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世民
唐太宗是历代帝王中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注意纳谏、知人善用的做法和以民为本的思想,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有道明君的典范。公元649年3月,李世民得了痢疾,医治无效,6月病死于长安含风殿。终年51岁,葬于昭陵。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
每次读起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都不禁为历代伟人特有的英雄气概所叹服。这里的“唐宗”即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二儿子。公元617年,他和刘文静等人策动李渊起兵反隋,进入关中。唐朝建立后,封为秦王,任尚书令。作为统帅,他领兵南征北战,消灭了刘黑闼、窦建德等农民起义军,逐步统一了中国,是唐朝的实际开创者。
由于李世民战功显赫,名重一时,招致了太子李建成的猜疑。为了对付这位二弟,他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密谋策划,企图加害李世民。建成、元吉还利用接近李渊之便,经常说李世民的坏话,还千方百计调开李世民身边的武将文士。可是李世民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多年的征战中聚集到周围的文武精英,已形成了一支绝对忠诚的秦府力量。
公元626年6月,李渊看到儿子们的矛盾斗争已趋白热化,决定亲自出面干预。他让建成、元吉和李世民都来大内的朝堂,准备由他和朝中的一些重臣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李世民抓住时机,先发制人,用武装偷袭的方式,在宫城的北门玄武门,一举射杀李建成、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变之后,李渊无奈,只得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又传位给太子,而自己当了空有其名的太上皇。这一年是唐高祖武德九年(626),时值李世民28岁。
唐太宗一共在位23年,年号贞观。在贞观年间,唐太宗依靠文武大臣,励精图治,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疆域辽阔、民族和睦的新局面,成为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盛世,后世称之为“贞观之治”。
诗人白居易赞扬唐太宗功业诗曰:
太宗十八举义兵,
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
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
三十有五致太平。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山主峰上。主峰海拔1188米,气势雄伟,高耸挺拔,两侧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古时候,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从古都西安向西北方向极目远眺,越过坦荡如砥的关中平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九山雄伟的身影。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牧就曾经留下了“乐游原上望昭陵”这样的著名诗句。但现在已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唐太宗仿效秦汉以来封建帝王预作寿陵的惯例,登基之后,就为自己选定了陵园的位置和名称。当年唐太宗带兵打仗和在后来的狩猎中,对九山一带地形很熟悉。他曾对侍臣说:九山孤耸回绝,山高九仞,可置作山陵。说明他看中了九山的山势雄伟,因而定为陵地。昭陵从贞观十年(636)首葬文德皇后时开始营建,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葬太宗李世民后宣告建成,营建时间长达13年。这项浩大的工程是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大师阎立德设计并主持的。
李世民像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的陵墓工程和总体设计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大唐帝国逐步走向繁荣昌盛这一时代的特点。
昭陵陵园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它北起九山,南到今天的赵镇一带,南北长约十五公里,东达今天的东页谷村,西至庄河,东西宽十公里多,整个陵园占地面积约三十万亩。昭陵的陵园,在唐代还称为“柏城”,这是由于当时在陵园周围种植大量柏树的缘故。陵园周围为什么要种植柏树?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风俗通》云:“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或说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杀之,以柏东南枝捶其首。”由是墓侧皆树柏。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唐代诗人刘沧“原分山势人宫塞,地匝松阴出晚寒”的诗句中,想象出当年柏城周围的自然环境。当时陵园不仅设陵令管理,又有士兵守卫,一草一木都是不可侵犯的“禁物”。高宗时,将军权善才的马误伤陵园的一棵柏树皮,惹得唐高宗大怒,要斩首示众,幸得大臣狄仁杰再三谏阻才免一死。
昭陵的墓室,是沿着九山的主峰凿山建成的。这样设置陵墓,一反秦汉帝王在平原上层层垒土,夯筑高大封土堆的做法,而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
昭陵为什么要依山为陵呢?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为了显示“薄葬”;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为了防备后人盗掘陵墓。譬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文德皇后去世,唐太宗为其亲撰碑文称:“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葬,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心存没无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主以四海为家,不必将财宝埋入坟墓,占为己有。今以九山为陵,墓中不放置任何金银玉器,而以陶器、木器代替,这样社会上的奸盗之徒也就不会产生盗墓的罪恶念头了。不过,今天学者们普遍认为,唐代初期依山为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薄葬”,而是为了借助于雄伟的山势来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防止一些人盗掘陵墓。
昭陵的墓室,也称为“玄宫”或“寝宫”,它是陵园内最主要的建筑。据史书记载,唐太宗的寝陵建造得华美无比,“闳丽不异人间”。陵园周围,不仅有许多建筑物,而且在峭壁之上,还修筑了栈道。所谓栈道,就是在山崖险要的地方,架上木梁以沟通交通道路。《唐会要》一书就记载着昭陵“因九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元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有五重石门”。杜甫在《重游昭陵诗》中,也有“陵寝盘空曲”的诗句,描写了当年架在九山峭壁之上弯弯曲曲的栈道。守陵的宫女们可沿着栈道进入元宫,像平常在皇宫里一样供养、侍奉。后来,为了墓葬的隐秘安全,一些大臣建议拆除栈道。起初,高宗李治还不允许,经他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多次劝说,才算同意。从此以后,“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至今在山的西南方还残存有当年栈道的痕迹。
昭陵陵山有垣墙围绕,墙四隅建有角楼,正中各开一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青龙”,西曰“白虎”。陵园内主要建筑是献殿和寝宫。
