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籍典藏
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汗牛充栋。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只有8万多种。在数千年的古籍典藏中，形成了官府、书院、寺院、私人四大系统。
官府藏书即国家及宫廷内部的藏书。根据文献记载及殷商甲骨周代典籍的收藏情况看，中国商代就有了图书馆，而且有了管理图书的史官。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一些图书流散到各国，各诸侯国非常重视藏书，设立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等处所收藏。秦王朝统一全国，建立明堂、石室、金匮等藏书机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给先秦典籍造成重大损失。西汉宫府图书管理机构沿用秦制，由御史大夫等负责。东汉管理图书的机构为秘书省，设秘书监、秘书郎等职。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傅毅、马融等都是主管图书的重要官员。藏书处所有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及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等。三国时蜀、吴仿效汉代制度，设置东观收藏国家图书。曹魏建立秘书中外三阁收藏图书，并派郑默等人加以整理。南北朝时期，虽然朝代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但是，每一新王朝建立后，都派专人收集图书，建立图书馆。宋有总明观、梁有寿光殿和士林馆、陈有西省、北齐有文林馆、北周有麟趾殿等。隋代不仅提高了图书机构——秘书省的官级地位，而且增加图书管理人员。隋炀帝下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设立官藏，并在书籍的装帧上加以改进，把秘阁图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晶漆轴。唐代官府藏书在隋代官藏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藏书机构主要有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崇文馆等。到开元（713～741）年间，国家藏书发展到7万多卷，但是，安史之乱使图书散失殆尽。宋代的官府藏书中心由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三馆组成。此外，还有国子监、学士院、司天监、太清楼、四门殿等宫廷内府的藏书处所。钦宗时国家藏书达到73000多卷。元代收集了大量南宋图书，收藏在奎章阁、崇文院内。设秘书监负责国家藏书，官员有秘书监卿、秘书监少监、秘书监丞、秘书郎等。明代开设翰林院，废除前代的秘书监，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文渊阁是国家图书的收藏中心。清代乾隆（1736～1795）时，在“崇古右文”的招牌下，设立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修成后，抄写了七部，分别收藏在文渊阁（故宫）、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承德）、文溯阁（沈阳）、文汇阁（扬州）、文宗阁（镇江）、文澜阁（杭州）。
明清时期，官府藏书在档案方面很有特色。明代的主要档案库有：内阁大库，收藏行政事务方面的档案；黄册库，收藏全国户口、赋役方面的档案；古今通集库，收藏皇帝赐封给各功臣、将领、藩王、驸马的诰封、铁券及京官、外官的诰封底簿，同时也有部分御用图书；皇史威收藏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圣训等方面的档案。各地方如各省、府、州、县也设立档案库，据统计有300多个，规模大的库房有50间。现存明代档案约5000件，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内，内容主要有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至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各朝的奏本、兵部题行稿，明初的户口单和卖田契约；永乐八年明王朝颁给西藏释迦摄聂喇嘛的敕谕；成化（1465～1487）年间颁给功臣的免死铁券；关于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文件等。这些档案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清代收藏档案的地方主要有内阁大库、军机处、皇史宬等。内阁大库是清代档案主要收藏处，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书；起居注及六科史书；官修书籍及文件；因修书而征集的材料；从沈阳运来的满文旧档案；内阁日行公事的档案稿件。