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论——做人做事做官

第五节 成就大事，须宏阔、细微兼有

　　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

　　曾国藩善于体察人情世故，他认为人常有两种积习：或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其实是瞽者，即看不到方向的人。还有一种人整日陷于琐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的处世韬略。没有远大的目标，就会迷失方向，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曾说：“古代能办成大事的人有二条，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交待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具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性，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赏给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是喜爱和重视。弟一定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综合治理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宜大，弟也是讲求要达到的。但讲究阔大的人最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等级不乱，可以长久，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的了。”

　　就军事来说，军事计划最好是规模远大；整理军营内务最好是综理细密。不但要从“大处着眼”，还必须从“小处下手”。他曾经说治军应当“认真对待小事”，意义就在这里。他还说：“治军必须脚踏实地，注意小事，才可以每日有功。”

　　在给吴竹如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近年在军队里的经验多了，更知道天下的事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强调说：‘首先立下大志向的人’，如果不辅之以朱子所说的‘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梢就会完全没有把握。所以，曾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的说教，专在粗浅纤悉处下功夫。虽然遵守这一条不会取得大的功效，但从自己钝拙考虑，那么，还像遵守约法那样去做。”

　　曾国藩在军事调度方面，常从大处着眼。他对于军事计划，虽然讲究规模远大，但仍然以稳妥可行为主，不致于流入散漫的那一路货色。如他在给左宗棠的回信中说：“我们凡是进行军事调度，都要考虑我们的力量够不够，同时，也要考虑我们的智慧够不够。”

　　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对于大的调度，在危急的情况下，特别要注意保住全军的士气为主。孤军无援，粮食和物资都供应不上，奔波疲惫，都会造成散乱，这是必然导致失败的道理。”

　　正因为曾国藩“规模远大”，他率先设立水师，并坚守长江中游，与太平军打阵地战，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也正因为如此，他敢于拒圣旨，不派鲍超入援京师，因为鲍军一撤，对太平军的多年持久战可能流于失败。这些都是大的方面。从综理密微而言，曾国藩做得更多，幕僚们赞叹他细微，任何小事都瞒不过他。

　　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也即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做起，这一点对毛泽东影响颇大。

　　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话：“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不得矣。”这段话，便出自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是：“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从《讲堂录》中，又可以看到曾国藩著述对青年毛泽东的强烈影响，这又集中体现在曾国藩的务实学风和思想修养方面，足以引起毛泽东的追慕和效法。例如，《讲堂录》有“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接着便又记有：“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这后面的“真精神”很可能就是毛泽东对曾国藩“厚实”两义的概括，并且，是足可效法的务实精神。这种务实精神，也是随后毛泽东踏着人生实际说话，和五四时期接受胡适研究具体问题的主张而试图成立“问题研究会”的思想基础。

　　立世大智慧

　　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也即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事做起，常从大处着眼。虽然讲究规模远大，但仍然以稳妥可行为主，不致于流入散漫的那一路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