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航线——抗战中国的一条生命通道

第二十二章 中美“大对撞”

　　“火锅”事件

　　“驼峰航线”是四十年代世界闻名的航线，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困难、最危险的航线，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的开辟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航线从四川重庆、宜宾、泸州及昆明出发直飞印度东北边境西南的汀江机场。航线跨越重重高山峻岭、峡谷深涧，山峰起伏连绵有如骆驼的峰脊，沿途有著名的喜马拉雅山山脉、高黎贡山脉、横断山脉。山高一般都在4500-5500米上下，河流有布拉马普特拉河、恩梅开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

　　航线经常是恶劣的坏天气，在雨季就经常下雨，空中能见度几乎是零，在汀江附近的切拉朋齐是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地方（年降雨量达到26461毫米）。雨季过后就是长达几个月的雷雨季节，有多变的上升、下降气流和强劲的季节风。雨后就是严重的结冰，经常是整个飞机都被包住，强劲的逆风有时达到每小时150公里以上。即使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也不能完全保证飞行安全。

　　……还有飞机性能限制，在这条航线上，往往爬升不到超过山峰的高度，只能在山谷里穿行。在四十年代，DC-3、C-47、C-53型运输机，升限只能达到5000米左右，全载重、载客时，只能在3000-4000米高度飞行。

　　驼峰航线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险情，但飞行员们为了抗日战争，不管白天黑夜还是拼命地飞，有时简直太紧张了。

　　本文审校：潘国定、黄乃一、裴凯，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家科普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肯定是作者为了“保险”起见，在小心翼翼地叙述了驼峰航线的简单概况后，把著名飞行师都拉扯进来当“审校”。

　　白纸黑字，“驼峰航线”写完了，可这条航线是谁组织的、怎么开辟的、都是什么人在飞、飞它干什么，都没有交待。

　　当历史小心翼翼地揭开罩在身上多年的面纱、小心翼翼地还原其本来面目时，我可以说，即便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中美联手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驼峰航线上飞越最紧张之时，中美间的冲突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目录索引，调出有关中国航空公司在抗战时期的文件档案，从航线开辟定夺到飞行任务制定，从文档函件、电报文稿到向“泛美”总部求援的航空零部件，直至物资装箱货单，全是由英文书写的。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由羞羞答答的暗中支持、同情中国人民到完全和中国绑在一起战斗，就在还没有飞越和即将飞越“驼峰”之时，交通部有人对中航的泛“英文”提出异议，认为有损“国格”。

　　中国的事情历来都是“失节”为大，哪怕是多大的事情也要冠以“爱国主义”、“民族骄傲”、“扬我国威”，“壮我国势”，面对众怒，在“爱国主义”大旗感召下，交通部曾严令中国航空公司：货单、舱单和定货单，一律要用汉语书写。

　　对此，邦德曾向中航总经理王承黻及顶头上司交通部提出异议，王承黻也知道事情远不是变换个中英文这样简单，但毫无办法，从上到下，大小官员们的口径如出一辙，都是义正词严地回答：有损国威、国格的事情，中国绝不让步！有人说得更严重，爱国的热血青年不答应！

　　以邦德为代表的美方拗不过，也只能如此。

　　恰好，公司待修的DC-3急需要六个汽缸，这个东西国内肯定找不到，必须从美国进口。用汉语写成的配件单由中航报到“泛美”总公司采购部。

　　一个月后，漂洋越海的轮船在加尔各答卸下的一批货物中，有六只大火锅格外引人注目。据说，当时连在码头装卸货物的印度工人都对中航办事处的人说，你们国家打仗那么吃紧，还要从美国进口这么多的火锅！

　　据说，进口“火锅”这件事情把王承黻都弄得一头雾水。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吃火锅，重庆是最有名的，运送《租借法案》分配的物资吨位这么紧张，是谁为了讨这点口福，竟然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从美国这么远的地方往回运这个，这，究竟是谁干的？胆子也真是太大了！

　　难道又是那个孔大小姐，她连木瓜都敢通过“驼峰”往回运，还在乎几个火锅！

　　等到查明真相后，令人啼笑皆非。

　　虚无的民族主义导致货单的改写，中译英的错误直接造成飘洋过海抵达的大火锅，自从“火锅”事件后，再没人命令中航必须使用汉文指挥、调度这件事情了。

　　美国人——纸老虎？

　　不管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是怎样一败涂地，但有一点必须承认，那是由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组成的一支团队。

