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南亚

第六章 史迪威公路（一）

　　一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是一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美国人。1911年11月，28岁的史迪威在菲律宾服役时，曾来上海度假，在辛亥革命刚结束的中国逗留了17天。这是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这之后，他四次返回中国其中三次带着家眷，统共在中国居住十二年多。1920年7月，史迪威和妻子威尼弗雷德带着儿子小乔、长女南希、次女威尼弗雷德来到北京，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里。他不仅在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上课，还跟私人教师学中文，不出几年就掌握了一口标准的京片子。

　　1921年4月，史迪威担任总工程师，在山西替美国红十字会修建了一条130公里长的铁路，从汾州府现汾阳通到黄河，以运输赈灾物资。入夏后，他还把全家人都接到山西。九年后，他奉命到中国工作了多年。1935年至1939年，他担任美国政府驻华武官参赞，其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市。他被美国军界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史迪威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开始履行他职业军人生涯中最为艰巨的使命。

　　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位高级军官作他的同盟军参谋长。1942年元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推荐他的老部下，陆军中将史迪威担当这一使命。史迪威对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的侵略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极为失望。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还是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任命。史迪威的职务是：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驻华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即援华军用物资）监理官、滇缅公路监理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他的主要任务则是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指挥归他统领的中国军队，并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史迪威的参谋班子由35名军官组成，陆军部还答应将海运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训练中国军队，以使他们正确运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和战术。

　　1942年3月6日，史迪威来到重庆，拜访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蒋介石极为认真地对史迪威说：“我将任命你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中国部队驻缅第5军、第6军归你指挥。”

　　然而仰光失守后，史迪威发现蒋介石的所谓授权并没有兑现。因为蒋介石又同时任命第5军军长杜聿明为中国驻缅军总司令，驻缅的中国军队并不服从史迪威指挥。史迪威怒气冲冲地飞到重庆，对蒋介石说：“您的部下没有执行您的命令。”蒋介石装出惊讶和不安，他和史迪威一起飞到缅甸眉苗，将中国军官召集开会，当众告诉他们，史迪威“拥有提升、撤职和惩罚中国援缅军任何军官的全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创新”。蒋介石还私下答应史迪威，将授予他一枚用篆体字镌刻其官衔的图章，以确认其指挥权。

　　可是一个星期后，史迪威所得的图章上镌刻的却是“总参谋长”。

　　这年四月，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向盟军在缅甸的驻地狂轰滥炸。杜聿明率领的第5军、第6军已悄然撤回中国，史迪威却一无所知。为了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东枝，史迪威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率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坚守阵地，直至增援部队到来，他才明白真相。他再次感到屈辱和懊恼，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蒋介石使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完全受骗了！”

　　他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飞机营救，率领着残余部队，走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这里荆棘丛生，遍地都是蚂蚁、昆虫、水蛭，时不时地还有离群猛象的袭扰。可是史迪威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5月24日，史迪威一行终于抵达印度新德里。

　　史迪威身材高挑，平常爱穿一件运动衫，而不愿着表明军阶的制服。在前线时，他脚蹬美国大兵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式硬边战斗帽，嘴里叼着烟斗，用中国话下达命令。

　　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是一个充满个性而又颇受争议的人物。在将介石和杜聿明、卫立煌等中国将军眼里，他刚愎自用、傲慢无礼、独断专权，对缅甸战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至于蒋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和绊脚石。而在史迪威将军本人看来，远征军在缅甸的失败，是因为中国军队内部的指挥系统混乱，将领不服从史迪威指挥所导致的。在另为一些也许更了解史迪威的人眼里，他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极其富于战略眼光的将军，而且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是一位真正的军人和理想主义者。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极为反感，他曾经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上。”对国民党军队各自为政，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他甚至公开称呼蒋介石“花生米”，这本是蒋介石在秘密通讯中的代号。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成了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甚为焦虑，他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认为“史迪威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史迪威从马歇尔处知道罗斯福的态度，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说：“我们的存在是对这儿的走私诈骗者的现实威胁。他（罗斯福）将看到此地会发生对我的人身加以攻击的运动。我因不向走私诈骗者发放军用物资而恶名远扬……”