军机处的档案主要有军机处进呈的文件，包括奏折、表章等；军机处分类汇抄的关于国家庶政的档案，包括上谕、奏事、专案、电报、记事等；军机处日行公事档案；京都内外致军机处的文件。皇史宬庋藏的档案主要有玉牒、实录、圣训、会典等。清代档案现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计有900万件册）、辽宁省档案馆（130万卷）及四川巴县、山东曲阜等处。出版的档案结集有《明实录》、《崇祯实录》、《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文献丛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史料》等数十种。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机构。书院的各种学术活动都离不开图书，所以书院也是古代图书收藏的处所，并形成了书院图书馆。书院起自宋代。宋代的书院有397所，大部分集中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等地。著名的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元代有书院227所，明代有1239所，清代有1900所。历代书院多有藏书，而且有的达数万卷，如广雅书院藏书43000多册，鹤山书院藏书10万卷，南园书院藏书3万多卷。随着图书数量的增多，许多书院设立专门的藏书楼，如明清时期的伊川书院（河南嵩县）设有稽古阁、正学书院（陕西西安）王云凤建楼广收书籍、怀玉书院（江西玉山县）建拓书廨、晴川书院（湖北汉阳）建牣斋馆。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朝廷的颁赐。据文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白鹿洞书院得到皇帝赐给的国子监印本九经，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岳麓书院《义疏》、《释文》、《史记》、《玉篇》、《唐韵》等书。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各得到赐与的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由于皇帝的恩赐，各书院不仅注重藏书，并有“御书楼”、“尊经阁”等建筑。其次是书院自己刻印抄书。元代诂经精舍刻印有《诂经精舍集》8集，计2000多篇。清代学海堂刻有《学海堂集》4集90卷、《皇清经解》140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附存简明目录》230卷、《十三经注疏》460卷、《揅经室集》62卷、《学海堂丛刊》27卷，总计3300多卷。广雅书院设有广雅书局，刻印图书数量最多，印有经、史、小学、文集之类图书5700多卷。第三是募集。书院既然是一地的教育组织，所以多方动员当地官员捐献图书，或动员本地在外作官者捐献，书院的主讲是学术上有名望的学者，也通过多种渠道募集图书。如宋代朱熹曾经为重修白鹿洞书院而到处征书，王思训购《十三经》、《二十一史》、唐宋八大家文集及先儒语录等赠给豫章书院，黄锦捐送《二十一史》、《十三经》及诸子、文学书5000多卷给雷阳书院。此外，书院还接受捐款，由书院自己去购买图书。正是由于多途径的图书来源，所以从宋至清历代书院藏书不断丰富，有力地配合了书院的教学及学术研究。书院不但重视藏书门类的齐全，而且注重图书的流通利用，建立起一套借阅制度。如果说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那么，书院图书馆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学校图书馆，它的藏书及其流通利用在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寺院藏书也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典籍的收藏，是伴随着译经事业开始的。史载东汉明帝时感梦遣使，赴西域求法，于大月支写回佛典《四十二孝经》，藏于兰台石室。从晋代开始，佛教经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晋代以来，各地佛寺大增。据文献记载，西晋两京有寺180所，译经73部；东晋立寺1768所，译经263部。南北朝时，寺院大增。因寺院是译经之地，也是传经、藏经之所，故每个寺院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多者万余卷，少者也收藏数千卷。南北朝时的佛教图书超过儒家经典数十倍，除官方收藏少量佛经外，大部分典藏在全国各地的寺院里。不少寺院编有藏书目录，如刘勰的《定林寺经藏目录》就是在钟山定林寺4千多卷藏书基础上编成的。道教图书最初也是由官府收藏，因为内容与炼丹长生等有关。南朝宋时陆修静于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在建康崇虚馆广收道经，进行整理，集成经书、方药、符图等1228卷，从而奠定了道藏的基础。此后，道馆渐多，藏书亦愈加丰富，如齐的兴世馆、梁的华阳上下馆、朱阳馆等。藏书最多的是北周的通道观，达8000多卷。佛教进入隋唐，达到全盛时期。大乘八宗、小乘二宗，教派完全形成，而且译经事业也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佛道图书收藏的特点，一是官方设馆收藏，如隋代于观文殿内专设内道场收藏佛道经书。