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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籍典藏

  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汗牛充栋。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只有8万多种。在数千年的古籍典藏中,形成了官府、书院、寺院、私人四大系统。

  官府藏书即国家及宫廷内部的藏书。根据文献记载及殷商甲骨周代典籍的收藏情况看,中国商代就有了图书馆,而且有了管理图书的史官。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一些图书流散到各国,各诸侯国非常重视藏书,设立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等处所收藏。秦王朝统一全国,建立明堂、石室、金匮等藏书机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给先秦典籍造成重大损失。西汉宫府图书管理机构沿用秦制,由御史大夫等负责。东汉管理图书的机构为秘书省,设秘书监、秘书郎等职。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傅毅、马融等都是主管图书的重要官员。藏书处所有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及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等。三国时蜀、吴仿效汉代制度,设置东观收藏国家图书。曹魏建立秘书中外三阁收藏图书,并派郑默等人加以整理。南北朝时期,虽然朝代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但是,每一新王朝建立后,都派专人收集图书,建立图书馆。宋有总明观、梁有寿光殿和士林馆、陈有西省、北齐有文林馆、北周有麟趾殿等。隋代不仅提高了图书机构——秘书省的官级地位,而且增加图书管理人员。隋炀帝下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设立官藏,并在书籍的装帧上加以改进,把秘阁图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晶漆轴。唐代官府藏书在隋代官藏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藏书机构主要有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崇文馆等。到开元(713~741)年间,国家藏书发展到7万多卷,但是,安史之乱使图书散失殆尽。宋代的官府藏书中心由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三馆组成。此外,还有国子监、学士院、司天监、太清楼、四门殿等宫廷内府的藏书处所。钦宗时国家藏书达到73000多卷。元代收集了大量南宋图书,收藏在奎章阁、崇文院内。设秘书监负责国家藏书,官员有秘书监卿、秘书监少监、秘书监丞、秘书郎等。明代开设翰林院,废除前代的秘书监,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文渊阁是国家图书的收藏中心。清代乾隆(1736~1795)时,在“崇古右文”的招牌下,设立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修成后,抄写了七部,分别收藏在文渊阁(故宫)、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承德)、文溯阁(沈阳)、文汇阁(扬州)、文宗阁(镇江)、文澜阁(杭州)。

  明清时期,官府藏书在档案方面很有特色。明代的主要档案库有:内阁大库,收藏行政事务方面的档案;黄册库,收藏全国户口、赋役方面的档案;古今通集库,收藏皇帝赐封给各功臣、将领、藩王、驸马的诰封、铁券及京官、外官的诰封底簿,同时也有部分御用图书;皇史威收藏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圣训等方面的档案。各地方如各省、府、州、县也设立档案库,据统计有300多个,规模大的库房有50间。现存明代档案约5000件,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内,内容主要有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至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各朝的奏本、兵部题行稿,明初的户口单和卖田契约;永乐八年明王朝颁给西藏释迦摄聂喇嘛的敕谕;成化(1465~1487)年间颁给功臣的免死铁券;关于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文件等。这些档案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清代收藏档案的地方主要有内阁大库、军机处、皇史宬等。内阁大库是清代档案主要收藏处,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书;起居注及六科史书;官修书籍及文件;因修书而征集的材料;从沈阳运来的满文旧档案;内阁日行公事的档案稿件。