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清名臣
于谦
克己奉公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从金、元以来世代为朝廷大官。高祖于夔当过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最后当了杭州路总管并死于杭州祖父于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职位低微，几近隐逸。
于谦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此时是明朝开国之初，政治上比较稳定。于谦小时聪慧机灵，为乡里称道。七岁那年，一位僧人兰古春遇到他，主动地为他相面，说道：“此儿长得出奇，将来一定是个救时宰相。”加上他平时就为乡里人称道，因而，人们都戏称他为“救时宰相”。于谦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佥事视学很严厉，大家都讨厌他，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佥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很害怕，一个个都跑了，于谦上前把他拽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佥事老眼昏花，脑子也糊涂，他感到有失师道尊严，可又无处发泄，因此就想归罪于谦，以出心中的闷气。于谦一看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诬他不可，就平心静气地对他说：“跟先生吵闹的人早就走开了，没有和先生吵闹的人才敢留下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现在先生不怪罪于吵闹的人是可以的，但反过来要加罪于搭救先生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按察佥事一听这些话，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因此更加出名了。
于谦在二十三岁时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大多数人考到老也没能考上，二十三岁能考中属于科举中试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于谦从小的时候起，就通过读书学习建立了他的志向：要做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物。
于谦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锐意兴革，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绩斐然，一时为人称道。宣德时期，他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于谦善谈吐，声音洪亮。每次进奏时，宣宗都倾耳静听。那时顾佐为都御史，为人威严，对属下要求极为严格。他上任以后罢免二十多名不称职的御史，但独独对于谦却另眼看待，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宣宗时发生一起藩王叛乱的事件。叛乱的头目是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朱高煦，此人狡诈多变，早就想取代他的哥哥仁宗为皇帝。原先他封在云南，但嫌远在万里不去改封山东青州，还是托故不想去，后来犯罪，强行让他居于山东乐安。他在地方上继续与朝廷对立，宣德元年（1433）八月终于起兵造反。宣宗亲自率兵前往镇压，于谦随驾前往。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至山东，包围了乐安城，汉王朱高煦计无所施，出城降。宣宗当场命于谦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谦张口而成，滔滔不绝地数说了这位藩王犯下的各种不可饶恕的大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无可辩驳。嚣张一时的朱高煦听了之后，俯首服罪，浑身发抖，只得说：“臣罪万死，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事后赏赐的钞币与重臣们一样。
于谦在出使巡查江西时，办理刑狱，为数百人平反了冤案。对为害市场正常购销的官商欺行霸市行为，于谦都予以严厉打击。在官河上，有些人夹带私盐贩卖，从中牟取暴利。于谦带领一帮人一一核查，坚决取缔。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权贵，决不回避和屈服，敢于和他们面对面斗争。时间长了，于谦越发得到朝廷信任。后来议论增补兵部右侍郎，负责管理各镇粮税兼训练士卒，抚安百姓，宣宗亲自写上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吏部根据皇帝的提名，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年，他仅33岁。皇帝的信任使于谦感激涕零，他更加兢兢业业为朝廷出力，他更加勤奋努力，日夜想把地方治好。在任上，他带着少许的人马，走遍管辖的地方，访问当地的父老，了解当时需要改革的各项事情，他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一一上报给朝廷。一年之中，要报告几次，小有水旱，就及时上报。在这一任上近二十年，他前后兴革的业绩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行籴米制度。这是根据年成的丰歉而制定的。丰年多出官钱，买老百姓的粮食储存起来歉年再把仓里存的粮食减价卖给老百姓，这样公私都得到处，尤其是遇到了水旱灾情，老百姓不用由于没粮食吃而流离失所。
第二、召集流民垦种。当时经常有陕西和山东的饥民从东西两面向河南流动，多至二十余万。于谦下令，饥民所到之处，地方负责给田土，配给农具和种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责令纳税。这项措施既使饥民得以安生，又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意义颇大。
第三、维修黄河。河南靠近黄河之地，时常遭受河决之害。于谦提出厚筑堤坝，加强防讯。并在堤坝上多植榆树和柳树，加固堤坝五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和小卒，让他们时时负责修补。
第四、官道种树。以树荫来遮蔽走路的人，免去风吹日晒官道上每隔一定距离凿井以井水来解决走路的人口渴的困难。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
于谦对治理地方政事、民事非常精通，他能够时时发现问题，提出办法，而且重点放在整顿纪纲上。那时，朝政大权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杨”手里。他们都很器重于谦，凡有所奏请，朝至夕下，一一报可。这使于谦得遂其志，威名远播。一次他带领少数人马从太原过太行山，半路遇上强盗，他厉声呵斥，把那些人都吓跑了，强盗们说：“不知是于大人至此！”
于谦洁身自好。他每次入京议事，两手空空，不带任何礼物。有人提醒他说：“即使不带金钱，也应拿些土特产品，以便交通上下。”于谦举起两袖，笑着说：“吾惟有两袖清风而已。”
英宗正统末年，“三杨”相继老死，皇帝年幼无知，宦官王振专权，气焰嚣张，于谦由是遇到了麻烦。由于他不肯向王太监卑躬屈节，引起王振的愤恨，早想寻找时机给于谦一个下马威。恰好这时于谦入朝为兵部侍郎时，推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的职务，通政使李锡因受王振唆使，无中生有的弹劾他，说他因久不升迁心生不满，擅自举人自代，无人臣之礼，应下法司论斩。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于谦被关押了三个月。这事引起朝臣公愤，河南士民也纷纷请愿，王振最后也觉得这个案子实在站不住脚，也就借口说：“我曾看见一位御史，名字也叫于谦，专横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现在的于谦不是那一个。”于谦于是获释，但由原来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于谦刚一出狱，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跑到皇宫门外跪地上书，要求留任于谦，连周王、晋王也为他说好话。于是于谦以“少卿”的名义，再次为二地巡抚。至正统十三年，于谦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头衔，被召回朝廷。当时正是明王朝多事之秋，于谦与兵部尚书配合，力挽狂澜，为保持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安定，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但由于大宦官王振的专权擅政，从中阻挠，于谦没办法尽展其雄才。
临危奉命
于谦调任兵部左侍郎一年以后，蒙古瓦剌部大举进犯。蒙古的瓦剌部首领也先后统一了蒙古各部，这时的蒙古瓦剌部统治着西起阿尔泰山，东到辽河，北至贝加尔湖，南抵与明朝接壤的广大地区。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个大元，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二千人，诈称三千人到明王朝贡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头赏赐）减其马价，也先本来就要入犯，这便有了借口。七月十一日，也先入侵明境，主力攻大同，明兵战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最大的要塞大同频频告急。消息传到京城，王振主张皇上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力主不可，但没有被采纳。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出发。
英宗亲征，于谦奉命留下以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马在路上，学士曹鼐与都御史等商议要杀掉宦官王振，停止亲征，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请圣驾回銮，王振不听，将其罚跪，并下令大军前进。二十三日至宣府，诸臣丈请由，王振大怒，命一批大臣跪于帐外的草中。人人危惧，不敢再提阻止进兵的话。八月初一至大同，王振还想北行，恰巧遇上前线败报传来，加上宦官郭敬将多次战败而谎报取胜的实情报告，王振听后知道了实情，才有了还意。初三，留下总兵官刘安镇大同，其余的人返回。王振的老家在山西蔚州，他原想从紫荆关经蔚州，让皇帝到他老家看看，后他又怕大军所过千军万马人吃马嚼骚扰了乡里，更怕正值夏季，践踏了那里的田禾，遂又命大军转而向东行。这一转耽误了几天时间。也先得知明帝亲征，迅速率军追来。得知也先追兵在后，明军忙派后队阻止，但连战连败，而王振又封锁军情。十四日到土木堡，尚未过年，离怀来只有二十里，本可直驱入城，但因王振的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他命停行等待。兵部尚书再次请求入关，遭王振一阵痛骂，于是决定驻土木堡。很快也先大兵攻来，四面合围。此地无水泉，掘井二丈不见水，其南十五里有河，也先早派兵占据了。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经过谈判，也先趁明军移动就水，大营阵脚混乱时，用万余骑兵发起冲锋。明军很快队伍大乱，敌骑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明朝军士赤身裸体践踏而死者漫山遍野，宦官及卫士被箭射中如刺猬一般，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只得下马坐地被俘。皇帝当了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这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公、侯、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等以下共百余人遭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所杀。
八月十七日，明军大败、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明廷，百官集于阙下，抱头痛哭。皇太子只有二岁，不能监国，命英宗之弟成王摄政。当时王振已死，人们仍恨不能吃他的肉，九卿科道官员，纷纷要抄他的家，灭他的族。成王登临午门，还没有听完章奏，王振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假传王振旨意，叱今众退。有一给事中擒其首，愤怒斥责他“过去为虎作伥，今日至此，尚不知惧！”众人一起争着来撕打他，当场把他打死，接着又打死两个小宦官，都是王振爪牙。然后将三人的尸首陈列到东安门，由此引起群众喧哗，朝班一片混乱。成王在此时不知如何是好，吓得只想早早还宫。当此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扯着成王的衣襟安慰他说：“殿下不要动。”同时启发他下令：打死马顺及二宦官者是因为众人激于义愤，无罪同时约众官请示皇太后族诛王振并籍没马顺等家。成王按照于谦说的做了，果然众人皆大欢喜，朝廷上的混乱迅速平静下来。在阻止成王回宫的撕扯中于谦袍袖都撕裂开了。事后走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是位忠厚老臣，他拉着于谦的手深情地说：“朝廷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今天如果不是有你在，虽有上百个王直，无能为力！”不久，朝廷以太后之命命于谦任为兵部尚书。于谦就要完全承担起保卫北京的战斗来了。
面对着英宗被俘，也先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成王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有贞大声说：“察看星象、历数，天命已定，只有南迁可以解难。”礼部尚书胡荧反对说：“永乐帝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于谦当时还是兵部侍郎，厉声说：“宋朝南渡的教训，前车可鉴，请速召勤王兵马，誓死以守。”于谦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赞同，坚决抗敌的主张遂定。
九月初六，成王即帝位，这就是景帝。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知道京师疲卒劣马不满十万，军资器械，十不存一。他晋见皇帝，流着眼泪提出，敌骑将长驱深入，而近来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当今之计，应急速派官召募官舍余丁义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让这些军队全部隶于神机等营，操练听用令工部备足物料，内外局厂日夜赶制攻战器具征南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陆畿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急赴京守备。
于谦一方面征集兵马、打造兵器，一方面加紧部署保卫北京的战备工作。他以都督孙镗等领兵出城守护京师九门，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再选将分别出巡，不使敌人有机可乘。又把城外居民迁于城内，随地安插，以免被敌人掠去。当打算焚通州坝上仓粮，以绝寇资时，于谦听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改为令在官者取之作为月粮，一举两得，诸厂所有饲草，亦听军队取之，余则焚之，毋以饱虏马。
“土木之变”，也先俘获明英宗，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一块大肥肉，利用它可以要挟明朝。也先带英宗到宣府，传令开门，守城官兵坚决不纳，也先知道不可动，才退去。又挟持到大同，守将郭登仍不纳。也先说，给财货即放归英宗。但当大同拿去黄金二万并其他货物后，也先却食言。也先把英宗带到塞外。九月初一，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帛二百匹。于谦为打破也先的要挟，从国家全局着想，便拥护成王即帝位，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十月，也先急不可耐，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入寇。兵至大同，郭登不纳，派人对他说：“我们国家已有皇帝了。”也先无计可施，又知有防，不敢强攻。郭登用蜡书把情况报明廷，京师即刻戒严。于谦奉命提督诸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先斩后奏。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精骑，京师守城指挥石亨认为不应出城迎敌，尽闭九门。于谦反对说：“敌人如此嚣张，我们示弱，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使他们更加嚣张！”于是把现有的二十二万兵列阵九门外，自己身先士卒，身披甲胄，与石亨等列阵于德胜门，其余将领，各列阵于安定、东直、朝阳、西直、阜城、正阳、崇文，宣武等门都受节制。各城门全部关闭，以置之死地坚定士卒的决心。下令：临阵，将领不顾军先后退的，斩其将领军不顾将领先退的，后队斩前队。将士这时都知道这是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策略，所以人人誓死保卫北京。