献殿位于朱雀门内,正对山陵,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近年在献殿遗址采集到一件安放在屋脊上的鸱尾,还有大量的其它建筑材料。鸱尾高1.5米,底长1米,宽0.65米,重约150公斤。以此件的高低来推算,献殿屋脊高10米左右,应该是重檐9间,才能合于比例,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献殿是多么高大雄伟。寝宫(下宫)建筑在陵山垣墙外的西南角,“去陵十八里,封内一百二十里”,是供唐太宗灵魂起居的场所,也是守陵官员和日常侍奉人员居住的地方。这里原建有大批房屋,但今已湮灭无存。
昭陵玄武门外,原列置唐贞观时期14个少数民族首领的雕像。这些造型生动的石雕像是唐高宗命石匠雕琢而成的,象征贞观年间诸宾王归顺唐朝向唐太宗朝圣的情形,颂扬唐太宗统一海内的功德。唐太宗生前,平定突厥,和亲吐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戴。太宗死时,突厥阿史那社尔契何力请求殉葬,高宗派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可汗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像于北司马门”。吐蕃弄赞“致书并献金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陵前,高宗嘉之,乃刊石像其列昭陵元阙下”。昭陵14尊少数民族首领石雕像,是唐太宗时期良好民族关系的写照。石雕像高8尺,座高3尺,栩栩如生,极为壮观。这些精美的石雕像,清乾隆以后大多被毁。1965年秋天陕西省文管会和礼泉县文教局对昭陵进行调查时,在祭坛发现了突厥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焉耆王龙突骑支、吐蕃赞普弄赞和高昌王智盛的石像座。1982年,昭陵博物馆在清理昭陵祭坛遗址时,又发现了于阗王伏信、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和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3个像座。至此,得石像达半数。
玄武门内东西两庑,原有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浮雕。昭陵六骏是当年李世民统一全国,南征北战,驰骋疆场所骑的六匹战马。为了纪念六骏,李世民令绘六骏之形雕于石屏。工匠们运用高超的技艺,雕刻出六骏逼真的形象。相传六骏诸形出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雕刻家依其形刻于石屏上。石屏高约一米五,宽近两米,石屏右上角或左上角都有唐太宗自题四言赞美诗,由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因年代久远,字迹漫漶,今已不可辨认。
六骏中“飒露紫”是惟一旁伴人像的。《旧唐书·丘行恭传》记载了这一故事: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的一次交战中,随从的骑兵失散了,只有丘行恭一人紧紧跟随李世民。突然,王世充的骑兵一箭射中“飒露紫”,丘行恭拼死护驾,将“飒露紫”身上的箭拔出,并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李世民为了表彰丘行恭的战功,特命将拔箭的情形刻于石屏上。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侍立,丘行恭果断拔箭,此种救护之情,实是人马难分,情感深挚。六骏的马鬃都剪成三辫,名曰“三花”,这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拳毛马呙”和“特勒骠”表现了马的缓步行进的神态,其它三匹则表现了马奔腾时强劲有力的姿态,收足腾起,肌肉紧张,鼻孔喘息,栩栩如生。
一千多年来,风雨剥蚀,昭陵六骏鞍鞯的细部、中箭的部位已经模糊不清了。更令人痛心的是,1914年,美国文物走私商人勾结中国的民族败类,把“飒露紫”和“拳毛马呙”打碎装箱,偷偷地运到美国,现陈列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18年,美国文物走私商再次跟中国民族败类勾结,把另外四具石刻骏马也打碎装箱,准备运到美国,后来密谋败露,四具石刻骏马被西安的爱国人士截获。四具骏马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礼泉人曾骥观,曾有诗深刻地表现了人们对这件事的痛惜心情。他在《昭陵六骏歌》中说:
唐家创业扫群雄,马上得之为太宗。
真人出世姿神武,驰骋纵横驾六龙。
六龙神骏皆汗血,陷阵冲锋惊电瞥。
双瞳垂镜权协月,五花连钱蹄蹴铁。
擒充戮窦西复东,飞镞血溅发毛红。
帝嘉汝绩传不朽,制赞图形召石工。
琢成玲珑气深稳,丹青不数阎立本。
立仗永置昭陵宫,万岁千秋表忠悃。
于今陵殿久无主,败瓦颓垣窜狐鼠。
独留六骏尚嘶风,犹指唐家一土。
何物奸人居奇货,大车捆载咸阳过。
纵说神物有护持,到此已磋缺两个。
我家结庐山阳,儿时习见真乘黄。
今日重逢长安市,感时抚事增惋伤。
吁嗟乎!
金人辞汉泪犹流,应知六骏多烦忧。
歌成不禁三叹息,恍睹石马向我齐昂头。
昭陵陵园内的陪葬,以唐太宗的陵寝为基点,向南辐射排列成一个扇形。李世民的陵寝居高临下,“功臣密戚”和“德业佐时者”,作为一种无尚的荣誉陪葬在其前方。后来,皇室还允许臣僚申请陪葬昭陵,甚至就连子孙也可以从父祖而葬,因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陪葬群。现在初步可以确定的墓家有185个,是中国古代陪葬墓最多的,也是古代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最集中的墓葬群。这种布局,也是唐太宗生前的安排。唐代这种陪葬制度,盛行于早中期,以昭陵的陪葬墓为最多。而以前的唐高祖献陵和以后的高宗、武则天合葬墓——乾陵,其陪葬墓则大少于昭陵。乾隆之后的帝王陵墓,陪葬墓就逐渐少见了。
昭陵的陪葬墓,是按照墓主人生前与唐太宗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排列位置的。妃子和生前受到皇帝宠爱的公主多埋葬在寝宫附近的“心腹”地域,而生前就受到皇帝冷遇的兰陵公主、清河公主墓则远离“心腹”地域。另外,受冷遇公主的墓葬形制、规模,与得宠公主的墓葬也有明显差别。昭陵的整体设计与陪葬方式,充分体现了封建皇权思想,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
文武功臣的陪葬又有别于皇子、公主。文臣武将陪葬墓的建制排列与他们生前在唐长安城的官衔建制排列几乎是一致的,左边是文臣,右边是武将。尚书省部下的长官,安排在陵寝前方的右侧偏中,而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则被安排在陵寝的最前方,这一陪葬方式是昭陵的另一大特点。这一陪葬方式可以从魏征、李靖、李责力等人的墓葬位置安排上看得十分清楚。魏征的墓葬被安排在“心腹”附近的凤凰山上,依山凿石而成,墓前设置了一对土阙,李世民亲自为他撰书碑文。武将李靖墓葬的封堆,起筑成阴山、积石山之状,中间为圆锥形,两侧作长方形,东断西连,犹如连绵起伏的山峦。另一名武将李责力的墓葬起筑成“品”字形的三个土冢,象征着阴山、铁山、乌德山。这显然与汉代霍去病墓形的设计思想一样,以“旌破突厥”之地来显示他们生前的功绩。值得重视的是,李责力墓前还侍立着石人、石羊和石虎,这无疑也是一种制度。据《封氏闻见记》记载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放置石麒麟、石辟邪之类,而人臣墓前只能放置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由于魏征、李靖、李责力三人都有大功于唐,所以,他们几位不论在生前,还是在死后都享有特殊的“宠遇”。
党和国家对昭陵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十分重视,1972年就设立了“昭陵文管所”,全面系统地开展了文物保护、科学发掘、系统整理研究工作。1978年对外开放后改为“昭陵博物馆”,馆址位于昭陵陵园中心的李责力墓园,陈列昭陵陪葬墓出土的数百件珍贵文物,另外还将陵园陪葬区域原有的和地下陆续发现的碑石及新出土的墓志,一并集中陈列于昭陵博物馆的两个展室内。建国后陆续清理发掘的昭陵葬墓三十余座,有郑仁泰、张士贵、尉迟敬德、安元寿、临川、长乐公主、越王李贞、程咬金、段简壁和韦贵妃等墓,出土了大量初唐时期的彩绘釉陶俑、三彩俑、壁画、铜镜等珍贵文物,为我们了解“贞观之治”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
第二节 武则天
