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学典籍（1）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
古代史学史
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个时期。
《史记》书影先秦时期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驰骋想象，大大扩展时空概念，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专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及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至唐初时期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编写了《汉书》一百卷，八十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其中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司马迁像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司马迁祠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司马迁墓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时期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班固像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外，皆是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经过了二千年，前后变化很大，水平不一，但这套史书，仍是今天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
与正史相对应的史书是野史、杂史和别史。野史、杂史、别史的共同特点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杂史、别史虽有史实不确之弊，但往往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后，有些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个思想，考察与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这种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们是这个时期通史和史学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强调人事应当适应时势，“随时立制，遇弊则变”。全书两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自上古叙到唐中叶，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
郑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书四分之一，是全书的精华。郑樵主张“会通”，即“会”各种学术文化，“通”古今之变。他提倡“实学”，强调“核实”，反对任情褒贬，指斥五行相应说。
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通史。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考，自上古叙至宋嘉定末，分类较细，内容丰富。但马端临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时政。因以汇集考核典制为特点，故以后凡与此同类之书均称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后来有“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为“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
司马光像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在序中称该书“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通鉴》在史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问世之后，不仅有注释，如胡三省的《通鉴音注》；有补正，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还有续作、改编、仿制等相继出现。袁枢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即是《通鉴》的一个支流，又首创了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朱熹亦编成《通鉴纲目》，首创了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的纲目体。
中唐以来，出现了不少专史，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传记、族谱等等。虽然唐之前已产生一些专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后才有所发展。
《资治通鉴》书影中唐后出现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丰富的历史内容。记载全国风土人情的全国性地志，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等。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时期的地方志现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种。清代纂修方志之风特盛，其成果几乎占了现存方志总数之半。
《资治通鉴》内面唐代以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辽、金、元等王朝，关于他们的历史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论史几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赞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对史学有一定贡献。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顾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论与政治结合的文章。他针对明代空言心性而讲究考据，但考据只是作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
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著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
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往往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明清之际史学著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谈迁的《国榷》、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唐甄的《潜书》等。
清朝统治者强化封建专制，笼络知识分子，大量地编书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为其统治服务。不少学者钻进考据圈子里去。乾嘉时期，历史撰述与评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成绩。但当时史学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论理，考史之功虽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
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礼记》为代表，而三书各有特点。《考异》是清代历史考据的最高水平，《礼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不及钱赵二家。
《资治通鉴》手稿中唐以来，有关史学的议论不断出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万斯同等评论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议论史学中义理与史实孰重，明末学者评论明代史学与学风。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与《文史通义》。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评论古代各种史书体例和得失，提倡历史考证，抬高本朝官修史书，鼓吹“归正斥邪”。意图在于以官史压私史，以官方评论左右舆论，诱导学者好古而不问今，以加强其思想文化专制。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古代史学作了尖锐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他既反对“务考索”，又反对“腾空言”，并讥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史贵于“义”，史文“质以传真”，志为史体等看法，推崇独断与家学，强调“史德”，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树。
近代史学史
中国近代史学史，包括鸦片战争至1949年之间，又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近代前期面对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的民族危机，近代学者及史学家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等思想武器，讲究“经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国史，兴起了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龚自珍批判“衰世”，主张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实开一代新的学风。魏源重在研究当代史，编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著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寻求反抗侵略、变法图强的办法。有些学者深感民族危机，注意研究边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这时西方史学著作也传来中国。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唐才常等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否定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史观，大力宣传救亡图强和变法维新。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时期，康有为是运动的领导者，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尤为用力。他的理论根据是其历史进化观，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论语注》等书中所阐述的“公羊三世说”。但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和革命，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宣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论。陈天华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历史证明革命是历史之必然，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作用。孙中山在其革命实践中，常常引证和论述一些历史事实，以宣传革命学说。
这时的史学思潮，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要求，对于当时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史学本身的发展。旧史学已日益受到冲击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活跃起来。
旧史学指编撰史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仍属陈旧格调，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学。如仍然编纂清朝实录，甚至人民国后在编修《清史稿》时，借歌颂“大清”，诋毁革命。这种史学，在“五四”以后未完全绝迹。
新史学主要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具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资产阶级史学。严复、黄遵宪、梁启超等都对封建主义的旧史学进行了批判。梁启超还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以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对提创新史学起了作用。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文，指出封建的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铺叙而不能别裁，因袭而不能创作）；批判旧史学的封建性与保守性；同时提出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书应当“为国民而作”。章太炎对旧学有很深的造诣，最早倡言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并拟出了通史体例。他在《致梁启超书》中提到写通史的主旨，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惜未能完成新编中国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节体和浅显的文字撰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是中国第一部新式的历史教科书。其史观主要是历史进化论，以及文化史观和英雄史观。
20世纪初的方兴未艾的新史学，虽然名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旧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出了进步性和优越性。