也先领兵，自大同至阳和，进陷白羊口，两天之内再陷紫荆关。十月十一日也先兵迫都城，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当天，明军在彰义门北打败了入侵之敌。也先仍想利用英宗，强使明朝议和，并指名要起决定作用的于谦等大臣出面。于谦的回答是：“今日只知道有军旅，不知道其他！”也先见迫和不成，便加紧在京城周围抢掠。在攻城上，二十二万明军严阵以待，也先不敢轻举妄动。在德胜门，也先用骑试探，于谦设伏诱敌，待敌人万骑来攻，伏兵齐发，打得敌人大败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俘敌前锋数人，但敌人进一步包围，他险些不支，得到给事中程信从西城上发箭炮相助，石亨也分兵来战，局势才为之一变，敌人后退至彰义门，副总兵武兴奋起还击，但武兴也中流矢死至土城，居民登到房顶上呼号，用砖瓦块争相击敌，声动天地，加上都督毛福寿、高礼率援兵至，敌人败走。原先，也先以为北京城唾手可得，至此他的幻想才化为泡影。相持五天，迫和不成，攻战不利，蒙军另一路人马攻居庸关也战败。也先只得带着英宗狼狈撤军。于谦探知英宗已移远处，令石亨夜里举火，发大炮攻敌营，击毙万余骑。敌人白良乡而西，所过州县，大肆焚掠。于谦又命杨洪部以所部二万兵追击残余的敌人。至此京城危险形势得以缓解，于谦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赞扬他的功劳，他却谦虚地说：“四郊埋了那么多的死者，仅得不结城下之盟，有什么功可言。”
忠臣遭殃
于谦为巩固已有成果，进一步御敌于国门之外，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保卫北京之战以后，又做了许多工作。如坚持派得力战将罗通、杨洪等驻守居庸、宣府等要害之地。在大同、宣府、山西及昌平、临清等镇，都做了重新军事部署，景泰元年三月，因为畿辅诸州县兵力单弱，奏遣都指挥陈旺、石端、王信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等地方，全部由杨俊统帅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了拱卫京师的重镇。明成祖以来的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即所谓京师三大营，此时此地就形势要求已不能适应，于谦把他们改成团营，从其中选马步骁悍者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各以都督率领。五千人为一小营，以都指挥率领，团操以备警急。原来在近畿安置的许多“降虏”，有些与也先里应外合，于谦建议朝廷派他们往西南地区，这样一来就消除了隐患。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英宗捞不到好处，加上蒙古族内部这时发生内讧，想与明朝缓和关系，因此来信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还朝廷议提出派遣使臣北上，景帝说必须找个认识太上皇的人去。群臣知道景帝对此事并不积极，这件事就拖下来了。大同参将许贵急着与也先议和，于谦驳斥说：“不是我们不和，而是敌寇无诚意，何况也先是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贵为介胄之臣，而急于和成显示怯懦，依法当诛。”于谦是景帝最为器重的，他这么一说，边将人人坚持战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团到京师请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提出可与也先议和，把太上皇迎归回来，以免再起战端。景帝很不愿听，说：“我并非贪大位，是你们树立的，现在又这样议论，到底为什么？”无人能答对。于谦这时从容不迫地说：“大位已定，谁敢胡说！对来使的求和，作为缓兵之计，战备不能放松。”景帝稍释虑说：“听你的，听你的。”经过一番争议，明廷才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正使，大理寺少卿罗绮为副使，与来使同往。李实等走后，蒙古瓦剌部的脱脱不花可汗也派人来请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往。一年以后，明英宗随杨善由也先营地回到了北京，安置于南宫居住。就迎接英宗回归这件事，于谦实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朝廷上不能不产生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正月初一让百官朝太上皇，景帝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拥戴景帝，但景帝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使于谦感到突然。景帝之子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景帝不愿。景帝认为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一拖再拖。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石亨原是于谦从狱中将其放出，并在以后提升其为大将。但由于在推荐于谦儿子任官等问题上受了于谦斥责，从此怀恨在心，至此，一场以石亨为首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行动了。
景泰八年刚到正月，景帝便一病不起，这一天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事情发生，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商议迎接英宗复辟。他们一起去找大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由于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后声誉扫地，对于谦一直心怀不满。正月十四日，这些人在徐有贞家聚会。徐有贞煽动说：“太上皇帝出征，为的是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现在的皇帝置之不理，纷纷另求他人继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亦知道了吗？”石亨等说：“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了。”又说：“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十六日晚这班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夜，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轨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徐有贞还是心怀恐惧，与家人告别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为鬼。”接着，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员文武大官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打开长安门，放进一千多士兵。宫内卫士当时看到士兵进来不知所措，后听石亨说是加强宫中守卫，也就没留意，进去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宫内外的往来，以免遭到内外夹攻。此时，石亨等也还是怕政变破产。徐有贞对他壮胆说，“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这帮人去南宫，但幽禁英宗的南宫的钥匙在景帝处，碰了个闭门羹，叩之又不应。这时又听远远传来开门声，情势更加紧张。徐有贞感到事机紧迫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于是下令把大木悬起来，用数十人举着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把宫门打开。石亨等人见英宗，徐有贞仅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即亲自动手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就走。月光之下，英宗问了他们的姓名。进皇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班人又把御座从殿隅推到中央，并命马上站班朝贺。英宗再次成为皇帝。
十七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宫等侯皇帝早朝，一进去，就听到南城及殿上的呼号声。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并命他们马上站班朝贺，百官不胜惊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这时病中的景帝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在哪儿？”当知道英宗已复位，连声说：“好，好。”
第二天，复辟的人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景帝的重要臣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第一步就打算杀死于谦。原先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弹劾王文立藩的意见，并且捎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没有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那种意思。”王文忿怒非常，据理辩论。于谦冷笑说：“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一直犹疑，他对复辟的众臣说：“于谦过去有过功劳。”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的这场政变怎能够说是师出有名，”英宗下定决心，把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拥立景帝，根据当时形势定国安民，抵御了异族入侵，这不但没有错，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是有功的。他为官清廉，死后仅留下书籍而已。于谦成为英宗复辟这场政变的牺牲品，这是一场冤案。事后西北有警，有人就说：“如果于谦在，不至于此。”宪宗时，为于谦恢复了名誉。万历时，谥忠肃。
张居正张居正像
张居正（1525～1582），明朝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徐阶等器重。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宗室骄恣、庶政旷废、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和财用大匮等时弊。后因不满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在家三年，潜心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职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徐阶任首辅，得晋升。隆庆元年（1567）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总载《世宗实录》，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隆庆二年至五年间，他与高拱、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一起整顿北边武备，并在此基础上同以俺答为首汗的蒙古右翼诸部建立封贡互市关系，使北方边塞数十年得无事。累加柱国、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职。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居正与太监冯保合谋，逐去高拱，自任首辅，掌握明廷大权，开始进行改革。万历元年（1573）六月，他提出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注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之士。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了行政效率。居正又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禁止讲学，查禁私立书院，因此巩固中央集权。随后，他陆续实施清通欠、省驿递、惩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项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又开始改革赋役制度。支持庞尚鹏和白栋在福建、山东行一条鞭法又调张学颜任户部尚书，使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河南、北直隶等地区。由于居正的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得以基本确定。为清查隐漏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又在福建开始清丈田亩并决定丈量南北直隶、山东、陕西各勋戚田庄。八年十一月，命户部拟订清丈条例八则，下令在全国实行。凡公开抗拒的勋戚，均夺爵革禄凡迟缓怠工或册报多虚的官吏，均予夺俸。至万历十年末，在全国共丈出历年诡寄、隐漏及开垦未报的土地约一百四十七万余顷。与清丈并举的是查革冒免，即清查冒充优免的丁田，不许官僚假冒优免逃避赋役。居正还采取厚商措施，整顿钱法，严禁私铸，同时许银钱兼用，许商税纳钱批准实施户部“速通关以商困”和“减税契，宽铺行，恤商人”之请。并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减轻了黄、淮下游的水患，漕运畅通。对周边民族，居正“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整饬边防，改善了民族关系。他以戚继光等主持蓟州防务，以李成梁镇守辽东，边防败坏局面得到扭转。七年，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张居正编著的《帝鉴图说》张居正曾镇压农民起义。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从事的改革，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改革对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政府收入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百般顽强阻挠。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遇父丧而未归里守制，官僚豪强即借“夺情”事劾，企图将其逐去，但未得逞。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行废止。他居相位十余年，多有建树，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寻以言官诬劾，沼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家被籍没。后因言者复攻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其言论文章后由子懋编为《张太岳集》。清光绪年间重刊本称《张文忠公全集》，共四十五卷，传世较广。主要著作有《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海瑞
海瑞（1514～1587），明朝大臣。字汝贤，一字国开，别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回族。祖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四岁而孤，家境清寒。母谢氏矢志励节，教训惟严。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举。三十七年，任浙江淳安知县。他体察民情，革除弊政。时首辅严嵩之爪牙鄢懋卿，以总理盐法都御史巡行郡县，所到之处莫不竭力款待，至淳安，海瑞供给甚薄，因而得罪懋卿。时海瑞已任嘉兴府通判，鄢遂嗾其党劾之，仍以旧职改调兴国。海瑞像四十三年，调任户部主事。时朝政腐败，赋役日增，百姓怨声载道，而皇帝却专意斋醮，妄图得道成仙。瑞遂市棺木，诀亲友，冒死上《治安疏》。指斥明世宗朱厚熄君道不正，迷信妖妄，致吏贪将弱，民不聊生。希其幡然悔悟，讲求治道。疏上，瑞之“直声震天下”，帝盛怒将其下狱论死。帝病死后，瑞获释复官。隆庆三年（1569），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江南土地兼并严重，租债剥削颇残酷，加以水利失修，百姓痛苦不堪。瑞至，浚吴淞江与白茆河，限制租债剥削，实行均田均税，推行一条鞭法。裁抑兼并，雷厉风行。如致仕首辅徐阶，子弟家奴，横暴于其家乡松江等地，占田二十四万亩。百姓向海瑞投牒讼冤者日以千计，瑞遂按问其家，令其退产过半。徐阶之弟侍郎徐陟，武断残民，瑞辄逮治罪，尽夺还其侵田。不久，徐阶以重金嗾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并罢其官。民闻讯，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海瑞闲居家乡十余年，至万历十三年（1585），以荐被任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寻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
