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雍正
关于雍正即位的野史传闻也有很多版本，其中最有说服力的版本说的是，康熙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胤的，但在临死前，雍正与负责收藏康熙传位遗诏的隆科多合谋，先趁机将病入膏肓的父亲康熙闷杀，然后将传位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因而得以继承皇位。清代宗雍正像几百年以来，雍正因这个弑父改诏得以即位的故事，遭到很多文人的口诛笔伐，雍正也被他们誉为清朝历史上最为残暴的皇帝。但这个故事本身的疑点就很多，最大的疑点便是改遗诏的事情。清朝的诏书一向是以满文书写，入关之后，随着汉族官吏的增多，才逐渐改为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诏书，而满、汉两种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按照故事里面改遗诏的方法，即使改得了汉字，也改不了满文，况且用汉字书写的遗诏中，按规定也应该在“十四子”之前加上“皇”字。如果真按照这个传闻，且不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除非雍正手握重兵和众多的支持者，其他诸皇子不敢与之争夺皇位，众皇子和王公大臣才不可能看出来。但当时的情况是雍正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也没有手握重兵，当时被封为大将军的十四子倒是拥有重兵众多的支持者。
看来雍正的皇位来历是很清楚的，并非所谓的弑父篡位，但为什么雍正会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个印象呢？这只有用雍正即位后所施行的一些措施才能说明。
其实在康熙末年，由于康熙对臣下过于宽仁，使得吏治逐渐腐败，官僚贪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加上康熙对边疆的多次用兵，造成了国库空虚，钱粮短缺。雍正即位后，为解决这些问题以富民富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首先便是整顿吏治，雍正即位之时，便下令户部全面清查官员积欠国库钱粮的命令。这个命令看起来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有拖欠钱粮的官吏必须在三年内还清补齐，清查中即使涉及高级官员也决不容情，当时就曾出现很多郡王、贝子不得不将家产变卖以赔补亏空的事情。如果官员不能按时还清补齐，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产赔补亏空。对地方的清查更是彻底，许多地方官员因亏空被抄家的抄家，革职的革职。当时被革职罢官的地方官员竟多达三分之一，有的还达到一半以上。三年之内，雍正基本上清查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但因此举而得到雍正“好抄家”的名声，并得罪了很多官吏。
雍正得罪官吏的第二项措施便是“火耗归公”。“火耗”是指在征收赋税时收上来的是散银，上交国库时要熔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这就是“火耗”的来历。为了填补损耗，在征收赋税时便要多征一些。由于当时清朝的俸禄太低，一品官员的俸禄每年才180两银子，七品才45两。这点银子，别说应酬，就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因此地方官便靠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以贴补俸禄，这在雍正以前的清朝已经成了一个惯例。
但后来这“火耗”征收得越来越重，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一两加征四五钱，这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给清朝的统治酿成了隐患。雍正帝在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实行“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必须全部提解到省，再拨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分给官吏，其他则用于地方公费。养廉银的数额很多，如一品官的养廉银就达到每年两万两，七品官的养廉银也达到2000两左右。其实此举只是将“火耗”填补官吏俸禄公开化，并增加了地方公费，可谓是一石二鸟。这项措施虽得到部分清廉官吏的响应，但大多数官员还是因此举减少了很多收入。雍正又一次得罪了官吏。
雍正第三个措施的实行，也得罪了人，这次得罪的范围也扩大了，基本上所有的地主官僚都得罪得一干二净。雍正为了增加国家收入，避免地主官僚逃避赋役，将负担转到农民身上的情况，于公元1725年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规定将丁役摊到土地上，谁的田地多，谁出的力役就多，没有田的就少出役或不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此后便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得以减轻，富户遭到压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同时由于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对国家非常有利。所以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但那些养尊处优的地主老爷们根本不会考虑国家有没有利的问题，自然对这项改革非常抵制，对雍正也恨之入骨。