　　而鲜明的个性，总会出现激情的创造。

　　据云铎老人回忆，和老成持重、道貌岸然、不露声色的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实在是好打交道得很。

　　“当年在加尔各答，经常打交道的，是美方苏瑟兰德少校。那少校心直口快、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三言两语、快速成交，那个苏瑟兰德，动辄就说，给你一张机票吧，你去美国一趟，一切就可解决。那美国，隔着几个大洋，那么远，又是战争年代，走一次那么容易，那个苏瑟兰德说得跟玩似的。和他们打交道，只要是单一的，都好说话。飞机降在要么是美国人的机场、要么是英国人的机场，只要一落地，都会有人来帮助你，加油、加水，吃饭，基本是有求必应、有难必帮，跟现在的110似的。就怕落在既有英国人又有美国人的地方，谁都不出来帮你。你以为，他们是盟国，就好啊，才不是呐，互相看不上。”

　　老人是这样讲给我的。

　　郑平老人也说过一件事情。

　　1944年6月16日，河南新乡，上午8点，正在医院里养伤的国军78军上校作战科长郑平突然被空中传来的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惊动，在厮杀的战场上出现飞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今天这声音有些特别。

　　在护士的搀扶下，上校走出门外，一架从没见过的大型飞机擦着树梢，眨眼之间就落到了旁边的机场上。

　　“来了这么大的一架飞机，快去看——”居住在机场周围的乡民们洪水般地往机场涌去，郑平也夹在人流中，一拐一瘸地走向机场。

　　近了，越来越近，当郑平走到跑道旁时，一架巨大的飞机出现在眼前。在部队，郑平虽然经常和空军打交道，但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从地面到垂直尾翼，足有三四层楼房那么高，左右各伸出两只长长的翅膀下面，竟然吊着四副螺旋桨，再看机身上下左右的炮塔，都伸出长长的枪管，机身上42-6293几个数字在阳光下烁烁闪亮……

　　此时，巨大的飞机静静地停放在那里，蜂拥而至的乡民们在距飞机三四十米的地方，都停住了脚步，一动不动——七八个美国军人手持卡宾枪如临大敌地把飞机围成一圈，不许任何人再靠近。

　　郑平说，那几个美国大兵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周围的民众，看这架势，也没有人再敢靠前，双方就那么相持着，现场鸦雀无声……他是在确认是盟军后，主动迈出往前走了几步。

　　郑平的英语实在是不行，只能是边Hello地边走边说，见有一个国军的军官出现，危险程度大为降低，持枪守护在飞机旁的美国大兵也开始答话了，但肯定是郑平的英文太蹩脚，双方你来我往地“对话”，基本上都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彼此都不知对方说什么。难堪之中，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高高的大兵，他走到郑平前，竟然操起了熟练的汉语。这时，郑平才知道这架大飞机降落在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儿。

　　这就是从驼峰航线上进入中国的美国最新式B-29轰炸机，前天晚上，在四川成都附近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在这次轰炸行动中，美军共出动65架B-29，但在日本上空，遭到了顽强抵抗，这架飞机受了伤，发动机漏油，飞机耗油损失很大。在归程的一整夜飞行中，他们掉队了。现在，大部队已经回了成都，天亮后，他们发现这里有一个机场，经测定，估计是国军的，于是把飞机降在这里。高个子美国大兵告诉郑平，飞机降落前，他们已经和总部联系过，马上有一架飞机从成都起飞，来送汽油和飞机零件。他还说，这种B-29飞机，是军方最机密的武器之一，之所以刚才不敢让人群靠近，是担心里面混有日本间谍。

　　听那美国人介绍完，连郑平都跟着焦急，附近不远就是“敌占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少校当机立断，不能让这些美国大兵再等他们自己的飞机来了，得赶紧让他们走。

　　郑平马上利用机场电话向第五战区长官部联系送油事宜，就在打电话这个期间，空中眨眼出现了五个黑影……

　　在跑道旁边的岗亭中打电话的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五个黑影转眼间就过来了，机身上的膏药旗清晰可见。

　　是日本人！

　　日本人情报准确迅速，B-29降落不到一个小时，五架“膏药旗”已经对准了B-29，其中四架隼式（Ki-43）飞机对准跑道上那架B-29连番扫射，等到打得差不多了，另一架“九九式”双发轻型轰炸机最后投弹。

