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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西斯集团内部矛盾加剧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合作以及各战场的胜利，加剧了法西斯集团内部的矛盾。
1942年下半年，随着法西斯轴心国在北非战场和苏德战场受挫，轴心国集团内部被最初的军事胜利所掩盖的矛盾不仅重新显露出来，而且一些新的分歧和争执也不断产生。尽管这些矛盾、分歧尚不足以立即导致这个集团的崩溃，但无疑增大了集团各成员国之间的隔阂，削弱了其整体力量。
德国与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手，日本曾利用德国卷入欧洲战争之机，夺取了德国在远东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第一次大战后，德、日两国均走上法西斯主义的扩张道路，共同的利益和对手使它们逐渐靠拢。自1936年结成以反共为旗号的政治同盟后，两国关系开始向军事同盟方向发展。然而，德日之间的联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因此，每当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两国间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
1939年春夏期间，长期关系紧张的日本与苏联之间，在诺门坎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上一次是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日本之所以敢在泥足深陷中国的时候与苏联兵戎相见，主要原因在于有德、日“反共协定”撑腰，德国在欧洲的威胁将牵制苏联在远东的行动。
然而，德国另有打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德国背着日本于8月23日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德日“反共协定”是根本矛盾的，它意味着日本原先出于牵制苏联而参加“反共协定”，以及将两国关系向军事同盟发展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德国的“背信弃义”对日本造成了极大冲击。
日本大本营被迫否定了关东军要求增援、与苏军在诺门坎地区进一步作战的计划，并于9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之前，8月2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停止德、日、意三国条约的交涉。8月28日，平沼内阁以“欧洲局势复杂离奇”为由而辞职。9月4日，日本内阁新首相阿部信行发表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声明，公开暴露了德、日两国的矛盾。
1940年5月，德国在西线发动闪电攻势，很快迫使法国投降，英国退出欧洲大陆。面对德国的巨大胜利，日本生怕“误了班车”，一度销声匿迹的三国同盟论重又抬头。7月，日本内阁再次更迭，确定了南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基本国策，同时决定加强德、日、意三国轴心。就德国而言，由于美国加强了对英国的援助，德、美关系日趋紧张，因此希望借助与日本结盟来牵制美国。1940年9月27日，经过讨价还价，《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
然而，三国同盟并未消除德、日两国各自所怀的异志。日本缔结同盟条约，是为了南进。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即要求德国利用其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充当日、苏缓和的“中间人”，以便日本在放手南进时无后顾之忧。可是，日本万万没想到，早在其确定要与苏联改善关系的7月，也就是三国同盟缔结前的2个月，希特勒就已另有所图，决定要发动侵苏战争，并于12月18日签发了进攻苏联的第21号指令。被蒙在鼓里的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德、日两国在苏联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影响深远。1941年6月，德国在日本全力准备南进的时候，突然发动侵苏战争。这对日本的整个战略无疑是又一次巨大的冲击。日本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混乱之后，决定暂不协助德国进攻苏联，继续贯彻“北守南进”的既定方针，并于同年12月8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此，德国和日本这对轴心国的主要战车分别驰向不同的方向，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直接的战略协同了。
以后，随着德、日在不同战场上陷入困境，两国的所谓“独立性”有增无减。1942年秋，德军向伏尔加河地区大举进攻时，曾多次要求日本出兵苏联，配合行动。但日本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意帮助德国。等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失败，日本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1943年3月6日，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转告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深切理解德国盟邦切盼日本参与反俄战争之愿望。但顾念当前战局，日本政府无法参战。”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早就在伺机进攻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这种机会永远不会来了。不仅如此，日本军部对德军的那种牢固的信赖感也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在准备1943年夏季攻势时，德国仍想说服日本配合行动。4月18日，里宾特洛甫在召见大岛浩时劝告日本：“对日本来说，如果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拥有足够数量的反坦克武器，那么今年是进攻俄国最有利的时机，因为俄国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大岛浩表示，尽管他还不知道政府的意图，但他觉得“只要能事先看到这次进攻中的成就，那毫无疑问会进攻的”。
这种典型的外交辞令，显然不能让里宾待洛甫满意。相反，1943年9月，日本政府主动向苏联提出准备派一个专门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交换看法并在访问其他国家之后，重新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显然，日本政府是想利用在对苏战争中的中立身份，在苏联与轴心国成员国之间充当中介，为自己捞取好处。
在法西斯轴心国，德国除与日本貌合神离外，与意大利的矛盾也由来已久，尽管两国在对外扩张方面存在共同点，但利益上的差异仍使两国间不断产生分歧，乃至明争暗斗。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背着意大利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墨索里尼深感不悦。尤其当墨索里尼于8月26日从英国得悉，德国向伦敦提出要与英国结盟的文本内容后，更是大为恼怒。更有甚者，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事先也未通知意大利。因此，当德国于9月1日向波兰发动进攻后，墨索里尼当即宣布采取“非交战”立场。这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满，他认为，英法之所以敢在9月3日对德国宣战，与意大利的隔岸观火有很大关系。希特勒曾正式要求意大利参战，但意大利以缺少战略物资为由加以拒绝。希特勒对此怀恨在心。9月中旬，他唆使住在上阿迪杰的南蒂罗尔人脱离意大利，归顺德国控制的奥地利，从而使德、意矛盾公开化。
