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悲歌——文明毁劫录

第二章人为的祸害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磨难，这些磨难所造成损失，是后代所永远无法弥补的。在此，我们谈谈那些摧残文化、给文明带来巨大破坏的历史事件。

　　翻开中国历史，第一个让我们震惊的文化劫难便是“焚书坑儒”。

　　秦国原是一个偏居我国西部的落后诸侯国。在春秋前期的秦穆公时，秦国虽曾一时强大，但很快便中衰下去。直到战国中期，秦国仍被山东赵、魏、齐、韩等国以夷狄视之，摈斥之而不得与山东诸国之盟会。故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愤而用主张法家学说的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在奖励耕战的同时，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虽然变法之后的秦国以刻薄严酷著称于世，但确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它使秦国在短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势力逐渐发展，到公元前220年，终于由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如何巩固这个刚统一的庞大帝国成了秦王朝首先考虑的问题。秦始皇虽然信用法家代表人物李斯，信奉另一个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学说，但在最初也并未排斥儒生，甚至想利用儒家学说为自己服务。秦始皇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儒家稍嫌迂腐的学说虽然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却不能够在短时间内见效，让秦始皇认识到这个学说的好处。秦始皇信奉的只是自己手中强大的武力和因实现统一而变得过分骄傲、目空一切的头脑。统一刚刚实现，他便不顾国家经过多年战乱而需要修养生息的现实，派人写仿山东各国宫室，然后征调数十万民工，在关中地区大修宫殿，包括著名的阿房宫。又征调七十多万民工在临潼骊山脚下为自己修建陵墓。同时，又派兵北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南击南越，开边五岭，将民力使用到了极限。这些措施，在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的儒生看来，自然都是不妥当的，无疑于自掘坟墓。但秦始皇根本听不进儒生们的意见。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郡县，向东到达原鲁国境内，登上了邹县(今山东曲阜东南)的绎山，在此立起一个石碑，歌颂秦王朝的功业。随后，又召集鲁地的儒生七十余人，让他们随自己北至泰山，和他们讨论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的事。按照儒家所信奉的理论，凡是有王者革易前代而起，统治天下，都必须上到泰山上封祭泰山。因为古人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地方，在泰山顶上封坛祭天，人间的君主就更接近于上天，更易得上天的保护。泰山脚下有一座小山叫梁父。在泰山顶祭天完毕后，还要带一些山顶的土下到梁父去筑坛祭地，以报答大地之灵。秦始皇本想用儒生通过这些事件以增加自己的威信，但这群儒生对此事意见不一，各执己见。有的儒生说：“古时候在泰山举行封禅仪式，要用蒲草裹住车轮，怕伤害了山上的土石和草木。扫地以祭时要铺上用去了皮的茅草编成的席子。”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秦始皇听后大为厌恶，认为这些议论迂腐而难用，从此便斥退儒生，不再看重他们。然后径直派人开道上山，举行了封禅仪式。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的咸阳宫里摆酒宴招待群臣，朝中博士儒生七十多人上前去给秦始皇祝寿。仆射(主管督训将士训练的官)周青臣为秦始皇歌功颂德说：“以前，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方圆，依赖陛下您的神威和圣明，得以平安海内，统一天下，将蛮人驱逐到边远地方去。凡是日月所能照到的地方，莫不臣服。又实行郡县制，以诸侯之地为郡县，使天下人人自得安乐，而永无战争杀伤为患。江山也要传于万世。自上古以来，无人能比得上陛下的威严和品德。”秦始皇听了大为高兴。可在此时，博士、齐地人淳于越进前说道：“臣听说殷代和周代都王(统治)天下一千多年，原因是他们把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们分封到全国各地去，使他们成为王室的屏障。如今陛下虽然富有天下，而儿孙们却身为百姓匹夫。如果朝中突然出现了象田常和晋国的六卿(指三家分晋前晋国执政卿赵氏、智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这样的大臣图谋篡夺天下，王室却没有屏障辅助，那时如何挽回局面？办事不师法古人而能得到长久好结果的事，臣从来没听说过。如今周青臣又当众向陛下进阿？之言以加重陛下的过错，这样的人不是忠臣。”秦始皇听后，让大臣们讨论这件事。丞相李斯进言说：

　　“五帝不相重复，三代不相沿袭，却各自将天下治理得很好，这并不是他们要互相反其道而行之，而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如今陛下创下大业，建立起万世之功，这本来就是那些愚蠢的儒生所难以知道的。而且淳于越所说的是以前夏、商、周三代时的老事情，哪里值得效法？过去诸侯并争天下时，为自己的利益而各出重金招募游学之士。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归于统一，百姓中当家之人则应致力于耕田工作，士子则应学习朝廷有关的法律法规。如今儒生们不学习今天该学的东西，却去学习古人的东西，用来诽谤现在的政治，搅乱庶民百姓的心。臣丞相李斯斗胆冒死向陛下进言：过去天下纷乱，不能统一，所以诸侯纷纷崛起，他们的话语都是谈论古时候的事情以批评今天的事，娇饰虚假的言辞以搅乱实际的事物，人们各自喜欢自己的私学，用以批评上级所建立的法律法规。如今皇帝并有了天下，区别黑白而定于一尊，私人的学术都不是法定应当学习的，人们听说朝廷颁布了法令，便各用自己所学的东西来议论，入则内心非讽，出则街谈巷议，夸耀自己所学以博取声名，见到不同的观点便以为是水平高超，率领无知的人去造谣生事。如果这样的事情不禁止，则君主的权势受到削弱，在下的人也会相互结成党羽。禁绝他们才好。臣请陛下下令，史官所藏的书籍，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都要烧掉。除了朝廷博士官职份内的掌管之外，天下人凡是藏有《诗》(即《诗经》)、《书》(即《尚书》)、诸子百家著作的，都要交到太守、廷尉那里去烧掉。有敢于聚集在一起谈论《诗》、《书》者，要处以弃市(在众人聚集的场所处死)之罪。以古非今的人处以灭族之罪。官吏见到而不举报的，与犯法的人同罪。法令下达三十天内不烧的，有关的人要黥为城旦(刺面而罚去服筑城的劳役五六年)。医药、卜筮、种植等方面的书不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有想学习法令的，可以以官吏为师。”李斯的话正合秦始皇之意，秦始皇立即下令同意了。令下之后，不知有多少自古相传的文化典籍在大火之中化为灰烬，从此失传。中国文化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全面的、大规模的人为摧毁。这就是著名的“焚书”。秦始皇和李斯是中国文化的千古罪人。

