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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籍形态

  古籍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籍的物质载体不同,形态各异,撮其要者,有甲骨文、铭文、石刻文字、帛书、简牍、纸写本、纸印本等。

  龟甲甲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籍。所谓“甲”,即龟甲,也就是乌龟壳;所谓“骨”,指牛胛骨或兽骨。刻在甲或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也有人称“龟册”或“甲骨书”。商王朝时,人们非常迷信,不论大事小事,都需求神问鬼,如战争的胜负、疾病的轻重、农业的收成、打猎的收获、妇女的生育、气候的变化等都要问鬼神。问鬼神的途径就是占卜,甲骨就是当时占卜的工具,而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当时占卜的记录,即卜辞或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刻划文字的商代的甲骨文刻片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金属的锋利刃具。殷商灭亡后,甲骨也被掩埋于地下。它的发现是清朝末年的事。当时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耕地时发现大小不同的甲骨,以为这是龙骨,当作一种药材治病。光绪二十五年(1899),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了疟疾,医生给他开了一味药就是“龙骨”。他发现龙骨上刻有文字,是一种文物,于是就高价收买。此后刘鹗根据这些甲骨进行研究,逐渐认识到它是一种极珍贵的文献资料。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在安阳小屯村大量发掘,先后获得甲骨10多万片,现不少藏于北京图书馆,也有2万多片流失日本、苏联、英国、瑞土等国家。甲骨上的文字大的长半寸多,小的如芝麻。每片甲骨上的文字多少不等,少的几个字,多的几十个字,除去重复,甲骨上共有4500多个字,日前可辨识的只有1500多字。中华书局1978年开始出版的13册《甲骨文合集》,集中了甲骨文研究的成果。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也叫“金文”或“钟鼎文”。中国在夏末商初即已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小期,青铜熔铸的技术已非常成熟,至商代晚期与周代,青铜器则已步入人了鼎盛时期。青铜器的种类、数量很多,从西汉起,历朝都有青铜器发现。现已发掘的几万件,有铭文的约1万多件。从器物的情况看,商朝青铜器上刻的文字较少,只有几个字。周朝铭刻的文字渐渐多起来,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492个字。初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接近甲骨文字,后来逐渐演变为多种形体,在文字学上称做“籀文”、“古文”、“大篆”。较早爱好青铜器的人,只是把它当成珍奇古玩,北宋以来,人们才注意到其中的文字,并把它做为一种艺术字来摹写。后世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写成专著,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明代丰道生的《金石遗文》、清高宗敕编的《西清古鉴》、容庚的《金文编》等。就青铜器铭文的内容而言,可分为以下几类:颂扬祖先美德圣事的铭文;记载祭祀大典活动的铭文;征伐记功的铭文;封赏功臣、贵族及亲属的铭文;关于法律条文、誓约、协定等文件的铭文;对臣民训告的铭文。铭文内容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记录着许多重大事件,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

  刻在石头上的文字,称为石刻文字,或称石头书。中国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在石头上画图。在石头上刻字始于何时,无法考证。古代帝王有到泰山祭祀天地的习惯,这种祭祀活动叫做“封禅”。封禅后,还时常在大石头上刻铸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一些记叙功德的文字。据《管子》记载,春秋时期的管仲在泰山上见到70多种封禅石刻,可认识的只有12种。可见中国很早就有了石刻文字。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发现了10个石鼓,每个石鼓都刻有文字,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内容是记载秦文公(前765~前716)初期的20多年间重大活动的诗句,人们称它为“石鼓文”。石鼓文原有近700字,因不断遭到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字迹早已模糊不清,经专家考证,现已征得665字的形、音、义。这些现存最早的石鼓文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春秋时期,刻石风气相当流行。战国初期,《墨子》中说:“钻于金石”,“金”指青铜器,“石”即指石鼓一类的石刻,可见在石头上刻字与在青铜器上刻字一样流行。秦始皇促进了石刻之风,他在位期间曾多次外出巡视,所到之处,常记文于石,宣扬他自己的功德。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的刻石有7处,仅有琅琊台刻石的残石流传下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东汉时期,刻石之风非常盛行,刻石的方法也有发展。直接把文字刻在山岩上称为“摩崖”;刻在长方形的石头上称做“碑”;刻在头是圆形的长方形石头上称做“碣”。为了节省抄写书籍的时间,减少抄写中的错误,东汉灵帝接受蔡邕的建议,于熹平四年(175)开始把儒家经典刻写到石碑上,历史上称“熹平石经”或者“汉石经”,因为7部儒家经书20多万字都是用隶书字体刻写,故又称“一字石经”。汉石经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来观看摹写的人络绎不绝,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得到了解决。此后,历代统治者纷纷效仿,刻石经以确定经文字体和文本。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较重要的有七次,其中写本书时期的4次最为有名。除“汉石经”外,还有“正始石经”,即三国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8)用籀、隶、篆三种字体刻的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开成石经”,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至开成二年(837)刻写的12种经书;“广政石经”,即后蜀广政元年(938)开始刻写的经书。

