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学典籍（2）
《逸周书》
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汲冢周书》。今本全书10卷，正文70篇，其中11篇有目无文，42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书之来历，汉刘向、《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余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45篇。今传60篇本，盖又经后人改编。有人认为今本盖后人合旧本与晋太康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
《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后，《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称为韵语，纯系说教。
今存59篇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记》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于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于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有十余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
《春秋》
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37次日食，就有30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人《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官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另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这些题目的具体内容及远古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矇之一。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矇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夏训》、《商书》、《周志》、《郑书》等，编成了《左传》这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来看，该书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
《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如在《春秋》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下，《左传》就用五百多字介绍了郑伯（即郑庄公），他的父亲郑武公、母亲武姜、弟弟共叔段，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感情纠葛和权力斗争；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制败坏，贵族内部大宗同旁支《左传》书影的较量；突出了武姜的溺爱纵容、共叔段的骄横扩张，以及郑伯的深沉有谋、颇得臣民拥戴，所以能一举挫败共叔段经营多年的叛乱活动，迫使他逃亡，从而加强了君权，为其后郑国的强盛和庄公的称霸打下基础。从而解释了《春秋》中这六个字所包含的褒贬。很显然，只有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这些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
《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又有刘文淇等作《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搜罗前人注释最富，惜未完成。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公羊传》
与《左传》《谷梁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公羊传》。旧说创始于子夏弟子齐人公羊高，传五世至西汉景帝时得立于官学。其大师胡毋生、董仲舒等任博士，专门从事研习、讲授之业。武帝时贫苦儒生公孙弘因通晓该书竟得官至丞相，其后学者益众，遂为汉代显学。该书援引前人解“经”成说颇多，如鲁子、高于、子沈子、子司马子等，子公羊子仅属其中之一，未见处于特殊地位。但书中认为从春秋战国之际的公羊高到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历三百年仅传五代，亦甚可疑。大约《春秋》曾作为孔门教材，传习不绝，历代儒生研讨讲述，遗说甚多，其中一部分经西汉初的公羊氏及其弟子胡毋生等整理，编著成书而行于世。由于它写成于汉初，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属“今文经”，并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
《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齐襄公恃强兼并纪国，却被肯定，以为是为其九世祖齐哀公复仇；宋襄公在泓之战坐失战机，丧师辱国，歌颂为“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该书本文二万七千多字，其中有三十七年无传，可能已有残缺。东汉何休依据胡毋生条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诂》，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北宋著录有徐彦所作《公羊传疏》。清人陈立著《春秋公羊义疏》，广搜诸家解说，可供参考。
《谷梁传》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国语》
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旧说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经的姐妹篇。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于孔子的著名瞽矇，其讲史曾得到孔子的赞赏。瞽矇讲述的史事被后人笔录成书，称为《语》，按国别区分即为《周语》、《鲁语》等，总称为《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说明战国时该书已流行于世。今本《国语》大约就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集。由于是口耳相传的零散原始记录，其内容偏重于言辞，在国别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仅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从传授渊源来看，它也可承认为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瞽矇的记录，为价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马迁编著《史记》时曾大量取材于此。三国时吴人韦昭为《国语》作解，总结了汉代学者注释的成果。清人董增龄作《国语正义》，近人徐元浩作《国语集解》，汇集历代有关解说，颇便研讨。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扦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27章，有11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16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人《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策》书影《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270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
《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经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蝌蚪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人。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山海经》
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今传本十八卷，包括《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旧传是禹、益所作，一说出自“禹鼎图”，都不可信。
《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各成体系，成书时代也不相同。《山经》为巫祝之流根据远古以来传说记录的巫觋之书，专门记述海内各方名山大川、动植物产、祯祥怪异、祭祀所宜。写定时代，一般认为是战国初期或中期。《海经》为方士之书，专门记载海内外殊方异国传闻，夹杂大量古代神话，是秦或西汉初年的作品。至于《大荒经》和《海内经》，据考本为《海经》中的文字，西汉刘秀（即刘歆）校定《山海经》时，删去部分内容，没有进上，逸出在《山海经》之外继续流传，称《大荒经》和《海内经》。大约在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时，才又将它们收录进来，独立成篇。
《山海经》的《海外经》、《大荒经》和其他各篇，都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这些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对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和上古的姓氏、部族，以及考察上古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认识，都有重要意义。
在《山海经》里称帝的共12人，他们都是天帝，居住在天上，但也有地上的都、台、囿、峙，妻子和儿女，其儿女在下界建立国家。这说明帝本是某一部族的先祖。根据《山海经》的记载，黄帝是西方的天帝。他不仅是颛顼的曾祖、鲧的祖父，而且是中国境内和四裔许多部族共同的祖先，这对研究中国民族史有重要价值。帝俊不见于他书，也没有列入三皇五帝之中，所以学者纷纷猜测他是另一帝的别号。但是《山海经》关于帝俊的12条记载，没有一条与经中其他天帝的事迹重复，而且帝俊的名号往往与其他天帝在一篇中同时出现。可见他是《山海经》中独有的天帝。《山海经》把农、工、车、舟、琴瑟、歌舞的发明权都归于帝俊，并说他和羲和生了十日，又生了十二月，则又与天文历法有关。帝俊的后代多在东方，或许他是东方代表智慧的天帝。《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一些人王和他们的事迹，如大禹治水、禹所积石、禹攻共工、启上嫔于天等。其中《大荒东经》关于王亥的记载，曾引起史学界的注意。
