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

孝和皇帝上永元元年（己丑、89）

　　汉和帝永元元年（己丑，公元89年）

　　[1]春，迷唐欲复归故地；邓训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箪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大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荆迷唐收其余众西徙千余里，诸附落小种皆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余皆款塞纳质。于是训绥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修理坞壁而已。

　　[1]春季，迷唐打算重新回到故地。邓训在湟中征调六千士兵，命长史任尚率领，用皮革缝制小船，放在木筏上，作为渡河工具。汉军发动袭击，大败迷唐，先后斩杀一千八百余人，俘虏二千人，缴获马牛羊三万余头，迷唐的整个部落几乎全被消灭。迷唐收集残余的部众，向西迁移了一千余里，原来依附他的那些小部落全部叛变。烧当部落贵族东号前来归降，叩头请死。其余的贵族都将人质送到边塞投诚。于是邓训安抚接纳归顺的羌人，他的威望和信誉广为传播。由于边境安宁，便撤除驻军，命士兵各回本郡，只留下免刑囚徒二千余人，分别从事开荒垦田和修缮堡垒亭障而已。

　　[2]窦宪将征匈奴，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前后且十上，众皆为之危惧，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国家新遭大忧，陛下方在谅暗，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跸之音，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今匈奴为鲜卑所破，远藏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１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皆上疏谏，太后不听。

　　[2]窦宪将要出征讨伐匈奴。三公及九卿到朝堂上书劝阻，认为：“匈奴并未侵犯边塞，而我们却要无缘无故地劳师远行，消耗国家资财，求取万里以外的功勋，这不是为国家着想的策略。”奏书接连呈上，却都被搁置下来。太尉宋由感到恐惧，便不敢再在奏章上署名，九卿也逐渐自动停止劝谏。唯独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严守正道，坚定不移，甚至脱去官帽在朝堂力争，先后上书约达十次。众人都为他们感到危险和恐惧，但袁、任二人却神情镇定，举止如常。侍御史鲁恭上书说：“我国新近有大忧，陛下正在守丧，百姓失去了先帝的庇护，夏、秋、冬三季听不到圣上出巡时禁卫军警戒喝道的声音，人们无不因思念而惶惶不安，如同有求而不能得。如今却在盛春之月征发兵役，为了远征匈奴而搅扰全国，这实在不符合恩待自己国家、改年号而变更朝代、由内及外地处理政务的原则。万民百姓，乃是上天所生。上天爱所生，犹如父母爱子女。天下万物中，只要有一物不能安适，那么天象就会为此发生错乱，何况对于人呢？因此，爱民的，上天必有回报。戎狄异族，如同四方的异气，与鸟兽没有分别，如果让他们混居在中原内地，就会扰乱天象，玷污良善之人。所以，圣明君王的作法，只是对他们采取不断笼络和约束的政策而已。如今北匈奴已被鲜卑打败，远远地躲藏到史侯河以西，距离汉朝边塞数千里，而我们打算乘他们空虚之机，利用他们的疲弱，这不是仁义的举动。现在刚刚开始征发，而物资已不能满足大司农的调度，上官下官互相逼迫，人民的困苦也已到了极点。群臣和百姓都说此事不可行，而陛下为什么只为窦宪一人打算，因而毁弃万人的性命，不体恤他们忧患的呼声呢！上观天心，下察民意，便足以明白事情的得失了。我担心中国将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岂只匈奴不把中国当中国看待而已１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京兆人议郎乐恢，也都上书劝谏，但太后不听。

　　又诏使者为宪弟笃、景并起邸第，劳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慢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诛。今匈奴无逆节之罪，汉朝无可惭之耻，而盛春东作，兴动大役，元元怨恨，咸怀不悦。又猥为卫尉笃、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弥街绝里。笃、景亲近贵臣，当为百僚表仪。今众军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县官无用，而遽起大第，崇饰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无穷也。宜且罢工匠，专忧北边，恤民之困。”书奏，不剩

　　太后又下诏命令使者为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同时兴建宅第，役使百姓。侍御史何敞上书说：“我听说，匈奴凶暴叛逆由来已久。高祖在平城被围，吕后收到冒顿傲慢的书信，为了这两次侮辱，臣子一定要捐躯而死，但高祖和吕后却忍怒含忿，放过匈奴而未加惩处。如今北匈奴没有叛逆之罪，汉朝也没有值得羞惭的耻辱，而时值盛春时节，农民正在田中耕作，大规模地征发兵役，会使百姓产生怨恨。人人心怀不满。又为卫尉窦笃、奉车都尉窦景滥修宅第，屋舍占满了街巷。窦笃、窦景是陛下的亲近贵臣，应当成为百官的表率。现在远征大军已经上路，朝廷焦灼不安，百姓愁苦，国家财政空虚，而此时骤然兴建巨宅，重视和装饰喜好的东西，这不是发扬恩德、使后世永远仿效的作法。应当暂且停工，专心考虑北方边疆的战事，体恤人民的困难。”奏书呈上，未被理睬。