　　从登上王位时起，秦始皇就追求长生不老。当然，他也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即位便派人在骊山脚下为自己修建陵墓。但他仍没有放弃长生的欲望。统一天下后，原来在渤海之滨讲求长生的一群方士被秦始皇招到了身边，其中最著名的有原齐国人徐市、燕人卢生等。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秦始皇东巡至齐，齐人徐市等人给秦始皇上书，说东海之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州，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请求秦始皇斋戒祭祀，并派他们率领童男童女去访求。秦始皇一听，大为倾倒，立即派徐市领童男童女几千人，携带大量财物入海寻找仙山。徐市出海之后，据说找到一块大陆，在那里称王，不再回来。但秦始皇仍不悔悟。三十二年(公元前215)，秦始皇巡行到达碣石(在今河北秦皇岛市)，又派燕人卢生等入海去寻找传说中的阳羡、高誓等仙人，派韩终、侯公、石生等方士去天下找仙人不死之药。秦始皇巡行到上郡(今陕西北部)后，卢生等人从海上回来，谎称自己获得了仙人赐给的图书，上面写有“亡秦者胡也”的预言。秦始皇一听，以为是胡人(匈奴)，便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攻取了大片土地。卢生为掩盖骗局，又劝秦始皇说：“臣等去寻找仙药却老找不着，好象有什么东西在从中阻挠。天正当午时，皇帝应当改换衣妆，微服而行，以避开恶鬼。避开了恶鬼，仙人就会到来，皇帝所居住的地方不应让臣下知道，否则也对求神不利。仙人(或叫真人)是入水不湿衣服，入火不感到热，凌云而行，与天地同久长。如今皇上治理天下，还未能做到恬淡寡欲。愿皇上居住的地方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仙药便可能得到。”秦始皇听了以后说：“我羡慕真人，我要自称‘真人’，不称‘朕’了。”便下令在咸阳周围二百里之内的宫殿之间都修起复道和甬道以互相连接，自己来回搬家。谁敢泄露自己的行踪，便将其处死。但这样仍然未能得到仙药。

　　侯生和卢生等人见事已难为，便商量说：“始皇帝为人，天生的刚戾自用，独断专行，起于诸侯而兼并天下，志满意得，认为自古及今没一个人能比得上自己。专门任用刑狱之吏。狱吏出身的人都得到他的信赖。朝廷中虽然有七十多个博士，却只当个摆设而不加以重用。丞相和几个大臣只是听命而行，不得自主。皇上又专门以刑罚杀戮来建立威严，使天下的人畏惧得罪，碌碌无为而不敢尽忠尽力。皇上听不到批评自己的话而越来越骄傲。臣下畏惧而互相欺瞒，只以取得欢心为事。按秦的法律，方术之士不得使用第二种方术，凡是一次试验不灵验的，都要处死。观察星空和望气以定吉凶的人有三百人，虽然都是有才能的良士，却惧怕触犯忌讳，不敢公开指明始皇帝的过错。天下的事情不论大小都由皇上决定，皇上至于每天以重量称量臣子的上书，每天都有定量，不批完便不休息。如此贪于权势。这种人不可为他寻求仙药”。于是二人便逃亡了。秦始皇听说后大为震怒，说：“我以前下令将天下不中用的书都烧掉，又招集许多文学和方术之士，想依靠他们兴致太平。方士们想炼丹以求奇药。如今听说韩众(方士)去而不返，徐市等人求药的花费以巨亿钱计算，始终未能得到仙药，却每天听说他们互相攻击，作奸犯罪。卢生等人我待他们甚好，如今却诽谤我，以加重我的罪过。各儒生在咸阳的，我要派人案问，他们中或许有人兴造妖言以惑乱人心。”于是派御史将城里的儒生都抓来审讯，儒生们为了解除自己的罪过，互相告发牵引。最后查出所谓犯禁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把他们都活埋在咸阳，并公布于天下，以惩戒后人。这便是“坑儒”事件。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劝秦始皇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人还未归附，儒生们都读书而师法孔子，现在皇上却用重法处理他们，臣恐怕这样做会使天下人感到不安，请陛下明察。”秦始皇大怒，派扶苏到上郡去监察协助大将蒙恬去了。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历史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并为后来的专制暴君所效法，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毁灭文化和迫害知识分子的狂潮。

　　第二个毁灭文化、迫害知识分子的恶性事件是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

　　东汉王朝从汉安帝以后，由于即位的皇帝年龄太小，皇权长期为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小皇帝即位之初，政权往往归皇帝的母亲太后所掌握。太后则依赖自己娘家的父兄处理政事而不靠小皇帝长大之后，不甘心大权旁落，想夺回权力，而他所能够依靠的，往往只有身边那些不男不女的奴才―――宦官，用他们发动宫中政变，驱逐或杀掉外戚。而因宦官们立了头功，政权便又落入了宦官手中。外戚和宦官本质上都是一路货色，不论哪一方当权，都肆无忌惮，作威作福。他们的子弟亲戚也在地方州郡仰仗他们的权势贪赃枉法，鱼肉乡里，残害百姓。汉顺帝死，太后梁氏任其弟梁冀，梁冀掌权达二十年，连皇帝都要听他指挥，专权跋扈，舞权弄法，不可一世。桓帝率领宦官发动政变杀了梁冀后，从梁家抄出的家财价值达三十多亿钱。梁氏垮台，随后掌权的是宦官。“五侯”等人比梁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外戚和宦官的轮流专政，将东汉政治推入了黑暗的深渊。地主豪门豪华奢靡，百姓四处流亡，饥离死散，社会危机四伏，不断爆发小规模农民起义。东汉政权已近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危急局面中，被称为土大夫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在政治斗争的前线。

　　外戚、宦官走进朝堂，土大夫知识分子就必然退回田里，这几乎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律。自从汉顺帝时起，当东汉政治陷入混乱和黑暗时，知识分子就相率毁冠裂带，避祸深山。到桓灵时代，人数更多。他们逃入深山老林，或躬自耕稼，或苦身修节，隐居讲学。但腐朽的统治者仍不放过他们，胁迫他们出山为之歌功颂德，但这些知识分子究竟读过圣贤之书，知道什么是廉耻，所以宁肯饿死，也耻于与外戚、宦官们为伍。他们不但不与这个贪污黑暗的政权合作，而且进而批评当时的政治。《后汉书？党锢列传》曾经说：“逮桓、灵(指汉桓帝和汉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指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覆公卿，裁量执政，亻幸直之风，于斯行矣。”

　　知识青年往往出现为革命的先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而中国知识青年第一次出现于政治斗争前线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太学生。东汉至桓帝时，太学生已达三万余人，其中有不少是出身下层。如茅容本是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的农民，巨鹿郡的孟敏本来是担卖陶器的小贩，陈留的申屠蟠本是个油漆工人。而太学生的首领是郭泰和贾彪。汉桓帝末年，太学生曾经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七月。这一年，冀州(今河北)地区发大水，漂没人户数十万户。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却大肆铺张浪费。冀州刺史朱穆听说后将赵忠抓了起来。汉桓帝知道后大怒，将朱穆削去官职，去服苦役。于是，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走到皇宫之前请愿，上书为朱穆讼冤，攻击宦官们专横跋扈。第二次是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名将皇甫规平羌人叛乱有功，宦官向皇甫规索要贿赂不遂，便诬陷皇甫规吞没军饷，也要他去服苦役。太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到皇宫前请愿，迫使宦官赦免了皇甫规。