《山海经》有晋郭璞注本。清人郝懿行有《山海经笺疏》。近人有袁珂《山海经集释》。
《世本》
战国时赵国史书。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唐代改称《系本》或《代本》。该书记载黄帝以来的史事，原十五篇，有《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作篇》、《居篇》等。《汉书》谓下迄春秋，但有的本子记事至秦末，当为后人续补。现存佚文称赵王迁为“今王”，说明是赵国的著作。赵王迁在位八年，相当于秦王政十二年至十九年（前235～前228），续补的本子应成于这段期间。此外，有的本子还记有“汉高祖”，当为汉人补人。《世本》的《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又称为《纪》或《本纪》，近于《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作篇》记器物发明，《居篇》记帝王诸侯都城，近于《史记》的“书”。该书对纪传体的创立有所影响，司马迁作《史记》曾以该书为据。东汉末以来，宋衷、宋均、孙检、王氏等皆有注。宋代目录书不著录该书，高似孙《史略》说他曾有辑本，说明当时即已失传。清钱大昭、王谟、孙冯翼、陈其荣、洪饴孙、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王梓材等皆有辑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汇印为《世本八种》。
《穆天子传》
先秦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西晋初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宗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径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它说明远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就已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这一点，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资证明。
晋郭璞为该书作注。清檀萃有《穆天子传注疏》，其后有洪颐煊校正本，继洪氏而作者有翟云升之《覆校穆天子传》。近几十年来，有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等作品。
《周礼》
周代后期根据周王朝系统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代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全书六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属官六十三；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有属官七十八；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属官七十；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有属官六十九；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属官六十六；冬官司马，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这一部分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当时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三十。旧时常约言共有官三百六十，实为三百七十六，每一官职皆有不少属员，合计数万人。《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
当西汉立“五经”于学官时，其中没有《周官》。据说最初由河间献王获得一部先秦古文写的《周官》，献于汉王朝。王莽时，刘歆把它立于学官。王莽失败而书亦废，刘歆学生杜子春保存该书并为之作注，后传给郑兴、郑众、贾逵等。郑兴等曾作《周官解诂》。马融又作《周官传》，传至郑玄，作了集大成的《周官礼注》，和他的《礼经郑氏学》（即今文《仪礼》）及《礼记注》（即《小戴礼记》，兼有今古文）合称“三礼”，列为儒家经典。为此今文家则加反对，临孝存以为《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以为该书是“六国阴谋之书”。郑玄据理力争，以为该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作《答临孝存〈周礼〉难》。因郑玄作的注很完备，《周礼》遂被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于世。唐贾公彦撰《周礼义疏》四十二卷，至宋时与郑注合刻为《周礼注疏》。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征引繁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效法《周礼》中的理财精神兴行各种新法，引起反对者对该书的反感。苏辙首先写了长篇论辨，指出《周礼》之不可信处有三点，借以反对王安石。《朱子语类》中提到胡安国父子以为《周官》是王莽托刘歆伪撰的。宋代还有司马光、张载、程颐、洪迈、魏了翁、包恢等知名学者持类似的批评态度。到清代，万斯同《周官辨非》又指出其伪处五十余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它“出于西汉之末”，毛奇龄《经问》说：“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方苞《周官辨伪》则以为《周官》原有其书，其决不可信之处则是王莽、刘歆窜入。此外还有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杨椿《周礼考》等书亦致疑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极力宣扬刘歆伪造之说，据《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一语，遂定为“刘歆所伪传也”，以为其本文原出《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以为天子有六相，以天地四方为名，即《周官》六官所自出。此说流传后，使不少人相信《周礼》果出刘歆伪造。
但毛奇龄《经问》已据《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又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以证该书原出战国。其后汪中撰《周官徵文》，也举出《周官》成于先秦时的六条证据。除上引窦公所献者外，尚有《逸周书·职方》、《大戴礼记·朝士篇》、《札记。燕义》、《内则》、《诗·生民》传等所引《周官》各官职文。王国维又补充了《礼记·玉藻》所引《春官·占人》职文。有这些证据，知《周官》为春秋战国时已有之书无疑。
战国时，儒家如孟子、荀子均未提及该书，两人所谈许多制度亦与该书有异。如孟子的井田与《周官》沟洫制不同；荀子的《王制篇》所举官名与《周官》亦有别；两人都主张关市不征，与《周官》之苛敛尤不同。可知此非儒家之书。《周官》的六官取天、地、春、夏、秋、冬为名，虽是受了《管子》的影响，但它不配成五官而为六官，应是在战国五行说盛行之前，仍循周世六卿成规。
《周礼》中各个官职的职掌，有不少出于战国制度，最主要的有：其一，春官祭五帝、祭天、地、日、月之礼。其二，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三，天、地、夏、秋四官都要在正月公布法律；法家所制的什伍相连坐见于地官；作内政寄军令亦见于地官及夏官。其四，江永指出地官载师及司稼已非八家同井之法；又地官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与《汉书·地理志》爱田下孟康所云“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同；地官遂人的沟洫之制亦为开阡陌后之事，又授田“余夫亦如之”，不再依春秋以前宗法制财产由长子继承之制，余夫（庶子）与长兄所得一样，亦即商鞅之法，等等。其他属于战国之制者尚多。
大致可以这样认定，《周礼》只是一部官制汇编，成于春秋时代。后来给每一官职填写职掌时，除录存了春秋资料外，还录进了很多战国资料，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虽然后来还有极小部分汉代资料掺杂进去，如九服之制、昊天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五岳之制等等，但不影响这部书原是先秦旧籍。
《仪礼》
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按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1068～1077）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1086～1094）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翠《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礼记》
战国至秦汉时期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汉代把孔子所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解说“经”的文字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131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85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49篇，称为《小戴札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札记》，并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遂升为经。这49篇内容涉及面较杂，一部分是《仪礼》各篇的“记”，如《冠义》、《昏义》以下6篇，即解说《仪礼》冠礼、婚礼各篇；有关丧服、祭法的近20篇，也是解说《仪礼》相应篇章的；而《奔丧》、《投壶》则是《仪礼》所失收的古代典礼仪节文件。书中还有一些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篇章，其中《礼运》、《乐记》、《学记》等直接录自儒家旧籍。此外，还有录自诸子的《月令》等篇，及汉代儒生追述周代制度的《王制》篇等。唐孔颖达据以撰《礼记正义》70卷，南宋时和郑注合刻为《礼记注疏》63卷。宋代理学家选出其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作为儒学基础课本。同时卫浞纂《礼记集说》150卷，以资料丰富著称。元陈澔滞有《礼记集说》10卷，为求浅显，有所删改，明人用它编为《礼记大全》30卷。清人治《礼记》的也有十余家，但无名著，惟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100卷以资料繁多见称，而朱彬的《礼记训纂》则较为简明扼要。
