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诸葛亮
待时而动
提起诸葛亮，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诗句），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人们景仰和崇敬他。诸葛亮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影响，这和历代统治阶级对他的推崇，小说戏剧对他的描绘和渲染是分不开的。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和小说戏剧中塑造的诸葛亮并不完全相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又是怎样一位人物呢？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郡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在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里。其父诸葛硅曾做过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和当时的豪强贵族袁术、刘表等都有往来。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诸葛瑾，弟弟诸葛均，此外还有两位姐姐。由于父亲很早去世，诸葛亮和他的兄弟、姐姐都依靠叔父诸葛玄过活。
诸葛亮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继之而来的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壮大起来的豪强地主武装之间为争夺地盘的厮杀、混战。琅琊郡属于徐州，是豪强们心目中的一块肥肉，陶谦、吕布、曹操都曾先后占据和抢夺过这块地方。徐州战乱不止，使诸葛玄一家再难安身下去。为了逃避战乱，诸葛玄带领家人，离开家乡，先投奔袁术，后又投奔荆州刘表，最后在裹阳住了下来。
诸葛亮像诸葛亮17岁那年，叔父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失去了依靠，就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襄阳城西20里地的隆中村，置了一点田产，盖了几间草房，开始过着他20年后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一面耕种、一面读书的隐居生活。
隆中的生活，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诸葛亮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尤其喜欢读《申子》和《韩非子》等法家著作。诸葛亮深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治世用世的理论所折服，他知道，在这动乱的时世，法家的思想，包括其治国的经验、法术是最切合、最实用的。广泛地阅读、刻苦地钻研、学习，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这10年，也是诸葛亮拜师、交友、增长见识、学问的过程。那时候，荆州地区相对战乱较少，中原地区的学者名士纷纷避乱至此地。比诸葛亮年长的，有大名士庞德公、号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沔南名士黄承彦（即后来诸葛亮的岳父）等，他们都成了诸葛亮的忘年之交。这些人思虑精密，学识渊博，见解卓绝，诸葛亮虚心向他们请教，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由于司马徽的介绍，诸葛亮又拜了一位称“酆公”的汝南灵山隐士酆玖为师。酆玖熟谙韬略，深通兵法，在诸葛亮“奉事惟谨”的精神和行为的感动下，酆玖传授了他三部兵书，这对诸葛亮日后辅佐刘备带军打仗，无疑起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在交往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其中有日后也成为刘备重要谋士的庞德公的侄儿庞统，颍川的徐庶、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抱负。
武侯祠右前方的石牌坊在读书、学习，广交朋友之余，诸葛亮也未忘怀当时政治形势。隆中的10年，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此时曹操官渡一战，打败袁绍而统一北方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和当时曹操称霸中原坐镇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务虚名、尚空谈，不足与谋大事的人，为豪强所吞并只是迟早的事……群雄纷争的结果，必然会出现鼎立的局面。由于诸葛亮注意研究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应对的策略方针。当和朋友谈论起现实社会形势时，他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卓有识见，因之被司马徽称之为“识时务”的“俊杰”。
立志向学，因志而成学，学以致用，是诸葛亮所一贯恪守的治学思想。那么诸葛亮的志向是什么呢？从下面两个例子可以窥见他的理想和抱负。
据《魏略》记载，有一天诸葛亮和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位好友一起交谈，诸葛亮从容地对他们说：“诸位要是做官的话，是可以做到郡守、刺史的职位的。”三人反问诸葛亮又如何，诸葛亮只是“笑而不言”。这“笑而不言”，就已经表明了诸葛亮胸存大志。
又据《三国志》本传载，诸葛亮在高卧隆中常以管仲、乐毅自比。他认为当世既无像管仲那样的贤相，也没有像乐毅那样的名将。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强大的诸侯国。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他扶持弱燕，统帅强兵，一举下齐国70余城，使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诸葛亮创制的木牛车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有以一身兼将相自许的意思。他身处乱世，决心像管仲、乐毅一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要干出一番惊人的功业，他志在扫除群雄，结束分裂。
治乱世必以才智，尽其才智又必依明主才能取成，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说的就是要谨慎选择可以辅佐的“明主”的意思。那诸葛亮心目中的“明主”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未遇到刘备之前，我们可以说在诸葛亮此时的思想中还没有明确具体对象，但如果联系他周围朋友对当时豪强军阀评价的言论以及日后的《隆中对》、《论光武》等文章来看，诸葛亮对选择“明主”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诸葛亮从小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熏陶，在隆中十年间系统地学习经史子集，食君禄、报君恩的忠君报国思想更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是北方的曹操，此人雄才大略，影响很大，但在正统的观点看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却令人所不齿。庞统曾经跟诸葛亮谈起曹操，认为他虽是一个治世的能臣，却又是一个乱世的奸雄。像曹操这样的人，诸葛亮会认为他是“明主”而去投靠他、辅佐他，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在下文将要谈到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也是把消灭曹氏集团作为目标确定下来的。
刘表此人的行为品质，诸葛亮更是耳闻目睹，再熟悉不过了。连他的内亲黄承彦老先生都不愿出来帮助他，诸葛亮当然不会认为他是“明主”。
东吴的孙权呢？虽是位“招延俊服，聘求名士”的有作为的人物，但却野心勃勃想“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也是一位志存篡逆的野心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已赴江东辅佐他，而诸葛亮并没有尾随着到江东，应该说，孙权在诸葛亮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位能够为之赴汤蹈火的“明主”。
至于盘踞川蜀、以“弱”著称的益州牧刘璋，更不值一提。
从诸葛亮撰的《论光武》一文中，我们更可以窥测到诸葛亮择主的准则。光武帝刘秀是东汉中兴之主。诸葛亮在文章中，对刘秀的“策虑深远”的作用极为欣赏，对光武君臣“谋合议同”，中兴汉室的事业极为向往。南阳郡是当年刘秀中兴的发祥地，历史能否重演呢？当今世界能否再出现如光武那样的“圣君”“明主”呢？这个问题只有等刘备出现在诸葛亮面前才能明白。
总而言之，隆中十年，是诸葛亮学习、增长才干的十年，也是他“待时”、“待主”的时期。这个未出茅庐的青年，正如庞德公送给他的雅号“卧龙”那样，一旦风云际会，就能腾云驾雾，大显身手，一展抱负了。
这个时机终于到来，“刘皇叔”刘备于汉建安十二年（207）亲自前来隆中，拜访请教诸葛亮。
隆中之对
47岁的老将军刘备“三顾茅庐”到隆中拜访请教27岁的诸葛亮，这种真心实意虚心求教的精神着实使诸葛亮感动。刘备恳切深沉、坦露胸怀的一番话语，使诸葛亮看到了他志存复兴汉室、拨乱反正的忠肝热肠。于是诸葛亮就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把他对早已了如指掌的天下大势的看法告诉了刘备。
他首先分析曹操和孙权：施秉阳河上游的瓮蓬洞，诸葛亮曾带兵在此歇过脚“自从董卓入京作乱以来，各地豪杰蜂起，抢州夺郡、割据称雄的人多得数不清。经过一番较量之后，现在的局势已经比较明显，成功与失败者各自都有其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就拿曹操和袁绍相比来说，曹操名望既低，兵力又少，可他居然最后能战胜袁绍，由弱变强，这其中的道理何在？这就不仅仅是由于曹操占据有利的时势，更不是天命使然，而是由于曹操的主观努力，在于人的智谋所决定！现在曹操基本上已统一了北方，拥有百万大军，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处处假借汉帝的名义来对各地诸侯发号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暂时是很难同他较量、争强比胜的。
“北方的曹操是如此，南方的孙权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孙权占据江东，从他父亲孙坚，至其兄孙策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加上还有一批有德行、有本事的人辅佐他，他的力量绝不能低估。因此江东此地，不能希图占领。而要和曹操争夺天下，应该和孙权结成联盟，作为外援，而不能同他们为敌。”
分析完曹、孙两大集团的情况，接着诸葛亮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荆州这地方北依汉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是一个用武的好去处。可惜现在的荆州之主是没有能力守住它的。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特意要留给将军的，将军您难道不想得到它吗？
“再看西边的益州。这也是一个地形地势相当险固之地。它幅员辽阔，有千里的肥沃土地，历来被人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凭借这块地盘取得天下、建立帝业的。然而，如今益州之主刘璋懦弱昏庸，统治无能，不注意安抚百姓。那里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英明之主去取代他。再加上北面汉中的张鲁时时刻刻都在窥伺着川蜀，威胁着益州。因此，益州的情形刚好和江东相反，是一个可取之地！”
谈到此处，诸葛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接着说：
“将军您是汉朝皇室的后裔，名声早就显播于天下，您要是能够占据荆、益二州，守住险要之地，西面和好诸戎族，南面安抚夷越各部落，对外结盟于孙权，对内则修明政治，一旦曹操内部发生变化，时机一到，您命令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洛阳推进，将军您亲自统率益州大军出秦川（今陕西、甘肃省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到那时候，老百姓谁个会不担着饭食、盛着酒浆来迎接您呢？真能这样，那么统一天下的霸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天下也可复兴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剖析天下形势的这一番话，记载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隆中对》或《草庐对》的名文。
诸葛亮这一番宏论，根据当时的客观现实，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人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反复比较的基础上，为刘备提出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就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来说，就是为了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也就是说，要使历史上再度出现“光武中兴”的局面。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占有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然后从荆、益两路出兵，构成钳形攻势，直扑两京（长安、洛阳），剿灭曹氏篡逆集团，达到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目标，但诸葛亮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曹操集团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政治优势，暂时还不能与之正面争锋，也就是说，先不要打曹氏集团的主意，而把他搁一边。
对于江东的孙氏集团，诸葛亮提出“结好”，这是他预见天下必然会出现三分鼎立的形势而为刘备确立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要消灭曹氏，联合孙权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策略手段。日后形势的发展，就显示了这个策略手段的巨大威力：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赤壁大战的胜利，是孙、刘两家联手抗曹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刘氏集团才有可能在荆州站稳脚跟，才有可能西进川蜀，打开蜀汉立国的壮丽局面。因此，可以说“联孙”的策略，事关蜀汉立国的根本，也是关系其盛衰存亡的基本国策。只要看看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兴兵伐吴惨遭失败等事实，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不仅如此，《隆中对》还为刘备占据荆、益以后，治荆、治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策略步骤，这就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抚”民族政策和“内修政理”方针的提出。