  三体石经此外,释、道的经典书籍也有刻石的传统,其刻写形式大略有三种:摩崖,将经文镌刻在悬崖或洞壁上;经幢,将经文刻在一种有棱的石柱上,如唐代的陀罗尼经;经碑,即把经文刻在一块块石碑上,现存最宏伟的是北京房山县石经山的刻石。帛书道教石刻是受佛教石刻影响产生的,现存最早的道经石刻是唐朝中叶龙兴观的道德经。石刻经书的目的是树立经文的标准范本,供人们去抄写、校正和阅读。六朝后期因石刻兴起的捶拓方法,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到了启发作用。

  用帛、素、缯、缣等丝织品作为载体书写的书籍称为帛书,也称素书、缯书和缣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的国家,殷代已有了养蚕和丝绸织造。丝绸品最早是用来作衣料的,何时兼作书写的材料已不可考。《论语》中有“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即孔子的弟子子张曾在束身的带子上写字,说明春秋时代已有帛书出现。到战国时代,以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更为普遍,《墨子》一书多次提到“书于竹帛”。帛书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可随文字长短截断,所以在纸发明前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帛一直是重要的书写材料。据《史记·高祖本纪》叙述,刘邦起义时,曾经写字于帛上,用箭射进沛城,简策号召人民起来造反。西汉末年,刘向在校理皇家藏书时,把整理完毕的典籍抄写于“素”上。到东汉末年,皇宫里所藏的帛书已相当可观。因为帛书易腐烂,不便永久保存,所以古代的帛书实物流传下来的极少。现在所能看到的帛书是汉代的物品。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掘出帛书20多种,计12万多字,字体为小篆和隶书,黑墨书写,是西汉初年的物品。据帛书实物及文献记载,帛书的长短依内容多寡而定,装饰也很漂亮,中间画有界行,其中用红色的称做“朱丝栏”,用黑色的称为“乌丝栏”。文字都是从右至左竖行书写,整幅的每行60~70多字,半幅的30多字。帛书一般抄写在高48厘米的整幅帛上,其高度与2尺4寸的简相近。在装订形式上,绝大多数是折叠着存放在盒子里,少数卷起来,以卷轴形式存放。隋唐以来,帛书主要用于绘画;宋代以后用于书写的专著极为罕见。帛书的前期与简策同时并用,帛书的后期又与纸同时并用过一个时期。因为缣帛价贵,并非一般读书人都能买得起,所以始终未能普及,最终被纸所取代。

  简牍是中国古代和帛书并行的一种书籍形式。其中写了文字的竹片称为“简”,写了文字的木板称为“牍”。一根竹片叫做“简”,相当于现代书籍的一页;许多简编连在一起叫做“策”,策与“册”通;编简成策的绳子或皮条叫做“编”。编时间久了就容易折断,造成脱简错简,所以后世对于残缺不全的书称“断简残编”。一尺见方的牍叫“方”,通信一般用方板,所以后人把印成书稿的信件叫做“尺牍”。简牍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定论。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册”和“典”字。册字象征着一捆用两道绳子编起来的简,典字则象征着把册摆放在桌子上。《尚书·多士篇》中记有周公对殷代后人的讲话,“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可见简牍在商殷时代就已经使用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删定六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都是以简为书写材料。秦始皇执政时,每天批阅的写在简上的公文,有120多斤重。汉代,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皇家图书馆的一万多卷书,大部分是简牍的。此后,纸的发明逐渐取代了简牍,东晋桓玄称帝时(公元5世纪初)下令“以纸代简”。以商殷时代到公元4世纪,简牍时代长达1600多年,其中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800年间,是简牍的盛行时期。古代的简牍,历代都有出土。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墙壁夹层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用古文书写的《尚书》等竹简,由此引起了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晋武帝时从魏襄王墓中发掘了数十车的竹简,经过学者整理,用当时文字译出的书有16种,现存的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两种。近年来,简牍不断被发现。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4942枚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管子》等先秦古书。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古墓中发掘出1000多枚秦代竹简,其中有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法律——《秦律》18种,以及秦编年史的《编年纪》等。这些简牍实物的发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简牍知识的了解,对考证古代典籍制度有重要价值。简的制作方法有一套工序。首先要把竹子切截为竹筒;然后再劈开竹筒成为竹片(牒);因新竹有水分,容易生虫腐烂,所以还需在火上烘烤,这道工序口叫“杀青”或“汗青”,这一术语一直沿用至今,表示写作完成或书籍定稿;最后按照不同的文字内容,分别写在大小规格不同的“牒”上。牍的制作首先是把整根的树木锯成许多节,然后解剖成一块块木板,把木板刨平,即可以写字。策的开头常有两枚简不写字,叫“赘简”,以保护有字的简。一种书常有许多篇,为了便于保管,还要加上一层用竹或帛制成的书衣。版牍主要用来写官府公文、记录户口物件、通信及画图,偶尔用来写一些短小文章。竹木资源丰富,取之方便,而且比青铜石头刻字容易,比帛的价格低廉,所以使用广泛,中国的许多古籍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简牍起了重要作用。

