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家成长故事

第一节 经营之神创业之迷

　　松下幸之助于1895年出生在日本和歌山县海草郡和佐村千旦之木，“松下”这个姓也来源于此——千旦之木是棵有800年树龄的老松树。整个童年时代，他生活得平静而快乐。虽然只是普通的农民家庭，但父亲正楠很少耕作，曾担任村民代表，是个小地主。松下是8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幺，从小备受长辈们的宠爱。他回忆说，当时奶奶常背着自己到小溪里抓鱼、嬉戏，玩到黄昏再由奶奶背回家，而自己常在奶奶唱的摇篮曲中伏在她背上睡着。

　　对松下来说，人生第一次波折发生在他4岁那年：家里突然遭遇天灾，所有财物被狂风吹得消失殆尽。为了解决家里的困境，父亲决定到交易所去做投机买卖。当时甲午战争刚结束，日本国内掀起兴办企业的热潮，和歌山也设立了米谷交易所。可是父亲把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和房子都赔光了。这件事也影响了小松下，之后他一直认为，像这种非生产性的事业不可能顺利成功。父亲生意失败后，全家离开了千旦之木，搬到和歌山市，父亲把剩下的家产变卖做资本，在和歌山闹市区和本町一段开了家木屐店。可木屐店只维持了两年多就无法再经营下去了。松下上小学那年，大哥、二哥和大姊相继患病去世了，他成为家里惟一的儿子。本来就为维持家计而奔波劳苦的父母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打击。父亲那种痛苦疲惫的样子，母亲那喃喃抱怨，都让松下幸之助终生难忘。失去了儿女的父母更加疼爱他这个老幺，虽然父亲焦急地尝试着各种工作，还在读“雄寻常小学校”的松下幸之助却并未体会到太多生活的艰辛。松下年老时的遗憾就是双亲都不在了，自己想对他们好也不可能了。

　　松下幸之助读二年级那年，父亲在私立大阪盲哑院找到了工作，离开家独自前往大阪。而他和母亲、姊姊就靠父亲每月寄来的微薄生活费度日。当时每逢学校有庆祝活动，大部分学生都穿小仓的男裙子，母亲没钱买，就拿大人的旧衣服给他穿。生性害羞的松下觉得很难为情，每次都哭着不肯穿，长大后回想，自己这样任性让母亲更加难过。不过读书生活中也有乐趣，松下幸之助的班主任是一位非常关心学生的好老师。她的家相当宽敞，而且常常有水果可吃，因此他常到老师家玩，还在那儿学会了军棋，常常和两三个朋友下棋，而每次赢了老师都会夸奖他，这让小松下更得意地在老师家逗留一整晚。清贫而不乏欢乐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小学四年级，这年11月，父亲写信回家，让还有两年毕业的松下也去大阪，他的朋友宫田在大阪的八幡筋开了家火盆店，父亲想让儿子到那里当学徒。年幼的松下还不知道自己分析现状，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强烈反对。11月23日，他坐上了开往大阪的火车，惟一记得的是母亲拜托别的旅客一路上要多多照顾自己。初次与母亲分离的寂寞感觉，对陌生繁华的大城市的憧憬，母亲流眼泪的样子，第一次坐火车的兴奋，即将与父亲相见的喜悦……9岁的松下第一次尝到了百感交集的滋味。

　　松下幸之助当学徒的这家火盆店是自制自销的店铺，店主也要干活，他和几个店员们自己制造火盆，然后在店里出售，有的时候也要上门向顾客兜售。

　　当时的学徒都要帮店主干些杂活，松下幸之助也不例外，他负责照看小孩。薪水是初一和十五各发一次，每次5分钱。其实他在家也不是娇生惯养，所以帮大人打打杂并不感到辛苦，但是离开家庭、离开母亲的心情却难以忍受，最初的四五天每天都哭个不停，即使待久了，偶尔想起来还是会哭。好在领工资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在家里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多零用钱。松下在火盆店里的工作主要是擦火盆。上品和下等货，擦的方法是不同的。一般要先用砂纸擦，然后用木贼草打光。好的火盆，光是擦木贼一道工序就得花上一天工夫。一个月下来，孩子那细嫩的小手很快就伤痕累累，皮肤也干裂了，每次洗抹布的时候，伤口碰到水都是一阵痛。不过他也可以边看孩子边和邻居小孩一起玩耍，当时大家流行玩抽铁陀螺，松下很喜欢玩——毕竟他还是个孩子，晚上会哭，甚至会尿床。松下后来自己说，老板和老板娘对这个爱哭的小孩一定感到很头痛，自己现在也觉得很抱歉。次年2月，老板关闭了火盆店，刚好他有个叫五代音吉的朋友，要开一家当时开始流行的脚踏车店，于是就把松下幸之助介绍到五代先生那儿去当学徒，并且松下的父亲也与之相识。因为这位五代先生是五代五兵卫的弟弟，而五代五兵卫是大阪市立盲哑学校的前身——私立大阪盲哑院的创办人，也就是父亲工作的那所学校。于是松下从火盆店来到脚踏车店。在脚踏车店当学徒，当然要先学会骑脚踏车。松下从第一天便开始学，但当时没有小孩子用的小型号车，10岁的松下只好把右脚从横梁下方伸到右边踩踏板，以弯腰半蹲的姿势骑，又累又难看。好在一个星期后，总算是学会了。当时买一辆脚踏车大概要100到150日元，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大部分的脚踏车都是美国或英国制造的，那时松下幸之助还认为这种奢侈品一定不会普及。他在脚踏车店的工作是：早晚打扫，擦桌椅，整理陈列的商品，还有见习修理脚踏车，给修理人员做助手。店里备有车床和其他设备，他也学会了使用那些机器。松下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趣，每天过得很愉快。不过要是转不好车床就会挨前辈工人打的，通常都是用小铁锤敲一下他的头。松下幸之助后来很怀念这种虽然不合理，但在粗鲁中有着温暖的人情味的做法。同时，因为需要到顾客或东家的亲戚家去办事，老板娘也会亲切仔细地教他怎样说话，怎样向对方道谢才有礼貌。一年后，脚踏车店生意兴隆，店员也增加到四五人。松下虽然年纪小，却已经是老店员之一，是新店员的前辈了。