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积极反对贪污和奢侈，挫抑豪强，清丈土地，退田予民，改革、佃仆、佃户的地位，禁止向城市居民滥派供应，清理驿传，禁馈赠，惩贪官秉公执法，审理积抑，昭雪许多冤狱。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清苦之行举朝第一。十五年卒于官。赠太子太保。死后仅余葛帏旧衣，赖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殓。故深得百姓拥戴，发丧之日，市民送者夹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绝，被百姓呼为“海青天”。其著作收录于《海瑞集》中。
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晚年自号于山老人，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明朝末年为副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被选任广西罗城县（今广西仫佬族罗城自治县）知县。那时，他已45岁了。
立意济民
于成龙出身农家，家产尚可维持生计而传说的广西蛮烟瘴雨，北方人不服水土，十有八九不能生还。为此，亲友们一听说委任他为罗城知县，大都劝他不要去。但他认为：我已立意修缮，为民造福，哪能知难而退？于是，变卖了部分家产，凑足路费，告别父老，留下妻儿，独自带着3位仆人，毅然登上了南下的路。
于成龙到达罗城后，只见那儿的环境比想像中的更恶劣：四面群山环绕，到处河流纵横，数里之内不见人烟。所谓的县城，没有城池街道，只有几处茅庐，住着数户人家。至于县衙，也无门墙，而是“插篱棘为门牖”。院内只有3间草屋，东边算是宾馆，西边是书吏舍。而且到处长满了荒草，即便大白天也常有野猴钻来嬉戏。于成龙见此情状，心中不免有些凄苦，但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亲自“累土为几案”，又在柱子下支锅、铺床，开始了艰难的宦海生涯。
在于成龙到达罗城之初，当地还常有盗贼出没。他为防不测，晚上睡觉时，总在枕旁放把刀。但他认为：地方上的盗贼，大都是些穷百姓。他们本来不愿为盗，只是饥寒刑罚所迫，才沦为盗贼。所以，他主张“勿戕民命”，“勿剥民肤”，而应该多方招抚。基于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很快便使不少人改邪归正。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光着头，赤着脚，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深入到附近居民中，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聊天，相机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通过他们向更多的人宣传自己的施政要领。百姓们见这位“县太爷”如此平易近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阿爷”，乐于向他说些心里话。为时不久，因多年战乱和盗贼滋扰而外逃的百姓纷纷返回故里，竞相开荒种田，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于成龙十分珍视这一好的势头。每逢农忙，他都到田野四处巡视。遇到辛勤耕作的百姓，主动向前打招呼，进行慰问。一季下来，他见谁家收获丰盛，就命人在其门外树立标志以示表彰，对那些因懒惰而使田园荒芜者，就动员各方面力量给他做工作，帮他们改过自新。
几年之后，罗城嘉禾遍野，牛羊满山。百姓们不但不愁衣食，不少人家还盖起了新房。然而，于成龙从山西老家带来的那3位仆人，却有的病死，有的逃跑，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对此，他无怨无悔，一如当初。朝廷得知他政绩卓著，百姓爱戴，遂提升他为四川合州知州。
清正廉洁
于成龙在任罗城知县时，几乎天天喝粥，菜肴也只是一盘豆，一碟青菜。百姓们基于自家生活的好转，又见他的仆人们全都离他而去，十分不忍，几乎天天有人前去看望他，还不时地给他带些钱物。对此，他总是先道谢，再推辞。他说：“我一个人在此，用不了多少钱。请你们拿回去买些可口的食物侍奉你们的父母，就如同送我一般。”
有一次，于成龙的长子千里迢迢来看他，他十分高兴，空前地买来一只鸭，煮了半只拿给儿子吃，另半只腌了挂起来，留待过年用。侍儿子回家时，百姓们争先恐后地凑了好多钱，执意送给于公子。于成龙又一再表示：“这儿离我家6000里，一个人带着钱，可是累赘啊！”说罢，坚决把钱退回去。百姓们感动得泪流满面，纷纷向他下跪叩首，他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于成龙调任四川合州后，仍然保持着他在罗城时期的好作风。当时，合州下属3个县，在籍百姓不过100户，国家每年收赋仅仅15两白银。但是，各级官吏却层层盘剥，害得百姓苦不堪言。于成龙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对属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制订了一些相关制度，自己首先做出榜样。诸如免除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等等。此外，还在自己的权限内，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招集流民垦荒，贷给耕牛和种子，并明文规定3年之后被垦荒地归自己等等。因此，民心大快，仅1个月，当地户口就增至1000户。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赴闽之前，他命人买了许多萝卜。有人讥笑他说：“这东西很便宜，干吗买这么多？”他说：“我一路上佐餐，靠的就是它们呢！”后来，人们见他每日粗茶淡饭，所食也只是青菜一把，便为他起了个美称：“于青菜！”
福建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市舶重地，在此任官者极易发财，但于成龙却例外。当时，除属下官吏和一些豪门富户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给他送礼，他都一一谢绝，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
不久，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成了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然而，在清正廉洁方面仍丝毫不减当年。他赴任之前，曾先请假回家葬母，而后雇了一驾骡车，与幼子同行。他们各自在袖筒里装有几十文钱，沿途住小店而不进公家的驿馆，悄悄地到了江宁任所。
为民除害
早在于成龙就任罗城知县时，他除了对一般盗贼进行招抚，还曾多次带兵入山，对那些匪首和顽固不化者，予以坚决打击。
在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时，虽然盗匪少见，但官家的“乱摊派”却成了百姓之大害。为此，他一面在自己权限内革弊布新。一面极力抵制上面刮来的歪风邪气。有一次，郡守派人送来一张帖子，令合州进献鲜鱼。于成龙当即表示：“民脂民膏都被搜刮尽了，哪还有人给他们送鱼！”说罢，写信予以拒绝，并详细陈述了百姓之苦。郡守接信后，自知理亏，又深为于成龙忧民之心所感动，遂下令免去合州10多项不合理的摊派。
当于成龙调任湖广黄冈同知时，所驻歧亭一带盗情严重。地方官惟恐上级知道后会影响自己的提升，总是遮遮掩掩。盗贼们抓住他们的这一心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闹得百姓鸡犬不宁。于成龙到任后，马上组织力量予以严打。为尽快摸清盗贼底细，他还自装成乞丐，混入贼穴，同盗贼巧妙周旋了10多天。然后，回到衙门，招抚个别盗头，令他戴罪立功。结果，很快便捕获了9个大盗首领，并当众活埋了7个。从此，岐亭地区社会治安焕然一新。
在于成龙先后担任武昌、黄州知府时，吴三桂等三藩叛军已占领南方5省，与清军争夺两湖要地。这时，云集湖北的八旗禁旅搅扰地方，漏网的盗贼卷土重来，又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成龙为确保百姓利益，亲自面见清军大将，迫使八旗恶少有所收敛接着，又亲率招募来的乡勇入山剿匪。他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使乡勇备受鼓舞，从而彻底捣毁了贼窝。
于成龙死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8岁。史书上说，他死后，人们见他只有一件绨袍，几罐盐豉，“四壁萧然，无异寒土。将军僚属相哭失声”。即便“平时心惮成龙者，亦俱感动流涕”。康熙帝闻讯，也颇感忧伤。随后，谥清端，加赠太子太保衔，将他树为清官的楷模，称赞他为“古今第一廉吏”，“清官第一”，勉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学习他、效法他。
范文程
南征北战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宋朝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祖先在明初的时候因罪自江西被发配到沈阳，遂成为沈阳人，后又迁转到抚顺，其曾祖是明正德年间进士，曾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年少时极好读书，性格聪慧沉毅，与其兄文采同时考为沈阳县秀才，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攻下抚顺，文程与其兄共同拜见太祖，太祖欣赏文程的气度不凡，与他谈过一番话之后，对他非常器重，后又得知他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兴奋地对他身边的诸王贝勒们说：“这是名臣的后裔，你们都要好好的对待。”以后清太祖进攻明朝，攻取辽阳，占领广宁，范文程皆参与策划。
清太宗即位之后，范文程进一步受到重用，随时伴侍在太宗左右，天聪三年（1629），清太宗伐明，从蓟门攻入，打下遵化。命范文程率一支军队攻打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等，连取五城。以后明军反攻，包围大安口，范文程用火器解围，给了明军重大打击。不久清太宗率军攻打永平，留范文程坚守遵化，明军又来偷袭，范文程率军力战，身先士卒将明军打败。范文程因这几次战功被提升三等轻车都尉。到天聪五年，清军包围明军营垒大凌河，但久攻不下。这时沈阳城中的蒙古降卒有阴谋叛乱倒戈的迹象，清太宗听后，十分愤怒，要尽杀这些降卒，范文程多次力劝，并用自己的身家力保，清太宗才终于宽恕了这五百降卒。这时明朝有一个将领坚守在大凌河旁边的西山山头之上，凭险坚守，清军久攻不下，范文程单人单骑驰至山下，向坚守的明军晓以利害，进行劝降，明军终于归顺。清太宗为此十分高兴，把全部投降的明军士兵都赐给了范文程。
天聪六年，范文程再次随清军攻打明边陲，出发之前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同时给太宗上书，认为此次出兵如果攻击宣化、大同不如攻击山海关。但太宗没有采纳，等到清军到了归化城，皇太极召集范文程等商议，范文程等再次上疏道：“观察我军的情绪，志在对明朝腹地进行打击，因此应当直接攻击北京附近，然后攻取山海关而归，以宣扬我军威。如果考虑从何处进军，现在最好从雁门关而入，这样道路既方便没有险阻，附近的居民也十分富庶，可以解决粮草供应。如果怕这样做师出无名，可以宣告明朝的军民说，察哈尔汗逃跑，他的所领部属尽归于我，这些人随我们回到辽东不可能徒步远行，因此借道而行，而且我们是与你们来议和，并借马匹来帮助我国新附之部众。如果和议成，我国可以偿还马钱。如果明拒绝，我们就兴师问罪，你们国家土地都归我所有。当然因战争使你们受到骚扰，我们所经之处以后将免赋税数年，我们这样就是堂堂正正之师了。否则，可以作书送给明朝的守边将吏，让他们转达明朝的皇帝，关于我们请求和议的诚意，约期决定进止。明大臣在内阻挠，边将在外推诿，拖延过期，我军即乘虚而入。我们进入明境，利在深入，多得人畜财物，否则利在速归，如果像现在这样半途而返，将徒劳无益。”皇太极听后大为赞赏，清军依计而行。
到了天聪七年，明将孔有德派人到清要求投降，这时正好明朝军队对其围攻很急，皇太极命令范文程与诸王贝勒同率军队增援。范文程到后转达了皇太极的旨意，孔有德等遂率所部归降。从此之后的破旅顺，复皮岛，征朝鲜，定蒙古，范文程都参与谋划。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并封其为二等参领。清王朝立国之初，设立八旗制度，每旗设旗主固山额真。当初许多大臣都推范文程为固山额真之一，皇太极对诸臣说：“范章京才识过人，固山只管一旗，我把他作为心腹，将另有重用。”范文程以后所经管的都是军国机密大事，每次皇太极召问，都要几个钟头才结束，有时刚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吃饭休息，又被召入宫内。皇太极非常重视范文程的建议，每次议论军国大政的时候，总说：“这件事范章京知道了吗？”如果有的事情商议不决，他就一定说：“范章京知道吗？”如有不妥，就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议？”如果有人向皇太极报告说，范章京也这样认为，皇太极均马上表示同意。范文程曾经因为有病告假，才不多几日，就使政务受到影响，许多重大政务都只有等到范文程病后才能裁定。清王朝对各国的信札，都是范文程起草，开始的时候，皇太极还审阅一下，后来就不再看了，说：“你起草的就没问题了。”范文程曾将其父范楠接到住所奉养，有一次他陪皇太极吃饭，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他看到有许多是他父亲没有吃过的，犹豫几次都不肯下箸，皇太极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命人将宴席撤掉，送到范文程家给他的父亲。范文程对此十分感激。
出谋划策
清世祖即位之后，范文程因是两朝老臣被提升隶属镶黄旗。不久，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军北京，范文程立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伐明以争夺中原天下，并上疏说：“中原的百姓时遭离乱，极受荼毒，希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乐业。我们以前攻入明境，曾经屠永平，以后又曾两次深入抢掠而返，因此他们必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希图金帛子女而已，因此对我们并不放心。此次我们出兵，应严申纪律，对明百姓秋毫不犯，宣布我们这次进取明中原之意。凡明朝官吏将官仍居其职，民仍安其业，如果这样做，黄河以北，传一纸檄文就可以平定。”范文程上书不久之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这一消息传到清王朝，范文程此时正在盖州温泉养病，多尔衮命快马将其立即召回。范文程一到就对摄政王说：“李自成荼炭中原，戕害君后，这是必须声讨的贼寇。他现在虽拥众百万，但其必然失败，这有三点原因：一是，他逼死崇祯皇帝造成天怒，二是，刑辱乡绅，追拷财货，三是，掠人财物，淫人妇女，烧百姓屋舍，造成民恨。由此三条加上其骄傲无比，我军可一战将其击败。而我国军民上下同心，兵精将强，代天讨伐，拯救明朝百姓，兵以义动，师出有名，何愁大功不成？”他又对多尔衮进一步说：“保护百姓是天之德也，从古至今没有靠杀戮而得天下者。如果我们只想在关外称王那就罢了。如果想统一华夏，非得安抚百姓不可。”第二天，范文程奉命以自己的名义，向明朝官吏宣布：“我军兴义师是为报你朝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今所杀者只有闻贼乱军。凡来归降者，官吏归顺的可复原职，百姓征顺的可各安旧业。大军纪律严明，将秋毫不犯。”
清军攻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意见，为收揽人心，为崇桢帝隆重发丧，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并广开言路，访求隐逸，考订文献。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由于战乱赋役册籍，均毁于战火，当时只有明万历年的赋役册籍尚存。有人要求编定新的赋役册籍。范文程说：“明晚年赋役繁重，万历年间的数额尚可，即以此为额，犹恐为百姓所苦，怎么能编制新册增加呢？”于是决定即以明万历年间赋税为额。
顺治二年（1645），清初步平定江南，范文程又上疏说：“治天下者在得民心，文士是百姓中的精华，能得文士心，则得民心，请立即举行乡、会试，广开仕途。”清随即开科举取士，在范文程建议下，考虑到各地战乱，交通信息不便，为此又特加开了几次乡、会试，仅几年之中，清即录取了进士一千余人，以后他们中许多成为清王朝前期的名臣。顺治五年正月，清定内三院为文臣的领班，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分任三院大学士。顺治七年，睿亲王多尔衮死去，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党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罪被处死。范文程罪本应当连坐，但世祖以范文程并未党附睿亲王，只命夺官来论赎。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到顺治九年又提升为一等子，并授议政大臣，负责监修太宗实录。