雍正第四个得罪人的措施便是完善密折制度。清朝官员上呈皇帝的公文主要是由通政司负责送皇帝的，但在送到皇帝之前便已经由内阁看过了，因而公文都是公开的，使得官员不敢公开讲有些事情，皇帝便无从知道。康熙在位期间，为了解下情，便采取了秘密奏折的补救办法。康熙将上秘折的权力只是交给了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其所奏内容，包括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等等。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即位后，认为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于是扩大了可写密折的人的范围，使各省督抚都有权力上密折。后来又扩大到包括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就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得到雍正特许后，也有权力上密折。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处理各类事情都能洞察秋毫，加强了行政效率。同时又起到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危，密折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使他们兢兢业业地一心为公。当然在他们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同时，心里难免对这个苛刻的雍正皇帝心怀怨恨。
雍正实行的另外一个措施，便是设立军机处。在对准噶尔用兵期间，雍正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便于公元1729年在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由雍正的亲信和心腹大臣组成。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都不能休息。军机处本来是个临时机构，后来雍正觉得用的顺手，干脆就将其转变为固定机构，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代替内阁成为国家的行政中枢。内阁只能处理一般性事务，这样雍正就把国家一切权力紧握在自已手中。这样一来，内阁那些本来掌握重权但又不是雍正亲信的大臣，就这样失去了手中的权力，能不恨雍正乎？
后来，雍正对边疆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又把边疆少数民族贵族统统都给得罪了，这就是对青海、西藏、准噶尔部、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所采取的措施。对青海，是将青海叛乱的罗布藏丹津剿灭后，便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对西藏，是于公元1728年平定阿尔布巴叛乱后，雍正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四藏设立驻藏大臣，并派兵防守，还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派兵看守。对准噶尔部，雍正则终其一生也没有达到平叛的目的。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雍正便实行云贵土司改土归流，使土司成为“流官”不再控制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
这些措施，每一项的都旨在巩固清朝的统治，巩固国家的统一。但对那些自由自在惯了的少数民族贵族来讲，要向清王朝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勉为其难，自然是恨上了雍正。
再加上雍正统治时期文字狱尤为兴盛，不好声色犬马的雍正很少去顾及后宫那些怨妇。雍正用人惟才是举，对国家栋梁则高官厚禄、越级提拔，对无能官吏则大加贬抑等等或措施或性格。雍正简直就是把天下人都给得罪遍了，能不说他弑父篡位吗？就连雍正的死也成了野史津津乐道的话题，传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所杀，埋进陵墓里的雍正连头都没有，头是被吕四娘拿去祭奠她被文字狱所杀的父亲去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管雍正是否弑父篡位，不管雍正是否真的被割去脑袋，我们所要了解的，便是由于雍正大力改革和整治，才使得乾隆时代的盛世景象得以出现。这就是雍正的功劳，这就是一个做皇帝的标准。
看来雍正的皇位来历是很清楚的，并非所谓的弑父篡位，但为什么雍正会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个印象呢？这只有用雍正即位后所施行的一些措施才能说明。
其实在康熙末年，由于康熙对臣下过于宽仁，使得吏治逐渐腐败，官僚贪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加上康熙对边疆的多次用兵，造成了国库空虚，钱粮短缺。雍正即位后，为解决这些问题以富民富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首先便是整顿吏治，雍正即位之时，便下令户部全面清查官员积欠国库钱粮的命令。这个命令看起来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有拖欠钱粮的官吏必须在三年内还清补齐，清查中即使涉及高级官员也决不容情，当时就曾出现很多郡王、贝子不得不将家产变卖以赔补亏空的事情。如果官员不能按时还清补齐，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产赔补亏空。对地方的清查更是彻底，许多地方官员因亏空被抄家的抄家，革职的革职。当时被革职罢官的地方官员竟多达三分之一，有的还达到一半以上。三年之内，雍正基本上清查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但因此举而得到雍正“好抄家”的名声，并得罪了很多官吏。
雍正得罪官吏的第二项措施便是“火耗归公”。“火耗”是指在征收赋税时收上来的是散银，上交国库时要熔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这就是“火耗”的来历。为了填补损耗，在征收赋税时便要多征一些。由于当时清朝的俸禄太低，一品官员的俸禄每年才180两银子，七品才45两。这点银子，别说应酬，就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因此地方官便靠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以贴补俸禄，这在雍正以前的清朝已经成了一个惯例。