　　松下是个聪明而且勤奋的孩子，善于动脑，也喜欢运动。当时，脚踏车竞赛开始兴起，不管是社会各界还是商家都积极参与，松下幸之助也想参加比赛，每天早晨四点半就起床，跑到当时设在住吉的竞赛场，骑着比赛用的脚踏车练习，当时一起练习的大概有三四十人。不过一次到外地比赛时受了伤，他的脚踏车运动员生涯也就此结束了。然而作为一个商人，他的生涯才刚开始。当时来店里的客人常常叫他去买香烟。他只好从机床上下来，先把手洗干净再跑到附近的烟店买烟。次数多了，松下开始想，这样来回折腾又麻烦又花时间，如果多买些放在店里，既不用浪费时间，又不必中断修车的工作，还可以有微薄的利润。松下幸之助的这个做法赢得了很多客人的赞叹，有人对东家说：“你们店里的那个小鬼好聪明啊，将来必定能成为大人物！”

　　松下独自成交第一单生意时才13岁，当时他已经当了3年的学徒，有资格也有机会去访问顾客。有一天，本町二段的铁川蚊帐批发商打电话来，要求立即送脚踏车过去给他们老板看货（因为当时买脚踏车跟现在买汽车差不多，所以要老板亲自作主）。可是平时送货的店员不在，只好让松下这个小孩去了。松下幸之助得到了第一次展示自己销售才能的机会，虽然对方只是把他当作可爱的小孩，他却像销售员一样拼命说明。老板被他认真的样子打动了，同意以九折的价钱买下来。松下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实在太兴奋了，所以立即答应人家回去问店主。没想到店主却只同意以九五折卖给对方。松下满心渴望这次能够独立成交，恳请老板就以九折卖给对方，说着说着哭个不停（——他从小就是个爱哭的孩子啊！）。店主也拿他没有办法。过了一会儿，对方的伙计到店里来问情况，店主无可奈何地说：“幸吉（松下的小名）回来叫我打九折卖给你们，还哭了。我现在正在问他，到底是谁家的店员呢。”伙计听了，很被他的热心和天真的执著感动，立刻回去告诉铁川的东家。铁川的东家也被松下感动了，于是双方最终以九五折成交了。第一单生意的成功让松下一生都难以忘怀。

　　当然松下不光是靠眼泪打动别人的软弱家伙，他也有强硬的一面。当时脚踏车店里有个同事，仗着有点小聪明常常偷店里的东西去变卖，充当零用钱。事情败露后，东家看在他平时工作不错的份上，只说了几句训诫他的话，就原谅他继续留在店里工作。可是，松下幸之助听了很愤慨，他跑去对东家说：“这件事这样处理，我觉得很遗憾。要跟那种人一起工作，我不愿意。如果要把他留下来，我就要离开此地。”东家第一次见这小孩这样坚决，虽然为难还是依了他。

　　从10岁到15岁，松下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到充满理想的少年，这6年的学徒生活中很多事情是他一生难忘的，对老板和老板娘的照顾也一直心存感激，其实这时他多少学会一点做生意的皮毛，老板对他也有所期望，可他却决定辞职。那时候，脚踏车愈来愈普及，五代商行的生意已由零售店发展到相当大的批发商，与此同时，大阪市计划要在全市铺设电车。从梅田经过4座桥的筑港线已经贯通，其他路线的工程也在积极进行，15岁的松下想，有了电车以后，脚踏车市场的需求就会减少，未来是不乐观的。另一方面，电车事业的未来会怎样呢？他决心转行。可他对照顾自己6年的五代家很留恋，辞职的事，使他左右为难。到后来，松下幸之助向龟山姐夫征询意见，请他替自己交涉进入电灯公司当职员。可在老板面前却怎么都开不了口，最后松下干脆叫人打“母亲病危”的电报来。老板很通情理，同意他辞职回家看母亲，他就只带了一件换洗的衣服离开了东家。就这样，他一走便没有再回去。只在后来写了一封信，向主人道歉并辞职。

　　不过他对五代商行仍然充满了感情，总认为那个地方和故乡一样让自己思念，后来有时间的时候还回去帮忙。

　　松下幸之助和父亲都在大阪，因此他一遇到麻烦就跑去找父亲。他小时候有段时间身体不适，常常大便在裤子里。甚至有时骑脚踏车途中也会发生这种窘事，每次他都是哭哭啼啼地跑到盲哑学校去找父亲，父亲总是一边好言安慰，一边耐心替他清洗。当时的情况，后来回想起来，深深地感到父爱的宽广、细微与醇厚。

　　父亲始终坚持希望他工作，将来成为大人物，这个信念从没改变过。松下幸之助11岁时，一直居住在和歌山的母亲和姐姐搬到大阪来住，一家人又可以生活在一起。因为姐姐读过一些书，所以在大阪储蓄局计算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刚好局里征召工友，姐姐和母亲商量让他去做。母亲也认为松下连小学都没毕业，以后读书写信都不方便，如果可以当工友，夜间就可以到附近学校去读书，所以也同意了。他听了当然高兴，每天在母亲的身边，然后还能去上班当工友，夜间可以去上学，这当然比做不自在的学徒好多了，于是请求母亲帮他换工作。父亲却坚决反对，他也只好放弃了。不过现在想起来，他觉得父亲的判断非常正确。他后来常想，虽然没有上学，反而使他提早领悟另一方面的道理，才有后来的成就。那些幸运可以得到学问的人，要小心不使学问成为包袱，真正活用它，为人类、为世界做有意义的事。这样，学问才是可贵的，做学问才有意义。不过，据松下幸之助观察，这一点似乎很难做到。

