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喜饶嘉措
喜饶嘉措（1883-1968年），是近现代著名的藏族佛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正直爱国的宗教领袖，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
喜饶嘉措大师是青海循化人，188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在5岁那年，笃信佛教的父亲把他送入家乡的古雷寺出家，从此开始了80年的僧侣生涯。喜饶嘉措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刻苦，几年时间里就学习背诵了不少经卷。老喇嘛罗赛深感自己的这位弟子前程远大，就建议他到甘肃拉卜楞寺求学。
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规模宏大，藏经丰富，学者辈出。年仅11岁的喜饶嘉措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深造，以打扫经堂佛殿维持生活，利用一切机会旁听并参予辩经。由于他不是寺里的正式僧人，因而经常遭到铁棒喇嘛和管家等人的斥责和打骂，求学心切、意志坚强的喜饶嘉措毫不气馁，仍然孜孜以求。经过五年的艰苦磨炼，16岁的喜饶嘉措终于被吸收进铁桑琅扎仓，成为拉卜楞寺的正式僧人。铁桑琅扎仓学制为13年，喜饶嘉措入寺后，通过自己的勤勉好学加上扎实的功底，连续跳级进修，到21岁时，就完成了佛教三藏、三学及四大要义的学习，深为拉卜楞寺主第四辈嘉木样活佛所器重，并获得了到拉萨哲蚌寺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在拉萨，喜饶嘉措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不得不经常到乡间化缘念经。一位贵族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主动提出给他当施主提供生活所需，以解他的后顾之忧。经过长期艰苦的学习，喜饶嘉措在32岁时，获得了西藏佛学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殊荣。
1917年，喜饶嘉措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担任了重刻布顿大师全集的校对工作，经过六年时间，完成了布顿大师十三函，二百余种著作的校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欣赏喜饶嘉措大师才华出众，又命他在自己的夏宫罗卜林卡主持重刻《大藏经·甘珠尔》。
《甘珠尔》，即大藏经佛语部，是藏文大藏经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包括显密经律七大类，成书于十四世纪后半叶，由于《甘珠尔》版本繁多，各版中错误疏漏亦多，进行校勘难度极大，要求校勘者有极高深的佛学修养。喜饶嘉措大师在主持校编工作的8年时间里，经常数十日甚至几个月足不出户。新版《甘珠尔》印刷出来后，达赖喇嘛赐给他“嘉华坚贝罗追·喜饶嘉措”的尊称以示嘉许。
喜饶嘉措不仅是一位有高深修养的佛学大师，也是一位有名的宗教社会活动家。1937年，他担任了五所著名的国立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讲师，从西藏赴内地，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抗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地区的渗透活动也日趋猖狂。国民政府见事态严重，谋求途径争取和控制西藏上层。喜饶嘉措由于崇高的威望，已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后又担任了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此时又一马当先，率十余人准备入藏。这次虽未能成行，但他一片拳拳爱国之情已跃然其间。
解放前夕，喜饶嘉措大师坚决拒绝了一些人让他尽快离去的劝告，留在了青海家乡。解放后，他积极参与了新政权的建设，担任青海省第一届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用自己的切身感受说服教育了一大批藏族群众，满腔热情地为和平解放事业奔走。1951年初，喜饶嘉措来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切接见了他，毛主席还特意送给他一部小汽车和几台收音机。1959年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在大是大非面前，大师态度鲜明，坚决反对少数分子分裂祖国的行为。他从历史上论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举了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的种种事实，驳斥了各种歪曲事实真相的谣言。1960年，大师已经77岁高龄了，仍然不辞劳苦随周总理出访缅甸，又到各地视察讲经。国务院为表彰他的爱国行为，赠他以明代隆庆大铜钟。此钟重4000斤，由国务院派专车运至喜饶嘉措大师的家乡，并拨款重修古雷寺，还特建了一座钟亭。
喜饶嘉措大师作为一名宗教界人士，一生都非常关心宗教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解放后为新中国佛教事业，增强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辛勤奔走，做出了许多贡献。1953年，他与佛教界知名人士共同创建了中国佛教协会，并担任副会长，两年后，又被推举为会长。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喜饶嘉措担任第一任院长，同年11月，他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又转赴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的活动，同时参加了纪念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举办的“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讨论会。喜饶嘉措大师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为佛学事业的继续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喜饶嘉措大师一生胸怀坦荡，对于党的成就他热情歌颂，对于党的工作失误也敢于提出意见，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称赞他是藏族中一位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
1968年11月1日，喜饶嘉措大师在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含冤逝世。随着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青海省人民政府于1979年10月在西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喜饶嘉措大师那种对佛教事业执著追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热忱将永远为人们所景仰和怀念。