　　史迪威与一些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他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负责搜集和研究共产党的情报，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们不要城市，而满足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武器和装备都很简陋，但却使政府惶恐不安。”在日军大举入侵，国内一片战则必败的亡国舆论中，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力挫日军。这使史迪威也深受鼓舞，他找来了史沫特莱，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围绕八路军和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常常反问自己：“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在武汉，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发现中共高级领导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有些高级军官们则是身着毛领大衣，脚穿皮靴，一副装腔作势的派头。

　　腊戍失守后，史迪威换了一种思路：倘若八路军在此，绝不会如此惨败。他常常语气坚定地对参谋人员说，他真想“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来作战”。在重庆，他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担心酿成内战。那些喋喋不休的反共宣传，使他心烦意乱，他不时地问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停止这种愚蠢的宣传呢？”

　　时任史迪威将军联络参谋的王楚英先生后来在回忆缅甸战役时，仍然为将军的正确决策不能顺利实施感到惋惜和遗憾，他认为：“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却没有充分授权。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于外交的考虑，以为史迪威会满意这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以和英军维持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习惯，蒋介石从来不曾放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异，军人的来源十分复杂，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明的运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此时的史迪威，虽然有挽救缅甸战局的决心，战略也很正确，但他无法改变英国的对华政策和蒋介石既依附英国人又不信任英军的矛盾心态，面对日益恶化的缅甸战局，已经没有扭转乾坤的回天之力了……”

　　二

　　我在去德里的路上，坏天气把我困在这里了。我已经把约1.2万名中国官兵派到那里，我们将从他们中间组建炮兵部队，在印度使用我们不能够运到中国的武器。我来指挥，这期间，我能把他们提到少校军衔。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他们表现得罕见的出色。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希望最终能和他们—起做什么。

　　重庆是个火炉：能够离开它并呼吸些凉爽的空气是一种享受。印度也十分炎热，但在那里你可以猛灌冷饮。同时，我也可以从“白痴机构”的有毒气氛中解脱一时。

　　去了我们在拉姆加尔的训练中心，随后去了加尔各答。中国军队学习得很快，我想这将证明我的观点，即如果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就会和别人一样棒。英国佬正抱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我们。看到上校们竟在干活，对他们来说是件新鲜事。我写了一篇中文的讲稿并向部队宣读了。

　　现在我在社交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总督亲自请我共进午餐。我在吃饭时十分慌乱。我让多恩和我—起去，他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在餐桌上，谁也不敢打开话题，结果只能由我和总督来维持谈话。他们一定是在打听什么事情，因为韦维尔也请我吃饭。他倒不是高傲自负，而是不像你称之为的活跃——书际上，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劳累疲倦的老人。很热情而又似乎受到伦敦式教育的束缚。

　　在这儿我陷入了令人讨厌的文字工作，好在快要搞完了，我们准备回重庆去。明天出发去丁然、昆明和重庆。灯的周围有一大群小虫子，大约有二百万个在我头上。它们的叮咬令人讨厌得很，不到分钟我就要叫起来了，钻进蚊帐里。真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回到重庆时，我希望看到你寄的邮件。他们是怎么处理你的信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没有只字片语在等待着我的话，我就要到没有设防的邮局大闹一番。

　　多多关心卡梅尔，不要担心我。我忙得没有时间烦闷，我又感觉良好了。体重还增加了一些。如果我能够有了新牙、新的眼睛和染了色的头发，我看上去就小会像70多岁人的模样了。

　　上面几段文字摘自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和他给夫人的信。从缅甸撤退到印度之后的史迪威将军，在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小镇拉姆加尔上苦心训练着中国驻印部队，以实现他报仇雪耻、重新打回缅甸的梦想。

　　几个月以来，为了实现反攻缅甸的梦想，史迪威将军不顾病痛和中国同僚们的冷遇，一次次往返于驼峰航线，在中英美之间反反复复地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拉姆加尔建立起了一个训练中心。

