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产——国宝大观

第四节 采绘乐舞杂技俑

　　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乐、舞、杂技同台演出的场面，当推1969年山东济南市无影山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这组彩绘陶塑的乐舞杂技俑，它是两汉时代兴起的“百戏”艺术的舞台缩影，也是一件十分成功的造型艺术品。因而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中的稀世珍品。

　　摆在我们前面的舞台是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难以令人相信的是，在这小小的舞台上竟有二十多个彩绘艺人竟相献技。舞台是演出的中心，台前为首的一人身穿大红衣，腰束宽带，向前伸张双臂，似是戏班的导演，又象节目主持人，正在热情洋溢地向观众介绍演出的节目及其演员。由“导演”引出三组内容各异的舞蹈、杂技、柔术表演已拉开了序幕：导演身后为第一组，由身着一红、一白文彩舞衣的两位女子，摆动长袖相向起舞。这大概是汉代傅毅《舞赋》中描写的“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的长袖舞，因为这种舞蹈自战国西汉以来一直深受欢迎，风行朝野；导演右侧前方的第二组，由两个头戴尖顶赭色帽，身穿紧身及膝短衣的青年男子作举手倒立的“拿大顶”表演。这是我国杂技传统功夫——“顶”的基本动作。导演者右侧后方第三组是另两个衣着相仿的青年男子在作柔术表演，一人作难度较大的反后腰动作，另一人似是这个动作的继续，全身倒翻，双足分置在头上的两侧、双手握住足胫，极似现代杂技的“叼花”动作。舞者动作轻飘，高难的杂技软功，柔术演出者的神态自若，构成了一幅热烈精彩的场面。配合这三组演出的还有后台的管弦乐（笙、瑟）、打击乐（鼓、钟）组成的乐队，从左到右，我们可以欣赏到吹笙、鼓瑟、捶鼓、敲钟、击缶等各种有节奏的表演，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右后角最后一个捶击大型“建鼓”者，面向全体伎乐俑，可能是兼作乐队指挥。为了宣染这场表演的气氛，舞台两侧分别站有两组围观的人群，为演出助兴喝彩。左侧四人头饰环形高髻，右侧三人头戴有束带的冕形冠。东西两组皆长衣广服，束腰拱手相向而立。这件舞台模型告诉我们：舞蹈、杂技在古代有时不仅同台演出，而且是配以音乐来表演的，有导演，有指挥，当然更有助兴者。西汉泥塑艺人在一个长度不到1米，宽度不到半米这一极其有限的舞台上，塑造了如此众多各有特点的人物群像，并使人物主次分明，布局井然有序，确是颇费匠心的。作者运用人物的动、静对比，衬托出乐、舞、杂技、柔术的动态，发挥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塑造的人物形象虽然古拙，但很传神，加上俑身都用朱、黄、粉、紫、赭等色涂绘，现增添了艺术形象的生动性。

　　“百戏”是我国古代乐、舞、杂技艺术的总称。《太平御览》称：“百戏起于秦汉”，其实，远在春秋战国之际，乐舞已有“雅舞”、“杂舞”之分，这时奴隶制度已经面临“礼崩乐坏”，民间兴起的乐、舞、杂技以新鲜活泼的形式向僵化的庙堂歌舞冲击和挑战，给社会以耳目一新之感。其结果是阳春白雪的“雅舞”衰落，世俗之乐的“杂舞”开创了新的局面，到了汉代，“杂舞”大盛，它汇集了角力、竟技、驯兽、幻术、乐舞、杂技等民间艺术，组成了缤纷多彩的“百戏”。

　　“百戏”在《汉书》和张衡的《西京赋》以及东汉砖刻、画像石等资料中均有详细记载和反映。《西京赋》中对“百戏”演出的描写十分生动，提到的节目丰富多彩。当时的“百戏”规模宏大，场面壮观，轰动中外。著名的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的“百戏角图”，刻有乐、舞、“百戏”的生动场面，内容包括跳丸、跳剑、戴竿、七盘舞、走索、马戏、车戏等表演和乐师演奏各种乐器等；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墓壁绘有彩色的百戏图，均可作为《西京赋》的图解。但是作为“百戏”中的乐、舞、杂技的立体形象，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彩绘乐舞、杂技俑群及其平面布局的舞台模型，则是绝无仅有的，它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音乐、舞蹈、杂技艺术具有头等重要的观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