　　不幸的是，1906年9月，父亲患病去世了。一家人的哀痛不言而喻，母亲和姐姐都不愿意住在陌生的大阪，回到住惯了的和歌山去了。只有他留下来，立志完成父亲的遗训。

　　松下幸之助的学徒生涯结束后，等待他的是大阪电灯股份公司内线员的工作。不过在那之前，松下还有段靠力气当临时工的经历呢。因为当时的电灯公司本来说好立刻要录用他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松下没有储蓄，一直都在姐夫龟山家做食客，于是就跟姐夫商量找工作，姐夫帮他在自己工作的筑港新生地的樱花水泥股份公司找到了当临时搬运工的活。可是当时他才15岁，还是个正在发育的孩子，而其他的搬运工，个个强壮，多半是力大气粗的壮汉。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要把水泥放在台车上推来推去。他实在吃不消，常常会被后面推来的台车赶上，好几次几乎相撞。每次后面的工人都粗鲁地说：“喂，小鬼，快推啊！慢吞吞的会被撞死啊！”10天后，工头同情他的境遇，分配了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给他。工头的亲切、体谅，他由衷地感激。后来，他们又把松下幸之助派到工厂里去，担任看守测量水泥机器的工作。这个工厂是制造水泥的中心工厂。整天都是砂尘弥漫，浓重的石头粉烟雾让人看不见5尺之外的任何东西。就算用布包住眼睛和嘴，1小时之后，也会满嘴砂粒，喉咙疼痛。虽然不费体力，却更难以忍受，转了一圈，他又回到原来的搬运工地。好在后来也勉强可以胜任了。

　　这段时间他每天早晨一定要在六点以前从家里出发才来得及。因为工厂位于填海新生地上，每天都有小蒸汽船从筑港的码头出发，公司职员和工人都坐小蒸汽船来上班，如果误了上船，那一天就要休息了。所以大家上班都很准时。工厂作业从早上七点开始，他每天早晚坐小蒸汽船，在筑港内通勤，当时正值夏季，海风微微吹来，旅程变成了最愉快的过程，尤其对一整天在灰尘中工作的人来说，更加惬意。这些对松下来说都是难得的体验。3个多月后，大阪电灯幸町营业所的内线员职位终于有空缺，松下被告知可以去报到了。他在心中发誓要在这里拼命工作。就这样，他终于踏出了步入电器界的第一步，那是1910年10月21日，年仅15岁。

　　大阪电灯公司，是当时电气事业中较为特殊的一家，它和大阪市订立了“报偿合约”，获得大阪市电气供应独占权，同时规定必须对市政府提供一定报偿作为公益。当时的电器事业仍以电灯电力为主，一般大众只有透过电灯才感到电的存在。电，是只有电灯公司的人才能处理的东西。大家都认为电很可怕，一碰就会死。大家也都把电灯公司的技工或职工，当作特别技术人员，十分尊重。松下幸之助在电灯公司担任内线员见习生，做屋内配线员的助手，常到客户家去。需要拉着载满了材料的手拉车，跟在正式技工后面走。这种手拉车拉起来非常吃力，而他每天要跑五六家。好在他过去3个月在水泥公司干过临时搬运工，所以，不感到太吃力。往来于不同的客户间，还可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事情比起水泥公司的工作，实在有趣多了，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

　　在幸町营业所内线组服勤3个月之后，公司扩充，要在高津增设营业所，他被派去当那儿的内线员，同时由见习生升级为正式技工。在3个月时间内就升级为正式技工，又只有16岁的少年，松下幸之助可说是破了先例，因而工作更加努力。

　　16岁就做正式技工的松下幸之助，每次都带着比自己年长的见习生出去工作。他的技术非常好，在同事中相当有分量，所以一开始就常被分配到好工作。他们常常派松下幸之助到高级住宅去。也常常有人夸奖他说：“你虽然年轻，可是真了不起！”松下幸之助在工地是很吃香的，常常被客户指名担任特殊工程。当时的电灯公司，从不把电灯工程交给承包商去做，都是公司直营，所以大阪市内的新增设工程，小到普通住宅、店铺，大至剧场、大工厂，全部由公司职工亲手完成。他在7年之间做遍所有的工程。包括每日新闻社于明治五年（公元1919年）在滨寺公园开设海水浴场时设置广告用的装饰灯，还有歌舞伎座（日式歌剧院）前面的芦边剧场首次改建为电影院时，他负责去做电灯工程，这两个工程都完成得非常出色。不过松下幸之助的身体因为疲劳和感冒变得很虚弱，后来又患了伴有微热的肺尖炎。可是他不能休息养病，因为请假要扣薪水，经济上不许可，只好忍受病痛继续上班。现在把当时拍的相片拿出来看会惊讶，照片里的人消瘦疲惫，毫无精神。后来每次看到这张相片，他都会想起那段忙碌的生活。

　　松下在16岁到20岁结婚之间的这几年，一直在同事金山先生家寄宿。另一位同事芦田，也在那儿寄宿，他们很合得来，常常在一起聊天。当时大家都认为，电气工人没有电机知识不行，所以纷纷到夜校学习，同事芦田君也到关西商工学校读书，还一再地劝松下幸之助也去。松下幸之助终于在18岁那年也进入关西商工就读预科。好不容易读完预科，懂了一些代数、物理、化学的皮毛，终于进入了本科的电机科，可是由于基础太差，还是没能毕业。

