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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和皇帝上永元元年(己丑、89)

  汉和帝永元元年(己丑,公元89年)

  [1]春,迷唐欲复归故地;邓训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箪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大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荆迷唐收其余众西徙千余里,诸附落小种皆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余皆款塞纳质。于是训绥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修理坞壁而已。

  [1]春季,迷唐打算重新回到故地。邓训在湟中征调六千士兵,命长史任尚率领,用皮革缝制小船,放在木筏上,作为渡河工具。汉军发动袭击,大败迷唐,先后斩杀一千八百余人,俘虏二千人,缴获马牛羊三万余头,迷唐的整个部落几乎全被消灭。迷唐收集残余的部众,向西迁移了一千余里,原来依附他的那些小部落全部叛变。烧当部落贵族东号前来归降,叩头请死。其余的贵族都将人质送到边塞投诚。于是邓训安抚接纳归顺的羌人,他的威望和信誉广为传播。由于边境安宁,便撤除驻军,命士兵各回本郡,只留下免刑囚徒二千余人,分别从事开荒垦田和修缮堡垒亭障而已。

  [2]窦宪将征匈奴,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前后且十上,众皆为之危惧,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鲁恭上疏曰:“国家新遭大忧,陛下方在谅暗,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跸之音,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今匈奴为鲜卑所破,远藏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1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皆上疏谏,太后不听。

  [2]窦宪将要出征讨伐匈奴。三公及九卿到朝堂上书劝阻,认为:“匈奴并未侵犯边塞,而我们却要无缘无故地劳师远行,消耗国家资财,求取万里以外的功勋,这不是为国家着想的策略。”奏书接连呈上,却都被搁置下来。太尉宋由感到恐惧,便不敢再在奏章上署名,九卿也逐渐自动停止劝谏。唯独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严守正道,坚定不移,甚至脱去官帽在朝堂力争,先后上书约达十次。众人都为他们感到危险和恐惧,但袁、任二人却神情镇定,举止如常。侍御史鲁恭上书说:“我国新近有大忧,陛下正在守丧,百姓失去了先帝的庇护,夏、秋、冬三季听不到圣上出巡时禁卫军警戒喝道的声音,人们无不因思念而惶惶不安,如同有求而不能得。如今却在盛春之月征发兵役,为了远征匈奴而搅扰全国,这实在不符合恩待自己国家、改年号而变更朝代、由内及外地处理政务的原则。万民百姓,乃是上天所生。上天爱所生,犹如父母爱子女。天下万物中,只要有一物不能安适,那么天象就会为此发生错乱,何况对于人呢?因此,爱民的,上天必有回报。戎狄异族,如同四方的异气,与鸟兽没有分别,如果让他们混居在中原内地,就会扰乱天象,玷污良善之人。所以,圣明君王的作法,只是对他们采取不断笼络和约束的政策而已。如今北匈奴已被鲜卑打败,远远地躲藏到史侯河以西,距离汉朝边塞数千里,而我们打算乘他们空虚之机,利用他们的疲弱,这不是仁义的举动。现在刚刚开始征发,而物资已不能满足大司农的调度,上官下官互相逼迫,人民的困苦也已到了极点。群臣和百姓都说此事不可行,而陛下为什么只为窦宪一人打算,因而毁弃万人的性命,不体恤他们忧患的呼声呢!上观天心,下察民意,便足以明白事情的得失了。我担心中国将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岂只匈奴不把中国当中国看待而已1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京兆人议郎乐恢,也都上书劝谏,但太后不听。

  又诏使者为宪弟笃、景并起邸第,劳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慢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诛。今匈奴无逆节之罪,汉朝无可惭之耻,而盛春东作,兴动大役,元元怨恨,咸怀不悦。又猥为卫尉笃、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弥街绝里。笃、景亲近贵臣,当为百僚表仪。今众军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县官无用,而遽起大第,崇饰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无穷也。宜且罢工匠,专忧北边,恤民之困。”书奏,不剩

  太后又下诏命令使者为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同时兴建宅第,役使百姓。侍御史何敞上书说:“我听说,匈奴凶暴叛逆由来已久。高祖在平城被围,吕后收到冒顿傲慢的书信,为了这两次侮辱,臣子一定要捐躯而死,但高祖和吕后却忍怒含忿,放过匈奴而未加惩处。如今北匈奴没有叛逆之罪,汉朝也没有值得羞惭的耻辱,而时值盛春时节,农民正在田中耕作,大规模地征发兵役,会使百姓产生怨恨。人人心怀不满。又为卫尉窦笃、奉车都尉窦景滥修宅第,屋舍占满了街巷。窦笃、窦景是陛下的亲近贵臣,应当成为百官的表率。现在远征大军已经上路,朝廷焦灼不安,百姓愁苦,国家财政空虚,而此时骤然兴建巨宅,重视和装饰喜好的东西,这不是发扬恩德、使后世永远仿效的作法。应当暂且停工,专心考虑北方边疆的战事,体恤人民的困难。”奏书呈上,未被理睬。