当然，意大利不可能长期保持“非交战”立场。墨索里尼本人就表示：“意大利不能无限期地保持中立。”这是因为意大利称霸地中海和巴尔干的野心，以及德军正在取得的胜利等等，都诱使意大利急于参战分赃。1939年12月7日，墨索里尼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
尽管意大利已表明要与德国“并肩作战”，但两国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意大利的反德势力还很强大。以总参谋长巴多里奥为首的多数高级将领，一直对德国持仇视态度。他们不愿与德国为伍，更不甘心受其约束。因此，直到墨索里尼下令制订作战计划时，巴多里奥还说：“由于他们（德国人）摆老资格和傲慢成性，我们绝不能同他们采取统一行动。”
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巴多里奥征得墨索里尼同意后，于1940年4月6日，制订出一个被称为“平行战争”的作战计划。该计划以意大利的扩张需要为基础，以夺取非洲和巴尔干为目标，为此，意大利不想与德军联合作战，而企图单独行动。事实上，意大利参战后，正是按照“平行战争”的设想，对非洲和希腊发动了进攻。这一战略上的分歧当然引起德国的不满。但是，意大利军队不堪一击，在非洲和希腊战场连遭失败，只得恳求德军救援。从此，德、意两国从伙伴关系逐步变为主仆关系。
进入1941、1942年以后，尽管意大利对德国的依赖日趋加深，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间的矛盾得到缓解。相反，两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乃至感情上的裂痕不断深化。
1942年5月26日，北非德意非洲集团军发起代号为“忒修斯”的进攻行动，至6月21日，便攻占了英军坚守的号称“不屈的要塞”图卜鲁克。第二天，指挥此次行动的隆美尔被晋升为德国陆军元帅，德国的新闻媒介则着力宣传德军在北非取得的辉煌胜利，而对意军的作用几乎不提。这就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不满。墨索里尼对把这次胜利仅与隆美尔等同起来深感不快，认为希特勒晋升隆美尔“显然是为了加强这次战役的德国色彩”，给外界形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德国的胜利而不是意大利的胜利。
为改变这种印象，墨索里尼于6月29月赴利比亚，目的是为了能就地防止德国人在埃及问题上再次欺骗意大利。为此，墨索里尼主动致电希特勒要求就埃及将来的行政管理问题进行磋商，并建议任命隆美尔为军事司令，另由一名意大利人任民政代表。
希特勒同意对隆美尔的任命，但却对意大利的民政代表问题反应冷淡，认为这一问题没什么“紧迫性”。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从利比亚回国后，“反德调子日甚一日……墨索里尼说：‘现在人们不知道，两个主子哪一个好，是英国人好还是德国人好’”。而齐亚诺本人则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德国人是刻薄的主子”。
由于英军在阿莱曼一线抵抗的加强，同时由于德意军队得不到必需的补给和援兵，隆美尔的攻势到7月上旬已成强弩之末，9月初被迫转入防御。进攻受阻且给养不足的德意军队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齐亚诺在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有消息告诉我，说德国人在利比亚的行动引起军界内部对他们强烈的愤怒。他们攫取了所有的战利品，他们的爪子伸得真长。他们派德国的士兵看守战利品，任何走近战利品的人都要遭殃。”等到10月下旬，英军开始反攻，德意部队开始溃退时，德军在危难中抛弃了意大利部队，带走了后者的淡水和几乎全部机动运输工具，致使被丢在沙漠中的3万名意军官兵成了俘虏。德意部队之间甚至互相开火。
英军在阿莱曼的胜利和紧接着美英军队在北非的登陆，极大地震动了轴心国集团，引出新的矛盾和分歧。为使意大利免遭迅速灭亡的命运，只有大力加强轴心国在地中海战区的军事力量。但在轴心国把主要力量和武器装备都投入到苏德战场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很困难，唯一的可能就是停止轴心国在苏德战场的军事行动。因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墨索里尼等人提出，先与苏联单独媾和，然后把轴心国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军队调到地中海战场，形成对美英部队的优势，迫使西方大国接受轴心国提出的和平条件。
1942年11月初，墨索里尼在与德国驻罗马大使马肯森会谈时，第一次谈到上述设想。他说：“我想告诉您我个人的建议，需要尽快与俄国人单独缔结和约，以便处理法国问题，否则继续进行战争将十分困难。”12月初，墨索里尼向来访的德国空军总司令、帝国元帅戈林再次谈到通过与苏联缔结和约来结束对苏战争，借助在中亚给“俄国领土补偿”的方式，“建起一道用轴心国最少的武装力量便能粉碎任何敌对行动的防线”。
在12月18～19日希特勒与齐亚诺会谈中，后者受墨索里尼之托，把上述想法当面向希特勒作了说明，并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吸收日本参与“同俄国的政治解决”。对墨索里尼的建议，希特勒持否定态度。他不相信苏联会接受如此解决办法。同时，希特勒还认为，在东方的和平解决将使轴心国失去在苏联被占领土上的一系列重要原料来源，而且在承受了丧失重要原料来源的物质损失之后，也未必能把大量部队从东方调到西方。希特勒的理由很简单，“只要苏联军队存在，德国任何时候都无法把自己的师从东方调走。”相反，希特勒要求意大利再派几个师到苏德战场作战，并要求墨索里尼给正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作战的意军拍发个人电报，要求它们不要后退一步。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面对苏德战场出现的不利于轴心国的军事形势，纳粹德国急需为自己和盟国打气，以适应新形势下德国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1943年2月下旬，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他向墨索里尼表示，现在德国要进行反苏的总体战，两三个月内便会看到实际效果。他让墨索里尼相信，希特勒不打算向俄国辽阔的地域继续深入，只想占领乌克兰，以保证德国获得农产品，这将有助于提高德国的军事潜力。为此，必须让苏联遭受决定性的军事失败，这就需要轴心国集团各国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但墨索里尼仍然坚持他的看法。1943年3月，在与希特勒的通信中墨索里尼反复强调首先解决俄国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希特勒强化反苏战争实际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在西方大国威胁增大的情况下，应想方设法使俄国中立。在墨索里尼看来，“俄国的插曲现在应该结束了”，其方法或是同苏联单独媾和，或是在此举不成的情况下，建立一道防御体系，形成一道俄国无法攻破的东方壁垒。针对希特勒占领俄国的主张，墨索里尼表示，“俄国领土如此广阔，以致任何时候都不能占领它和管理它”。这与里宾特洛甫转达的德国领导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不同。