近代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史学中存在着两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惟物史观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包括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两种史观的斗争，促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逐步走向科学化。
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伴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传播开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发表了不少史学论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学论著《史学要论》。在其论著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与人生观的重要意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写成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发展史《社会进化史》。
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介绍进来，如何炳松讲授和翻译了鲁宾逊的《新史学》。梁启超晚年致力于史学，讲授并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述了中国政治史和清代学术史。梁启超的学风失于浅尝多变，晚年关于史学的议论，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击的封建史学“四弊”的倾向。胡适把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用于历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及惟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和装饰”。
在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严峻形势下，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其实质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论战才告休止。在抗战时期及战后，很多进步的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运用惟物史观，对种种惟心史观如“民生史观”及“意志哲学”等，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他们写出了一些历史科学专著，也注意到历史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很多关于史学工作和中国历史的言论。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还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与方法，强调对待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
“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在资料搜集、整理、刊布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自20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经过整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学方面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②自发现甲骨文以来，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历史以从来所未知晓的崭新面貌出现；③汉晋竹木简的发现，为当时边疆的开发、军事的设施、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史料；④敦煌宝藏的发现——几万卷写本和大量壁画、雕塑等，为中古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此外还有明清档案的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等等。这些都是近代史学中意义重大、成绩卓著的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历史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昔日以帝王将相和某些名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时开始扩大到研究社会各方面，撰写的史书有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专史和专题论著。论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节体的著述和专篇的论文。同时出现不少专门性的历史刊物，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学的学报等。这些成绩，很多都为以后史学工作者所继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蒋廷黻起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有一些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他们对史学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精湛造诣。他治史的特点，是把新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和大力整理新发现的材料，并以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等印证和解释古史，使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为古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先秦史与甲骨文字的阐释方面，贡献尤为突出。但他的“二重证据法”限于“以事实决事实”的实证法，不作理论阐释。他的学术论著主要结集为《观堂集林》。
陈寅恪学识渊博，思想敏锐，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治学严谨，很有史识。他重视民族与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强调通识，把握民族与文化史的发展变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说明问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伪、伪中存真的特点和诗文的史料价值，善于以史注诗文和以诗文证史，著有《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外，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领域，都有不少精辟论述，起了开创的作用。
陈垣在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有很大贡献，著作很多。有关于古代几种外国宗教传入中国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这些著作填补了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空白。关于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极为有用、裨益后人的著作。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有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的专著。《通鉴胡注表微》则是以考史形式寄托爱国热情。他治史重史源，讲类例循分类列举之法，优点是条理清晰，缺点在平列事例，不利于历史地分析问题。
顾颉刚最先以“疑古”著称，所编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观点考辨古史的集体著作。他以疑古为手段而以考信为目的，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一些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作用。他对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导之功，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同时也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在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邓之诚撰写的《中华二千年史》，以王朝为序，叙述各朝政治经济文化因革递嬗之迹，是一部具有通识的力作。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郑天挺的《清史探微》、孙毓棠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史学界产生影响。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献，在史学上不断地辛勤著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写出了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又写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在文献学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国古代史，取得显著成就。
在30、40年代，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惟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著有《中国史纲》。范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古代史的名作，在历史思想和编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夹叙夹议，文字简洁，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邓初民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何干之写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首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建树最多，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国庠等也有关于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问世。范书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指出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胡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专著中的代表作，阐述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与中国反动势力对待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惟物史观，分析占有材料，总结中国历史；二是为革命而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贯彻了史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惟物主义，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不断开拓进取。虽然先后经历了形而上学的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狭隘地“为政治服务”以及影射史学等的干扰，中国历史学仍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史学论著、发掘和鉴定史料、考古、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是旧中国史学界所做不到的。
简册
简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的狭长竹木片。若干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古书里往往把“册”写作同音字“策”。在植物纤维纸流行以前，简册是主要的书写材料。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里有“册”字，作等形，竖画代表简，或代表缠在简上的编绳，可见至迟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经有简册了。商代人是否已经把帛用作书写材料，现在还不清楚。周、秦、汉各代都是简、帛并用的。但帛的价值高，远不如简册使用得普遍。东汉中期蔡伦改进造纸方法以后，纸开始成为重要的书写材料。但是纸的普及有一个过程。在魏晋时代，虽然私家已经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纸，官府文书仍多用简册。到了南北朝时代，简册才基本绝迹。
考古发现的简册实物中，最古的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简，数量最多的是汉简。此外，魏晋简、秦简和战国时代的楚简也都有发现。
简的宽度一般在0.5～1厘米左右。长度往往视用途而异。例如在汉代，官府用的正式法律文本用三尺或二尺四寸长的简（当时的一尺大约相当于23厘米左右），重要的儒家经典用二尺四寸简，最常用的简长一尺，此外还有二尺、一尺二寸、一尺一寸和短于一尺的简。木简古代多称为札；简最初可能是竹简的专称，后来兼指木札。简册通常用丝绳或麻绳编连，以编两道或三道为最常见。一般先把简编成册，然后再书写。每册的简数不一，主要取决于书写的内容以及携带、阅读是否方便。收藏简册时，以末简为轴卷成一卷，讲究的还在外面加书囊。考古发现的简册，年代久远，编绳几乎都已朽断。只有西北地区发现的汉简，由于当地气候干燥，有极少数还保持着编连成册的原貌。例如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中就有一册由77枚木简编成的永元兵物簿。
简一般只写一行字。可以写几行字的宽木板称为“方”或“牍”。书信往往写在一尺长的木牍上，所以有“尺牍”之名。汉代还有比一般的简稍宽，通常写两行字的简，称做“两行”。