“和抚”政策，是针对西南边地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东汉末年，由于益州地区统治者暴虐残暴，特别是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以来，对少数民族采取横征暴敛以及征剿杀戮的残酷压迫，使得少数民族不得不起兵反抗。他们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官兵来了，他们退山林，伺机出击。有时候还攻陷城池，给官府以沉重的打击。刘备要治蜀，就必须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否则内部不稳定，根据地不巩固，就谈不上向外拓展或出兵。诸葛亮把夺得荆、益与和戎抚夷一起提出来讨论，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内修政理”也是巩固内部、稳定内部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鉴于东汉末年朝政混乱、奸佞当道的沉痛教训，鉴于刘表、刘璋在荆、益统治期间的无能表现，刘备治荆、益，首先必须革除弊政，举贤授能，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隆中对》的提出，这一方面显示了诸葛亮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
《隆中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27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它为刘备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以后刘备集团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以后形势的发展变化，证明了诸葛亮对局势的分析，是非常符合客观现实的。
诸葛亮的精辟分析和建议，为刘备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使刘备由衷地产生敬意，司马徽和徐庶的举荐一点也没有错，诸葛亮确是了不起的一代人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好谋士、好军师。刘备诚恳地邀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实现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计划，诸葛亮感激刘备的尊重和信任，慨然应允道：“蒙将军不弃，我就为将军奔走效劳吧！”就这样，诸葛亮结束了十年隆中的“隐居”生活，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诸葛亮在隆中待时而动，“择主而从”，选来选去，偏偏选中了东逃西窜、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刘备难道真的是诸葛亮心目中的如刘秀那样的“中兴之主”？这情形虽然令人奇怪，但也不难理解。诸葛亮选中刘备为辅佐之主，主要原因不外有这几方面：
其一，刘备是汉室宗亲，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兴复汉朝事业。而诸葛亮以“兴微继绝”，即兴复汉室为己任，这同刘备的目标是一致的，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其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士为知己者用（死）”。刘备“三顾茅庐”，一再屈尊下顾，向他虚心讨教，这使诸葛亮非常感动，他愿意为刘备这个“知己”效劳。20年后诸葛亮回顾这件事时，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于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其三，对刘备“宽仁有度”、“知人善任”、“折而不挠”的性格特点，诸葛亮也是有所了解的。诸葛亮认为，在刘备手下，他能够做到尊重和信任，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这也是在当时众多军阀之中，诸葛亮挑中刘备这个认为他是理想“明主”的原因之一。
诸葛亮来到刘备军中，深受刘备的器重，刘备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来对待，朝夕相处，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不禁引起长期跟随刘备的关羽和张飞的不满，甚至在刘备面前发起牢骚来。刘备觉察之后，坦率而又严肃地对关、张说：“诸葛孔明卓有识见，我有了他，就好像鱼儿有了水。今后你们不要再说长道短了。”这充分说明，刘备已经意识到诸葛亮对他的事业所起的作用了。
游说吴主
诸葛亮出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刘备扩大军队。当时刘备手下只有几千人马，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肯定是难以抵御强敌的。诸葛亮建议把荆州一带没有户籍的游民加以选拔训练，刘备依照其办法去做，果然从中选拔了不少丁壮，使军队扩充到几万人。这支军队经诸葛亮加以训练，成为刘备开创基业的核心武装力量。
诸葛亮为刘备扩充实力，目的是相机夺取荆州，但是这些事情还来不及做，曹操的大军就压境了。
汉建安十三年（208）秋天，曹操率军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任荆州牧，听说曹军到来，吓得不战而降。屯兵樊城的刘备，向江陵撤退时，在当阳长坂坡被曹军打得大败。刘备和诸葛亮等突围到夏口，接着又退到樊口。
白帝城诸葛亮观星台在强敌曹操的进逼之下，孙权、刘备双方都有联盟抗曹的愿望。孙权派鲁肃去见刘备，希望和刘备联盟。鲁肃跟着刘备退到樊口后，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紧急了，我愿亲自前往东吴，向孙将军求援。”刘备也感到形势紧迫，立即派遣诸葛亮随鲁肃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见孙权。
孙权在柴桑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战火即将燃烧到自己身上，使他感到有同刘备联合的必要，但能否战胜曹操的进攻，他还缺乏信心，态度有些犹豫不决。
诸葛亮会见孙权后，针对孙权思想上的疑虑从分析天下大势着手，说：
“方今天下大乱，孙将军起兵占据了江东，刘将军也招募部队在汉南（汉水之南），和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经平定了河北，战胜了不少对手，又攻下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无力当其兵锋，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播迁到此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情况。”
接着诸葛亮又故意反激孙权说：
“情况如此紧迫，我希望将军根据自己的力量，考虑相应的对策。如果能以江东之众与曹操抗衡，就应该趁早和他断绝关系，争取时间早定战、守之策如果不能这样，为什么不投戈卸甲，向曹操投降呢？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曹操，而内心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在这紧急关头不能当机立断，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
孙权听了，很是恼火，他万没想到诸葛亮会这么小看他，不禁生气地反唇相讥道：“既然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理直气壮地回答：
“汉初的田横，不过是齐地的一位壮士，他尚且能守义而不屈，何况刘将军是王室的后代！他的英雄才气，盖世无双，天下的士人都仰慕他，就像水归大海一样。若真的大事不成，那也只是天意，那能够屈辱投降曹操呢？”
这一来，孙权可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勃然变色地说：“我也不能以江东之地和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我决心抗击曹操了。”
孙权的话虽然说得很硬气，但他清楚自己一方的兵力，而刘备又刚刚在当阳吃了败仗，又有多大的能耐呢？他不禁又怀疑地对诸葛亮说：“固然现在除了刘将军，没有人能够和我共同抵抗曹操。但刘将军战败之后，还能抵挡得住曹操吗？”
针对孙权的怀疑，诸葛亮满怀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孙权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他说：
“刘将军虽然在长坂坡战败，但现在部下陆续归来的，以及关羽、刘琦率领的江夏之军，合共不下两万人。曹军兵力众多，但远道而来，长途跋涉，为了进行追击，一日一夜行军三百多里，早已疲惫不堪，像一支飞到尽头的箭，连穿透一层薄薄绸子的力量都没有了。况且北方人不习水战，更是曹军的一大弱点，还有，荆州的民众暂时归附曹操，那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服。”
最后，诸葛亮鼓励孙权说：
“现在孙将军您真能派出猛将，带领数万大军，和刘将军联合起来，同心协力作战，那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曹操兵败之后，必然向北方撤退。这样，荆州、江东不但都能安然保全，而且势力大大增强，那么天下鼎足而立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关键，在于今日，孙将军您切不可坐失良机。”
诸葛亮的分析清楚透彻，说得孙权满心欢喜，愁眉顿展，增强了他战胜曹操的信心。但当时的孙权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降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尤其是主降派的代表人物张昭，在曹军气势汹汹的威逼下，更是吓破了胆，力主不战而降，而当时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周瑜，他正奉命去鄱阳调集水军，不在柴桑，主降派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这种情形，使孙权感到无所适从。
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迅速从鄱阳召回周瑜。周瑜回来之后，力排众议，并信心十足地对孙权说：“请将军给我精兵数万，进屯夏口，我一定为将军击破曹操！”周瑜坚决抗曹的态度，感染了孙权，孙权下定决心迎击曹操。在召开江东文武大臣的会议上，他毅然抽出宝剑，砍掉奏案上的一角，斩钉截铁地说：“如敢再言迎降曹操者，与此案同！”
在此期间，由于鲁肃的引见，周瑜会见了诸葛亮。诸葛亮向周瑜提醒说：“孙将军虽然下了决心，恐怕还有反复，因为此处主张投降的势力还很大。依我之见，公瑾（周瑜字）还得再向孙将军说说，主要是把曹军兵马多寡的实际情况再说清楚明白，让孙将军放心。”
周瑜很重视诸葛亮的意见，当天夜晚即进见孙权说：“据诸葛先生了解，曹操所称80万水军完全是恫吓之词，实际兵马超不过20万，并且已是疲惫不堪，而荆州降兵，对曹操尚存狐疑之心。这样看来，曹军人数虽多，一点也不可怕。只要与刘备将军联合起来，打败曹操是没有问题的。”
周瑜一席话，更坚定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就这样，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孙、刘联盟的实现，是由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刘联盟的是双方与曹操争存亡的共同愿望。孙、吴联盟局面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鲁肃、周瑜的卓越识见。而诸葛亮在这关键时刻前往柴桑，向孙权反复陈说利害，促进了孙、刘联盟的实现，这对战争的结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出使柴桑、游说吴主这场活动中，诸葛亮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天才、出色的外交才能。
孙权和刘备结盟后，他们的军队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大败曹军。这场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诸葛亮、鲁肃、周瑜等的分析和论断是科学、英明的。诸葛亮在赤壁大战前后，还有过哪些活动，史书上没有记载，因而无法查考。但作为刘备一方的主要决策人物诸葛亮，他不可能不参与一些联军作战问题的讨论和协商，提出作战的主张和建议，比如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进行火攻等等，诸葛亮很可能参与了计谋。至于像《三国演义》上所描写的“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披发仗剑”、“登坛借东风”、等等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那就完全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了。
以法治蜀
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不少地方，以后又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力量发展非常快。此间，诸葛亮为刘备镇守后方，安抚民众，供给军备粮草以及兵源，为蜀汉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
剑门关为蜀大将姜维屯兵处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蜀汉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一手处置，实际上诸葛亮已成了蜀汉政权的主持者。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策略步骤，在刘备集团跨有荆、益，诸葛亮负责治理西蜀之后，这个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益州的统治，为了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诸葛亮首先把实行法治摆在“内修政理”的首位。这是针对益州当时“乱”的局面而采取的强有力措施。
益州原来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在刘焉、刘璋统治益州时期，法令松弛，政治腐败，地主豪强和官僚专横自恣，侵夺百姓，鱼肉人民，因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在公元188年，即刘焉担任益州牧之时，就曾经发生了以马相等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但阶级矛盾并没有缓和，那种“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继续纵容豪强官僚欺压、侵凌百姓的局面还是愈演愈烈。
这种严重的“乱”的局面，势必大大不利蜀汉政权的稳固严厉打击豪强的不法行为，就是诸葛亮解决“乱”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益州地方的土著豪强，鱼肉乡里，侵夺民田，正是诸葛亮要着力打击的对象。
诸葛亮以法治蜀的思想内容，具体体现在他主持制订的《蜀科》的法典上（今佚）。在《蜀科》上的相应条文，规定了对蜀土著豪强采取抑制并打击的措施。而在实践上，诸葛亮也执法严明，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刑罚有准，轻重比较适当。如对破坏法纪的蜀中豪强彭，贲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对以私废公、放肆专权的李严、廖立等，绳之以法，该罢官的罢官，该刑罚的刑罚对挑拨是非、妖言惑众的来敏，坚决予以革职。这些典型事迹，显示了诸葛亮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政治家作风。相反，对于严明奉法、清廉自持的官吏，如蒋琬、费讳等，则大加褒扬、提拔。