为了弥补德意两国领导人的分歧，1943年4月7日至10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德国的萨尔茨堡举行了会谈。据墨索里尼自己回忆，他曾向希特勒说：“从1942年6月我们就丧失了主动，而丧失主动的国家将输掉战争。”他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与俄国缔结和约并把我们所有潜力集中到地中海”。他认为希特勒没有给予意大利应有的帮助，“不是因为您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在与俄国媾和之前您不能这么做”。希特勒再次拒绝了墨索里尼的建议，相反却坚持把轴心国全部力量集中到苏德战场，集结全部的“欧洲力量”对付苏联。希特勒一方面为墨索里尼鼓气，另一方面却没有满足意大利提出的武器装备的要求。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请求德国提供500架飞机，但被德国以意大利机场不具备接纳如此数量的飞机为由拒绝了。结果，墨索里尼从萨尔茨堡除了得到希特勒通常那些无法兑现的保证之外，实际上别无所获。萨尔茨堡会谈表明德意之间存在着深刻分歧，暴露出这两个国家在军事政治战略上已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尽管柏林—罗马轴心还将维持一段时间，然而不论是彼此的信任，还是对对方的信心，都已不如一两年前了。
如果说德意之间矛盾的加剧，相当程度上是与北非和地中海地区战局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德罗关系产生裂痕，更主要的是与苏德战场战局，特别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程及结果联系在一起。
德军向顿河、伏尔加河地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进攻开始后，罗马尼亚派出大量部队与德军共同行动。投入顿河和伏尔加河战斗的有18个罗马尼亚师。结果，这18个师全都被苏军击溃，使罗马尼亚损失了全部陆军部队的一半多，或者说投入苏德战场的2/3的部队。而且，这些部队都是罗军中最有经验和最具战斗力的精锐。据罗军统帅部统计，1942年8月1日前，罗军共损失1.74万余人，而在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间，便损失了37万余人，其中28.6万余人被打死、受重伤或被俘。武器装备的损失在上述相应时间的价值分别为5210万列夫和2.5亿列夫。由此可见，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几个月的战斗中，罗军所受损失比此前全部战争时期的损失总和还大。
具体到某些作战单位，这种损失的严重性表现得就更为突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反攻阶段，防守斯大林格勒西南战线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损失惨重。第2、第4、第5步兵军，第1、第7骑兵军和第1坦克师，几乎损失了全部装备，30%的人员被消灭，其余绝大多数被俘。第3集团军残部撤到奇尔河一线后又在德军支持下投入战斗，结果再次受到重创，如第5步兵师1万6736人中只剩下1347人，第6步兵师1万5969人剩下1262人，第15步兵师1万5920人，仅存677人。
尽管遭受了如此惨重损失，罗马尼亚并未得到轴心国其他国家的同情。在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官眼里，正是罗军的怯弱，才是输掉这场战役的原因之一。在苏军反攻成功后，原来就对罗军战斗力和指挥官评价不高的德军最高统帅部，现在完全丧失了对罗军的信任。1942年11月27日，罗马尼亚驻柏林武官格奥尔格向政府报告：“我从极秘密的渠道得知，在第3集团军中发生的事件让德国领导层对罗马尼亚军队大失所望。”指挥“冬季风暴”行动的曼施坦因元帅亦有同感，他在1942年12月27日的命令中强调：“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士兵和军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想打仗”，军官“在不是非常必要的时候便下令撤退”。在高加索地区作战的德军A集团军群司令官克莱斯特元帅，在1943年2月初也不得不承认“对某些罗马尼亚分队一点也指望不上了”。
罗马尼亚方面对这种指责并不接受。罗马尼亚总统扬·安东内斯库对曼施坦因的上述命令极为不满，说“曼施坦因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态度导致了参加顿河集团军群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覆灭”。罗马尼亚的战士和军官则认为，德国人应对前线的失败负责。罗第3集团军的调查机关在总结顿河地区被击溃的第5军士兵和军官的意见时写道：“被包围的第5、第6、第13和第15师很快被消灭了。这些部队的军官们认为罪责在最高统帅部，特别是德国人……前来支援的德军先撤退了，而且是在罗马尼亚师的掩护下，结果罗马尼亚师成了牺牲品。”经过共同作战之后，双方部队之间的关系不是更密切，而是日益恶化了。战斗失利后，德国人对罗军多方刁难，从交通工具、食品供应、军用物资等方面给罗军出难题。如罗第3集团军各部队，1942年夏被送往前线时是坐火车，速度很快；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失利后，则要徒步后撤。罗马尼亚驻柏林武官格奥尔格在1943年2月21日给政府的电报中说，德军最高统帅部也似乎承认。
“在德军和罗军之间的一些事情，由于因一些意外事件引起的神经过敏，已经导致了对我军供应和运送上的疏忽”。这种疏忽的结果是让罗马尼亚士兵几个星期处于饥饿之中。
军事上的失败使罗军内和国内受到极大震动，失败主义情绪日益强烈。前线部队士气消沉。1943年1月26日，罗第4集团军指挥部在报告中写道：“军官和士兵的精神非常沮丧，当前不能在军事行动中把本军算在内，士兵只想回国。”罗军的精神状态甚至引起了希特勒的不安，1943年2月2日他亲自致信扬·安东内斯库，说编入德第17集团军的罗马尼亚各师“重新表现出一种涣散症候”，这似乎是由“某些军官不坚定的立场”引起的。他要求安东内斯库“要尽快采取必要措施恢复罗马尼亚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
同时，罗马尼亚国内反战呼声加大，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增长。罗军大本营的扬·阿尔希普将军在1942年底承认，“尽管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坚定必须把反苏战争继续下去的社会情绪，但无论是军队，还是国民中间，有些人仍不接受这一国家的无上命令”。就是统治集团的宣传部门也被迫进行了调整。在米哈伊尔国王1943年新年讲话中，把过去的一年称为“经受考验的一年”。扬·安东内斯库则称之为“进行着不可思议搏斗的一年”。如果说不久前罗马尼亚统治者还想使人民相信短期内可以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反复强调的是残酷的战争如何不可避免，是东方的艰苦战斗，是在未来的一年中“将要付出更多的牺牲和巨大的力量”。
罗马尼亚在承受着军事失败带来的沉重打击和精神冲击的同时，还要承受德国对罗马尼亚日益加强的经济控制和搜刮。罗马尼亚的石油一直是轴心国集团所依赖的重要战略原料。德国对它尤为需要。1941年，罗马尼亚出口原油519.5万吨，其中出口到轴心国各国363.6万吨，德国占了287.1万吨。1942年，上述相应的三个数字为564.8万吨、307万吨和220万吨。根据1943年2月2日在柏林签定的关于1943年德罗商品交换的“秘密协定”，罗马尼亚本年度要向德国出口7.1亿德国马克的物品，其中有4.5亿马克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其余为农产品和皮革。德国向罗马尼亚出口4亿马克的物品；多一半为金属制品和工业半成品。这就意味着罗马尼亚的经济要进一步服从于第三帝国。对德国的这些要求，特别是在军事失败后军内、国内普遍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罗马尼亚政府内部开始出现反对意见。在讨论上述“秘密协定”时，文化和艺术部长彼得洛维奇说：“现在我们在尝着1940年政策的苦果。当时我们拿出石油、粮食，做出各种让步，是希望能够挽救已经不能挽救的东西。现在我们丧失了国界并且一无所有了……我们应该逐渐重新审视整个问题了。”其他的政府成员也有同感，认为罗马尼亚“给的多而从盟友那儿得的少”。
几个月后，这种看法再次得到证实。随着战线逐渐接近罗马尼亚边境，罗马尼亚的一些露天油田和其他重要经济目标受到苏军空中打击的威胁日益增大，仅靠罗马尼亚一国的力量无法保证所有目标的安全。因此，只有借助其轴心伙伴的财力物力共同保护这些不仅仅对罗马尼亚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了。1943年7月7日，扬·安东内斯库在与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军事代表团领导人康森谈话时，提出要德、意和其他利用罗马尼亚资源的轴心国成员，分摊此项约为110亿列夫的巨额开支。但康森却以德国没有列夫为由拒绝了。当扬·安东内斯库希望德国提供武器以装备9或10个在1942～1943年冬季被严重削弱的罗马尼亚师时，康森回答他没有全权讨论这一问题，并且当场说明：“注意到当前的形势，德国正被迫供养整个欧洲，我想，要德国提供武器和装备不大可能。”