武则天,名。原籍山西文水,生于四川广元县,出身于木材商人家庭。9岁亡父,14岁被李世民选入宫为“才人”,赐号“武媚”。唐太宗死后,根据唐代制度,先帝嫔妃均削发为尼,武则天也出家“感业寺”。公元654年,高宗又将她召进宫中,封为“昭仪”,次年册封为皇后。从此她开始了参决朝政的政治生涯,人称“二圣”。高宗死后,她先后废中宗、睿宗。公元684年,亲自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武则天权谋善断,手段残酷,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统治的50年间,正是唐朝政治、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全国户数增加了将近一倍,巩固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武则天加强和改善了唐王朝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恢复了“安西四镇”,设置了“北庭都护府”。武则天晚年,侄儿武三思把持朝政,政宪大乱。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拥立中宗复位。同年11月,武则天病死于洛阳上阳宫,临终遗嘱去皇帝尊号,终年82岁。神龙二年(706)五月与李治合葬于乾陵。
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西安城80公里。在中国历代帝陵中,乾陵是惟一的两个帝王合葬陵。他们代表了两朝帝王,即一个是大唐,一个是大周,但二人又是夫妻。这种一陵合葬两个性别皇帝的例子,在中国是仅有的。
武则天像。这个女人为自己造了一座无字碑,给世人留下了更多的议论和猜测。高宗李治,晚年多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索性就将朝政大事全部交给武则天处理。此后,政令多出于武则天。武则天渐渐不再把庸碌无能的李治放在眼里,使李治成为徒有虚名的皇帝。李治曾担心李家天下难保,下令传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所生的长子)。武则天把李弘毒死(一说得肺结核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不久又借故废李贤为平民,李治无可奈何。公元683年,李治死于洛阳贞观殿。当时关中正在遭灾,李治遗命要葬于洛阳,后因武则天坚持,才于第二年8月葬于乾陵。可知高宗在位三十多年,未曾预定陵地。
乾陵营造至少经过了23年的时间。乾陵在海拔1047.5米的梁山上。山系石灰岩质,呈圆锥体,东有豹谷,西有漠谷(又叫黄巢谷)。梁山三峰,北峰最高,是乾陵陵寝所在地;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上面各有土阙,当地人俗称“奶头山”。奶头山是乾陵最南的一对土阙,即陵之天然门户。乾陵以山为,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周围40公里,实为唐代皇陵之最。
昭陵开创了唐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乾陵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完整的陵园格局。其南北主轴线长达4.9公里,布局宏大,建筑壮观。以后的唐陵基本仿效其形制,但规模远不及乾陵。乾陵地面建筑原有内外两城,还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等许多辉煌的建筑物。经过考古工作者勘察得知,内城约为方形,陵园内城南北墙各长1450米,东墙长1583米,西墙长1438米,内城总面积接近240万平方米。城墙正中各开一门,南有朱雀门(也叫南神门),北为玄武门(也称北神门),东有青龙门(也称东神门),西为白虎门(也称西神门),四门的形制基本相同,每一门遗址宽度约2.7米。朱雀门是陵园的正门,门内与陵墓正对的空地为献殿遗址。门外有神道(也称司马道,即墓前的大道)直达几公里以远,两侧排列有整齐对称的大型石像生。寝殿(下宫)位于陵园内城的西南方(即今陵前村)。据《唐会要》记载,贞元十四年(798)整修乾陵时,曾建造房屋378间。金天会十二年(1134)重修乾陵,“鸠工作饰,回廊四起”。然而现在除几对土阙外,其余也均已湮没。
武则天的“无字碑”乾陵玄宫(即墓室)位于梁山主峰南坡,拔地高度104米。《唐会要》记载:“乾陵元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1958年考古工作者对乾陵的考古勘察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乾陵墓道开在北峰南面的山坡,墓道长63.1米,宽3.9米,呈斜形坡,墓道与墓门间用石条填砌,共39层,用石4000多块。石条之间用铁栓板拴拉,每三层上下用铁棍穿联,再用锡铁熔化灌缝。工程如此浩大,为关中唐十八陵所罕见。考古勘察结果,没有发现被盗的迹象。
据乾陵《述圣纪碑》所载,唐高宗临终遗言,要求将他生前所珍爱的书籍、书法墨宝等陪葬陵内。武则天在位时,唐国力鼎盛,乾陵前后经营三十余年,其中稀世珍宝陪葬者当不在少数。据《新五代史·温韬传》载,温韬盗关中唐十八陵,17陵均被盗,惟盗发乾陵时,风雨大作,未能盗成。民国初年,孙连仲也曾率兵盗过乾陵,当时孙连仲部用黑色炸药炸开了墓道三层石条,仍不知墓道深浅。正在此时,一股龙卷风袭来,刹时天昏地暗,部属纷纷传说盗此陵必遭天谴,孙连仲十分心虚,遂罢盗陵之举。看来乾陵确实未被盗过,将来乾陵发掘之日,或许就是世界第九大奇迹面世之时。
乾陵地面上保存至今的,是一批精美的大型石刻群。在内城四门前,各置有石狮1对,玄武门前还置有石马3对,今存1对。石狮一般高3.35米左右,雕刻非常雄健有力。石狮作为陵园四门的主要饰物,是从乾陵开始的。大型石刻主要集中在奶头山与朱雀门之间的神道两侧。从南往北,第一组石刻是华表1对。华表呈八棱柱形,高8米,柱身各面雕刻有华丽的卷草图案纹饰,柱座还雕刻有狮子等兽类形象。华表是陵墓的标志。第二组是翼马1对,从外形看属波斯马,高3.17米。西侧翼马带有犍陀罗式的雕刻风格,东侧翼马带有阿旃陀式的雕刻风格。第三组是鸵鸟1对,浮雕,高1.8米,雕刻刀法圆润简洁。自汉唐以来,鸵鸟由西亚及新疆进贡,物以稀为贵,所以翼马和鸵鸟都属于瑞兽祥禽。第四组是石马5对,高1.8米。第五组是翁仲10对,高4.1米。翁仲是墓前石人,传说翁仲姓阮,是秦始皇时的巨人,征匈奴时战亡,始皇树翁仲像于咸阳宫殿前,后代的帝王以石翁仲守卫陵园。第六组是石碑两通,位于朱雀门外石狮以南。西侧为《述圣纪碑》,东侧为《无字碑》。《述圣纪碑》高6.3米,每边宽1.86米,上有庑殿式的碑帽,下有线刻兽纹的正方形碑座,碑身分5段,共7节,俗称“七节碑”。碑文由武则天撰,中宗李显书,内容是述颂高宗功德,共46行,每行120字,约计8000字左右。初立时笔画都用金填,光耀陵园,现在个别字的黄金仍有保留。此碑至少在明万历年间以前就断为数段,所以不为金石家所著录,更为世人所少见。1957年修复《述圣纪碑》时,可见文字已不足十之一二,然而仍是研究唐代骈体文字以及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无字碑》通身取材于一块完整的巨石,碑身高大壮观,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总重量约98.8吨。碑侧线雕升龙图,碑额有9条螭龙盘绕,碑座阳面是一幅长2.14米、宽0.66米的狮马相斗图。《无字碑》据说是按照武则天临终时“己之功过由后人来评述”的遗嘱建造的,故不着文字。又一说为武则天自认为一生功德高大,难以用文字来表达,故不刻文字。唐代以后,“无字碑头镌满字”。题词始于北宋,金元有之,明时最多,清代绝迹。最早的一首题词是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金石萃编》收乾陵无字碑题字13段,但据最新考察证明远不止13段。碑身现有历代名人题词42段,阳面32段,阴面10段,题词大致可分抒怀和记游两大类。其中金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的“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的题记,是用罕见的契丹文字镌刻的。从碑文得知,乾陵在金天会年间曾经过一次大的修缮。近两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对《述圣纪碑》和《无字碑》周围遗址进行清理,发现不少排列整齐的唐代柱础,说明两碑唐时均有碑亭建筑。
《述圣纪碑》和《无字碑》碑材曾有“来自于阗”之说,此说源于明代,是一疑案。于阗之地即今新疆和田县。千里迢迢,远离长安,贡上百吨之碑材给唐王朝,极不可能。乾陵之石刻都是就地取材,1968年在乾陵西坡发掘出王宾像毛坯两个,是当时镌王宾像的明证。《述圣纪碑》和《无字碑》的石质,和现在乾陵东乳峰下的石质完全相同,此处还有取石遗迹。