清入关之后，因久经战乱钱粮多不能按额征收，有时一年缺到四百万两，造成国库空虚，粮饷短缺。范文程为此上疏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历经战乱居民稀少，请兴屯田道台二同知四，命督抚选廉洁能干的官吏任职，督促百姓垦荒复业，执行不力者，将惟督抚是问。”世祖对他的建议立即采纳。顺治十年，范文程又与同官一道上疏，请命令各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推举所知道的人才，不问满汉新旧，也不限官阶高下，亦不避亲疏恩怨，惟才是举，命其各上疏推荐，以备随时招用。书上立即被批准实行。
归老还乡
顺治勤于政事，经常亲自到内院视察，并就有关事情询问诸大臣，每次范文程都因为率先回奏，很称皇上心意。有一次，范文程恰好在端午节值班，诸臣均不在。顺治看后十分感动，对他说：“借此节日一图安乐，也是人之常情。只是逸必先劳，等国家大定，安乐方能长久。”范文程借这个机会，又向皇帝说道，君明臣良，必相互督促，始能得天之庆，共同尽国事。顺治说：自今以后，如果我有过都改，卿也应勤加提醒，毋忘其责。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特加范文程荣衔太子太保，范文程上疏谢恩，同时自称年老多病乞求退休。九月，顺治特降诏旨挽留并进范文程为太子太师，不久同意他致仕退休。顺治因范文程是历经三朝的旧臣，有大功于国家，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患病时，顺治不仅亲去探视，还亲自为其选药，甚至命画工到其家为他画像，藏之以宫内，至于赏赐御用之物更是多不胜数。因范文程身材高大，顺治为此曾多次命人特制衣服鞋帽赏其服用。康熙即位之后，范文程曾受命回沈阳祭告太宗的陵，范文程想起与太宗朝夕相共的情形，哀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康熙五年（166）八月去世，年七十。康熙皇帝亲自为其撰写了祭文，并遣礼部侍郎亲去祭祀，赐葬在怀柔红螺山，并立碑记绩，谥文肃，并赐御书匾额“元辅高风”。
明珠
明珠（1635～1708），清康熙时大臣。满洲正黄旗人。那拉氏。字端范。祖父金台石（亦作锦台什）原为建州女真叶赫部贝勒，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叶赫城为努尔哈赤攻破，自焚受伤被缢杀。姑祖母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妃、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即孝慈高皇后。其家族被列为满洲“八大家”之一。顺治末，明珠以侍卫官内务府郎中，因精练能干，不断擢升。清圣祖玄烨亲政后，更受倚任。康熙七年（1668），擢刑部尚书。十年，调兵部。十二年，圣祖阅兵南苑，明珠先期预为演习。届期部伍整齐，军容甚威，为圣祖所称道。是年，平南王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也相继奏请撤藩以为试探。朝中大臣均知非三藩之本意，撤之必生祸乱，多数主张不撤。明珠与米思翰等少数大臣坚主撤藩。圣祖下令撤藩后，十一月，吴三桂首先叛乱，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相继叛。明珠赞助圣祖处理平定三藩军事，著有劳绩。十六年，晋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傅、太师。先后充《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深为圣祖信任。然其结党营私，广收贿赂，并与另一圣祖宠信之大臣索额图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二十七年，御史郭绣疏劾（一说为圣祖授意）明珠与余国柱、佛伦等互为应援，卖官索贿，遂罢大学士，旋授内大臣。此后虽在三次对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用兵时从征，然不再重用。子纳兰性德，为清代著名词人。
隆科多
一门显赫
隆科多（？～1728），原姓佟，其族祖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所置奴儿干都司的指挥同知。隆科多的祖辈曾投奔后金统治者，与清皇室多有婚烟关系，成为几朝皇亲国戚，最终发展成清朝前期的世姓大族。隆科多祖父佟图赖官至都统，有二子即佟国纲、佟国维和一女即顺治妃，女就是康熙生母，后封为孝康章皇后。因是母后之家，佟图赖在康熙年间被赠为一等公。隆科多的伯父佟国纲，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被康熙称为“舅舅佟国纲”，康熙二十八年与内大臣索俄图等人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次年随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遭伏击，死于此次战役。雍正初年，加赠为太傅。
隆科多父亲佟国维，是康熙时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死后于雍正元年（1723）赠太傅。佟国维有女为康熙孝懿仁皇后，隆科多是其第三子，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至乾隆时期为止，隆科多一支佟姓女子有三女选为皇后，一女为妃，四男分别为三朝额附。康熙二十七年，隆科多由于显赫的门第在年轻时即成为一等侍卫，康熙三十二年由此升任銮仪卫銮仪使，两年后，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四十三年，调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康熙四十四年，因为部下违法，被康熙帝指责为不实心任事，遂罢去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在侍卫处行走。康熙五十年，升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掌握着京师万余名绿营禁军，并负有拱卫京师之职。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康熙大为恼火。先是太子胤礻乃骄纵粗暴，屡立屡废，晚年的康熙遂不再立太子，改为“密储”。诸皇子竞起角逐，尤以皇八子胤礻唐据有有利之势，但他与康熙感情不合，互存介蒂。胤礻唐受挫以后，和他同党的皇十四子胤礻题继起谋取储位，胤礻题较能得到康熙赏识，此时正值西北边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之际，他被嘱以重任，授为抚远大将军。胤礻题虽拥重兵，但远处边陲，对谋取皇太子之位其实也是不利的。
和胤礻题抗衡匹敌者有皇四子胤礻真。胤礻真手段阴柔，貌似轻快松弛，时常往来于寺宇僧人之间，实则暗中活动，随时迎合父皇意旨，博取欢心和信任。胤礻真集团虽人数不多，也并非均居要津，但他外有藩邸旧人、川陕总督年羹尧可牵制在边陲的政敌皇十四子胤礻题，内有步军统领隆科多掌握着京师兵权，为他日后取得皇位奠定了基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于畅春园寝宫，终年六十九岁。康熙临终前，遗诏继统为谁，官私史书记载不一。按胤礻真的叙说，康熙临终前，招诸子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留下遗言，以皇四子胤礻真即皇帝位，隆科多是受末命众人惟一的顾命大臣。但是民间盛传胤礻真之即位，是由于矫改遗诏才能“篡位”，康熙病中本欲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礻题，但圣旨被隆科多所隐，康熙死时，胤礻题未到，隆科多传旨遂立胤礻真。隆科多是传遗诏之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给隆科多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有一条罪状即言隆科多自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也是说隆科多曾受先皇末命。然而，隆科多是如实传还是矫改遗诏擅立胤礻真，这可能是千古之谜了。隆科多身为诸皇子之舅，受到康熙信任，又握有京城军队，无论谁即位，都会呵护着他，而隆科多在胤礻真与胤礻真这两个一母同胞之间更倾向于谁，又是否会从中做手脚，这也是不可知之事。不过雍正由亲王一步登上天子之位后，确实十分重视隆科多其人。
在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即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十三阿哥允样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诏令臣下所有奏事，交送四大臣办理，凡皇帝谕旨亦由四大臣传出。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又把佟国维在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而失去的爵位全部赏赐隆科多，袭一等公。不几日，又下令尊称隆科多为“舅舅”，将皇帝与臣下之间的甥舅关系重新加以确定，显示新皇上对隆科多的恩宠。同年十二月，隆科多被授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之职又总理事务有功，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也自侍卫擢为銮仪使。雍正元年三月，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雍正二年六月，隆科多又兼领理藩院事，并任《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明史》监修官。清廷统治者十分重视官修史书工作，常以德高望重之臣任总裁和监修官。隆科多还与年羹尧一道被赐给双眼花翎、赏穿四龙补服和鞍马紫辔。
雍正对隆科多的宠信和重用，也令人不难看出握有禁卫之师的隆科多在雍正继位中所起的作用。隆科多不比年羹尧，年不仅是胤礻真的藩邸旧人，主仆二人一向过从甚密，而且年羹尧的妹妹在雍正为皇子时即为其侧福晋，而隆科多确是通过拥立胤礻真，才与胤礻真的关系方密切起来。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曰：“舅舅隆科多，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雍正向来不尚掩饰，对大臣宠信与厌恶常常溢于言辞之间，隆科多显然大受皇帝眷遇，雍正才有如此称誉之言语。雍正还在他的两位得力大臣之间做弭合嫌隙的工作。年羹尧既是藩邸元老，又是朝廷最看重的川陕封疆大吏，加上禀性高傲，并不看重有外戚身份的隆科多。雍正经常开导年羹尧，希望年能与隆科多妥为相处，还自作主张，将年的长子年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作子”，年熙正病重，雍正以为将他过继给隆科多，会使其病情好转。隆科多闻命后也满心喜悦，将年熙更名得住，由于年熙病情太重，到底未能“得住”。皇帝的信任，使隆科多的个人权利在雍正元年之际达到了最高峰。
隆科多出自豪门大族，又是当今圣上的舅舅，受到特殊宠遇，难免就专横骄傲起来。他任吏部尚书时，对官员所进行的铨选人皆称为“佟选”，可见隆科多之大权在握，已是满朝皆知，而目空一切的嘴脸也令人渐渐生厌。
隆科多久在官场，耳濡目染，对雍正的为人也不是没有防备。雍正对获罪者常进行抄家，隆科多为防万一，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但如此做法，却有不打之招的嫌疑。雍正二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之职，表明这一对君臣兼甥舅之间已有隔隙。这年，雍正在表扬河道总督齐苏勒“守法不杂，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捎带对隆科多某些“微词”：“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必积怨更多，难以保全。”但雍正从此对隆科多多有不信任感，也就难怪隆科多会生出戒备之心。以后雍正常常隆、年并提，对隆科多进行责备。一年前的“功臣”和“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的大臣”，大约也难逃雍正的“防微杜渐”了。
甥舅猜忌
雍正三年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军统领任职，五月，雍正将隆、年之奸晓谕廷臣。六月，隆科多次子玉柱又以“行止甚劣”的罪名，被夺其乾清门头等侍卫、銮仪卫使等官职，交隆科多管束。雍正谕曰：“前因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营，赏给异数，以示鼓励，今二人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收缴赐给二人的四团龙补服，不许再用双眼花翎、黄带和紫辔。
当时，吏部正在议年羹尧妄参他人之罪，吏部前后提出了两个处理意见。但在雍正看来，前议仅罢年职，徇情庇护之意明显后议又过当，必是隆科多有意扰乱对年案的处理。隆科多如此妄为岂非罪加一等，于是遂被下都察院议处，削其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但免革公爵，命往凉州、阿兰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雍正并晓谕臣下：“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他还意味深长地提醒隆、年二人不要重蹈康熙朝大臣明珠和索额图的覆辙，需痛改前非，方不至于自取灭亡。雍正表面上好像对隆、年二人有宽容之态，但他又对暑理凉州总兵宋可进道：“隆科多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着重指出他过去虽是他的上级，但这次到你处，对待这种“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一席隐含杀机的话，就注定了年、隆二人的末日已经快到了。
雍正决定在处理了年羹尧之后再处理隆科多。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以九十二款罪状赐年羹尧自裁，接下来就是隆科多了。雍正四年正月，隆科多家中叫牛伦、王五的两个仆人，挟主人之威到处勒索、接受贿财。当牛、王之劣迹被揭露后，隆科多也被牵涉其中。牛、王二人供出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尧、总督高世显、觉罗满保、巡抚甘国壁、苏克济、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员张其仁及知府姚让等人贿赂的金银诸款，于是牛伦被斩，隆科多被罢去尚书一职，雍正令他去阿尔泰山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然后等侯与即将到达中国的俄国使臣会谈。
雍正三年五月，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派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就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使团是经过精心筹划组建的，配有“中国通”的助手，还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的军队，另有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清廷则指定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以及隆科多为谈判成员。俄国使团从雍正三年九月出发，次年夏天与隆科多等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到了北京，雍正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与沙俄使节谈判。
雍正五年，拉克津斯基回到布尔河后，继续与隆科多等人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俄使不答应，最后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而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缮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询问，隆科多并未从实具奏。朝廷诸大臣奏请等隆科多谈判完毕再行捕拿议处，但雍正认为勘议边界之事并非他莫属，况且这是最易解决之事，他说：“俄罗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须隆科多而使之也，特与效力之路，以赎罪耳，乃其去后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并不承认过失，将朕行查之事降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于是在六月将隆科多逮捕回京。
雍正五年七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十次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清朝为避免纠纷，继《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之后，此次又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俄国对华扩张的野心。俄使在条约签订后，急忙向沙皇报喜，认为新划边界非常有利于俄国。
同年十月，雍正命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议处。最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议立即斩决，妻子为奴，财