　　20岁出头的松下幸之助经历了人生几个重要的阶段。首先是他结婚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紧接着婚后第二年，也就是22岁那年春天，松下幸之助升级，成为最年轻的检查员。另外，这时他也自己开始研究电灯插座的改良设计，并且花了很多心血完成了一个试验品，虽然没有得到主任的认可，却是促使他进一步研究的动力。1917年6月，松下幸之助辞去了电灯公司令人羡慕的工作，开始制造插座了，松下公司创立。可当时他总共资产只有不到11元钱，连买一台机器都未必充裕，可他反而精神抖擞，觉得前途充满希望与光明。这时候跟在他身边的是两个同事，以及还是个少年的内弟井植岁男（井植岁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创三洋电机公司，在录影机的开发上，与松下激烈竞争）。

　　他们自己做简单的铁器，发了疯似的拼命工作。但合成物的调和始终做不好。这件事使他们感到很头痛。他们做了很多实验，也到制造工厂附近的地上拣了一些废品回来研究，但都不成功。就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际，他们听到以前电灯公司的T君，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松下幸之助和同事一起去请教，他很快地答应为他们讲解。主体的调和法知道了之后，再把金属部分做好，他们就可以生产了——1917年10月，他们的产品诞生了。

　　可是，销售却成了问题。一连10天，同事芦田跑遍大阪市，好不容易才卖掉大约100个，收到不足10元的现金。而且普遍的反映是：这种插座无法使用。显然，他们必须改良制造有市场性的东西才行。可是由于缺乏资金，整个工作根本无法继续，而且两个同事迫于生活压力，也退出了公司。只剩松下幸之助和他的内弟井植两人。到过年的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到了要把他和内人的衣服都送进当铺的地步。就在他们窘迫的时候，却很意外地接到了某电器商会的通知：需要1000个电风扇底盘。因此，松下把制作插座的工作摘下来，先做这个，无论如何要全力以赴，在年底以前交货。电扇底盘不用铁器，光用合成物即可，因此需要的资金很少，对当时的他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说是制作，其实设备很简陋，仅有压型机和煮锅而已，工作起来相当辛苦。井植当时只有15岁，所以压型这种重活全部由松下幸之助做，井植负责磨亮或帮助做其他杂务。终于赶在12月底交出了1000件电扇底盘，收到了160元的现金。这第一笔生意大概净赚了80元。紧接着，电器商会又订了第二批货，松下公司的困境得以缓解，他又有了时间和资金重新设计制作器具。到了1918年3月，已经可以搬到大一点的地方去工作了。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及战后带来了销售畅旺，日本工业生产每年连续保持30%的高速增长，电动机取代了蒸汽机。工厂动力电气化已达60%，电灯也从都市普及到乡村，全国已有近半数家庭使用电灯、电扇、电熨斗等，家电产品渐渐地被开发，电车、电信、电话筒急速发展，日本已进入了电器时代。

　　新搬的地方位于大开路，松下幸之助把一楼和前院当工厂，二楼留作住宅。这就是松下电器制作所的原址了。工厂最先生产的产品除了风扇底盘之外，还生产一种改良的电器附属插头。这种附属插头是用旧电灯炮的铁帽制成的，当时是最新型的，价钱又比市价便宜三成，所以非常畅销。

　　成功的在电器行业打开天地后，他又发明了“双灯用插座”。“双灯用插座”本来是由东京和京都的制造商制作，当时普遍的观点是这种插座非常方便，可他发现它们品质上还有改良的余地，于是做了种种改进并且获得了专利开始销售。由于新产品大获好评，所以刚开始销售就有代理商找他，大阪的批发商吉田要求代理大阪和东京的经销，并答应提供3000元的保证金让松下幸之助扩大生产，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吉田商店也向社会公开发布：“松下工厂的新产品‘双灯用插座’由本店总经销”。松下的工厂也因此扩大到了月产量5000个。可是过了四五个月，东京方面的制造商突然以大减价来与之竞争，他们的产品在销售上立刻有了反应。紧跟着，经销商都来跟吉田商店交涉减价的事。可是吉田交给他的保证金，全部投入工厂的设备里了，现在解除契约，也没法子归还保证金。于是松下幸之助只好自己销售其他的产品，还要每月还吉田的保证金，他到大阪数十家经销店绕了一圈，把经过情形告诉他们。由于改为制造商直接批发，他们都表示欢迎。就这样，他轻松地把产品都销售出去了。

　　接着松下幸之助到东京去解决那里的问题。之前通过吉田代理他们商品的老板也同意改为经销他们的产品，老板还鼓励松下幸之助说：“电器用品都是由东京制造，批发到大阪去。而大阪制造商却跑到东京来推销，这在电器界很罕见的，尤其是在小型电器界，你是第一家，更要好好加油啊！”松下幸之助听了相当感激。

　　这是松下幸之助第一次去东京。连方向都辨认不清，只好随身带着地图上电车，用铅笔在地图上作记号，周围的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从乡下来的土包子。其实东京的风气是新东西不那么好销，那儿有一种“店风”，对新来的大阪商人不大理睬。可是，这一点可能也就是东京的优点，他认为正好是“江户（东京旧称）男儿讲义气”的特色。所以他一家一家地去游说，回大阪时已经拿到了不少订单。他同时下决心，每月要来东京走一趟。就这样，在大阪和东京两地销售，成绩相当不错。松下电器最初就是靠双灯插座打下基础来的。附属插头和双灯插座这两项新产品的出现，使大家都知道松下电器是“把改良的新产品卖得特别便宜”的工厂。到了1918年年底，他们的从业员工已经增加到20多人。