　　拉姆加尔位于连绵起伏、光秃秃的丘陵和贫瘠干旱的平原之间。这里曾经关押过从非洲沙漠来的意大利俘虏。用砖瓦盖的营房和建筑横七竖八，杂乱无章。

　　在这块训练营地，除了缅甸战役退败的新22师和新38师残部，英国把拉姆加尔的设施移交给史迪威作为步兵、炮兵和装甲兵的训练基地。英国人负责食品供应和支付军饷的银卢比。美国人带来了电台、信号设备、步枪、野战炮、坦克、卡车，最重要的是教官。中国又通过驼峰航线派来6.6万名士兵学习掌握这些武器装备。

　　军纪和行动是由中国军官管理的。而技术和训练由美方负责。数百名担任翻译的中国学员与美国教官一起给中国士兵上课，从怎样修补轮胎，到如何让骡子驮载火炮。摩擦在各个层次增加，从枪背带的不同用法到对基本口令的不同叫法，中美双方各执一词。

　　对美国人来说，拉姆加尔就像西伯利亚一样，比在热带丛林作战好不了少。拉姆加尔烈日灸炎、尘土飞扬、易生疥疮，远离绿色和乐趣。饮食很差，住房拥挤。电影都是老掉牙的。红十字会办的汉堡包店和娱乐室不仅没能减轻美国兵的孤独和疲惫，反而使他们大失所望。这些中国士兵对机械的理解还只局限于古时的黄牛拖犁的水平，对他们讲解美国器械实在是苦不堪言。

　　但对中国士兵来说，拉姆加尔却是一块仙境。他们第一次能够放开地吃饱肚子。他们每人体重平均增加了20磅。在射击场上，他们用实弹进行射击和开炮训练。医院给他们治病，从疟疾到脚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津贴。津贴是由指挥官发放的。军官们预先得到各师的津贴发放名单，然后分发到各下属部队，在操场上集合部队，将现金直接发到士兵本人手中。

　　拉姆加尔训练基地建成不久，滇西战时干训团也正式成立了。按照史迪威将军的设想，驻印军为X部队，昆明滇西训练装备30个师担任Y部队，X＋Y＝V的阵势已经摆开了。

　　在史迪威将军提出的“安纳吉姆计划”中，内容还包括盟国提供战舰和航空母舰，控制制空权和中国海及爪哇海的制海权，并进攻缅甸附近的安达曼群岛，以掩护登陆仰光，通过南北夹击、两栖作战，收复缅甸的目的。

　　“安纳吉姆计划”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把日军赶出缅甸丛林地带，从印度阿萨姆德雷多打通一条公路，同滇缅路相接，突破日军的封锁，打通进入中国的补给线，从而使美援物质大量输入，进而在中国建立供给日本舰队和日本本土的基地。

　　战争的关键是交通问题。而自从滇缅路被日军切断后，中国接受国际补养的唯一途径便是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开辟的“驼峰航线”，但由于经常遭受日军的袭击和拦截，再加上耗油大、失事多，这条空中走廊已远远不能解决中国战场的急切需要，蒋介石也迫切要求打通新的陆上通道，所以不仅不计前嫌，对史迪威的计划表示全力支持，而且几次三番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实施这一计划的要求。

　　这多少让自从在缅甸战场上失利后一直有些闷闷不乐的史迪威将军，心情变得好转起来。

　　1942年8月16日，史迪威将军从达兰奇赶到拉姆加尔。他起着一匹高头大马巡视着医院和营房。在他眼里，这些砖瓦盖的建筑物显得既简陋，又乱七八糟，但这里孕育着未来反攻缅甸的力量，这些天来，他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个训练中心了。现在，训练中心总算正式开始训练了，他的心情有点儿激动。

　　在训练场上，当史迪威将军对几千名排着整齐队形站在面前的受训中国士兵训话时，语气颇有些慷慨激昂：“我奉蒋委员长的命令，任驻印军总指挥，你们必须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听从我的指挥！你们不要害怕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和机关枪，我保证美国会有更多的飞机大炮、机关枪给你们……反攻缅甸，打到东京去，是每一位官兵的理想与愿望，大家应该努力促其早日实现之！”