　　B-29被彻底摧毁。

　　从日本人飞机轰炸开始，一直到那架B-29变成一堆冒着青烟的残骸，11名机组成员，手持卡宾枪，自始至终，一直围在那架B-29旁边，只是稍稍靠后一点儿。

　　老人说，我发自内心地对那些英勇的美国大兵表示深深敬意！

　　日本人得手后，大摇大摆地飞走了。他们刚走，从四川飞来的救援飞机也到了，飞机里跳出几个美国人，看看已变成废铜烂铁的B-29，耸耸肩，拉上同伴跳上飞机绝尘而去。

　　停机坪上，一堆废铜烂铁中，袅袅升起青烟……

　　随意美国人性格奔放、豪爽，散漫、随意，表现在处处。

　　1944年11月11日，九十六架B-29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起飞不久，42-6237号飞机漏油，飞机漏油注定无法长途奔袭日本，机长理查德·维严卡里中尉不得不取消本次任务，掉转方向，返回成都。

　　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当6237号把机头掉转过来后，“漏油”又停止了，想去追赶前面的大部队，时间已过十分钟，落后二十五英里，在空中飞行，这点时间、这点距离，除非前面的大部队“停”在空中等待，否则，想要“追赶”上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按理说，情况发展到这儿，6237号理应飞返基地才对，而此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机长理查德·维严卡里竟然决定，改飞南京——单机轰炸那个汪伪政权统治下的“首都”。

　　夏普自告奋勇飞印度，机长带领邓重煌两人改道去密之那，如今是落了单的理查德·维严卡里又要“直飞”南京，也许只有从不中规中矩的美国佬能干得出来。

　　一个人决定不算，美国人又把“民主”弄到了天上，逐一征求意见后，十名机组成员一致同意——轰炸南京！

　　1944年11月11日的南京和往日差别无二，街头是匆匆赶路的行人，日军和伪军的巡逻兵神色凝重地在大街小巷“巡游”。

　　突然，警报声凄厉地嘶叫起……

　　一架巨大的盟军飞机不知从哪个方向钻了出来，对着长江边上的有卫兵把守的仓库开始投弹，地面高射炮弹“砰砰”地在它身边炸开了花……

　　投弹完毕，B-29大摇大摆地走了。

　　地面上，人们在悄悄耳语：“估计这日本人快不行了，完蛋了。”“是啊，你没看吗，人家都敢用一架飞机来炸，他们肯定是兔子尾巴……”

　　看不惯（一）

　　曾成功炸断黄河铁桥的原中美混合团B-25飞行员杨训伟老人说，那些美国人，个性太张扬，爱说，一点正形没有，不打仗的时候就去酒吧勾中国女孩子，再不就打牌、喝酒……很多时候咱们看不惯。不过话又说回来，打仗还是蛮勇敢的。有一次，午休，我们都在睡觉，他们没睡，好像在打牌，正在这时，空袭警报来了……等我们起来后，两架飞机已经起飞了，是他们的。我在地面看得真切，其中一架，那老兄可能是太急了，连上衣都没穿，是光着膀子坐在机舱里。那次日本人是偷袭，只来了四架，一会儿就干掉两架，剩下两架跑了。他们回来，那高兴啊，光着膀子那个，不落地，在跑道被上空打着滚那么来回飞。

　　看他们烦，有时又觉得他们挺可爱的。虽然都在混合团，我们的装备一直就不如他们，他们随身带的自卫枪才好呐，还有子弹什么的，军人，就对这个有兴趣。

　　于是我们就偷偷到他们的仓库去要，站岗的也是他们的人，见我们要东西，婉言拒绝。

　　我们正垂头丧气地要回去，又被他叫住，那老兄左右看看，说，我不想看到你们难过，真对不起，我的任务是守卫，不能失职，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站岗时去卫生间的时间……每次我要用五分钟……哪里还用五分钟啊，一分钟就够了。没几天，我们都用上了最好的自卫枪。

　　说到美国战友，厄瓜多尔“厄中商会”总会长许华昆老人也说，显摆、好表现是他们的特性。老人原是中美混合团五大队P-40飞行员，五大队抗战时期驻湖南芷江。

　　老人说，当时日机经常利用夜间来骚扰，混合团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黑咕隆咚的，上去了什么都看不到，日本人折腾一顿后，走了。没办法了，现调来了带有最新式雷达的P-38（绰号：黑寡妇。笔者），上去“咚咚”几下，揍下来了。那老兄高兴得，就在机场上边打滚，司令喊都喊不下来。

