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家成长故事

第七节 熟读经书“《左传》癖”

　　京兆杜氏家族一向对经学很重视。杜预本人也熟读经书，对经书的研究非常透彻，这尤其表现在泰始十年（274）关于礼制的一次争论中。

　　晋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即将迁葬到峻阳陵，依照旧制，安葬完毕后，皇帝和群臣除去丧服而改穿礼服。在此之前，尚书祠部奏请按照博士张靖的意见，皇太子也依规定一起除去丧服。而博士陈达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现在所依照的制度，是汉文帝的权宜之制而非正礼，皇太子不用处理国事，与皇帝不同，因而应当服满丧期。”晋武帝不知所从，下诏让群儒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熟读经书的杜预认为：“古代天子及诸侯服父母之丧开始与齐衰、斩衰相同，安葬之后不用穿丧服，但要在心里悼念即‘心丧’，直到服丧期满，与士人平民的礼制不同。到了汉代，继承秦朝的做法，全国人民都要为皇帝服丧三年。汉文帝考虑到这种制度不能长久实行，也不知道古代的做法，就另外按照自己的意旨规定安葬完毕后即可除去丧服而改穿礼服。曹魏只以到下葬为限，嗣君不在居丧的地方服满丧期。学者们很久以来就认为这样不对，然而却始终不从经传中去推究，只说王者为三年的服丧期，应当穿衰麻满二十五个月。嗣君如果这样，那么天子群臣都不能除去丧服。虽然有志于专心服丧，却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实行。到现在君王都依照汉文帝的规定，是由于居丧守孝的人不守礼制。现在皇太子与皇帝同礼，应当恢复古制，在卒哭之祭后除去丧服，以‘心丧’的方式服满丧期。从道理上来说，既不应该不除丧服，又不取法汉文帝，才是行丧礼的正礼。”

　　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听了以后不得其解，便进一步询问杜预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杜预说：“古书上说三年之丧期从天子起，这是说天子没有一年的丧期，只有三年的丧期，并不是说天子要穿丧服居丧三年，与士人平民同礼。所以皇后、世子之丧，而叔向说有两种三年之丧。周公不说高宗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这是不穿丧服而只是‘心丧’的文字。叔向不讥讽景王除去丧服，而只是讥讽他宴饮奏乐太早，他做到了安葬之后除去丧服，只是违反了居丧期间的礼节。《春秋》中记载，晋侯设宴招待诸侯，子产相郑，而当时郑简公还未下葬，请求除去丧服以后再听取命令，君子认为这样是符合礼制的。宰咺前来馈送惠公仲子的助丧之物，传中说‘吊生不及哀’。这些都是安葬之后除去丧服而只是‘心丧’的明证。先儒既有的说法常常可以见到，学者们可以好好地去思考一下。《丧服》规定，诸侯为天子也穿斩衰，难道能说他们一直要穿满三年吗？向前考察七代，不见帝王君臣上下穿丧服三年的有谁；推论将来，恐怕百代帝王也会是一样的不穿丧服三年吧。并不是一定办不到，而是情况不允许，所以我们理解了圣人不虚设不能实行的制度的缘由所在。孔子言‘礼所损益虽百世可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卢钦、魏舒听了杜预的解释以后，认为杜预说得很正确，于是就让杜预写奏议，把这次关于礼制的讨论情况和最后的决定上奏给晋武帝。最终，皇太子按照杜预的说法，除去了丧服，只是“心丧”三年。

　　当时朝廷内外猛一听到杜预的说法，无不感到奇怪，甚至有人说他是违礼以趋和时事。当时杜预自己也并没有去解释，回去以后让博士段畅广泛收集典籍中的有关议论，作为证据，要使大义昭彰，足以流传到将来。段畅接受杜预的意旨，把经书中记载的事实和成说一条条列举出来，作为确凿的证据，以证明杜预说法的正确性。传记中有与现在的议论相同的，也列举出来，广泛列举两种说法。表明所凭借的准则，以证明这件事。可惜的是，这些文辞后来大都亡佚了。

　　杜预一生勤于治学，著述甚丰。据史书记载，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释例》十五卷、《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丧服要集》三卷、《女记》十卷、《律本》二十一卷、《晋令》四十卷、《杜预杂律》七卷和《善文》五十卷等。但流传于后世的只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二书，其他或已亡佚，或仅片言只语散见于后人辑录的书中。明代张溥辑有《杜征南集》，可作为参考。