简牍的书写，用毛笔和墨。古书中提到“漆书”，但是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过漆书的简册。删改简上的文字要用书刀，因此古人常以“刀、笔”并提。过去有人据此认为古人在简上用刀刻字，则是误解。
家谱
记载一个家族世系及有关事迹的书籍。家谱的起始与氏族门阀制度有重要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宦都以此互为夸耀。郑樵《通志·氏族略》：“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据统计，《三国志》裴注中所引谱牒便有十余种。魏晋时贾弼曾广集群族18州116郡族谱，共712卷。但隋唐及其以前的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代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
家谱的名称很多，大唐以前多称家谱、家传，也有叫家牒、世传和谱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谱、世牒、家谱、家乘、家记、家志、谱录、谱略、大宗谱、瓜瓞谱等。有的家谱按照纂修时序，更标明初谱、老谱、新谱、近谱、续谱。至于合同姓数族为一编的往往称通谱、统谱、全谱、会谱、大同宗谱。支谱、分谱、房谱或近谱，则限于一房一派，范围要小得多。此外，还有像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氏的家谱，叫做《玉牒》和《星源集庆》。
明清以来的家谱，其格式均沿袭于宋代，以苏洵所创体例为本。每部家谱大体多由谱系、朝廷恩荣、祠宇、家墓、传志、艺文等几方面组成。谱系是家谱最主要部分，包括族姓源流、世系谱表、移住始末等。朝廷恩荣对凡科举中式、受命制诰，或“忠义”耆老以及节妇烈女等人物，一一加以载录。祠宇类记载祠堂及有关族规、家训、族产、义庄、义田等。家墓则指明该族祖先坟墓所在。传志和艺文收录族人行状、墓志铭、传赞及其有关诗文等著述。家谱中还往往配以图表，如世系图、世系表、祖先像、家庙图、义庄图、坟墓图等等。
从明清两代情况看，不论著姓大族，或是支系旁派，几乎每地每一姓氏都要修造家谱，甚至连一些少数民族如回族，以及满族显贵、蒙古名门等，也纷纷修谱。中国向有“三十年为一世”的说法，故家谱多规定30年重修一次，也有超过30年或不足30年的。这些，均使家谱不仅有其地区广的特点，而且在时间上有它的延续性。
现存的家谱无确切数字可考。藏于国内外图书馆的估计约在万种以上，此外还有不少散于私家手中。在国外，收藏最丰的是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已有万余种（其中相当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在台湾搜集的家谱表）。上述家谱，从纂修时间考察，保存最多的是清代，约有数千种至万种；其次是民国，亦超过千种；明代以前则不满百种。从地区看，北方远不如南方。南方所存家谱数目尤以江苏、浙江最为突出，约占现存谱数的一半多，中国修谱的做法，也传到朝鲜、越南和当时的琉球，现在中外图书馆，往往藏有这些国家的家谱。
谱牒之学是历史学的边缘学科，现存的大量家谱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并对社会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和遗传学，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集
人物诗文作品的汇编，有楚辞、诗文评论、词曲、总集、别集之分。楚辞是汇编、注解屈原、宋玉所著之赋的文集，诗文评论为文学评论之书；词曲是专门收集词曲，汇编而成。总集是辑录不同作者的诗文，汇编成集；别集是将一人之多种文体作品，汇编结集而成。文集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由其子孙或门人辑录编成。总集和别集构成文集的主体，其中别集数量尤多。
先秦的《诗经》及诸子之书，本皆具有文集的某些特点，但因前者被奉为五经之一，后者又皆列入子部，故楚辞遂被视为文集之始。其他各类文集，按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论、词曲。西汉王逸，撰《楚辞章句》十七卷，开创楚辞这一类别。别集出现于东汉，为后人追题的《荀况诸集》，集的名称的正式产生，是南齐张融撰写的《玉海集》。总集的最初代表作为西晋挚虞所编的《流别》，其书已佚，但在《艺文类聚》中仍保留挚虞著书之论。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总集。诗文评论于曹魏初年体裁渐成，因曹丕的《典论》已佚，故学者将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定为诗文评论的创始作。词曲类则大体形成于宋词出现以后。
今天所能见到的文集，绝大多数为明清时期所编录。明以前的文集多已散佚，但传世者不乏名著，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以总集为例，有梁萧统的《文选》、陈徐陵的《玉台新咏》、宋李昉的《文苑英华》、宋郭茂清的《乐府诗集》等等。
明人文集文体类别多种多样，主要是诗、文、书牍、奏对等，包括有：奏疏、谏阻、论说、公牍、书启、序跋、策问、诏令、传记、行状、行述、年谱、箴、铭、笔记、日记、墓志铭、神道碑、哀辞、祭文、赞颂、贺、表、杂著、揭帖、史论、史评、注释、考证、经筵讲章、语录、辞赋等。其内容丰富，诸如国家政治、典章制度、战争、边防、军事、行政、吏制、刑律、命案、宗庙、陵寝、礼仪、科举、户口、田赋、税收、徭役、农田、水利、海运、漕运、仓储、风俗、民情等，是研究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的重要史料。
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数量，尚无全面的统计，除诗集外约有两千余种，作者一千五百余家。其中包括元明之际的宋濂、刘基、胡翰等，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等。笔者以官僚政客、文人学者居多，也有少数隐士、道家和释家的作品。
明人文集有明刻本、清刻本和民国年间的铅印本等，也有尚未刊行的稿本、抄本，除单行本外，大都收入各种丛书。
清代无论文集的数量，或所包含的内容，都大大超过前代。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载录，共收有别集类书目1685部，总集类书目503部。后来，《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又续收别集类书目2890部，总集类书目354部。上述书目，包括了一部分清人辑轶前代诗文的集子，若将其剔除在外，总计约五千部以上。曾有学者检索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书目卡片，共得清人诗文别集目录约一万三千余种。而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因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稿本，甚至一部分刻本，都无法收集在内。至于亡佚散失的集子，则更难以考稽齐全了。
清人文集，从名称而言，大抵沿袭前世旧称，叫做集或文集、类集、合集、全集、遗集；也有称作稿、文稿、类稿、丛稿、存稿和遗稿的；而稿又有初稿、续稿，集有正集、别集的分别。此外，亦有以文录、文编、文略、遗文等命名的。至于在集、稿、抄、录等名目之外另出书题的，当然也有不少。
清人文集，极大多数属于个人之作。在当时，一些名家硕学之士，固然都要编选集子，许多朝廷显宦，以及省府州县等官，甚至连皇帝本人，亦因显示学问，或附庸风雅，致力于刊刻诗文论说。至于一般穷儒寒学之辈，尽管财短力绌，但也常拼其毕生之力而收辑自己文章。
清人文集的内容庞杂不一，类目的划分与明大体相同，并以奏疏、论说、记叙、序跋、传志占主要地位。但也有的文集，类目单一，如只收其诗作的诗集之类。文集的分量也大小不一，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数百卷。如乾隆皇帝弘历的《高宗诗文全集》，共有582卷，可算是分量最大的了。一二十卷至数十卷的集子比较普遍。少者则二三卷或不分卷。当然，除了卷数多寡以外，卷与卷之间的大小，也与分量的多少有直接的关联。
清人文集，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选定，而续集、续编或辑佚之类，由后人继续增补。也有的是多次整理、多次刊刻。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学者方苞，其著述就先后被整理刊刻过五六次。
清人选编众人之作合为“总集”的风气也很盛。康熙中魏宪辑《皇清百名家诗》，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魏裔介等91人的诗作；同治二年（1863），李长荣辑《柳堂师友诗录初编》，则收了160多人的作品；蔡殿齐的《国朝闺阁诗钞》，专门收录100名妇女之作；还有如宋荦的《国朝三家文钞》，是将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文字辑在一起。道光时，李祖陶的《国朝文录》初编，收各类文集四十种，同治间又出续编，再收文集五十种。这些诗文总集，一般只是把所要收录的原编集子辑在一起，进行刊刻，做法比较简单。另如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张应昌的《国朝诗铎》，是从数百种或近千种集子中，按作者的意趣，选出佳作并加注释，分时期或类别，编辑成书，需花费较大功夫。类似沈、张两人以编选各家文章成集者，当推《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最为著名。《切问斋文钞》，乾隆间由陆耀编辑，共三十卷，分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十二门，是一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好书。后来贺长龄聘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多少也受到该书的影响。
清人的辑佚工作是很出名的，于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诗词收集起来，编成集子，尽管不能归人清人文集，但搜求遗文、校刊训释相当艰苦，也可算清人在学术上的一大成就。从康熙时候起，由官府倡导陆续编出的《全唐文》、《全唐诗》、《全五代诗》等，都是些费工费时的大部头书。其他如张金吾辑《金文最》、李调元的《全金诗》、缪荃孙的《辽文存》等，亦颇见功夫。而最足称道的当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作者自称，他曾历时27年，竭尽搜求爬梳之力，始得功成完篇。
清人文集，不但是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资料，而且因为集子中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所以也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是进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方志
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亦称地志或地方志。另外，还有一些专载江河湖海、祠庙寺观、名胜古迹、水利交通的书籍，亦可归人其内。方志的传统分类法属于地理门。
中国的方志，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大体而言：一是综合全国情况的有总志和一统志。二是地区性方志、省志，除常称通志外，也有称为总志、大志、全志、省图经的。府志。州志，包括直隶州志和一般州志。县志，分县志、县丞志等。厅志。乡村镇志，包括镇志、乡志、村志、场志、里志、坊志等。乡土志。其他有卫志、所志、司志、屯志、边关志、盐井志、盐场志，以及介于省志和府志间的道志。三是专志，指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方面的志书。
方志起源很早。《周礼·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说法。到了西汉和魏晋时期，“方志”一词已屡见不鲜。关于最早的方志书，有人根据《周礼》所载，把早期的诸侯国史与后来的府州县志相类比，认为传说中晋国的《乘》、楚国的《祷杌》以及鲁国的《春秋》，已初具雏形。也有人认为方志导源于古地理书，如《山海经》和《禹贡》，后世撰方志者多仿效之。方志和古地图的关系也很密切，从两汉到隋唐时期大量出现的图经，可见到它们间的渊源关系。
方志的形式和内容，是在时代的前进中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大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尚处于形成阶段。当时，无论是体例内容，方志皆属地理书，其称谓亦多为“地志”、“地记”。其内容主要记叙地区的方域境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但也出现了一些专记物产、山水、道里、寺庙的专志。现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较完整内容的方志书《越绝书》（相传为东汉袁康所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隋唐两朝，“地记”日衰，“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所谓“图经”，开始多以图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经是图的说明，是图的附属物。隋唐时期，“图经”已以经为主，图反成为辅了，更加接近于后来所说的方志的性质。隋朝大业年间，朝廷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唐朝规定，州郡图经每三年编造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若州县有变，山河有改移者，不在其限。现存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成书于唐朝中期，可大致窥见隋唐图经的内容。该书按地方政区四十镇分列篇目，每镇有图（图现已亡佚），下载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后来在敦煌石窟出现的《沙州图经》、《西州图经》等多种，虽已残缺不全，但亦可见其所载内容之广泛。
宋代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宋初编《太平寰宇记》，吸收前代“地志”、“图经”的经验。编人姓氏、人物、风俗等门类，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使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宋代的方志，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据已知书目计算，约有六百多种，超过前面任何一代。其体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可为代表。全书分录、图、表、志、传五类，每类又有细目，层次清晰。又如范成大《吴郡志》，将全书分成四十余目，条理不紊。它们都对后来的修志者产生深远影响。
元代的志书以成宗大德七年（1234）成书的《大元大一统志》最为著名。全书1300卷，“于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土产之类，网罗极为完备”。明代修《大明一统志》，曾以之作为根据。《大元大一统志》已无全本，今可见者仅剩十数卷。