  以纸作为书写材料写成的书称纸写本。中国人民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造纸术发明初期,由于纸的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很长一段时间是纸、简、帛三者并用。东汉以后,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提高,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示出来,到两晋南北朝时,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至隋唐纸写本进入全盛期,它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唐代虽然使用印刷术,但纸写本与纸印本共同存在。五代以后,印刷术的普及,纸写本进入末期,并被纸印本所代替。纸写本的广泛出现,使书籍的形态发生了一次重大革命,产生了书籍史上的卷轴装、经拆装和旋风装。卷轴装书籍是纸写本的最早装订形式,来源于帛书的束卷。它把若干纸张粘连成长幅,用一根竹竿或木棒做轴心,粘于纸的一端,以此为轴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因为纸写本书主要采用卷轴形式,所以纸写本书又称做“卷子”。卷子的长度根据文章篇幅而定,长的4米左右,个别的有14米多。纸上用墨画成直格,分为许多行,四周称“边”,中间称“界”。为了保护卷子,在卷子露于外边的右端粘上一块纸口叫“裱”或口叫“褾”、“包头”、“玉池”。为了显露豪华,帝王贵族的书用绫绢绸等丝织品作裱。裱的首端适中处系上一条丝织品的带子,以防散乱。带的尾端系上一个长尖形的别子,普通的别子用兽骨,佛、道经书上多用竹签,玉石签。一部书往往有许多卷,为了集中保存,就用书衣(丝织品)包上,称为“帙”。在收藏及利用中,为了便于抽出、插入和识别,就在轴头上卷轴装挂一块牌子,上面写明书名、卷次等记号,这叫做“签”。签用牙、骨、玉等不同材料制成,并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门类,如唐代的经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部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部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装饰卷轴的方法称为“装治”,包括作轴、褾、带、签等。为了保护纸卷不致损坏,需要通过装潢加以保护。所谓“装”,系指裱装而言,所谓“潢”,是用黄柏染色,使其不受虫蛀,又称“人潢”。卷轴制度到唐代已非常完善,但是卷轴一般都很长,阅读时边读边展开,还要边卷起读过的部分,非常麻烦。特别象《初学记》、《北堂书钞》等大部头的类书以及《切韵》、《唐韵》等工具书,阅读和查检更加不便,于是产生了经折装和旋风装两种形态。经折装又叫梵夹装,它是把已抄写好的卷子左、右反复折叠成为一叠,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片作经拆装为保护书籍的封面和封底,其外形酷象印度的梵文佛经。封面通常是厚纸,或者裱上一层缣帛或彩纸。至今佛教经书还常采用这种形态。经折装虽然革除了展卷等麻烦,但厚厚一叠书阅读时容易散开扯断,于是人们又进一步改进经折装,出现了旋风装。它与经折装相似,也是将卷子左右折叠起来,不同的是将前后封面粘连在一起,使其首尾相连。阅读使用时从第一折页翻起,翻到最末一折页,又可以接连翻到第一折页,循环翻阅,如同旋风。唐代把经折装和旋风装都称为“叶子”,是书籍从卷轴向册叶过渡的形式。

