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产——国宝大观

第六节 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大批金银器中，有一件皮囊式的马镫壶。这件壶，除形制特殊，花纹精美之外，还反映了李唐统治由盛转衰的历程，因而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这件通高18.5厘米的银壶，综合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携带的皮囊和马镫的造型。扁圆形的壶身顶端一角，开有竖筒状的小壶口，上置覆莲瓣壶盖。盖顶和弓状的壶柄以麦穗银莲相连，壶身下焊有椭圆形圈足。这种仿皮囊壶的造型，既便于军旅外出时携带，又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表现了唐代工匠的匠心独运。弓状的提梁、覆莲式壶盖以及壶身所饰腾跃的骏马，均鎏上一层黄灿灿的金色，与银白色的壶体交相辉映，色调格外和谐富丽。

　　马镫式壶，在辽金时代的古墓中常有发现，但在唐代金银器中还是首次见到。这种形制的壶，考古学家一般认为是契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契丹民族出现于4世纪初，其根据地约占有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在唐代，它是中国东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唐代前期政治统一，各民族关系空前发展，因此，终唐一代契丹和李唐都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大量汉族人移入契丹，进步的生产技术使契丹有了农业、冶铁和纺织。同时，契丹文化也被吸收、融合，皮囊式马镫壶在唐长安京城的出土，正是汉族和契丹等各族间文化交流的产物。

　　马镫壶身的两面，以压模手法饰有一匹翘首鼓尾，衔杯匐拜的骏马。这就是唐玄宗时有名的舞马形象。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后期，越发骄奢淫逸，纵情于声色犬马。银壶上的马就是为李隆基祝寿的舞马。

　　《唐书·音乐志》、《太平御览》等古籍中都有关于舞马的记载。李隆基曾亲自训练舞马，并把它们分为左右两部。每匹马还有“某家庞”、“某骄”的名字。每年八月初李隆基生日时，则给这些舞马披上锦锈衣服，颈部挂上金铃，鬃髦上系着贵重的珠玉，按照“倾乐”的节拍，跳舞祝寿。高潮时，舞马还跃上三层高的板床，扌卞转如飞，周旋益妙。有时还让壮士把床举起，让马在床上表演舞姿。而穿着淡黄衫，系着文玉带的姿色秀美的少年乐工，则站在周围为舞马伴奏。

　　唐代许多人曾写下了有关舞马的诗词。作过李隆基宰相的张说，在他的《舞马千秋万岁禾府词》中曾说：“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壶上的舞马正是在“衔杯终宴曲”之时，做着“徐行拜两膝”之势。张说是当时亲睹舞马祝寿场面的人，在诗中描写的细节当较可信。他还叙述了舞马在终曲之时，衔杯敬酒，垂头如泥的神态。这是史志不见记载的，而恰与银壶上的舞马相一致。

　　张说诗作于公元730年，舞马一直到公元756年还存在。说明以舞马祝寿最少有25年之久。但这表面四海升平的景象，却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渔阳鼙鼓打破了李唐统治者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大唐帝国从此走向了衰落。

　　天宝年间，安禄山一身兼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权势日增，骄横跋扈。为了夺取中央政权，于公元755年11月发动了武装叛乱，次年攻陷首都长安，李隆基仓惶逃到四川。由于安禄山在天宝初年曾见过舞马祝寿，入京后掠舞马数十匹归范阳。安禄山败亡，舞马转为其大将田承嗣所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应节而舞，饲马军士视为妖孽，田承嗣命军士鞭挞而死。从此，舞马祝寿成为中晚唐诗人的回忆诗料了。该壶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