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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2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

  3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三月一日,日食。

  4夏,六月,赦天下。

  4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5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

  5皇上问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重新坐牢,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1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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