽多言，但不要领也。”日记和家信流露出了欲以成就君子的坚强意志与自我不满的矛盾、不安的心态。
正如上述所示，日课册展示了赤裸裸的自己。而且他还把册子交给在京讲学的亲友们传阅，以期收到监督的效用。
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位极大臣，但他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曾国藩
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能蔑视它，也不可能蔑视得了，但要有一定距离，如果听之任之，也会误大事的。曾国藩承继儒家修身功夫中的内敛性，对男女欢爱之情也严加控制。他曾说自己早年有三大“恶习”，发誓一一戒之。第三个“恶习”即是戒房闼不敬。
房闼指闺房，不敬指欠缺礼貌、不够谨慎。《礼记》曰：人与禽兽之分就在于知礼不知礼这一点上。所以，依照以礼为核心的儒学理念，即便是夫妻之间，白日发情也不属人之常情，当列禽兽所为。曾国藩用楷书写的《日课册》中谈及夫妇和睦相处的问题，还自白了早上、中午情欲发作、难以控制等事。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压抑情欲的精神态度，更确切地说我们欲以从政治和性爱的角度来看抑制自我的精神态度。
初四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早起，读（《易经》）震卦，无所得。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真禽兽矣：
初八日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干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腼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
政治与性爱历来是相通的。政治以理性的强制力为后盾作用于人；而性爱以性冲动为推动力影响人。中国的政治贯彻着教化原理。所谓教化，就是文化上的能人、即通晓古典的人教导普通大众。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道德上也进行统治。
这种中国政治实质上是性爱世界的缩影。男人是统治者，女人是被统治的。按君子之道要求，妻子应服侍丈夫，只配当丈夫情欲发泄的对象。夫妻原则上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不是对等的人格关系。女人和小人位于君子之道的极点。女人的感情充其量也只是在“不逊”或“怨”的层次上得以表露。在政治的层面上，普通大众的主体性、道德性被否定，大众只是被统治的“物”。在这个意义上，性爱世界里的女人其人格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女人只是被征服的对象。《仪礼·丧服篇》中说：“夫者妻之天也。”也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暴力主体。因此，可以说从外表上看，儒学简直是一个性虐待的世界。
弗洛伊德曾指出文化是快乐主义的抑制者。同理，儒学正是尽可能地压抑本能，收敛性欲激情的文化体系：当然，组织、文明等等都是压抑人的本能的机器。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一般现象，并非中国的特殊现象。但儒学式的审美意识，把性爱看成可耻的、不可见人的、动物的东西加以否定。它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礼”所象征的审美观。也只有知“礼”的士君子才能拥有政治地位。下面的一节日记（1841年11月16日）明白无误地表现了性爱与政治的相通性。
归房闼大不敬，成一大恶。细思新民之事，实从此起，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此之不谨何以谓之力行。
这里男女、夫妻的问题是套在政治问题里加以对待的。而负有指导人民迎新去旧职责的君子，连自己的性欲都控制不住的话，成何体统？修身齐家的人应当是治国平天下的人，而作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若在修身齐家的阶段就败退下来，那还像话吗？君子所具有的律己主义与政治志向是中国式的代表制、选举制的特殊所在。这一天，曾国藩体会到了自己的性冲动。这一天，也正是他立“三戒”的日子。戒烟、戒妄言、戒房闼不敬这三条的顺序按一般的做法应当是倒过来的。
立誓言才一个月，他就犯错误了。12月19日的日圮写道：晏起，绝无警惧之意矣！一早悠忽。饭后，读史十叶。房闼又不敬：前誓有三戒，今忘之耶？既写日课册，于此等大过，尚不改，其他更复何说？甘心为禽兽，尚敢厚颜与正人君子往还耶？
显然，他充满了自责的心情。这天晚上，他做完日记，又接着给胞弟们写信谈了学习的方法、克己的动态，以及在京讲学的现状。全信长达三千六百字，一直写到天亮。其中还附上了一份达十三条之多的“课程表”。这十三条是：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写日记。七、日知其所亡。八、月忘无所能。九、谨言。十、养气。十一、保身。十二、作字。十三、夜不出门。而且，每项都附加简短的说明，比如写日记条项加注：“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读书不二的条项附加：“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早起条里加：“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等等，写完信之后，又追加了日记，言：“恨自己无实学，教弟虽多言，但不要领也。”日记和家信流露出了欲以成就君子的坚强意志与自我不满的矛盾、不安的心态。
正如上述所示，日课册展示了赤裸裸的自己。而且他还把册子交给在京讲学的亲友们传阅，以期收到监督的效用。
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位极大臣，但他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