　　原中美混合团三大队队长徐华江由于职务的关系，每次出任务之前和回来都要和美方人员打交道，老人说，在地面，因为任务，我们吵得凶。什么，争任务？不是，送命的事，谁都不愿意去。我们不是抢着要任务，而是都觉得己方的计划牺牲性最小，直说就是安全，有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基本上是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也就怎么说，有时说话确实让人受不了，但过去就过去了，一点都不计较。我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英语又不好，不爱说话，我那个大队长特瑞就问我是不是对他有意见。见我总也不爱说话，他心里难受……特瑞后来牺牲了，全队都哭哇。他人才好呐！他们给我的印象，就像电影中的007，一个个，都那么帅。

　　胡致仁老人讲得有意思。

　　第二十航空队进驻成都后，从辅仁大学出来的胡致仁给美军当翻译，和美国大兵白天一起工作、吃饭，晚上在一个帐篷中侃大山，让他不知不觉地染上了满口美国粗话和俚语，这样混了几年，等到抗战胜利后，胡致仁继续回辅仁大学深造，无意中随口溜出的粗话、俚语让美国外教都目瞪口呆。

　　英语口语考试，肯定是外教对胡致仁的“德行”确实看不下去了，那位美国教授正告道：“YouhavetowashupyourdirtyEnglish。（你得清除一下你英语里的脏话。）”

　　想都没想，胡致仁脱口而出：“DamerightIwill！（你他妈说对了，我一定照办）。”

　　课堂上，顿时哄堂大笑。

　　美国教授瞪圆两目，双手一摊，直视胡致仁：“Hopeless（没希望了）！”

　　自知“多嘴”的胡致仁逃也似的奔出教室：“完了，不会及格，最多也就是59分。”

　　下午公布成绩，胡致仁英语口语——95分。

　　不管是多么“正负”性的评介，老人们说的话没错，即便是用今天的目光审视，除了打仗不说，只说他们在地面的样子，也是，他们是官没有“官样”、不背手、不摸小战士的头，说声小鬼……也不整日在下级面前绷着脸，也不摆个谱，拿个派的。“民”就更不“民”，简直是站没站样，坐没坐相。

　　的确，这些年来，在找到的很多当年的照片中，就没有看到一个是正襟危坐的，没有一个有正形的，打牌、喝酒、和交际花跳舞的、敞着怀露着黑森森的胸毛的、倚靠在飞机旁的、站在机翼上的，世界上还有比这再吊儿郎当的军队吗？

　　再有，信手涂鸦，在纽约地铁里涂不够，又把它弄到了飞机上。

　　B-29是最大的飞机，机鼻处有好大一片天地，结果有人非要把好端端的飞机涂抹得一塌糊涂。“飞虎队”、“第十四航空队”的机头画上张着要吞噬一切的鲨鱼嘴，也算可以，那是表示对敌人的凶猛，而B-29的机头上，大部是画着摆出各种诱人姿势的裸体女人。这算什么玩意儿？放在东方古国，这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这不是明摆着腐蚀军人英雄气概、动摇军心吗！天天看着不穿衣服的女人体，意志都垮了，还能有心思打仗？

　　面对腐朽淫秽的东西，他们的长官也不阻挡，竟然默许，于是在B-29机鼻上画裸女蔚然成风，以至于最后发展成了什么“机头艺术”。

　　这还不算，不仅在飞机上信手涂鸦，最后还给飞机起“绰号”。飞机已经画得让人心旌荡漾了，现在，再加上那些不伦不类的“绰号”，什么以机长祖母名字命名的麦丽娜、什么“逝去的风”，什么蝴蝶、云雀的，最可气的是那个什么“螳螂”。“螳螂”就“螳螂”得了，还加上“祈祷”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还没上战场就“祈祷”，这不是贪生怕死的表现吗？

　　看不惯（二）

　　当然，还有其他的看不惯，但这次不是针对美国人，而是自己同胞对自己同胞的“看不惯”。

　　随着《租借法案》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经过驼峰航线进入中国，随着物资进来的，还有大量美国军事联络组。原来一提“美国军事联络组”，就是同声斥为帮助蒋介石疯狂打内战，其实不是。在美军军事联络组当了两年多翻译的杨宝煌老人说，军事联络组除了协调盟军和国军之间的事务外，更多的时候，是监督“驼峰”供应物资的发放。

　　实际是人家太了解、太清楚你的政府“运作”方式了，就是担心你从中“截流”，用现在的话就是“回扣”。就是怕你独吞、独占。

　　也有的老人说，他们就是这么个运作方式，也不单单是针对国民政府，在国内，也是环环相扣，想多占、多贪也不行。

　　负责为军事联络组担任翻译的，都是从各大学中招募来的，最后随军事联络组分至各部队，哪有《租借法案》分配的物资，就往哪儿去。整个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没有一处不是靠《租借法案》分配物资支撑起来的，所以，美军军事联络组也都有，其中以空军居多。