明代的方志比较前朝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此外还出现了像《延绥镇志》、《山海关志》等边关志，以及村镇志等等。对于志书的性质，明人明确提出属于史的范畴。同时还出现了以正史为体的编撰方式，视方志为“资治”之书。明代的志书类目繁多，如程文的弘治《句容县志》124目，李希程的嘉靖《兰阳县志》112目。但也有以简略见长者，如弘治间康海修《武功县志》，共三卷七篇；韩邦清的正德《朝邑县志》，内二卷七篇，不足七千字，都很出名。
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一批著名的方志学家直接从事修志实践，并在辑佚旧志和在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修志，从顺治年间起就连续不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各代，因编纂或续修一统志，朝廷曾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雍正时还规定省府州县等志书，每60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庙以及园林胜迹的专志也很多，还修关津志、盐井志，乡村镇里场坊市里等志。自乾隆以后修志更加兴盛，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最著。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
清代志书的体例，除传统的门目体、仿正史的纪传体以外，乾嘉时，章学诚又别创新路。他编《湖北通志》，将全书分为“通志”、“掌故”、“文征”和“丛谈”几大部，每部下又分细目，别具一格。嘉庆时，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曾仔细比较历代志书长短得失，舍芜取精，手订章目22篇，分别以典、表、略、录、传五大门类进行统率，被修志者奉为楷模。后来光绪时，缪荃孙等编《顺天府志》，也注意体例的创新。
清代著名志书，通志有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浙江通志》和《广东通志》，李鸿章《畿辅通志》、曾国荃《山西通志》、袁大化《新疆大志》。府州县志有陆陇其《灵寿县志》、钱大昕《鄞县志》、余文仪《台湾府志》、戴东原《汾州府志》、章学诚《永清县志》、洪亮吉《淳化县志》和《泾县志》、李兆洛《凤台县志》、莫友芝《遵义府志》、李慈铭《绍兴府志》、缪荃孙《顺天府志》等。镇村志中，江苏甘泉县邵伯镇的《甘棠小志》、浙江吴兴县的《双林镇志》、山东阳谷县的《张秋镇志》和广东南海县的《佛山忠义乡志》等，亦均称佳制。还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志，如师范的《滇系》、刘端临的《扬州图经》、刘楚祯的《宝应图经》、许实华的《海州文献录》、吴汝纶的《深州风土记》，都为人们所称颂。
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其中以陈训正、马瀛等纂修的《鄞县通志》体例最为完备。
综观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地方性。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无论是省志，或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无不都是记载一定的地域，反映该地的特点。二是连续性。早在唐代，封建国家就规定，各州郡按时向朝廷编送图经。到了明清以后，统治者更屡颁修志诏令，以将新情况、新资料不断地补充到新修的志书中去。江苏常熟县，在明代的276年间，共修志7次，几乎隔40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13次，每隔20年修一次。其他志书的编修，虽不如常熟县频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二次。三是广泛性。唐宋以后，每部方志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内容：如地理门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门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门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门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门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等。在广泛的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无法见到的资料。四是可靠性。由于地方志多根据当地档册、谱牒、传志、碑碣、笔记、信札等资料编写，其原则一般是“述而不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资料的原始性。不少志书还搞了很多实地采访，所谓“以一乡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确而论说较详”，显示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优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较某些史籍更大些。
中国历代编纂的方志，虽然数量庞大，但因各种缘故，损毁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元代前，留有书名而亡佚的方志有两千多种。明代方志应不少于3000种，现存只千余种。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志书（不包括山水祠庙等专志），约8500多种，其中清代最多，共6000多种，10万余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国时期，各约有千种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过几十种。上述现存方志，从地区考察，超过500种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广东、山西、湖南、陕西，各超过四百种；安徽、福建、湖北超过300种；修志时间较晚的一些边远省区，如宁夏、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也各有几十种。志书的种类中，最多的是府州县志，有6600多种；以下是乡土志500余种；乡村镇志300多种；省志100多种，等等。以上方志书，除分藏国内各图书馆外，在国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于私家的。
丛书
又称“丛刊”、“丛刻”、“汇刻书”，即汇辑多种零星单本而冠以总名，并赖此保存了许多容易散佚的古籍。丛书由唐代的类书演变而成。宋代朱胜非《绀珠集》和俞鼎孙《儒学警悟》、左圭《百川学海》开创丛书之体，故为丛书之祖。自宋丛书流行以后，沿及明代，除刊刻宋元丛书外，明人汇编丛书日繁。如何镗《汉魏丛书》一百种、程荣《汉魏丛书》38种、商维濬《稗海》、李拭《历代小史》、姜南《蓉塘杂著》、佚名《说纂》、阳山顾氏《文房小说》、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胡文焕《格致丛书》、钟人杰《唐宋丛书》等。
明代刊刻丛书可分两类：一为效法宋代左圭的《百川学海》；二为重编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百川学海》虽止百种，然首尾完善，多古人序跋，故明代有吴永《续百川学海》120种、冯可宾《广百川学海》130种；有效法《百川学海》，广集众说，蔚为一集；或容纳百家，或采取子史，搜奇骛博，阐微彰幽。如郑梓《明世学山》、高鸣凤《今献汇言》、王文禄《百陵学山》、吴琯《古今逸史》、周子义《子汇》、胡文焕《格致丛书》、周履靖《夷门广牍》、沈节甫《纪录汇编》、樊维城《盐邑志林》等书。《说郛》百卷，取经史传纪、百氏杂记之书，仅采录其中的精彩部分，凡千余家，共数万条，其原本久佚。景泰年间校刊《说郛》120卷，已非陶氏原刊。清初陶珽所编120卷本，尤非陶氏原本，错误较多。明末清初，江南书坊慑于陶氏之名，径取《说郛》旧版，裁取数种，分类重编。改易名目，如《锦囊小史》、《水边林下》、《群芳清玩》等书；甚至有托名时流，广立名目，取《说郛》旧版，另镌图画数页，置诸卷端，如托名陈继儒等《八公游戏丛读》、屠本畯《山林经济籍》。
三代遗书，汉唐子集，原书罕见，经明人刊刻，赖以得存。然明人刻书，喜妄立名目，臆改卷第，删改文字，自立标题。明末藏书家毛晋校刻《津逮秘书》，力革其弊，汇辑宋、元旧帙，据胡震亨所辑《秘册汇说》重为刊成，141种，颇存古籍，所采汉唐著述，首尾完备，实较《说郛》诸书完善。
唐代陆龟蒙笔记《笠泽丛书》，虽有丛书之名，却无丛书之实；宋代丛书，则有实无名。明代丛书，出现名实兼备趋向。对以后汇编丛书深有影响。清代取择较严，人集必取完书，注意校雠，刊刻精良。汇编明人著作的专刊有佚名《明季野史汇编》、叶腾骧《崇祯丛书》、冯梦龙《甲申纪事》、陈湖逸士《荆驼逸史》等；包括明人著作的有曹溶《学海类编》、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张潮《昭代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张海鹏《借月山房汇钞》、顾沅《赐砚堂丛书》、伍元薇、伍崇曜《岭南遗书》、黄秩模《逊敏堂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顾湘《小石山房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李锡龄《惜阴轩丛书》、丁丙《武林掌故丛编》、蔡尔康《玉丛谈》、上海《申报馆丛书》等。辛亥革命以后，近代刊印丛书之业兴起，有大量辑录明人著作的丛书，如邓实、缪荃孙《古学丛刊》，邓实《国粹丛书》和《风雨楼丛书》，孙毓修《痛史》，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孙毓修《涵芬楼秘笈》，张寿镛《四明丛书》，郑振铎《玄览堂丛书》和《明季史料小丛书》，程演生等人《中国内乱外患历史丛书》等。近年台湾省出版丛书，有专刊明人著作，如沈云龙《明人文集丛刊》、屈万里《明代史籍汇刊》、台湾省图书馆《明代艺术家诗文集》和《明代艺术家集汇刊》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和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也都辑录了明人的重要著作。
笔记
意谓随笔记录之言，属野史类的一种史学体裁。有随笔、笔谈、杂识、日记、札记等异名。正式把笔记用于书名的始于北宋的宋祁，著有《笔记》三卷。笔记形式随便，又无确定格式，诸如见闻杂录、考订辨证之类，皆可归人。其起源颇早，早期的笔记常被纳归“小说”一类，班固作《汉书》，在《艺文志》中列小说15家，1380篇，凡“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均称小说。明人胡应麟又将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六类。班胡二氏所称小说，很大部分均属笔记范畴。笔记作为一种专门体裁的书籍，起始于魏晋，经过唐宋时期的充实发展，到了明清两代，更加风靡兴盛。
笔记除常以丛谈、杂记、笔录、琐言、随笔、漫抄、见闻录、笔谈等命名外，亦有用载、编、史、乘、论、考、辨等署题。笔记依其所载内容，大体可分作：鬼神仙怪、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等类别。
鬼神仙怪类笔记在魏晋时期就十分盛行，是当时笔记的主流。著称者有张华《博物志》和干宝《搜神记》。以后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代徐铉《稽神录》、洪迈《夷坚志》，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均属此类。
历史掌故类笔记主要记录掌故遗事、民情风俗、人物轶闻和山川景物等等。著名的有唐刘《隋唐嘉话》、李肇《唐国史补》、赵磷《因话录》，宋司马光《涑水记闻》、欧阳修《归田录》、吴自牧《梦梁录》，元王恽《玉堂嘉话》、陶宗仪《辍耕录》，明陆容《菽园杂记》、郎瑛《七修类稿》、朱国桢《涌幢小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和清刘献廷《广阳杂记》、王土祎禛《池北偶谈》、李斗《扬州画舫录》、戴璐《藤阳杂记》、昭裢《啸亭杂录》等。
考据辨证类笔记唐代始独树一帜，并有所发展。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苏鹗《苏氏演义》和李匡义的《资暇录》是其代表。以后宋代有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到了清代，自顾炎武撰《日知录》，至乾隆嘉庆间，考据之学大盛，此类笔记更加增多。赵翼《陔余丛考》、王鸣盛《蛾术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俞正燮《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均是其佼佼者。
笔记所载，虽多是些琐碎片断，但因有闻即记，较官修史籍往往生动真切，其中不少资料还为正史所不载。笔记的最大问题是记录了一些传闻不确、考订不严的东西。另外如互相抄袭，津津乐道于荒诞无稽的奇事轶闻，着力宣扬封建迷信等等，也随处可见。
甲骨文
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进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风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300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15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韩国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分别发表。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份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羍、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坟”。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人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耤田、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暵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
古代史学史
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个时期。
