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家成长故事

第六节 就封国太公谋治齐

　　吕尚被分封后，就率领部众，离开镐京，向东前往营丘到自己的封国去。在去营丘的路上，他边行边住，行动很慢。客舍中的人见到这种情况，对吕尚说：“我听说时机难得而易失。您这位客人睡得这样安逸，恐怕不是去封国就任的吧？”吕尚听到这话，忽然意识到：事关邦国命运，岂容片刻疏忽！于是，他急忙将随从们叫起，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黎明时候就到达了齐国。这时正遇上莱侯带兵来攻，想与吕尚争夺营丘之地。营丘毗邻莱国，莱人是夷族，趁商纣之乱而周朝刚刚建立，还无力东顾，因此率军来和吕尚争夺国土。吕尚及时准备，率兵平定了莱侯的进攻，定都营丘，建立了齐国。

　　齐国建立之初，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巩固新建的国家，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来治理。当时尽管吕尚击退了莱夷人的进攻，但是当时齐国的局势仍然是“国有未训之臣，野有未治之民”，于是吕尚采取了“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纪之以力”的政策。

　　据说齐国东海上有居上兄弟二人，一个叫狂蟊（音yù），一个叫华士，这兄弟二人都很有才华。二人商议说：“我们不臣服于天子，不与诸侯为友，自己耕田来吃饭，掘井来饮水，对别人无所求。不崇尚天子赐予功名，不追求国君给予的俸禄，不外出做官而是自食其力。”吕尚建立齐国后，听说了二人的才能，就多次亲自登门拜访，想任用二人。但他们都拒不相见，于是吕尚便派人把他们给杀了。周公听说后，急忙派人问吕尚为何杀了丽名贤人，吕尚回答道：“这兄弟二人都不做天子之臣，也就是我不能使之为臣；他们不以诸侯为友，也就是我不得使用他们；他们自己耕田而食、掘井而饮，对别人无所求，也就是我不能对他们有所奖赏、惩罚、劝告和禁令。况且他们不崇尚功名和俸禄，即使是贤能之人，我也不能任用他们让他们为国建功。贤能之人不出来做官国家就不能得以治理，而贤能之人不愿得以任用就是对国家的不忠。况且先王能够管理他们的臣民，依靠的不是爵位、俸禄，就是刑法和惩罚，现在这四种方法我都不得施行，那我还当谁的国君？”吕尚还打比方说：“假如有一匹马，貌似天下最好的马——千里马，但是驱使它它却不向前，喝止它它却不停止，让它向左它不向左，让它向右它不向右，要这样的马是没有用处的。一个自认为是世上贤能的人，而拒绝为君主所任用，不为国君效力，这就不是圣明君主的臣子，就像貌似千里马而不听使唤一样，要他何用？所以我把他杀了。”

　　齐国当时有个司寇叫做营汤，他巧言令色，口是心非，还结党营私，对吕尚的政令拖拉怠慢，对百姓暴虐并滥杀无辜。吕尚知道后，就召见他并询问他治国的主张，他回答说：“治国之道，只有仁义就够了。”吕尚问：“什么是仁义？”营汤说：“仁就是爱人，爱人的人有子不食其力；义就是敬老，敬老的人妻老而夫拜之。”吕尚听了营汤的解释后说：“我也主张仁义治国，可我所说的仁义与你的不尽相同。我认为天有四时，地出产物财，能够与人共同拥有而不专门为自己所有，这样才是仁；要与众人和谐，能够与众人同忧患，同欢乐，同好恶，这样才称得上是义，义之所在，则天下人皆实行。更重要的是，仁义不仅仅是说在嘴上，还要见诸行动。你口称仁义，却言行不一，阳奉阴违，巧言令色，诛杀无辜，若你这样‘仁义’治齐，只能生乱，不能安民兴国，你必须改弦更张。”营汤不从，于是吕尚令人将他诛杀，以正政令。

　　吕尚击破莱国的进攻，又除掉了狂矞、华士和营汤的乱政，使齐国得以安定。齐国安定后，吕尚修明政治，因地制宜，采取了符合齐国发展的政策。

　　经济方面，吕尚的封地齐国，当时只是方百里之国，国土面积狭小，人民寡少，土地贫瘠，多为盐碱地，不适宜种植五谷，发展农业生产。但是齐国面临大海，拥有丰富的鱼盐资源和便利的海上交通，使渔、盐可以流通到各诸侯国。而齐地人民又擅长于养蚕织造，这方面有许多出色的女工，并且齐地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都是东夷人的聚居地，东夷人很早就有较发达的手工业，特别是制陶业、纺织业、金属冶炼业等。吕尚根据齐国本身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特点，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经济政策。在此政策指导下，齐国逐渐发展成了“冠带衣履天下”的富强之国，当时的海岱之间的小国都去朝见齐国。这也使得吕尚以后的齐国之君，仍然采取大力发展手工业的措施，发扬吕尚治齐的遗风。春秋时的齐桓公任管仲为相，鼓励“百工尽其巧”，并设立重奖以鼓励百姓发展手工业、商业，使齐国的手工业、商业更加蓬勃发展。铁制工具的推广应用，又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因此使齐国富于列国，齐桓公成春秋为五霸之首。战国时期的齐国，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又成为“七雄”之一。齐国都城临淄一片繁荣昌盛景象。苏秦曾这样描绘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这都是自吕尚以来重视因地制宜发展工商的政策一以贯之的结果。