二是寺观内藏书不以佛、道为限，而且数量增多，如唐高宗时创立的西明寺，有室4000多间，收有800部、3000多卷书。三是采取秘藏方式，因当时书多是写本，焚毁经书事件多有发生，佛道教徒为了避免损失，采取典藏于佛阁密室的方法。敦煌石室藏书就属这类。敦煌地处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早在公元366年，就有人在敦煌莫高窟开凿出佛窟。到了唐代，莫高窟已成为拥有1000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着众多的寺庙与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道教等文献。公元1035年，游牧于西北一带的党项族占领了河西一带，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和尚在战乱外逃之际，把长期积累的经卷、法器等物封闭在石窟里。由于从中原来的香客和商人日渐稀少，敦煌随之冷落，逃避战乱的和尚也一去不返，因而秘藏在窟中的经卷无人知晓。1900年，住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发现了这些数以万计的公元4～10世纪的各种经卷、文书及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敦煌遗书或称敦煌书卷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致使大量的有价值的经卷流失国外，给中国古籍文献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敦煌书卷共计5万多卷，其中90%以上是宗教经典，如《大乘四法经论》、《佛说延寿命经》、《道德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另外还有《易》、《诗》、《汉书》、《沙州图经》、《算经》、《星占》、《甘棠集》、《秦妇吟》等经、史、子、集及文书帐册等书。这些文献是研究古代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中外专家对敦煌书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敦煌学”。
私人藏书的历史非常悠久。《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家藏图书五车。战国时期，由于思想活跃，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家中都有藏书。秦始皇焚书，并没有把私人藏书焚绝。汉惠帝废除秦代挟书禁令后，许多图书重见天日，如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到用先秦文字写的《尚书》及其他书数十篇。汉代私家藏书继承战国私人藏书的传统，许多官吏、学者根据自己需要，积累藏书。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爱好古书，以重金从民间收集图书，四方人士不远千里前来献书，故他的藏书与国家藏书相差无几。淮南王刘安对图书也很偏爱，悬重赏奖给那些愿出先秦著述给他抄录副本的人。刘向在校理国家藏书时，曾提到“臣富参书”，“文中大夫臣圭书”、“射声校尉立书”、“臣向书”等，可见当时私人藏书之普遍。东汉学者蔡邕，曾校书东观，家有藏书万卷。因当时图书抄写困难，得之不易，所以藏书数量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纸张的应用为私人藏书提供了便利条件。晋代著名的收藏家有张华，他家中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图书30余车。另外，范尉家中藏书7000多卷。南朝私人藏书发展很快，家中有几千卷书的人很多，超过万卷的人也不少，著名的有谢弘微、刘善明、沈约、任昉、孔休源、马枢、徐伯阳等。北朝的私家藏书不如南朝发达，有名的藏书家有李彪、阳尼、李业兴、邢子才、魏收、贺拢胜、黎景熙等。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多，出现了私人藏书楼。如北魏平恒，专门建造了“精庐”收藏经籍。私人藏书的来源，主要是继承先辈藏书、战乱中收集、亲自抄录及官府恩赐几个途径。所藏之书，藏书家不仅自己利用，而且还借给别人抄写和阅读。如南齐人崔慰祖，邻居朋友经常来借书，有时一日就借出数十帙，他亲自办理，从不推辞。隋唐私人藏书有了新的发展，由于纸写本书的盛行，私人藏书质量有了提高。