军机处的档案主要有军机处进呈的文件,包括奏折、表章等;军机处分类汇抄的关于国家庶政的档案,包括上谕、奏事、专案、电报、记事等;军机处日行公事档案;京都内外致军机处的文件。皇史宬庋藏的档案主要有玉牒、实录、圣训、会典等。清代档案现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计有900万件册)、辽宁省档案馆(130万卷)及四川巴县、山东曲阜等处。出版的档案结集有《明实录》、《崇祯实录》、《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文献丛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史料》等数十种。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机构。书院的各种学术活动都离不开图书,所以书院也是古代图书收藏的处所,并形成了书院图书馆。书院起自宋代。宋代的书院有397所,大部分集中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等地。著名的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元代有书院227所,明代有1239所,清代有1900所。历代书院多有藏书,而且有的达数万卷,如广雅书院藏书43000多册,鹤山书院藏书10万卷,南园书院藏书3万多卷。随着图书数量的增多,许多书院设立专门的藏书楼,如明清时期的伊川书院(河南嵩县)设有稽古阁、正学书院(陕西西安)王云凤建楼广收书籍、怀玉书院(江西玉山县)建拓书廨、晴川书院(湖北汉阳)建牣斋馆。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朝廷的颁赐。据文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白鹿洞书院得到皇帝赐给的国子监印本九经,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岳麓书院《义疏》、《释文》、《史记》、《玉篇》、《唐韵》等书。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各得到赐与的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由于皇帝的恩赐,各书院不仅注重藏书,并有“御书楼”、“尊经阁”等建筑。其次是书院自己刻印抄书。元代诂经精舍刻印有《诂经精舍集》8集,计2000多篇。清代学海堂刻有《学海堂集》4集90卷、《皇清经解》140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附存简明目录》230卷、《十三经注疏》460卷、《揅经室集》62卷、《学海堂丛刊》27卷,总计3300多卷。广雅书院设有广雅书局,刻印图书数量最多,印有经、史、小学、文集之类图书5700多卷。第三是募集。书院既然是一地的教育组织,所以多方动员当地官员捐献图书,或动员本地在外作官者捐献,书院的主讲是学术上有名望的学者,也通过多种渠道募集图书。如宋代朱熹曾经为重修白鹿洞书院而到处征书,王思训购《十三经》、《二十一史》、唐宋八大家文集及先儒语录等赠给豫章书院,黄锦捐送《二十一史》、《十三经》及诸子、文学书5000多卷给雷阳书院。此外,书院还接受捐款,由书院自己去购买图书。正是由于多途径的图书来源,所以从宋至清历代书院藏书不断丰富,有力地配合了书院的教学及学术研究。书院不但重视藏书门类的齐全,而且注重图书的流通利用,建立起一套借阅制度。如果说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那么,书院图书馆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学校图书馆,它的藏书及其流通利用在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寺院藏书也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典籍的收藏,是伴随着译经事业开始的。史载东汉明帝时感梦遣使,赴西域求法,于大月支写回佛典《四十二孝经》,藏于兰台石室。从晋代开始,佛教经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晋代以来,各地佛寺大增。据文献记载,西晋两京有寺180所,译经73部;东晋立寺1768所,译经263部。南北朝时,寺院大增。因寺院是译经之地,也是传经、藏经之所,故每个寺院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多者万余卷,少者也收藏数千卷。南北朝时的佛教图书超过儒家经典数十倍,除官方收藏少量佛经外,大部分典藏在全国各地的寺院里。不少寺院编有藏书目录,如刘勰的《定林寺经藏目录》就是在钟山定林寺4千多卷藏书基础上编成的。道教图书最初也是由官府收藏,因为内容与炼丹长生等有关。南朝宋时陆修静于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在建康崇虚馆广收道经,进行整理,集成经书、方药、符图等1228卷,从而奠定了道藏的基础。此后,道馆渐多,藏书亦愈加丰富,如齐的兴世馆、梁的华阳上下馆、朱阳馆等。藏书最多的是北周的通道观,达8000多卷。佛教进入隋唐,达到全盛时期。大乘八宗、小乘二宗,教派完全形成,而且译经事业也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佛道图书收藏的特点,一是官方设馆收藏,如隋代于观文殿内专设内道场收藏佛道经书。二是寺观内藏书不以佛、道为限,而且数量增多,如唐高宗时创立的西明寺,有室4000多间,收有800部、3000多卷书。