　　政治方面，吕尚在周初世卿世禄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提出了“举贤尚功”的用人政策。吕尚在辅佐文王、武王的时候，就提出以仁建国，以仁守囤，“尊贤上功”的用人方略。吕尚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重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早在吕尚被封于齐的时候，周公旦就问吕尚：“您准备怎样治理齐国呢？”吕尚回答说：“尊贤上功（尊崇贤能，崇尚功业）。”吕尚到齐国后实施“尊贤上功”的用人政策，选贤任能。这点和世卿世禄制为准则的鲁国所采取的“亲亲上恩”的用人政策不同。在世卿世禄制下，贵族的地位是世袭的，以宗族为核心，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度，其他庶子则按照宗法原则，拥有自己的爵位和采邑，并得以世代相传。吕尚打破这种世卿世禄制，施行“举贤尚功”，结果团结和利用了齐国的贤能之士，使齐国能够在建国之初较快地稳定下来，更开启了后世齐国之君的“重士”之风。齐桓公能够放弃一箭之私仇，使管仲贵居上卿，拜之为齐相，尊之为“仲父”，从而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也正体现了吕尚用人政策之遗风。

　　武王灭殷后的第二年就生了病，不久就去世了，太子诵继承了王位，就是周成王。尽管周王朝已经建立了，但当时的局势仍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并不稳定。当时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不能治理朝政。面对这种情况，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为了安定周王室，暂时摄政，代理成王管理政务，主持国事。而管叔、蔡叔等周公的弟兄这时则心怀不满，怀疑周公篡位，就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意思是周公想夺取王位）。”周公就召来吕尚、召公爽二人，对他们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理国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室，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法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为天下之业忧劳甚久，现在才刚成功。武王早逝，成王还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的大业，我才这样做的。”于是在吕尚等人的竭力拥护下，周公得以辅佐成王。而这时管叔、蔡叔等又与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合谋，联合东方的奄、薄姑及徐夷、淮夷等国家，兴兵发动叛乱。这些叛乱分子其实是各怀鬼胎：管叔、蔡叔想趁着周王室内乱的机会，以图谋自己能够登上王位；而武庚是想联合不服的殷遗民东山再起；东方的奄、薄姑及徐夷、淮夷等并不服从周王朝，此时也趁机发难。周公忍辱负重，决定发动东征，以安定王室。齐国作为东方重要大国，参与了平叛，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周公特意派遣召康公前往齐国，授权姜太公对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的五侯九伯的叛乱行为，有代朝廷征伐的特权。这时吕尚又穿上了兵甲，操起兵戈，奉王命征讨“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的叛乱诸侯。周公率兵大举东征，东征的大军一路由周公率领，直攻武庚的盘锯地——殷故都朝歌；一路则由太公率领，绕到殷故都的东方，切断徐戎、淮夷等国与武庚的联系。周公攻下殷故都之后，再回兵攻打“三监”，然后又和吕尚联合大战夷人。受命之后，吕尚便在东西三千里，南北两千里的广袤地区内，南征北战，平东扫西。这场战争整整打了三年，总算平息了叛乱，最后杀掉了武庚和管叔姬鲜，流放了蔡叔姬度。

　　周王室总算安定下来了，面临的问题就是治理国家。周公在还政于成王前，制礼作乐，建立了包括吉（祭祀等）、凶（丧葬、灾荒、疫病）、宾（朝聘等）、军（战争、田猎）、嘉（冠礼、婚礼等）五礼的礼乐制度，在当时的周王朝姬姓诸侯国内推行这套礼制。由于诸侯国内族属构成情况不同，如晋国国内还有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周人并不相同，所以也就不适宜按照周礼来规范他们。吕尚看到齐国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因为齐地是东夷族的发祥地，齐国当时还生活有许多东夷之人。也就是说，聚居在山东乃至周围地区和沿海一带的土著居民，基本上都是东夷族人。东夷人的风俗习惯也与周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齐国贸然推行周礼，就容易激起族属之间的矛盾，将不利于国家安定。因此，吕尚并没有按照周室的礼仪制度来要求规范东夷人，而是尊重东夷人的习俗，采用“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来治理齐国。施政三个月后，吕尚就向周公汇报施政的情况，周公还颇为诧异地问道：“怎么会如此迅速？”吕尚回答说：“因为我简化其君臣之间的仪节，一切从其风俗去做。”