　　在太学生积极行动的同时，有良心的土大夫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一些官吏利用自己的职务惩治犯法的宦官子弟，如白马令李云、弘农郡掾杜众和南阳太守阳球等，都使宦官子弟闻风丧胆。随着斗争的发展，在野的处士，在朝的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的一部分学生这三种力量平行发展，相互声援，遂形成了反对宦官黑暗统治的高潮。陈蕃和李膺成为他们的总首领。他们展开对宦官的攻击。南阳太守成王晋与其功曹岑日至，诛杀了一个与宦官勾结、“用势纵横”的商人地主张讯。太原太守刘王质杀了一个“贪横放恣”的宦官赵津。山阳太守翟超与其督邮张俭抄没了宦官侯览老家的资财。东海相黄浮诛杀了宦官徐璜的侄子徐宣。宦官们不甘失败，让汉桓帝下令杀害了成王晋和刘王质，又将翟超和黄浮逮捕入狱。天下之人，无不冤之。这时，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宦官们利用他们接近、控制皇帝的威权，开始向士大夫知识分子反击。恰在此时，发生了张成事件。当时，河内(治今河南武陟)郡人张成善于风角占卜之术，经过推算占筮，认为很快朝廷就要发布大赦令，便让自己的儿子去杀人。李膺当时为河南尹，派人抓捕了张成的儿子，但不久朝廷果然颁布了大赦令，按规定张成的儿子应当赦免。李膺十分愤怒，拒不执行赦令而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张成此人本来就以方术之技和朝中宦官相往来，连汉恒帝也对张成的方术颇为信赖。因此，宦官们借机让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宦养太学生和游士，交结各州郡的学生，互相勾结，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昏庸的汉桓帝下令天下郡国逮捕所谓“党人”，同时将此事共告天下，使天下人都知道。列入宦官黑名单的所谓“党人”有李膺、

　　陈等二百多人。有的人逃跑未能抓获，宦官们便下令悬重赏捉拿。当时，宦官以皇帝的诏命逼迫州郡，州郡又逼迫掌管此事的掾史。为了报命，又乱捕贤良，每个州郡所逮捕的“党人”都以百数。只有平原(治今山东平原)相史弼未抓捕一个人。使者责问他：“青州六个郡中，五个都有党人，。。平原郡是什么道理却没有？”史弼回答说：“先王疆理天下，划界分境，水土各异，

　　风俗不同。别的郡有党人是他们的事，平原郡没有是平原郡的事，怎么可以相互比较？若望着上司的脸色办事，诬陷良善之人，滥施刑罚，以逞非理，则平原郡所有的人都是党人。杀了我可以，要我抓人办不到。”

　　这件大案，要经过中央三府的批准。当时，陈蕃为太尉，当宦官派人送来单子要他签名以正式逮捕“党人”时，陈蕃不肯署名，说：“你们所抓的人，都是天下人赞誉的人，都是忧国忧民的忠臣。这样的人，他们十代的后人都应获得宽宥赦免之权，哪里有没有罪名却逮捕他们的？”

　　但陈蕃也因此而被罢免官职。当时，外戚窦武为城门校尉，同情太学生反对宦官的运动。太学生首领贾彪见事态扩大，偷偷潜入洛阳，请窦武出面帮助。窦武上书汉桓帝，认为李膺等人都是忠公善良之臣，皆有王佐之才，而为奸臣贼子所诬陷，使天下寒心，海内失望，请桓帝留心澄意，

　　勿听信奸人挑拔。同时尚书霍讠胥等人也为“党人”讼冤。第二年(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朝廷下令赦免“党人”二百多人，皆放逐回乡，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政府档案中，以后永远禁止他们做官。这便是第一次“党锢”。从此以后，正直的人被废放，而无耻小人却更加得势。虽然如此，天下的士大知识分子却认为“党人”们的行为是无比高尚，值得尊敬的。因此，“党人”们不但没有被歧视，相反人们更加尊重、爱戴他们。当时，天下爱戴他们的人们便互相标榜，给天下的名士们每个人都起了一个称号，就象古人称呼别人的“八元”、“八凯”。窦武、陈蕃、刘淑被称为“三君”，“君”是指天下人都应以他们为宗法之师。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等人为“八俊”，“俊”是人中的英雄。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伊勋、

　　蔡衍、羊陟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优秀的品德指导别人。张俭、岑日至、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学习宗师的典范。度尚、张邈、

　　王考、刘儒、胡毋班、秦周、蕃向、王章等人为“八厨”，“厨”指能以财物解救别人的危困。

　　不久，汉桓帝死，汉灵帝继位，年纪尚幼，宦官们的威权变得更大。侯览、曹节、王甫等宦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荼毒海内。陈蕃为太傅，窦武为大将军，孤立于朝廷，一筹莫展，便相与计议以诛杀宦官，但事机不密，反而被宦官杀害。在这一次事变中，有数十个太学生和宦官肉搏而死。

　　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斗争失败了，跟着而来的是宦官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大屠杀。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二月，宦官又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虞放、朱寓、荀昱、翟超、刘儒，范滂等一百多人都被诬杀，他们妻子儿女被放逐到边疆。天下的豪杰及儒学有行义之人者，宦官都指为“党人，”将他们杀害。流放、禁锢，又有六、七百人。当时，郭泰因为从不说危言高论而免于灾祸。目睹同辈沦于惨死，不禁失声痛哭，而不知天下国家将沦亡到何种程度。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乎所剩无几。中国的文化也为之凋残。其流毒甚至绵延几千年。

　　黑暗势力虽然如此猖獗，但人民并未忘记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的功德。士大夫知识分子们，也都视死如归。

