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论——做人做事做官

第七节 在极难之境能坚守观变

　　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曾国藩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日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同治五年，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度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放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困难时不能停下来，“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他透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曾国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脱牙和血吞的时间很长，次数也很多，但在江西为最。

　　曾国藩以空头侍郎衔领兵，过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于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乡属于一流，所以，做事还是顺一些。到江西后，只有依赖江西接济饷需。而江西巡抚陈启迈虽与骆秉璋同样缺乏才干，但气度方面则远不及骆，甚至刚愎自用。曾国藩又一如往日，遇事径行，不免干预省内行政。这样，两人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如曾国藩所说：陈遇事“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陈甚至不经过曾，径自指挥调遣罗泽南等军；且朝令夕改，使人无所适从。巡抚如此，其下各级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处处与湘军为难，“部将官至三四品者，每为州县扑责”。曾国藩劝捐，“所给印收，州县辄指为伪。拘讯捐户”。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除了尽可能迫使陈启迈多供军饷，如奏准动支江西漕折银外，又多方联络本省士绅，如委任刘于浔办江西水师，黄赞汤主持全省捐输。黄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为全省士绅首领，陈启迈对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让，而黄则一心依靠湘军保护家乡安全，也竭力相助湘军。至十月底止，劝捐多至八九十万两，实际支用亦达六十余万两。曾利用这些款赶造船舰，招补水勇，很快就使内河水师成为一支拥众三干多，船舰二百余艘的大舰队。此外，还在江西募平江勇四千余人，其中三千由李元度统带，其余一千多人属江西省军。由前德安知县刘希洛管带。再加上塔齐布、罗泽南两军八千五百人，在江西的湘军就多达一万六千多人。

　　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暗中搜集陈启迈材料，并于六月专折奏参。文俊接任巡抚后，紧张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然矛盾丛生，曾国藩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善。与曾积怨甚多的王鑫也说：“涤帅遭际若是，真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仍是饷项一节耳。”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景况，问题在只有军权，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抚统辖地方之权去筹饷。正如曾国藩所说：“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也陷于明知被动，而又无法摆脱的困境中。

　　二月中旬，咸丰帝两次令曾国藩回援武汉，甚至令曾自己领军赴援。曾国藩回奏：“论天下之大势，则武昌据金陵上游，为古来必争之地；论行兵之常道，则上下皆贼，而臣军坐困于中段，亦非万全之策。”同时，客观上大举西援，与太平军争夺武汉，困难甚多。因为这势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军西上；那九江、湖口太平军不全力西进两湖，就会南下江西腹地；且军饷不足，江西不能筹给开拔费，湖北胡林翼军欠饷甚多，无力再供给西援军。因此，他认为“与其千里驰逐以饷匮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队哗变，不如株守江西，徐图改变局势。

　　塔齐布的死亡，使曾国藩一时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湘军第一支劲旅塔齐布军从此离心离德，锐气大减。内湖水师的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在遭到这一连串打击之后，曾国藩又面临新的难题。七月中，收复义宁后，罗泽南又上书曾国藩力主进援湖北，争夺武汉，并以此自任。他如此积极，固然是从战争全局着眼，但也希望摆脱江西困境，为自己谋取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在这之前，继胡林翼之后，骆秉璋也奏调罗军援鄂。这对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巨大压力。当时曾国藩直辖只有塔、萧、罗、李四军，前两军已大非昔比，战斗力锐减；李元度军新建，未经大战，战斗力不强，只有罗泽南军正在旺盛时期。这样，罗军西调，就会使曾国藩因失去惟一劲旅而处境更加困难。如坚不允调，则不仅武汉收复无期，湖北战局好转渺茫，甚至会危及湖南；且将使骆、胡耿耿于怀，大拂罗的兴头，从而导致内部矛盾加剧。两相权衡之后，曾国藩终于忍痛令罗泽南军八月西援，并增派原塔齐布军彭三元、普承尧两营随行。主力部队五千人西行后，曾国藩再也无力进行扭转被动局面的尝试，只能坚守观变，处境更加艰难。

　　立世大智慧

　　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自己就打败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