　　从1917年到1918年，以双灯插座和附属插头制作为中心，川北的电扇底盘也继续承制，生意上一帆风顺，工厂愈来愈发达。

　　当时隔壁也是间工厂，而且跟松下幸之助是同行，大家都拼命工作，竞争得很厉害，可是这个老板后来搬走了。过了五六年后，他来找松下幸之助，当他看到松下工厂的盛大规模时，非常吃惊，希望松下幸之助告诉他成功的秘诀。松下幸之助告诉他说：“像你那么认真工作，事业仍然不成功，在我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一向认为，事业虽然有大小之别，可是，干多少必定会成功多少。世上常常有人说‘做生意有赚有亏，就在赚赚亏亏之间，事业会发展下去的。’我可不这么想，我认为生意是拼出来的，就跟比剑决斗一样，绝对不可能在砍掉或被砍掉之间。做生意，下多少工夫，必定能获得多少成功。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因为经营不当。生意人，若把买卖看成‘时也，命也’，‘有时亏，有时赚’是根本的错误。我们一定要相信，做生意是：不景气也好，景气也好，都能够巩固进展的基础。这一点，可以由过去好多成功人物的事迹获得证明。所以，首先，你要改正你那种世俗的、没有信心的观念才行。”

　　这也是他自己的生意经。

　　从1919年年底到1920年年初，日本产业界飞速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场面，每家工厂都不断增产，松下公司也一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产品，而且随着工作量增加，雇员也增加了，工厂的范围也扩大了。这时，大阪的松下电器已经相当有名了。为了拓展东京的业务，他派17岁的井植长驻在东京，寄宿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学生宿舍，负责彻底巡察经销商。主要工作就是每天早上到东京市巡察，有人订购了立刻向大阪报告，货物由大阪直接送达经销商处。这样，东京方面的销售量，也愈来愈多了。

　　可是很快欧战结束了，经济也随之开始衰败。产业界也是内忧外患交相夹攻，以停战为转折，在短短期间内，一切都化作死灰一般。好在松下幸之助在大阪业界已经有了一点基础，在东京方面也有相当的进展。所以面对这一次的大变动，他并不紧张，反而想主动去好好干一番。松下电器产生“步一会”就是在这一年。意思是全体员工必须步调一致，所以就叫做“步一会”，这还有“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向前走”的含义。当时松下在小小的松下工厂组成“步一会”，可以说明：遇到产业动摇，他们仍对未来抱有信心。“松下电器全体员工都是‘步一会’的会员，谁不是‘步一会’的会员，就不是松下电器的员工。”老板和员工均不例外，他们就以这个铁的规则结合。在1920年6月，工厂装上了电话，当时装一部电话需要1000元以上，对小资本的松下工厂来说，虽然非常需要，却装不起。幸亏他们早就申请的“九年分期付款电话”抽签抽到了。终于，工厂的规模也更完备了。当时的小商人装不起电话，所以，“有没有电话”成为了衡量商店或工厂信用的标准，电话装好之后，他们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工厂。同样，他的人生也更加完整，他26岁这年，妻子怀孕了，快要为人父的喜悦，加上生意很顺利，以前一直虚弱的身体也还能支持，一切都上了轨道，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到了1921年秋天，不论怎么加班也应付不了订单了。必须再租一两幢房子，或干脆找一块空地盖个工厂。经过深思熟虑，大开路一段有一块一百多坪的出租地，于是松下幸之助决定租下来盖工厂。耗费了在当时看来非常惊人的7000多元建筑费，还有各种费用差不多1万多元，终于盖起了自己的厂房和事务所。因为是建筑商信任自己才同意不付清也可以动工，所以松下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如期付清。盖建这座新工厂的气概，等于迈出了今日松下传统“积极主义”的第一步。因为被建筑行信任，才勉强决定盖工厂的事，竟成为松下幸之助努力到底不可的原动力。松下幸之助对这个工厂的期望，无法用言语形容。从9岁到27岁这18年间，由学徒开始，终于自己盖了工厂。可以说，过去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他感到特别兴奋，也是应该的吧。新工厂在当年的七月如期完工，松下幸之助与员工跟着搬了进去。新工厂比旧工厂大四倍，设备又是依照新工厂的需要而设计的，使用效率比旧工厂提高了5到6倍。从此以后事业顺利发展，在产业界树立了松下电器的威信和声誉。

　　大家都记得松下幸之助开始崭露头角是在脚踏车店当学徒的时候，那段时间的经历给他的影响一直到日后的生活中。后来他也总想试着制造脚踏车零件。当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脚踏车，天黑就得点蜡烛灯，可是常常会被风吹熄。于是松下幸之助想办法要用种不灭的灯代替它安在脚踏车上。当时常见的是瓦斯灯，可瓦斯灯是外国货，多半用在高级脚踏车上，价钱贵，不适合一般大众购买。另外还有电池灯，据说两三个小时电就耗光了，很不经济，而且构造也不完全，很不实用。因此，用得最多的仍是石油灯和蜡烛灯。松下决定要利用电池设计出很完美的东西，使用时间长，而且比蜡烛灯亮。

　　设计工作落到松下幸之助自己头上，他开始画图试做，日以继夜地工作。脚踏车灯设计的要点是：绝对不能像目前的电池灯，两三小时就用光，一定要构造简单，不发生故障，很耐用，至少能使用10小时以上，而且价钱要便宜。经过6个月的工夫，才做成第一个炮弹型的电池灯。电池当然不能使用市场上的标准品，这是最伤脑筋的部分。当时市面上销的电池，都是手电筒、探照灯使用的市场标准品，起初为了配合市面上的电池而进行设计，始终无法做出革命性的东西。过了三四个月，松下幸之助终于摆脱了这种“非配合不可”的观念，而以特殊的组合电池来做电源，于是设计出根本改变构造的新品。为了外型好看，采用了炮弹型。在他设计车灯的时候，刚好有人推出了耗电较少的“豆灯泡”，消耗的电量只有旧灯炮的1/5，大家都叫它“五倍灯”。松下幸之助立刻采用了新型的豆灯泡，把探照灯用的电池重新组合，装火炮弹型灯壳，试验发现竟可以耐用30小时到50小时之间，而原来的脚踏车灯只能点三四个小时，这等于是完成了耐用10倍的革命性新产品。他一再做实验，也实际用了一下，连自己都为它的耐用和省钱而吃惊。