　　而与齐国相邻的是周公旦的封国鲁国。齐、鲁两地其实都属于东夷之地。周公没有就封，而是让自己的长子伯禽去鲁国进行治理。当初分封的时候，鲁国分有祝、宗、卜、史，具备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是享有最高特权的东方大国。而伯禽到鲁国，也带去了西周的全部礼乐，用西周的礼乐文化、典章制度改造鲁国，施政三年之后，伯禽才向周公汇报施政的情况。周公问：“为何如此迟缓？”伯禽说：“改革鲁国的风俗与礼仪，这要等服丧三年除服之后才能看到效果，因此迟了。”周公听后叹息说：“唉！鲁国后代将要为齐国之臣了，为政不简约易行，人民就不会亲近；政令平易近民，人民必然归附。”其后，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首，战国时代的“七雄”之一，以强盛的国力显赫于诸侯，但鲁国始终落后于齐国，没有跻身于强同的行列，至公元前249年，鲁国就被楚考烈王灭掉了。

　　吕尚什么时候去世的，今已无可考。《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都说吕尚卒于周康王六年。死后葬于何处至今也无定论。据清代陕西巡抚毕源主持编纂的《关中胜迹图志》记载，是在陕西咸阳。而据《河南通志》记载，吕尚墓在今卫辉市，即原汲县西北的太公泉村西南一公里处的荒坡上，占地约200平方米，墓前立有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仲春卫辉知府苇立“周姜太公墓葬处”石碑一方。另据魏人王象、缪袭所撰《皇览》说，吕尚冢在临淄县城南十里。而《齐记补遗》和民国九年所编《临淄县志》则说太公死后归葬于周，齐人思其德，葬衣冠于临淄，还说：“太公衣冠冢，在城南山王庄北。”今在淄博市临淄区（原临淄县）辛店东侧，永流乡张家庄南有一座古墓，据说即“吕尚冢”。总之，在今陕西成阳、河南辉以及山东临淄等地都可见有太公墓，人们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太公的缅怀和敬仰。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智勇”的代名词，被历代朝廷和民间所崇拜，甚至被供奉为神。唐宋以前的武庙奉祀的都是姜太公。唐太宗即位后，国家政局动乱，内忧外患，为了安定人心治理国家，唐太宗自称是姜太公的化身，在皤溪建立太公庙，立意要像周文王那样访贤并重用贤臣良将。唐太宗因此在当时得到了一大批贤十，唐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诏令长安、洛阳两京及各州各建一所太公庙，还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口举行祭祀。每当国家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的时候，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以此来勉励人臣们要像太公那样披肝沥胆，为国家尽力。到唐代宗上元元年（公元760），代宗又下诏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建置武庙，与“文宣王”孔子一起成为我国“文”、“武”的代表。宋朝时候，人们对姜太公更是倍加推崇，《事物纪源》卷二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下诏加谥姜太公为Hf烈武成王。”除加封号外，还在青州建祠庙祭祀。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为抵御外寇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到了明代，许仲琳则把太公神化，写出《封神演义》，把太公神化为管理众神的神，而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了驱邪扶正的偶像。后来民间百姓往往在城乡间的巷头屋角处，用石刻上“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以此来驱魔避邪。

　　1993年，齐地（今山东）人民为了纪念姜太公——齐国的开创者和齐文化的奠基人，又依托原来的姜太公衣冠冢建立了“姜太公祠”。太公祠由祠堂、道院、太公衣冠冢组成，光亮的门楣上方悬有“姜太公祠”金字大匾，是由赵朴初先生题写的；“辅周论封神，灭纣传佳话”的楹联是由魏启功先生书写的。入门穿过通往东西跨院的月门，分别是鼓楼和钟楼，登楼又可望牛峰、淄江故道。正院由主殿和东西两配殿组成，主殿五间，配殿各三间，红柱上挂有木刻楹联，一联是“斩将封神功贯古今神第一；兴周诛纣才兼文武世无双”，另一联是：“六韬金匮成百载武祖，阴符奇书传千秋兵家”。殿中神楼内端坐着姜太公的彩绘塑像，鹤发童颜，栩栩有神；神楼背面墙上饰彩绘壁画，内容包括：姜氏封臣、贫困生涯、弃官避纣、著书立说、渭水垂钓、孟津会盟、牧野大战、封齐就国、营丘败莱、简礼治齐、严惩不训、权专征伐、传子归周等13幅画面。神楼背面便是太公衣冠冢，冢前的石碑是由太昌先生题写，文曰：“武成王姜太公衣冠冢”。碑前的石坊有联曰：“葬衣冠永怀太公德，建祠宇再现武成光”。

　　§§第四章 张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