军事上的失败以及随之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使罗马尼亚当局愈来愈怀疑德国能否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从自身利益考虑，也是为了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罗马尼亚政府也与意大利政府一样，开始向反法西斯同盟国进行单独谈判的试探。所不同的是，它不是把苏联，而是把英美等西方大国作为接触和谈判的对象。所以如此，一方面罗马尼亚虽然形式上与英美处于战争状态，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不仅参加了对苏战争，而且一直没有放弃收回1940年被苏联强行要去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两地区的希冀。在作战失利情况下，如果去与苏联谈判归还上述两地区，其可能性几近于零。相反，与英美等国谈判，罗马尼亚至少还有阻止红军向西深入、削弱苏联对巴尔干地区影响这张牌可打。在罗马尼亚最高领导层看来，“西方盟国对苏联深入欧洲的后果比对消灭法西斯制度更为关心”。
罗马尼亚的和平试探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在轴心国集团内部，它试图通过与意大利、匈牙利等国联合行动，寻求支持。1943年1月，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米·安东内斯库向意大利驻布加勒斯特公使斯科普帕表示，罗马尼亚像意大利一样，必须“与同盟国建立接触”，“以保卫欧洲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侵害”。7月初，米·安东内斯库应邀访意，在与墨索里尼会谈中，双方在共同行动以便与同盟国缔结和约问题上看法一致，只不过在行动的具体步骤和时机上尚有某些分歧。由于墨索里尼在7月下旬垮台，罗意双方就此问题的进一步磋商才全面流产。在1943年上半年，米·安东内斯库还指示罗马尼亚驻梵蒂冈、安卡拉、里斯本和马德里等地的外交机构和人员，在反苏基础上与西方盟国建立接触。为了利用梵蒂冈，罗马尼亚外交部长要求部下摈弃东正教与天主教教廷之间的隔阂，尽可能对后者让步，争取双方在“在未来的欧洲确立基督教秩序”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英美对罗马尼亚单独谈判的试探作出了相应的反应。美国驻马德里大使卡尔顿·汉斯在与罗驻西班牙使馆秘书谈话时表示，“避免罗马尼亚被红军完全占领的唯一办法，就是米哈伊尔·安东内斯库政府向美国递交无条件投降的正式声明”。
当然，罗马尼亚政府在1943年上半年与西方大国单独谈判，并不意味着它将立即中断与德国的同盟关系。在西方大国的军事力量尚未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之前，德国仍然是罗马尼亚抗击苏联的唯一可以凭借的力量。因此，罗马尼亚政府把自己为同“布尔什维克威胁”作斗争而与西方大国进行外交接触的情况，通报给了德国。德国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有关情报。尽管德国领导人不怀疑罗马尼亚的反苏动机，但他们仍认为在德国控制之外与西方大国单独接触的行动并无必要。德国担心这将加剧轴心国的分裂。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试图制止卫星国的单独行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德罗之间的猜疑和矛盾。1943年4月12～13日，希特勒在萨尔茨堡与扬·安东内斯库举行会谈，希特勒希望安东内斯库在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后振作起来，为此他宣布德国最近将重新实施对俄军的粉碎性打击，只要有最后的可能就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斗争。希特勒要求罗马尼亚停止与西方大国的任何媾和谈判，要扬·安东内斯库解除米·安东内斯库外交部长职务，召回罗马尼亚驻马德里、里斯本和伯尔尼的外交代表。在希特勒的一再坚持下，扬·安东内斯库答应停止与西方大国的接触，但他要求德国在经济问题上作某些让步，用黄金清偿德国对罗马尼亚的欠款。扬·安东内斯库回到布加勒斯特后，只是责备米·安东内斯库行事不谨慎，并未按希特勒的意思解除他在外交部的职务。这进一步增加了希特勒对罗马尼亚领导人的不信任。为了必要时能要挟罗马尼亚领导人，希特勒分子还预谋用罗马尼亚的特种部队在罗国内制造混乱。据罗驻德武官格奥尔格证实，罗马尼亚的特种部队与德国的秘密警察之间保持着联系。德国在罗马尼亚的间谍机构不断加强，情报组织的任务要点中有一条就是“对政治活动家、政府成员和那些对轴心国持否定态度的人进行监视和侦察。本组织应随时与盖世太保保持联系”。所有这些再次证明，德罗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矛盾在进一步加深。
进入1943年后，德国与轴心国集团中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德军在战场上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使其卫星国纷纷采取行动，为避免与德国同归于尽做准备。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芬兰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苏德战场局势和芬兰的对策。绝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人认为，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德国的战败不可避免，芬兰必须利用最初的机会退出战争。1943年2月13日，芬兰财政部长唐纳致信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询问有什么途径可以恢复英芬之间的和平。同时，芬兰政府还利用美国外交官向苏联进行和平谈判的试探。德国对芬兰的上述行动非常不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与芬兰外长拉姆赛会谈时明确要求芬兰必须保证停止一切单独媾和的行动，否则，德国将对它采取“极端措施”。这使德芬之间的关系急剧冷淡。自1942年底和1943年初，芬兰便不再参加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攻，也没有去切断同盟国经摩尔曼斯克铁路向苏联输送物资的交通线。
匈牙利政府也开始向西方大国进行和平试探。早在1942年夏，匈牙利外交部的一名负责官员在伊斯坦布尔与英国外交官建立了接触，在英匈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匈牙利政府代表表示，匈牙利准备投降，只要英美军队进抵匈牙利边境，匈牙利的投降便立即生效。同时，匈牙利还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寻求意大利的支持。1943年4月，当时任匈牙利总理的卡拉伊访问罗马，卡拉伊直言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讨论匈牙利停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1943年秋季，匈牙利与英美两国接触频繁。7月，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巴拉尼亚伊在伯尔尼同美国战略情报处官员艾伦·杜勒斯举行秘密会谈，前者表示匈牙利反对的是苏联而非西方。之后，匈牙利的代表又在里斯本同美国人接触，双方赞同战后在中欧建立以哈布斯堡王朝成员为首的联邦。9月初，匈牙利代表在停泊于马尔百拉海上的英国军舰上会见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英国大使向匈牙利代表通报了接受匈牙利的投降建议，并转达了可供选择的条件。据美国驻匈牙利公使蒙哥马利证实，英匈双方还拟订了停战协定草案。匈牙利的这些行动被德国视为背叛行为，遭到指责，并促使德国最终下决心占领了匈牙利。