《大戴礼记》
与《礼记》大体同时编成的一部有关中国古代礼制的文章汇编，但增加了若干篇记载古史世系和天象物候的历史文献。
原本相传是西汉戴德从当时所有的战国以来说礼之文131篇中选取85篇而成，故名《大戴礼记》。当时由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到东汉末郑玄作注而成为独占“礼记”之名的“三礼”之一，《大戴礼记》遂被认为“非圣人之言”而不传习。北周卢辩始为其作注，到唐代已亡失46篇。又书中《夏小正》一篇单行，实仅存38篇。宋淳熙刊本复收《夏小正》，又从《盛德》析出《明堂》一篇，共40篇，分为13卷（其中卢辩注只存8卷）。书中与《礼记》大略相同者五篇（《哀公问》、《投壶》篇名亦同；《礼察》、《曾子大孝》、《本命》则分别与《礼记》之《经解》、《祭义》、《丧服四制》中的各一段相同）；收《仪礼》所无的古典礼仪节五篇（《诸侯迁庙》、《衅庙》、《朝事》、《投壶》、《公符》）；录自《荀子》者三篇（《哀公问》、《劝学》、《礼三本》；又《劝问》末“问水”见《荀子，宥坐》）；而同于汉单行本《孔子三朝记》者五篇（《哀公问五义》、《哀公问孔子》、《小辨》、《用兵》、《少间》），同于《曾子》者十篇；录自《贾子新书》四篇合为一篇（《保傅》）；其《公符》篇末又载《汉孝昭帝冠辞》，可知其书既有先秦之文，亦有不少为汉代所作。书中颇有很具价值的文献，如《夏小正》一般以为是战国时关于天象物候的科学资料；《五帝德》、《帝系》是东周所传古史系统，司马迁据以撰《五帝本纪》、《三代世表》。由于历代无人重视，该书错乱遂多。清戴震、卢文弨、汪中等始校订正误，以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为世所称。
《论语》
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著作。书中对哀公、季康子等死于孔子之后的人称谥，并记有比孔子年少46岁的孔门学生曾参临死的留言。可见编纂者为孔门再传弟子，成书时代当在战国初期。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本子：《鲁论语》为鲁人所传，共20篇，今《论语》的篇章即依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比《鲁论语》多《问王（玉）》、《知道》两篇，共22篇；《古论语》相传出于曲阜孔子住宅壁中，它把《尧曰》的“子张问于孔子”以下另分1篇，称为《子张》，与《论语》原《子张》篇同名，故有《子张》两篇，实为21篇。这三种本子除了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和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成帝之师张禹先学《鲁论》，后学《齐论》，对齐、鲁两派择善而从。张禹封安昌侯，所以他的本子称为《张侯论》，盛行于汉代。汉末郑玄也根据《鲁论》篇章，参考《齐论》、《古论》，为之作注。三国时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现在流传的就是何晏的注本。
《论语》记述了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甚至记载了他的生活习惯及一些细节。全书大体上都是孔子弟子及后学所记，是研究孔子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历代注解和研究《论语》的书籍很多，现存的主要著作除三国何晏的《论语集解》外，梁朝皇侃曾集魏晋以来儒者之说为何晏的集解作疏，成《论语集解义疏》十卷。北宋邢昺也为何晏《论语集解》作疏（《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南宋朱熹所著《论语集注》，是宋儒注释《论语》的代表作。赵顺孙又为朱熹的集注作疏，成《论语纂疏》。清代刘宝楠撰《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是一部兼宗汉、宋、清儒之说为何晏集解作的新疏。近人程树德汇集古今训释解说《论语》的书籍两百余种，编撰《论语集释》四十卷，搜讨颇勤，可供参考。
《孟子》
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孟子的著作。孟子，名轲。邹人（今山东邹县）。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生卒年不详。
孟子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似于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史记》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国君主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在中国古代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最有影响的儒家宗师，从而获得了“亚圣”的称号。从北宋开始，《孟子》一书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南宋时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宋到明、清，“四书”成为士子必读之书。
《孟子》的注释本，东汉时有赵岐、刘熙两家之注，梁有綦母邃注，流传至今者仅赵注而已。宋有《孟子疏》，旧题宋孙奭撰。据朱熹说，此书出于伪托。朱熹作《孟子章句集注》，内容简明精确，是南宋到明清时最有影响的注释本。清焦循《孟子正义》，注释详细，引证丰富，具有学术价值。
《晏子春秋》
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书。一说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原籍为齐的秦代博士所写。该书采用史料和民间传说编纂而成，其中晏婴劝告君主不要贪于逸乐，要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等统治经验，常为后世所取法。晏婴本人恪守传统礼制，生活节俭，也常为后世统治者所称道。该书中许多生动的情节描写，表现了晏婴的聪慧和机智，如“晏子使楚”等，曾在民间广为流传。书中还通过总结政治经验，分析了“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随声附和即“同”，不足可取；只有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其不足，也就是“和”，才是正确的。这一具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晏子春秋》曾经刘向整理，共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清代校定者有七八家，清未有苏舆《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材料较全。在日本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和注本。
《尸子》
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人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后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惟《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于辨析。
《荀子》
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的著作。荀子，名况，字卿。赵人。古书中多作孙卿，《史记》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详。根据一些记载的推测，约在齐闵王末年，荀子曾到过齐，后离齐去楚。到齐襄王时，荀子又至齐，《史记》说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首领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今山东莒南）令。后又离楚至赵，赵以荀子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时，荀子赴秦，见到昭王和范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病居兰陵。其卒年当在此后不久。《盐铁论》以为李斯为秦相时荀子尚在则不确。
《荀子》书影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荀子受老子的影响，以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生长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改变自然，即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荀子对礼很重视。礼是指纲常和伦理道德，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认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将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敛、刑杀无度，就会遭到覆舟的报复。虽然他主张治国要用王道或礼义教化，但也认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罚。所以荀子是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的学说思想，对西汉经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礼记》、《韩诗外传》等书中部分内容即抄自《荀子》。由于荀子有些论点和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故受到后人指责和非议，如唐韩愈就说荀学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则为程朱理学所不容，出现了扬孟抑荀的现象。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则对荀子的学说思想重新作出评价，肯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荀子》经西汉刘向编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杨惊改为二十卷。杨氏以为书中的《大略》到《尧问》的六篇，当是后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结果，认为书中如《劝学》、《王霸》、《性恶》、《天论》、《解蔽》、《正名》、《礼论》、《乐论》等篇，都应该是荀子的作品。《荀子》一书有唐人杨惊的注解。清代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刊注释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谦汇集清人的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该书是许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种。近人梁启雄作《荀子简释》，内容简明易读。
《墨子》