正因为诸葛亮实行法治、打击豪强的政策，因而引起了地主豪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是不“度德量力”，吵吵嚷嚷地要诸葛亮“缓刑弛禁”。时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的蜀中代表人物法正，对诸葛亮这么雷厉风行地打击蜀中豪强也不甚理解，并且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他引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实行宽民之治的事例，写信给诸葛亮，信中说：“从前汉高祖入关，除去秦朝严刑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老百姓，都感念高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恩德，就施用刑禁权威，这是很不好的。按照主、客的关系，我主认为应该多施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宽些，以慰藉他们。”
法正的信，引出了诸葛亮著名的反映他的法治指导思想的文章——《答法正书》，书中这样说：
“先生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代的情况是实行暴政，虐待人民，因而逼得人们不得不起来造反。针对这种情况，汉高祖采用了宽刑弛禁的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对的。现在益州的情况和秦代大不相同。刘璋暗弱，自从刘焉以来，就放纵地方豪强官僚，使他们专横跋扈，任所欲为，因而德政不单，威刑不肃，君臣之道也就逐渐被破坏了。给这些官僚们以高官，宠爱他们，他们地位高了，反而不觉得可贵服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达到顶点，他们反而傲慢无礼。这就是政治弊病的来源。现在我们以法来威胁他们，法行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恩德限之以官爵，官爵提升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爵位的尊贵。行法和恩宠相辅并行，上下的次序才能够维持正常，政治才能够得到清明。”
这封书信批评了法正看问题的片面性，批驳他生硬地套用汉高祖“宽禁省刑”的做法。诸葛亮指出：秦时跟现在不同，关东和益州的情形不一样现在就是要严明赏罚，严格按法制办事，才能彻底纠正刘焉父子遗留下来的邪恶风气。诸葛亮在这封书信中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拒绝了法正的建议，这是很有见地的。
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及《伊籍传》等书记载，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还亲自撰写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法律条例，一条一款罗列分明，使蜀汉大小官员知务其所“务”、戒其所“戒”、恐其所“恐”、惧其所“惧”，使大家勤于职守，这种“先教后诛”的做法受到当地及后世众多的颂扬和称道。晋人习凿齿就赞叹地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正因为诸葛亮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因而即使被诸葛亮惩处过的人，对他还是感恩戴德，口服心服，以至当他去世以后，竟如丧考妣，痛不欲生。比如李严与廖立二人就是如此。
李严（后改名李平），是刘备临终前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蜀汉高级官员。在诸葛亮北伐时，他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在军粮供应不上时，他假传圣旨要诸葛亮退兵。这种贻误军机、弄虚作假的行为被诸葛亮发觉，上书刘禅将他免官为民，流徙梓潼郡。李严服罪之后，诸葛亮并不搞株连家人的做法，还是让他的儿子李丰照常为官，并且一直做到朱提太守的职位。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不禁悲痛万分，情急之下，他也发病身亡。
廖立在刘备在世时就担任长沙郡太守，这个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诽谤先帝，兹毁众臣”，肆意攻击蜀汉的朝政，指责诸葛亮，挑拨群臣不和。诸葛亮上表罢了他的官，流放到汶山郡。诸葛亮病死，廖立痛哭叹息地说：“我没有希望了，恐怕要老死在这边远地区了。”
诸葛亮的厉行法治，使蜀汉文武官员大都能兢兢业业、勤于职守，而力戒弄虚作假、干犯法纪之事，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吏治逐渐得以清明，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稳定，蜀汉的社会经济得到繁荣，而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安定。史书上记载，说是当时蜀国“道不拾遗，强不侵弱”。史书上的说法当然有夸大的地方，但在三国时期，蜀汉政府是一个较好的政府，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而诸葛亮治蜀的做法也是卓有成效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与诸葛亮同时代及稍后的两位人物的言论来予以证实。
一位是蜀汉官员张裔。张裔原先是刘璋的谋臣，蜀汉之时，官至益州郡太守。此人虽精明能干，但他自以为是，总认为别人不对。诸葛亮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使他受到感动，他由衷地叹道：“诸葛亮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贵势者不能免罚，这是人人奋勉的重要原因啊！”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国志》作者陈寿。陈寿是西晋时代的史学家，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髡刑（剃去头发）。但他在《三国志》中写诸葛亮时，还能秉持公心，去除个人恩怨的成见，以公正的史笔写道：“（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开诚心，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书房于此可见，诸葛亮用法治蜀深得人心！
举贤授能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认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的“托志忠雅”，费讳的“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董允的“秉心公亮”，陈震的“忠属，老而益笃”，郭攸之的“以器业知名于时”，姜维的“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杨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邓芝的“坚贞简亮，临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严整”，李恢的“公亮志业”，吕凯的“守节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一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的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第二，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且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璋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杨洪门下书佐，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扬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祗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李严、杨洪、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
费棉、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棉“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棉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棉、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第三，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对他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儒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掾，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伯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伯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伯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第四，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贵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现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现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期之以事现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灵活治军
以身兼将相而自许的诸葛亮，在治国理政的同时，未尝一日不在思谋治军、用兵之道。陈寿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军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则”、“军令十五条”，以及有关谈兵治军的论述。
治军是为了治国，这是作为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诸葛亮治军的一贯指导思想。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这是诸葛亮高度重视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根源。
既然国家的安危系于军队的强弱上，而军队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决于将帅的素质和才能，那么选择将帅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对将帅选择的重要与要求之严格。诸葛亮对将帅的选择，与他治国举贤授能一样，注重德才并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这里面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处事以公的原则，同时也包括爱民的思想。“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意思是说，眼里如果没有老百姓，处事不考虑民众利益的将帅，他就不是国家的良辅，就没有资格当军中的主帅。才，就是要求作为将帅要精通军事，懂得谋略，善于打仗。
在蜀国，能够称得上合格的将帅，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并不多。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叙，以及《出师表》中所涉及的，只有将军向宠和后来担任蜀汉主帅的姜维，诸葛亮才认为他们够得上是德才并重的将帅，可见他对将领的选择要求之严。
对军事将领全面军事素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一段话中：
一个将领要审知天时与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既要熟悉各种攻防兵器，擅长运用掌握，又要注重赏罚公正严明对士卒作战勇敢与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敌人的阴谋，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要了解进军路上的险阻，何处安全，何处危险，要变被动为主动进军和退却，要掌时机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进攻要加强力量，扩大声势攻与防，都一定要积极发挥士兵的作用对成功和失败都要充分估计到，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
总而言之，诸葛亮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一定要深谋远虑，要集思广益，切不可独断专行。
在具体治军的方法上，诸葛亮采用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礼治，就是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诸葛亮在治国治军方面，最反对“不教而诛”。平时要重视教化，对军队要“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这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用礼义忠信的封建伦理观念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为什么要这样做？诸葛亮解释说，从军事观点上讲，一个将帅能够“善养士卒”就可称得上是“仁”将士如果能“以身殉国”，就是“忠”不为利禄富贵所动摇，就是“义”胜利了不骄傲，不居功，是“礼”能够“奇变莫测，动应多端”，就是“智”“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就是“信”。能够做到忠、义、礼、智、信的军队，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以法治军，就是强调要以典刑、赏刑来警戒官兵。如果说礼治是务虚的话，那法治就是务实的了。在诸葛亮看来，厉行法治是军队的法宝，他说：“一个作将帅的，统率着百万的军队，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躬身并足，集中注意力，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头也不敢抬地来服从命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法制。”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万之师”，也是“无益于用”的。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等人，赞赏他们在治军之中执法严明的作风。他认为，将士作战立了功，就要按功劳的大小给予奖赏，如果违犯了军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时对他多亲近，也要依法处罚。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挥泪斩马谡。马谡违犯军令，失了街亭，被处以死刑。当时蒋琬到汉中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掉智能之士，岂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就是靠他严明的军法。现在刚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使军法受到破坏，怎么能够去讨贼呢？”可见诸葛亮对以法治军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法治对于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当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他上疏承担责任，自贬三等。