1942年下半年，随着法西斯轴心国在北非战场和苏德战场受挫，轴心国集团内部被最初的军事胜利所掩盖的矛盾不仅重新显露出来，而且一些新的分歧和争执也不断产生。尽管这些矛盾、分歧尚不足以立即导致这个集团的崩溃，但无疑增大了集团各成员国之间的隔阂，削弱了其整体力量。
德国与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手，日本曾利用德国卷入欧洲战争之机，夺取了德国在远东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第一次大战后，德、日两国均走上法西斯主义的扩张道路，共同的利益和对手使它们逐渐靠拢。自1936年结成以反共为旗号的政治同盟后，两国关系开始向军事同盟方向发展。然而，德日之间的联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因此，每当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两国间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
1939年春夏期间，长期关系紧张的日本与苏联之间，在诺门坎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上一次是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日本之所以敢在泥足深陷中国的时候与苏联兵戎相见，主要原因在于有德、日“反共协定”撑腰，德国在欧洲的威胁将牵制苏联在远东的行动。
然而，德国另有打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德国背着日本于8月23日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德日“反共协定”是根本矛盾的，它意味着日本原先出于牵制苏联而参加“反共协定”，以及将两国关系向军事同盟发展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德国的“背信弃义”对日本造成了极大冲击。
日本大本营被迫否定了关东军要求增援、与苏军在诺门坎地区进一步作战的计划，并于9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之前，8月2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停止德、日、意三国条约的交涉。8月28日，平沼内阁以“欧洲局势复杂离奇”为由而辞职。9月4日，日本内阁新首相阿部信行发表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声明，公开暴露了德、日两国的矛盾。
1940年5月，德国在西线发动闪电攻势，很快迫使法国投降，英国退出欧洲大陆。面对德国的巨大胜利，日本生怕“误了班车”，一度销声匿迹的三国同盟论重又抬头。7月，日本内阁再次更迭，确定了南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基本国策，同时决定加强德、日、意三国轴心。就德国而言，由于美国加强了对英国的援助，德、美关系日趋紧张，因此希望借助与日本结盟来牵制美国。1940年9月27日，经过讨价还价，《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
然而，三国同盟并未消除德、日两国各自所怀的异志。日本缔结同盟条约，是为了南进。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即要求德国利用其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充当日、苏缓和的“中间人”，以便日本在放手南进时无后顾之忧。可是，日本万万没想到，早在其确定要与苏联改善关系的7月，也就是三国同盟缔结前的2个月，希特勒就已另有所图，决定要发动侵苏战争，并于12月18日签发了进攻苏联的第21号指令。被蒙在鼓里的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德、日两国在苏联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影响深远。1941年6月，德国在日本全力准备南进的时候，突然发动侵苏战争。这对日本的整个战略无疑是又一次巨大的冲击。日本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混乱之后，决定暂不协助德国进攻苏联，继续贯彻“北守南进”的既定方针，并于同年12月8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此，德国和日本这对轴心国的主要战车分别驰向不同的方向，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直接的战略协同了。
以后，随着德、日在不同战场上陷入困境，两国的所谓“独立性”有增无减。1942年秋，德军向伏尔加河地区大举进攻时，曾多次要求日本出兵苏联，配合行动。但日本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意帮助德国。等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失败，日本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1943年3月6日，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转告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深切理解德国盟邦切盼日本参与反俄战争之愿望。但顾念当前战局，日本政府无法参战。”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早就在伺机进攻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这种机会永远不会来了。不仅如此，日本军部对德军的那种牢固的信赖感也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在准备1943年夏季攻势时，德国仍想说服日本配合行动。4月18日，里宾特洛甫在召见大岛浩时劝告日本：“对日本来说，如果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拥有足够数量的反坦克武器，那么今年是进攻俄国最有利的时机，因为俄国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大岛浩表示，尽管他还不知道政府的意图，但他觉得“只要能事先看到这次进攻中的成就，那毫无疑问会进攻的”。
这种典型的外交辞令，显然不能让里宾待洛甫满意。相反，1943年9月，日本政府主动向苏联提出准备派一个专门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交换看法并在访问其他国家之后，重新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显然，日本政府是想利用在对苏战争中的中立身份，在苏联与轴心国成员国之间充当中介，为自己捞取好处。
在法西斯轴心国，德国除与日本貌合神离外，与意大利的矛盾也由来已久，尽管两国在对外扩张方面存在共同点，但利益上的差异仍使两国间不断产生分歧，乃至明争暗斗。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背着意大利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墨索里尼深感不悦。尤其当墨索里尼于8月26日从英国得悉，德国向伦敦提出要与英国结盟的文本内容后，更是大为恼怒。更有甚者，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事先也未通知意大利。因此，当德国于9月1日向波兰发动进攻后，墨索里尼当即宣布采取“非交战”立场。这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满，他认为，英法之所以敢在9月3日对德国宣战，与意大利的隔岸观火有很大关系。希特勒曾正式要求意大利参战，但意大利以缺少战略物资为由加以拒绝。希特勒对此怀恨在心。9月中旬，他唆使住在上阿迪杰的南蒂罗尔人脱离意大利，归顺德国控制的奥地利，从而使德、意矛盾公开化。