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墨子的著作。墨子，名翟。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墨子出身低贱，一生中除著书立说和教授门徒外，还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又到过卫、齐、楚、越诸国。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目前所知墨子事迹仅此。
墨子有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有七十一篇，后亡佚十八篇，故今本《墨子》仅五十三篇。其中较能代表墨子学说和思想者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其余大都为墨家后学所作。其中《经》、《经说》和《大取》、《小取》，均属名辩之作，以讨论人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等问题为主，可能成书于战国晚期，故为集名辩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战国名辩之学的重要材料（见《墨经》）。《备城门》、《杂守》等十一篇，主要讲城守之术，应为兵家作品，也是墨家善守御的一种见证。还有如《亲士》、《修身》、《所染》，前人多疑非墨家所作。
《墨子》书影《淮南子》说，墨家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家和儒家都以《诗》、《书》为经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两家不但在学术渊源上不尽相同，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互不相容。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墨自儒出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墨子像据《墨子》可知，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二是天志明鬼。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三是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认为，国君是国中贤者，百姓应以君上之是非为是非。他还认为上面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尚贤是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四是节用。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墨家在战国是一重要学派，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较有名者有禽滑釐、县子硕、公尚过、随巢子、胡非子等。《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当时人称活动于齐、鲁、宋等地的墨徒为东方之墨者，称活动于楚、越者为南方之墨者。墨徒进入到秦国者也不少，从惠文王时起，若干墨者受到秦的礼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号令门》篇即出于秦国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国具有较大的势力。
墨徒对自己要求较严，《庄子》说他们“以绳墨自纠，备世之急”。特别在生活奉养上提倡“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墨徒与别家所不同的一种独特形象。墨徒之间还组成纪律严格的组织，以精于墨理者为首领，号曰“钜子”。“钜子”死则另传他人。墨徒以钜子为圣人，“钜子”权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淮南子》说“钜子”可以指挥其徒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后，阳城君等贵族反对吴起而失败，墨家“钜子”孟胜效忠于阳城君，其徒属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难。
从西汉开始，墨学不再为世所重，故很少有人为《墨子》作注释，仅西晋鲁胜曾为《经》、《经说》作注。宋郑樵说《墨子》还有乐舌注，不过鲁、乐之书都未流传下来。清代学者因治经而兼及诸子，于是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等又都为《墨子》作校注。清末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各种墨注中之最佳者。
《墨经》
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逻辑学和科学著作。通常指《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也有人专指前四篇。谈论辨学是《墨经》的重要内容，所以有的著作称《墨经》为“墨辩”。《墨经》非墨子一人之作，大约为几代后期墨者逐步编纂、修订而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因为《墨经》所重视的坚白、同异、是非、五行相胜等问题，到战国中、后期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课题；《墨经》对于墨子的学说既有鲜明的继承脉络，也有重大的修正和发展，而且其文风与体裁与《墨子》其他诸篇也迥然不同。它的出现标志着墨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墨经》六篇中，逻辑学说占的比重较大，且已初具体系。它对于“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等思维形式，作了较科学的阐述。指出概念要反映实物，判断要表达思想，推理要指明论据，并主要研究了类比推理，提出以“辞”、“故”、“理”、“类”为基本环节的推理程序。它对于逻辑的应用、论辩的原则以及如何避免逻辑错误，都有较深刻的论述，认为辩学应该用来辩明真理，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服务。《墨经》的六篇各有侧重：《经上》和《经说上》专列概念、概念的定义及其解释，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概念论；《经下》和《经说下》专列命题、定理及其说明，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判断论；《大取》提出“故”、“理”、“类”辩学三物，是对推理的精辟总结；《小取》则是《墨经》逻辑的总论。《墨经》的逻辑学堪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古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
在哲学上，《墨经》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外延定义，对于物体与其属性的关系也有正确理解。它较深入地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过程、知识的真理性、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发展了朴素惟物主义和辩证法。在科学上，《墨经》将战国时期蓬勃发展的若干自然科学技术所积累的经验，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抽象出一系列相当精辟的概念和公式，其中主要是机械运动若干原理、光的运动与反射、几何学的基本概念。直到今日有些仍保有其科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宝贵资料。此外，《墨经》还涉及到某些生理现象、商品与货币的关系等问题。
《墨经》堪称中国古代惟物主义和科学传统的杰出代表，但自西汉中期儒学定于一尊后，《墨经》连同墨家整个学说便遭排斥压抑，遂至湮没无闻（见罢黜百家）。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尚清谈、善名理，《墨经》的逻辑思维及辩论术又受到重视。西晋人鲁胜曾为《墨经》作注，可惜这第一部《墨经》注只保存下一篇《墨辩注叙》。鲁胜指出了墨辩的重要性，提出“引说就经”的研究《墨经》的正确方法，但他错把《墨经》当作墨子本人的著作。唐朝乐台所作《墨子注》，今亦不存，书目见于《通志·艺文略》。宋以后，统治者仇视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的墨家学说，把孟子攻击墨者的话当作定论，墨学又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清中叶以后，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墨学研究方始活跃。毕沅有《墨子注》，对《墨子》全书作系统集注。汪中首次提出《墨经》六篇非墨子自著的见解，将它们同《墨子》其余诸篇分开研究。近代诠注《墨子》最有成就者当推清末学者孙诒让，他的《墨子间诂》集诸注家之大成，对《墨经》六篇的注解、校勘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为学术界所推重。《墨经》六篇行文简古，传本错讹较多，经诸多学者校注，其文大致可以读通，给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前后，研究墨学特别是《墨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梁启超的《墨经校释》，摆脱了经学家的偏见和考据家的繁琐，使用现代逻辑方法阐发《墨经》的理论体系，给人以清新之感。
近几十年来，已出版的关于《墨经》的校注、研究著作中，伍非百的《墨辩解故》、谭戒甫的《墨辩发微》、高亨的《墨经校诠》、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杨宽的《墨经哲学》、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等书，均有一定影响。
《老子》
用韵文写成的道家哲学著作。书分为八十一章，上下两篇，即《道篇》和《德篇》。因其后来被尊为道教经典，故又称《道德经》。
《老子》传本颇多，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顺序为《道篇》在前，《德篇》在后。1973年马王堆汉墓发现帛书本，则是《德篇》在前，与《韩非子》所引文句顺序一致。《史记》称道家为“道德家”，并有“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记载，似乎司马迁所见《老子》传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该书当时就有两种顺序不同的传本。
《老子》成书于战国前期，有人以为它基本上是春秋时期老聃思想的记述，又经过后人的加工和补充。据《史记》所载，老聃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作过周柱下史，老聃比孔子大几十岁。孔子曾向他请教有关周礼的问题。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学术界争论较大。韩非认为是老聃，司马迁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后来很少有人从后说。还有人认为李耳与老聃并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就是老聃。近