　　这种炮弹型电池灯的成功研制，成了脚踏车灯界的革命。也成为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发明。经过松下的推销，后来电池灯的月产量达到了1万个，可是全权代理大阪业务的山本商店却跟许多代理商发生了纠纷，松下权衡利弊，决定把脚踏车灯的销售转让给山本店，当时的条件是，契约期三年，要点如下：

　　电池灯的商标权、新案权，山本以3.2万元的代价，从松下买下来。

　　松下持有电池灯的制造权，并负责制造与供应。

　　如果松下每月制造1万个以上，山本要负责销售。对待地方代理店，原则上要沿用松下的方针。大体上以这四条为原则，终于功德圆满。1925年5月18日，双方到法院去完成了公证手续。这个契约的第一项，以3.2万元买下商标的意思是：如果山本氏销售成绩不好（也就是销售量减少），平均每一个商品的权利金就会提高；如果销售量增加的话，权利金就会降低。从第一项的3.2万元权利金即可看出，山本氏是一个很慷慨的人。松下幸之助对他这种大手笔作风，感到很敬佩。交涉完成，他松了一口气，山本氏也很高兴。跟山本商店订好契约之后，买卖很顺利。山本商店努力宣传，电池灯也就更为畅销，销售网愈来愈广。他们只要专心制造即可，比以前轻松多了。当时，工厂方面是由板君（现任总经理）的父亲负全责，他根本不用伤脑筋。另一方面，配线器具的制造销售仍然依旧，虽然很忙，电池灯全部交给山本商店一手包办，松下幸之助突然感到一边的肩膀变轻了。过了一阵子舒服的日子，实在令人怀念。他一直都在持续奋斗，只有那一段时间过着怡然自得的日子。几年的创业使松下幸之助体会最深的是，要发明一件东西，再把它变成商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产之后的销售，更是难上加难。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制造和销售的配合，两者相辅相成。松下幸之助常看到有人制造了好产品，销售成绩却不佳。其实，只要改变一点想法就可以畅销的。他所说的“改变一点想法”，冷静地想一想，正是困难所在。多半拥有优良制品的人，常常自负过高，或认识不够客观，对产品的真实价值产生误判，才想不出很好的销售策略。正确的价值判断，并不只看产品的好坏，也得考虑当时的业界情况，进一步再顾及社会的情势才行。要把个人的人生观融进去，再确定销售条件，而条件又能被业界所接受，这才可能成为畅销品。因此，要“改变一点想法”其实并不简单。松下幸之助直到跟山本商店交涉的前后，才稍微体会其中的奥妙。

　　搬进大开路住了7年，松下幸之助已经28岁，也会时不时地参与区里的活动。1925年年底，要改选联合区会议员。当时的联合区会，是把各学区联合起来的组织。西野田联合区有十七公里，共5所小学。大阪市的学区没有统一，以各联合区为单位，向市民征收学校维持经费。船场边的联合区非常有钱，场内却很贫穷，学校的设备也不齐全。同样在大阪，经费有贫富之差。区会是审议学校费用的地方，慢慢的变成了区分所的咨询机关，也参与区内行政。里民中的热心人士，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推举松下幸之助出来竞选区会议员。本来松下幸之助打算在那段时间搬到京都去疗养，于是没有同意。可是邻居们不停劝说他，甚至表示“你不用操心，选举活动我们来做。你到京都去静养好了”。就这样，松下幸之助终于出马参加竞选了。议员的名额是20名。以往都由各里老资格人士出来竞选。从上两期开始，也有新面孔出现，竞争愈来愈激烈。区会议员的选举，等于是市议员、府议员的前哨战，也是各党派努力瓜分地盘的测度计，竞争非常厉害。人口6万的西野田联合区，要选出20名议员，实际上比府市会选举更困难。常常为了争取一票，得挨户访问十多次，实在是很吃力的工作。因为都是新开发地区，所以，他和里内邻居根本不知道选举行情。可以说，统统都是外行人。因此，选战一开始，才知道事情不简单。而且，20个名额有28个候选人，其中还有六名是现任府会议员。情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他们都大吃一惊。里内邻居本来以为小小区议员选举，再激烈也没什么不得了的。可是，事实上是了不得的大激战。身为候选人的松下，却不出面，躲在家里静养，其他里的选民都不认识他。愈来愈没有胜算了，到了这个地步，选他的人们开始担心起来。事先虽然说明候选人不出面也没关系，但事到临头，不能不叫他出来了。松下幸之助听了这些消息之后。再也不能安心待在京都养病了。从投票前20天开始，他也加入活动行列。既然要出来，就不能让同伴们失面子，就算最后一名也要当选，他把生意搁下来，每天拼命活动。选举事务所从一大早忙到晚上12点，大家的斗志很旺盛，可是，仍没有胜算的把握。报纸的报道都认为松下的情况不妙，因为是新面孔，年纪又轻，尤其选票是游离票，在此次选举非常不利，恐怕没有希望入选。终于到了投票的前一天。助选员整夜都在那儿，准备明天一大早开始的作战行动：要分发的名片、行程、设计最后张贴海报宣传的文句等等，松下幸之助看了很受感动。早晨六点醒来，立刻赶到事务所。天气很冷，下着霜。路上还暗暗的，地上到处是纸条。他注意一看，是他的宣传单——“请把您的神圣一票，投给孤军奋斗的松下幸之助！”他捡起来，纸有一点湿，可能是助选员在早晨5点左右散发的，一路上都有这样的单子，这大概是助选员计划的最后战略吧。到了中午，大部分的投票都完毕了。他以第六感觉察到，胜算更加强了。三点开始开票。传达开票结果的通信员，已经各就各位。各候选人的得票统计表在事务所的内外都贴好了。他们的监票委员已经到会场去。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委员正在准备“铭谢赐票”的工作。下午五点，最终的结果是，松下幸之助以第二高票当选！正式成为区会议员，开始了参与学区行政的公职。