隋代许善心家有藏书万余卷。唐代韦述积书2万卷，柳公绰家藏万余卷。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藏书家人数增多；二是管理上较为完善，有的依作用不同把书分为三个等级，有的采用了官府藏书中以不同颜色牙签区别藏书种类的方法，如李泌藏书3万多卷，经书用红牙签，史书用绿牙签，子书用青牙签，集部书用白牙签；三是出现了专藏某一方面图书的收藏家，如颜师古藏书以古图画、器物、书帖为主，李元嘉以碑文古迹为主，张弘靖以书画为主；四是私人藏书楼有了新发展，象田弘正“起楼”藏书的有所增加。宋代私人藏书家名家辈出，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所以藏书量多达万卷以上。据统计，宋代著名的藏书家有84人。北宋著名的藏书家有江正、宋敏求、王钦臣、司马光、李公择等人。王钦臣，藏书43000卷，卷帙浩繁的类书《太平广记》也加以收藏。李公择藏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的僧舍，以供人用，是一位把私藏公开流通的收藏家，苏轼曾为他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宋承平时，戚同文、沈立、陈巽、吴良嗣、王文康、李文正、晁以道、刘壮舆、李淑、田镐等人，都是家藏万卷以上或数万卷的藏书家。南宋著名的藏书家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其中，尤袤好收集各种版本的图书，藏于“遂初堂”中。他编的《遂初堂书目》著录，列有旧本、旧监本、秘阁本、京本、旧杭本、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池州本、湖北本、川本、成都石刻本等。宋代私人藏书很注意核雠（音仇）和保藏。如晁公武的藏书以校雠精审而著名，王钦臣每得一书都先用废纸草写，然后收集到不同的版本参校，校正后才正式誊录。司马光每年上伏及重阳期间，都要把书搬出室外晾晒。此外，宋代藏书家，不少人编有藏书目录，并亲自为每种书撰写提要，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辽金元时期，也出现了一批藏书家。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派人到幽州购回汉文图书1万卷，建望海楼作为藏书处所。元好问是金代著名的藏书家。元代知名的有35人，庄肃藏书8万卷，陈季模藏书5万卷，屠致远、何中、段直、陈道明、袁易等家藏都在万卷以上。据统计，明代著名藏书家有427人。明初影响较大的是宋濂、杨士奇、叶盛等。叶盛的藏书楼叫篆竹堂，他每到一地，都携纸抄书，并用官印识于卷端，钱大昕称他“藏书之富，甲于海内”。叶盛的书橱上刻着“读必懂，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可见，他对藏书多么珍惜。明代藏书家中最负盛名的是宁波范钦。范钦官至兵部侍郎，他一生酷爱图书，每到一地总是访求古籍，征集、抄录《实录》邸报、方志、登科录、诗文集等。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1561～1566），范取古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和“以水克火”之意，建天一阁藏书楼。天一阁的设计建造别具匠心，主阁“宝书楼”共两层，楼下一排隔为六间，各书柜之下铺有石板，以为防潮之用。楼上中间不设壁障，仅以书柜分隔。
书楼前后的庭院里装点着亭池假山，环境清幽。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七个阁楼都是仿照天一阁的式样建造的。为了保护图书，范钦临终留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嘱。他的后代也相约订立族规，规定子孙有志读书的，就在阁内读，不许夜登书楼，书楼钥匙分房掌管，禁止书籍下阁梯，开锁时必须各房子孙到齐，子孙如有私自开锁或私领亲友入阁者，要重罚。正是因为有严密的管理制度，使天一阁藏书得以保存下来。清乾隆（1736～1795）年间，范氏后人献书700种，得到一部赏赐的《古今图书集成》。1962年，郭沫若访问天一阁，题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天一阁藏书30万卷，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明代的另一位著名藏书家是毛晋。他的藏书楼叫汲古阁。毛晋的藏书楼独树一帜，专门购藏宋元的旧刊本，并不惜高价。他在自家门前张贴收购古籍的布告：“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因此，湖州一带书商云集七星桥毛氏府邸，当地有一流行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他收书84000多册，并另建目耕楼收藏。除藏书外，毛晋还兼刻书，影抄宋元珍本，由他抄录的典籍，称为“毛钞”，是藏书家珍重收集之物。据统计，毛晋刻板109500多页，字数超过3000万，不少宋版书都是因他的翻刻才得以流传。明代末年祁承煤的澹生堂也颇有名，他收藏的8万多卷图书不以宋元旧本为重点，而是强调实用，收集了许多地方文献、戏曲作品。清代私人藏书风气极盛，有名的藏书家多达500余人。黄丕烈的百宋一廛、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也是园、黄宗羲的续钞堂、卢文弨的抱经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等都是著名而有特色的藏书楼。清代藏书家中，以瞿、杨、陆、丁最为有名，号称“天下四大藏书家”。常熟人瞿绍基建“恬裕斋”，广泛搜集宋、元善本书历10年之久，积累图书10万卷。聊城人杨以增所建藏书楼为“海源阁”，收藏图书20多万卷，其中宋元旧椠460多余种，11000余卷。归安人陆心源，收藏的书中有许多是《四库全书》未收的版本，因书楼中有200种宋版书，故题名为“宋楼”。钱塘人丁颉，因先人藏书8000卷，藏书处因名“八千卷楼”，他的藏书经数十年积累，达8万多卷。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起，私人藏书楼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科学研究图书馆等。