喜饶嘉措大师是青海循化人，188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在5岁那年，笃信佛教的父亲把他送入家乡的古雷寺出家，从此开始了80年的僧侣生涯。喜饶嘉措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刻苦，几年时间里就学习背诵了不少经卷。老喇嘛罗赛深感自己的这位弟子前程远大，就建议他到甘肃拉卜楞寺求学。
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规模宏大，藏经丰富，学者辈出。年仅11岁的喜饶嘉措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深造，以打扫经堂佛殿维持生活，利用一切机会旁听并参予辩经。由于他不是寺里的正式僧人，因而经常遭到铁棒喇嘛和管家等人的斥责和打骂，求学心切、意志坚强的喜饶嘉措毫不气馁，仍然孜孜以求。经过五年的艰苦磨炼，16岁的喜饶嘉措终于被吸收进铁桑琅扎仓，成为拉卜楞寺的正式僧人。铁桑琅扎仓学制为13年，喜饶嘉措入寺后，通过自己的勤勉好学加上扎实的功底，连续跳级进修，到21岁时，就完成了佛教三藏、三学及四大要义的学习，深为拉卜楞寺主第四辈嘉木样活佛所器重，并获得了到拉萨哲蚌寺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在拉萨，喜饶嘉措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不得不经常到乡间化缘念经。一位贵族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主动提出给他当施主提供生活所需，以解他的后顾之忧。经过长期艰苦的学习，喜饶嘉措在32岁时，获得了西藏佛学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殊荣。
1917年，喜饶嘉措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担任了重刻布顿大师全集的校对工作，经过六年时间，完成了布顿大师十三函，二百余种著作的校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欣赏喜饶嘉措大师才华出众，又命他在自己的夏宫罗卜林卡主持重刻《大藏经·甘珠尔》。
《甘珠尔》，即大藏经佛语部，是藏文大藏经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包括显密经律七大类，成书于十四世纪后半叶，由于《甘珠尔》版本繁多，各版中错误疏漏亦多，进行校勘难度极大，要求校勘者有极高深的佛学修养。喜饶嘉措大师在主持校编工作的8年时间里，经常数十日甚至几个月足不出户。新版《甘珠尔》印刷出来后，达赖喇嘛赐给他“嘉华坚贝罗追·喜饶嘉措”的尊称以示嘉许。
喜饶嘉措不仅是一位有高深修养的佛学大师，也是一位有名的宗教社会活动家。1937年，他担任了五所著名的国立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讲师，从西藏赴内地，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抗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地区的渗透活动也日趋猖狂。国民政府见事态严重，谋求途径争取和控制西藏上层。喜饶嘉措由于崇高的威望，已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后又担任了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此时又一马当先，率十余人准备入藏。这次虽未能成行，但他一片拳拳爱国之情已跃然其间。
解放前夕，喜饶嘉措大师坚决拒绝了一些人让他尽快离去的劝告，留在了青海家乡。解放后，他积极参与了新政权的建设，担任青海省第一届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用自己的切身感受说服教育了一大批藏族群众，满腔热情地为和平解放事业奔走。1951年初，喜饶嘉措来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切接见了他，毛主席还特意送给他一部小汽车和几台收音机。1959年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在大是大非面前，大师态度鲜明，坚决反对少数分子分裂祖国的行为。他从历史上论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举了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的种种事实，驳斥了各种歪曲事实真相的谣言。1960年，大师已经77岁高龄了，仍然不辞劳苦随周总理出访缅甸，又到各地视察讲经。国务院为表彰他的爱国行为，赠他以明代隆庆大铜钟。此钟重4000斤，由国务院派专车运至喜饶嘉措大师的家乡，并拨款重修古雷寺，还特建了一座钟亭。
喜饶嘉措大师作为一名宗教界人士，一生都非常关心宗教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解放后为新中国佛教事业，增强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辛勤奔走，做出了许多贡献。1953年，他与佛教界知名人士共同创建了中国佛教协会，并担任副会长，两年后，又被推举为会长。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喜饶嘉措担任第一任院长，同年11月，他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又转赴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的活动，同时参加了纪念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举办的“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讨论会。喜饶嘉措大师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为佛学事业的继续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喜饶嘉措大师一生胸怀坦荡，对于党的成就他热情歌颂，对于党的工作失误也敢于提出意见，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称赞他是藏族中一位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
1968年11月1日，喜饶嘉措大师在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含冤逝世。随着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青海省人民政府于1979年10月在西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喜饶嘉措大师那种对佛教事业执著追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热忱将永远为人们所景仰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