《史记》书影先秦时期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驰骋想象，大大扩展时空概念，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专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及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至唐初时期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编写了《汉书》一百卷，八十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其中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司马迁像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司马迁祠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司马迁墓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时期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班固像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外，皆是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经过了二千年，前后变化很大，水平不一，但这套史书，仍是今天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
与正史相对应的史书是野史、杂史和别史。野史、杂史、别史的共同特点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杂史、别史虽有史实不确之弊，但往往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后，有些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个思想，考察与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这种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们是这个时期通史和史学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强调人事应当适应时势，“随时立制，遇弊则变”。全书两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自上古叙到唐中叶，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
郑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书四分之一，是全书的精华。郑樵主张“会通”，即“会”各种学术文化，“通”古今之变。他提倡“实学”，强调“核实”，反对任情褒贬，指斥五行相应说。
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通史。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考，自上古叙至宋嘉定末，分类较细，内容丰富。但马端临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时政。因以汇集考核典制为特点，故以后凡与此同类之书均称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后来有“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为“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
司马光像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在序中称该书“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通鉴》在史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问世之后，不仅有注释，如胡三省的《通鉴音注》；有补正，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还有续作、改编、仿制等相继出现。袁枢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即是《通鉴》的一个支流，又首创了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朱熹亦编成《通鉴纲目》，首创了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的纲目体。
中唐以来，出现了不少专史，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传记、族谱等等。虽然唐之前已产生一些专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后才有所发展。
《资治通鉴》书影中唐后出现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丰富的历史内容。记载全国风土人情的全国性地志，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等。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时期的地方志现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种。清代纂修方志之风特盛，其成果几乎占了现存方志总数之半。
《资治通鉴》内面唐代以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辽、金、元等王朝，关于他们的历史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论史几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赞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对史学有一定贡献。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顾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论与政治结合的文章。他针对明代空言心性而讲究考据，但考据只是作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
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著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
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往往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明清之际史学著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谈迁的《国榷》、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唐甄的《潜书》等。
清朝统治者强化封建专制，笼络知识分子，大量地编书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为其统治服务。不少学者钻进考据圈子里去。乾嘉时期，历史撰述与评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成绩。但当时史学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论理，考史之功虽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
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礼记》为代表，而三书各有特点。《考异》是清代历史考据的最高水平，《礼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不及钱赵二家。
《资治通鉴》手稿中唐以来，有关史学的议论不断出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万斯同等评论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议论史学中义理与史实孰重，明末学者评论明代史学与学风。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与《文史通义》。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评论古代各种史书体例和得失，提倡历史考证，抬高本朝官修史书，鼓吹“归正斥邪”。意图在于以官史压私史，以官方评论左右舆论，诱导学者好古而不问今，以加强其思想文化专制。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古代史学作了尖锐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他既反对“务考索”，又反对“腾空言”，并讥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史贵于“义”，史文“质以传真”，志为史体等看法，推崇独断与家学，强调“史德”，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树。
近代史学史
中国近代史学史，包括鸦片战争至1949年之间，又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近代前期面对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的民族危机，近代学者及史学家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等思想武器，讲究“经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国史，兴起了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龚自珍批判“衰世”，主张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实开一代新的学风。魏源重在研究当代史，编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著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寻求反抗侵略、变法图强的办法。有些学者深感民族危机，注意研究边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这时西方史学著作也传来中国。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唐才常等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否定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史观，大力宣传救亡图强和变法维新。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时期，康有为是运动的领导者，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尤为用力。他的理论根据是其历史进化观，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论语注》等书中所阐述的“公羊三世说”。但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和革命，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宣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论。陈天华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历史证明革命是历史之必然，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作用。孙中山在其革命实践中，常常引证和论述一些历史事实，以宣传革命学说。
这时的史学思潮，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要求，对于当时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史学本身的发展。旧史学已日益受到冲击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活跃起来。
旧史学指编撰史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仍属陈旧格调，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学。如仍然编纂清朝实录，甚至人民国后在编修《清史稿》时，借歌颂“大清”，诋毁革命。这种史学，在“五四”以后未完全绝迹。
新史学主要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具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资产阶级史学。严复、黄遵宪、梁启超等都对封建主义的旧史学进行了批判。梁启超还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以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对提创新史学起了作用。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文，指出封建的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铺叙而不能别裁，因袭而不能创作）；批判旧史学的封建性与保守性；同时提出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书应当“为国民而作”。章太炎对旧学有很深的造诣，最早倡言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并拟出了通史体例。他在《致梁启超书》中提到写通史的主旨，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惜未能完成新编中国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节体和浅显的文字撰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是中国第一部新式的历史教科书。其史观主要是历史进化论，以及文化史观和英雄史观。
20世纪初的方兴未艾的新史学，虽然名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旧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出了进步性和优越性。
近代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史学中存在着两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惟物史观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包括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两种史观的斗争，促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逐步走向科学化。
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伴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传播开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发表了不少史学论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学论著《史学要论》。在其论著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与人生观的重要意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写成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发展史《社会进化史》。