克己奉公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从金、元以来世代为朝廷大官。高祖于夔当过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最后当了杭州路总管并死于杭州祖父于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职位低微，几近隐逸。
于谦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此时是明朝开国之初，政治上比较稳定。于谦小时聪慧机灵，为乡里称道。七岁那年，一位僧人兰古春遇到他，主动地为他相面，说道：“此儿长得出奇，将来一定是个救时宰相。”加上他平时就为乡里人称道，因而，人们都戏称他为“救时宰相”。于谦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佥事视学很严厉，大家都讨厌他，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佥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很害怕，一个个都跑了，于谦上前把他拽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佥事老眼昏花，脑子也糊涂，他感到有失师道尊严，可又无处发泄，因此就想归罪于谦，以出心中的闷气。于谦一看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诬他不可，就平心静气地对他说：“跟先生吵闹的人早就走开了，没有和先生吵闹的人才敢留下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现在先生不怪罪于吵闹的人是可以的，但反过来要加罪于搭救先生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按察佥事一听这些话，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因此更加出名了。
于谦在二十三岁时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大多数人考到老也没能考上，二十三岁能考中属于科举中试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于谦从小的时候起，就通过读书学习建立了他的志向：要做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物。
于谦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锐意兴革，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绩斐然，一时为人称道。宣德时期，他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于谦善谈吐，声音洪亮。每次进奏时，宣宗都倾耳静听。那时顾佐为都御史，为人威严，对属下要求极为严格。他上任以后罢免二十多名不称职的御史，但独独对于谦却另眼看待，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宣宗时发生一起藩王叛乱的事件。叛乱的头目是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朱高煦，此人狡诈多变，早就想取代他的哥哥仁宗为皇帝。原先他封在云南，但嫌远在万里不去改封山东青州，还是托故不想去，后来犯罪，强行让他居于山东乐安。他在地方上继续与朝廷对立，宣德元年（1433）八月终于起兵造反。宣宗亲自率兵前往镇压，于谦随驾前往。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至山东，包围了乐安城，汉王朱高煦计无所施，出城降。宣宗当场命于谦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谦张口而成，滔滔不绝地数说了这位藩王犯下的各种不可饶恕的大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无可辩驳。嚣张一时的朱高煦听了之后，俯首服罪，浑身发抖，只得说：“臣罪万死，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事后赏赐的钞币与重臣们一样。
于谦在出使巡查江西时，办理刑狱，为数百人平反了冤案。对为害市场正常购销的官商欺行霸市行为，于谦都予以严厉打击。在官河上，有些人夹带私盐贩卖，从中牟取暴利。于谦带领一帮人一一核查，坚决取缔。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权贵，决不回避和屈服，敢于和他们面对面斗争。时间长了，于谦越发得到朝廷信任。后来议论增补兵部右侍郎，负责管理各镇粮税兼训练士卒，抚安百姓，宣宗亲自写上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吏部根据皇帝的提名，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年，他仅33岁。皇帝的信任使于谦感激涕零，他更加兢兢业业为朝廷出力，他更加勤奋努力，日夜想把地方治好。在任上，他带着少许的人马，走遍管辖的地方，访问当地的父老，了解当时需要改革的各项事情，他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一一上报给朝廷。一年之中，要报告几次，小有水旱，就及时上报。在这一任上近二十年，他前后兴革的业绩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行籴米制度。这是根据年成的丰歉而制定的。丰年多出官钱，买老百姓的粮食储存起来歉年再把仓里存的粮食减价卖给老百姓，这样公私都得到处，尤其是遇到了水旱灾情，老百姓不用由于没粮食吃而流离失所。
第二、召集流民垦种。当时经常有陕西和山东的饥民从东西两面向河南流动，多至二十余万。于谦下令，饥民所到之处，地方负责给田土，配给农具和种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责令纳税。这项措施既使饥民得以安生，又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意义颇大。
第三、维修黄河。河南靠近黄河之地，时常遭受河决之害。于谦提出厚筑堤坝，加强防讯。并在堤坝上多植榆树和柳树，加固堤坝五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和小卒，让他们时时负责修补。
第四、官道种树。以树荫来遮蔽走路的人，免去风吹日晒官道上每隔一定距离凿井以井水来解决走路的人口渴的困难。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
于谦对治理地方政事、民事非常精通，他能够时时发现问题，提出办法，而且重点放在整顿纪纲上。那时，朝政大权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杨”手里。他们都很器重于谦，凡有所奏请，朝至夕下，一一报可。这使于谦得遂其志，威名远播。一次他带领少数人马从太原过太行山，半路遇上强盗，他厉声呵斥，把那些人都吓跑了，强盗们说：“不知是于大人至此！”
于谦洁身自好。他每次入京议事，两手空空，不带任何礼物。有人提醒他说：“即使不带金钱，也应拿些土特产品，以便交通上下。”于谦举起两袖，笑着说：“吾惟有两袖清风而已。”
英宗正统末年，“三杨”相继老死，皇帝年幼无知，宦官王振专权，气焰嚣张，于谦由是遇到了麻烦。由于他不肯向王太监卑躬屈节，引起王振的愤恨，早想寻找时机给于谦一个下马威。恰好这时于谦入朝为兵部侍郎时，推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的职务，通政使李锡因受王振唆使，无中生有的弹劾他，说他因久不升迁心生不满，擅自举人自代，无人臣之礼，应下法司论斩。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于谦被关押了三个月。这事引起朝臣公愤，河南士民也纷纷请愿，王振最后也觉得这个案子实在站不住脚，也就借口说：“我曾看见一位御史，名字也叫于谦，专横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现在的于谦不是那一个。”于谦于是获释，但由原来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于谦刚一出狱，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跑到皇宫门外跪地上书，要求留任于谦，连周王、晋王也为他说好话。于是于谦以“少卿”的名义，再次为二地巡抚。至正统十三年，于谦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头衔，被召回朝廷。当时正是明王朝多事之秋，于谦与兵部尚书配合，力挽狂澜，为保持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安定，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但由于大宦官王振的专权擅政，从中阻挠，于谦没办法尽展其雄才。
临危奉命
于谦调任兵部左侍郎一年以后，蒙古瓦剌部大举进犯。蒙古的瓦剌部首领也先后统一了蒙古各部，这时的蒙古瓦剌部统治着西起阿尔泰山，东到辽河，北至贝加尔湖，南抵与明朝接壤的广大地区。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个大元，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二千人，诈称三千人到明王朝贡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头赏赐）减其马价，也先本来就要入犯，这便有了借口。七月十一日，也先入侵明境，主力攻大同，明兵战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最大的要塞大同频频告急。消息传到京城，王振主张皇上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力主不可，但没有被采纳。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出发。
英宗亲征，于谦奉命留下以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马在路上，学士曹鼐与都御史等商议要杀掉宦官王振，停止亲征，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请圣驾回銮，王振不听，将其罚跪，并下令大军前进。二十三日至宣府，诸臣丈请由，王振大怒，命一批大臣跪于帐外的草中。人人危惧，不敢再提阻止进兵的话。八月初一至大同，王振还想北行，恰巧遇上前线败报传来，加上宦官郭敬将多次战败而谎报取胜的实情报告，王振听后知道了实情，才有了还意。初三，留下总兵官刘安镇大同，其余的人返回。王振的老家在山西蔚州，他原想从紫荆关经蔚州，让皇帝到他老家看看，后他又怕大军所过千军万马人吃马嚼骚扰了乡里，更怕正值夏季，践踏了那里的田禾，遂又命大军转而向东行。这一转耽误了几天时间。也先得知明帝亲征，迅速率军追来。得知也先追兵在后，明军忙派后队阻止，但连战连败，而王振又封锁军情。十四日到土木堡，尚未过年，离怀来只有二十里，本可直驱入城，但因王振的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他命停行等待。兵部尚书再次请求入关，遭王振一阵痛骂，于是决定驻土木堡。很快也先大兵攻来，四面合围。此地无水泉，掘井二丈不见水，其南十五里有河，也先早派兵占据了。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经过谈判，也先趁明军移动就水，大营阵脚混乱时，用万余骑兵发起冲锋。明军很快队伍大乱，敌骑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明朝军士赤身裸体践踏而死者漫山遍野，宦官及卫士被箭射中如刺猬一般，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只得下马坐地被俘。皇帝当了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这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公、侯、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等以下共百余人遭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所杀。
八月十七日，明军大败、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明廷，百官集于阙下，抱头痛哭。皇太子只有二岁，不能监国，命英宗之弟成王摄政。当时王振已死，人们仍恨不能吃他的肉，九卿科道官员，纷纷要抄他的家，灭他的族。成王登临午门，还没有听完章奏，王振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假传王振旨意，叱今众退。有一给事中擒其首，愤怒斥责他“过去为虎作伥，今日至此，尚不知惧！”众人一起争着来撕打他，当场把他打死，接着又打死两个小宦官，都是王振爪牙。然后将三人的尸首陈列到东安门，由此引起群众喧哗，朝班一片混乱。成王在此时不知如何是好，吓得只想早早还宫。当此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扯着成王的衣襟安慰他说：“殿下不要动。”同时启发他下令：打死马顺及二宦官者是因为众人激于义愤，无罪同时约众官请示皇太后族诛王振并籍没马顺等家。成王按照于谦说的做了，果然众人皆大欢喜，朝廷上的混乱迅速平静下来。在阻止成王回宫的撕扯中于谦袍袖都撕裂开了。事后走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是位忠厚老臣，他拉着于谦的手深情地说：“朝廷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今天如果不是有你在，虽有上百个王直，无能为力！”不久，朝廷以太后之命命于谦任为兵部尚书。于谦就要完全承担起保卫北京的战斗来了。
面对着英宗被俘，也先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成王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有贞大声说：“察看星象、历数，天命已定，只有南迁可以解难。”礼部尚书胡荧反对说：“永乐帝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于谦当时还是兵部侍郎，厉声说：“宋朝南渡的教训，前车可鉴，请速召勤王兵马，誓死以守。”于谦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赞同，坚决抗敌的主张遂定。
九月初六，成王即帝位，这就是景帝。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知道京师疲卒劣马不满十万，军资器械，十不存一。他晋见皇帝，流着眼泪提出，敌骑将长驱深入，而近来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当今之计，应急速派官召募官舍余丁义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让这些军队全部隶于神机等营，操练听用令工部备足物料，内外局厂日夜赶制攻战器具征南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陆畿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急赴京守备。
于谦一方面征集兵马、打造兵器，一方面加紧部署保卫北京的战备工作。他以都督孙镗等领兵出城守护京师九门，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再选将分别出巡，不使敌人有机可乘。又把城外居民迁于城内，随地安插，以免被敌人掠去。当打算焚通州坝上仓粮，以绝寇资时，于谦听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改为令在官者取之作为月粮，一举两得，诸厂所有饲草，亦听军队取之，余则焚之，毋以饱虏马。
“土木之变”，也先俘获明英宗，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一块大肥肉，利用它可以要挟明朝。也先带英宗到宣府，传令开门，守城官兵坚决不纳，也先知道不可动，才退去。又挟持到大同，守将郭登仍不纳。也先说，给财货即放归英宗。但当大同拿去黄金二万并其他货物后，也先却食言。也先把英宗带到塞外。九月初一，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帛二百匹。于谦为打破也先的要挟，从国家全局着想，便拥护成王即帝位，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十月，也先急不可耐，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入寇。兵至大同，郭登不纳，派人对他说：“我们国家已有皇帝了。”也先无计可施，又知有防，不敢强攻。郭登用蜡书把情况报明廷，京师即刻戒严。于谦奉命提督诸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先斩后奏。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精骑，京师守城指挥石亨认为不应出城迎敌，尽闭九门。于谦反对说：“敌人如此嚣张，我们示弱，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使他们更加嚣张！”于是把现有的二十二万兵列阵九门外，自己身先士卒，身披甲胄，与石亨等列阵于德胜门，其余将领，各列阵于安定、东直、朝阳、西直、阜城、正阳、崇文，宣武等门都受节制。各城门全部关闭，以置之死地坚定士卒的决心。下令：临阵，将领不顾军先后退的，斩其将领军不顾将领先退的，后队斩前队。将士这时都知道这是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策略，所以人人誓死保卫北京。