当然，意大利不可能长期保持“非交战”立场。墨索里尼本人就表示：“意大利不能无限期地保持中立。”这是因为意大利称霸地中海和巴尔干的野心，以及德军正在取得的胜利等等，都诱使意大利急于参战分赃。1939年12月7日，墨索里尼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
尽管意大利已表明要与德国“并肩作战”，但两国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意大利的反德势力还很强大。以总参谋长巴多里奥为首的多数高级将领，一直对德国持仇视态度。他们不愿与德国为伍，更不甘心受其约束。因此，直到墨索里尼下令制订作战计划时，巴多里奥还说：“由于他们（德国人）摆老资格和傲慢成性，我们绝不能同他们采取统一行动。”
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巴多里奥征得墨索里尼同意后，于1940年4月6日，制订出一个被称为“平行战争”的作战计划。该计划以意大利的扩张需要为基础，以夺取非洲和巴尔干为目标，为此，意大利不想与德军联合作战，而企图单独行动。事实上，意大利参战后，正是按照“平行战争”的设想，对非洲和希腊发动了进攻。这一战略上的分歧当然引起德国的不满。但是，意大利军队不堪一击，在非洲和希腊战场连遭失败，只得恳求德军救援。从此，德、意两国从伙伴关系逐步变为主仆关系。
进入1941、1942年以后，尽管意大利对德国的依赖日趋加深，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间的矛盾得到缓解。相反，两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乃至感情上的裂痕不断深化。
1942年5月26日，北非德意非洲集团军发起代号为“忒修斯”的进攻行动，至6月21日，便攻占了英军坚守的号称“不屈的要塞”图卜鲁克。第二天，指挥此次行动的隆美尔被晋升为德国陆军元帅，德国的新闻媒介则着力宣传德军在北非取得的辉煌胜利，而对意军的作用几乎不提。这就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不满。墨索里尼对把这次胜利仅与隆美尔等同起来深感不快，认为希特勒晋升隆美尔“显然是为了加强这次战役的德国色彩”，给外界形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德国的胜利而不是意大利的胜利。
为改变这种印象，墨索里尼于6月29月赴利比亚，目的是为了能就地防止德国人在埃及问题上再次欺骗意大利。为此，墨索里尼主动致电希特勒要求就埃及将来的行政管理问题进行磋商，并建议任命隆美尔为军事司令，另由一名意大利人任民政代表。
希特勒同意对隆美尔的任命，但却对意大利的民政代表问题反应冷淡，认为这一问题没什么“紧迫性”。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从利比亚回国后，“反德调子日甚一日……墨索里尼说：‘现在人们不知道，两个主子哪一个好，是英国人好还是德国人好’”。而齐亚诺本人则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德国人是刻薄的主子”。
由于英军在阿莱曼一线抵抗的加强，同时由于德意军队得不到必需的补给和援兵，隆美尔的攻势到7月上旬已成强弩之末，9月初被迫转入防御。进攻受阻且给养不足的德意军队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齐亚诺在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有消息告诉我，说德国人在利比亚的行动引起军界内部对他们强烈的愤怒。他们攫取了所有的战利品，他们的爪子伸得真长。他们派德国的士兵看守战利品，任何走近战利品的人都要遭殃。”等到10月下旬，英军开始反攻，德意部队开始溃退时，德军在危难中抛弃了意大利部队，带走了后者的淡水和几乎全部机动运输工具，致使被丢在沙漠中的3万名意军官兵成了俘虏。德意部队之间甚至互相开火。
英军在阿莱曼的胜利和紧接着美英军队在北非的登陆，极大地震动了轴心国集团，引出新的矛盾和分歧。为使意大利免遭迅速灭亡的命运，只有大力加强轴心国在地中海战区的军事力量。但在轴心国把主要力量和武器装备都投入到苏德战场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很困难，唯一的可能就是停止轴心国在苏德战场的军事行动。因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墨索里尼等人提出，先与苏联单独媾和，然后把轴心国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军队调到地中海战场，形成对美英部队的优势，迫使西方大国接受轴心国提出的和平条件。
1942年11月初，墨索里尼在与德国驻罗马大使马肯森会谈时，第一次谈到上述设想。他说：“我想告诉您我个人的建议，需要尽快与俄国人单独缔结和约，以便处理法国问题，否则继续进行战争将十分困难。”12月初，墨索里尼向来访的德国空军总司令、帝国元帅戈林再次谈到通过与苏联缔结和约来结束对苏战争，借助在中亚给“俄国领土补偿”的方式，“建起一道用轴心国最少的武装力量便能粉碎任何敌对行动的防线”。
在12月18～19日希特勒与齐亚诺会谈中，后者受墨索里尼之托，把上述想法当面向希特勒作了说明，并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吸收日本参与“同俄国的政治解决”。对墨索里尼的建议，希特勒持否定态度。他不相信苏联会接受如此解决办法。同时，希特勒还认为，在东方的和平解决将使轴心国失去在苏联被占领土上的一系列重要原料来源，而且在承受了丧失重要原料来源的物质损失之后，也未必能把大量部队从东方调到西方。希特勒的理由很简单，“只要苏联军队存在，德国任何时候都无法把自己的师从东方调走。”相反，希特勒要求意大利再派几个师到苏德战场作战，并要求墨索里尼给正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作战的意军拍发个人电报，要求它们不要后退一步。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面对苏德战场出现的不利于轴心国的军事形势，纳粹德国急需为自己和盟国打气，以适应新形势下德国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1943年2月下旬，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他向墨索里尼表示，现在德国要进行反苏的总体战，两三个月内便会看到实际效果。他让墨索里尼相信，希特勒不打算向俄国辽阔的地域继续深入，只想占领乌克兰，以保证德国获得农产品，这将有助于提高德国的军事潜力。为此，必须让苏联遭受决定性的军事失败，这就需要轴心国集团各国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但墨索里尼仍然坚持他的看法。1943年3月，在与希特勒的通信中墨索里尼反复强调首先解决俄国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希特勒强化反苏战争实际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在西方大国威胁增大的情况下，应想方设法使俄国中立。在墨索里尼看来，“俄国的插曲现在应该结束了”，其方法或是同苏联单独媾和，或是在此举不成的情况下，建立一道防御体系，形成一道俄国无法攻破的东方壁垒。针对希特勒占领俄国的主张，墨索里尼表示，“俄国领土如此广阔，以致任何时候都不能占领它和管理它”。这与里宾特洛甫转达的德国领导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不同。
为了弥补德意两国领导人的分歧，1943年4月7日至10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德国的萨尔茨堡举行了会谈。据墨索里尼自己回忆，他曾向希特勒说：“从1942年6月我们就丧失了主动，而丧失主动的国家将输掉战争。”他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与俄国缔结和约并把我们所有潜力集中到地中海”。他认为希特勒没有给予意大利应有的帮助，“不是因为您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在与俄国媾和之前您不能这么做”。希特勒再次拒绝了墨索里尼的建议，相反却坚持把轴心国全部力量集中到苏德战场，集结全部的“欧洲力量”对付苏联。希特勒一方面为墨索里尼鼓气，另一方面却没有满足意大利提出的武器装备的要求。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请求德国提供500架飞机，但被德国以意大利机场不具备接纳如此数量的飞机为由拒绝了。结果，墨索里尼从萨尔茨堡除了得到希特勒通常那些无法兑现的保证之外，实际上别无所获。萨尔茨堡会谈表明德意之间存在着深刻分歧，暴露出这两个国家在军事政治战略上已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尽管柏林—罗马轴心还将维持一段时间，然而不论是彼此的信任，还是对对方的信心，都已不如一两年前了。