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汲冢周书》。今本全书10卷，正文70篇，其中11篇有目无文，42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书之来历，汉刘向、《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余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45篇。今传60篇本，盖又经后人改编。有人认为今本盖后人合旧本与晋太康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
《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后，《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称为韵语，纯系说教。
今存59篇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记》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于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于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有十余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
《春秋》
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37次日食，就有30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人《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官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另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这些题目的具体内容及远古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矇之一。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矇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夏训》、《商书》、《周志》、《郑书》等，编成了《左传》这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来看，该书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
《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如在《春秋》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下，《左传》就用五百多字介绍了郑伯（即郑庄公），他的父亲郑武公、母亲武姜、弟弟共叔段，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感情纠葛和权力斗争；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制败坏，贵族内部大宗同旁支《左传》书影的较量；突出了武姜的溺爱纵容、共叔段的骄横扩张，以及郑伯的深沉有谋、颇得臣民拥戴，所以能一举挫败共叔段经营多年的叛乱活动，迫使他逃亡，从而加强了君权，为其后郑国的强盛和庄公的称霸打下基础。从而解释了《春秋》中这六个字所包含的褒贬。很显然，只有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这些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
《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又有刘文淇等作《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搜罗前人注释最富，惜未完成。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公羊传》
与《左传》《谷梁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公羊传》。旧说创始于子夏弟子齐人公羊高，传五世至西汉景帝时得立于官学。其大师胡毋生、董仲舒等任博士，专门从事研习、讲授之业。武帝时贫苦儒生公孙弘因通晓该书竟得官至丞相，其后学者益众，遂为汉代显学。该书援引前人解“经”成说颇多，如鲁子、高于、子沈子、子司马子等，子公羊子仅属其中之一，未见处于特殊地位。但书中认为从春秋战国之际的公羊高到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历三百年仅传五代，亦甚可疑。大约《春秋》曾作为孔门教材，传习不绝，历代儒生研讨讲述，遗说甚多，其中一部分经西汉初的公羊氏及其弟子胡毋生等整理，编著成书而行于世。由于它写成于汉初，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属“今文经”，并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
《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齐襄公恃强兼并纪国，却被肯定，以为是为其九世祖齐哀公复仇；宋襄公在泓之战坐失战机，丧师辱国，歌颂为“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该书本文二万七千多字，其中有三十七年无传，可能已有残缺。东汉何休依据胡毋生条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诂》，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北宋著录有徐彦所作《公羊传疏》。清人陈立著《春秋公羊义疏》，广搜诸家解说，可供参考。
《谷梁传》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国语》
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旧说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经的姐妹篇。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于孔子的著名瞽矇，其讲史曾得到孔子的赞赏。瞽矇讲述的史事被后人笔录成书，称为《语》，按国别区分即为《周语》、《鲁语》等，总称为《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说明战国时该书已流行于世。今本《国语》大约就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集。由于是口耳相传的零散原始记录，其内容偏重于言辞，在国别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仅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从传授渊源来看，它也可承认为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瞽矇的记录，为价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马迁编著《史记》时曾大量取材于此。三国时吴人韦昭为《国语》作解，总结了汉代学者注释的成果。清人董增龄作《国语正义》，近人徐元浩作《国语集解》，汇集历代有关解说，颇便研讨。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扦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27章，有11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16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人《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策》书影《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270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
《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经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蝌蚪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人。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山海经》
中国古代地理著作。今传本十八卷，包括《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旧传是禹、益所作，一说出自“禹鼎图”，都不可信。
《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各成体系，成书时代也不相同。《山经》为巫祝之流根据远古以来传说记录的巫觋之书，专门记述海内各方名山大川、动植物产、祯祥怪异、祭祀所宜。写定时代，一般认为是战国初期或中期。《海经》为方士之书，专门记载海内外殊方异国传闻，夹杂大量古代神话，是秦或西汉初年的作品。至于《大荒经》和《海内经》，据考本为《海经》中的文字，西汉刘秀（即刘歆）校定《山海经》时，删去部分内容，没有进上，逸出在《山海经》之外继续流传，称《大荒经》和《海内经》。大约在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时，才又将它们收录进来，独立成篇。
《山海经》的《海外经》、《大荒经》和其他各篇，都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这些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对研究中国的原始社会和上古的姓氏、部族，以及考察上古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认识，都有重要意义。
在《山海经》里称帝的共12人，他们都是天帝，居住在天上，但也有地上的都、台、囿、峙，妻子和儿女，其儿女在下界建立国家。这说明帝本是某一部族的先祖。根据《山海经》的记载，黄帝是西方的天帝。他不仅是颛顼的曾祖、鲧的祖父，而且是中国境内和四裔许多部族共同的祖先，这对研究中国民族史有重要价值。帝俊不见于他书，也没有列入三皇五帝之中，所以学者纷纷猜测他是另一帝的别号。但是《山海经》关于帝俊的12条记载，没有一条与经中其他天帝的事迹重复，而且帝俊的名号往往与其他天帝在一篇中同时出现。可见他是《山海经》中独有的天帝。《山海经》把农、工、车、舟、琴瑟、歌舞的发明权都归于帝俊，并说他和羲和生了十日，又生了十二月，则又与天文历法有关。帝俊的后代多在东方，或许他是东方代表智慧的天帝。《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一些人王和他们的事迹，如大禹治水、禹所积石、禹攻共工、启上嫔于天等。其中《大荒东经》关于王亥的记载，曾引起史学界的注意。