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介绍进来，如何炳松讲授和翻译了鲁宾逊的《新史学》。梁启超晚年致力于史学，讲授并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述了中国政治史和清代学术史。梁启超的学风失于浅尝多变，晚年关于史学的议论，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击的封建史学“四弊”的倾向。胡适把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用于历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及惟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和装饰”。
在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严峻形势下，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其实质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论战才告休止。在抗战时期及战后，很多进步的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运用惟物史观，对种种惟心史观如“民生史观”及“意志哲学”等，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他们写出了一些历史科学专著，也注意到历史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很多关于史学工作和中国历史的言论。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还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与方法，强调对待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
“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在资料搜集、整理、刊布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自20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经过整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学方面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②自发现甲骨文以来，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历史以从来所未知晓的崭新面貌出现；③汉晋竹木简的发现，为当时边疆的开发、军事的设施、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史料；④敦煌宝藏的发现——几万卷写本和大量壁画、雕塑等，为中古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此外还有明清档案的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等等。这些都是近代史学中意义重大、成绩卓著的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历史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昔日以帝王将相和某些名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时开始扩大到研究社会各方面，撰写的史书有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专史和专题论著。论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节体的著述和专篇的论文。同时出现不少专门性的历史刊物，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学的学报等。这些成绩，很多都为以后史学工作者所继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蒋廷黻起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有一些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他们对史学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精湛造诣。他治史的特点，是把新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和大力整理新发现的材料，并以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等印证和解释古史，使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为古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先秦史与甲骨文字的阐释方面，贡献尤为突出。但他的“二重证据法”限于“以事实决事实”的实证法，不作理论阐释。他的学术论著主要结集为《观堂集林》。
陈寅恪学识渊博，思想敏锐，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治学严谨，很有史识。他重视民族与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强调通识，把握民族与文化史的发展变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说明问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伪、伪中存真的特点和诗文的史料价值，善于以史注诗文和以诗文证史，著有《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外，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领域，都有不少精辟论述，起了开创的作用。
陈垣在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有很大贡献，著作很多。有关于古代几种外国宗教传入中国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这些著作填补了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空白。关于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极为有用、裨益后人的著作。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有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的专著。《通鉴胡注表微》则是以考史形式寄托爱国热情。他治史重史源，讲类例循分类列举之法，优点是条理清晰，缺点在平列事例，不利于历史地分析问题。
顾颉刚最先以“疑古”著称，所编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观点考辨古史的集体著作。他以疑古为手段而以考信为目的，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一些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作用。他对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导之功，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同时也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在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邓之诚撰写的《中华二千年史》，以王朝为序，叙述各朝政治经济文化因革递嬗之迹，是一部具有通识的力作。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郑天挺的《清史探微》、孙毓棠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史学界产生影响。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献，在史学上不断地辛勤著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写出了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又写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在文献学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国古代史，取得显著成就。
在30、40年代，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惟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著有《中国史纲》。范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古代史的名作，在历史思想和编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夹叙夹议，文字简洁，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邓初民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何干之写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首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建树最多，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国庠等也有关于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问世。范书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指出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胡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专著中的代表作，阐述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与中国反动势力对待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惟物史观，分析占有材料，总结中国历史；二是为革命而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贯彻了史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惟物主义，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不断开拓进取。虽然先后经历了形而上学的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狭隘地“为政治服务”以及影射史学等的干扰，中国历史学仍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史学论著、发掘和鉴定史料、考古、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是旧中国史学界所做不到的。
简册
简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的狭长竹木片。若干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古书里往往把“册”写作同音字“策”。在植物纤维纸流行以前，简册是主要的书写材料。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里有“册”字，作等形，竖画代表简，或代表缠在简上的编绳，可见至迟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经有简册了。商代人是否已经把帛用作书写材料，现在还不清楚。周、秦、汉各代都是简、帛并用的。但帛的价值高，远不如简册使用得普遍。东汉中期蔡伦改进造纸方法以后，纸开始成为重要的书写材料。但是纸的普及有一个过程。在魏晋时代，虽然私家已经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纸，官府文书仍多用简册。到了南北朝时代，简册才基本绝迹。
考古发现的简册实物中，最古的是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简，数量最多的是汉简。此外，魏晋简、秦简和战国时代的楚简也都有发现。
简的宽度一般在0.5～1厘米左右。长度往往视用途而异。例如在汉代，官府用的正式法律文本用三尺或二尺四寸长的简（当时的一尺大约相当于23厘米左右），重要的儒家经典用二尺四寸简，最常用的简长一尺，此外还有二尺、一尺二寸、一尺一寸和短于一尺的简。木简古代多称为札；简最初可能是竹简的专称，后来兼指木札。简册通常用丝绳或麻绳编连，以编两道或三道为最常见。一般先把简编成册，然后再书写。每册的简数不一，主要取决于书写的内容以及携带、阅读是否方便。收藏简册时，以末简为轴卷成一卷，讲究的还在外面加书囊。考古发现的简册，年代久远，编绳几乎都已朽断。只有西北地区发现的汉简，由于当地气候干燥，有极少数还保持着编连成册的原貌。例如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中就有一册由77枚木简编成的永元兵物簿。
简一般只写一行字。可以写几行字的宽木板称为“方”或“牍”。书信往往写在一尺长的木牍上，所以有“尺牍”之名。汉代还有比一般的简稍宽，通常写两行字的简，称做“两行”。
简牍的书写，用毛笔和墨。古书中提到“漆书”，但是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过漆书的简册。删改简上的文字要用书刀，因此古人常以“刀、笔”并提。过去有人据此认为古人在简上用刀刻字，则是误解。
家谱
记载一个家族世系及有关事迹的书籍。家谱的起始与氏族门阀制度有重要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宦都以此互为夸耀。郑樵《通志·氏族略》：“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据统计，《三国志》裴注中所引谱牒便有十余种。魏晋时贾弼曾广集群族18州116郡族谱，共712卷。但隋唐及其以前的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代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
家谱的名称很多，大唐以前多称家谱、家传，也有叫家牒、世传和谱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谱、世牒、家谱、家乘、家记、家志、谱录、谱略、大宗谱、瓜瓞谱等。有的家谱按照纂修时序，更标明初谱、老谱、新谱、近谱、续谱。至于合同姓数族为一编的往往称通谱、统谱、全谱、会谱、大同宗谱。支谱、分谱、房谱或近谱，则限于一房一派，范围要小得多。此外，还有像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氏的家谱，叫做《玉牒》和《星源集庆》。