　　史迪威的讲话博得了满场的掌声。

　　在接下来的训练时间里，士兵们经常看见史迪威将军身穿开短袖和领裤，跟着匍匐的士兵们一起练习卧倒、冲锋，摸爬滚打，并且不时地纠正着士兵们不规范的动作，帮助他们校正瞄准点，虽然浑身上下满是尘土，但脸上始终洋溢着坚毅和慈祥的微笑。他这种身先士卒、平易近人的风范令士兵们非常感动，亲切地叫他“约瑟夫叔父”。

　　而史迪威对中国士兵们的训练也颇为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8月24日，整个上午都在射击场上。他们练得不错，乏味的肩枪训练。他们的打靶成绩相当好！”

　　1942年10月，蒋介石收到了罗斯福关于军援两项最低要求的信件。次日他把获得正式批准的《中美英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转给史迪威。这本由他7月份两次提出的计划，现在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11月3日，蒋介石在坚持反攻缅甸必须实行南北夹击的前提下，同意了史迪威与英国驻印军司令韦维尔10月27日达成的协议，以雷多位前进基地，沿胡康河谷进攻密支那和八莫，同时修筑一条中印公路，从而打通被日军切断的国际通道……

　　三

　　其实，早在1940年滇缅公路被一度封闭时，国民政府交通部就提出过另辟一条通往印度洋的国际通道的设想，随后，公路总管理处制定了实地勘察新的中印通道两条线路的方案，最初均以西昌为起点，以印度阿萨姆邦萨地亚为终点，分川滇藏印（北线）和川滇缅印（南线）两条线路。

　　南线：西昌—盐源（125公里）—永宁（222公里）—中旬（165公里）—叶枝（152公里）—茨开（120公里）—孟顶（83公里）—木刻嘎（25公里）—补脑登（75公里）。总计1430公里。

　　北线：西昌—中甸—德钦—察偶—下察偶—萨地亚。

　　南线所经叶枝即今维西线叶枝乡，茨开即今贡山县城。沿途跨越金沙、澜沧江及怒江三江河谷及怒山和高黎贡山的额千里、莱莉王垭口，许多地段“老路险绝无足利用”。缅印之间山脉，“查有南北二个岭道向精通行，北为彭岗垭口拔海一万尺，南为赵岗垭口拔海二千尺”，勘测为2510米。（严德一《中印公路经济地理调查》）线路在雷多与印度铁路或水路衔接，以联络印度洋上的加尔各答及吉大港两出海口为目的。

　　1941年3月组织的勘测队，以交通部路政司司长袁梦鸿为队长，滇缅公路总段长陈思诚任副队长，分别率队员林文英、严德艺等10余人，分北、南两线实勘。5月21日自西昌出发，北线测至西藏时受阻未能详勘，即以南线为正线勘测。12月底勘测队到达吉大港。这条线最后因工程过于艰巨而被否决，但勘测报告及队员所记沿线自然地理、人文、经济、交通等内容，迄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42年2月在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中印英军事、交通官员在“新德里会议”上提出新的路线：雷多—昭甘关—葡萄—密支那—腾冲—龙陵。随后又在密支那和新德里召开多次会议，提出雷多—孟拱和雷多—葡萄两线。3月15日，再次组织测量队，从腾冲测量到中缅边境段，四月在密支那进行征地、采购等筹备工作，5月初龙陵失陷，已入缅的职员、民工6000多人被隔断，工程完全停止。民工步行绕到回滇。（牛鸿斌：《史迪威公路的修筑及滇缅印交通》）

　　1942年11月，中印公路新一轮勘测工作又开始了。美国政府派出阿罗密斯和赫希两位上校，飞抵史洛特-加龙省尔，然后又从这儿率领部分人员，从新德里飞抵雷多，建立工程指挥部。

　　雷多（音ledo），又名列多、利多，是连接印度港口城市加尔各答得工业基地，公路从这儿出发，经胡康、孟拱河谷到密支那，在从密支那份南北两线接通滇缅公路，就可以直达中国的昆明。

　　12月2日，史迪威将军给马歇尔将军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派遣安鲁逊和皮可准准将率领航空工程团和机械工兵团共6000人赴印。

　　12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增拨史迪威63000吨物资和600名从事筑路任务的勤务部队的报告。