　　松下创业成功以后就着手创立自己的品牌。提到这个品牌，不得不说到山本店。松下幸之助虽然把电池灯的销售权卖给了山本商店，对他们的销售方法却始终有意见。山本氏认为，松下只要专心制造产品即可，销售权已经由山本买下了，销售方针当然是由山本来决定。松下幸之助若向山本提供建议，不但不受欢迎，对自信心强烈又很会做生意的山本氏来说，反而会引起他的愤慨。这时两家店之间的交易额已达到每月5万元之多，可以说是互助互惠，共享利润。可是对销售的方针双方却意见相反，常常辩论。起初双方都认为，电池灯只不过一时流行罢了，但经过了两年之后，松下幸之助根据它的需要情况以及实用性，相信这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永久性商品。因此，他们不能因为现在仍然很畅销就安心，目前畅销是因为没有竞争品，既然是永久性的东西，就得拟订长久之计。也就是，定价要降低，制品也要改良才行。可是山本却不认为这种东西可以畅销10年或20年。松下幸之助和山本氏意见对立，持续下去，都以为自己的看法正确，双方均没有意气用事。他认为会产生不同见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各自经营的方式相异，也就是做生意的观点不一样，所以谁也无法说服谁。当时，正有一个设计中的角型灯。事先讲好交给山本氏一手销售，既然意见分歧，他认为还是由自己来销售比较好。试一段时期以后就可以明白，到底谁的方针正确。松下幸之助把这个意见告诉山本氏，请他谅解。强硬的山本氏怎么也不肯答应，他说在契约3年期间内，他不答应自己销售。这是合理的要求，可是，松下幸之助认为事情是可以商量的，没想到山本提出的条件是1万元现金。角型灯仍在试用阶段，前途仍是未知数。尤其是在炮弹型全盛的当时，更不大可能会畅销。再说，过了一年以后即满期，根本用不着提出什么代价的。就算真的要制造销售，准备期间刚好也拖到契约满期的时候，这实在是故意给松下出难题。可是山本氏一旦说出口就不易更改。所以，松下只有在付出1万元赔偿，等契约满期，和中止契约三者中择一而行。松下无论如何要按照自己的方针销售看看，跟山本氏的交易又要圆满继续，为了这两个目的，松下愿意拿出1万元来。这下连一向豪爽的山本先生都为他的魄力吃惊了。因为平白赚了松下1万元，他招待松下和加藤先生以及木谷总经理到高野山吃饭。1万元变成高野之行，松下的印象也特别深刻。他们走过一颗石头前时，山本氏说：“松下君，这块石头是弘法大师从中国带回来的‘试运石’。能够把这块石头抬上架子的人，表示那个人的运势很强。”山本氏自己先试，怎么也抬不起来。接着，木谷总经理也试，还是抬不起来。松下突然想：今天我付出1万元才被带到高野来，到底今后命运如何，不妨借这块石头问问。他在心中把意思向神明说清楚，然后试着抬。说也奇怪，3个人当中最没有力气的松下，竟把石头轻轻地抬了起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一瞬间，他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信念：“角型灯是必定会成功的！”这一次高野山之行对松下来说意义非常深远。6个月之后，1927年4月，角型灯上市。这就是后来销售到日本全国各角落的“国际灯”。

　　松下幸之助想了很久都想不出个合适的名字命名它，有天松下幸之助在报纸上看到“international”的日文片假名，查字典才知道是“国际的”的意思。而“national”，是“国民的，全国的”的意思，他就在这一瞬间决定用“national”。他希望自己的产品能成为国民的必需品。松下终于开始销售有“national”牌名的角型灯了。

　　为了宣传新的国际灯，松下幸之助的方案是把1万个灯免费提供给市场。当时的售价是每个1.25元，对老百姓来说是很贵的。松下幸之助要把1万个免费散发在市场，可见下了多么大的决心。松下电器后来规模更大，但再也不敢冒这么大的险。不过这个方案取得了成功，短短期间内就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到了那一年的12月，销量远远超过预计的20万，达到了47万个。从山本手里花了1万块钱争取回来的销售权，证明松下幸之助的销售理念果然非常正确，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国际灯已经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成为企业的重要产品。从1927年开始，电热器也慢慢上了轨道，电熨斗、电炉等有特色的制品，渐渐地被业界所认可。配线器具部也很顺利地增加生产。开始销售国际灯的1927年，是松下幸之助印象最深的一年。那年中尾君回来创设电热部，又是发生有名的“银行恐慌”的一年，好在武久君也在这时入所。武久君和松下幸之助一样，从小做学徒（米店），经过经商的实地磨炼之后，在大开路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两个人慢慢变成了好朋友，时常交换有关做生意的意见。武久对松下电器也慢慢感兴趣，偶尔来帮他做点事。正好松下幸之助考虑到电热器的展望，计划要在松下电器增设一个电热部。于是他们二人都加入进来。电热部的第一个制品是中尾君苦心设计的“超级电熨斗”。