明清以来的家谱，其格式均沿袭于宋代，以苏洵所创体例为本。每部家谱大体多由谱系、朝廷恩荣、祠宇、家墓、传志、艺文等几方面组成。谱系是家谱最主要部分，包括族姓源流、世系谱表、移住始末等。朝廷恩荣对凡科举中式、受命制诰，或“忠义”耆老以及节妇烈女等人物，一一加以载录。祠宇类记载祠堂及有关族规、家训、族产、义庄、义田等。家墓则指明该族祖先坟墓所在。传志和艺文收录族人行状、墓志铭、传赞及其有关诗文等著述。家谱中还往往配以图表，如世系图、世系表、祖先像、家庙图、义庄图、坟墓图等等。
从明清两代情况看，不论著姓大族，或是支系旁派，几乎每地每一姓氏都要修造家谱，甚至连一些少数民族如回族，以及满族显贵、蒙古名门等，也纷纷修谱。中国向有“三十年为一世”的说法，故家谱多规定30年重修一次，也有超过30年或不足30年的。这些，均使家谱不仅有其地区广的特点，而且在时间上有它的延续性。
现存的家谱无确切数字可考。藏于国内外图书馆的估计约在万种以上，此外还有不少散于私家手中。在国外，收藏最丰的是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已有万余种（其中相当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在台湾搜集的家谱表）。上述家谱，从纂修时间考察，保存最多的是清代，约有数千种至万种；其次是民国，亦超过千种；明代以前则不满百种。从地区看，北方远不如南方。南方所存家谱数目尤以江苏、浙江最为突出，约占现存谱数的一半多，中国修谱的做法，也传到朝鲜、越南和当时的琉球，现在中外图书馆，往往藏有这些国家的家谱。
谱牒之学是历史学的边缘学科，现存的大量家谱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并对社会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和遗传学，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集
人物诗文作品的汇编，有楚辞、诗文评论、词曲、总集、别集之分。楚辞是汇编、注解屈原、宋玉所著之赋的文集，诗文评论为文学评论之书；词曲是专门收集词曲，汇编而成。总集是辑录不同作者的诗文，汇编成集；别集是将一人之多种文体作品，汇编结集而成。文集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由其子孙或门人辑录编成。总集和别集构成文集的主体，其中别集数量尤多。
先秦的《诗经》及诸子之书，本皆具有文集的某些特点，但因前者被奉为五经之一，后者又皆列入子部，故楚辞遂被视为文集之始。其他各类文集，按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论、词曲。西汉王逸，撰《楚辞章句》十七卷，开创楚辞这一类别。别集出现于东汉，为后人追题的《荀况诸集》，集的名称的正式产生，是南齐张融撰写的《玉海集》。总集的最初代表作为西晋挚虞所编的《流别》，其书已佚，但在《艺文类聚》中仍保留挚虞著书之论。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总集。诗文评论于曹魏初年体裁渐成，因曹丕的《典论》已佚，故学者将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定为诗文评论的创始作。词曲类则大体形成于宋词出现以后。
今天所能见到的文集，绝大多数为明清时期所编录。明以前的文集多已散佚，但传世者不乏名著，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以总集为例，有梁萧统的《文选》、陈徐陵的《玉台新咏》、宋李昉的《文苑英华》、宋郭茂清的《乐府诗集》等等。
明人文集文体类别多种多样，主要是诗、文、书牍、奏对等，包括有：奏疏、谏阻、论说、公牍、书启、序跋、策问、诏令、传记、行状、行述、年谱、箴、铭、笔记、日记、墓志铭、神道碑、哀辞、祭文、赞颂、贺、表、杂著、揭帖、史论、史评、注释、考证、经筵讲章、语录、辞赋等。其内容丰富，诸如国家政治、典章制度、战争、边防、军事、行政、吏制、刑律、命案、宗庙、陵寝、礼仪、科举、户口、田赋、税收、徭役、农田、水利、海运、漕运、仓储、风俗、民情等，是研究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的重要史料。
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数量，尚无全面的统计，除诗集外约有两千余种，作者一千五百余家。其中包括元明之际的宋濂、刘基、胡翰等，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等。笔者以官僚政客、文人学者居多，也有少数隐士、道家和释家的作品。
明人文集有明刻本、清刻本和民国年间的铅印本等，也有尚未刊行的稿本、抄本，除单行本外，大都收入各种丛书。
清代无论文集的数量，或所包含的内容，都大大超过前代。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载录，共收有别集类书目1685部，总集类书目503部。后来，《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又续收别集类书目2890部，总集类书目354部。上述书目，包括了一部分清人辑轶前代诗文的集子，若将其剔除在外，总计约五千部以上。曾有学者检索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书目卡片，共得清人诗文别集目录约一万三千余种。而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因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稿本，甚至一部分刻本，都无法收集在内。至于亡佚散失的集子，则更难以考稽齐全了。
清人文集，从名称而言，大抵沿袭前世旧称，叫做集或文集、类集、合集、全集、遗集；也有称作稿、文稿、类稿、丛稿、存稿和遗稿的；而稿又有初稿、续稿，集有正集、别集的分别。此外，亦有以文录、文编、文略、遗文等命名的。至于在集、稿、抄、录等名目之外另出书题的，当然也有不少。
清人文集，极大多数属于个人之作。在当时，一些名家硕学之士，固然都要编选集子，许多朝廷显宦，以及省府州县等官，甚至连皇帝本人，亦因显示学问，或附庸风雅，致力于刊刻诗文论说。至于一般穷儒寒学之辈，尽管财短力绌，但也常拼其毕生之力而收辑自己文章。
清人文集的内容庞杂不一，类目的划分与明大体相同，并以奏疏、论说、记叙、序跋、传志占主要地位。但也有的文集，类目单一，如只收其诗作的诗集之类。文集的分量也大小不一，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数百卷。如乾隆皇帝弘历的《高宗诗文全集》，共有582卷，可算是分量最大的了。一二十卷至数十卷的集子比较普遍。少者则二三卷或不分卷。当然，除了卷数多寡以外，卷与卷之间的大小，也与分量的多少有直接的关联。
清人文集，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选定，而续集、续编或辑佚之类，由后人继续增补。也有的是多次整理、多次刊刻。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学者方苞，其著述就先后被整理刊刻过五六次。
清人选编众人之作合为“总集”的风气也很盛。康熙中魏宪辑《皇清百名家诗》，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魏裔介等91人的诗作；同治二年（1863），李长荣辑《柳堂师友诗录初编》，则收了160多人的作品；蔡殿齐的《国朝闺阁诗钞》，专门收录100名妇女之作；还有如宋荦的《国朝三家文钞》，是将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文字辑在一起。道光时，李祖陶的《国朝文录》初编，收各类文集四十种，同治间又出续编，再收文集五十种。这些诗文总集，一般只是把所要收录的原编集子辑在一起，进行刊刻，做法比较简单。另如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张应昌的《国朝诗铎》，是从数百种或近千种集子中，按作者的意趣，选出佳作并加注释，分时期或类别，编辑成书，需花费较大功夫。类似沈、张两人以编选各家文章成集者，当推《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最为著名。《切问斋文钞》，乾隆间由陆耀编辑，共三十卷，分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十二门，是一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好书。后来贺长龄聘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多少也受到该书的影响。
清人的辑佚工作是很出名的，于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诗词收集起来，编成集子，尽管不能归人清人文集，但搜求遗文、校刊训释相当艰苦，也可算清人在学术上的一大成就。从康熙时候起，由官府倡导陆续编出的《全唐文》、《全唐诗》、《全五代诗》等，都是些费工费时的大部头书。其他如张金吾辑《金文最》、李调元的《全金诗》、缪荃孙的《辽文存》等，亦颇见功夫。而最足称道的当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作者自称，他曾历时27年，竭尽搜求爬梳之力，始得功成完篇。
清人文集，不但是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资料，而且因为集子中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所以也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是进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方志
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亦称地志或地方志。另外，还有一些专载江河湖海、祠庙寺观、名胜古迹、水利交通的书籍，亦可归人其内。方志的传统分类法属于地理门。
中国的方志，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大体而言：一是综合全国情况的有总志和一统志。二是地区性方志、省志，除常称通志外，也有称为总志、大志、全志、省图经的。府志。州志，包括直隶州志和一般州志。县志，分县志、县丞志等。厅志。乡村镇志，包括镇志、乡志、村志、场志、里志、坊志等。乡土志。其他有卫志、所志、司志、屯志、边关志、盐井志、盐场志，以及介于省志和府志间的道志。三是专志，指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方面的志书。
方志起源很早。《周礼·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说法。到了西汉和魏晋时期，“方志”一词已屡见不鲜。关于最早的方志书，有人根据《周礼》所载，把早期的诸侯国史与后来的府州县志相类比，认为传说中晋国的《乘》、楚国的《祷杌》以及鲁国的《春秋》，已初具雏形。也有人认为方志导源于古地理书，如《山海经》和《禹贡》，后世撰方志者多仿效之。方志和古地图的关系也很密切，从两汉到隋唐时期大量出现的图经，可见到它们间的渊源关系。
方志的形式和内容，是在时代的前进中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大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尚处于形成阶段。当时，无论是体例内容，方志皆属地理书，其称谓亦多为“地志”、“地记”。其内容主要记叙地区的方域境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但也出现了一些专记物产、山水、道里、寺庙的专志。现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较完整内容的方志书《越绝书》（相传为东汉袁康所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隋唐两朝，“地记”日衰，“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所谓“图经”，开始多以图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经是图的说明，是图的附属物。隋唐时期，“图经”已以经为主，图反成为辅了，更加接近于后来所说的方志的性质。隋朝大业年间，朝廷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唐朝规定，州郡图经每三年编造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若州县有变，山河有改移者，不在其限。现存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成书于唐朝中期，可大致窥见隋唐图经的内容。该书按地方政区四十镇分列篇目，每镇有图（图现已亡佚），下载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后来在敦煌石窟出现的《沙州图经》、《西州图经》等多种，虽已残缺不全，但亦可见其所载内容之广泛。
宋代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宋初编《太平寰宇记》，吸收前代“地志”、“图经”的经验。编人姓氏、人物、风俗等门类，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使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宋代的方志，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据已知书目计算，约有六百多种，超过前面任何一代。其体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可为代表。全书分录、图、表、志、传五类，每类又有细目，层次清晰。又如范成大《吴郡志》，将全书分成四十余目，条理不紊。它们都对后来的修志者产生深远影响。
元代的志书以成宗大德七年（1234）成书的《大元大一统志》最为著名。全书1300卷，“于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土产之类，网罗极为完备”。明代修《大明一统志》，曾以之作为根据。《大元大一统志》已无全本，今可见者仅剩十数卷。
明代的方志比较前朝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此外还出现了像《延绥镇志》、《山海关志》等边关志，以及村镇志等等。对于志书的性质，明人明确提出属于史的范畴。同时还出现了以正史为体的编撰方式，视方志为“资治”之书。明代的志书类目繁多，如程文的弘治《句容县志》124目，李希程的嘉靖《兰阳县志》112目。但也有以简略见长者，如弘治间康海修《武功县志》，共三卷七篇；韩邦清的正德《朝邑县志》，内二卷七篇，不足七千字，都很出名。
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一批著名的方志学家直接从事修志实践，并在辑佚旧志和在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修志，从顺治年间起就连续不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各代，因编纂或续修一统志，朝廷曾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雍正时还规定省府州县等志书，每60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庙以及园林胜迹的专志也很多，还修关津志、盐井志，乡村镇里场坊市里等志。自乾隆以后修志更加兴盛，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最著。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