《山海经》有晋郭璞注本。清人郝懿行有《山海经笺疏》。近人有袁珂《山海经集释》。
《世本》
战国时赵国史书。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唐代改称《系本》或《代本》。该书记载黄帝以来的史事，原十五篇，有《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作篇》、《居篇》等。《汉书》谓下迄春秋，但有的本子记事至秦末，当为后人续补。现存佚文称赵王迁为“今王”，说明是赵国的著作。赵王迁在位八年，相当于秦王政十二年至十九年（前235～前228），续补的本子应成于这段期间。此外，有的本子还记有“汉高祖”，当为汉人补人。《世本》的《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又称为《纪》或《本纪》，近于《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作篇》记器物发明，《居篇》记帝王诸侯都城，近于《史记》的“书”。该书对纪传体的创立有所影响，司马迁作《史记》曾以该书为据。东汉末以来，宋衷、宋均、孙检、王氏等皆有注。宋代目录书不著录该书，高似孙《史略》说他曾有辑本，说明当时即已失传。清钱大昭、王谟、孙冯翼、陈其荣、洪饴孙、秦嘉谟、张澍、雷学淇、茆泮林、王梓材等皆有辑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汇印为《世本八种》。
《穆天子传》
先秦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西晋初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宗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分，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径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它说明远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就已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这一点，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资证明。
晋郭璞为该书作注。清檀萃有《穆天子传注疏》，其后有洪颐煊校正本，继洪氏而作者有翟云升之《覆校穆天子传》。近几十年来，有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等作品。
《周礼》
周代后期根据周王朝系统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代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全书六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属官六十三；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有属官七十八；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属官七十；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有属官六十九；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属官六十六；冬官司马，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这一部分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当时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三十。旧时常约言共有官三百六十，实为三百七十六，每一官职皆有不少属员，合计数万人。《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
当西汉立“五经”于学官时，其中没有《周官》。据说最初由河间献王获得一部先秦古文写的《周官》，献于汉王朝。王莽时，刘歆把它立于学官。王莽失败而书亦废，刘歆学生杜子春保存该书并为之作注，后传给郑兴、郑众、贾逵等。郑兴等曾作《周官解诂》。马融又作《周官传》，传至郑玄，作了集大成的《周官礼注》，和他的《礼经郑氏学》（即今文《仪礼》）及《礼记注》（即《小戴礼记》，兼有今古文）合称“三礼”，列为儒家经典。为此今文家则加反对，临孝存以为《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以为该书是“六国阴谋之书”。郑玄据理力争，以为该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作《答临孝存〈周礼〉难》。因郑玄作的注很完备，《周礼》遂被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于世。唐贾公彦撰《周礼义疏》四十二卷，至宋时与郑注合刻为《周礼注疏》。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征引繁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效法《周礼》中的理财精神兴行各种新法，引起反对者对该书的反感。苏辙首先写了长篇论辨，指出《周礼》之不可信处有三点，借以反对王安石。《朱子语类》中提到胡安国父子以为《周官》是王莽托刘歆伪撰的。宋代还有司马光、张载、程颐、洪迈、魏了翁、包恢等知名学者持类似的批评态度。到清代，万斯同《周官辨非》又指出其伪处五十余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它“出于西汉之末”，毛奇龄《经问》说：“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方苞《周官辨伪》则以为《周官》原有其书，其决不可信之处则是王莽、刘歆窜入。此外还有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杨椿《周礼考》等书亦致疑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极力宣扬刘歆伪造之说，据《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一语，遂定为“刘歆所伪传也”，以为其本文原出《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以为天子有六相，以天地四方为名，即《周官》六官所自出。此说流传后，使不少人相信《周礼》果出刘歆伪造。
但毛奇龄《经问》已据《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又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以证该书原出战国。其后汪中撰《周官徵文》，也举出《周官》成于先秦时的六条证据。除上引窦公所献者外，尚有《逸周书·职方》、《大戴礼记·朝士篇》、《札记。燕义》、《内则》、《诗·生民》传等所引《周官》各官职文。王国维又补充了《礼记·玉藻》所引《春官·占人》职文。有这些证据，知《周官》为春秋战国时已有之书无疑。
战国时，儒家如孟子、荀子均未提及该书，两人所谈许多制度亦与该书有异。如孟子的井田与《周官》沟洫制不同；荀子的《王制篇》所举官名与《周官》亦有别；两人都主张关市不征，与《周官》之苛敛尤不同。可知此非儒家之书。《周官》的六官取天、地、春、夏、秋、冬为名，虽是受了《管子》的影响，但它不配成五官而为六官，应是在战国五行说盛行之前，仍循周世六卿成规。
《周礼》中各个官职的职掌，有不少出于战国制度，最主要的有：其一，春官祭五帝、祭天、地、日、月之礼。其二，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三，天、地、夏、秋四官都要在正月公布法律；法家所制的什伍相连坐见于地官；作内政寄军令亦见于地官及夏官。其四，江永指出地官载师及司稼已非八家同井之法；又地官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与《汉书·地理志》爱田下孟康所云“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同；地官遂人的沟洫之制亦为开阡陌后之事，又授田“余夫亦如之”，不再依春秋以前宗法制财产由长子继承之制，余夫（庶子）与长兄所得一样，亦即商鞅之法，等等。其他属于战国之制者尚多。
大致可以这样认定，《周礼》只是一部官制汇编，成于春秋时代。后来给每一官职填写职掌时，除录存了春秋资料外，还录进了很多战国资料，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虽然后来还有极小部分汉代资料掺杂进去，如九服之制、昊天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五岳之制等等，但不影响这部书原是先秦旧籍。
《仪礼》
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按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1068～1077）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1086～1094）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翠《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礼记》
战国至秦汉时期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汉代把孔子所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解说“经”的文字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131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85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49篇，称为《小戴札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札记》，并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遂升为经。这49篇内容涉及面较杂，一部分是《仪礼》各篇的“记”，如《冠义》、《昏义》以下6篇，即解说《仪礼》冠礼、婚礼各篇；有关丧服、祭法的近20篇，也是解说《仪礼》相应篇章的；而《奔丧》、《投壶》则是《仪礼》所失收的古代典礼仪节文件。书中还有一些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篇章，其中《礼运》、《乐记》、《学记》等直接录自儒家旧籍。此外，还有录自诸子的《月令》等篇，及汉代儒生追述周代制度的《王制》篇等。唐孔颖达据以撰《礼记正义》70卷，南宋时和郑注合刻为《礼记注疏》63卷。宋代理学家选出其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作为儒学基础课本。同时卫浞纂《礼记集说》150卷，以资料丰富著称。元陈澔滞有《礼记集说》10卷，为求浅显，有所删改，明人用它编为《礼记大全》30卷。清人治《礼记》的也有十余家，但无名著，惟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100卷以资料繁多见称，而朱彬的《礼记训纂》则较为简明扼要。
《大戴礼记》
与《礼记》大体同时编成的一部有关中国古代礼制的文章汇编，但增加了若干篇记载古史世系和天象物候的历史文献。