　　窦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尚书仆射郅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前后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又因朝会，刺讥宪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厉音正色，辞旨甚切。宪怒，陷寿以买公田、诽谤，下吏，当诛，何敞上疏曰：“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臣所以触死瞽言，非为寿也。忠臣尽节，以死为归；臣虽不知寿，度其甘心安之。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讥无穷。臣敞谬与机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当填牢狱，先寿僵仆，万死有余。”书奏，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寿，恽之子也。

　　窦宪曾派他的门生带信去见尚书仆射郅寿，有私事请托，郅寿立即将该门生送到诏狱。他还屡次上书，指出窦宪的骄横，引用王莽的史事来告诫朝廷。又趁着上朝的机会，就讨伐匈奴和大肆兴建宅第之事抨击窦宪等人，厉声正色，辞意十分激切。窦宪大怒，反诬郅寿私买公田，诽谤朝廷。郅寿被交付官吏审讯，当处斩刑。何敞上书说：“郅寿是圣上身边参与机密的官员，纠正大臣的错误，是他的职责。如果他面对错误而沉默不语，就罪该处死。如今郅寿为了宗庙的平安而反对群臣，提出正确主张，这难道是为了个人吗？我所以冒死上言，并不是为了郅寿。忠臣尽节，视死如归，我虽不了解郅寿，但估计他会心甘情愿地安然赴死。我实在不希望圣明的朝廷会对诽谤罪进行诛杀，那将伤害宽厚的教化，堵塞忠诚正直之士的道路，永远被后人讥笑。我参与国家机密，却说出了这些不应由我说出的话，罪名十分清楚，该当入狱，先于郅寿被杀，卧尸在地，死有余辜。”奏书呈上，郅寿被判减死一等之刑，流放合浦。还没有动身，他便自杀了。郅寿是郅恽的儿子。

　　夏六月，窦宪、耿秉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出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洛山，大破之，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宪、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遣军司马吴、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时虏中乖乱，、讽及北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以诏致赐，单于稽首拜受。讽因说令修呼韩邪故事，单于喜悦，即将其众与讽俱还；到私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王奉贡入侍，随讽指阙。宪以单于不自身到，奏还其侍弟。

　　夏季，六月，窦宪、耿秉从朔方鸡鹿塞出发，南匈奴单于从满夷谷出发，度辽将军邓鸿从阳塞出发。三路大军预定在涿邪山会师。窦宪分别派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领南匈奴一万余精锐骑兵，同北匈奴单于在稽洛山会战。大败北匈奴军，北匈奴单于逃走。汉军追击北匈奴各部落，于是到达了私渠北海，共斩杀大部落王以下一万三千人，生擒者甚多，还俘获了各种牲畜百余万头。由副王、小王率众前来投降的，先后有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命令中护军班固刻石建立功碑，记录汉朝的国威和恩德，然后班师。窦宪派军司马吴、梁讽带上金帛财物送给北匈奴单于。当时北匈奴内部大乱，吴、梁二人到西海之畔才追上单于，向他宣布汉朝的国威和信誉，并以皇帝的名义进行赏赐，单于叩首接受。于是梁讽向单于游说，让他效法呼韩邪单于的先例，做汉朝的藩属。单于欣然同意，立即率领部众同梁讽一道南归。抵达私渠海时，听说汉军已经入塞，单于便派他的弟弟右温禺王带着贡物去汉朝做人质，随梁讽一同入京朝见。窦宪因北匈奴单于没有亲自前来，便奏报窦太后，把单于派来充当人质的弟弟送回去了。

　　[3]秋，七月，乙未，会稽山崩。

　　[3]秋季，七月乙未（十一日），会稽发生山崩。

　　[4]九月，庚申，以窦宪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封宪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爵，诏许之。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至是，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封耿秉为美阳侯。

　　[4]九月庚申（初七），将窦宪任命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任命为车骑将军；并将窦宪封为武阳侯，享有二万户食邑。窦宪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封爵，窦太后下诏准许。依照旧例，大将军的地位原在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下。至此，太后下诏规定：窦宪的地位在太傅以下，三公以上；大将军府的长史、司马的品秩为中二千石。将耿秉封为美阳侯。