　　12月10日，中印公路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破土动工的日子。

　　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冬天的雷多，地上铺满薄霜，山上腊梅怒放，，山色迷茫溪流汩汩流淌。车辆碾着薄霜，留下一条条明晰的车辙，一辆辆汽车由拉姆加尔训练基地驶向雷多，美国的两个工兵团和无数印度民工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张月和：《史迪威公路》，中国远方出版社）

　　当美式挖土机挖出一铲铲混杂着冰霜的泥土，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献上一份厚礼时，日本东京广播电台却发表社论，对筑路工程工程大加讥讽，认为无论是美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可能翻越野人山。而曾经试图在缅甸修路的英国也表示得很悲观。

　　然而，任何舆论和阻力都难以阻挡这项已经启动的艰巨工程了。

　　1943年元旦，公路向前延伸了5公里，即将进入不少人视为死亡谷的野人山。

　　1月20日，有中国工防供应公司调拨的美国推土机、压路机、空气压缩机等大批机械设备运抵工地。在中国驻印军工兵第10团团长李乐中的指挥下，工兵们双手抡起十字镐、铁锹等手工工具，一马当先地充当着急先锋，美国工程兵团随后操作现代化的施工机械。

　　公路在他们脚下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着。

　　1943年2月，中美英在加尔各答召开会议，罗斯福、丘吉尔在会上决定放弃南缅作战，只从北缅进攻日军，以打通中印公路。中印公路由此提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1943年3月，中国工兵第12团在少将团长梁可发的率领下抵达雷多，投入到了筑路大军的行列。

　　一天天过去了，史迪威将军仍在工地上为筑路的每一步进展操劳着。

　　1943年5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云南楚雄成立。而与此同时，在美国华盛顿，一个名为“三叉戟”的重要会议在正在秘密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西西里作战和缅甸作战。

　　在会上，史迪威将军在一次陈述尽快打通了中印公路的重要性：“我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我们再也等不起另一年了。云南省是必不可失的，必须建立一支力量保卫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云南，重新夺回缅甸也就失去了意义。增加激怒日本人的空中优势，只会带来更强烈的反应，从而毁掉一切，甚至会使中国退出战争。第一个基本步骤是使地面力量足以占领和占据空中基地，以及打开外部世界通往中国的交通线……”

　　而丘吉尔则滔滔不绝地强调最近几个月在中国唯一的办法实施发动空中优势。史迪威两次插话表示异议，都被罗斯福制止了。

　　最后，会议决定把“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修改为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即先从棉被开始进攻，以打通中印公路。这个缩小的计划被称为“茶碟计划”，行动代号叫“索茜”。

　　秋季反攻缅北，终于被确定下来了。

　　四

　　野人山横亘于雷多与胡康河谷之间，平均海拔2600米以上，峰峦重叠、高峻险要，绵延千里，山上荆棘丛生，古木参天，高大的树干上挂着一根根弯弯曲曲的藤蔓，层层叠叠的森林将阳光遮蔽得严严实实，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林间野兽肆虐，大蟒在草丛中爬行。数不清的蚊子飞来飞去，更可怕的是蚂蟥，常常从脚踝钻进人的身体，粘在脸上、脖子上，再加上不计其数的蚂蚁和不知名的爬虫，它们一起上阵，不出几小时，一个大活人就可能被吞噬成一堆白骨，还有人在睡梦中就被叮死了。