但后来这“火耗”征收得越来越重，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一两加征四五钱，这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给清朝的统治酿成了隐患。雍正帝在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实行“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必须全部提解到省，再拨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分给官吏，其他则用于地方公费。养廉银的数额很多，如一品官的养廉银就达到每年两万两，七品官的养廉银也达到2000两左右。其实此举只是将“火耗”填补官吏俸禄公开化，并增加了地方公费，可谓是一石二鸟。这项措施虽得到部分清廉官吏的响应，但大多数官员还是因此举减少了很多收入。雍正又一次得罪了官吏。
雍正第三个措施的实行，也得罪了人，这次得罪的范围也扩大了，基本上所有的地主官僚都得罪得一干二净。雍正为了增加国家收入，避免地主官僚逃避赋役，将负担转到农民身上的情况，于公元1725年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规定将丁役摊到土地上，谁的田地多，谁出的力役就多，没有田的就少出役或不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此后便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得以减轻，富户遭到压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同时由于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对国家非常有利。所以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但那些养尊处优的地主老爷们根本不会考虑国家有没有利的问题，自然对这项改革非常抵制，对雍正也恨之入骨。
雍正第四个得罪人的措施便是完善密折制度。清朝官员上呈皇帝的公文主要是由通政司负责送皇帝的，但在送到皇帝之前便已经由内阁看过了，因而公文都是公开的，使得官员不敢公开讲有些事情，皇帝便无从知道。康熙在位期间，为了解下情，便采取了秘密奏折的补救办法。康熙将上秘折的权力只是交给了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其所奏内容，包括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等等。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即位后，认为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于是扩大了可写密折的人的范围，使各省督抚都有权力上密折。后来又扩大到包括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就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得到雍正特许后，也有权力上密折。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处理各类事情都能洞察秋毫，加强了行政效率。同时又起到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危，密折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使他们兢兢业业地一心为公。当然在他们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同时，心里难免对这个苛刻的雍正皇帝心怀怨恨。
雍正实行的另外一个措施，便是设立军机处。在对准噶尔用兵期间，雍正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便于公元1729年在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由雍正的亲信和心腹大臣组成。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都不能休息。军机处本来是个临时机构，后来雍正觉得用的顺手，干脆就将其转变为固定机构，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代替内阁成为国家的行政中枢。内阁只能处理一般性事务，这样雍正就把国家一切权力紧握在自已手中。这样一来，内阁那些本来掌握重权但又不是雍正亲信的大臣，就这样失去了手中的权力，能不恨雍正乎？
后来，雍正对边疆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又把边疆少数民族贵族统统都给得罪了，这就是对青海、西藏、准噶尔部、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所采取的措施。对青海，是将青海叛乱的罗布藏丹津剿灭后，便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对西藏，是于公元1728年平定阿尔布巴叛乱后，雍正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四藏设立驻藏大臣，并派兵防守，还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派兵看守。对准噶尔部，雍正则终其一生也没有达到平叛的目的。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雍正便实行云贵土司改土归流，使土司成为“流官”不再控制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
这些措施，每一项的都旨在巩固清朝的统治，巩固国家的统一。但对那些自由自在惯了的少数民族贵族来讲，要向清王朝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勉为其难，自然是恨上了雍正。
再加上雍正统治时期文字狱尤为兴盛，不好声色犬马的雍正很少去顾及后宫那些怨妇。雍正用人惟才是举，对国家栋梁则高官厚禄、越级提拔，对无能官吏则大加贬抑等等或措施或性格。雍正简直就是把天下人都给得罪遍了，能不说他弑父篡位吗？就连雍正的死也成了野史津津乐道的话题，传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所杀，埋进陵墓里的雍正连头都没有，头是被吕四娘拿去祭奠她被文字狱所杀的父亲去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管雍正是否弑父篡位，不管雍正是否真的被割去脑袋，我们所要了解的，便是由于雍正大力改革和整治，才使得乾隆时代的盛世景象得以出现。这就是雍正的功劳，这就是一个做皇帝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