清代志书的体例，除传统的门目体、仿正史的纪传体以外，乾嘉时，章学诚又别创新路。他编《湖北通志》，将全书分为“通志”、“掌故”、“文征”和“丛谈”几大部，每部下又分细目，别具一格。嘉庆时，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曾仔细比较历代志书长短得失，舍芜取精，手订章目22篇，分别以典、表、略、录、传五大门类进行统率，被修志者奉为楷模。后来光绪时，缪荃孙等编《顺天府志》，也注意体例的创新。
清代著名志书，通志有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浙江通志》和《广东通志》，李鸿章《畿辅通志》、曾国荃《山西通志》、袁大化《新疆大志》。府州县志有陆陇其《灵寿县志》、钱大昕《鄞县志》、余文仪《台湾府志》、戴东原《汾州府志》、章学诚《永清县志》、洪亮吉《淳化县志》和《泾县志》、李兆洛《凤台县志》、莫友芝《遵义府志》、李慈铭《绍兴府志》、缪荃孙《顺天府志》等。镇村志中，江苏甘泉县邵伯镇的《甘棠小志》、浙江吴兴县的《双林镇志》、山东阳谷县的《张秋镇志》和广东南海县的《佛山忠义乡志》等，亦均称佳制。还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志，如师范的《滇系》、刘端临的《扬州图经》、刘楚祯的《宝应图经》、许实华的《海州文献录》、吴汝纶的《深州风土记》，都为人们所称颂。
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其中以陈训正、马瀛等纂修的《鄞县通志》体例最为完备。
综观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地方性。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无论是省志，或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无不都是记载一定的地域，反映该地的特点。二是连续性。早在唐代，封建国家就规定，各州郡按时向朝廷编送图经。到了明清以后，统治者更屡颁修志诏令，以将新情况、新资料不断地补充到新修的志书中去。江苏常熟县，在明代的276年间，共修志7次，几乎隔40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13次，每隔20年修一次。其他志书的编修，虽不如常熟县频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二次。三是广泛性。唐宋以后，每部方志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内容：如地理门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门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门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门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门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等。在广泛的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无法见到的资料。四是可靠性。由于地方志多根据当地档册、谱牒、传志、碑碣、笔记、信札等资料编写，其原则一般是“述而不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资料的原始性。不少志书还搞了很多实地采访，所谓“以一乡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确而论说较详”，显示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的优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也较某些史籍更大些。
中国历代编纂的方志，虽然数量庞大，但因各种缘故，损毁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元代前，留有书名而亡佚的方志有两千多种。明代方志应不少于3000种，现存只千余种。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志书（不包括山水祠庙等专志），约8500多种，其中清代最多，共6000多种，10万余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国时期，各约有千种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过几十种。上述现存方志，从地区考察，超过500种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广东、山西、湖南、陕西，各超过四百种；安徽、福建、湖北超过300种；修志时间较晚的一些边远省区，如宁夏、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也各有几十种。志书的种类中，最多的是府州县志，有6600多种；以下是乡土志500余种；乡村镇志300多种；省志100多种，等等。以上方志书，除分藏国内各图书馆外，在国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于私家的。
丛书
又称“丛刊”、“丛刻”、“汇刻书”，即汇辑多种零星单本而冠以总名，并赖此保存了许多容易散佚的古籍。丛书由唐代的类书演变而成。宋代朱胜非《绀珠集》和俞鼎孙《儒学警悟》、左圭《百川学海》开创丛书之体，故为丛书之祖。自宋丛书流行以后，沿及明代，除刊刻宋元丛书外，明人汇编丛书日繁。如何镗《汉魏丛书》一百种、程荣《汉魏丛书》38种、商维濬《稗海》、李拭《历代小史》、姜南《蓉塘杂著》、佚名《说纂》、阳山顾氏《文房小说》、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胡文焕《格致丛书》、钟人杰《唐宋丛书》等。
明代刊刻丛书可分两类：一为效法宋代左圭的《百川学海》；二为重编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百川学海》虽止百种，然首尾完善，多古人序跋，故明代有吴永《续百川学海》120种、冯可宾《广百川学海》130种；有效法《百川学海》，广集众说，蔚为一集；或容纳百家，或采取子史，搜奇骛博，阐微彰幽。如郑梓《明世学山》、高鸣凤《今献汇言》、王文禄《百陵学山》、吴琯《古今逸史》、周子义《子汇》、胡文焕《格致丛书》、周履靖《夷门广牍》、沈节甫《纪录汇编》、樊维城《盐邑志林》等书。《说郛》百卷，取经史传纪、百氏杂记之书，仅采录其中的精彩部分，凡千余家，共数万条，其原本久佚。景泰年间校刊《说郛》120卷，已非陶氏原刊。清初陶珽所编120卷本，尤非陶氏原本，错误较多。明末清初，江南书坊慑于陶氏之名，径取《说郛》旧版，裁取数种，分类重编。改易名目，如《锦囊小史》、《水边林下》、《群芳清玩》等书；甚至有托名时流，广立名目，取《说郛》旧版，另镌图画数页，置诸卷端，如托名陈继儒等《八公游戏丛读》、屠本畯《山林经济籍》。
三代遗书，汉唐子集，原书罕见，经明人刊刻，赖以得存。然明人刻书，喜妄立名目，臆改卷第，删改文字，自立标题。明末藏书家毛晋校刻《津逮秘书》，力革其弊，汇辑宋、元旧帙，据胡震亨所辑《秘册汇说》重为刊成，141种，颇存古籍，所采汉唐著述，首尾完备，实较《说郛》诸书完善。
唐代陆龟蒙笔记《笠泽丛书》，虽有丛书之名，却无丛书之实；宋代丛书，则有实无名。明代丛书，出现名实兼备趋向。对以后汇编丛书深有影响。清代取择较严，人集必取完书，注意校雠，刊刻精良。汇编明人著作的专刊有佚名《明季野史汇编》、叶腾骧《崇祯丛书》、冯梦龙《甲申纪事》、陈湖逸士《荆驼逸史》等；包括明人著作的有曹溶《学海类编》、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张潮《昭代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张海鹏《借月山房汇钞》、顾沅《赐砚堂丛书》、伍元薇、伍崇曜《岭南遗书》、黄秩模《逊敏堂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顾湘《小石山房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李锡龄《惜阴轩丛书》、丁丙《武林掌故丛编》、蔡尔康《玉丛谈》、上海《申报馆丛书》等。辛亥革命以后，近代刊印丛书之业兴起，有大量辑录明人著作的丛书，如邓实、缪荃孙《古学丛刊》，邓实《国粹丛书》和《风雨楼丛书》，孙毓修《痛史》，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孙毓修《涵芬楼秘笈》，张寿镛《四明丛书》，郑振铎《玄览堂丛书》和《明季史料小丛书》，程演生等人《中国内乱外患历史丛书》等。近年台湾省出版丛书，有专刊明人著作，如沈云龙《明人文集丛刊》、屈万里《明代史籍汇刊》、台湾省图书馆《明代艺术家诗文集》和《明代艺术家集汇刊》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和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也都辑录了明人的重要著作。
笔记
意谓随笔记录之言，属野史类的一种史学体裁。有随笔、笔谈、杂识、日记、札记等异名。正式把笔记用于书名的始于北宋的宋祁，著有《笔记》三卷。笔记形式随便，又无确定格式，诸如见闻杂录、考订辨证之类，皆可归人。其起源颇早，早期的笔记常被纳归“小说”一类，班固作《汉书》，在《艺文志》中列小说15家，1380篇，凡“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均称小说。明人胡应麟又将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六类。班胡二氏所称小说，很大部分均属笔记范畴。笔记作为一种专门体裁的书籍，起始于魏晋，经过唐宋时期的充实发展，到了明清两代，更加风靡兴盛。
笔记除常以丛谈、杂记、笔录、琐言、随笔、漫抄、见闻录、笔谈等命名外，亦有用载、编、史、乘、论、考、辨等署题。笔记依其所载内容，大体可分作：鬼神仙怪、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等类别。
鬼神仙怪类笔记在魏晋时期就十分盛行，是当时笔记的主流。著称者有张华《博物志》和干宝《搜神记》。以后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代徐铉《稽神录》、洪迈《夷坚志》，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均属此类。
历史掌故类笔记主要记录掌故遗事、民情风俗、人物轶闻和山川景物等等。著名的有唐刘《隋唐嘉话》、李肇《唐国史补》、赵磷《因话录》，宋司马光《涑水记闻》、欧阳修《归田录》、吴自牧《梦梁录》，元王恽《玉堂嘉话》、陶宗仪《辍耕录》，明陆容《菽园杂记》、郎瑛《七修类稿》、朱国桢《涌幢小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和清刘献廷《广阳杂记》、王土祎禛《池北偶谈》、李斗《扬州画舫录》、戴璐《藤阳杂记》、昭裢《啸亭杂录》等。
考据辨证类笔记唐代始独树一帜，并有所发展。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苏鹗《苏氏演义》和李匡义的《资暇录》是其代表。以后宋代有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到了清代，自顾炎武撰《日知录》，至乾隆嘉庆间，考据之学大盛，此类笔记更加增多。赵翼《陔余丛考》、王鸣盛《蛾术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俞正燮《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均是其佼佼者。
笔记所载，虽多是些琐碎片断，但因有闻即记，较官修史籍往往生动真切，其中不少资料还为正史所不载。笔记的最大问题是记录了一些传闻不确、考订不严的东西。另外如互相抄袭，津津乐道于荒诞无稽的奇事轶闻，着力宣扬封建迷信等等，也随处可见。
甲骨文
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进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风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300片。
自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迄今，出土的甲骨已有15万片以上，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以及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家，韩国也有收藏。
出土的甲骨文多已著录出版，早期的有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后编》、明义士的《殷虚卜辞》、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后又有董作宾的《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胡厚宣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甲骨文发现八十多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十几万片甲骨材料进行系统的科学整理，广泛搜集全部出土的甲骨资料，分期分类，共收甲骨约四万片，编为十三册，为研究甲骨文和商史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另外，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已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国所藏的甲骨，也已著录成书，分别发表。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故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中有关商代阶级和国家的资料可知，商代的奴隶和平民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份的人组成，奴隶主和贵族有先公先王和他们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各级官吏则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军队有师、旅等；刑罚有羍、刖、劓、伐、等，并设置了监狱“坟”。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对于解决商代社会性质有直接关系。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被征服的方国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常见氏（致）来、人马牛羊象龟等记载。
甲骨文中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在农业方面，有裒田、耤田、田、作大田的记载，还有各种农作物如黍、稷、麦、耒、稻等的名称。商王关心农业收成的丰歉及风雨、降暵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常见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在畜牧业方面，马、牛、羊、鸡、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