官府藏书即国家及宫廷内部的藏书。根据文献记载及殷商甲骨周代典籍的收藏情况看，中国商代就有了图书馆，而且有了管理图书的史官。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一些图书流散到各国，各诸侯国非常重视藏书，设立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等处所收藏。秦王朝统一全国，建立明堂、石室、金匮等藏书机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给先秦典籍造成重大损失。西汉宫府图书管理机构沿用秦制，由御史大夫等负责。东汉管理图书的机构为秘书省，设秘书监、秘书郎等职。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傅毅、马融等都是主管图书的重要官员。藏书处所有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及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等。三国时蜀、吴仿效汉代制度，设置东观收藏国家图书。曹魏建立秘书中外三阁收藏图书，并派郑默等人加以整理。南北朝时期，虽然朝代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但是，每一新王朝建立后，都派专人收集图书，建立图书馆。宋有总明观、梁有寿光殿和士林馆、陈有西省、北齐有文林馆、北周有麟趾殿等。隋代不仅提高了图书机构——秘书省的官级地位，而且增加图书管理人员。隋炀帝下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设立官藏，并在书籍的装帧上加以改进，把秘阁图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晶漆轴。唐代官府藏书在隋代官藏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藏书机构主要有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崇文馆等。到开元（713～741）年间，国家藏书发展到7万多卷，但是，安史之乱使图书散失殆尽。宋代的官府藏书中心由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三馆组成。此外，还有国子监、学士院、司天监、太清楼、四门殿等宫廷内府的藏书处所。钦宗时国家藏书达到73000多卷。元代收集了大量南宋图书，收藏在奎章阁、崇文院内。设秘书监负责国家藏书，官员有秘书监卿、秘书监少监、秘书监丞、秘书郎等。明代开设翰林院，废除前代的秘书监，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文渊阁是国家图书的收藏中心。清代乾隆（1736～1795）时，在“崇古右文”的招牌下，设立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修成后，抄写了七部，分别收藏在文渊阁（故宫）、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承德）、文溯阁（沈阳）、文汇阁（扬州）、文宗阁（镇江）、文澜阁（杭州）。
明清时期，官府藏书在档案方面很有特色。明代的主要档案库有：内阁大库，收藏行政事务方面的档案；黄册库，收藏全国户口、赋役方面的档案；古今通集库，收藏皇帝赐封给各功臣、将领、藩王、驸马的诰封、铁券及京官、外官的诰封底簿，同时也有部分御用图书；皇史威收藏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圣训等方面的档案。各地方如各省、府、州、县也设立档案库，据统计有300多个，规模大的库房有50间。现存明代档案约5000件，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内，内容主要有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至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各朝的奏本、兵部题行稿，明初的户口单和卖田契约；永乐八年明王朝颁给西藏释迦摄聂喇嘛的敕谕；成化（1465～1487）年间颁给功臣的免死铁券；关于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文件等。这些档案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清代收藏档案的地方主要有内阁大库、军机处、皇史宬等。内阁大库是清代档案主要收藏处，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书；起居注及六科史书；官修书籍及文件；因修书而征集的材料；从沈阳运来的满文旧档案；内阁日行公事的档案稿件。军机处的档案主要有军机处进呈的文件，包括奏折、表章等；军机处分类汇抄的关于国家庶政的档案，包括上谕、奏事、专案、电报、记事等；军机处日行公事档案；京都内外致军机处的文件。皇史宬庋藏的档案主要有玉牒、实录、圣训、会典等。清代档案现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计有900万件册）、辽宁省档案馆（130万卷）及四川巴县、山东曲阜等处。