第七组是六十一个王宾石像,置于朱雀门前两侧,其中东侧29个,西侧32个。文献记载,参加高宗葬礼的有32个。文献记载,参加高宗葬礼的有当时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和邻国首领61人,武则天为炫耀威势,命刻61人石像,侍立于朱雀门两侧。人像高1.6米,都身着长袍,窄袖大衣,足蹬长靴,腰系宽带,带挂小囊。其中一尊石像后颈部尚有几绺小辫,是我国少数民族或西亚一带的民族装束,可惜人像均残无头。在人像的背部,还刻有国名、官职、姓名,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漫漶。
在乾陵陵园以南,东西排列着17座陪葬墓。据文献记载有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王李守礼、义阳公主、新都公主、安兴公主、永泰公主、特进王及善、刘审礼、中书令薛元超、礼部尚书左仆射卢钦望、中书令户部尚书杨再思、左仆射刘仁轨、右卫将军李谨行、左武卫将军高侃,这些陪葬墓建国前大都被盗掘过。196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薛元超墓、李谨行墓等5座墓葬进行了发掘。这几座墓虽然都被盗过,但仍出土三彩、瓷器以及金、玉、鎏金饰品等文物四千三百多件。另外,更以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墓中的壁画弥足珍贵。
修建宏大的乾陵和它的陪葬墓,无疑给劳动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在军队的监督下,成千上万的老少民工,终日劳作,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唐高宗和武则天又都死于洛阳,护送灵柩“大驾长驱,按节西京,千乘万骑”,其耗费难以计数。乾陵是唐代封建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历史见证,又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盛唐文化的宝库。
建国前,这里一片荒凉,遍地石刻横倒竖卧,惨不忍睹。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曾多次拨款维修保护乾陵。1961年国务院公布乾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在永泰公主墓地建立了乾陵博物馆。人们从这里领略到高度发展的盛唐文化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郭沫若先生生前游乾陵时,曾留下《咏乾陵》诗三首,其一曰:
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
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
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
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
其二曰:
巨坟云是旧梁山,山石崔嵬颇耐攀。
南对乳丘思大业,下临后土望长安。
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陵园变土田。
没字碑头镌满字,谁人能识古坤元。
其三曰:
陵头无复黑松林,解放以来护惜深。
埋没石人重见日,聚完碑纪尚飞金。
狻猊雄浑惊天地,象魏残存亘古今。
地下宝藏无恙否?盛唐文物好探寻。
乾陵作为世界闻名的名胜古迹,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今天,它已经成为吸引无数中外游客的旅游胜地。
第三节 杨玉环
杨贵妃原名杨玉环,号太真,生于公元718年。关于她的出生地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她祖籍陕西关中,后来迁居到山西芮城,芮城当时叫蒲州永乐县。杨玉环的父亲杨玄琰是个利欲熏心的人,他早就有把天生丽质的女儿当作摇钱树的打算。杨玉环自小接受了严格的封建家庭教育,她不但诵读儒家经典著作,而且还学习音乐和艺术知识,史书上说她“晓音律,善歌舞”。18岁的时候,杨玉环作了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
从西安西行不远,在兴平市西宝公路北侧的马嵬坡上,有一座不大的陵园,这就是千百年来牵动着许许多多文人学士文思的杨贵妃的坟墓。公元756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由盛转衰的唐朝的统治者,在这里演出了一幕扣人心弦的宫廷历史悲剧。杨贵妃,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作为悲剧的主角,在这里结束了她的生命,并埋葬于此。
杨贵妃墓开元末年,玄宗“在位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唐玄宗认为,自己既然有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家当,理所当然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美人陪伴。于是经过选择,他把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先送入道观,然后,又接进宫中。公元745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地位高于宫内其他妃子。杨玉环得到了唐玄宗的宠爱,她的家族也因此飞黄腾达。杨玉环的父亲杨玄琰得了兵部尚书的头衔,哥哥杨、杨钅奇当上了殿中少监和驸马都尉,3个姐姐分别被封为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尤其是杨贵妃的从祖兄长杨钊更受到重用,唐玄宗赐名他为杨国忠,并让他接替李林甫当上了宰相。当时的民谣说:“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就是讥讽杨玉环一人得宠,而杨氏家族权倾天下这件事的。唐玄宗后期,政治上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中央集权削弱。与此同时,边疆藩镇势力日益强大,形成东北的安禄山与西北的哥舒翰两个最重要的军事集团。边镇兵力扩大,地方节度使势力强大直接威胁到李唐王朝的政权。在一片太平盛世的气氛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玄宗采取了两方面的对策,一方面他厚待、拉拢安禄山,希望安禄山感恩不要反叛;另一方面又玩弄政治权术,想把藩镇将领一个个控制起来。但是,唐玄宗的这些对策,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进京讨伐杨国忠为名,率领15万大军突然在范阳发动了叛乱。
消息传来,李隆基起初还不信,直到警报频频传来,他才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杨国忠怕将领立功而于己不利,怂恿李隆基瞎指挥,使唐军遭到惨败,叛军先后攻占洛阳、潼关,直逼长安。李隆基在杨国忠的劝说下,带着杨贵妃等人启程逃往四川,并派人通知沿路各县准备接待。不料才到咸阳望贤宫,县令已经逃走,没人供应饭食。玄宗命令百姓献食,百姓献上高粱、麦豆饽饽,李隆基勉强咽了几口,流泪不止。
逃亡大军走走停停,第三天才到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市境内)。随行将士又饿又累,想到杨国忠专权误国,致使他们受苦,怨恨异常。他们以将军陈玄礼为首,挡住了杨国忠的马头,向他索讨军粮,并趁杨国忠惊慌之际,大喊“杨国忠要谋反”,将他拉下马来砍死,首级悬挂在驿门上示众。然后,激愤的将士们围住李隆基和杨贵妃休息的驿馆,喊杀之声连天。李隆基命高力士出去探视,知将士哗变,杨国忠被杀,忙命御史大夫魏方进和同平章事韦见素出去劝解。愤怒的兵士杀死了魏方进,痛打了韦见素。高力士奏请李隆基亲自出去劝解,但兵士们仍然不肯罢休。李隆基又命高力士出去问陈玄礼有什么要求。陈玄礼答说:“杨国忠谋反被杀,杨贵妃也不宜留着,请陛下下令将她正法!”高力士说:“这我不好去奏告。”兵士大声喧嚷说:“不杀贵妃,誓不护驾!”高力士慌忙逃回奏告。玄宗大惊失色说:“贵妃一直深居内宫,不干预外面的政事,她有什么罪该杀呢?”高力士说:“贵妃是无罪,但将士们杀了杨国忠,留着贵妃哪能心安。愿陛下准将士所请。将士安心,陛下也就安全了。”玄宗半晌不开口。在一旁护卫的京兆司录韦锷跪奏说:“众怒难犯,安危就在一瞬间,陛下快快决定吧!”边说边叩头,头上都磕出了血。这时,外面喧哗声更响,高力士仓皇奏告道:“兵士们要闯进来了。陛下再不决断,他们要自己来杀贵妃。”李隆基这才流泪说道:“我也顾不得贵妃了,你传我旨,赐她自尽吧!”
