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蒋湘南
蒋湘南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一位博学而有独到见解的学者。
蒋湘南（1795-1854年）字子潇，回族，河南固始人。幼年丧父、孤贫，聪敏好学，读书过目成诵。他的叔父奇其才、为他聘请塾师，购置书籍。他学习刻苦，遇有疑难，必访名师求教。初从光州（今河南潢川县）马彭学习经史百家及诗文古词。嘉庆十七年（1812年）入县学为秀才。道光五年（1825年），湘南以《说文》一文受到学使吴慈鸿的赏识。次年，他31岁时，入北京应试，没有被录取。却结识了当时著名学者阮元、顾莼、吴嵩、魏源、龚自珍等人，丰富和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领域，遂在经学、文字学、数理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诣。且受魏源、龚自珍的思想影响较深。后应山东学使吴慈鸿之聘，入其幕府，并与吴中名士李福、褚应椿等人，一见如故，吟咏唱和，访贤问左，相处甚密。慈鸿去世后，又受陕甘学使周之桢的延聘，出入鄂尔多斯、额鲁特、察哈尔，土尔扈特、乌刺忒（今内蒙、宁夏一带），作有《西征迷》等，记载当地风土人情。
道光十四年（1834年），蒋湘南再次入京应试，中副榜贡生。次年才考中举人。历任江督河督幕府。当时河帅栗毓美创用砖工，因遭诽谤。湘南作《砖工记》为其辩解。又作《九河毁道解》诗，陈述治理黄河的意见。因毓美去边，未能实现。
湘南多次投考进士，均不中。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40岁时，才入进士副榜，补受虞城（河南虞城北旧县）教谕。他极为不满，毅然辞任。遂游幕四方，以广见闻，研讨学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故乡筑起藏书楼，名之日“七经楼”。晚年多寓居于陕西，在关中书院、同州书院等地任教，生徒甚众，声誉益高。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病逝，享年59岁。蒋湘南一生求官不得，转而研讨学问。但关心时事。他对清朝各代政典都十分谙熟，能述其源流。面对英国殖民势力东来，以鸦片贸易毒化中国人民并进行经济、政治上的掠夺，遂有禁烟之议。道光二十年（1840年），蒋湘南驰书致大鸿胪黄爵滋，以为“不禁鸦片，因非为政之体，而严禁鸦片，亦有难挽之势”。他指出：鸦片之难禁，与沿海文武官吏们的腐败有密切关系。而朝廷以及地方官吏之普通吸食鸦片，也是难以彻底禁烟的重要原因。他虽然提不出禁烟的可行办法，但对官方的揭露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见解和胆识。在做学问上，他主张学贯古今，二者不可偏废；研究问题要着眼于现实问题，要注意时代的特点，即所谓“时变”。例如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就与众不同，他说：“秦人之毒于天下，不得不为罪魁；其利后世不得不为自功。功有二大端：一曰华夷者读诗书；一曰匹夫得为天子。”“世异变，成功大，非迂儒所能知矣。”这种议论就颇有辩证的观点。一反时论，实属难能可贵。湘南是回族人，他对伊斯兰教（即当时称“天方古教”）教义比较精通，在研究时，能与儒家学说彼此渗透，互相启发。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天方古教”（即伊斯兰教）有许多是相通的。
蒋湘南主要研究经学，即所谓儒家经典，其目的是经世致用。而在研究学术之余，尤工于诗。他深受魏源、龚自珍影响，针对经学中汉学、宋学之分，文学中的唐宋和秦汉之别，提出以经证经，不拘于汉、宋门户之见。论文，不模仿齐宋，也不标榜秦汉。他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认为诗歌与政事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作用于人。他说：“诗者，异性情之物也；政者，达性情之事也。”他的诗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多为时事而作。他反对“吟风月，弄花草”一类。对诗坛的复古拟古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诗人应该关心现实，主张“文章花样关时代，爱古还宜不薄今”。
