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成长故事

第六节 厉声严辞斥分封

　　秦王嬴政志得意满，认为传统的“王”的称号已经不足以标志自己前无古人的功业，应该有个更加崇高、伟大而神圣的称号。因此他决定将上天神界之“上帝”和古来圣人之“三皇”结合在一起，给自己冠以“皇帝”的新尊号，来显示他一统天下的盖世功勋，并企图使秦的帝业由他这位始皇帝开始，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于是原来的秦王嬴政变成了秦始皇。在一片欢庆胜利的氛围之中，君臣上下无不认为秦王朝已经奠定了稳如磐石的万代基业。

　　但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求得长治久安，使这个高度统一的新王朝运行不已牢不可破呢？在这个问题上，大臣们提出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意见，分别指出了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规划了两个不同的蓝图版本。

　　丞相王绾提出：“秦王朝国土广大，中央不适宜都来直接进行管理，应该在原燕、齐、楚等边远地区，分别分封皇帝的几个儿子为王，由他们单独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还是实行自商周以来传统的那种分区治理的方式为好。”这种意见得到许多大臣的赞同。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之下，由于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尤其是中原以外的边疆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中央政府不容易做出迅速而适当的反应，所以还是利用传统的分封制比较稳妥。

　　但李斯坚决反对。他首先力陈分封制的弊端，说：“周初分封子弟为诸侯，原来是想让他们藩卫王室。但过了几代人之后，这些诸侯实力坐大，血缘疏远，就都变成了一个个的独立王国，互相问如仇敌，你攻我伐，周天子也禁止不住了。五百多年来，闹得天下沸沸扬扬，不得安宁，最后反而拆了周王朝自己的台。”因此李斯认为，“现在天下好不容易重新统一了，应在各地区设置郡县等层级的地方政府，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去治理。至于王子和功臣，可以让他们多享受经济上的好处，衣食租税（中央征收的租税划出来一部分由王朝贵族享有），重赏财物（金钱布帛和车马府第等），这样他们也容易被皇帝控制。不实行分封，天子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国家的每个角落，国家实行一元化治理，既没有争论也没有战争内斗，这才是安定天下的好办法”。

　　这两种意见，反映了儒法两家不同的政治观念。秦始皇是以法家理论为指导统一天下的，对这套理论十分熟悉，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特别是对它的效用十分肯定。因此听完李斯的意见后，他便毫不犹豫地说：“几百年来，天下长期苦于战乱，都是因为分封诸侯造成的。现在我们假如重新分封王国，等于又开启了动乱之源，怎么能使国家安宁！还是廷尉的意见对！”

　　在李斯的辅佐之下，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新王朝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如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即中央官员分设三公和几卿，所有官员包括丞相在内都是随时可以任免的官僚，而不是可以世袭的贵族；地方实行郡县制，即将地方政府分为郡、县两级，其长官也是由中央随时任免，他们只对皇帝负责，是代理而不是主人；在全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充实和完善各项法律制度，收缴和销毁流散于民问的所有兵器，拆平原来分裂时期修建的城壕关津等防御工事，把在地方上具有潜在势力的六国旧贵族由他们的东方故土迁往西部的关中和巴蜀地区，等等。为使“六合之内，无不臣服”，秦始皇派兵南开五岭（横跨今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区边境的五个山岭的统称，当时越过五岭就是进入南蛮之地了），把越族聚居的“百越”之地纳入秦朝版图，并在那里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和许多县。为解除战国以来北方匈奴族对中原的侵扰问题，他又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军队征战朔方（当时泛指北方），并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以南以北地区设置三十四个县和九原郡。与此同时，秦始皇开灵渠，修驰道、直道，以转运军需；移民屯边，垦荒戍守，以巩固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解决对边疆军需物资的运输问题；还沿着北方的黄河阴山一线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御匈奴的南侵。所有这些，无不需要征发大量的民力物力来实施。

　　这些措施，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做，但把这些措施集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推行得过快过急；再加上当时的人口数量在长期的战乱之后，大量减少，闪此繁重的兵役劳役超出了社会能够承担的负荷，使人民不堪忍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战争动员式的社会状态不但没有改变，相反秦始皇穷奢极欲的本性恶性膨胀。他大修宫殿，如奢华的阿房宫，不计代价地筑建自己庞大的骊山陵墓等等。当时全国只有两千万人口，而服役者竟不下二百万。丁男不足，又征妇女，大量人口脱离生产，致使田地荒芜，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秦始皇为了支撑战争和工程的耗费，又加倍征收赋税。农民已经无法正常生存下去，然而稍有不满和反抗，即又遭到官府残酷的镇压。

　　秦始皇为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自以为不可一世，恨不得一口吞尽天下，一世做完万代的事。殊不知，在秦统一过程中，他的力量来源于民众对统一战争的支持，而一旦失去这种支持，他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地主阶级就像一个人一样，其成长需要时问，其成熟既需要正面的经验积累，又需要反面的教训警戒（后者尤其重要）。这时的秦始皇正处于阶级成长的少年时期，没有经过农民力量的打击，过于迷信自己的主观意志，以为任何事情只要想做就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不仅秦始皇，地主阶级整个执政集团包括盲目迷信暴力和崇拜权力的李斯等法家人物都不能很清醒地看到，倒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丰富政治经验的儒家人物，还能不时向秦始皇敲敲警钟。后来刘邦等人物经过农民战争的暴风雨，认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知道欲安国家必先存百姓，认识到人民是水，统治者是船，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这时不是一个人或某儿个人，而是整个阶级都在成长、成熟，从而也更加娴于统治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