出版的档案结集有《明实录》、《崇祯实录》、《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文献丛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史料》等数十种。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机构。书院的各种学术活动都离不开图书，所以书院也是古代图书收藏的处所，并形成了书院图书馆。书院起自宋代。宋代的书院有397所，大部分集中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等地。著名的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元代有书院227所，明代有1239所，清代有1900所。历代书院多有藏书，而且有的达数万卷，如广雅书院藏书43000多册，鹤山书院藏书10万卷，南园书院藏书3万多卷。随着图书数量的增多，许多书院设立专门的藏书楼，如明清时期的伊川书院（河南嵩县）设有稽古阁、正学书院（陕西西安）王云凤建楼广收书籍、怀玉书院（江西玉山县）建拓书廨、晴川书院（湖北汉阳）建牣斋馆。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朝廷的颁赐。据文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白鹿洞书院得到皇帝赐给的国子监印本九经，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岳麓书院《义疏》、《释文》、《史记》、《玉篇》、《唐韵》等书。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各得到赐与的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由于皇帝的恩赐，各书院不仅注重藏书，并有“御书楼”、“尊经阁”等建筑。其次是书院自己刻印抄书。元代诂经精舍刻印有《诂经精舍集》8集，计2000多篇。清代学海堂刻有《学海堂集》4集90卷、《皇清经解》140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附存简明目录》230卷、《十三经注疏》460卷、《揅经室集》62卷、《学海堂丛刊》27卷，总计3300多卷。广雅书院设有广雅书局，刻印图书数量最多，印有经、史、小学、文集之类图书5700多卷。第三是募集。书院既然是一地的教育组织，所以多方动员当地官员捐献图书，或动员本地在外作官者捐献，书院的主讲是学术上有名望的学者，也通过多种渠道募集图书。如宋代朱熹曾经为重修白鹿洞书院而到处征书，王思训购《十三经》、《二十一史》、唐宋八大家文集及先儒语录等赠给豫章书院，黄锦捐送《二十一史》、《十三经》及诸子、文学书5000多卷给雷阳书院。此外，书院还接受捐款，由书院自己去购买图书。正是由于多途径的图书来源，所以从宋至清历代书院藏书不断丰富，有力地配合了书院的教学及学术研究。书院不但重视藏书门类的齐全，而且注重图书的流通利用，建立起一套借阅制度。如果说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那么，书院图书馆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学校图书馆，它的藏书及其流通利用在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寺院藏书也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典籍的收藏，是伴随着译经事业开始的。史载东汉明帝时感梦遣使，赴西域求法，于大月支写回佛典《四十二孝经》，藏于兰台石室。从晋代开始，佛教经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晋代以来，各地佛寺大增。据文献记载，西晋两京有寺180所，译经73部；东晋立寺1768所，译经263部。南北朝时，寺院大增。因寺院是译经之地，也是传经、藏经之所，故每个寺院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多者万余卷，少者也收藏数千卷。南北朝时的佛教图书超过儒家经典数十倍，除官方收藏少量佛经外，大部分典藏在全国各地的寺院里。不少寺院编有藏书目录，如刘勰的《定林寺经藏目录》就是在钟山定林寺4千多卷藏书基础上编成的。道教图书最初也是由官府收藏，因为内容与炼丹长生等有关。南朝宋时陆修静于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在建康崇虚馆广收道经，进行整理，集成经书、方药、符图等1228卷，从而奠定了道藏的基础。此后，道馆渐多，藏书亦愈加丰富，如齐的兴世馆、梁的华阳上下馆、朱阳馆等。藏书最多的是北周的通道观，达8000多卷。佛教进入隋唐，达到全盛时期。大乘八宗、小乘二宗，教派完全形成，而且译经事业也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佛道图书收藏的特点，一是官方设馆收藏，如隋代于观文殿内专设内道场收藏佛道经书。二是寺观内藏书不以佛、道为限，而且数量增多，如唐高宗时创立的西明寺，有室4000多间，收有800部、3000多卷书。三是采取秘藏方式，因当时书多是写本，焚毁经书事件多有发生，佛道教徒为了避免损失，采取典藏于佛阁密室的方法。