在用“礼”与“法”治军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意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即重习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诸葛亮集·文集》卷4）他还说：“一支经过高度习练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帅来指挥，不见得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干的将帅，统率的是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
对军队具体的技术训练中，诸葛亮要求将士要掌握行军、作战、屯驻的要领，懂得进退攻守的次序，发挥各种兵器的效用。他还在军队中提倡互教互学的训练风气。他说：“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正因为诸葛亮以“礼”、“法”治军，军队训练有素，阵容严整，因而蜀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后人评论蜀军“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帅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著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密如鬼神，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这些赞语，虽多溢美之辞，但纵观蜀军在历次北伐战斗中，胜多败少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治军的成效应该是很卓著的。
诸葛亮在治军方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方面，这就是史传上所称的“长于巧思”。陈寿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这是指诸葛亮在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方面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兵法阵图，在军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弩，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诸葛亮改进人连驽，称之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磁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劲弩。1964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汉铜弩机，证实了是经过诸葛亮改进的连弩的一种。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用来运载粮食）。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车，在汉代以前就有了，汉代称之为鹿车。诸葛亮据此把它改进成“一脚四足”的木牛。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约600多斤），每天可走20里地。在木牛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较平稳，适合蜀国山地的运输。木牛、流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解决蜀国向前线运输粮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阵图就是八种阵形变化之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八阵”的名称，如《孙膑兵法》中就有“八阵”、“十阵”等篇目。诸葛亮很讲究阵法，他的八阵图就是在学习继承古代兵家的布阵之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诸葛亮自己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在实践中，确实使魏军吃了不少苦头。
诸葛亮八阵法之详细内容，没有留传下来，后来有的书上绘制了八阵图，大多是后人的伪作。相传诸葛亮曾经聚石为八阵图，以此来训练军队。石垒八阵图的遗迹现存有三处，一在今陕西省勉县南，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南江边，一在今四川省新都县的牟弥镇。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假，尚无确论。其实不管是真是假，由于年代久远，现从遗址中也无法探究出诸葛亮八阵图的具体面貌。
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对后代影响很大。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在精研八阵图的基础上，又创制出六花阵法唐代杜甫在观看奉节江边的八阵图遗址之后，写下“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诗句，来抒发对诸葛亮的怀念之情。
七擒孟获
在叙述“七擒孟获”故事之前，必须介绍南中叛乱的由来。
在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辖境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等多种少数民族。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对人民横征暴敛，南中各民族也深受这种暴虐统治之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统治者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虽然每一次起义和反抗，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斗争风云总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面对东汉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针，认为这是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巩固内部、求得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先后派了“轻财果毅”的邓方和处事干练的李恢为南中地区主政长官。由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注意不过重剥削压迫少数民族，约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霸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蜀汉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蜀汉政府的“和抚”政策，却遭到一部分蓄意制造分裂的汉族豪强地主和少数民族“夷帅”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发动叛乱。
就在刘备病死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晋宁县东）豪强地主雍闽乘蜀汉力量削弱的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杀死了当时的太守正昂，又抓了继任太守张裔，把他押送给东吴。此时东吴也公开声援这股叛乱势力，任命雍闽为永昌太守。东吴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接着，越嵩（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东南）少数民族贵族高定、胖舸（今贵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从雍闽，起兵反叛。雍闽又拉拢当地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并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使不少人受欺骗而参加到叛军中去。这么一来，除永昌郡以外，叛乱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
雍闽等人的叛乱，给蜀汉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局面，诸葛亮头脑十分冷静。他一方面对南中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积极做说服争取的工作，一方面着手恢复和加强吴蜀联盟。虽然在刘备病死之前，吴蜀已经基本讲和，但相互之间并不信任，东吴向魏国称臣，且又公然支持雍闽的叛乱，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态度。为了避免蜀国两面受敌，诸葛亮感到与东吴修复和好是当务之急。只有修复和加强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解除来自东边的威胁，才能有利于南征平叛和以后的北伐曹魏。就在刘禅即位当年（223），诸葛亮派了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邓芝出使东吴，经过邓芝的不懈努力，孙权终于断绝了和魏国的关系，而重新和蜀国结盟，同时派遣使臣回报蜀国，从此吴蜀正式言归于好，这种结盟的关系，一直保持到蜀汉被灭亡。
蜀吴重新和好联盟，蜀汉内部经过一番整顿也已稳定。此时又传来了魏文帝曹丕兴师复征东吴的消息，这真是一个平讨叛乱的好时机。蜀汉建兴三年（225）春天，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南中进发。
临出发时，参军马谡前来送行，诸葛亮向他征询破敌之策，马谡建议说：
南中凭借地势险要且僻远，不服从朝廷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收复了他们，大军一退，他们还会继续叛乱。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不要专用武力，采取安抚的办法，使他们心悦诚服，从而消除后患。
马谡这一番话，甚合诸葛亮的心意，立即把它采纳，作为平南的根本策略。
蜀军分成3路前进东路军由马忠率领，进攻郡中路由李恢率领，进攻益州郡诸葛亮率领西路军，直扑越。蜀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叛军根本不是对手。不久，西路军一举消灭了高定的叛军，收复了越。与此同时，东路军也打败了朱褒，攻进了郡。东西两翼的叛乱武装被肃清之后，三路大军在诸葛亮指挥下，分别直捣叛乱的最后据点益州郡。
这年5月，诸葛亮率军渡过了泸水（今金沙江），进入了益州郡。此时前来与高定会合的雍闽在内江中已被高定的部下所袭杀，孟获做了叛军的主帅。孟获在益州地区很有威望，那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都很听他的话。诸葛亮决心对这位少数民族首领采用“攻心”战术，使他心悦诚服，以改变南中时常“叛乱”的局面。于是他命令将士要生擒孟获，不准杀害。
当孟获在盘江上游（今云南省曲靖市地区一段）要和诸葛亮决一雌雄之时，第一仗就被生擒活捉。诸葛亮好言抚慰他，还布列营阵，带他参观，然后问他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虽然被擒，但内心还是很不服气，他傲慢地回答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承蒙赐观营阵，看起来也不外如此。若是能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是一定能够打败你们的。”诸葛亮听了，知道他不服，就笑着把他释放，并叫他整顿兵马，再来决战。
孟获回去集合部众，又来战斗，结果还是兵败被捉。就这样，诸葛亮对孟获一连纵擒达七次之多，在最后第七次诸葛亮释放孟获时，孟获既钦佩而又感动地说：“丞相天威，我们南人决不再造反了。”
诸葛亮降服了孟获，继续统兵南下，不久，蜀军六路大军在滇池会师，至此，叛乱全部被平定，南中战事基本胜利结束。诸葛亮对孟获“纵擒”是“攻心”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诸葛亮采用军事和政治相结合方针的胜利。在此次南征中，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坚决打击叛军主要头目中的死硬分子的同时，争取次要而有影响的头目。正因为如此，蜀军从春天三月出兵至秋天“遂平四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剪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是与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用兵方略分不开的。“七擒孟获”的故事，确实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平叛胜利结束，蜀军全部撤回成都。为了争取少数民族首领和蜀汉政府合作，诸葛亮尽量录用当地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让他们担任南中地区各级政府官吏。对于其中威信较高、实力较强的首领，诸葛亮还把他们带回成都，给他们很高的官职，如孟获就在蜀汉朝廷中担任了负责监察之御史中丞。诸葛亮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团结，以便更好地治理南中，无疑也是对东汉以来汉人统治少数民族、实行残酷压迫的弊政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为了便于蜀汉政府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区，诸葛亮把原来叛乱地区的四个郡改为六个郡，并派一些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担任郡守。郡数增加，郡区缩小，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过大，搞分裂割据，这也是诸葛亮加强蜀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发展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诸葛亮还派内地人到那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那里的少数民族本来采用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牛耕，并学会了织锦和其他手工技艺。诸葛亮还注意在这一地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一来，那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民族，也逐渐迁居到平地，建立村落，从事农桑生产。
南中地区开发之后，给蜀汉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地生产的金、银等矿物，以及耕牛、战马等，都源源不绝地运到蜀中，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力量。此外，诸葛亮还从当地少数民族中选取一批强壮男子，编成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以补充蜀汉兵源的不足。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号称“飞军”，成为蜀军中的精锐力量。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和抚”政策和措施，对加强祖国西南地区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他在开发西南地区方面的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正