原本相传是西汉戴德从当时所有的战国以来说礼之文131篇中选取85篇而成，故名《大戴礼记》。当时由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到东汉末郑玄作注而成为独占“礼记”之名的“三礼”之一，《大戴礼记》遂被认为“非圣人之言”而不传习。北周卢辩始为其作注，到唐代已亡失46篇。又书中《夏小正》一篇单行，实仅存38篇。宋淳熙刊本复收《夏小正》，又从《盛德》析出《明堂》一篇，共40篇，分为13卷（其中卢辩注只存8卷）。书中与《礼记》大略相同者五篇（《哀公问》、《投壶》篇名亦同；《礼察》、《曾子大孝》、《本命》则分别与《礼记》之《经解》、《祭义》、《丧服四制》中的各一段相同）；收《仪礼》所无的古典礼仪节五篇（《诸侯迁庙》、《衅庙》、《朝事》、《投壶》、《公符》）；录自《荀子》者三篇（《哀公问》、《劝学》、《礼三本》；又《劝问》末“问水”见《荀子，宥坐》）；而同于汉单行本《孔子三朝记》者五篇（《哀公问五义》、《哀公问孔子》、《小辨》、《用兵》、《少间》），同于《曾子》者十篇；录自《贾子新书》四篇合为一篇（《保傅》）；其《公符》篇末又载《汉孝昭帝冠辞》，可知其书既有先秦之文，亦有不少为汉代所作。书中颇有很具价值的文献，如《夏小正》一般以为是战国时关于天象物候的科学资料；《五帝德》、《帝系》是东周所传古史系统，司马迁据以撰《五帝本纪》、《三代世表》。由于历代无人重视，该书错乱遂多。清戴震、卢文弨、汪中等始校订正误，以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为世所称。
《论语》
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著作。书中对哀公、季康子等死于孔子之后的人称谥，并记有比孔子年少46岁的孔门学生曾参临死的留言。可见编纂者为孔门再传弟子，成书时代当在战国初期。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本子：《鲁论语》为鲁人所传，共20篇，今《论语》的篇章即依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比《鲁论语》多《问王（玉）》、《知道》两篇，共22篇；《古论语》相传出于曲阜孔子住宅壁中，它把《尧曰》的“子张问于孔子”以下另分1篇，称为《子张》，与《论语》原《子张》篇同名，故有《子张》两篇，实为21篇。这三种本子除了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和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成帝之师张禹先学《鲁论》，后学《齐论》，对齐、鲁两派择善而从。张禹封安昌侯，所以他的本子称为《张侯论》，盛行于汉代。汉末郑玄也根据《鲁论》篇章，参考《齐论》、《古论》，为之作注。三国时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现在流传的就是何晏的注本。
《论语》记述了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甚至记载了他的生活习惯及一些细节。全书大体上都是孔子弟子及后学所记，是研究孔子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历代注解和研究《论语》的书籍很多，现存的主要著作除三国何晏的《论语集解》外，梁朝皇侃曾集魏晋以来儒者之说为何晏的集解作疏，成《论语集解义疏》十卷。北宋邢昺也为何晏《论语集解》作疏（《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南宋朱熹所著《论语集注》，是宋儒注释《论语》的代表作。赵顺孙又为朱熹的集注作疏，成《论语纂疏》。清代刘宝楠撰《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是一部兼宗汉、宋、清儒之说为何晏集解作的新疏。近人程树德汇集古今训释解说《论语》的书籍两百余种，编撰《论语集释》四十卷，搜讨颇勤，可供参考。
《孟子》
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孟子的著作。孟子，名轲。邹人（今山东邹县）。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生卒年不详。
孟子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似于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史记》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国君主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在中国古代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最有影响的儒家宗师，从而获得了“亚圣”的称号。从北宋开始，《孟子》一书取得儒家经典的地位。南宋时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宋到明、清，“四书”成为士子必读之书。
《孟子》的注释本，东汉时有赵岐、刘熙两家之注，梁有綦母邃注，流传至今者仅赵注而已。宋有《孟子疏》，旧题宋孙奭撰。据朱熹说，此书出于伪托。朱熹作《孟子章句集注》，内容简明精确，是南宋到明清时最有影响的注释本。清焦循《孟子正义》，注释详细，引证丰富，具有学术价值。
《晏子春秋》
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书。一说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原籍为齐的秦代博士所写。该书采用史料和民间传说编纂而成，其中晏婴劝告君主不要贪于逸乐，要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等统治经验，常为后世所取法。晏婴本人恪守传统礼制，生活节俭，也常为后世统治者所称道。该书中许多生动的情节描写，表现了晏婴的聪慧和机智，如“晏子使楚”等，曾在民间广为流传。书中还通过总结政治经验，分析了“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随声附和即“同”，不足可取；只有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其不足，也就是“和”，才是正确的。这一具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晏子春秋》曾经刘向整理，共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清代校定者有七八家，清未有苏舆《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材料较全。在日本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和注本。
《尸子》
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人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后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惟《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于辨析。
《荀子》
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的著作。荀子，名况，字卿。赵人。古书中多作孙卿，《史记》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详。根据一些记载的推测，约在齐闵王末年，荀子曾到过齐，后离齐去楚。到齐襄王时，荀子又至齐，《史记》说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首领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今山东莒南）令。后又离楚至赵，赵以荀子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时，荀子赴秦，见到昭王和范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病居兰陵。其卒年当在此后不久。《盐铁论》以为李斯为秦相时荀子尚在则不确。
《荀子》书影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荀子受老子的影响，以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生长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改变自然，即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荀子对礼很重视。礼是指纲常和伦理道德，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认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将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敛、刑杀无度，就会遭到覆舟的报复。虽然他主张治国要用王道或礼义教化，但也认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罚。所以荀子是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的学说思想，对西汉经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礼记》、《韩诗外传》等书中部分内容即抄自《荀子》。由于荀子有些论点和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故受到后人指责和非议，如唐韩愈就说荀学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则为程朱理学所不容，出现了扬孟抑荀的现象。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则对荀子的学说思想重新作出评价，肯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荀子》经西汉刘向编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杨惊改为二十卷。杨氏以为书中的《大略》到《尧问》的六篇，当是后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结果，认为书中如《劝学》、《王霸》、《性恶》、《天论》、《解蔽》、《正名》、《礼论》、《乐论》等篇，都应该是荀子的作品。《荀子》一书有唐人杨惊的注解。清代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刊注释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谦汇集清人的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该书是许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种。近人梁启雄作《荀子简释》，内容简明易读。
《墨子》
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墨子的著作。墨子，名翟。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墨子出身低贱，一生中除著书立说和教授门徒外，还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又到过卫、齐、楚、越诸国。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目前所知墨子事迹仅此。