也先领兵，自大同至阳和，进陷白羊口，两天之内再陷紫荆关。十月十一日也先兵迫都城，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当天，明军在彰义门北打败了入侵之敌。也先仍想利用英宗，强使明朝议和，并指名要起决定作用的于谦等大臣出面。于谦的回答是：“今日只知道有军旅，不知道其他！”也先见迫和不成，便加紧在京城周围抢掠。在攻城上，二十二万明军严阵以待，也先不敢轻举妄动。在德胜门，也先用骑试探，于谦设伏诱敌，待敌人万骑来攻，伏兵齐发，打得敌人大败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俘敌前锋数人，但敌人进一步包围，他险些不支，得到给事中程信从西城上发箭炮相助，石亨也分兵来战，局势才为之一变，敌人后退至彰义门，副总兵武兴奋起还击，但武兴也中流矢死至土城，居民登到房顶上呼号，用砖瓦块争相击敌，声动天地，加上都督毛福寿、高礼率援兵至，敌人败走。原先，也先以为北京城唾手可得，至此他的幻想才化为泡影。相持五天，迫和不成，攻战不利，蒙军另一路人马攻居庸关也战败。也先只得带着英宗狼狈撤军。于谦探知英宗已移远处，令石亨夜里举火，发大炮攻敌营，击毙万余骑。敌人白良乡而西，所过州县，大肆焚掠。于谦又命杨洪部以所部二万兵追击残余的敌人。至此京城危险形势得以缓解，于谦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赞扬他的功劳，他却谦虚地说：“四郊埋了那么多的死者，仅得不结城下之盟，有什么功可言。”
忠臣遭殃
于谦为巩固已有成果，进一步御敌于国门之外，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保卫北京之战以后，又做了许多工作。如坚持派得力战将罗通、杨洪等驻守居庸、宣府等要害之地。在大同、宣府、山西及昌平、临清等镇，都做了重新军事部署，景泰元年三月，因为畿辅诸州县兵力单弱，奏遣都指挥陈旺、石端、王信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等地方，全部由杨俊统帅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了拱卫京师的重镇。明成祖以来的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即所谓京师三大营，此时此地就形势要求已不能适应，于谦把他们改成团营，从其中选马步骁悍者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各以都督率领。五千人为一小营，以都指挥率领，团操以备警急。原来在近畿安置的许多“降虏”，有些与也先里应外合，于谦建议朝廷派他们往西南地区，这样一来就消除了隐患。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英宗捞不到好处，加上蒙古族内部这时发生内讧，想与明朝缓和关系，因此来信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还朝廷议提出派遣使臣北上，景帝说必须找个认识太上皇的人去。群臣知道景帝对此事并不积极，这件事就拖下来了。大同参将许贵急着与也先议和，于谦驳斥说：“不是我们不和，而是敌寇无诚意，何况也先是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贵为介胄之臣，而急于和成显示怯懦，依法当诛。”于谦是景帝最为器重的，他这么一说，边将人人坚持战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团到京师请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提出可与也先议和，把太上皇迎归回来，以免再起战端。景帝很不愿听，说：“我并非贪大位，是你们树立的，现在又这样议论，到底为什么？”无人能答对。于谦这时从容不迫地说：“大位已定，谁敢胡说！对来使的求和，作为缓兵之计，战备不能放松。”景帝稍释虑说：“听你的，听你的。”经过一番争议，明廷才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正使，大理寺少卿罗绮为副使，与来使同往。李实等走后，蒙古瓦剌部的脱脱不花可汗也派人来请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往。一年以后，明英宗随杨善由也先营地回到了北京，安置于南宫居住。就迎接英宗回归这件事，于谦实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朝廷上不能不产生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正月初一让百官朝太上皇，景帝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拥戴景帝，但景帝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使于谦感到突然。景帝之子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景帝不愿。景帝认为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一拖再拖。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石亨原是于谦从狱中将其放出，并在以后提升其为大将。但由于在推荐于谦儿子任官等问题上受了于谦斥责，从此怀恨在心，至此，一场以石亨为首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行动了。
景泰八年刚到正月，景帝便一病不起，这一天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事情发生，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商议迎接英宗复辟。他们一起去找大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由于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后声誉扫地，对于谦一直心怀不满。正月十四日，这些人在徐有贞家聚会。徐有贞煽动说：“太上皇帝出征，为的是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现在的皇帝置之不理，纷纷另求他人继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亦知道了吗？”石亨等说：“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了。”又说：“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十六日晚这班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夜，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轨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徐有贞还是心怀恐惧，与家人告别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为鬼。”接着，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员文武大官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打开长安门，放进一千多士兵。宫内卫士当时看到士兵进来不知所措，后听石亨说是加强宫中守卫，也就没留意，进去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宫内外的往来，以免遭到内外夹攻。此时，石亨等也还是怕政变破产。徐有贞对他壮胆说，“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这帮人去南宫，但幽禁英宗的南宫的钥匙在景帝处，碰了个闭门羹，叩之又不应。这时又听远远传来开门声，情势更加紧张。徐有贞感到事机紧迫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于是下令把大木悬起来，用数十人举着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把宫门打开。石亨等人见英宗，徐有贞仅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即亲自动手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就走。月光之下，英宗问了他们的姓名。进皇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班人又把御座从殿隅推到中央，并命马上站班朝贺。英宗再次成为皇帝。
十七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宫等侯皇帝早朝，一进去，就听到南城及殿上的呼号声。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并命他们马上站班朝贺，百官不胜惊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这时病中的景帝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在哪儿？”当知道英宗已复位，连声说：“好，好。”
第二天，复辟的人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景帝的重要臣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第一步就打算杀死于谦。原先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弹劾王文立藩的意见，并且捎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没有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那种意思。”王文忿怒非常，据理辩论。于谦冷笑说：“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一直犹疑，他对复辟的众臣说：“于谦过去有过功劳。”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的这场政变怎能够说是师出有名，”英宗下定决心，把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拥立景帝，根据当时形势定国安民，抵御了异族入侵，这不但没有错，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是有功的。他为官清廉，死后仅留下书籍而已。于谦成为英宗复辟这场政变的牺牲品，这是一场冤案。事后西北有警，有人就说：“如果于谦在，不至于此。”宪宗时，为于谦恢复了名誉。万历时，谥忠肃。
张居正张居正像
张居正（1525～1582），明朝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徐阶等器重。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宗室骄恣、庶政旷废、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和财用大匮等时弊。后因不满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在家三年，潜心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职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徐阶任首辅，得晋升。隆庆元年（1567）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总载《世宗实录》，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隆庆二年至五年间，他与高拱、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一起整顿北边武备，并在此基础上同以俺答为首汗的蒙古右翼诸部建立封贡互市关系，使北方边塞数十年得无事。累加柱国、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职。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居正与太监冯保合谋，逐去高拱，自任首辅，掌握明廷大权，开始进行改革。万历元年（1573）六月，他提出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注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之士。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了行政效率。居正又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禁止讲学，查禁私立书院，因此巩固中央集权。随后，他陆续实施清通欠、省驿递、惩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项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又开始改革赋役制度。支持庞尚鹏和白栋在福建、山东行一条鞭法又调张学颜任户部尚书，使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河南、北直隶等地区。由于居正的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得以基本确定。为清查隐漏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又在福建开始清丈田亩并决定丈量南北直隶、山东、陕西各勋戚田庄。八年十一月，命户部拟订清丈条例八则，下令在全国实行。凡公开抗拒的勋戚，均夺爵革禄凡迟缓怠工或册报多虚的官吏，均予夺俸。至万历十年末，在全国共丈出历年诡寄、隐漏及开垦未报的土地约一百四十七万余顷。与清丈并举的是查革冒免，即清查冒充优免的丁田，不许官僚假冒优免逃避赋役。居正还采取厚商措施，整顿钱法，严禁私铸，同时许银钱兼用，许商税纳钱批准实施户部“速通关以商困”和“减税契，宽铺行，恤商人”之请。并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减轻了黄、淮下游的水患，漕运畅通。对周边民族，居正“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整饬边防，改善了民族关系。他以戚继光等主持蓟州防务，以李成梁镇守辽东，边防败坏局面得到扭转。七年，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张居正编著的《帝鉴图说》张居正曾镇压农民起义。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从事的改革，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改革对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政府收入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百般顽强阻挠。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遇父丧而未归里守制，官僚豪强即借“夺情”事劾，企图将其逐去，但未得逞。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行废止。他居相位十余年，多有建树，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寻以言官诬劾，沼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家被籍没。后因言者复攻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其言论文章后由子懋编为《张太岳集》。清光绪年间重刊本称《张文忠公全集》，共四十五卷，传世较广。主要著作有《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海瑞
海瑞（1514～1587），明朝大臣。字汝贤，一字国开，别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回族。祖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四岁而孤，家境清寒。母谢氏矢志励节，教训惟严。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举。三十七年，任浙江淳安知县。他体察民情，革除弊政。时首辅严嵩之爪牙鄢懋卿，以总理盐法都御史巡行郡县，所到之处莫不竭力款待，至淳安，海瑞供给甚薄，因而得罪懋卿。时海瑞已任嘉兴府通判，鄢遂嗾其党劾之，仍以旧职改调兴国。海瑞像四十三年，调任户部主事。时朝政腐败，赋役日增，百姓怨声载道，而皇帝却专意斋醮，妄图得道成仙。瑞遂市棺木，诀亲友，冒死上《治安疏》。指斥明世宗朱厚熄君道不正，迷信妖妄，致吏贪将弱，民不聊生。希其幡然悔悟，讲求治道。疏上，瑞之“直声震天下”，帝盛怒将其下狱论死。帝病死后，瑞获释复官。隆庆三年（1569），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江南土地兼并严重，租债剥削颇残酷，加以水利失修，百姓痛苦不堪。瑞至，浚吴淞江与白茆河，限制租债剥削，实行均田均税，推行一条鞭法。裁抑兼并，雷厉风行。如致仕首辅徐阶，子弟家奴，横暴于其家乡松江等地，占田二十四万亩。百姓向海瑞投牒讼冤者日以千计，瑞遂按问其家，令其退产过半。徐阶之弟侍郎徐陟，武断残民，瑞辄逮治罪，尽夺还其侵田。不久，徐阶以重金嗾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并罢其官。民闻讯，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海瑞闲居家乡十余年，至万历十三年（1585），以荐被任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寻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