　　刘淑，字仲承，河间乐城(今河北献县境)人。少年时即好读书，喜上进，通习《诗》、《易》、《礼》等五经。成年后隐居在乡下，建立精舍，讲授五经，教的学生常年有数百人。州郡以礼请他出来做官，朝廷五府也连连辟召，刘淑皆不理睬。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司德种荐举刘淑为贤良方正，刘淑以生病推辞。汉桓帝刘淑的高名，下令切责州郡，要他们将刘淑用舆忠臣除奸，王道以清。我之所言如有不符，甘受重刑处置。”尚书无言以对。范滂在职，严整而嫉恶如仇。凡是有行为违反孝悌、不合于仁义者，皆斥而去之。后“党人”祸起，范滂被捕入狱。宦官王甫审问他，责难范滂等人共造部党，诽谤朝廷，虚构无端。范滂回答说：“我听说孔子曾说过，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王政应当如此，却不料被人视为结党。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我死之后，愿埋于首阳山下，上不愧皇天，下不愧伯夷、叔齐。”王甫听后，为之改容。后第一次“党锢”解，范滂南归回乡，刚从洛阳出发，汝南郡和南阳等郡的士大夫赶来迎接他的车子有几千辆。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对“党人”大肆屠杀，下诏紧急抓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到达县里后，怀抱诏书，在屋里伏床大哭。范滂知道后说：“这必定是为了我。”便到县里去自首。县令郭揖见范滂到来，大吃一惊，解下自己的印绶，拉着范滂要和他一起逃亡，说：“天下这么大，你哪儿不能躲藏？何必非要来这里？”范滂说：“我死了，祸自然就消了，又何必连累于你？又让我年迈的母亲流离失所呢？”范滂与母亲诀别，对母亲说：“弟弟孝敬、足以供养。我随父亲归于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只盼母亲割不可舍之恩，不要悲伤。”范滂之母，这位伟大的母亲说：“好孩子，你今日得和李膺、杜密齐名，就是死了，还有什么遗憾的？既有了美好的声名，又想求长寿，这两者哪可兼得？”范滂跪着接受了母亲的教诲，又回头对儿子说：“我想让你去作恶，则恶不可为；想让你去行善，则我从不为恶，却落得如此下场。”说完，昂首而去。行路之人闻之，莫不流泪。范滂死时，年仅33岁。

　　腐朽的东汉政权虽然压垮了正直的知识分子，但不久它便在巾起义的打击下崩溃了。对正直而善良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屠杀，无疑于自掘坟墓。

　　到南北朝，又发生了“侯景之乱”。

　　侯景是朔方人，少年时为人骁勇，有臂力，善骑射。北魏末年，投靠齐高帝高欢。侯景虽然性格残忍，但善于作战，统兵打仗，多立战功。高欢死，侯景不为高欢之子高澄所容，乃于太清元年(547年)由南朝梁上表请降。梁武帝与群臣计议，尚书仆射谢举等表示反对，认为如接纳侯景，势必与北齐(当时叫东魏)挑起事端。梁武帝则认为如此，得到侯景，则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为侯景所辖之大片土地可归梁朝，机会难得。便接纳侯景，以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东汉邓禹故事。但不久，东魏遣军南下，侯景不支，转而迄降于西魏宇文泰。宇文泰招侯景入朝长安，侯景不肯，宇文泰便下令撤回援侯景之西魏军，侯景穷蹙无计，才决心降梁。此时，梁武帝年事已高，诸子又不和，梁虽平安无事数十年，但内部已危机四伏。但武帝不明此势，贪功冒进，欲乘侯景南降而攻取土地，便遣军北上攻魏，并使侯景助之。不料梁军大败，侯景也为东魏大将慕容绍宗所败。梁朝诸臣侍中何敬容、萧介等以为侯景乃反覆之小人，若纳之则必乱国家，梁武帝不听。不久，东魏与梁媾和，侯景内心不安，便密谋反梁，梁武帝虽知其有异志，却不作任何防备，又不听大臣之言。太清二年(548)秋，侯景果然反于寿阳(今在安徽)，梁武帝知道后犹不以为意，以为侯景部属仅数百千人，必不能为，可以折杖而笞之。同时下诏有能斩侯景者，封三千户公，除为州刺史。派梁军分路进讨。九月，侯景以自己兵少，便使诈伪声东击西，率军径袭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占领谯州后，兵临长江。梁武帝问计于尚书羊侃，羊侃建议派军火速占领建康江岸要塞采石，以防侯景渡江，梁武帝不用。不久，侯景果然乘虚渡江，而兵力不过马数百匹、兵士八千人而已。侯景渡江之后，梁朝廷才下令建康戒严，然为时已晚。已酉日，侯景进据建康城郊的慈湖，建康城内人心大乱。梁太子见情况紧急，披甲入宫见梁武帝，请指挥全局，武帝同意，即以宣城王萧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羊侃为军帅将军协助之。不久，侯景即率叛军攻城，城内坚守。梁朝官吏如宋嶷等投降侯景，为之出谋划策，让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城，城中遂一片汪洋。当时，梁朝建立已四十七年，国家平安无事，无论是官吏还是士民，都没有经历过战争，梁朝初年的名将此时已死亡殆尽。后进的青年将领又都领兵在外，城中只有羊侃、柳津、韦黯等老臣。柳津年事已高，不堪任使。韦黯又懦弱而无谋略，城中作战指挥全由羊侃决定。羊侃智勇双全，太子深深仰仗之，故叛军久攻不下。但恰在此时，羊侃又突然去世，城中遂不得不指望援军，此时，梁朝援军至城下者已有数路人马，共推柳仲礼为大都督以讨侯景，与叛军作战。但梁军将骄士惰，诸军虽名为统一，实际上则各自拥军不战，而且相互之间，矛盾甚深，故台城之围始终不解。而城中因久围而发生疾疫，死者大半。侯景犹使军士驱赶百姓，攻城不止，尸横遍地，血气冲天。不久便攻陷台城，然后矫诏解散城外援军，诸军一时皆散。梁武帝因此忧愤而死，时年八十六。占领建康之后，梁朝陷入一片混乱，侯景又派军沿长江西上，兵锋直指江陵和荆州。不久又自立为帝。荆州梁军在王僧辨统帅下东下，与叛军对峙。不久，广州刺使遣陈霸先率军北上，讨伐侯景，连战皆捷。在两路大军的夹攻下，至承圣元年(552)，方击灭侯景。