杨贵妃接到圣旨,惊倒在地。良久,才哭着请求见李隆基一面。高力士引她来到李隆基面前,她哭拜说:“愿陛下保重。”李隆基不忍心看她的惨容,只是以袖掩面地哭泣。高力士怕士兵闯入,忙将杨贵妃带到佛堂,让她拜别佛祖后,引到堂外一棵梨树下,解下罗巾挂在树枝上。贵妃朝北拜了几拜,说:“妾与陛下永诀了!”然后自缢而死,时年38岁。高力士将杨贵妃的尸体陈放在佛堂上,让陈玄礼带士兵过目检查。但据俞平伯先生考证,杨贵妃并没有死,而是逃走当了女道士。唐朝的女道士等于妓女,庵观等于妓院。她入庵观后,纵然后来安史之乱被平定,她也无脸面再去见李隆基了。也有人说杨贵妃脱身后逃往了日本。
将士们听到杨贵妃被处死,欢声雷动,重新保护玄宗西逃。太子李亨却被当地百姓留住,主持朝政。李亨从马嵬坡一路收拾残兵北上,到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位称帝,即肃宗,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唐政府军收复长安,唐玄宗自成都回来,曾密令中官把杨贵妃迁葬。则马嵬坡之墓是原来的墓地还是迁葬后的新坟,都无确证。
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故事,一向为古代文人学士所艳称。唐代中叶以后,且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材料。白居易的《长恨歌》不胫而走,一时脍炙人口。还出现了《明皇杂录》、《开天传信录》、《长恨歌传》、《太真外传》等笔记小说,以及《长生殿》、《贵妃醉酒》等戏曲。当然,围绕这一题材最为丰富的文学创作形式还是诗歌。
现在的杨贵妃墓是一个小陵园,大门的顶额上横写着“唐杨氏贵妃之墓”7个字。走进大门,正面是一座3间仿古式献殿,穿过献殿就是墓家。墓占地大约1公亩,冢高有3米,封土周围用青砖砌成,前面立着1通小碑,上面刻着“杨贵妃之墓”几个字。关中地区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墓数百座,因何唯独贵妃墓冢砌砖呢?据传,妇女用杨贵妃墓上的土搽脸,不但可以除去脸上的黑斑,而且皮肤会变得细腻白嫩,因此贵妃墓上的土被称为“杨妃粉”。晚清曲园老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引赵学敏《本草拾遗》就有“杨妃粉”的记载:“杨妃粉,产马嵬坡上。取之者,必先祭然后掘之,去浮土三尺,有土如粉,腻滑光洁,于女子最宜,泽肌有效。”可见“杨妃粉”美容之说绝非无稽之淡。正因为如此,远近的妇女竞相来此取土搽脸,连外地游人也要带一包墓土回去,墓堆封土越来越小,守墓人不断给墓上添土,然而不久土还是被取光了。为了保护坟墓,后来只好用青砖把它包起来,这样人们就无法再从墓上取土了。
围绕墓的周围有三面回廊,回廊上镶嵌着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代名人到此游后写的诗词。其中有的指责唐玄宗不该把事变的责任推卸干净,让杨贵妃一个人负罪;有的指责唐玄宗无情,认为一个女子嫁给皇帝不如嫁给一个平民。晚唐诗人罗隐就唐玄宗避乱逃蜀,乱平后返回长安途经马嵬这件事写的诗中说:“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清人何承燕诗:“霓裳惊破太仓皇,掩面君王失主张。七夕盟言忘不得,牵牛要骂李三郎。”清人赵长令写道:“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秦关。祸端自是君王起,倾国何须怨玉环。”在历代诗人众多的诗作中,以鸦片战争期间谪戍新疆而途经西安的林则徐写的最有意思。林则徐在《路经太真墓》一诗中写道:“六军何事驻征骖,妾为君王死亦甘。抛得蛾眉安将士,人间从此重生男。”
杨贵妃作为唐玄宗为保护自己而抛弃的牺牲品长眠在这里,但她为后人提供了如此丰富的遐想,实在是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伟大诗人杜甫曾惋惜地说:“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几十年后,白居易更为“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美人写下千古绝唱的挽歌。在《长恨歌》中,白居易面对理想化与文学化了的唐明皇与杨贵妃,让他们发出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更成为千古流传的至理明言。
第四节 光绪
光绪,中国清代皇帝,曾立志革新救国,然而却逃不出慈禧的掌心。1898年戊戌变法后实际上被软禁,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韬光养晦,以待时机。但终因忧愤成疾于1908年11月14日含恨逝去,终年38岁。
皇帝即位数年,便营“寿域”,此乃满清旧制。但惟独光绪帝由于受慈禧太后挟制,其在位34年中从来无人提及为他勘定“万年吉地”修陵的事。及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崩,才急不暇择地在河北易县城西偏北约四十余里的太平峪(属西陵范围)赶修“崇陵”。因此,光绪帝的梓宫只能于当年十二月从北京奉移到易州梁各庄行宫内停灵“暂安”。到了宣统三年(1911)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崇陵的基础工程尚未及半。直至民国2年(1913),光绪帝的正宫隆裕后死后(亦暂安行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才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特派赵秉钧与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协商后,拨款赶修。此时光绪尸骨已被冷落五年了。
皇族规模盛大的葬礼耗资惊人光绪帝与他的正宫隆裕皇后是同时葬入崇陵的。其“奉安大典”是“一殡双棺”的形式。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末一次封建帝、后的“奉安入陵”的仪式了。当时,因为两梓宫奉移的路线是从河北易州梁各庄出发至崇陵,所经之处,均是人烟稀少的旷野荒郊(系新修成的土马路),所以,这个奉安大典规模再大,礼仪再隆重,也是鲜为人知的。