如果说德意之间矛盾的加剧，相当程度上是与北非和地中海地区战局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德罗关系产生裂痕，更主要的是与苏德战场战局，特别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程及结果联系在一起。
德军向顿河、伏尔加河地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进攻开始后，罗马尼亚派出大量部队与德军共同行动。投入顿河和伏尔加河战斗的有18个罗马尼亚师。结果，这18个师全都被苏军击溃，使罗马尼亚损失了全部陆军部队的一半多，或者说投入苏德战场的2/3的部队。而且，这些部队都是罗军中最有经验和最具战斗力的精锐。据罗军统帅部统计，1942年8月1日前，罗军共损失1.74万余人，而在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间，便损失了37万余人，其中28.6万余人被打死、受重伤或被俘。武器装备的损失在上述相应时间的价值分别为5210万列夫和2.5亿列夫。由此可见，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几个月的战斗中，罗军所受损失比此前全部战争时期的损失总和还大。
具体到某些作战单位，这种损失的严重性表现得就更为突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反攻阶段，防守斯大林格勒西南战线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损失惨重。第2、第4、第5步兵军，第1、第7骑兵军和第1坦克师，几乎损失了全部装备，30%的人员被消灭，其余绝大多数被俘。第3集团军残部撤到奇尔河一线后又在德军支持下投入战斗，结果再次受到重创，如第5步兵师1万6736人中只剩下1347人，第6步兵师1万5969人剩下1262人，第15步兵师1万5920人，仅存677人。
尽管遭受了如此惨重损失，罗马尼亚并未得到轴心国其他国家的同情。在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官眼里，正是罗军的怯弱，才是输掉这场战役的原因之一。在苏军反攻成功后，原来就对罗军战斗力和指挥官评价不高的德军最高统帅部，现在完全丧失了对罗军的信任。1942年11月27日，罗马尼亚驻柏林武官格奥尔格向政府报告：“我从极秘密的渠道得知，在第3集团军中发生的事件让德国领导层对罗马尼亚军队大失所望。”指挥“冬季风暴”行动的曼施坦因元帅亦有同感，他在1942年12月27日的命令中强调：“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士兵和军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想打仗”，军官“在不是非常必要的时候便下令撤退”。在高加索地区作战的德军A集团军群司令官克莱斯特元帅，在1943年2月初也不得不承认“对某些罗马尼亚分队一点也指望不上了”。
罗马尼亚方面对这种指责并不接受。罗马尼亚总统扬·安东内斯库对曼施坦因的上述命令极为不满，说“曼施坦因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态度导致了参加顿河集团军群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覆灭”。罗马尼亚的战士和军官则认为，德国人应对前线的失败负责。罗第3集团军的调查机关在总结顿河地区被击溃的第5军士兵和军官的意见时写道：“被包围的第5、第6、第13和第15师很快被消灭了。这些部队的军官们认为罪责在最高统帅部，特别是德国人……前来支援的德军先撤退了，而且是在罗马尼亚师的掩护下，结果罗马尼亚师成了牺牲品。”经过共同作战之后，双方部队之间的关系不是更密切，而是日益恶化了。战斗失利后，德国人对罗军多方刁难，从交通工具、食品供应、军用物资等方面给罗军出难题。如罗第3集团军各部队，1942年夏被送往前线时是坐火车，速度很快；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失利后，则要徒步后撤。罗马尼亚驻柏林武官格奥尔格在1943年2月21日给政府的电报中说，德军最高统帅部也似乎承认。
“在德军和罗军之间的一些事情，由于因一些意外事件引起的神经过敏，已经导致了对我军供应和运送上的疏忽”。这种疏忽的结果是让罗马尼亚士兵几个星期处于饥饿之中。
军事上的失败使罗军内和国内受到极大震动，失败主义情绪日益强烈。前线部队士气消沉。1943年1月26日，罗第4集团军指挥部在报告中写道：“军官和士兵的精神非常沮丧，当前不能在军事行动中把本军算在内，士兵只想回国。”罗军的精神状态甚至引起了希特勒的不安，1943年2月2日他亲自致信扬·安东内斯库，说编入德第17集团军的罗马尼亚各师“重新表现出一种涣散症候”，这似乎是由“某些军官不坚定的立场”引起的。他要求安东内斯库“要尽快采取必要措施恢复罗马尼亚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
同时，罗马尼亚国内反战呼声加大，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增长。罗军大本营的扬·阿尔希普将军在1942年底承认，“尽管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坚定必须把反苏战争继续下去的社会情绪，但无论是军队，还是国民中间，有些人仍不接受这一国家的无上命令”。就是统治集团的宣传部门也被迫进行了调整。在米哈伊尔国王1943年新年讲话中，把过去的一年称为“经受考验的一年”。扬·安东内斯库则称之为“进行着不可思议搏斗的一年”。如果说不久前罗马尼亚统治者还想使人民相信短期内可以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反复强调的是残酷的战争如何不可避免，是东方的艰苦战斗，是在未来的一年中“将要付出更多的牺牲和巨大的力量”。
罗马尼亚在承受着军事失败带来的沉重打击和精神冲击的同时，还要承受德国对罗马尼亚日益加强的经济控制和搜刮。罗马尼亚的石油一直是轴心国集团所依赖的重要战略原料。德国对它尤为需要。1941年，罗马尼亚出口原油519.5万吨，其中出口到轴心国各国363.6万吨，德国占了287.1万吨。1942年，上述相应的三个数字为564.8万吨、307万吨和220万吨。根据1943年2月2日在柏林签定的关于1943年德罗商品交换的“秘密协定”，罗马尼亚本年度要向德国出口7.1亿德国马克的物品，其中有4.5亿马克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其余为农产品和皮革。德国向罗马尼亚出口4亿马克的物品；多一半为金属制品和工业半成品。这就意味着罗马尼亚的经济要进一步服从于第三帝国。对德国的这些要求，特别是在军事失败后军内、国内普遍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罗马尼亚政府内部开始出现反对意见。在讨论上述“秘密协定”时，文化和艺术部长彼得洛维奇说：“现在我们在尝着1940年政策的苦果。当时我们拿出石油、粮食，做出各种让步，是希望能够挽救已经不能挽救的东西。现在我们丧失了国界并且一无所有了……我们应该逐渐重新审视整个问题了。”其他的政府成员也有同感，认为罗马尼亚“给的多而从盟友那儿得的少”。
几个月后，这种看法再次得到证实。随着战线逐渐接近罗马尼亚边境，罗马尼亚的一些露天油田和其他重要经济目标受到苏军空中打击的威胁日益增大，仅靠罗马尼亚一国的力量无法保证所有目标的安全。因此，只有借助其轴心伙伴的财力物力共同保护这些不仅仅对罗马尼亚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了。1943年7月7日，扬·安东内斯库在与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军事代表团领导人康森谈话时，提出要德、意和其他利用罗马尼亚资源的轴心国成员，分摊此项约为110亿列夫的巨额开支。但康森却以德国没有列夫为由拒绝了。当扬·安东内斯库希望德国提供武器以装备9或10个在1942～1943年冬季被严重削弱的罗马尼亚师时，康森回答他没有全权讨论这一问题，并且当场说明：“注意到当前的形势，德国正被迫供养整个欧洲，我想，要德国提供武器和装备不大可能。”