三是采取秘藏方式,因当时书多是写本,焚毁经书事件多有发生,佛道教徒为了避免损失,采取典藏于佛阁密室的方法。敦煌石室藏书就属这类。敦煌地处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早在公元366年,就有人在敦煌莫高窟开凿出佛窟。到了唐代,莫高窟已成为拥有1000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着众多的寺庙与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道教等文献。公元1035年,游牧于西北一带的党项族占领了河西一带,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和尚在战乱外逃之际,把长期积累的经卷、法器等物封闭在石窟里。由于从中原来的香客和商人日渐稀少,敦煌随之冷落,逃避战乱的和尚也一去不返,因而秘藏在窟中的经卷无人知晓。1900年,住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发现了这些数以万计的公元4~10世纪的各种经卷、文书及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敦煌遗书或称敦煌书卷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致使大量的有价值的经卷流失国外,给中国古籍文献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敦煌书卷共计5万多卷,其中90%以上是宗教经典,如《大乘四法经论》、《佛说延寿命经》、《道德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另外还有《易》、《诗》、《汉书》、《沙州图经》、《算经》、《星占》、《甘棠集》、《秦妇吟》等经、史、子、集及文书帐册等书。这些文献是研究古代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中外专家对敦煌书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敦煌学”。

  私人藏书的历史非常悠久。《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家藏图书五车。战国时期,由于思想活跃,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家中都有藏书。秦始皇焚书,并没有把私人藏书焚绝。汉惠帝废除秦代挟书禁令后,许多图书重见天日,如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到用先秦文字写的《尚书》及其他书数十篇。汉代私家藏书继承战国私人藏书的传统,许多官吏、学者根据自己需要,积累藏书。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爱好古书,以重金从民间收集图书,四方人士不远千里前来献书,故他的藏书与国家藏书相差无几。淮南王刘安对图书也很偏爱,悬重赏奖给那些愿出先秦著述给他抄录副本的人。刘向在校理国家藏书时,曾提到“臣富参书”,“文中大夫臣圭书”、“射声校尉立书”、“臣向书”等,可见当时私人藏书之普遍。东汉学者蔡邕,曾校书东观,家有藏书万卷。因当时图书抄写困难,得之不易,所以藏书数量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纸张的应用为私人藏书提供了便利条件。晋代著名的收藏家有张华,他家中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图书30余车。另外,范尉家中藏书7000多卷。南朝私人藏书发展很快,家中有几千卷书的人很多,超过万卷的人也不少,著名的有谢弘微、刘善明、沈约、任昉、孔休源、马枢、徐伯阳等。北朝的私家藏书不如南朝发达,有名的藏书家有李彪、阳尼、李业兴、邢子才、魏收、贺拢胜、黎景熙等。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多,出现了私人藏书楼。如北魏平恒,专门建造了“精庐”收藏经籍。私人藏书的来源,主要是继承先辈藏书、战乱中收集、亲自抄录及官府恩赐几个途径。所藏之书,藏书家不仅自己利用,而且还借给别人抄写和阅读。如南齐人崔慰祖,邻居朋友经常来借书,有时一日就借出数十帙,他亲自办理,从不推辞。隋唐私人藏书有了新的发展,由于纸写本书的盛行,私人藏书质量有了提高。

  隋代许善心家有藏书万余卷。唐代韦述积书2万卷,柳公绰家藏万余卷。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藏书家人数增多;二是管理上较为完善,有的依作用不同把书分为三个等级,有的采用了官府藏书中以不同颜色牙签区别藏书种类的方法,如李泌藏书3万多卷,经书用红牙签,史书用绿牙签,子书用青牙签,集部书用白牙签;三是出现了专藏某一方面图书的收藏家,如颜师古藏书以古图画、器物、书帖为主,李元嘉以碑文古迹为主,张弘靖以书画为主;四是私人藏书楼有了新发展,象田弘正“起楼”藏书的有所增加。宋代私人藏书家名家辈出,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所以藏书量多达万卷以上。据统计,宋代著名的藏书家有84人。北宋著名的藏书家有江正、宋敏求、王钦臣、司马光、李公择等人。王钦臣,藏书43000卷,卷帙浩繁的类书《太平广记》也加以收藏。