提起诸葛亮，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诗句），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人们景仰和崇敬他。诸葛亮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影响，这和历代统治阶级对他的推崇，小说戏剧对他的描绘和渲染是分不开的。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和小说戏剧中塑造的诸葛亮并不完全相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又是怎样一位人物呢？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郡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在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里。其父诸葛硅曾做过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和当时的豪强贵族袁术、刘表等都有往来。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诸葛瑾，弟弟诸葛均，此外还有两位姐姐。由于父亲很早去世，诸葛亮和他的兄弟、姐姐都依靠叔父诸葛玄过活。
诸葛亮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大起义爆发，继之而来的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壮大起来的豪强地主武装之间为争夺地盘的厮杀、混战。琅琊郡属于徐州，是豪强们心目中的一块肥肉，陶谦、吕布、曹操都曾先后占据和抢夺过这块地方。徐州战乱不止，使诸葛玄一家再难安身下去。为了逃避战乱，诸葛玄带领家人，离开家乡，先投奔袁术，后又投奔荆州刘表，最后在裹阳住了下来。
诸葛亮像诸葛亮17岁那年，叔父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失去了依靠，就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襄阳城西20里地的隆中村，置了一点田产，盖了几间草房，开始过着他20年后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一面耕种、一面读书的隐居生活。
隆中的生活，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诸葛亮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尤其喜欢读《申子》和《韩非子》等法家著作。诸葛亮深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治世用世的理论所折服，他知道，在这动乱的时世，法家的思想，包括其治国的经验、法术是最切合、最实用的。广泛地阅读、刻苦地钻研、学习，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这10年，也是诸葛亮拜师、交友、增长见识、学问的过程。那时候，荆州地区相对战乱较少，中原地区的学者名士纷纷避乱至此地。比诸葛亮年长的，有大名士庞德公、号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沔南名士黄承彦（即后来诸葛亮的岳父）等，他们都成了诸葛亮的忘年之交。这些人思虑精密，学识渊博，见解卓绝，诸葛亮虚心向他们请教，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由于司马徽的介绍，诸葛亮又拜了一位称“酆公”的汝南灵山隐士酆玖为师。酆玖熟谙韬略，深通兵法，在诸葛亮“奉事惟谨”的精神和行为的感动下，酆玖传授了他三部兵书，这对诸葛亮日后辅佐刘备带军打仗，无疑起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在交往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其中有日后也成为刘备重要谋士的庞德公的侄儿庞统，颍川的徐庶、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抱负。
武侯祠右前方的石牌坊在读书、学习，广交朋友之余，诸葛亮也未忘怀当时政治形势。隆中的10年，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此时曹操官渡一战，打败袁绍而统一北方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和当时曹操称霸中原坐镇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务虚名、尚空谈，不足与谋大事的人，为豪强所吞并只是迟早的事……群雄纷争的结果，必然会出现鼎立的局面。由于诸葛亮注意研究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应对的策略方针。当和朋友谈论起现实社会形势时，他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卓有识见，因之被司马徽称之为“识时务”的“俊杰”。
立志向学，因志而成学，学以致用，是诸葛亮所一贯恪守的治学思想。那么诸葛亮的志向是什么呢？从下面两个例子可以窥见他的理想和抱负。
据《魏略》记载，有一天诸葛亮和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位好友一起交谈，诸葛亮从容地对他们说：“诸位要是做官的话，是可以做到郡守、刺史的职位的。”三人反问诸葛亮又如何，诸葛亮只是“笑而不言”。这“笑而不言”，就已经表明了诸葛亮胸存大志。
又据《三国志》本传载，诸葛亮在高卧隆中常以管仲、乐毅自比。他认为当世既无像管仲那样的贤相，也没有像乐毅那样的名将。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强大的诸侯国。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他扶持弱燕，统帅强兵，一举下齐国70余城，使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诸葛亮创制的木牛车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有以一身兼将相自许的意思。他身处乱世，决心像管仲、乐毅一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要干出一番惊人的功业，他志在扫除群雄，结束分裂。
治乱世必以才智，尽其才智又必依明主才能取成，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说的就是要谨慎选择可以辅佐的“明主”的意思。那诸葛亮心目中的“明主”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未遇到刘备之前，我们可以说在诸葛亮此时的思想中还没有明确具体对象，但如果联系他周围朋友对当时豪强军阀评价的言论以及日后的《隆中对》、《论光武》等文章来看，诸葛亮对选择“明主”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诸葛亮从小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熏陶，在隆中十年间系统地学习经史子集，食君禄、报君恩的忠君报国思想更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是北方的曹操，此人雄才大略，影响很大，但在正统的观点看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却令人所不齿。庞统曾经跟诸葛亮谈起曹操，认为他虽是一个治世的能臣，却又是一个乱世的奸雄。像曹操这样的人，诸葛亮会认为他是“明主”而去投靠他、辅佐他，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在下文将要谈到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也是把消灭曹氏集团作为目标确定下来的。
刘表此人的行为品质，诸葛亮更是耳闻目睹，再熟悉不过了。连他的内亲黄承彦老先生都不愿出来帮助他，诸葛亮当然不会认为他是“明主”。
东吴的孙权呢？虽是位“招延俊服，聘求名士”的有作为的人物，但却野心勃勃想“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也是一位志存篡逆的野心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已赴江东辅佐他，而诸葛亮并没有尾随着到江东，应该说，孙权在诸葛亮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位能够为之赴汤蹈火的“明主”。
至于盘踞川蜀、以“弱”著称的益州牧刘璋，更不值一提。
从诸葛亮撰的《论光武》一文中，我们更可以窥测到诸葛亮择主的准则。光武帝刘秀是东汉中兴之主。诸葛亮在文章中，对刘秀的“策虑深远”的作用极为欣赏，对光武君臣“谋合议同”，中兴汉室的事业极为向往。南阳郡是当年刘秀中兴的发祥地，历史能否重演呢？当今世界能否再出现如光武那样的“圣君”“明主”呢？这个问题只有等刘备出现在诸葛亮面前才能明白。
总而言之，隆中十年，是诸葛亮学习、增长才干的十年，也是他“待时”、“待主”的时期。这个未出茅庐的青年，正如庞德公送给他的雅号“卧龙”那样，一旦风云际会，就能腾云驾雾，大显身手，一展抱负了。
这个时机终于到来，“刘皇叔”刘备于汉建安十二年（207）亲自前来隆中，拜访请教诸葛亮。
隆中之对
47岁的老将军刘备“三顾茅庐”到隆中拜访请教27岁的诸葛亮，这种真心实意虚心求教的精神着实使诸葛亮感动。刘备恳切深沉、坦露胸怀的一番话语，使诸葛亮看到了他志存复兴汉室、拨乱反正的忠肝热肠。于是诸葛亮就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把他对早已了如指掌的天下大势的看法告诉了刘备。
他首先分析曹操和孙权：施秉阳河上游的瓮蓬洞，诸葛亮曾带兵在此歇过脚“自从董卓入京作乱以来，各地豪杰蜂起，抢州夺郡、割据称雄的人多得数不清。经过一番较量之后，现在的局势已经比较明显，成功与失败者各自都有其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就拿曹操和袁绍相比来说，曹操名望既低，兵力又少，可他居然最后能战胜袁绍，由弱变强，这其中的道理何在？这就不仅仅是由于曹操占据有利的时势，更不是天命使然，而是由于曹操的主观努力，在于人的智谋所决定！现在曹操基本上已统一了北方，拥有百万大军，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处处假借汉帝的名义来对各地诸侯发号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暂时是很难同他较量、争强比胜的。
“北方的曹操是如此，南方的孙权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孙权占据江东，从他父亲孙坚，至其兄孙策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加上还有一批有德行、有本事的人辅佐他，他的力量绝不能低估。因此江东此地，不能希图占领。而要和曹操争夺天下，应该和孙权结成联盟，作为外援，而不能同他们为敌。”
分析完曹、孙两大集团的情况，接着诸葛亮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荆州这地方北依汉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是一个用武的好去处。可惜现在的荆州之主是没有能力守住它的。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特意要留给将军的，将军您难道不想得到它吗？
“再看西边的益州。这也是一个地形地势相当险固之地。它幅员辽阔，有千里的肥沃土地，历来被人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凭借这块地盘取得天下、建立帝业的。然而，如今益州之主刘璋懦弱昏庸，统治无能，不注意安抚百姓。那里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英明之主去取代他。再加上北面汉中的张鲁时时刻刻都在窥伺着川蜀，威胁着益州。因此，益州的情形刚好和江东相反，是一个可取之地！”
谈到此处，诸葛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接着说：
“将军您是汉朝皇室的后裔，名声早就显播于天下，您要是能够占据荆、益二州，守住险要之地，西面和好诸戎族，南面安抚夷越各部落，对外结盟于孙权，对内则修明政治，一旦曹操内部发生变化，时机一到，您命令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洛阳推进，将军您亲自统率益州大军出秦川（今陕西、甘肃省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到那时候，老百姓谁个会不担着饭食、盛着酒浆来迎接您呢？真能这样，那么统一天下的霸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天下也可复兴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剖析天下形势的这一番话，记载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隆中对》或《草庐对》的名文。
诸葛亮这一番宏论，根据当时的客观现实，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人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反复比较的基础上，为刘备提出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就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来说，就是为了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也就是说，要使历史上再度出现“光武中兴”的局面。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占有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然后从荆、益两路出兵，构成钳形攻势，直扑两京（长安、洛阳），剿灭曹氏篡逆集团，达到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目标，但诸葛亮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曹操集团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政治优势，暂时还不能与之正面争锋，也就是说，先不要打曹氏集团的主意，而把他搁一边。
对于江东的孙氏集团，诸葛亮提出“结好”，这是他预见天下必然会出现三分鼎立的形势而为刘备确立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要消灭曹氏，联合孙权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策略手段。日后形势的发展，就显示了这个策略手段的巨大威力：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赤壁大战的胜利，是孙、刘两家联手抗曹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刘氏集团才有可能在荆州站稳脚跟，才有可能西进川蜀，打开蜀汉立国的壮丽局面。因此，可以说“联孙”的策略，事关蜀汉立国的根本，也是关系其盛衰存亡的基本国策。只要看看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兴兵伐吴惨遭失败等事实，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不仅如此，《隆中对》还为刘备占据荆、益以后，治荆、治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策略步骤，这就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抚”民族政策和“内修政理”方针的提出。