　　侯景之乱，连绵数年，给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巨大破坏。侯景之残暴酷虐，为世所罕见。渡江之初，兵至建康城下，认为建康城指日可下，所以军中号令严明，尚能不侵犯百姓。到后来攻城不下，军士人心离散，侯景又怕梁朝各路援军会齐集攻，自己必被击溃，便开始放纵士兵烧杀抢掠，使城内城外尸横野。叛军士兵专抢城中的富家豪室，恣意掠取，又将许多妇女也抢入军营，金银珠宝更不胜数。为攻台城而修筑土山，城中不论贵贱，都被赶去劳作，昼夜不息。士卒对服役者乱加捶殴抽打，疲惫老弱者实在干不动，就把他们杀死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攻陷东府时，侯景派其将卢晖略率数千人手持长刀，夹持在城们两边，将城里的文武官员都剥光衣服，驱赶出来，士兵乱刃杀之，被杀二千多人。攻陷梁武帝居住的台城后，纵兵四出抢掠，将梁武帝所乘坐的车子，用的衣服和宝玩，以及后宫的姬妾等抢劫一空。在此之前，城中积尸遍地，顾不上掩埋，里面有已死而未收敛，还有将死但未气绝的人，侯景下令收聚到一起，放火焚烧，臭气十里外都能闻到。侯景性格残忍，总以亲手杀人为乐。口中吃着饭，又用刀将人杀死在面前，还言笑自若，吃饭不停。杀人也无所不用其极，或者先切断手脚，割掉舌头，削掉鼻子，然后过一天才将人杀死。又在石头城立了一个大舂碓，凡有犯法之人，即用此碓扌寿而杀之。又禁止人们站在一起说话，还不许吃肉，有违犯者连亲戚都要受牵连。东阳人李胆起兵抗击侯景，被贼兵抓获，送到建康城中，侯景命人先把李胆拉到街市上，切断他的手足，剖开肚子，破出肝肠。祖皓抗击侯景失败被俘，侯景用乱箭把他射死，箭攒遍了祖皓全身，然后再加以车裂。而祖皓所守的城中之人，不论老幼，全部杀光。抗击侯景的元君页、李占被抓到京口(今江苏镇江)，侯景命人切断二人的手脚，过了一天二人才死去。梁官刘神芪投降了侯景，侯景也不放过他。刘神芪被押到建康之后，侯景将他放到大碾碓之中，先放进双脚，然后一寸一寸的碾扎，至头部才停止，还要让人在旁边观看以示其威严。每次出兵，侯景都要告诉将领：“如果攻破城邑，就将城里的人杀光，让天下人都知道我的威名。”所以侯景部下的将领都以杀人为戏乐。但江南百姓虽然面临死亡杀戮，也不愿意支持侯景。侯景投降梁朝后，高澄将侯景的妻子儿女全部杀光，手段之残酷不亚于侯景。梁武帝死，侯景立简文帝，自己加封自己为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等侯景篡位自立为皇帝，其主要谋士王伟为了侯景的光彩，请求建立侯家七世庙，并问侯景前七世的名讳，以备祭祀。侯景说：“前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只知道我爹的名字叫侯标，而且死在朔州，他哪里能到这里吃享你的祭礼？”侯景当了皇帝，住在宫中，常常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或穿着袜子垂脚而坐，或骑着门坎斜立，或出去骑马游玩，弹射鸦鸟。当了皇帝后，王伟不许他随便出去，以免堕了皇帝的威信，侯景觉得特别难受抑郁，说：“我不想当这个皇帝了，这和被摈斥放逐没什么区别。”沐猴而冠，不一而足。

　　侯景之乱中，梁朝官军的残暴也不亚于贼兵。台城被围时，援军到达江北岸，百姓便扶老携幼，热切等待。但才过秦淮河，便开始抢掠百姓。侯景的贼兵中有不少人想脱离侯景，听说了官军的这些行径，认为双方没有什么不同，便不投降了，侯景逃跑时，梁官王克打开台城之门，引梁将裴之横军入宫，裴之横却立即纵兵抢掠。当时京都的人口，一百个人中只剩下一二个人。大航城(今南京)以南地区，极目遥望，杳无人烟。但百姓听说官军到来，纷纷扶老携幼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官军一渡过秦淮河，梁将王琳、杜龛便放纵军人抢掠，比侯景的贼兵还残暴，百姓叫号之声直传到石头城中。主将王僧辨以为发生了什么变故，登上城一问，知道以后，也不下令禁止。侯景之乱，江南遭到一场浩劫。台城则被围时，城中有男女人口十几万，能披甲作战的有三万人。等到侯景违背盟约而攻城时，城中疾疫战死大半，能上城防守的只有二三千人，而且都已赢弱不堪。侯景进入台城时，吃的是石头城中常平仓里的粮食。等仓中粮食吃完，便去掠夺百姓。之后，米价一跃升到七八千钱，人们因饥饿而不得不互相杀食，有的连自己的儿女都吃掉了。市上将人肉和牛肉、马肉放在一起出卖。百姓无奈，纷纷捕老鼠和鸟来吃，到最后城中的老鼠和鸟都被吃光了。大宝元年(550)江南发生大饥荒，尤其以江州和扬州最厉害。旱灾和蝗虫相继而起，庄稼无收，百姓流亡，死亡遍地。人们父子携手，一起到江中和湖中采食；或者兄弟相助，爬到山上去摘野果。荷花芰叶，被采食一空；草根和树叶也被吃光。虽然能延长一些性命，但最后大部分还是死在山泽之中。许多人因长期吃不上粮食，变得鸟面鹄形，伏在家中，连路都走不动。许多大户人家也是身着绮罗，怀中抱着黄金白玉，交相枕籍，坐在家中等死。遂使江南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堆，酿成一场人间惨剧。不久，梁朝便也灭亡了。

　　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又一次大毁灭的是北宋未年的“靖康之变”。

　　北宋一代一百余年，虽然在军事上无所建树，但因执行扬文抑武，对辽和西夏等采取屈辱投降政策，故国内百余年中相对安宁，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到宋徽宗即位时，不仅公私积贮甚多，朝廷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这正好给宋徽宗奢靡浪费创造了条件。

　　在政治上，宋徽宗是一个十分懦弱昏庸的皇帝。但在艺术上，他却是个杰出的艺术家。当时，蔡京在朝中掌权，为获取徽宗的欢心，蔡京派人到处搜罗名书名画及各种古玩供徽宗玩赏，又派人到东南一带广搜奇石和花木，称为“花石纲”而运往汴京(今河南开封)。使者朱面力等人借机在江南大肆横行，因此激起了著名的方腊起义。虽然徽宗末年，北方的局势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女真族的金国正走向兴盛而击败辽国，但徽宗君臣却陷于一片享乐安逸之中。他们用搜刮来的财富在汴京城中大兴土木、建起了明堂、九成宫、延福宫、景龙江、万岁山等宫殿花园，穷奢极丽，笙歌燕舞，醉生梦死。