　　这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野人山！

　　1943年5月，缅北一年一度的雨季来临了，中印公路的筑路大军进入了野人山，经受了一场最严峻的考验。一年前中国远征军战败撤退时，带着十几万印缅难民撤往印度过程中，因饥饿、疟疾倒毙的不计其数，沿途留下的一堆堆白骨随处可见，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曾经是第5军政治部上尉干事的李明华对那段恐怖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和40多名女兵随军撤退，到达印度时却只剩下四人。那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姑娘们从踏上野人山那一刻起，面对深不可测的原始森林，“有的吓得流下了眼泪，接着，饥饿袭击着她们，那细碎的饼干几天舍不得吃一口，到了后来，就连那仅留的一点如救命丹的饼干也分给了重病号，雨水拍打着树叶，淋湿了衣裳，他们浑身瑟缩着，拄着木棍，亦步亦趋地跟着队伍缓缓前进。眼看着同伴们一个个或病倒，或被猴子围攻而死，或饿死。夜晚，那赤身裸体的野人还会从树林被后冲出来，背上女兵就跑……轰隆隆一声，雷电响彻云霄，雨水劈头盖脸地泻下来，冲刷着堆堆白骨。似乎是为了牺牲的战友洗刷了冤屈，也净化着驻印军工兵的心灵。他们掩埋了战友的尸骨。为战友报酬，早日修通公路的决心更大了。”

　　曾经历败走野人山的李一新，现在是筑路队伍的一员。他心里明白：能够穿过这死亡之谷不容易，为了告慰死难的无数战友，为了快速修通一条能够为抗战承担诉讼‘血浆’的大道，哪怕气息奄奄，也要战斗不止。

　　此时，李一新已患了病，但仍然坚持参加施工。晚上，雨水拍打着树叶，沙沙作响。四周夜幕笼罩，漆黑一片。工棚里滴滴答答地漏着雨。李一新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地陷入了昏睡，蒙中，一位身材修长、面容美丽的女兵微笑着向他走来。这不是高中时的同学林翠吗？两年前，他们俩是一起从学校参军的，后来，在战场上仅见过两次面，李一新心里怪想她的。若不是战争，他们也许早已成了恋人呢！

　　“你从哪儿来？”他问。

　　“我从野人山的丛林中来。”

　　“你不是已经在野人山的撤退路上牺牲了么？”

　　“不，死在战场上心甘情愿，但死在野人山我死不瞑目！我又复活了，现在来与你们一起修路，把日本鬼子消灭干净！”

　　一滴雨水落在李一新发烫的脸上。他恍然意识到这是一场梦。

　　白天，尚未痊愈的李一新又出现在紧张忙碌的工地上，拼命挥舞着手中的斧头，咬紧牙关，向一棵棵大树砍去 ……

　　雨水哗哗直下。污泥载道、积水遍地，机械难以施展；蚊蝇孽生，毒蛇出没，疟疾和瘟疫接踵而至。百分之八十的队员患上了疟疾。他们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服用奎宁丸，一个个浑身发黄，连眼珠子都是黄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还是每天工作8小时，全凭着顽强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与疾病和困难作斗争。

　　一支奉命前去与野人山居民联络感情的新编38师谍报队，从5月就开始出发，冒着连绵阴雨，踩着泥泞的林荫道路，终于到达野人山居民中。

　　野人山居民住在破烂的草屋里，大多衣不遮体、面瘦肌黄，许多人还患有烂脚和疟疾。谍报队把所带的奎宁丸、红药水拿出来，细心地为居民们治疗，还将飞机投下来的给养分给村里的每一户人家。

　　居民们被感动了。他们为谍报队员拿来刚舂好的白米，送上一碗碗新酒，并主动为谍报队员当向导，打探军情，运送弹药，为赶走日本鬼子而尽心尽力。

　　在筑路大军一步一步地向前艰难地推进时，掩护筑路的部队已由114团改为112团，他们凭着一杆枪、一条毛毯和两条腿跨越了险恶的野人山，抢先到达柏察海，与邹节在新平洋等地的日军对峙，并频频交火。

　　8月，雨季将尽，筑路工程渐渐走上了正轨。

　　长长的战线上，筑路队伍源源不断地向前方延伸着，宛如一条长龙。中国工兵第10团、第12团，美国工兵第45、第330团，第209、第1883、第1905三个战斗工兵营，以及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中国劳工队，每天共有7000人昼夜施工。

　　美国的航空飞虎队不时投下粮食等物品。但由于密林挡住了飞行员的视线，物质有时误投到了日军阵地，为了夺取物资，双方还不时发生激烈的枪战。

　　此时，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日本于1943年9月制定了以退缩和防守为主的“国家绝对国防圈”，转入了全面战略防御体系。