　　光是为美军军事联络组服务的翻译，就有3000人之多。

　　王恭老人就是这3000多人中的一员。老人被分配至云南蒙自机场，给美军军事联络组当翻译，主要是和第十四航空队打交道。

　　王恭：“美军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扰民，吃、穿、用，基本上都来自国内，即使是需要来自当地，也都是照价付钱。”

　　问老人哪件事情记得最清楚？老人说，在蒙自印象最深刻的是，蒙自机场塔台需要一张可以放标图的木桌，这么简单的东西如果也从大洋那一边经货轮横跨两个大洋运到加尔各答再经驼峰航线送到昆明转至蒙自就有点太夸张了，于是，美军就选择在当地订制。已经记不清是蒙自地方的一个什么长具体负责桌子的事情，几天之后，那个什么长亲自将一张长条桌送到了塔台上。那桌子一看就是用一些废料拼凑而成，好在能放东西，老美也不在乎。

　　“多少钱？”质地低劣的桌子让塔台指挥官根本不屑多看。他拿出军需物品支付单，想让来人到军需处取钱。看那架势，他都准备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美元快点将来人打发走。

　　那个什么长点头哈腰一脸堆笑：“5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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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恭：“当时啊，我觉得全身的血都往上涌，脸肯定通红，真恨不能一拳把这个什么长打死。我真恨啊，人家出生入死来帮你打仗，你还这样敲诈人家，中国人，你咋就怎么不争气啊！”

　　强压住愤怒，年轻的翻译磕磕巴巴地把对方的意思翻译给美方。

　　王恭：“我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听完对方索要的费用后，那个塔台指挥的脸顿时变了色，但看得出，很快他克制住自己，他边签单嘴里边嘟囔着，那个什么长是不懂，我是听得明明白白。他是说，我们从美国本土运来一个才需要多少钱啊！钱，最后还是付了，从那以后，我真的感觉抬不起头来。”

　　老人说，从500美金购买了一张桌子后，驻扎在蒙自机场的美军就没再在当地订制过任何东西，所有的东西，也许只是一个桌子腿，他们也要飘洋过海地从自己国家运来。

　　李肖伟（《超堡队》作者）：“第二十航空队进驻成都，机场都是现修的，很多照片上都能看得到，四川出了几十万民工，没有任何机械，完全是靠手砸肩挑地修成的。

　　几十万人啊，没有任何报酬，连中午吃的饭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所有的照片中均注明，后方人民为抗战而义务劳动，其实，一开始修建时，美国国防部已经做了预算费用的，由于汇率不合心意，负责谈判的宋子文尽量往后拖，都是搞金融的，他太清楚这笔账了，没赚头，谁干啊。于是当时就不收人家的钱，好不容易等到对方可以支付了，在这笔钱下发到四川后，又被层层截掉了，于是，到了最后，发放到民工手中的钱已是寥寥无几，其实遭截不仅是修机场的民工钱，就是对搭救B-29跳伞的飞行员的农民，也都是层层克扣，连美军表示谢意的一盒烟、一瓶酒都要雁过拔毛。”

　　写到这里，我想了起来，在国内采访中，我曾遇到过当年曾参与救助空战中跳伞的第十四航空队员和第二十航空队员的中国农民，他们也都说，救人，无论是美国飞行员还是中国飞行员，都没有得到过什么“报酬”。

　　杨训伟：“抗战期间还不错，等到日本人投降后，就完了，彻底败坏。虽然我去了台湾，但我知道，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垮台，一点儿都不奇怪。抗战胜利后，我们驻上海，到长官家里玩，推开门，长官左拥右抱着三个妖媚的日本女人——都是‘接收’过来的。你想，腐败到这种程度，从上到下都想方设法地贪图享乐，将不用心、士不用命，谁还打仗！”

　　杨立煌：“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仗不打了，《租借法案》随之也停了，军事联络组即将撤离。我所在的五十四师举行欢送美军官兵茶会，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和军事联络组也在一起相处了几年，既看不惯趾高气扬的他们又看不惯唯唯诺诺、贪污成性的我们自己。要我代表译员发言，我说，我们的部队很不争气，美国支持的物资往往会跑到军官们的口袋里，对抗日不利，丢尽中国的脸。难怪美国对我们不放心，要派大批军队来监督。后来，有个师长悄悄对我说，上边怀疑我是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