敦煌石室藏书就属这类。敦煌地处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早在公元366年，就有人在敦煌莫高窟开凿出佛窟。到了唐代，莫高窟已成为拥有1000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着众多的寺庙与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道教等文献。公元1035年，游牧于西北一带的党项族占领了河西一带，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和尚在战乱外逃之际，把长期积累的经卷、法器等物封闭在石窟里。由于从中原来的香客和商人日渐稀少，敦煌随之冷落，逃避战乱的和尚也一去不返，因而秘藏在窟中的经卷无人知晓。1900年，住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发现了这些数以万计的公元4～10世纪的各种经卷、文书及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敦煌遗书或称敦煌书卷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致使大量的有价值的经卷流失国外，给中国古籍文献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敦煌书卷共计5万多卷，其中90%以上是宗教经典，如《大乘四法经论》、《佛说延寿命经》、《道德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另外还有《易》、《诗》、《汉书》、《沙州图经》、《算经》、《星占》、《甘棠集》、《秦妇吟》等经、史、子、集及文书帐册等书。这些文献是研究古代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中外专家对敦煌书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敦煌学”。
私人藏书的历史非常悠久。《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家藏图书五车。战国时期，由于思想活跃，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家中都有藏书。秦始皇焚书，并没有把私人藏书焚绝。汉惠帝废除秦代挟书禁令后，许多图书重见天日，如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到用先秦文字写的《尚书》及其他书数十篇。汉代私家藏书继承战国私人藏书的传统，许多官吏、学者根据自己需要，积累藏书。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爱好古书，以重金从民间收集图书，四方人士不远千里前来献书，故他的藏书与国家藏书相差无几。淮南王刘安对图书也很偏爱，悬重赏奖给那些愿出先秦著述给他抄录副本的人。刘向在校理国家藏书时，曾提到“臣富参书”，“文中大夫臣圭书”、“射声校尉立书”、“臣向书”等，可见当时私人藏书之普遍。东汉学者蔡邕，曾校书东观，家有藏书万卷。因当时图书抄写困难，得之不易，所以藏书数量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纸张的应用为私人藏书提供了便利条件。晋代著名的收藏家有张华，他家中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图书30余车。另外，范尉家中藏书7000多卷。南朝私人藏书发展很快，家中有几千卷书的人很多，超过万卷的人也不少，著名的有谢弘微、刘善明、沈约、任昉、孔休源、马枢、徐伯阳等。北朝的私家藏书不如南朝发达，有名的藏书家有李彪、阳尼、李业兴、邢子才、魏收、贺拢胜、黎景熙等。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多，出现了私人藏书楼。如北魏平恒，专门建造了“精庐”收藏经籍。私人藏书的来源，主要是继承先辈藏书、战乱中收集、亲自抄录及官府恩赐几个途径。所藏之书，藏书家不仅自己利用，而且还借给别人抄写和阅读。如南齐人崔慰祖，邻居朋友经常来借书，有时一日就借出数十帙，他亲自办理，从不推辞。隋唐私人藏书有了新的发展，由于纸写本书的盛行，私人藏书质量有了提高。
隋代许善心家有藏书万余卷。唐代韦述积书2万卷，柳公绰家藏万余卷。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藏书家人数增多；二是管理上较为完善，有的依作用不同把书分为三个等级，有的采用了官府藏书中以不同颜色牙签区别藏书种类的方法，如李泌藏书3万多卷，经书用红牙签，史书用绿牙签，子书用青牙签，集部书用白牙签；三是出现了专藏某一方面图书的收藏家，如颜师古藏书以古图画、器物、书帖为主，李元嘉以碑文古迹为主，张弘靖以书画为主；四是私人藏书楼有了新发展，象田弘正“起楼”藏书的有所增加。宋代私人藏书家名家辈出，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所以藏书量多达万卷以上。据统计，宋代著名的藏书家有84人。北宋著名的藏书家有江正、宋敏求、王钦臣、司马光、李公择等人。王钦臣，藏书43000卷，卷帙浩繁的类书《太平广记》也加以收藏。