在诗歌创作上，蒋湘南十分崇拜龚自珍、魏源。认为向古人学习，贵在“实取精神”。他的诗有艺术个性，形成独特风格，又大多反映现实生活。例如他是一位水利学者，他就用诗来表达治理黄河的方略。诗云：“派分于斯弱，水多泥不浅。分清涮一浊，疏开功易办。”因为是考察所得，其表达颇简明，又有一定科学道理。又如他的咏史诗，多是借古鉴今之作，别具一格。例如他单居开封时所写《汴河竹枝词》二首云：“锦缆龙舟已渺茫，烟条雨缕不成行。大梁城外萧萧影，多少隋朝古夕阳。八方民夫挽不难，三千殿脚锦成团。洛阳春接淮扬部，两岸浓阴带笑看。”
此两首诗，乃追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乘龙舟南巡江都（今扬州）的故事。说明隋朝立国之初虽基础不错，但因统治者骄奢淫逸，把一个好端端的政权，搞得土崩瓦解，直至亡国。如今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讴歌、纪念的古迹，只有夕阳残血、满目萧条而已。一种慨叹、警世之情，溢于言表。
蒋湘南作为一个学者、诗人，在清代文坛中算得上一位大家。他于经学、文学、历律、地理、水利、农业等学均有建树，并以著作之丰富，名扬大江南北。所著有《春晕阁诗选》、《七经楼文钞》、《周易郑虞通旨》、《十四经楼日记》、《中州河渠书》、《华岳图经》、《蒋子遗书》、《春晕阁杂著》等。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方志学家，并修撰府州县志以十数，计有《江苏通志》、《同州府志》、《陕西通志》、《蓝田县志》、《泾阳县志》、《留坝厅志》、《华岳图经》等，可惜大多散失。据刘元培在《七经楼文钞序》中说：“先生以五十年成之书百卷。”此言虽不精确，但也反映了他研究的课题是多方面的，成就是卓越的，堪称一代博学而多著者。
right（黄庭辉）
蒋湘南（1795-1854年）字子潇，回族，河南固始人。幼年丧父、孤贫，聪敏好学，读书过目成诵。他的叔父奇其才、为他聘请塾师，购置书籍。他学习刻苦，遇有疑难，必访名师求教。初从光州（今河南潢川县）马彭学习经史百家及诗文古词。嘉庆十七年（1812年）入县学为秀才。道光五年（1825年），湘南以《说文》一文受到学使吴慈鸿的赏识。次年，他31岁时，入北京应试，没有被录取。却结识了当时著名学者阮元、顾莼、吴嵩、魏源、龚自珍等人，丰富和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领域，遂在经学、文字学、数理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诣。且受魏源、龚自珍的思想影响较深。后应山东学使吴慈鸿之聘，入其幕府，并与吴中名士李福、褚应椿等人，一见如故，吟咏唱和，访贤问左，相处甚密。慈鸿去世后，又受陕甘学使周之桢的延聘，出入鄂尔多斯、额鲁特、察哈尔，土尔扈特、乌刺忒（今内蒙、宁夏一带），作有《西征迷》等，记载当地风土人情。
道光十四年（1834年），蒋湘南再次入京应试，中副榜贡生。次年才考中举人。历任江督河督幕府。当时河帅栗毓美创用砖工，因遭诽谤。湘南作《砖工记》为其辩解。又作《九河毁道解》诗，陈述治理黄河的意见。因毓美去边，未能实现。
湘南多次投考进士，均不中。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40岁时，才入进士副榜，补受虞城（河南虞城北旧县）教谕。他极为不满，毅然辞任。遂游幕四方，以广见闻，研讨学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故乡筑起藏书楼，名之日“七经楼”。晚年多寓居于陕西，在关中书院、同州书院等地任教，生徒甚众，声誉益高。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病逝，享年59岁。蒋湘南一生求官不得，转而研讨学问。但关心时事。