　　1125年，金国在灭辽之后，看透了宋朝廷的腐败无能，于是于11月兵分两路，大举南侵，一路由完颜宗翰率领，进取太原；一路由宗望率领，进取燕京，两路计划在宋都东京会合。金兵一攻，宋将童贯急忙从太原逃回东京；燕京宋将郭药师向金人投降，使金兵长驱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宋徽宗懦弱无能，想弃东京而逃。又急忙退位而传皇位给儿子宋钦宗。这年十二月，宋钦宗即位，改年号为靖康，徽宗自称“太上皇”。消息传来。朝野愤怒，大学生陈东等纷纷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面力六人为“六贼”，请处死他们，“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钦宗被迫罢免了王黼。开封府尹派武士追斩了王黼，李彦、梁师成赐死，朱面力、童贯等也被斩。消息传出，人心大快。钦宗见形势危急，被迫起用主战派大臣李纲，让他指挥东京保卫战。在东京军民的协力抗击下，金兵不得不退走。但第二年八月，金兵第二次大举南侵，宋钦宗懦弱无能，一意欲投降，十一月底，金兵便攻至东京城下，抗战派将领请求出战，钦宗不理。闰十一月，金兵乘雪攻城，东京被攻破，宋钦宗罢兵不战，竞亲自到金兵军营中投降。金兵扣留钦宗，让他传诏四方城池投降，钦宗满口答应。但四方城镇军民坚守不下，金兵又索要金一百锭，银五百万锭，帛一千万匹，钦宗完全照办。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兵又扣留钦宗，敲诈金银，钦宗派出大员数十人在城中根括(彻底搜刮)，宗室、国戚，内侍，僧道、技术(医卜)等各色人家无不搜刮备至，搜刮八天，共得金二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帛一百万匹。金兵嫌少，于是行第二次搜刮，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四十万两。金兵仍不满足。这时，东京军民群情激愤，准备奋而抗战，金兵见势头不利，便从东京撤退。撤退前，除了索取金银绢帛之外，又将东京皇宫中的皇帝宝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古器，劫略一空。连万岁山上的奇石假山，也被金兵拆毁运走大半。此外，金兵又掳走百工、技艺、妇女、内侍、僧道、医卜、倡优和后妃、亲王等贵族，连宋徽宗也被押到金营。金朝下令废掉徽、钦二帝、随军掳走当奴隶，从而宣告了北宋的灭亡。而被金兵劫去的中原数百年积聚的古画名物、图书图籍，到后来散佚殆尽，损失难以计量。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那个朝代灭亡，都会带来文化上的难以估量的毁灭和损失。以上所举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几个事件。到近代，由于中国的科技、文化落后于西方，招来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其损失最大者，莫过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圆明园劫难。

　　北京西郊，是风景非常幽美的地方。有连绵不断的山峰，清清的流泉，所有的流泉都发源于玉泉山，然后汇成了著名的昆明湖(颐和园内)，余支又分散到近郊一带。每当春、夏两季，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一幅天然的图画。

　　历代在北京建都的统治者，看中了这一带的绝美景色，所以相继在这里建立了不少的园林离宫。清朝统一中国后，康熙曾经六次南巡。他在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与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两次来到南方时，对江南的灵山秀水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他回京即命善画山水的叶洮(字金城，号云川，青浦人)设计，在北京西郊海淀西的丹陵氵片，明朝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旧址，修建了畅春园，做为他“避喧听政”的地方。

　　康熙四十年以后，在西郊建造起很多的园苑。圆明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兴建的。从此以后，

　　清代历朝帝王对圆明园的经营都不遗余力。他们每到春天和夏天，就到西郊圆明园里去生活，从雍正开始，这已成为宫庭的习惯，且历代相传。

　　圆明园是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个园组成的，故又称为圆明三园。三园的景致都非常动人，它的周围有二十华里，占地五千多亩，这三处遗址，现在习惯上统称圆明园。圆明园有四十景，后来又增加八景；万春园有三十景；长春园大致也有三十景，总共圆明三园有一百多景，

　　每一景内尚有很多的楼、台、殿、阁、廊、榭、轩、馆。

　　圆明园是明代所遗留下来的故园，但正式的修建，应由清代算起。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曾有增修。雍正三年(1725年)后，在园南起造殿宇，设有朝署值衙，做为大臣们视事的地方；又浚池引水，培植林木，建筑亭榭，做为他自己游赏的地方。经过了这一番的修建后，规模才逐渐宏大起来。到了乾隆年间，达到了它的全盛期。在乾隆六十年中，圆明园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建筑的，原有的宫殿稍有陈旧，立刻油饰一新；乾隆六下江南，更搜集了天下名胜点缀在园里。如：海宁的“安澜园”、江宁的“瞻园”、苏州的“狮子林”、惠山的“秦园”、宁波范氏的“天一阁”、西湖“苏堤院”等，都一一模仿着在园中建造起来，一切布置和结构，都很象这些名胜。奇峰异石，不能模仿的，就不惜人力和物力，由南方运到北方。正如王运在《圆明轩宫词》里所说的：“移天缩地在君怀”。

　　乾隆以后，园景建设也并未停顿，仍在不断地进行着，并扩大了三园的建筑。三园的建筑绝大部分是中国宫殿式的，它不但吸取了历代宫殿的优点，而且在宫殿建筑的形式上有着许许多多创造性的改革，因此造成了各式各样的美妙建筑，使人每到一处，都会感到新奇。此外，一些西洋建筑艺术和风格也被引入园中，如著名的“西洋楼”。

　　“西洋楼”是一组西式宫殿建筑，在长春园“泽兰堂”的北面，也就是长春园的最北部，俗名就统称这一群建筑为“西洋楼”，共占地面积有一百多亩。“西洋楼”的建筑构图设计与工程监工者为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蒋友仁与王致诚等外国人。乾隆十年(1745年)动工，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完工。西式宫殿建筑建于中国园林中，此为创举。乾隆十二年蒋友仁完成了第一个大水法(人工喷泉)的工程(即“谐奇趣”)，成为中国宫庭里从古未有的奇迹。后来续建“养雀笼”、“方外观”、“远瀛观”、“海晏堂”、“蓄水楼”、“黄花阵”、“花园门”、“水法桥”、“线法山正门”、“线法山”、“线法山东门”、“线法墙”、“方河”等，都很别致。

　　“西洋楼”皆以白石砌成，复加精细雕刻，房顶为中国所特有的琉璃瓦盖成，建筑风格为巴鲁克(Barock)式，但并不完全模仿巴鲁克，其装饰点缀中仍存在有不少中国的民族形式。例如：“谐奇趣”楼房石柱皆用汉白玉，柱头柱身皆仿罗马式，花纹刻工活泼美丽，为中国古代宫殿所未有。上下楼窗卷口用砖石细刻花纹，楼墙复嵌五色琉璃花砖，墙身抹粉红色石灰，楼顶为庑殿式，复紫色圆形琉璃瓦，正楼两侧有五色琉璃八角亭，楼前有喷水池。庭院中的松柏树也是摹拟欧洲几何图案修剪的。围墙和道路铺装以及石雕陈设小品等等也都是西洋式。这样中西配合得极其调和的建筑，开辟了中国建筑艺术史上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世界上的园林建筑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风景式的，一种是属于建筑式的，中国就是风景式园林的创始者。中国园林的特点，是多方面的，它既不拘泥于风景的布置，也不重点发展楼、阁、亭、榭，而是以自然而活泼的配置方式为造园的基础的。这种形式的发展，使中国的园林艺术能够独具一格，并夸耀于世界。下面我们分别介绍圆明园在全盛时期的主要景观。