  窦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尚书仆射郅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前后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又因朝会,刺讥宪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厉音正色,辞旨甚切。宪怒,陷寿以买公田、诽谤,下吏,当诛,何敞上疏曰:“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今寿违众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臣所以触死瞽言,非为寿也。忠臣尽节,以死为归;臣虽不知寿,度其甘心安之。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讥无穷。臣敞谬与机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当填牢狱,先寿僵仆,万死有余。”书奏,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寿,恽之子也。

  窦宪曾派他的门生带信去见尚书仆射郅寿,有私事请托,郅寿立即将该门生送到诏狱。他还屡次上书,指出窦宪的骄横,引用王莽的史事来告诫朝廷。又趁着上朝的机会,就讨伐匈奴和大肆兴建宅第之事抨击窦宪等人,厉声正色,辞意十分激切。窦宪大怒,反诬郅寿私买公田,诽谤朝廷。郅寿被交付官吏审讯,当处斩刑。何敞上书说:“郅寿是圣上身边参与机密的官员,纠正大臣的错误,是他的职责。如果他面对错误而沉默不语,就罪该处死。如今郅寿为了宗庙的平安而反对群臣,提出正确主张,这难道是为了个人吗?我所以冒死上言,并不是为了郅寿。忠臣尽节,视死如归,我虽不了解郅寿,但估计他会心甘情愿地安然赴死。我实在不希望圣明的朝廷会对诽谤罪进行诛杀,那将伤害宽厚的教化,堵塞忠诚正直之士的道路,永远被后人讥笑。我参与国家机密,却说出了这些不应由我说出的话,罪名十分清楚,该当入狱,先于郅寿被杀,卧尸在地,死有余辜。”奏书呈上,郅寿被判减死一等之刑,流放合浦。还没有动身,他便自杀了。郅寿是郅恽的儿子。

  夏六月,窦宪、耿秉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出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洛山,大破之,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宪、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遣军司马吴、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时虏中乖乱,、讽及北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以诏致赐,单于稽首拜受。讽因说令修呼韩邪故事,单于喜悦,即将其众与讽俱还;到私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王奉贡入侍,随讽指阙。宪以单于不自身到,奏还其侍弟。

  夏季,六月,窦宪、耿秉从朔方鸡鹿塞出发,南匈奴单于从满夷谷出发,度辽将军邓鸿从阳塞出发。三路大军预定在涿邪山会师。窦宪分别派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领南匈奴一万余精锐骑兵,同北匈奴单于在稽洛山会战。大败北匈奴军,北匈奴单于逃走。汉军追击北匈奴各部落,于是到达了私渠北海,共斩杀大部落王以下一万三千人,生擒者甚多,还俘获了各种牲畜百余万头。由副王、小王率众前来投降的,先后有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命令中护军班固刻石建立功碑,记录汉朝的国威和恩德,然后班师。窦宪派军司马吴、梁讽带上金帛财物送给北匈奴单于。当时北匈奴内部大乱,吴、梁二人到西海之畔才追上单于,向他宣布汉朝的国威和信誉,并以皇帝的名义进行赏赐,单于叩首接受。于是梁讽向单于游说,让他效法呼韩邪单于的先例,做汉朝的藩属。单于欣然同意,立即率领部众同梁讽一道南归。抵达私渠海时,听说汉军已经入塞,单于便派他的弟弟右温禺王带着贡物去汉朝做人质,随梁讽一同入京朝见。窦宪因北匈奴单于没有亲自前来,便奏报窦太后,把单于派来充当人质的弟弟送回去了。

  [3]秋,七月,乙未,会稽山崩。

  [3]秋季,七月乙未(十一日),会稽发生山崩。

  [4]九月,庚申,以窦宪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封宪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爵,诏许之。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至是,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封耿秉为美阳侯。

  [4]九月庚申(初七),将窦宪任命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任命为车骑将军;并将窦宪封为武阳侯,享有二万户食邑。窦宪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封爵,窦太后下诏准许。依照旧例,大将军的地位原在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下。至此,太后下诏规定:窦宪的地位在太傅以下,三公以上;大将军府的长史、司马的品秩为中二千石。将耿秉封为美阳侯。