　　当时电熨斗的市场需求并不大，一年不到10万个，每一家厂的产量都很少。松下设计的时候，就以“品质比人家好，价钱比人家便宜”为目标。1927年4月，第一批产品出来了。批发给代理店是每个1.8元，零售价是3.2元，因为价钱便宜，品质又好而为大家所欢迎。电热部按照这样的计划进行，经营的责任完全交给武久君和中尾君，松下幸之助还是专心经营本行的工厂。可是出了半期决算的结果，却有了亏损。因为二人都不是善于经营的人，松下幸之助决定让武久君回去经营米店，可是他对松下电器非常有热情，愿意以普通职员的身份进入松下电器。松下幸之助开始到电热部去坐阵指挥，把武久君派到本行营业部工作。

　　松下电器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好局面，扩展的脚步像上了发条一样怎么都停不下来。到了1929年，已经拥有三处工厂，员工已增加到300多人。这时松下幸之助决定建设一个营业所和一个大工厂：土地500坪，建筑350坪，包含住宅，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工程。每次扩建都涉及到的必然是钱的问题，买土地、建工厂，需要14万元，内部设备费四五万，总共大约要20万元，但当时自己只有5万，其余的15万元他决定贷款。1928年10月，他去找住友银行西野田分行经理，对方同意贷款给他，但是要他把新的厂房作抵押，松下幸之助听了觉得如果要抵押，只有用5万元买进来的土地而已。建筑物是先借钱，等盖好了之后才抵押，等于是暂时没有抵押的。这是银行对松下特别优待的做法，可是，他对“拿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的事，心里很不愿意。尤其是作抵押必须登记，一登记，人家就知道松下有负债。对现在正要开始发展的工厂信用有影响，尽量避免比较好。因此，他希望能用无条件贷款的方式办理，至于土地的所有权状和将来盖好之后的建筑物所有权状，都可以寄存在银行保管。银行方面因为信任他，也信任松下电器的前景，终于同意了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业界看到松下不用抵押也能贷款，信用良好，竖起坚实的雄姿时，就完全相信松下电器是有本事的。1930年5月，建筑工程完工，同时完成迁入，从此进入了松下电器第二个阶段的活跃期，在业界开拓了确实稳固的地位。新的工厂盖好之后，松下电器继续扬帆前进。1929、1930年是全球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松下的发展却更为业界所瞩目。

　　可是，就在这一年的7月，滨口内阁成立的同时，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到了井上财政部长计划“黄金解禁”的时候，财经界一天比一天萎缩，不景气的征兆更加深了。11月，大家所恐惧的黄金解禁终于公布。这虽然是预料中的事情，还是引起了财经界严重的混乱。不但物价下跌，而且销售量也显著减退。

　　报纸每天都报道各工厂缩小或关闭的消息，还有员工减薪及解雇，产生了很多劳资纠纷。财经界的不稳定，带来了社会不安，情况愈来愈严重。劳工工会趁此机会开始活跃，就连员工待遇一直是全国模范的钟纺公司，也因为工资减额而发生了纠纷。当时担任厂长的津田氏为了调停而奔走各方。钟纺的纠纷经报纸报道后，在财经界又引起一场震撼。像钟纺这么优秀的公司，也发生这种情况，其他小工厂更不用提了。井上准之助（财政部长）被暗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刚好这段时期，松下幸之助躺在病床上。11月至12月，不景气情况更加恶劣。松下电器也和其他产品一样，销售额剧减。到了12月底，仓库里已经堆满了滞销品。更糟的是，工厂创建不久，资金短缺，更感觉困难重重。若情况持续下去，不久之后，只有倒闭了。为了应付销售额减小一半的危险，生产量也只好随着减少了一半，同时员工也要减少一半。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当老板的松下幸之助却又偏偏躺在病床上。主治大夫交代从12月20日起，要他到西宜去养病。替松下看管工厂的井植和武久两位，花了很多心思去思考如何善后。他们的结论是：为了摆脱目前的窘困状态，只好先裁减一半员工，当松下听到这个结论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松下告诉他们：“生产额立刻减半，但员工一个也不许解雇。工厂勤务时间减为半天，但员工的薪资照金额给付，不减薪。不过，员工们得全力销售库存品。用这个方法，先渡过难关，静候时局转变。我们也可因而获得资金，免于倒闭。至于半天工资的损失，是个小问题。如何使员工们有‘以工厂为家’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任何员工都必须照旧雇用，不得解雇一个。”员工们听后欣然表示，愿尽全力销售公司库存。令人吃惊的是，公司所生产的产品，由于员工的倾力推销，不但没有滞销，反倒造成生产量不够销售的现象，创下公司历年来最大的销售额，解决了公司的危机。这个想法和作用，对松下电器全体员工而言，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体验，也是令他们对公司产生信心的最好机会。松下电器“任何事情，只要坚持到底，最后一定会成功”这种强而有力的信念，就是在此时培育出来的。有了这次经验，松下电器的经营，可以以更大的信心，向前迈进。

　　随着松下电器的逐步扩大，松下幸之助慢慢感觉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本来是为自己做生意，现在变成为了整个行业或者社会。他的松下电器，也变成企业界的松下电器。从“私心”转入“大公无私”，就会产生力量。他慢慢地站在这样的立场去经营松下。他需要人才，需要资金，除了一步一步前进以外，还有别的路可走吗？1929年年底，松下已有店员97名，员工380名，专利品经各研究员的努力，也有140件。每年继续提出专利申请30件。每月生产额高达20万元。可以说创业的艰辛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已经进入飞跃时期，最需要优先解决的是人才的储备和培养。松下幸之助回顾自己过去的人事管理，最初是从很简陋的家庭工厂出发。干部、店员和中坚员工都是从学徒做起的。这些人每一个都很热心，各有各的特长，可以算是松下电器的元老，将来也需要他们继续努力。为了进一步成长，必须有优秀的人才加入，他认为过去的方式已经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