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积极反对贪污和奢侈，挫抑豪强，清丈土地，退田予民，改革、佃仆、佃户的地位，禁止向城市居民滥派供应，清理驿传，禁馈赠，惩贪官秉公执法，审理积抑，昭雪许多冤狱。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清苦之行举朝第一。十五年卒于官。赠太子太保。死后仅余葛帏旧衣，赖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殓。故深得百姓拥戴，发丧之日，市民送者夹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绝，被百姓呼为“海青天”。其著作收录于《海瑞集》中。
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晚年自号于山老人，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明朝末年为副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被选任广西罗城县（今广西仫佬族罗城自治县）知县。那时，他已45岁了。
立意济民
于成龙出身农家，家产尚可维持生计而传说的广西蛮烟瘴雨，北方人不服水土，十有八九不能生还。为此，亲友们一听说委任他为罗城知县，大都劝他不要去。但他认为：我已立意修缮，为民造福，哪能知难而退？于是，变卖了部分家产，凑足路费，告别父老，留下妻儿，独自带着3位仆人，毅然登上了南下的路。
于成龙到达罗城后，只见那儿的环境比想像中的更恶劣：四面群山环绕，到处河流纵横，数里之内不见人烟。所谓的县城，没有城池街道，只有几处茅庐，住着数户人家。至于县衙，也无门墙，而是“插篱棘为门牖”。院内只有3间草屋，东边算是宾馆，西边是书吏舍。而且到处长满了荒草，即便大白天也常有野猴钻来嬉戏。于成龙见此情状，心中不免有些凄苦，但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亲自“累土为几案”，又在柱子下支锅、铺床，开始了艰难的宦海生涯。
在于成龙到达罗城之初，当地还常有盗贼出没。他为防不测，晚上睡觉时，总在枕旁放把刀。但他认为：地方上的盗贼，大都是些穷百姓。他们本来不愿为盗，只是饥寒刑罚所迫，才沦为盗贼。所以，他主张“勿戕民命”，“勿剥民肤”，而应该多方招抚。基于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很快便使不少人改邪归正。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光着头，赤着脚，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深入到附近居民中，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聊天，相机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通过他们向更多的人宣传自己的施政要领。百姓们见这位“县太爷”如此平易近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阿爷”，乐于向他说些心里话。为时不久，因多年战乱和盗贼滋扰而外逃的百姓纷纷返回故里，竞相开荒种田，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于成龙十分珍视这一好的势头。每逢农忙，他都到田野四处巡视。遇到辛勤耕作的百姓，主动向前打招呼，进行慰问。一季下来，他见谁家收获丰盛，就命人在其门外树立标志以示表彰，对那些因懒惰而使田园荒芜者，就动员各方面力量给他做工作，帮他们改过自新。
几年之后，罗城嘉禾遍野，牛羊满山。百姓们不但不愁衣食，不少人家还盖起了新房。然而，于成龙从山西老家带来的那3位仆人，却有的病死，有的逃跑，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对此，他无怨无悔，一如当初。朝廷得知他政绩卓著，百姓爱戴，遂提升他为四川合州知州。
清正廉洁
于成龙在任罗城知县时，几乎天天喝粥，菜肴也只是一盘豆，一碟青菜。百姓们基于自家生活的好转，又见他的仆人们全都离他而去，十分不忍，几乎天天有人前去看望他，还不时地给他带些钱物。对此，他总是先道谢，再推辞。他说：“我一个人在此，用不了多少钱。请你们拿回去买些可口的食物侍奉你们的父母，就如同送我一般。”
有一次，于成龙的长子千里迢迢来看他，他十分高兴，空前地买来一只鸭，煮了半只拿给儿子吃，另半只腌了挂起来，留待过年用。侍儿子回家时，百姓们争先恐后地凑了好多钱，执意送给于公子。于成龙又一再表示：“这儿离我家6000里，一个人带着钱，可是累赘啊！”说罢，坚决把钱退回去。百姓们感动得泪流满面，纷纷向他下跪叩首，他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于成龙调任四川合州后，仍然保持着他在罗城时期的好作风。当时，合州下属3个县，在籍百姓不过100户，国家每年收赋仅仅15两白银。但是，各级官吏却层层盘剥，害得百姓苦不堪言。于成龙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对属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制订了一些相关制度，自己首先做出榜样。诸如免除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等等。此外，还在自己的权限内，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招集流民垦荒，贷给耕牛和种子，并明文规定3年之后被垦荒地归自己等等。因此，民心大快，仅1个月，当地户口就增至1000户。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赴闽之前，他命人买了许多萝卜。有人讥笑他说：“这东西很便宜，干吗买这么多？”他说：“我一路上佐餐，靠的就是它们呢！”后来，人们见他每日粗茶淡饭，所食也只是青菜一把，便为他起了个美称：“于青菜！”
福建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市舶重地，在此任官者极易发财，但于成龙却例外。当时，除属下官吏和一些豪门富户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给他送礼，他都一一谢绝，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
不久，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成了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然而，在清正廉洁方面仍丝毫不减当年。他赴任之前，曾先请假回家葬母，而后雇了一驾骡车，与幼子同行。他们各自在袖筒里装有几十文钱，沿途住小店而不进公家的驿馆，悄悄地到了江宁任所。
为民除害
早在于成龙就任罗城知县时，他除了对一般盗贼进行招抚，还曾多次带兵入山，对那些匪首和顽固不化者，予以坚决打击。
在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时，虽然盗匪少见，但官家的“乱摊派”却成了百姓之大害。为此，他一面在自己权限内革弊布新。一面极力抵制上面刮来的歪风邪气。有一次，郡守派人送来一张帖子，令合州进献鲜鱼。于成龙当即表示：“民脂民膏都被搜刮尽了，哪还有人给他们送鱼！”说罢，写信予以拒绝，并详细陈述了百姓之苦。郡守接信后，自知理亏，又深为于成龙忧民之心所感动，遂下令免去合州10多项不合理的摊派。
当于成龙调任湖广黄冈同知时，所驻歧亭一带盗情严重。地方官惟恐上级知道后会影响自己的提升，总是遮遮掩掩。盗贼们抓住他们的这一心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闹得百姓鸡犬不宁。于成龙到任后，马上组织力量予以严打。为尽快摸清盗贼底细，他还自装成乞丐，混入贼穴，同盗贼巧妙周旋了10多天。然后，回到衙门，招抚个别盗头，令他戴罪立功。结果，很快便捕获了9个大盗首领，并当众活埋了7个。从此，岐亭地区社会治安焕然一新。
在于成龙先后担任武昌、黄州知府时，吴三桂等三藩叛军已占领南方5省，与清军争夺两湖要地。这时，云集湖北的八旗禁旅搅扰地方，漏网的盗贼卷土重来，又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成龙为确保百姓利益，亲自面见清军大将，迫使八旗恶少有所收敛接着，又亲率招募来的乡勇入山剿匪。他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使乡勇备受鼓舞，从而彻底捣毁了贼窝。
于成龙死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8岁。史书上说，他死后，人们见他只有一件绨袍，几罐盐豉，“四壁萧然，无异寒土。将军僚属相哭失声”。即便“平时心惮成龙者，亦俱感动流涕”。康熙帝闻讯，也颇感忧伤。随后，谥清端，加赠太子太保衔，将他树为清官的楷模，称赞他为“古今第一廉吏”，“清官第一”，勉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学习他、效法他。
范文程
南征北战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宋朝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祖先在明初的时候因罪自江西被发配到沈阳，遂成为沈阳人，后又迁转到抚顺，其曾祖是明正德年间进士，曾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年少时极好读书，性格聪慧沉毅，与其兄文采同时考为沈阳县秀才，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攻下抚顺，文程与其兄共同拜见太祖，太祖欣赏文程的气度不凡，与他谈过一番话之后，对他非常器重，后又得知他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兴奋地对他身边的诸王贝勒们说：“这是名臣的后裔，你们都要好好的对待。”以后清太祖进攻明朝，攻取辽阳，占领广宁，范文程皆参与策划。
清太宗即位之后，范文程进一步受到重用，随时伴侍在太宗左右，天聪三年（1629），清太宗伐明，从蓟门攻入，打下遵化。命范文程率一支军队攻打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等，连取五城。以后明军反攻，包围大安口，范文程用火器解围，给了明军重大打击。不久清太宗率军攻打永平，留范文程坚守遵化，明军又来偷袭，范文程率军力战，身先士卒将明军打败。范文程因这几次战功被提升三等轻车都尉。到天聪五年，清军包围明军营垒大凌河，但久攻不下。这时沈阳城中的蒙古降卒有阴谋叛乱倒戈的迹象，清太宗听后，十分愤怒，要尽杀这些降卒，范文程多次力劝，并用自己的身家力保，清太宗才终于宽恕了这五百降卒。这时明朝有一个将领坚守在大凌河旁边的西山山头之上，凭险坚守，清军久攻不下，范文程单人单骑驰至山下，向坚守的明军晓以利害，进行劝降，明军终于归顺。清太宗为此十分高兴，把全部投降的明军士兵都赐给了范文程。
天聪六年，范文程再次随清军攻打明边陲，出发之前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同时给太宗上书，认为此次出兵如果攻击宣化、大同不如攻击山海关。但太宗没有采纳，等到清军到了归化城，皇太极召集范文程等商议，范文程等再次上疏道：“观察我军的情绪，志在对明朝腹地进行打击，因此应当直接攻击北京附近，然后攻取山海关而归，以宣扬我军威。如果考虑从何处进军，现在最好从雁门关而入，这样道路既方便没有险阻，附近的居民也十分富庶，可以解决粮草供应。如果怕这样做师出无名，可以宣告明朝的军民说，察哈尔汗逃跑，他的所领部属尽归于我，这些人随我们回到辽东不可能徒步远行，因此借道而行，而且我们是与你们来议和，并借马匹来帮助我国新附之部众。如果和议成，我国可以偿还马钱。如果明拒绝，我们就兴师问罪，你们国家土地都归我所有。当然因战争使你们受到骚扰，我们所经之处以后将免赋税数年，我们这样就是堂堂正正之师了。否则，可以作书送给明朝的守边将吏，让他们转达明朝的皇帝，关于我们请求和议的诚意，约期决定进止。明大臣在内阻挠，边将在外推诿，拖延过期，我军即乘虚而入。我们进入明境，利在深入，多得人畜财物，否则利在速归，如果像现在这样半途而返，将徒劳无益。”皇太极听后大为赞赏，清军依计而行。
到了天聪七年，明将孔有德派人到清要求投降，这时正好明朝军队对其围攻很急，皇太极命令范文程与诸王贝勒同率军队增援。范文程到后转达了皇太极的旨意，孔有德等遂率所部归降。从此之后的破旅顺，复皮岛，征朝鲜，定蒙古，范文程都参与谋划。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并封其为二等参领。清王朝立国之初，设立八旗制度，每旗设旗主固山额真。当初许多大臣都推范文程为固山额真之一，皇太极对诸臣说：“范章京才识过人，固山只管一旗，我把他作为心腹，将另有重用。”范文程以后所经管的都是军国机密大事，每次皇太极召问，都要几个钟头才结束，有时刚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吃饭休息，又被召入宫内。皇太极非常重视范文程的建议，每次议论军国大政的时候，总说：“这件事范章京知道了吗？”如果有的事情商议不决，他就一定说：“范章京知道吗？”如有不妥，就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议？”如果有人向皇太极报告说，范章京也这样认为，皇太极均马上表示同意。范文程曾经因为有病告假，才不多几日，就使政务受到影响，许多重大政务都只有等到范文程病后才能裁定。清王朝对各国的信札，都是范文程起草，开始的时候，皇太极还审阅一下，后来就不再看了，说：“你起草的就没问题了。”范文程曾将其父范楠接到住所奉养，有一次他陪皇太极吃饭，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他看到有许多是他父亲没有吃过的，犹豫几次都不肯下箸，皇太极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命人将宴席撤掉，送到范文程家给他的父亲。范文程对此十分感激。
出谋划策
清世祖即位之后，范文程因是两朝老臣被提升隶属镶黄旗。不久，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军北京，范文程立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伐明以争夺中原天下，并上疏说：“中原的百姓时遭离乱，极受荼毒，希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乐业。我们以前攻入明境，曾经屠永平，以后又曾两次深入抢掠而返，因此他们必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希图金帛子女而已，因此对我们并不放心。此次我们出兵，应严申纪律，对明百姓秋毫不犯，宣布我们这次进取明中原之意。凡明朝官吏将官仍居其职，民仍安其业，如果这样做，黄河以北，传一纸檄文就可以平定。”范文程上书不久之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这一消息传到清王朝，范文程此时正在盖州温泉养病，多尔衮命快马将其立即召回。范文程一到就对摄政王说：“李自成荼炭中原，戕害君后，这是必须声讨的贼寇。他现在虽拥众百万，但其必然失败，这有三点原因：一是，他逼死崇祯皇帝造成天怒，二是，刑辱乡绅，追拷财货，三是，掠人财物，淫人妇女，烧百姓屋舍，造成民恨。由此三条加上其骄傲无比，我军可一战将其击败。而我国军民上下同心，兵精将强，代天讨伐，拯救明朝百姓，兵以义动，师出有名，何愁大功不成？”他又对多尔衮进一步说：“保护百姓是天之德也，从古至今没有靠杀戮而得天下者。如果我们只想在关外称王那就罢了。如果想统一华夏，非得安抚百姓不可。”第二天，范文程奉命以自己的名义，向明朝官吏宣布：“我军兴义师是为报你朝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今所杀者只有闻贼乱军。凡来归降者，官吏归顺的可复原职，百姓征顺的可各安旧业。大军纪律严明，将秋毫不犯。”
清军攻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意见，为收揽人心，为崇桢帝隆重发丧，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并广开言路，访求隐逸，考订文献。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由于战乱赋役册籍，均毁于战火，当时只有明万历年的赋役册籍尚存。有人要求编定新的赋役册籍。范文程说：“明晚年赋役繁重，万历年间的数额尚可，即以此为额，犹恐为百姓所苦，怎么能编制新册增加呢？”于是决定即以明万历年间赋税为额。
顺治二年（1645），清初步平定江南，范文程又上疏说：“治天下者在得民心，文士是百姓中的精华，能得文士心，则得民心，请立即举行乡、会试，广开仕途。”清随即开科举取士，在范文程建议下，考虑到各地战乱，交通信息不便，为此又特加开了几次乡、会试，仅几年之中，清即录取了进士一千余人，以后他们中许多成为清王朝前期的名臣。顺治五年正月，清定内三院为文臣的领班，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分任三院大学士。顺治七年，睿亲王多尔衮死去，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党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罪被处死。范文程罪本应当连坐，但世祖以范文程并未党附睿亲王，只命夺官来论赎。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到顺治九年又提升为一等子，并授议政大臣，负责监修太宗实录。