李公择藏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的僧舍,以供人用,是一位把私藏公开流通的收藏家,苏轼曾为他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宋承平时,戚同文、沈立、陈巽、吴良嗣、王文康、李文正、晁以道、刘壮舆、李淑、田镐等人,都是家藏万卷以上或数万卷的藏书家。南宋著名的藏书家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其中,尤袤好收集各种版本的图书,藏于“遂初堂”中。他编的《遂初堂书目》著录,列有旧本、旧监本、秘阁本、京本、旧杭本、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池州本、湖北本、川本、成都石刻本等。宋代私人藏书很注意核雠(音仇)和保藏。如晁公武的藏书以校雠精审而著名,王钦臣每得一书都先用废纸草写,然后收集到不同的版本参校,校正后才正式誊录。司马光每年上伏及重阳期间,都要把书搬出室外晾晒。此外,宋代藏书家,不少人编有藏书目录,并亲自为每种书撰写提要,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辽金元时期,也出现了一批藏书家。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派人到幽州购回汉文图书1万卷,建望海楼作为藏书处所。元好问是金代著名的藏书家。元代知名的有35人,庄肃藏书8万卷,陈季模藏书5万卷,屠致远、何中、段直、陈道明、袁易等家藏都在万卷以上。据统计,明代著名藏书家有427人。明初影响较大的是宋濂、杨士奇、叶盛等。叶盛的藏书楼叫篆竹堂,他每到一地,都携纸抄书,并用官印识于卷端,钱大昕称他“藏书之富,甲于海内”。叶盛的书橱上刻着“读必懂,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可见,他对藏书多么珍惜。明代藏书家中最负盛名的是宁波范钦。范钦官至兵部侍郎,他一生酷爱图书,每到一地总是访求古籍,征集、抄录《实录》邸报、方志、登科录、诗文集等。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1561~1566),范取古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和“以水克火”之意,建天一阁藏书楼。天一阁的设计建造别具匠心,主阁“宝书楼”共两层,楼下一排隔为六间,各书柜之下铺有石板,以为防潮之用。楼上中间不设壁障,仅以书柜分隔。

  书楼前后的庭院里装点着亭池假山,环境清幽。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七个阁楼都是仿照天一阁的式样建造的。为了保护图书,范钦临终留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嘱。他的后代也相约订立族规,规定子孙有志读书的,就在阁内读,不许夜登书楼,书楼钥匙分房掌管,禁止书籍下阁梯,开锁时必须各房子孙到齐,子孙如有私自开锁或私领亲友入阁者,要重罚。正是因为有严密的管理制度,使天一阁藏书得以保存下来。清乾隆(1736~1795)年间,范氏后人献书700种,得到一部赏赐的《古今图书集成》。1962年,郭沫若访问天一阁,题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天一阁藏书30万卷,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明代的另一位著名藏书家是毛晋。他的藏书楼叫汲古阁。毛晋的藏书楼独树一帜,专门购藏宋元的旧刊本,并不惜高价。他在自家门前张贴收购古籍的布告:“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因此,湖州一带书商云集七星桥毛氏府邸,当地有一流行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他收书84000多册,并另建目耕楼收藏。除藏书外,毛晋还兼刻书,影抄宋元珍本,由他抄录的典籍,称为“毛钞”,是藏书家珍重收集之物。据统计,毛晋刻板109500多页,字数超过3000万,不少宋版书都是因他的翻刻才得以流传。明代末年祁承煤的澹生堂也颇有名,他收藏的8万多卷图书不以宋元旧本为重点,而是强调实用,收集了许多地方文献、戏曲作品。清代私人藏书风气极盛,有名的藏书家多达500余人。黄丕烈的百宋一廛、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也是园、黄宗羲的续钞堂、卢文弨的抱经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等都是著名而有特色的藏书楼。清代藏书家中,以瞿、杨、陆、丁最为有名,号称“天下四大藏书家”。常熟人瞿绍基建“恬裕斋”,广泛搜集宋、元善本书历10年之久,积累图书10万卷。聊城人杨以增所建藏书楼为“海源阁”,收藏图书20多万卷,其中宋元旧椠460多余种,11000余卷。归安人陆心源,收藏的书中有许多是《四库全书》未收的版本,因书楼中有200种宋版书,故题名为“宋楼”。钱塘人丁颉,因先人藏书8000卷,藏书处因名“八千卷楼”,他的藏书经数十年积累,达8万多卷。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起,私人藏书楼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科学研究图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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