墨子有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有七十一篇，后亡佚十八篇，故今本《墨子》仅五十三篇。其中较能代表墨子学说和思想者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其余大都为墨家后学所作。其中《经》、《经说》和《大取》、《小取》，均属名辩之作，以讨论人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等问题为主，可能成书于战国晚期，故为集名辩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战国名辩之学的重要材料（见《墨经》）。《备城门》、《杂守》等十一篇，主要讲城守之术，应为兵家作品，也是墨家善守御的一种见证。还有如《亲士》、《修身》、《所染》，前人多疑非墨家所作。
《墨子》书影《淮南子》说，墨家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家和儒家都以《诗》、《书》为经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两家不但在学术渊源上不尽相同，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互不相容。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墨自儒出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墨子像据《墨子》可知，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二是天志明鬼。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三是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认为，国君是国中贤者，百姓应以君上之是非为是非。他还认为上面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尚贤是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四是节用。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墨家在战国是一重要学派，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较有名者有禽滑釐、县子硕、公尚过、随巢子、胡非子等。《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当时人称活动于齐、鲁、宋等地的墨徒为东方之墨者，称活动于楚、越者为南方之墨者。墨徒进入到秦国者也不少，从惠文王时起，若干墨者受到秦的礼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号令门》篇即出于秦国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国具有较大的势力。
墨徒对自己要求较严，《庄子》说他们“以绳墨自纠，备世之急”。特别在生活奉养上提倡“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墨徒与别家所不同的一种独特形象。墨徒之间还组成纪律严格的组织，以精于墨理者为首领，号曰“钜子”。“钜子”死则另传他人。墨徒以钜子为圣人，“钜子”权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淮南子》说“钜子”可以指挥其徒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后，阳城君等贵族反对吴起而失败，墨家“钜子”孟胜效忠于阳城君，其徒属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难。
从西汉开始，墨学不再为世所重，故很少有人为《墨子》作注释，仅西晋鲁胜曾为《经》、《经说》作注。宋郑樵说《墨子》还有乐舌注，不过鲁、乐之书都未流传下来。清代学者因治经而兼及诸子，于是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等又都为《墨子》作校注。清末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各种墨注中之最佳者。
《墨经》
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逻辑学和科学著作。通常指《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也有人专指前四篇。谈论辨学是《墨经》的重要内容，所以有的著作称《墨经》为“墨辩”。《墨经》非墨子一人之作，大约为几代后期墨者逐步编纂、修订而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因为《墨经》所重视的坚白、同异、是非、五行相胜等问题，到战国中、后期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课题；《墨经》对于墨子的学说既有鲜明的继承脉络，也有重大的修正和发展，而且其文风与体裁与《墨子》其他诸篇也迥然不同。它的出现标志着墨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墨经》六篇中，逻辑学说占的比重较大，且已初具体系。它对于“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等思维形式，作了较科学的阐述。指出概念要反映实物，判断要表达思想，推理要指明论据，并主要研究了类比推理，提出以“辞”、“故”、“理”、“类”为基本环节的推理程序。它对于逻辑的应用、论辩的原则以及如何避免逻辑错误，都有较深刻的论述，认为辩学应该用来辩明真理，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服务。《墨经》的六篇各有侧重：《经上》和《经说上》专列概念、概念的定义及其解释，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概念论；《经下》和《经说下》专列命题、定理及其说明，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判断论；《大取》提出“故”、“理”、“类”辩学三物，是对推理的精辟总结；《小取》则是《墨经》逻辑的总论。《墨经》的逻辑学堪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古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
在哲学上，《墨经》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外延定义，对于物体与其属性的关系也有正确理解。它较深入地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过程、知识的真理性、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发展了朴素惟物主义和辩证法。在科学上，《墨经》将战国时期蓬勃发展的若干自然科学技术所积累的经验，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抽象出一系列相当精辟的概念和公式，其中主要是机械运动若干原理、光的运动与反射、几何学的基本概念。直到今日有些仍保有其科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宝贵资料。此外，《墨经》还涉及到某些生理现象、商品与货币的关系等问题。
《墨经》堪称中国古代惟物主义和科学传统的杰出代表，但自西汉中期儒学定于一尊后，《墨经》连同墨家整个学说便遭排斥压抑，遂至湮没无闻（见罢黜百家）。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尚清谈、善名理，《墨经》的逻辑思维及辩论术又受到重视。西晋人鲁胜曾为《墨经》作注，可惜这第一部《墨经》注只保存下一篇《墨辩注叙》。鲁胜指出了墨辩的重要性，提出“引说就经”的研究《墨经》的正确方法，但他错把《墨经》当作墨子本人的著作。唐朝乐台所作《墨子注》，今亦不存，书目见于《通志·艺文略》。宋以后，统治者仇视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的墨家学说，把孟子攻击墨者的话当作定论，墨学又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清中叶以后，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墨学研究方始活跃。毕沅有《墨子注》，对《墨子》全书作系统集注。汪中首次提出《墨经》六篇非墨子自著的见解，将它们同《墨子》其余诸篇分开研究。近代诠注《墨子》最有成就者当推清末学者孙诒让，他的《墨子间诂》集诸注家之大成，对《墨经》六篇的注解、校勘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为学术界所推重。《墨经》六篇行文简古，传本错讹较多，经诸多学者校注，其文大致可以读通，给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前后，研究墨学特别是《墨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梁启超的《墨经校释》，摆脱了经学家的偏见和考据家的繁琐，使用现代逻辑方法阐发《墨经》的理论体系，给人以清新之感。
近几十年来，已出版的关于《墨经》的校注、研究著作中，伍非百的《墨辩解故》、谭戒甫的《墨辩发微》、高亨的《墨经校诠》、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杨宽的《墨经哲学》、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等书，均有一定影响。
《老子》
用韵文写成的道家哲学著作。书分为八十一章，上下两篇，即《道篇》和《德篇》。因其后来被尊为道教经典，故又称《道德经》。
《老子》传本颇多，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顺序为《道篇》在前，《德篇》在后。1973年马王堆汉墓发现帛书本，则是《德篇》在前，与《韩非子》所引文句顺序一致。《史记》称道家为“道德家”，并有“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记载，似乎司马迁所见《老子》传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该书当时就有两种顺序不同的传本。
《老子》成书于战国前期，有人以为它基本上是春秋时期老聃思想的记述，又经过后人的加工和补充。据《史记》所载，老聃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作过周柱下史，老聃比孔子大几十岁。孔子曾向他请教有关周礼的问题。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学术界争论较大。韩非认为是老聃，司马迁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后来很少有人从后说。还有人认为李耳与老聃并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就是老聃。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