民国2年(1913)12月13日,光绪帝梓宫葬入崇陵时,用的是128抬的“独龙杠”,以表示“真龙天子”归位。这种杠是用一根前镶龙头,后嵌龙尾的大杠,龙头、龙尾均为金箔罩漆,杠上涂以黄漆。以这根主杠为轴心,两旁相称地各拴小杆、抬杆,每边各用60名杠夫肩舁而行。轴心大杠下,悬着黄云缎加绣金龙的大棺罩,罩顶上,饰以金葫芦火焰形的顶子,罩的四角上各系一条黄绸带,披于前后两侧,以杠夫四名,每人各牵拽一头,缓缓行进,谓之“拉幌”,杠罩两侧,各有杠夫12名,每夫各举拨旗(红漆竹竿,上挑横2尺、竖3尺,长方形,黄地白圆光,上书“皇室奉安”字样的小旗,遇有树枝或其它障碍物,可用其支起,以使皇杠顺利通过)。杠的四角各有一名手持“响尺”(约2尺长和1尺长的老红木的木尺各一根,用1.2丈长的“尺绳”相连,用短尺敲长尺)以指挥、协调杠夫们抬灵操作和行进的步伐。同时,每角还有一名手拿藤鞭的“执鞭压差”,监督杠头、杠夫的每一动作。抬杠的杠夫都是清宫銮舆卫所属的包衣旗人差役。为了表示极度庄重和严肃,要求他们前三天即要斋戒、沐浴、剃头、刮脸、全身衣帽普新。俱都头戴青荷叶帽,上插朝天锥式的黄雉翎,身穿紫色团花麻驾衣、土黄色套裤、足穿白布袜、青布靴、上盖黄色靴护,手上还要戴上黄手套。
这种皇杠不能现拴现用,而是要经过多次演练,直至全体杠夫的技术操作完全娴熟无误,经监杠大臣验收合格为止。
演杠时,在皇杠上放梓宫的地方铺上木板,摆上一桌两椅,桌子沏上茶水,由两位监杠大臣各坐一边,貌似品茗实际上是在考核杠头、杠夫操作技术动作、步伐,是否合乎要求。主要的方法是由杠头以打响尺为号令,指挥全体杠夫慢步、快步,左右转弯、换肩、爬坡、上下台阶等难度较大的动作,继而排练换杠、换罩等技巧。在全部动作上必须保持杠的绝对平稳,以免“惊驾”,监杠大臣直视杠桌上的茶具,如果杠夫动作起来,杯里的茶水不荡漾,不外溢,茶具不倾斜错位就算达到标准了。这是皇家用杠所特有的礼仪排场,王公以下臣民的葬礼是不准演杠的。
奉安——金棺起杠前,也有辞灵仪式,主要是供“辞灵果子”,王公大臣们依次奠酒,行三拜九叩的大礼。金鼓重乐和笙、管、笛、箫等轻乐参灵后,即由番(喇嘛)、坤道(道姑)、尼(尼姑)、乾道(男道士)、禅(和尚)依次诵经转咒。礼成后,即由监杠大臣传令,这时太宁镇绿营马队大喊“得令”!扬鞭开道而去,当做前导。与此同时,梓宫出殿,先被请上64人皇杠“小请儿”。在杠前焚帛化纸、奠酒行礼之后,才缓缓地启行。待将梓宫抬至在行宫大道上,即换升128人的“独龙杠”。这时,扬起来的金银纸钱铺天盖地而来。清宫銮舆卫准备的全堂满洲执事,排出约有数里之遥。其行进排列的顺序概况是:
走在最前边的是一座3丈多高的“丹”,即民间所称的“大幡”。原立于大内乾清宫左门之外,表示招魂之意。奉安时,由杠夫32人抬舁而行。其形状为一红漆四方木架,中间装置一根红漆旗杆,杆顶为一金箔罩漆“火焰”形的葫芦顶,顶下悬挂着一面绣有金龙的黄帛直幅,垂至杆底,四周以红色“火焰”为饰,上系铜铃,走起来丁当作响;
熊虎常旗八对:
清道旗、飞虎旗、飞龙旗、飞凤旗、飞熊旗、飞豹旗、飞鲤旗、飞鳌旗;
金箔罩漆的木质“金执事”:
金立瓜、金钺斧、金天镫、金兵拳、金指掌、金卧瓜、金皮槊、金督各一对;
“八宝枪”一堂: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金长枪各一对;
马蹄刀、三尖刀、偃月刀、象鼻刀各一对;
门纛(即“坐纛”,系古代军中的大旗),杆高丈许,上有半尺来高的“火焰”式的金顶,悬有黄帛垂幅,上绣金龙,边沿有红色“火焰”为饰。两端缀以黄绸带,用两名执事夫牵引,谓之“拉幌”;
曲律,亦作“驱路”(满语译音),与前边引路的大幡相似,只是无铃成对,亦即小型纛旗。共八根。均为黄色直幅绣上金龙,边缘以红色“火焰”为饰;
如意亮轿一乘。即四人抬的一把“宝座”。背似如意头,上有黄绫靠垫,并铺以豹皮一张(因无帷故称亮轿);
大黄云缎座伞一把,高丈许,由两名执事夫牵黄绸带“拉幌”;
日照影伞一把。此是给如意亮轿遮阳的。其伞的直径约三市尺,伞围子仅一尺二长,成为一把扁伞,黄寸蟒缎料。伞小,不拉幌;
大掌扇一对,走在日照影伞的两旁,表示为大行皇帝打扇;
金鼓重乐一班。拉号、官鼓、唢呐、海笛、笙、九音锣、跟锣。但设乐而不作;
大黄云缎座伞一把,高丈许。由两名执事夫以黄绸带拉幌;
笙、管、笛、箫、九音锣等轻音乐一班。类似民间的“清音锣鼓”。但设乐不作;
御影亭一座,16人抬。其亭宫殿顶盖,敞门但罩以黄帘。内供光绪御影一幅。下边为须弥座。均以鹅黄彩绸为饰。影亭前有提炉(内燃檀香)八对;
大黄云缎座伞一把,高丈许,由两名执事夫以黄绸拉幌;
大黄魂轿一乘,内供清德宗神牌。八人抬舁以行;
番(喇嘛):
由一对2丈多长的大铜号(藏传佛教谓此为“刚冻”、“元筒”)前引。每支大号由一人以黄绒绳提着,后边由一喇嘛吹奏,二号轮流作响,一起一落,一高一低。两低两高,再加一低,此五声为一组,且走且吹。后面紧跟的是大柄鼓两对,每鼓由一人肩扛而行,后边由一喇嘛用弯钩形的鼓槌敲打。再后面为大钹一对,唢呐、海笛各一对,吹出佛曲的主旋律(鼓、钹作拍节、板点)。法味充盈,庄严透顶。此外还有罕见的手摇“人皮鼓”、海螺号、金口角等各项蒙、藏轻重法器。
喇嘛们头戴去掉帽结的黄秋帽,足登青缎靴。身披大黄袍,斜搭着紫红色的“哈达”,后跟两位执法喇嘛,头戴大鸡冠帽(似半个蒲团)。最后是主法放正的“得木奇”(二喇嘛),头戴桃形的黄帽,手执铜铃。由“格司贵”(达喇嘛)头上亦戴桃形顶子的秋帽,身穿黄袍,但又罩上比袍子略短的白布孝褂,斜披着紫红“哈达”,手托铜盘,盘内放着用酥油合莜面(喇嘛称“巴拉面”)捏成的灯、塔,灯内有酥油,燃点起来,以引“灵”前行。这大抵是嗣皇溥仪的替僧,代为尽孝(民间一般应是亡人的长子捧这份“灯、塔”);
坤道(即道姑,道教称女道士为“坤道”)。走在最前边的,左边的持铃(不是以单手执铃柄,而是以双手捏住铃身,不作响),左边的敲“嗡子”(比引磬大的铜钟,俗称“金钟”),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镲锅两对,手鼓两对。俱头戴混元巾,露着冠簪,身穿蓝道袍,加披彩色缎绣法衣,每对为一色,上绣青云白鹤、灵芝,及八仙法物、百寿图等图案。走在最后的高功为紫色八卦、太极图图案的法衣,手捧如意一柄;
尼(尼姑,汉传佛教谓之“比丘尼”),走在最前头的两尼,右边的打引磬,左边的敲木鱼,下边依次为:铛子两对;镲锅两对;手鼓两对。俱身穿灰袍,加披红缎金线绣成“福田”纹的袈裟。走在最后放正的尼姑手执手炉,炉上插草香一炷;
乾道(男道士)法器与法衣与坤道相同,故从略;
禅(和尚,汉传佛教谓之“比丘”)其法器排列为:引磬一对;铛子两对;镲锅两对;手鼓两对。俱身穿海青大袍,加披红缎金线绣成“福田”纹的袈裟。头戴表毛线织成的“如来帽”。走在最后面的放正大和尚身披黄袍、红袈裟,手中手炉,炉上插草香一炷;
身穿印花白小褂的男童40名,分为左右两组,每组20名,均身挎木盘,内放檀香炉一樽,燃点檀香,名为“呼小呐”(臣民殡仪上用的“呼小呐”亦作“小嚷”,不托香炉,而托亡者生前的文房四宝或文玩古董)。左边的一组喊“啊”;右边的一组喊“嗳”,他们边走边喊以助丧家举哀。每组小呐均有一执鞭头目,进行指挥,一扬鞭为放下盘子;二扬鞭是挎齐站好;三扬鞭是“举哀”前进;