  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奴客缇骑强夺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雠;又擅发缘边诸郡突骑有才力者。有司莫敢举奏,袁安劾景“擅发边民,惊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不举劾,请免官案罪。”并寝不报。附马都尉,独好经书,节约自修。

  窦氏兄弟骄傲放纵,而执金吾窦景尤为突出。他的奴仆和部下骑士抢夺人民的财物,非法夺取罪犯,并奸淫掳掠妇女。商人们不敢出门经商,如同躲避敌寇。窦景还擅自征发边疆各郡骑兵部队的精锐,为己所用。有关部门无人胆敢举报。司徒袁安弹劾窦景:“擅自征发边疆人民,惊扰欺骗官吏百姓,边郡太守不等待调兵的符信,却即刻奉行窦景的檄书,应当处死示众。”他还上书说:“司隶校尉、河南尹阿谀攀附地位尊贵的外戚,不举报弹劾他们的不法情事,建议免官治罪。”这些奏书全部被搁置下来,得不到答复。窦家兄弟中,唯独驸马都尉窦喜好儒家经书,约束节制而修身自好。

  尚书何敞上封事曰:“昔郑武姜之幸叔段,卫庄公之宠州吁,爱而不教,终至凶戾。由是观之,爱子若此,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宪,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说喜。今逾年未几,入礼未终,卒然中改,兄弟专朝,宪秉三军之重,笃、景总宫卫之权,而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诛戮无罪,肆心自快。今者论议汹汹,咸谓叔段、州吁复生于汉。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者,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臣敞区区诚欲计策两安,绝其绵绵,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陛下有誓泉之讥,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也。驸马都尉,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诚宗庙至计,窦氏之福1时济南王康尊贵骄甚,宪乃白出敞为济南太傅。康有违失,敞辄谏争,康虽不能从,然素敬重敞,无所嫌牾焉。

  尚书何敞呈上密封奏书,书中写道:“从前,春秋时郑国太后武姜宠爱幼子叔段,卫国国君庄公宠爱庶子州吁,都是只宠爱而不管教,终使叔段和州吁成为凶恶暴戾之人。由此看来,像这样宠爱子弟,就好象在他们饥饿时喂给毒药,恰恰是害了他们。我看到大将军窦宪,在先帝驾崩后不久,公卿曾接连上奏,希望由他主持国家事务,但他严守谦恭退让的原则,坚决辞去高位,态度十分诚恳,言辞极为深挚。天下人听到以后,无不感到欣喜。现在一年过去没有多久,国丧尚未告终,窦宪却中途突然改变了态度。如今窦家兄弟都在朝廷专权,窦宪掌握全国的武装,窦笃、窦景统领宫廷禁卫部队。他们苛刻暴虐,役使百姓;生活奢侈,超过本来的身份;诛杀无罪之人,随心所欲而只求自己快意。如今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叔段和州吁在汉朝再次出现。据我观察,公卿所以采取骑墙态度,不肯直言,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如果窦宪等人有始终效忠朝廷的志节,那么他们自己就有周代吉甫褒扬申国国君的功劳;而如果窦宪等人陷于重罪,那么自己则只是采取了汉初陈平、周勃顺从吕后的权宜之计,到底不忧虑窦宪兄弟的命运吉凶!微臣何敞真诚地愿为朝廷和窦家筹划两全的方法,斩断灾难的绳索,堵塞祸患的涓流。上不愿使太后如周代文母的美誉受到损害,不愿陛下如郑庄公怨恨母亲那样发誓‘黄泉相见’而留下话柄;下使窦宪等人永远保有所获得的福分和庇佑。驸马都尉窦,曾多次请求从高位退下,希望抑制窦家的权势,陛下可以同他进行磋商,听取他的意见。这才确实是维护江山社稷的最佳策略,也是窦氏家族的福分1当时济南王刘康地位尊贵而十分骄横,于是窦宪就告诉太后,让何敞离开京城,出任济南国太傅。每当刘康有失误的时候,何敞便进行劝谏。刘康虽然不能听从何敞的意见,但他一向敬重何敞,并没有什么嫌隙和冲突。

  [5]冬,十月,庚子,阜陵质王延薨。

  [5]冬季,十月庚子(疑误),阜陵质王刘延去世。

  [6]是岁,郡国九大水。

  [6]本年,九个郡和封国发生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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