李公择藏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的僧舍，以供人用，是一位把私藏公开流通的收藏家，苏轼曾为他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宋承平时，戚同文、沈立、陈巽、吴良嗣、王文康、李文正、晁以道、刘壮舆、李淑、田镐等人，都是家藏万卷以上或数万卷的藏书家。南宋著名的藏书家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其中，尤袤好收集各种版本的图书，藏于“遂初堂”中。他编的《遂初堂书目》著录，列有旧本、旧监本、秘阁本、京本、旧杭本、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池州本、湖北本、川本、成都石刻本等。宋代私人藏书很注意核雠（音仇）和保藏。如晁公武的藏书以校雠精审而著名，王钦臣每得一书都先用废纸草写，然后收集到不同的版本参校，校正后才正式誊录。司马光每年上伏及重阳期间，都要把书搬出室外晾晒。此外，宋代藏书家，不少人编有藏书目录，并亲自为每种书撰写提要，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辽金元时期，也出现了一批藏书家。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派人到幽州购回汉文图书1万卷，建望海楼作为藏书处所。元好问是金代著名的藏书家。元代知名的有35人，庄肃藏书8万卷，陈季模藏书5万卷，屠致远、何中、段直、陈道明、袁易等家藏都在万卷以上。据统计，明代著名藏书家有427人。明初影响较大的是宋濂、杨士奇、叶盛等。叶盛的藏书楼叫篆竹堂，他每到一地，都携纸抄书，并用官印识于卷端，钱大昕称他“藏书之富，甲于海内”。叶盛的书橱上刻着“读必懂，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可见，他对藏书多么珍惜。明代藏书家中最负盛名的是宁波范钦。范钦官至兵部侍郎，他一生酷爱图书，每到一地总是访求古籍，征集、抄录《实录》邸报、方志、登科录、诗文集等。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1561～1566），范取古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和“以水克火”之意，建天一阁藏书楼。天一阁的设计建造别具匠心，主阁“宝书楼”共两层，楼下一排隔为六间，各书柜之下铺有石板，以为防潮之用。楼上中间不设壁障，仅以书柜分隔。
书楼前后的庭院里装点着亭池假山，环境清幽。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七个阁楼都是仿照天一阁的式样建造的。为了保护图书，范钦临终留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嘱。他的后代也相约订立族规，规定子孙有志读书的，就在阁内读，不许夜登书楼，书楼钥匙分房掌管，禁止书籍下阁梯，开锁时必须各房子孙到齐，子孙如有私自开锁或私领亲友入阁者，要重罚。正是因为有严密的管理制度，使天一阁藏书得以保存下来。清乾隆（1736～1795）年间，范氏后人献书700种，得到一部赏赐的《古今图书集成》。1962年，郭沫若访问天一阁，题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天一阁藏书30万卷，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明代的另一位著名藏书家是毛晋。他的藏书楼叫汲古阁。毛晋的藏书楼独树一帜，专门购藏宋元的旧刊本，并不惜高价。他在自家门前张贴收购古籍的布告：“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因此，湖州一带书商云集七星桥毛氏府邸，当地有一流行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他收书84000多册，并另建目耕楼收藏。除藏书外，毛晋还兼刻书，影抄宋元珍本，由他抄录的典籍，称为“毛钞”，是藏书家珍重收集之物。据统计，毛晋刻板109500多页，字数超过3000万，不少宋版书都是因他的翻刻才得以流传。明代末年祁承煤的澹生堂也颇有名，他收藏的8万多卷图书不以宋元旧本为重点，而是强调实用，收集了许多地方文献、戏曲作品。清代私人藏书风气极盛，有名的藏书家多达500余人。黄丕烈的百宋一廛、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也是园、黄宗羲的续钞堂、卢文弨的抱经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等都是著名而有特色的藏书楼。清代藏书家中，以瞿、杨、陆、丁最为有名，号称“天下四大藏书家”。常熟人瞿绍基建“恬裕斋”，广泛搜集宋、元善本书历10年之久，积累图书10万卷。聊城人杨以增所建藏书楼为“海源阁”，收藏图书20多万卷，其中宋元旧椠460多余种，11000余卷。归安人陆心源，收藏的书中有许多是《四库全书》未收的版本，因书楼中有200种宋版书，故题名为“宋楼”。钱塘人丁颉，因先人藏书8000卷，藏书处因名“八千卷楼”，他的藏书经数十年积累，达8万多卷。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起，私人藏书楼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科学研究图书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