执绋恭送奉安的各王大臣们,一律身穿青布袍、头戴去掉顶戴花翎的秋帽,足登青布靴。因为光绪帝宾天已超过三周年,故不着缟素;
128人抬的“独龙杠”,内罩光绪帝梓宫;
后扈(亦作“后拥”)64名,俱为行猎装束,身穿灰布袍,沿着红边的黄坎肩,头戴去缨的秋帽,上缀豹皮叉尾,足登青布靴。骑着高头骏马,手执长矛,跨着腰刀,以表示护卫梓宫;
隆裕太后的影亭比光绪的略小,为八人抬,亦为宫殿楼顶,敞门加挂黄纱帘,下为须弥座。以素黄彩绸扎成。内供隆裕景皇后御影;
凤辇,即双马驾辕轿式的车,黄云缎轿围,上绣彩凤,下绣海水江牙。内供隆裕景皇后的神牌;
96人的皇杠,抬着景皇后的梓宫,上面扣了一卷黄云缎的官罩;
恭办奉安大典的官员车辆和备差员工人等。
除有一部禁卫军外,还有民国政府派来的许多宪兵,沿路巡逻、放哨,进行警戒,可谓是戒备森严。很多观礼的乡民都不得靠近,所以秩序井然。皇杠经过半壁店,进入西陵地区“风水墙”的东口字门,直达崇陵的牌楼门。光绪帝的梓宫当即换成了64人杠;隆裕后的梓宫则换成了48人杠,一直抬到地宫外口。原来这里已设置好运灵车,自地宫外口至地宫石床上,特仿轻便铁路式样,铺就木质阴槽轨道(用铁道枕木錾出纵长的槽),在轨道槽上铺以绵毯,上面置一硬胶皮轮的平车,车上铺以棕毯,即将梓宫放置其上,并施以保险设备,左右有护卫人员,前后有杠夫牵引着黄绒绳,打响尺的杠头一前一后,前敲后应,徐徐将灵车升堂入殿,移上了石床。后由钦天监指挥杠夫将梓宫,接着“山向”,奉安于石床中央的“金井”上面。随后,同样也将隆裕后的梓宫奉安于光绪帝梓宫左旁齐头略低一些的位置上。帝、后并了葬,奉安即告礼成。
随后,即布置殉葬物的事宜。殉葬物品除石桌、供器、万年灯(以两口大缸装满了植物油,覆以盖,上面正中置一灯台,系以灯捻,直通缸内,临时点着)、册宝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帝、后生前用过的衣、被和心爱的文玩、金银器皿,以及佛经香料,金玉等贵重“镇压品”。布置妥当后,恭送人员先后退出地宫,前去朝房更换吉服(即顶戴花翎齐备的朝帽、朝衣)。
在这时候,人们发现年迈古稀的梁鼎芬身软如泥,坐在地上不动,都很惊慌。在他身旁的两个亲随说:“梁大人曾说过等皇上奉安时他要殉葬的话。”主事人员这才令梁的亲随将他背出地宫。于是这位愚忠的梁鼎芬才殉葬未遂。
随后,有专人关闭石门,就是用铁钩子从门缝将石球由浅沟钩入深坑中,顶上石门。从此,除非设法破坏,这石门就不能打开了。四道石门都关闭后,就由事先派定的瓦工们抢砌哑吧院的琉璃影壁,以便堵绝地宫门的外口。王公大臣等在朝房稍事小憩,即齐集隆恩殿虞祭,主要是献祭席、读祭文,由鸿胪哈番(满语,官员)赞礼,依次行三跪九叩大礼。
光绪帝是慈禧太后耍弄的一个傀儡,其地位无足轻重。但他的安葬仪式却也还耗费了国家的45万两白银。要不是民国成立后,奉安大典礼仪从简,这封建帝王的死还不知要浪费劳动人民的多少血汗钱。封建帝王生时高高在上,死后也要盘剥民众,其统治可谓罪恶深重。
第五节 慈禧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咸丰帝妃。满族。叶赫那拉氏。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其六岁子载淳即位,被尊为太后。与恭亲王奕讠斤定计杀死辅政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实行太后垂帘听政。采用奕讠斤的“借洋兵助剿”政策,依靠外国侵略者支援和汉族地主武装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及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回民、苗民等起义。1875年同治帝(载淳)死,立五岁侄载垣帝,仍由太后听政。采用洋务派“自强”、“求富”政策,开办军事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对外妥协投降,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对内仇视维新变法,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杀害维新派谭嗣同等六人。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至京津地区,为保住清王朝统治和发泄对外国公使要其“归政”的怨恨,一度利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对外宣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逃往西安,下令残杀义和团,与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1901年后,以“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抵制资产阶级革命。后病死。
中国古代,人死葬法有五:即金葬、木葬、水葬、火葬、土葬。此乃将人间的葬事牵强附会地赋予“五行”的意义。帝王、后妃死后为金葬;满、汉臣民死后殓以质料不同的木棺,是为木葬(然后以土掩埋,实际上是木土复合葬);水葬多出现在江河湖海之滨的少数民族;佛教徒圆寂后皆荼毗火化,表示“五蕴皆空”,是为火葬;回民死后挖“喇哈儿”为土炕形,使遗体直接接触于土,是为土葬(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概括中国各民族所采用的各样葬式,因此是不完整的)。
1908年,慈禧太后驾崩后出殡场面金葬是对帝王葬事的尊称,言其至尊、至贵、至高。仅以垄断清政权达48年之久的慈禧太后来说,她死后是典型的“金葬”。其葬礼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耗费人力物力之巨是骇人听闻的。从她六脉初绝(民间称“倒头”)到葬入东陵地宫,丧礼近一年,共花掉120万两白银。