　　圆明园圆明园的风景主要有四十景。

　　在圆明园四十景以外，还有八景，即：“藻园”、“文源阁”、“菱荷香”、“舍卫城”、“三潭印月”、“紫碧山房”、“断桥残雪”、“观澜堂”。

　　一进圆明园正南的大宫门就是金水桥。过了二宫门便是“正大光明”殿，这是清帝朝会听政的大宫殿，这一带的建筑形式很类似城内的故宫。正大光明殿的北部，即殿后有“前湖”，往北再隔一重殿，有九个小岛团团抱住“后湖”，形成了一个极其美丽的贝壳图案，每个岛上都有美丽动人的风景，其中最大的岛上建有“九洲清晏”殿，“九洲”二字就由此得名。全园的中轴线就落在这条笔直的路上，它由大宫门开始穿过正大光明殿、前湖、九洲清晏、后湖一直通向最后。

　　后湖的东北面有仿杭州西湖的著名风景―――“曲院风荷”。由这里向东走就是园中最大的湖―――“福海”，它的面积稍小于北京颐和园里的昆明湖，周围有三、四华里，海岸以十岛环成，

　　海中有三个小岛名为“蓬岛瑶台”，据说它是按照宋代大画家赵伯驹(字千里，宋太宗七世孙)

　　所画的“仙山楼阁图”的画意而作的，极尽精妙。福海整个形状为内方外圆形，很象古时的孔方铜钱，这一带是湖光山色，真如仙境。园的西北角有“安佐宫”，殿内供奉着清代王朝列祖列宗的灵位。殿前有华表两对，巍峨屹立，极为庄严。

　　圆明园殿额为康熙亲笔题字，大宫门额为雍正题字。“圆明”二字是康熙所命名的。正大光明殿在“出入贤良门”内，为圆明园的正衙，殿额为雍正墨迹，在“清会典”上载称：“新正曲宴亲藩，小宴廷臣及常年寿诞受贺于此，又上元筵宴，于此观庆隆舞，状八旗士马射猎破阵，列伶工奏乐。”还在此殿举行乡试复试。

　　这里也是经常朝会听政的地方。殿东西七间，是单檐歇山卷棚顶，很象现在颐和园内的“仁寿殿”。

　　勤政亲贤殿简称“勤政殿”，在正大光明殿东面，有洞明堂五间，很象皇宫里的“懋勤殿”。乾隆时期，就在这里批阅奏章，召见群臣，与宫内“养心殿”相象。殿东为“飞云轩”。北面是“四得堂”，再北为“秀木佳荫”及“生秋亭”。“飞云轩”的东面是“芳碧丛”，这个地方竹子很多，乾隆在盛夏时期，就由“勤政殿”搬到这里办公和进餐。北面为保合、太和殿，再北有“富春楼，”东北为“竹林清响殿”。自“芳碧丛”以东，为“十八间库”。

　　水木明瑟在著名风景“映水兰香”的东北，前面有一个大水池，主要的殿宇是临水建成的。最新奇的是这里面的风扇，是用水力来推动的。每到盛夏季节，这里是消暑的好地方，所以乾隆很喜欢呆在这里。它的西北就是“文源阁”藏书楼。

　　同乐园是圆明园里最大的娱乐场的，它在后湖的东北，在舍卫城的南面偏东。在乾隆年间，这里非常热闹，由新年正月十三日起，在园中举行盛大的酬节典礼，所有的宗室王公及蒙古外藩陪臣等，都到同乐园来欢聚听戏，每到万寿的节日，也和新正一样热闹。“清音阁”是同乐园内最大的戏台，台分三层，下设机轴，可以表演神仙下降等特技。这个戏台初步利用了原始的机械设备。它的南面附有扮戏房五间，正北有看戏殿五间。

　　舍卫城在同乐园的西北面，城前有著名的“南北长街”(俗称“买卖街”)，陈列得很象普通的热闹大街一样，宫监们扮成商人，进行着交易，当时很象康熙时期畅春园内的苏州街和乾隆时代颐和园内的苏州街。

　　天然图画建在“镂月开云”北面的岛上。西依后湖，西面建有高楼，庭前有竹林一片，折而向南建有亭榭，登上高楼可以眺望九岛附近的风光。景色万千，历历在目。称此景为“天然图画”，正说明了建筑手法的独到处。

　　廓然大公在舍卫城的东北。是一组大的建筑，正殿名叫“双鹤斋”，所以又称此地为“双鹤斋”。北面有一个大水池，水面平静，映出美丽的建筑和自然景物的倒影，愈加生动活泼。所以殿东有“临河画”一室，正表达了这个景意。临池的西北角有“静嘉轩”一处，在仲夏的季节里，可以到这里观赏盛开的荷花，所以乾隆时，称此地为“菱荷深处”。英法联军之役后，四十景中所存的，以此处较为完整。

　　西峰秀色在舍卫城的北面，它是依着杭州西湖的“西峰秀色”式来建造的，在全盛时期，

　　每年的七夕巧筵就设在这里，有“彩棚蛛盒之胜”。正殿为三卷十五间，其后为“花港观鱼”。

　　文源阁在舍卫城西面，隔湖相望。文源阁楼上下各六间，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建造的，它与故宫里文华殿后的“文渊阁”以及热河避暑山庄里的“文津阁”，都是贮藏《四库全书》的地方，均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建造的。

　　鱼跃鸢飞在“西峰秀色”的北部，也是一大组建筑，它建在水池里，平面作正方形，每面有五间，并有游廊。房顶为四注庑殿式，状极堂皇富丽，清清的流水，静静地绕殿而去，堂皇中又显得雅致。

　　北远山村在“鱼跃鸢飞”的东面，这是封建帝王为了换一下口味，在宫苑里建成的一个农村式样的区域。有时他一高兴，也到这里耕种几下，变变他的“生活方式”，略以调味。这里的正殿是“课农轩”，此外尚有“绘雨精舍”、“皆春阁”、“耕云堂”等都是这一区域内的。英法联军之役后，此地尚存。

　　福海为全园之中心，也是全园最大的湖，所以称做“海”。海中央有三个小岛，中心岛上建有“蓬岛瑶台”殿七间，殿东为“畅襟楼”，西面为神洲二岛，东面是“随安室”，西面是“日月平安报好音”。向东南渡桥即东岛，岛上有亭，名日“瀛海仙山”，向西北过桥即北岛。站在蓬岛瑶台上向东望去即“雷峰夕照”，向西南望去即“澡身浴德”，向西北望去即“平湖秋月”，这些都是四十景中最著名的景色。