　　与此而同时，终因公路已经修至南荣河畔，需要更多的兵力掩护筑路，反攻棉被的“继子“攻势即将开始了……(参见张月和著：《史迪威公路》)

　　五

　　1943年10月，拉姆加尔训练基地的操场上，又一支部队即将开赴雷多地区。部队陆续集结完毕，随着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一声令下，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新编第22师，又那加山宿营地分三路开始出发，并进攻大龙河西岸的敌人据点，开始实施挺进缅北的战略计划。

　　此时，中印公路的修筑已经进行了十个月之久，却仍然在野人山上徘徊不前，仅仅完成了68公里的公路。筑路队伍中弥漫着越来越强烈的悲观情绪。就在这时，史迪威将军专程从美国请来的陆军工程专家、他的老朋友皮可少将到达了野人山，给进展缓慢的修筑工程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

　　皮可调任中印公路工程部队司令之前，是密西西比河一项庞大水利建筑工程的工程负责人。此次奉调雷多，身为司令，他本来可以驻在雷多，但他派人在公路前沿阵地建起了简陋的丛林办公室，公路修到哪儿，他的办公室便移到哪儿。为了加快施工进程，适应缅北战役的发展，他实行24小时轮番工作制，筑路工兵轮流上阵，而且改善后勤供应和医疗卫生工作，这样既能保证劳逸结合，施工又不用停下来。施工速度一下子加快了不少。

　　无论天阴下雨还是刮风，还是晴朗的天气，皮可少将每天都拄着拐杖，高一脚低一脚地坚持在工地上检查施工情况，有时还停下来与筑路的工兵亲切交谈，工兵们亲切地称他为“拿手杖的皮克”。

　　公路在不断地向前延伸。工兵和民工们在劳碌中迎来了一次次黎明和黄昏，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和险阻。闲暇时，他们偶尔还谈论一番这条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的说，这条路是从雷多开始修筑的，最好叫“雷多公路”；有的则说这条路是中美军队合作修筑的，应该叫“华美路”；还有的说，修这条路就是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会师东京，所以应该称作“到东京之路” ……

　　史迪威将军来到了筑路工地。皮可少将把他请进自己的丛林办公室。两个人亲热地交谈起来。“这是一场交通之战，战斗打到哪里，路就要嗅到哪里。”史迪威说。皮可则用微笑表示心领神会。共同的目标使两个老朋友战斗在缅北丛林的筑路战场上，两颗心无疑是相同的，不用言语，也不需要任何表达，他们顽强不屈和坚忍不拔的战斗意志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紧跟着公路修筑同时进行的，是铺设输油管道。这条输油管道，以加尔各答为起点，经汀江、雷多，随着公路一起向前延伸是根据空运一吨物资要耗费一吨汽油的需要，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铺设的。建成之后，它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油管。

　　12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终于正式授予了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驻印军的全权。至此，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史迪威也一身轻松地由重庆飞往雷多前线。

　　为肃清大龙河岸日军，替中印公路延伸开辟道路，12月21日，孙立人将军率领第114团赶到前线，负责攻击并歼灭于邦之敌。总指挥史迪威也亲临前线督战，驻印军终于在12月28日取得了缅北首次大捷—龙邦大捷，渡过大龙河，占领了大龙河右岸的地区，挫败了号称“丛林战之王”、“常胜军团”和“超人军队”的日第18师团第55、56两个师团的锐气。史迪威兴奋异常，特地从加尔各答赶制一面锦旗，亲自赠送给孙立人。

　　与此同时，筑路部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在完成中印公路沿线最大的一座桥梁—南荣河桥之后，越过野人山到达进入胡康河谷的新平洋，比预定期限提前了4天。

　　史迪威决定率师攻入胡康河谷，掩护筑路，加快打通中印公路，同时占领北缅，保卫驼峰航线。

　　胡康河谷河流纵横，峰峦重叠，森林茂密峡谷深长幽深，这一带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日军凭借有利地形，在河谷两岸构筑起蜘蛛网般的工事，屯以重兵。企图依靠直通加迈等地的补给通道，以逸待劳，阻止中国驻印军的进攻。