  纸印本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书籍形态。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它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种。根据文献和实物考证,中国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雕版印书,早期印的书大多与人民生活有关,如历日、诗歌、韵书及阴阳占卜和佛教书等。唐咸通九年(868)印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刻印时间的印刷品。1953年在四川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发掘的《陀罗尼经咒》,上刻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行字,这是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到了五代,民间和佛教寺院的刻书事业更加发展,刻书的范围、地域也有所扩大,刻书地区除蜀、旋风装江宁、浙江、梁、瓜州、沙州外,又有青州、福建等。五代时期的印刷品现存的已非常稀少,仅存的几种都是在敦煌发现的,而且都是残本,如《唐韵》、《切韵》。雕版印刷术到了宋代已极为昌盛,这主要因为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已很发达。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官刻即官府刻印的书,其中又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中央所刻的书以国子监为最有名。宋代编辑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四部类书,均由国子监刻印流传全国。国子监刻印的书,称为“监本”,在当时是读书人的标准本,流传至今,是珍贵的善本书。地方刻书机构主要有各州、军学、郡学、县学、漕司、茶盐司、提刑司。家刻又称私刻,是指士大夫们刻印的书籍。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代私家刻书的有40多家。坊刻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籍。书坊刻印图书以营利为目的,他们自己有写工、刻工和印工。著名者如建安余仁仲的万卷堂、临安陈氏经籍铺、杭州的荣六郎书籍铺、建宁黄三八郎书唐金刚经铺等。宋代刻印书籍的字体分肥瘦两种,肥者为颜体(颜真卿),瘦者为欧体(欧阳询)与柳体(柳公权)。浙江刻印的书多采用欧体,苗条玉立,秀丽俊俏;福建刻印的书多采用柳体,横轻竖重,挺拔有劲;四川多采用颜体,肥劲朴厚,间架开阔,疏朗悦目。元代继宋代遗风,官刻、家刻、坊刻都得到了发展。国家册页出资拨款,选用上等纸墨及技术熟练的刻工雕印书籍。元刻书籍的特点一是字体多用赵体(赵孟颊),婉柔秀媚,二是使用简体字,三是版式字大行疏,写刻认真,疏朗醒目,版心多作黑口,双鱼尾,版心所刻字数、卷数和页数,多用草书。明、清两代雕版印刷的书籍数以万计,刻印的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雕版印刷的书籍,因刻印的机构、地点、时代不同,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官刻的书籍有监本、经厂本(司礼监刻印书)、内府本(皇帝宫廷刻印书)、殿本(武英殿)、局本、藩刻本等;因时间不同,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因地区不同,有浙刻本(杭州本、越州本、严州本、明州本等)、闽刻本(建阳本、麻沙本)、苏刻本(金陵本、无锡本、苏州本、昆山本、扬州本、常熟本)等;因刻印先后,有原刻本、翻刻本、仿刻本等;因刻印情况,有精刊本、百衲本等。由于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书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唐朝末年到宋朝初年,印本书逐渐取代写本书,册页制度逐渐代替了卷轴制度。雕版印刷使书纸变成一叶一叶的单叶,然后再将每一单叶装订成册,人们把图书的这种形式称为册叶制度。册叶是世界上书籍的普遍形式,也是世界上最为通行的书籍装帧形式。册叶制度最初的装帧形式是蝴蝶装。蝴蝶装就是将单面印成的书叶使有文字的一面,面对面的折叠,并将中缝处粘贴在一张用于包背的纸上,每叶的两端犹如蝴蝶的双翅向两边伸开。这种装帧形式的缺点是版心在内,左右边栏分别向外,阅读起来接连翻两叶空白才能读下去。为了避免经常见到无字的纸背,人们将书叶改为正折,使有字的一面向外,版心成为书口,这种装帧形式就叫包背装。包背装流行于元代,明清不少书也采用这种形式。包背装版心变书口,不便象蝴蝶装竖立排架,所以改为平放,封面也由硬纸改作软纸封面。在包背装的基础上,明代又产生了线装。线装的方法基本同包背装,只是不用整张书衣包背,而改用前后各加书衣,然后加工穿线,直接装订成册。一般线装书打4孔,称为“四针眼线”;线装开本较大的在上下角处再各打一眼,就成了“六针眼线”。为了保护较为珍贵的书籍,有的采用绫绢包角,称为“包角装”。为了保护线装书籍,人们还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外套。外套又称函套,其种类很多,主要有木匣、布匣、纸匣、夹板、书套等。木匣多采用楠木、樟木等硬木制成书匣;纸布匣一般以硬纸作胎,里衬白纸,外糊蓝纸或蓝布;夹板主要用木板或纤维板作材料,制成平面尺寸与书籍大小相等的板,板的上下左右各凿一个长方形小孔,用于穿系带;书套主要以硬纸板为材料,里面裱衬纸张,外粘以布或丝绸作套面。因为书籍采用了保护措施,函套的“函”便成为书籍的数量单位,如说某一种书有多少函多少册。雕版印刷的书都是单面印刷的,每一印刷面称为一个版面,每个版面主要由以下七部分组成:①边栏,又叫栏线,指版框四周的黑线。四周单线印的叫单边或单线;四周双线印的叫双边或双线,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故又称文武双边栏;栏线用红色印的叫朱丝栏,黑色印的叫乌丝栏。②界行,又叫边准,指版面内分行的直线,如有些书不分界行,被称为白文。③天头,指上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④地脚,指下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⑤版心,指版面中心较窄的一行。版心中印有黑线的称黑口,不印黑线的称白口。黑线较粗长的称大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版心中间刻印有书名、卷数、刻工姓名等文字者称为花口。⑥鱼尾,指在版心中间距离上边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刻的象鱼尾的图形,有时版心下方与上方对称的地方也刻有鱼尾。只刻有一个鱼尾图案的称单鱼尾,刻有两个图案的称双鱼尾。⑦书耳,又称耳子,指刻印在版框两边边栏外上角的小方格,方格内多记有篇名或卷数。