　　曲院风荷在“前湖”、“后湖”的东面，“福海”的西面。此处也是依照杭州西湖的风景来仿建的。这一区域所占面积很大，它包括一个很大的湖，湖当中还架有一座九孔石桥。周围罗列着各式各样的建筑。这桥很象北京颐和园内的十七孔桥的形式。现在我们还可以看见这个桥的残迹。长春园由圆明园的“福海”继续向东走，过圆明园的明春门就是长春园。这个园用圆明园里“长春仙馆”的“长春”两字来命名。它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完工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兴建时期比圆明园晚些。

　　这个园苑是中西合璧的。虽然在全盛时期这里发生的故事不多，但也有秀丽的风景和雄伟的的建筑，并且极其动人而又独具一格。如园中著名的“狮子林”十六景，是根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南下时，将苏州狮子林描绘下来后仿建的。它的假山全由青石堆成，今天还能看到青石山的遗迹。狮子林先有八景，即：“狮子林”、“虹桥”、“假山”、“纳景堂”、“清阁”、“藤架”、“磴道”和“占峰亭”；后来又续入景，即：“清淑斋”、“小香幢”、“探真书屋”、“延景楼”、

　　“画舫”、”云林石室”、“横碧轩”和“水门”。嘉庆年间曾题“狮子林十六景诗”。在“清阁”挂有杜琼所画的《狮林园》。另外尚有“泽兰堂”、“宝相寺”等，尤其是建于湖中的“海岳开襟”，是一座圆形台，台分两层，全是玉石栏杆，上面建有“得金阁”，台上的一组建筑，远远看去就好象“海市蜃楼”一样。论三园的楼阁，以此处最为辉煌精妙。其他尚有著名的“法慧寺”里面的七级八面琉璃塔(高达七丈)，很象北京玉泉山(静明园)的琉璃塔，乾隆称它为“多宝塔”。万春园在圆明园“福海”的东南，隔一墙就是万春园。

　　万春园有著名风景如：“含光楼”、“四宜书屋”等三十景(见附录)，而“露水神台”与“凤麟洲”虽不列在三十景内，但它的风景是非常奇特的。如“露水神台”铜人，在风格上，雕塑得极为庄严、整洁、富丽，它拿着铜盘向天承露，神情毕现。我们只要看一看北京北海公园里的“承露铜人，”就可以想见这个铜人在作风上的写实处。万春园的风景独具一格，它既不同于圆明园的富丽堂皇，又不同于长春园的雄伟挺秀，有着放浪自如的风格。

　　圆明三园的工程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基本完成。三园的排列仿佛是一个倒过来的“品”字形，以园中最大的湖―――福海，为三园的中心，总称为圆明园。周围约二十里，其建筑的雄伟与陈设的华丽，不仅为今日北京“颐和园”与城内三海(中海、南海、北海)诸园所不能比拟；就是当时西洋的园苑也望尘莫及。当时西洋教士写信回国，谈到圆明园，称它为“万园之园”，圆明园的盛况由此可见。

　　一八五六年，英国和法国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九年六月，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向清军突然袭击，被清军击退。不久、英、法联军又增兵二万多人，重新向大沽口进攻。清将僧格林沁麻痹大意，使英、法联军得以由北塘登陆，长驱直入。九月底，敌军攻至北京。十月六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圆明园。为向中国人民的抵抗实施报复，英、法联军开始肆意在园中抢掠。

　　据英军书记官斯文侯(BobertSwinhoe)记载掠夺的情形说：“十月十七日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军官与士兵疯狂抢夺，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这时全园秩序最乱。法国兵营驻扎园前，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

　　联军洗劫圆明园后，还不满足。英使额尔金(LordElgin)再发表声明说：“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至于此举足以使中国及其皇帝生极大的震动，余尚有理由：圆明园乃是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是他燕居之所，如焚毁足以稍戢其骄佚。今宫中宝物既已荡然无存，大军所到，非在虏掠，乃在初肆罪恶者能警惕耳。”

　　命令发出后，于十月十七日清晨，米启尔(JoheMichel)骑兵团一大队便开赴圆明园放火。

　　火焰升起后，天色显得分外暗淡。马卡吉(R。J。L。M’Ghee)对焚园的情形有如下的记载和描述：“焚毁的命令发下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起来。树木中掩荫着一座年代古旧的广大的殿宇，屋顶镶着黄色的瓦，日光之下光芒闪灼。鳞鳞的屋瓦，构造奇异，只有中国人的想象力，才能构思出来的。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缕的浓烟密雾，。。不久这缕缕的烟，聚成一团团的烟，后来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掩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被视为举国神圣庄严之物，其中收藏着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独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拟。你们曾经看过一次，就永远不能重睹。。。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芬纳带着一两队骑兵，骁行一周，将我们所忽略过去的那些外面的建筑，也都一齐架火燃烧。我们回到圆明园以后，才知道第六十队的来福枪士兵，和帝遮普士兵已经将他们的时间，利用的极其巧妙。所焚毁的区域，宽阔而且遥远。现在所仅存的，只有那座正大光明殿，以迄大宫门中间，所有的建筑，尚屹立存在，未付焚毁。因为里面住着军队，故迟迟有待。时已三点，我们应须整队开回北京，乃发布命令一并焚毁。刹那间找到了燃火的材料，有几个手脚伶俐的来福枪队，立刻动手放火，遂将这座正大光明殿，熊熊地燃烧起来。庄严华贵之区，且曾为高贵朝觐之殿，经此吞灭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云烟了。屋顶在火焰中燃烧一些时候后，不久就要倒塌，一百码外就可以感觉到那种炎热的气息，遂后巨声一响，屋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算做世界最宏伟的美丽宫殿圆明园，绝不存留一点痕迹。我们进行完毕这件工作后，便回到北京去。”

　　英法联军毁了圆明园仍不满足，于十月十九日再派米启尔马队烧万寿山的大报恩延寿寺(即今颐和园的排云殿一带)、田字殿、五百罗汉堂及后山苏州河两岸商店式的建筑；复又烧玉泉(静明园)十六景、香山(静宜园)二十八景及园内北部著名的宗镜大昭之庙(即昭庙)的八十一间铜殿(据传此房的屋顶为铜瓦包赤金)；同时将畅春园及海淀镇也一齐放火烧光。据传海淀街上的红色石板路，就是当年焚烧时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此役英法侵略军对中国文物的破坏极为严重，其残暴的程度为世界文明史上所罕见。

　　圆明园的焚掠，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不但毁灭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名园；

　　而且又损失了中国历代所珍藏下来的历史文物，如晋时的大画家顾恺之(348―――410)的《女史箴图》(为唐人摹本)原藏圆明园，后被英人掠去。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沈源、唐岱所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法人掠去，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另外还烧掉了圆明园内的最大藏书楼―――“文源阁”(这是收藏四库全书的内廷四阁之一)，以及不能用数字来估计的金珠宝物。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在圆明园被毁之时，侵略者达到了何种疯狂的程度。这惨痛

　　的事实使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帝国主义者的疯狂，不亚于任何凶残的

　　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