古制天子之椁四首。清代帝王的棺椁比起古代天子更有过之。慈禧太后的金棺做好后,先用一百匹高丽布缠裹衬垫,再漆饰四十九道。每道油漆都必须按既定工艺规程如法操作,工序各有不同名目:第一道谓之“钻生漆”;第二道谓之“通漆灰”;第三、五、七、九、十一道谓之“漆满糊布”;第四、六、八、十、十二道谓之“压布漆灰”;从第三道到第四十道轮番使用漆满糊布和压布漆灰两种工艺。第四十一道谓之“中漆灰”;第四十二道谓之“细漆灰”;第四十三道谓之“浆漆灰”;第四十四道谓之“糙漆”;第四十五道谓之“垫光漆”;第四十六道谓之“退光漆”;第四十七道谓之“笼罩漆”;第四十八道谓之“金胶漆”;最后一道谓之“满扫金”。漆饰完毕还有一系列的加工。她的棺材体积庞大,盛殓遗体绰绰有余,于是便填装了大量的殉葬品。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1908年11月16日),慈禧遗体殓入梓宫,同时放进去大量的殉葬品。其中有:正珠朝珠五盘;东珠朝珠四盘;红碧瑶朝珠四盘;绿玉朝珠二盘;珊瑚寿字朝珠二盘;珊瑚双喜朝珠二盘;红碧瑶手串三盘;绿玉莲子手串一盘;珊瑚手串一盘;正珠念珠六盘;红碧瑶念珠二盘;绿玉念珠一盘;珊瑚圆寿字念珠二盘;绿玉兜念珠一挂;正珠挂钮一副;金镶正珠镯子一副;金镶各色真石正珠镯子一副;金镶珠石镯子五副;珊瑚雕螭虎朝珠一盘;珊瑚朝珠二盘;龙眼菩提朝珠一盘;大正珠手串一盘;正珠手串二盘;东珠手串二盘;金镶正珠龙头软镯一副;金镶各色真石白钻石葫芦镯子一副;镀金点翠穿珠珊瑚龙头镯一副;东珠软镯一副;白玉镶各色真石福寿镯一副;绿玉圆镯三副;绿玉烟壶三件;茶晶烟壶一件;白玉皮烟壶一件;玛瑙烟壶一件;洋金镶白钻石小表一件;洋金镶珠日带别针小表一件;洋金镶白钻石宝砧桃式别子一件,紫宝石桃式别子一件;白玉透雕活环葫芦一件;绿玉透雕活环一件;珊瑚鱼一件;大蚌珠别子一件;白玉鱼一件;蚌珠别子二件;汉玉珞一件;汉玉仙人一件;汉玉玩器二件;汉玉玩器一挂;金镶钻石带别子一件;白玉蘑菇一件;白玉羚羊小别子一件;白玉猫一件;黄玉杵一件;雕汉玉针一件;汉玉羚羊一件;雕绿玉圈纹扳指一件;雕汉玉镶金里扳指一件;汉玉扳指两件;红碧瑶暖手一件;玛瑙暖手四件;汉玉东升一件;汉玉箭隔一件;汉玉蚕纹璧一件;汉玉英雄鸡心一件;汉玉昭文袋一件;绿玉猴杵簪三支;红碧瑶猴杵簪一支;正珠抱头莲二支;金平安小耳挖二支;蓝宝石抱头莲二支;红碧瑶抱头莲一支;紫宝石抱头莲一支;子母绿抱头莲四支;茄珠抱头莲二支;大小正珠抱头莲四支;绿玉抱头莲一支;蚌珠抱头莲一支;绿玉镶红碧瑶抱头莲一支;珊瑚绿玉幅一件;金镶红白钻石蜻蜓一件;金镶白钻石蜂一件;红碧瑶绿玉穿珠菊花一对;金点翠佛手簪一支;绿玉佛手簪一支;金镶绿玉佛手簪二支;金镶珠佛手簪一支;金点翠镶绿玉小珍石米珠佛手簪一支;雕绿玉兰花佛手簪二支;雕绿玉杵佛手簪一支;绿玉宽镏子二件;绿玉镏子二件;绿玉马镫镏子四件;绿玉小马镫镏子一对;珊瑚宽镏子二件;珊瑚镏子一件;红碧瑶宽镏子一件;红碧瑶万寿无疆镏子一件;红碧瑶马镫镏子大小三件;绿玉镶红碧瑶福寿镏子三件;金镶红白钻石镏子一件;金镶红碧瑶小正珠镏子一件;金镶大小正珠镏子六件;金镶蓝宝石镏子三件;金镶子母缘镭子一件;正珠戒箍一副;正珠戒箍一副;大正珠帽花一件;金镶红白钻石桃式帽花一件;金镶红碧瑶绿玉白钻石帽花一件;大蚌珠桃式帽花一件;大正珠帽花一件;红碧瑶桃式帽花四件;金镶红碧瑶子母绿帽花一件;金镶红碧瑶珠边帽花一件;金镶钻石帽条一件;横绳帽条(上钉正珠二百零四颗)茄珠褂钮一副。慈禧的遗体简直被深深地埋在珠宝、金银、翡翠、玛瑙之中,确实是名符其实的“金葬”。如此招摇,必遭祸患。20年后,这些珍宝竟然被以孙殿英为首的军阀、兵痞们劫掠一空。
慈禧入殓后,金棺即停于寝宫。由和平门内大六部口陈记六合棚铺搭了一殿两卷的起脊大棚,作为每天王公大臣轮流上祭之用。按清宫惯例,要用番(喇嘛)、道(道士)、禅(和尚)、尼(尼姑)四棚经作荐亡法事,每天一棚,逢“七”四棚轮念或念对台经。这样,办成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的综合道场,以壮大丧礼的势派。所以,棚内都搭上高大的经台。祭棚外,搭着高耸的钟、鼓二楼,两边遥相对称,每日早晚上祭奠酒时,好来个“晨钟暮鼓”。棚外正中还要搭上三座高大的席箔牌楼,上顶安着席制的五脊六兽,有如旧时东四、西四十字路的四面牌楼。巍峨壮观。
牌楼下,对称排列着以青松碧柏的枝叶编成的狮、虎、象、麒麟、狻猊、骆驼、仙鹤、野鹿……还有数不清的宫廷特有的仪仗和黄云缎挂彩色飘带的“万民旗”、“万民伞”。俱都插于特制的金红罩漆的执事架上。
祭棚内,各王公大臣送来的满筵——饽饽桌子、各种祭席尽管随祭随撤,仍是堆积如山。
一切祭品都是极为奢侈。作为殉葬物的变种——纸活等冥器更是无计其数。在她奉安入陵之前,于不同的丧礼环节,焚烧了大量的纸糊的神楼宝库、亭台殿阁、凤辇舆轿、御前侍卫、歌妓侍女、京剧戏出、满汉全席、“三牲”祭筵、螺甸镶嵌大理石心的硬木桌椅、多宝格、罗汉床、金钱桌、金钱柜……以及仿其生前喜爱的文玩、古董、钟表、文房四宝、生活器皿等等。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此外,凡是她生前穿用过的衣服鞋帽,除了分别赐予皇帝王大臣作为遗念外,大部分随同上述纸活一起焚化。
据说,慈禧死后的60天,过“奈河”时已经烧过一次船桥。可是次年有的大臣却上奏说,老佛爷升遐后60天,正逢腊月封冻之时,恐不能行船,无法得渡(实际上他们想借机贪污)。但按丧礼旧俗,一切丧祭均不得重复,否则即有“重丧”(百日之内再死人)之虞。所以,只好托言于佛教的盂兰盆会“中元普渡”的说法。于是即在宣统元年七月十五日(即1909年8月30日)再烧一次法船。按其立意,当然是专门超渡慈禧的御用法船,但这也象征着清室替慈禧发心普渡冥界众孤魂的法船,这样,就给慈禧作了身后功德。
慈禧的这条法船,船身长18丈多,宽2丈多。基本上是木结构的框架,糊以绫罗绸缎和彩布。据有关记载:“船上楼、殿、亭、榭、陈设悉备,侍从篙工数十人,高与人等,皆衣真衣。此外,殿陛阴森,神佛巍坐,旁立鬼判,状极狰狞。中竖10丈高桅,悬一黄缎巨帆,上书”普渡中元“无数红莲,围绕船外。届晚,燃烛其中,蔚为奇观。文武百官列队,至东华门北沙滩地方送焚法船。当时,许多男妇老幼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人们”感叹之声,不绝于耳。
慈禧奉安入陵的势派恐怕是清末最大的了。一般臣民死后“发引”用的引路大幡不过高1.5丈,或1.8丈,最多以32人抬舁而行。而慈禧用的引路大幡却高3.2丈,由64人抬起来就有4丈多高。所以,殡列所经过的地段,许多民房、厂房、电线杆都奉旨拆除。临时还有所谓“金锹”、“玉镐”在殡列前边开道,可以随时拆除障碍,“如有阻拦,处以杖刑,打死勿论”。
丹(大幡)之后,是五光十色遮天蔽日的“万民旗”、“万民伞”的旗群伞海,以象征着她的“德政”。接着便是上千人的“法驾卤簿”宫廷仪仗队,以及凤辇舆轿,连同僧、道、番、尼,王公大臣恭送的行列,浩浩荡荡蜿蜒十几华里。
关于慈禧奉安用杠的说法还不太一致。有说是用了128人的皇杠,因为她已经被尊为“太皇太后”,故与帝葬用杠相同。还有人说,根据清制帝后有别的制度,应为96人杠。但无论如何,用杠用罩是“落地满黄”(即黄漆杠、黄罩片、黄绳、黄垫、杠夫的荷叶帽上插黄雉翎)是肯定无疑的。
杠后是十路纵队的武装兵弁,他们佩刀肩枪,跟随护卫。最后面是文武官员、皇亲国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