“和抚”政策，是针对西南边地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东汉末年，由于益州地区统治者暴虐残暴，特别是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以来，对少数民族采取横征暴敛以及征剿杀戮的残酷压迫，使得少数民族不得不起兵反抗。他们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官兵来了，他们退山林，伺机出击。有时候还攻陷城池，给官府以沉重的打击。刘备要治蜀，就必须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否则内部不稳定，根据地不巩固，就谈不上向外拓展或出兵。诸葛亮把夺得荆、益与和戎抚夷一起提出来讨论，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内修政理”也是巩固内部、稳定内部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鉴于东汉末年朝政混乱、奸佞当道的沉痛教训，鉴于刘表、刘璋在荆、益统治期间的无能表现，刘备治荆、益，首先必须革除弊政，举贤授能，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隆中对》的提出，这一方面显示了诸葛亮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
《隆中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27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它为刘备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以后刘备集团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以后形势的发展变化，证明了诸葛亮对局势的分析，是非常符合客观现实的。
诸葛亮的精辟分析和建议，为刘备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使刘备由衷地产生敬意，司马徽和徐庶的举荐一点也没有错，诸葛亮确是了不起的一代人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好谋士、好军师。刘备诚恳地邀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实现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计划，诸葛亮感激刘备的尊重和信任，慨然应允道：“蒙将军不弃，我就为将军奔走效劳吧！”就这样，诸葛亮结束了十年隆中的“隐居”生活，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诸葛亮在隆中待时而动，“择主而从”，选来选去，偏偏选中了东逃西窜、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刘备难道真的是诸葛亮心目中的如刘秀那样的“中兴之主”？这情形虽然令人奇怪，但也不难理解。诸葛亮选中刘备为辅佐之主，主要原因不外有这几方面：
其一，刘备是汉室宗亲，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兴复汉朝事业。而诸葛亮以“兴微继绝”，即兴复汉室为己任，这同刘备的目标是一致的，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其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士为知己者用（死）”。刘备“三顾茅庐”，一再屈尊下顾，向他虚心讨教，这使诸葛亮非常感动，他愿意为刘备这个“知己”效劳。20年后诸葛亮回顾这件事时，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于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其三，对刘备“宽仁有度”、“知人善任”、“折而不挠”的性格特点，诸葛亮也是有所了解的。诸葛亮认为，在刘备手下，他能够做到尊重和信任，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这也是在当时众多军阀之中，诸葛亮挑中刘备这个认为他是理想“明主”的原因之一。
诸葛亮来到刘备军中，深受刘备的器重，刘备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来对待，朝夕相处，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不禁引起长期跟随刘备的关羽和张飞的不满，甚至在刘备面前发起牢骚来。刘备觉察之后，坦率而又严肃地对关、张说：“诸葛孔明卓有识见，我有了他，就好像鱼儿有了水。今后你们不要再说长道短了。”这充分说明，刘备已经意识到诸葛亮对他的事业所起的作用了。
游说吴主
诸葛亮出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刘备扩大军队。当时刘备手下只有几千人马，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肯定是难以抵御强敌的。诸葛亮建议把荆州一带没有户籍的游民加以选拔训练，刘备依照其办法去做，果然从中选拔了不少丁壮，使军队扩充到几万人。这支军队经诸葛亮加以训练，成为刘备开创基业的核心武装力量。
诸葛亮为刘备扩充实力，目的是相机夺取荆州，但是这些事情还来不及做，曹操的大军就压境了。
汉建安十三年（208）秋天，曹操率军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任荆州牧，听说曹军到来，吓得不战而降。屯兵樊城的刘备，向江陵撤退时，在当阳长坂坡被曹军打得大败。刘备和诸葛亮等突围到夏口，接着又退到樊口。
白帝城诸葛亮观星台在强敌曹操的进逼之下，孙权、刘备双方都有联盟抗曹的愿望。孙权派鲁肃去见刘备，希望和刘备联盟。鲁肃跟着刘备退到樊口后，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紧急了，我愿亲自前往东吴，向孙将军求援。”刘备也感到形势紧迫，立即派遣诸葛亮随鲁肃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见孙权。
孙权在柴桑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战火即将燃烧到自己身上，使他感到有同刘备联合的必要，但能否战胜曹操的进攻，他还缺乏信心，态度有些犹豫不决。
诸葛亮会见孙权后，针对孙权思想上的疑虑从分析天下大势着手，说：
“方今天下大乱，孙将军起兵占据了江东，刘将军也招募部队在汉南（汉水之南），和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经平定了河北，战胜了不少对手，又攻下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无力当其兵锋，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播迁到此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情况。”
接着诸葛亮又故意反激孙权说：
“情况如此紧迫，我希望将军根据自己的力量，考虑相应的对策。如果能以江东之众与曹操抗衡，就应该趁早和他断绝关系，争取时间早定战、守之策如果不能这样，为什么不投戈卸甲，向曹操投降呢？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曹操，而内心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在这紧急关头不能当机立断，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
孙权听了，很是恼火，他万没想到诸葛亮会这么小看他，不禁生气地反唇相讥道：“既然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理直气壮地回答：
“汉初的田横，不过是齐地的一位壮士，他尚且能守义而不屈，何况刘将军是王室的后代！他的英雄才气，盖世无双，天下的士人都仰慕他，就像水归大海一样。若真的大事不成，那也只是天意，那能够屈辱投降曹操呢？”
这一来，孙权可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勃然变色地说：“我也不能以江东之地和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我决心抗击曹操了。”
孙权的话虽然说得很硬气，但他清楚自己一方的兵力，而刘备又刚刚在当阳吃了败仗，又有多大的能耐呢？他不禁又怀疑地对诸葛亮说：“固然现在除了刘将军，没有人能够和我共同抵抗曹操。但刘将军战败之后，还能抵挡得住曹操吗？”
针对孙权的怀疑，诸葛亮满怀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孙权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他说：
“刘将军虽然在长坂坡战败，但现在部下陆续归来的，以及关羽、刘琦率领的江夏之军，合共不下两万人。曹军兵力众多，但远道而来，长途跋涉，为了进行追击，一日一夜行军三百多里，早已疲惫不堪，像一支飞到尽头的箭，连穿透一层薄薄绸子的力量都没有了。况且北方人不习水战，更是曹军的一大弱点，还有，荆州的民众暂时归附曹操，那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服。”
最后，诸葛亮鼓励孙权说：
“现在孙将军您真能派出猛将，带领数万大军，和刘将军联合起来，同心协力作战，那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曹操兵败之后，必然向北方撤退。这样，荆州、江东不但都能安然保全，而且势力大大增强，那么天下鼎足而立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关键，在于今日，孙将军您切不可坐失良机。”
诸葛亮的分析清楚透彻，说得孙权满心欢喜，愁眉顿展，增强了他战胜曹操的信心。但当时的孙权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降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尤其是主降派的代表人物张昭，在曹军气势汹汹的威逼下，更是吓破了胆，力主不战而降，而当时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周瑜，他正奉命去鄱阳调集水军，不在柴桑，主降派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这种情形，使孙权感到无所适从。
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迅速从鄱阳召回周瑜。周瑜回来之后，力排众议，并信心十足地对孙权说：“请将军给我精兵数万，进屯夏口，我一定为将军击破曹操！”周瑜坚决抗曹的态度，感染了孙权，孙权下定决心迎击曹操。在召开江东文武大臣的会议上，他毅然抽出宝剑，砍掉奏案上的一角，斩钉截铁地说：“如敢再言迎降曹操者，与此案同！”
在此期间，由于鲁肃的引见，周瑜会见了诸葛亮。诸葛亮向周瑜提醒说：“孙将军虽然下了决心，恐怕还有反复，因为此处主张投降的势力还很大。依我之见，公瑾（周瑜字）还得再向孙将军说说，主要是把曹军兵马多寡的实际情况再说清楚明白，让孙将军放心。”
周瑜很重视诸葛亮的意见，当天夜晚即进见孙权说：“据诸葛先生了解，曹操所称80万水军完全是恫吓之词，实际兵马超不过20万，并且已是疲惫不堪，而荆州降兵，对曹操尚存狐疑之心。这样看来，曹军人数虽多，一点也不可怕。只要与刘备将军联合起来，打败曹操是没有问题的。”
周瑜一席话，更坚定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就这样，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孙、刘联盟的实现，是由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刘联盟的是双方与曹操争存亡的共同愿望。孙、吴联盟局面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鲁肃、周瑜的卓越识见。而诸葛亮在这关键时刻前往柴桑，向孙权反复陈说利害，促进了孙、刘联盟的实现，这对战争的结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出使柴桑、游说吴主这场活动中，诸葛亮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天才、出色的外交才能。
孙权和刘备结盟后，他们的军队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大败曹军。这场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诸葛亮、鲁肃、周瑜等的分析和论断是科学、英明的。诸葛亮在赤壁大战前后，还有过哪些活动，史书上没有记载，因而无法查考。但作为刘备一方的主要决策人物诸葛亮，他不可能不参与一些联军作战问题的讨论和协商，提出作战的主张和建议，比如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进行火攻等等，诸葛亮很可能参与了计谋。至于像《三国演义》上所描写的“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披发仗剑”、“登坛借东风”、等等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那就完全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了。
以法治蜀
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不少地方，以后又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力量发展非常快。此间，诸葛亮为刘备镇守后方，安抚民众，供给军备粮草以及兵源，为蜀汉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
剑门关为蜀大将姜维屯兵处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蜀汉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一手处置，实际上诸葛亮已成了蜀汉政权的主持者。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策略步骤，在刘备集团跨有荆、益，诸葛亮负责治理西蜀之后，这个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益州的统治，为了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诸葛亮首先把实行法治摆在“内修政理”的首位。这是针对益州当时“乱”的局面而采取的强有力措施。
益州原来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在刘焉、刘璋统治益州时期，法令松弛，政治腐败，地主豪强和官僚专横自恣，侵夺百姓，鱼肉人民，因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在公元188年，即刘焉担任益州牧之时，就曾经发生了以马相等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但阶级矛盾并没有缓和，那种“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继续纵容豪强官僚欺压、侵凌百姓的局面还是愈演愈烈。
这种严重的“乱”的局面，势必大大不利蜀汉政权的稳固严厉打击豪强的不法行为，就是诸葛亮解决“乱”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益州地方的土著豪强，鱼肉乡里，侵夺民田，正是诸葛亮要着力打击的对象。
诸葛亮以法治蜀的思想内容，具体体现在他主持制订的《蜀科》的法典上（今佚）。在《蜀科》上的相应条文，规定了对蜀土著豪强采取抑制并打击的措施。而在实践上，诸葛亮也执法严明，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刑罚有准，轻重比较适当。如对破坏法纪的蜀中豪强彭，贲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对以私废公、放肆专权的李严、廖立等，绳之以法，该罢官的罢官，该刑罚的刑罚对挑拨是非、妖言惑众的来敏，坚决予以革职。这些典型事迹，显示了诸葛亮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政治家作风。相反，对于严明奉法、清廉自持的官吏，如蒋琬、费讳等，则大加褒扬、提拔。