　　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奴客缇骑强夺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雠；又擅发缘边诸郡突骑有才力者。有司莫敢举奏，袁安劾景“擅发边民，惊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不举劾，请免官案罪。”并寝不报。附马都尉，独好经书，节约自修。

　　窦氏兄弟骄傲放纵，而执金吾窦景尤为突出。他的奴仆和部下骑士抢夺人民的财物，非法夺取罪犯，并奸淫掳掠妇女。商人们不敢出门经商，如同躲避敌寇。窦景还擅自征发边疆各郡骑兵部队的精锐，为己所用。有关部门无人胆敢举报。司徒袁安弹劾窦景：“擅自征发边疆人民，惊扰欺骗官吏百姓，边郡太守不等待调兵的符信，却即刻奉行窦景的檄书，应当处死示众。”他还上书说：“司隶校尉、河南尹阿谀攀附地位尊贵的外戚，不举报弹劾他们的不法情事，建议免官治罪。”这些奏书全部被搁置下来，得不到答复。窦家兄弟中，唯独驸马都尉窦喜好儒家经书，约束节制而修身自好。

　　尚书何敞上封事曰：“昔郑武姜之幸叔段，卫庄公之宠州吁，爱而不教，终至凶戾。由是观之，爱子若此，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宪，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说喜。今逾年未几，入礼未终，卒然中改，兄弟专朝，宪秉三军之重，笃、景总宫卫之权，而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诛戮无罪，肆心自快。今者论议汹汹，咸谓叔段、州吁复生于汉。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者，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臣敞区区诚欲计策两安，绝其绵绵，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陛下有誓泉之讥，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也。驸马都尉，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诚宗庙至计，窦氏之福１时济南王康尊贵骄甚，宪乃白出敞为济南太傅。康有违失，敞辄谏争，康虽不能从，然素敬重敞，无所嫌牾焉。

　　尚书何敞呈上密封奏书，书中写道：“从前，春秋时郑国太后武姜宠爱幼子叔段，卫国国君庄公宠爱庶子州吁，都是只宠爱而不管教，终使叔段和州吁成为凶恶暴戾之人。由此看来，像这样宠爱子弟，就好象在他们饥饿时喂给毒药，恰恰是害了他们。我看到大将军窦宪，在先帝驾崩后不久，公卿曾接连上奏，希望由他主持国家事务，但他严守谦恭退让的原则，坚决辞去高位，态度十分诚恳，言辞极为深挚。天下人听到以后，无不感到欣喜。现在一年过去没有多久，国丧尚未告终，窦宪却中途突然改变了态度。如今窦家兄弟都在朝廷专权，窦宪掌握全国的武装，窦笃、窦景统领宫廷禁卫部队。他们苛刻暴虐，役使百姓；生活奢侈，超过本来的身份；诛杀无罪之人，随心所欲而只求自己快意。如今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叔段和州吁在汉朝再次出现。据我观察，公卿所以采取骑墙态度，不肯直言，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如果窦宪等人有始终效忠朝廷的志节，那么他们自己就有周代吉甫褒扬申国国君的功劳；而如果窦宪等人陷于重罪，那么自己则只是采取了汉初陈平、周勃顺从吕后的权宜之计，到底不忧虑窦宪兄弟的命运吉凶！微臣何敞真诚地愿为朝廷和窦家筹划两全的方法，斩断灾难的绳索，堵塞祸患的涓流。上不愿使太后如周代文母的美誉受到损害，不愿陛下如郑庄公怨恨母亲那样发誓‘黄泉相见’而留下话柄；下使窦宪等人永远保有所获得的福分和庇佑。驸马都尉窦，曾多次请求从高位退下，希望抑制窦家的权势，陛下可以同他进行磋商，听取他的意见。这才确实是维护江山社稷的最佳策略，也是窦氏家族的福分１当时济南王刘康地位尊贵而十分骄横，于是窦宪就告诉太后，让何敞离开京城，出任济南国太傅。每当刘康有失误的时候，何敞便进行劝谏。刘康虽然不能听从何敞的意见，但他一向敬重何敞，并没有什么嫌隙和冲突。

　　[5]冬，十月，庚子，阜陵质王延薨。

　　[5]冬季，十月庚子（疑误），阜陵质王刘延去世。

　　[6]是岁，郡国九大水。

　　[6]本年，九个郡和封国发生水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