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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
修身养性以少恼怒为本，办事以能够得欢心为本。
——曾国藩
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以气度。
1863年3月9日曾国藩在给他的九弟的信中说：
肝气来时，不仅不能心和气平，而且丝毫无所恐惧，确有这种情况。别说你处于盛年这样，就是我逐渐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制的时候。但应强迫自己抑制，制住怒气，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小能过此两关，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不让他过盛。降龙养心，伏虎养肝。古圣贤所讲的去欲，就是降龙；所讲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不让我们的欲望戕害我们的身体，性命罢了。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能少。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在他的弟弟处于危难的时候，曾国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强以勉励。他在1864年5月25日《致沅弟》信中说：
在我的中庭有八块堂匾，它的跋中说：修身养性以少恼怒为本，办事以能够得欢心为本。弟积劳成疾，应当特别注意少恼怒。纪泽对待你像侍候父亲那样，你应当感到特别高兴才是。
数日后曾国藩再次给其弟国荃写信：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时来信，对我初四日所谈苏州、上海整顿粮饷一事，分析规划得非常详细明白，高谈阔论，可慰可敬。弟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弟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用这种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出愤怒和激动。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就可以了。
曾国藩的倔强，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四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
当曾国藩的弟弟也面临着他那样最需要倔强的时候，他及时地送去了，他说：
“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做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国藩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揉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展；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已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立世大智慧
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曾国藩
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以气度。
1863年3月9日曾国藩在给他的九弟的信中说：
肝气来时，不仅不能心和气平，而且丝毫无所恐惧，确有这种情况。别说你处于盛年这样，就是我逐渐衰老，也常有肝火不可遏制的时候。但应强迫自己抑制，制住怒气，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小能过此两关，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不让他过盛。降龙养心，伏虎养肝。古圣贤所讲的去欲，就是降龙；所讲的戒怒，就是伏虎。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不让我们的欲望戕害我们的身体，性命罢了。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能少。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在他的弟弟处于危难的时候，曾国藩又以去忿欲和存倔强以勉励。他在1864年5月25日《致沅弟》信中说：
在我的中庭有八块堂匾，它的跋中说：修身养性以少恼怒为本，办事以能够得欢心为本。弟积劳成疾，应当特别注意少恼怒。纪泽对待你像侍候父亲那样，你应当感到特别高兴才是。
数日后曾国藩再次给其弟国荃写信：
初十日接到你初七日申时来信，对我初四日所谈苏州、上海整顿粮饷一事，分析规划得非常详细明白，高谈阔论，可慰可敬。弟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弟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用这种看法推知弟的道德和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大致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出愤怒和激动。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就可以了。
曾国藩的倔强，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四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
当曾国藩的弟弟也面临着他那样最需要倔强的时候，他及时地送去了，他说：
“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做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国藩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揉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展；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已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立世大智慧
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都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