正因为诸葛亮实行法治、打击豪强的政策，因而引起了地主豪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是不“度德量力”，吵吵嚷嚷地要诸葛亮“缓刑弛禁”。时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的蜀中代表人物法正，对诸葛亮这么雷厉风行地打击蜀中豪强也不甚理解，并且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他引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实行宽民之治的事例，写信给诸葛亮，信中说：“从前汉高祖入关，除去秦朝严刑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老百姓，都感念高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恩德，就施用刑禁权威，这是很不好的。按照主、客的关系，我主认为应该多施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宽些，以慰藉他们。”
法正的信，引出了诸葛亮著名的反映他的法治指导思想的文章——《答法正书》，书中这样说：
“先生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代的情况是实行暴政，虐待人民，因而逼得人们不得不起来造反。针对这种情况，汉高祖采用了宽刑弛禁的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对的。现在益州的情况和秦代大不相同。刘璋暗弱，自从刘焉以来，就放纵地方豪强官僚，使他们专横跋扈，任所欲为，因而德政不单，威刑不肃，君臣之道也就逐渐被破坏了。给这些官僚们以高官，宠爱他们，他们地位高了，反而不觉得可贵服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达到顶点，他们反而傲慢无礼。这就是政治弊病的来源。现在我们以法来威胁他们，法行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恩德限之以官爵，官爵提升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爵位的尊贵。行法和恩宠相辅并行，上下的次序才能够维持正常，政治才能够得到清明。”
这封书信批评了法正看问题的片面性，批驳他生硬地套用汉高祖“宽禁省刑”的做法。诸葛亮指出：秦时跟现在不同，关东和益州的情形不一样现在就是要严明赏罚，严格按法制办事，才能彻底纠正刘焉父子遗留下来的邪恶风气。诸葛亮在这封书信中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拒绝了法正的建议，这是很有见地的。
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及《伊籍传》等书记载，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还亲自撰写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法律条例，一条一款罗列分明，使蜀汉大小官员知务其所“务”、戒其所“戒”、恐其所“恐”、惧其所“惧”，使大家勤于职守，这种“先教后诛”的做法受到当地及后世众多的颂扬和称道。晋人习凿齿就赞叹地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正因为诸葛亮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因而即使被诸葛亮惩处过的人，对他还是感恩戴德，口服心服，以至当他去世以后，竟如丧考妣，痛不欲生。比如李严与廖立二人就是如此。
李严（后改名李平），是刘备临终前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蜀汉高级官员。在诸葛亮北伐时，他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在军粮供应不上时，他假传圣旨要诸葛亮退兵。这种贻误军机、弄虚作假的行为被诸葛亮发觉，上书刘禅将他免官为民，流徙梓潼郡。李严服罪之后，诸葛亮并不搞株连家人的做法，还是让他的儿子李丰照常为官，并且一直做到朱提太守的职位。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不禁悲痛万分，情急之下，他也发病身亡。
廖立在刘备在世时就担任长沙郡太守，这个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诽谤先帝，兹毁众臣”，肆意攻击蜀汉的朝政，指责诸葛亮，挑拨群臣不和。诸葛亮上表罢了他的官，流放到汶山郡。诸葛亮病死，廖立痛哭叹息地说：“我没有希望了，恐怕要老死在这边远地区了。”
诸葛亮的厉行法治，使蜀汉文武官员大都能兢兢业业、勤于职守，而力戒弄虚作假、干犯法纪之事，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吏治逐渐得以清明，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稳定，蜀汉的社会经济得到繁荣，而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安定。史书上记载，说是当时蜀国“道不拾遗，强不侵弱”。史书上的说法当然有夸大的地方，但在三国时期，蜀汉政府是一个较好的政府，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而诸葛亮治蜀的做法也是卓有成效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与诸葛亮同时代及稍后的两位人物的言论来予以证实。
一位是蜀汉官员张裔。张裔原先是刘璋的谋臣，蜀汉之时，官至益州郡太守。此人虽精明能干，但他自以为是，总认为别人不对。诸葛亮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使他受到感动，他由衷地叹道：“诸葛亮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贵势者不能免罚，这是人人奋勉的重要原因啊！”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国志》作者陈寿。陈寿是西晋时代的史学家，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髡刑（剃去头发）。但他在《三国志》中写诸葛亮时，还能秉持公心，去除个人恩怨的成见，以公正的史笔写道：“（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开诚心，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书房于此可见，诸葛亮用法治蜀深得人心！
举贤授能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认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的“托志忠雅”，费讳的“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董允的“秉心公亮”，陈震的“忠属，老而益笃”，郭攸之的“以器业知名于时”，姜维的“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杨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邓芝的“坚贞简亮，临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严整”，李恢的“公亮志业”，吕凯的“守节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一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的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第二，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且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璋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杨洪门下书佐，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扬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祗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李严、杨洪、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
费棉、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棉“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棉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棉、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第三，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对他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儒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掾，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伯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伯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伯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第四，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贵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现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现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期之以事现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灵活治军
以身兼将相而自许的诸葛亮，在治国理政的同时，未尝一日不在思谋治军、用兵之道。陈寿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军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则”、“军令十五条”，以及有关谈兵治军的论述。
治军是为了治国，这是作为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诸葛亮治军的一贯指导思想。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这是诸葛亮高度重视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根源。
既然国家的安危系于军队的强弱上，而军队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决于将帅的素质和才能，那么选择将帅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对将帅选择的重要与要求之严格。诸葛亮对将帅的选择，与他治国举贤授能一样，注重德才并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这里面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处事以公的原则，同时也包括爱民的思想。“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意思是说，眼里如果没有老百姓，处事不考虑民众利益的将帅，他就不是国家的良辅，就没有资格当军中的主帅。才，就是要求作为将帅要精通军事，懂得谋略，善于打仗。
在蜀国，能够称得上合格的将帅，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并不多。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叙，以及《出师表》中所涉及的，只有将军向宠和后来担任蜀汉主帅的姜维，诸葛亮才认为他们够得上是德才并重的将帅，可见他对将领的选择要求之严。
对军事将领全面军事素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一段话中：
一个将领要审知天时与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既要熟悉各种攻防兵器，擅长运用掌握，又要注重赏罚公正严明对士卒作战勇敢与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敌人的阴谋，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要了解进军路上的险阻，何处安全，何处危险，要变被动为主动进军和退却，要掌时机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进攻要加强力量，扩大声势攻与防，都一定要积极发挥士兵的作用对成功和失败都要充分估计到，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
总而言之，诸葛亮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一定要深谋远虑，要集思广益，切不可独断专行。
在具体治军的方法上，诸葛亮采用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礼治，就是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诸葛亮在治国治军方面，最反对“不教而诛”。平时要重视教化，对军队要“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这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用礼义忠信的封建伦理观念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为什么要这样做？诸葛亮解释说，从军事观点上讲，一个将帅能够“善养士卒”就可称得上是“仁”将士如果能“以身殉国”，就是“忠”不为利禄富贵所动摇，就是“义”胜利了不骄傲，不居功，是“礼”能够“奇变莫测，动应多端”，就是“智”“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就是“信”。能够做到忠、义、礼、智、信的军队，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以法治军，就是强调要以典刑、赏刑来警戒官兵。如果说礼治是务虚的话，那法治就是务实的了。在诸葛亮看来，厉行法治是军队的法宝，他说：“一个作将帅的，统率着百万的军队，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躬身并足，集中注意力，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头也不敢抬地来服从命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法制。”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万之师”，也是“无益于用”的。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等人，赞赏他们在治军之中执法严明的作风。他认为，将士作战立了功，就要按功劳的大小给予奖赏，如果违犯了军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时对他多亲近，也要依法处罚。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挥泪斩马谡。马谡违犯军令，失了街亭，被处以死刑。当时蒋琬到汉中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掉智能之士，岂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就是靠他严明的军法。现在刚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使军法受到破坏，怎么能够去讨贼呢？”可见诸葛亮对以法治军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法治对于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当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他上疏承担责任，自贬三等。