清入关之后，因久经战乱钱粮多不能按额征收，有时一年缺到四百万两，造成国库空虚，粮饷短缺。范文程为此上疏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历经战乱居民稀少，请兴屯田道台二同知四，命督抚选廉洁能干的官吏任职，督促百姓垦荒复业，执行不力者，将惟督抚是问。”世祖对他的建议立即采纳。顺治十年，范文程又与同官一道上疏，请命令各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推举所知道的人才，不问满汉新旧，也不限官阶高下，亦不避亲疏恩怨，惟才是举，命其各上疏推荐，以备随时招用。书上立即被批准实行。
归老还乡
顺治勤于政事，经常亲自到内院视察，并就有关事情询问诸大臣，每次范文程都因为率先回奏，很称皇上心意。有一次，范文程恰好在端午节值班，诸臣均不在。顺治看后十分感动，对他说：“借此节日一图安乐，也是人之常情。只是逸必先劳，等国家大定，安乐方能长久。”范文程借这个机会，又向皇帝说道，君明臣良，必相互督促，始能得天之庆，共同尽国事。顺治说：自今以后，如果我有过都改，卿也应勤加提醒，毋忘其责。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特加范文程荣衔太子太保，范文程上疏谢恩，同时自称年老多病乞求退休。九月，顺治特降诏旨挽留并进范文程为太子太师，不久同意他致仕退休。顺治因范文程是历经三朝的旧臣，有大功于国家，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患病时，顺治不仅亲去探视，还亲自为其选药，甚至命画工到其家为他画像，藏之以宫内，至于赏赐御用之物更是多不胜数。因范文程身材高大，顺治为此曾多次命人特制衣服鞋帽赏其服用。康熙即位之后，范文程曾受命回沈阳祭告太宗的陵，范文程想起与太宗朝夕相共的情形，哀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康熙五年（166）八月去世，年七十。康熙皇帝亲自为其撰写了祭文，并遣礼部侍郎亲去祭祀，赐葬在怀柔红螺山，并立碑记绩，谥文肃，并赐御书匾额“元辅高风”。
明珠
明珠（1635～1708），清康熙时大臣。满洲正黄旗人。那拉氏。字端范。祖父金台石（亦作锦台什）原为建州女真叶赫部贝勒，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叶赫城为努尔哈赤攻破，自焚受伤被缢杀。姑祖母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妃、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即孝慈高皇后。其家族被列为满洲“八大家”之一。顺治末，明珠以侍卫官内务府郎中，因精练能干，不断擢升。清圣祖玄烨亲政后，更受倚任。康熙七年（1668），擢刑部尚书。十年，调兵部。十二年，圣祖阅兵南苑，明珠先期预为演习。届期部伍整齐，军容甚威，为圣祖所称道。是年，平南王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也相继奏请撤藩以为试探。朝中大臣均知非三藩之本意，撤之必生祸乱，多数主张不撤。明珠与米思翰等少数大臣坚主撤藩。圣祖下令撤藩后，十一月，吴三桂首先叛乱，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相继叛。明珠赞助圣祖处理平定三藩军事，著有劳绩。十六年，晋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傅、太师。先后充《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深为圣祖信任。然其结党营私，广收贿赂，并与另一圣祖宠信之大臣索额图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二十七年，御史郭绣疏劾（一说为圣祖授意）明珠与余国柱、佛伦等互为应援，卖官索贿，遂罢大学士，旋授内大臣。此后虽在三次对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用兵时从征，然不再重用。子纳兰性德，为清代著名词人。
隆科多
一门显赫
隆科多（？～1728），原姓佟，其族祖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所置奴儿干都司的指挥同知。隆科多的祖辈曾投奔后金统治者，与清皇室多有婚烟关系，成为几朝皇亲国戚，最终发展成清朝前期的世姓大族。隆科多祖父佟图赖官至都统，有二子即佟国纲、佟国维和一女即顺治妃，女就是康熙生母，后封为孝康章皇后。因是母后之家，佟图赖在康熙年间被赠为一等公。隆科多的伯父佟国纲，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被康熙称为“舅舅佟国纲”，康熙二十八年与内大臣索俄图等人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次年随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遭伏击，死于此次战役。雍正初年，加赠为太傅。
隆科多父亲佟国维，是康熙时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死后于雍正元年（1723）赠太傅。佟国维有女为康熙孝懿仁皇后，隆科多是其第三子，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至乾隆时期为止，隆科多一支佟姓女子有三女选为皇后，一女为妃，四男分别为三朝额附。康熙二十七年，隆科多由于显赫的门第在年轻时即成为一等侍卫，康熙三十二年由此升任銮仪卫銮仪使，两年后，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四十三年，调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康熙四十四年，因为部下违法，被康熙帝指责为不实心任事，遂罢去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在侍卫处行走。康熙五十年，升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掌握着京师万余名绿营禁军，并负有拱卫京师之职。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康熙大为恼火。先是太子胤礻乃骄纵粗暴，屡立屡废，晚年的康熙遂不再立太子，改为“密储”。诸皇子竞起角逐，尤以皇八子胤礻唐据有有利之势，但他与康熙感情不合，互存介蒂。胤礻唐受挫以后，和他同党的皇十四子胤礻题继起谋取储位，胤礻题较能得到康熙赏识，此时正值西北边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之际，他被嘱以重任，授为抚远大将军。胤礻题虽拥重兵，但远处边陲，对谋取皇太子之位其实也是不利的。
和胤礻题抗衡匹敌者有皇四子胤礻真。胤礻真手段阴柔，貌似轻快松弛，时常往来于寺宇僧人之间，实则暗中活动，随时迎合父皇意旨，博取欢心和信任。胤礻真集团虽人数不多，也并非均居要津，但他外有藩邸旧人、川陕总督年羹尧可牵制在边陲的政敌皇十四子胤礻题，内有步军统领隆科多掌握着京师兵权，为他日后取得皇位奠定了基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于畅春园寝宫，终年六十九岁。康熙临终前，遗诏继统为谁，官私史书记载不一。按胤礻真的叙说，康熙临终前，招诸子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留下遗言，以皇四子胤礻真即皇帝位，隆科多是受末命众人惟一的顾命大臣。但是民间盛传胤礻真之即位，是由于矫改遗诏才能“篡位”，康熙病中本欲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礻题，但圣旨被隆科多所隐，康熙死时，胤礻题未到，隆科多传旨遂立胤礻真。隆科多是传遗诏之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给隆科多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有一条罪状即言隆科多自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也是说隆科多曾受先皇末命。然而，隆科多是如实传还是矫改遗诏擅立胤礻真，这可能是千古之谜了。隆科多身为诸皇子之舅，受到康熙信任，又握有京城军队，无论谁即位，都会呵护着他，而隆科多在胤礻真与胤礻真这两个一母同胞之间更倾向于谁，又是否会从中做手脚，这也是不可知之事。不过雍正由亲王一步登上天子之位后，确实十分重视隆科多其人。
在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即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十三阿哥允样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诏令臣下所有奏事，交送四大臣办理，凡皇帝谕旨亦由四大臣传出。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又把佟国维在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而失去的爵位全部赏赐隆科多，袭一等公。不几日，又下令尊称隆科多为“舅舅”，将皇帝与臣下之间的甥舅关系重新加以确定，显示新皇上对隆科多的恩宠。同年十二月，隆科多被授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之职又总理事务有功，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也自侍卫擢为銮仪使。雍正元年三月，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雍正二年六月，隆科多又兼领理藩院事，并任《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明史》监修官。清廷统治者十分重视官修史书工作，常以德高望重之臣任总裁和监修官。隆科多还与年羹尧一道被赐给双眼花翎、赏穿四龙补服和鞍马紫辔。
雍正对隆科多的宠信和重用，也令人不难看出握有禁卫之师的隆科多在雍正继位中所起的作用。隆科多不比年羹尧，年不仅是胤礻真的藩邸旧人，主仆二人一向过从甚密，而且年羹尧的妹妹在雍正为皇子时即为其侧福晋，而隆科多确是通过拥立胤礻真，才与胤礻真的关系方密切起来。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曰：“舅舅隆科多，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雍正向来不尚掩饰，对大臣宠信与厌恶常常溢于言辞之间，隆科多显然大受皇帝眷遇，雍正才有如此称誉之言语。雍正还在他的两位得力大臣之间做弭合嫌隙的工作。年羹尧既是藩邸元老，又是朝廷最看重的川陕封疆大吏，加上禀性高傲，并不看重有外戚身份的隆科多。雍正经常开导年羹尧，希望年能与隆科多妥为相处，还自作主张，将年的长子年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作子”，年熙正病重，雍正以为将他过继给隆科多，会使其病情好转。隆科多闻命后也满心喜悦，将年熙更名得住，由于年熙病情太重，到底未能“得住”。皇帝的信任，使隆科多的个人权利在雍正元年之际达到了最高峰。
隆科多出自豪门大族，又是当今圣上的舅舅，受到特殊宠遇，难免就专横骄傲起来。他任吏部尚书时，对官员所进行的铨选人皆称为“佟选”，可见隆科多之大权在握，已是满朝皆知，而目空一切的嘴脸也令人渐渐生厌。
隆科多久在官场，耳濡目染，对雍正的为人也不是没有防备。雍正对获罪者常进行抄家，隆科多为防万一，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但如此做法，却有不打之招的嫌疑。雍正二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之职，表明这一对君臣兼甥舅之间已有隔隙。这年，雍正在表扬河道总督齐苏勒“守法不杂，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捎带对隆科多某些“微词”：“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必积怨更多，难以保全。”但雍正从此对隆科多多有不信任感，也就难怪隆科多会生出戒备之心。以后雍正常常隆、年并提，对隆科多进行责备。一年前的“功臣”和“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的大臣”，大约也难逃雍正的“防微杜渐”了。
甥舅猜忌
雍正三年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军统领任职，五月，雍正将隆、年之奸晓谕廷臣。六月，隆科多次子玉柱又以“行止甚劣”的罪名，被夺其乾清门头等侍卫、銮仪卫使等官职，交隆科多管束。雍正谕曰：“前因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营，赏给异数，以示鼓励，今二人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收缴赐给二人的四团龙补服，不许再用双眼花翎、黄带和紫辔。
当时，吏部正在议年羹尧妄参他人之罪，吏部前后提出了两个处理意见。但在雍正看来，前议仅罢年职，徇情庇护之意明显后议又过当，必是隆科多有意扰乱对年案的处理。隆科多如此妄为岂非罪加一等，于是遂被下都察院议处，削其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但免革公爵，命往凉州、阿兰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雍正并晓谕臣下：“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他还意味深长地提醒隆、年二人不要重蹈康熙朝大臣明珠和索额图的覆辙，需痛改前非，方不至于自取灭亡。雍正表面上好像对隆、年二人有宽容之态，但他又对暑理凉州总兵宋可进道：“隆科多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着重指出他过去虽是他的上级，但这次到你处，对待这种“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一席隐含杀机的话，就注定了年、隆二人的末日已经快到了。
雍正决定在处理了年羹尧之后再处理隆科多。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以九十二款罪状赐年羹尧自裁，接下来就是隆科多了。雍正四年正月，隆科多家中叫牛伦、王五的两个仆人，挟主人之威到处勒索、接受贿财。当牛、王之劣迹被揭露后，隆科多也被牵涉其中。牛、王二人供出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尧、总督高世显、觉罗满保、巡抚甘国壁、苏克济、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员张其仁及知府姚让等人贿赂的金银诸款，于是牛伦被斩，隆科多被罢去尚书一职，雍正令他去阿尔泰山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然后等侯与即将到达中国的俄国使臣会谈。
雍正三年五月，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派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就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使团是经过精心筹划组建的，配有“中国通”的助手，还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的军队，另有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清廷则指定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以及隆科多为谈判成员。俄国使团从雍正三年九月出发，次年夏天与隆科多等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到了北京，雍正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与沙俄使节谈判。
雍正五年，拉克津斯基回到布尔河后，继续与隆科多等人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俄使不答应，最后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而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缮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询问，隆科多并未从实具奏。朝廷诸大臣奏请等隆科多谈判完毕再行捕拿议处，但雍正认为勘议边界之事并非他莫属，况且这是最易解决之事，他说：“俄罗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须隆科多而使之也，特与效力之路，以赎罪耳，乃其去后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并不承认过失，将朕行查之事降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于是在六月将隆科多逮捕回京。
雍正五年七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十次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清朝为避免纠纷，继《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之后，此次又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俄国对华扩张的野心。俄使在条约签订后，急忙向沙皇报喜，认为新划边界非常有利于俄国。
同年十月，雍正命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议处。最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议立即斩决，妻子为奴，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