　　西晋时期，王济懂得相马，又善解马的性情。有一次他骑着一匹马，马身上披有连乾鄣泥，前方有水，这匹马便始终不肯渡过去。王济说道：“这马一定是舍不得鄣泥。”于是让人解下去，马这才肯继续向前走。因此，杜预说王济有“马癖”。和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而他却生性十分吝啬，所以被世人所讥讽，杜预也因此称和峤有“钱癖”。杜预对王济、和峤的这种特殊称呼传到了晋武帝的耳朵里，晋武帝便问杜预：“那你有什么癖呢？”杜预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有《左传》癖。”他已把研究《左传》当成了自己的嗜好。的确，杜预对《左传》的研究十分精辟透彻，达到了无人能比的水平。儒家经典众多，杜预为何会对《左传》情有独钟呢？京兆杜氏是一个以世善刑律著称的家族，而儒学自西汉以来一直与刑律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春秋决狱”之风的盛行，使儒学与刑律之学互相渗透，甚至融为一体。在众多的儒家经典当中，杜预对解释《春秋》中的《左传》喜爱成癖，应当与杜氏家族精于刑律之学的家学特色有关。

　　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首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一书，该书有时也简称为《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左传集解》、《集解》或径称杜注。《集解》征引了先秦两汉的大量文献，这既体现了杜预学术修养的深厚，又保证了他对经传解释的准确翔实，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文献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杜注具有求实、简明、通达的特点，是流传至今的古代《左传》注释本中最好的一种，世所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收录的就是杜注本。杜预认为，此前传世的《左传》注尽管多达十几家，却都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在注释中多引《公羊》、《毂粱》的传文，造成混乱。而他的注解则要忠实贯彻左丘明以史为纲的意图，以突显《左传》的史学性质。于是，杜预注《左传》摒弃了传统的经学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了从史学角度作注的学术特色。杜预的《左传》注，将经传合并，相互比照起来进行注释，开启了经注的新体例。杜预的文化观念来源于魏晋时期玄学发展、儒玄兼综和史学繁荣的学术大背景。杜注清通、简要的风格，适应了魏晋学术发展的需要。由于杜预“博学多闻”，从而使注释的内容更为翔实、易懂，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左氏传评》、《春秋左氏传音》四部著作，除阐发义例外，还从词语、名物训诂以至天文、历法、地理、医卜、氏族、音乐等方面作了注释，因而被后人誉为读《左传》的门径。同时，杜注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杜注之所以流传至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创新。除了上文所说的体例方面的创新外，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有关地理和历法两个方面的注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对《左传》的古（春秋）今（魏晋）地名都作了注释。杜预还绘制了古今地名对照地图和春秋会盟图，可惜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在历法方面，杜预参照东汉天文学家刘洪的《乾象历》，推算出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甲子、朔闰和日月蚀。并编定为《春秋长历》，不仅校正了《春秋》、《左传》在历法方面的错误，还驳正了西汉刘歆等人以《三统历》对春秋时历的穿凿附会。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在东晋南朝广为传习。到了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确立了杜预《左传》注在官学中的地位。杜预为经书作注，不仅为儒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对历代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晋著名经学家挚虞曾高度评价杜预的《春秋释例》说：“当年左丘明作《左传》，本来只是为《春秋》经作注的，但因为其书的内容超出《春秋》经很多，后来便单独成书而流行于世。杜预的《释例》本来是因《左传》而作，但它所解释的又岂是《左传》本身，超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将来《释例》也一定能与《左传》齐名。”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挚虞的预言并非溢美之词，他的确有先见之明。

　　杜预还善于把读经书时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他认真学习和领会了《春秋》、《左传》所宣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军事经验，从中得到了重要的启迪，并以之作为实践的指针，对他为国家建立功勋密切相关。如《左传》所记载的丰富的战争经验，使爱读此书成癖的杜预在军事上显得足智多谋。《左传》中有许多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的论述，又有许多关于战争之前如何充分准备以及如何抓住有利时机的论述，这些都给杜预以重要启示。杜预在平吴战争中之所以能建立卓著的功勋，应当说，与他精通《左传》是分不开的。《左传》中的以礼治国、重视武备、注重休养生息和有关法制的思想等，都对杜预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杜预的足智多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获益于他的熟读经书和“《左传》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