在用“礼”与“法”治军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意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即重习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诸葛亮集·文集》卷4）他还说：“一支经过高度习练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帅来指挥，不见得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干的将帅，统率的是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
对军队具体的技术训练中，诸葛亮要求将士要掌握行军、作战、屯驻的要领，懂得进退攻守的次序，发挥各种兵器的效用。他还在军队中提倡互教互学的训练风气。他说：“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正因为诸葛亮以“礼”、“法”治军，军队训练有素，阵容严整，因而蜀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后人评论蜀军“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帅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著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密如鬼神，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这些赞语，虽多溢美之辞，但纵观蜀军在历次北伐战斗中，胜多败少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治军的成效应该是很卓著的。
诸葛亮在治军方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方面，这就是史传上所称的“长于巧思”。陈寿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这是指诸葛亮在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方面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兵法阵图，在军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弩，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诸葛亮改进人连驽，称之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磁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劲弩。1964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汉铜弩机，证实了是经过诸葛亮改进的连弩的一种。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用来运载粮食）。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车，在汉代以前就有了，汉代称之为鹿车。诸葛亮据此把它改进成“一脚四足”的木牛。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约600多斤），每天可走20里地。在木牛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较平稳，适合蜀国山地的运输。木牛、流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解决蜀国向前线运输粮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阵图就是八种阵形变化之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八阵”的名称，如《孙膑兵法》中就有“八阵”、“十阵”等篇目。诸葛亮很讲究阵法，他的八阵图就是在学习继承古代兵家的布阵之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诸葛亮自己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在实践中，确实使魏军吃了不少苦头。
诸葛亮八阵法之详细内容，没有留传下来，后来有的书上绘制了八阵图，大多是后人的伪作。相传诸葛亮曾经聚石为八阵图，以此来训练军队。石垒八阵图的遗迹现存有三处，一在今陕西省勉县南，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南江边，一在今四川省新都县的牟弥镇。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假，尚无确论。其实不管是真是假，由于年代久远，现从遗址中也无法探究出诸葛亮八阵图的具体面貌。
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对后代影响很大。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在精研八阵图的基础上，又创制出六花阵法唐代杜甫在观看奉节江边的八阵图遗址之后，写下“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诗句，来抒发对诸葛亮的怀念之情。
七擒孟获
在叙述“七擒孟获”故事之前，必须介绍南中叛乱的由来。
在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辖境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等多种少数民族。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对人民横征暴敛，南中各民族也深受这种暴虐统治之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统治者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虽然每一次起义和反抗，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斗争风云总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面对东汉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针，认为这是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巩固内部、求得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先后派了“轻财果毅”的邓方和处事干练的李恢为南中地区主政长官。由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注意不过重剥削压迫少数民族，约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霸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蜀汉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蜀汉政府的“和抚”政策，却遭到一部分蓄意制造分裂的汉族豪强地主和少数民族“夷帅”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发动叛乱。
就在刘备病死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晋宁县东）豪强地主雍闽乘蜀汉力量削弱的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杀死了当时的太守正昂，又抓了继任太守张裔，把他押送给东吴。此时东吴也公开声援这股叛乱势力，任命雍闽为永昌太守。东吴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接着，越嵩（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东南）少数民族贵族高定、胖舸（今贵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从雍闽，起兵反叛。雍闽又拉拢当地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并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使不少人受欺骗而参加到叛军中去。这么一来，除永昌郡以外，叛乱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
雍闽等人的叛乱，给蜀汉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局面，诸葛亮头脑十分冷静。他一方面对南中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积极做说服争取的工作，一方面着手恢复和加强吴蜀联盟。虽然在刘备病死之前，吴蜀已经基本讲和，但相互之间并不信任，东吴向魏国称臣，且又公然支持雍闽的叛乱，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态度。为了避免蜀国两面受敌，诸葛亮感到与东吴修复和好是当务之急。只有修复和加强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解除来自东边的威胁，才能有利于南征平叛和以后的北伐曹魏。就在刘禅即位当年（223），诸葛亮派了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邓芝出使东吴，经过邓芝的不懈努力，孙权终于断绝了和魏国的关系，而重新和蜀国结盟，同时派遣使臣回报蜀国，从此吴蜀正式言归于好，这种结盟的关系，一直保持到蜀汉被灭亡。
蜀吴重新和好联盟，蜀汉内部经过一番整顿也已稳定。此时又传来了魏文帝曹丕兴师复征东吴的消息，这真是一个平讨叛乱的好时机。蜀汉建兴三年（225）春天，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南中进发。
临出发时，参军马谡前来送行，诸葛亮向他征询破敌之策，马谡建议说：
南中凭借地势险要且僻远，不服从朝廷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收复了他们，大军一退，他们还会继续叛乱。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不要专用武力，采取安抚的办法，使他们心悦诚服，从而消除后患。
马谡这一番话，甚合诸葛亮的心意，立即把它采纳，作为平南的根本策略。
蜀军分成3路前进东路军由马忠率领，进攻郡中路由李恢率领，进攻益州郡诸葛亮率领西路军，直扑越。蜀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叛军根本不是对手。不久，西路军一举消灭了高定的叛军，收复了越。与此同时，东路军也打败了朱褒，攻进了郡。东西两翼的叛乱武装被肃清之后，三路大军在诸葛亮指挥下，分别直捣叛乱的最后据点益州郡。
这年5月，诸葛亮率军渡过了泸水（今金沙江），进入了益州郡。此时前来与高定会合的雍闽在内江中已被高定的部下所袭杀，孟获做了叛军的主帅。孟获在益州地区很有威望，那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都很听他的话。诸葛亮决心对这位少数民族首领采用“攻心”战术，使他心悦诚服，以改变南中时常“叛乱”的局面。于是他命令将士要生擒孟获，不准杀害。
当孟获在盘江上游（今云南省曲靖市地区一段）要和诸葛亮决一雌雄之时，第一仗就被生擒活捉。诸葛亮好言抚慰他，还布列营阵，带他参观，然后问他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虽然被擒，但内心还是很不服气，他傲慢地回答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承蒙赐观营阵，看起来也不外如此。若是能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是一定能够打败你们的。”诸葛亮听了，知道他不服，就笑着把他释放，并叫他整顿兵马，再来决战。
孟获回去集合部众，又来战斗，结果还是兵败被捉。就这样，诸葛亮对孟获一连纵擒达七次之多，在最后第七次诸葛亮释放孟获时，孟获既钦佩而又感动地说：“丞相天威，我们南人决不再造反了。”
诸葛亮降服了孟获，继续统兵南下，不久，蜀军六路大军在滇池会师，至此，叛乱全部被平定，南中战事基本胜利结束。诸葛亮对孟获“纵擒”是“攻心”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诸葛亮采用军事和政治相结合方针的胜利。在此次南征中，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坚决打击叛军主要头目中的死硬分子的同时，争取次要而有影响的头目。正因为如此，蜀军从春天三月出兵至秋天“遂平四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剪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是与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用兵方略分不开的。“七擒孟获”的故事，确实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平叛胜利结束，蜀军全部撤回成都。为了争取少数民族首领和蜀汉政府合作，诸葛亮尽量录用当地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让他们担任南中地区各级政府官吏。对于其中威信较高、实力较强的首领，诸葛亮还把他们带回成都，给他们很高的官职，如孟获就在蜀汉朝廷中担任了负责监察之御史中丞。诸葛亮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团结，以便更好地治理南中，无疑也是对东汉以来汉人统治少数民族、实行残酷压迫的弊政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为了便于蜀汉政府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区，诸葛亮把原来叛乱地区的四个郡改为六个郡，并派一些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担任郡守。郡数增加，郡区缩小，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过大，搞分裂割据，这也是诸葛亮加强蜀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发展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诸葛亮还派内地人到那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那里的少数民族本来采用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牛耕，并学会了织锦和其他手工技艺。诸葛亮还注意在这一地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一来，那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民族，也逐渐迁居到平地，建立村落，从事农桑生产。
南中地区开发之后，给蜀汉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地生产的金、银等矿物，以及耕牛、战马等，都源源不绝地运到蜀中，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力量。此外，诸葛亮还从当地少数民族中选取一批强壮男子，编成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以补充蜀汉兵源的不足。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号称“飞军”，成为蜀军中的精锐力量。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和抚”政策和措施，对加强祖国西南地区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他在开发西南地区方面的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