军事上的失败以及随之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使罗马尼亚当局愈来愈怀疑德国能否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从自身利益考虑，也是为了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罗马尼亚政府也与意大利政府一样，开始向反法西斯同盟国进行单独谈判的试探。所不同的是，它不是把苏联，而是把英美等西方大国作为接触和谈判的对象。所以如此，一方面罗马尼亚虽然形式上与英美处于战争状态，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不仅参加了对苏战争，而且一直没有放弃收回1940年被苏联强行要去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两地区的希冀。在作战失利情况下，如果去与苏联谈判归还上述两地区，其可能性几近于零。相反，与英美等国谈判，罗马尼亚至少还有阻止红军向西深入、削弱苏联对巴尔干地区影响这张牌可打。在罗马尼亚最高领导层看来，“西方盟国对苏联深入欧洲的后果比对消灭法西斯制度更为关心”。
罗马尼亚的和平试探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在轴心国集团内部，它试图通过与意大利、匈牙利等国联合行动，寻求支持。1943年1月，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米·安东内斯库向意大利驻布加勒斯特公使斯科普帕表示，罗马尼亚像意大利一样，必须“与同盟国建立接触”，“以保卫欧洲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侵害”。7月初，米·安东内斯库应邀访意，在与墨索里尼会谈中，双方在共同行动以便与同盟国缔结和约问题上看法一致，只不过在行动的具体步骤和时机上尚有某些分歧。由于墨索里尼在7月下旬垮台，罗意双方就此问题的进一步磋商才全面流产。在1943年上半年，米·安东内斯库还指示罗马尼亚驻梵蒂冈、安卡拉、里斯本和马德里等地的外交机构和人员，在反苏基础上与西方盟国建立接触。为了利用梵蒂冈，罗马尼亚外交部长要求部下摈弃东正教与天主教教廷之间的隔阂，尽可能对后者让步，争取双方在“在未来的欧洲确立基督教秩序”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英美对罗马尼亚单独谈判的试探作出了相应的反应。美国驻马德里大使卡尔顿·汉斯在与罗驻西班牙使馆秘书谈话时表示，“避免罗马尼亚被红军完全占领的唯一办法，就是米哈伊尔·安东内斯库政府向美国递交无条件投降的正式声明”。
当然，罗马尼亚政府在1943年上半年与西方大国单独谈判，并不意味着它将立即中断与德国的同盟关系。在西方大国的军事力量尚未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之前，德国仍然是罗马尼亚抗击苏联的唯一可以凭借的力量。因此，罗马尼亚政府把自己为同“布尔什维克威胁”作斗争而与西方大国进行外交接触的情况，通报给了德国。德国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有关情报。尽管德国领导人不怀疑罗马尼亚的反苏动机，但他们仍认为在德国控制之外与西方大国单独接触的行动并无必要。德国担心这将加剧轴心国的分裂。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试图制止卫星国的单独行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德罗之间的猜疑和矛盾。1943年4月12～13日，希特勒在萨尔茨堡与扬·安东内斯库举行会谈，希特勒希望安东内斯库在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后振作起来，为此他宣布德国最近将重新实施对俄军的粉碎性打击，只要有最后的可能就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斗争。希特勒要求罗马尼亚停止与西方大国的任何媾和谈判，要扬·安东内斯库解除米·安东内斯库外交部长职务，召回罗马尼亚驻马德里、里斯本和伯尔尼的外交代表。在希特勒的一再坚持下，扬·安东内斯库答应停止与西方大国的接触，但他要求德国在经济问题上作某些让步，用黄金清偿德国对罗马尼亚的欠款。扬·安东内斯库回到布加勒斯特后，只是责备米·安东内斯库行事不谨慎，并未按希特勒的意思解除他在外交部的职务。这进一步增加了希特勒对罗马尼亚领导人的不信任。为了必要时能要挟罗马尼亚领导人，希特勒分子还预谋用罗马尼亚的特种部队在罗国内制造混乱。据罗驻德武官格奥尔格证实，罗马尼亚的特种部队与德国的秘密警察之间保持着联系。德国在罗马尼亚的间谍机构不断加强，情报组织的任务要点中有一条就是“对政治活动家、政府成员和那些对轴心国持否定态度的人进行监视和侦察。本组织应随时与盖世太保保持联系”。所有这些再次证明，德罗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矛盾在进一步加深。
进入1943年后，德国与轴心国集团中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德军在战场上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使其卫星国纷纷采取行动，为避免与德国同归于尽做准备。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芬兰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苏德战场局势和芬兰的对策。绝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人认为，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德国的战败不可避免，芬兰必须利用最初的机会退出战争。1943年2月13日，芬兰财政部长唐纳致信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询问有什么途径可以恢复英芬之间的和平。同时，芬兰政府还利用美国外交官向苏联进行和平谈判的试探。德国对芬兰的上述行动非常不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与芬兰外长拉姆赛会谈时明确要求芬兰必须保证停止一切单独媾和的行动，否则，德国将对它采取“极端措施”。这使德芬之间的关系急剧冷淡。自1942年底和1943年初，芬兰便不再参加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攻，也没有去切断同盟国经摩尔曼斯克铁路向苏联输送物资的交通线。
匈牙利政府也开始向西方大国进行和平试探。早在1942年夏，匈牙利外交部的一名负责官员在伊斯坦布尔与英国外交官建立了接触，在英匈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匈牙利政府代表表示，匈牙利准备投降，只要英美军队进抵匈牙利边境，匈牙利的投降便立即生效。同时，匈牙利还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寻求意大利的支持。1943年4月，当时任匈牙利总理的卡拉伊访问罗马，卡拉伊直言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讨论匈牙利停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1943年秋季，匈牙利与英美两国接触频繁。7月，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巴拉尼亚伊在伯尔尼同美国战略情报处官员艾伦·杜勒斯举行秘密会谈，前者表示匈牙利反对的是苏联而非西方。之后，匈牙利的代表又在里斯本同美国人接触，双方赞同战后在中欧建立以哈布斯堡王朝成员为首的联邦。9月初，匈牙利代表在停泊于马尔百拉海上的英国军舰上会见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英国大使向匈牙利代表通报了接受匈牙利的投降建议，并转达了可供选择的条件。据美国驻匈牙利公使蒙哥马利证实，英匈双方还拟订了停战协定草案。匈牙利的这些行动被德国视为背叛行为，遭到指责，并促使德国最终下决心占领了匈牙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