  从雕版图书的整体来看,其结构包括下面十个部分:①书衣,又称护封、书皮,指书前后的封皮,它一般采用硬纸。古代藏书家对书衣的颜色和质量很讲究,一般用黄色和铁青色纸作书衣,清代《四库全书》用绿、红、蓝、灰四色书衣,以别经、史、子、集。②书签,指书衣上所粘贴的用以题写书名的纸签。③护叶,又称副叶,指书衣内所加的一张空白衬纸,是为了保护书页而加的。④封面页,指护叶后的第一页,即今天的书名页,也叫内封面,或内封大题,上面常有名家题写的书名。⑤牌记,又称刊记,指在书名页的背面刻印的刊行时间、地点及刊行人姓名、堂号等事项。⑥书脊,指书的背脊,即一本书装订的一端,也称书背。⑦书口,与书脊相对的一边。⑧书脑,指线装书打眼穿线的地方,今精装书串线订口处也称书脑,因为打孔穿线是装订中关键性的工序,故有此称。⑨书首,也称书头,指书籍最上端的切口。⑩书根,也称书足,指书籍下端的切口,因线装书是平放在书版式架上的,为了便于检阅,常在书根写上或印上该书的书名、卷数、册数及册次等。

  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发明的活字,是先用带有粘性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四方形的薄片,在上面刻上单字,每个字一个印,然后用火烧硬。这种活字因为是用胶泥做成的,所以称为泥活字。此后,元代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毕昇泥活字法印过《小学》、《近思录》等书;清代李瑶于道光十年(1830)“仿宋版泥板”印成《南疆绎史勘本》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泾县的翟金生以30年心力,造泥活字10万多个,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等书。泥字上釉再烧,便可成为磁版。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泰安徐志定以磁版印成《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种书。继泥活字、磁活字之后,中国又发明了木活字。元朝大德二年(1298),农学家王桢用自己造的木活字印成《旌德县志》,并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王桢造木活字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刻字,再用小锯把每个字锯开,使每个字成为单独的活字,然后用刀把它四面修光。排版时,把木活字一个个排到木盘里,行间用竹片隔开,塞紧空隙后即可印刷。王桢还创造了转轮排字架,把木活字按韵和型号排列在两个木制的大转盘里,排字人员坐在转盘旁,只需转动轮盘,就可以拣到所需要的字。木活字发明后,使用非常广泛,明代苏州、南京、福州、云南、四川等地用木活字印刷的书籍,有名可考者约100种。崇祯十一年(1638)起,开始用木活字排印朝廷《邸报》,这可视为中国报纸印刷业的开端。清代乾隆年间,用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00多卷。古典小说《红楼梦》120回本,第一次印行就是排印的木活字本。直至本世纪初,不少书店还继续使用木活字印书。除泥活字、磁活字、木活字等非金属活字外,中国还创造有金属活字,如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元代王桢在《造活字印书法》中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可见在王桢造木活字前,就已经有了锡活字。无锡华燧也铸过锡活字。清道光三十年(1850)广东佛山镇一姓唐的书商用锡活字排印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共19348页。铜活字在金属活字中最为流行,明代无锡、常州、苏州一带不少富家铸铜印书,其中著名者有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坚的兰雪堂、安国的桂坡馆。清代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印了六十五部。铅活字早在明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弘治正德初年(1505~1508)陆深的《金台纪闻》载:“近日毗陵(今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可见,早在现代铅合金活字传入中国之前,已经有人用铅做活字了。中国印刷术发明不久,就传播到了国外,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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