他对清朝各代政典都十分谙熟，能述其源流。面对英国殖民势力东来，以鸦片贸易毒化中国人民并进行经济、政治上的掠夺，遂有禁烟之议。道光二十年（1840年），蒋湘南驰书致大鸿胪黄爵滋，以为“不禁鸦片，因非为政之体，而严禁鸦片，亦有难挽之势”。他指出：鸦片之难禁，与沿海文武官吏们的腐败有密切关系。而朝廷以及地方官吏之普通吸食鸦片，也是难以彻底禁烟的重要原因。他虽然提不出禁烟的可行办法，但对官方的揭露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见解和胆识。在做学问上，他主张学贯古今，二者不可偏废；研究问题要着眼于现实问题，要注意时代的特点，即所谓“时变”。例如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就与众不同，他说：“秦人之毒于天下，不得不为罪魁；其利后世不得不为自功。功有二大端：一曰华夷者读诗书；一曰匹夫得为天子。”“世异变，成功大，非迂儒所能知矣。”这种议论就颇有辩证的观点。一反时论，实属难能可贵。湘南是回族人，他对伊斯兰教（即当时称“天方古教”）教义比较精通，在研究时，能与儒家学说彼此渗透，互相启发。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天方古教”（即伊斯兰教）有许多是相通的。
蒋湘南主要研究经学，即所谓儒家经典，其目的是经世致用。而在研究学术之余，尤工于诗。他深受魏源、龚自珍影响，针对经学中汉学、宋学之分，文学中的唐宋和秦汉之别，提出以经证经，不拘于汉、宋门户之见。论文，不模仿齐宋，也不标榜秦汉。他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认为诗歌与政事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作用于人。他说：“诗者，异性情之物也；政者，达性情之事也。”他的诗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多为时事而作。他反对“吟风月，弄花草”一类。对诗坛的复古拟古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诗人应该关心现实，主张“文章花样关时代，爱古还宜不薄今”。
在诗歌创作上，蒋湘南十分崇拜龚自珍、魏源。认为向古人学习，贵在“实取精神”。他的诗有艺术个性，形成独特风格，又大多反映现实生活。例如他是一位水利学者，他就用诗来表达治理黄河的方略。诗云：“派分于斯弱，水多泥不浅。分清涮一浊，疏开功易办。”因为是考察所得，其表达颇简明，又有一定科学道理。又如他的咏史诗，多是借古鉴今之作，别具一格。例如他单居开封时所写《汴河竹枝词》二首云：“锦缆龙舟已渺茫，烟条雨缕不成行。大梁城外萧萧影，多少隋朝古夕阳。八方民夫挽不难，三千殿脚锦成团。洛阳春接淮扬部，两岸浓阴带笑看。”
此两首诗，乃追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乘龙舟南巡江都（今扬州）的故事。说明隋朝立国之初虽基础不错，但因统治者骄奢淫逸，把一个好端端的政权，搞得土崩瓦解，直至亡国。如今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讴歌、纪念的古迹，只有夕阳残血、满目萧条而已。一种慨叹、警世之情，溢于言表。
蒋湘南作为一个学者、诗人，在清代文坛中算得上一位大家。他于经学、文学、历律、地理、水利、农业等学均有建树，并以著作之丰富，名扬大江南北。所著有《春晕阁诗选》、《七经楼文钞》、《周易郑虞通旨》、《十四经楼日记》、《中州河渠书》、《华岳图经》、《蒋子遗书》、《春晕阁杂著》等。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方志学家，并修撰府州县志以十数，计有《江苏通志》、《同州府志》、《陕西通志》、《蓝田县志》、《泾阳县志》、《留坝厅志》、《华岳图经》等，可惜大多散失。据刘元培在《七经楼文钞序》中说：“先生以五十年成之书百卷。”此言虽不精确，但也反映了他研究的课题是多方面的，成就是卓越的，堪称一代博学而多著者。
right（黄庭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