　　驻印军面对的是日军中的常胜师团第18师团，它的前身是臭名昭著的米九留师团。1932年“1．28”淞沪战役，米九留师团在上海烧杀抢掠，血债累累；1937年“七七事变”后九留师团从杭州湾登陆后，参加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继续南下，在广东大鹏湾登陆，攻占广州；1939年，又在广西钦州登陆，攻占南宁；1940年，调往菲律宾群岛，接受丛林作战特别训练，旋即进攻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1942年2月，米九留师团同日军第5师团横扫新加坡，俘虏岛上85000名英军，开创了二战期间同盟军一次被俘人员的最高纪录。仅过了一个月，米九留师团又开入缅甸，攻棠吉，打腊戌，占密支那，始中英联军屡受重创。

　　如今，仇敌相遇，分外眼红，史迪威将军觉得，报仇雪耻的机会来临了！

　　史迪威采取了正面进攻和迂回进攻的灵活机动的战略，命令新编第22师从正面攻击，命令美军“强盗部队“和新编38师从东面深入突进，同时命令初次参战的坦克部队沿丛林地带进击。在盟军飞机的有力支持下，新编38师左翼队、右翼队连克数处据点，新编22师从正面分三路猛攻孟关，3月5日下午，取得了孟关大捷。接着，部队又连续攻占瓦鲁班、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分水岭杰布山隘；三月底，又突破了孟拱河谷的门户，并在孟关建立了飞机场。

　　这一天，正是史迪威的61岁生日。公战孟关的胜利捷报，成为了他的一份特别生日礼物。

　　肃清胡康河谷的日军后，筑路部队紧跟着开始修筑公路。1944年4月，筑路部队除留下一部分保养野人山修好的一段公路外，其余的紧随作战部队向前筑路，将原有的牛车道加以修缮和扩展，以便及时保证作战部队的补给运输。

　　为了保证在雨季来临时公路仍然能够畅通无阻，中美工程人员准备在浓密潮湿的山谷丛林间开拓出一条新的线路。经过艰苦的勘查，一条从新平洋开始，经大龙河、新龙河、茂林河、大宛河直至丁高沙坎的新公路被勘测出来，全长61公里。

　　胡康河谷地形复杂，远离海洋，气候反复无常，雨量特别丰富。筑路部队逢山开路，遇河搭桥，沿途为了排水，平均每英里架设安装水管200多英尺，全线共镶水管105英里。

　　可就在史迪威将军率领部队在孟关河谷突破重重险阻，向前推进时，一名英国林业官员却跑到他的司令部，要求美国为修筑中印公路在缅甸砍伐的树木向英国支付赔偿金。史迪威和皮可都觉得啼笑皆非，索性置之不理，让那位林业官员碰了一鼻子灰。

　　筑路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新平洋至丁高沙坎的公路路基完工。参与筑路的所有人总算舒了口气。因为，中印公路南线最艰难的工程部分已经接近尾声了。

　　六

　　1944年4月，就在新平洋至丁高坎的公路刚开始修筑不久，孟拱河谷战役打响了。

　　孟拱河谷地势狭长，猛拱河上游的南高江把河谷劈成东西两半，两岸岩壁高约百米以上，十分陡峭。南高江支流众多，雨季来临时，到处一片汪洋。日军凭借纵深100多公里狭长地带形成的隘道构筑工事，还在森林里开辟了与南高山平行的汽车道，对南下的驻印军构成了一道坚固的抵抗防线。

　　4月4日，史迪威将军发出第12号作战命令，新编第38师为左翼队，沿南高江左侧攻击日军丁克林等防线；新编第22师为右翼队攻克瓦康等地，以紧逼加迈，粉碎敌人企图在6月雨季来临前把中国军队围困在加迈以北河谷，阻止打通中印公路的阴谋，进而占领铁路线上的猛拱，，夺取缅北重镇和水陆空交通枢纽密支那。

　　驻印军东西翼地形复杂，补给困难，官兵们在枪林弹雨中一步一步地翻越高山峻岭，渡过南高江上游的支流，艰难地向前推进。天空阴雨绵绵，新编第22师的第65团在英开塘以北，第66团在东北，第64团在西南，形成了三面围攻的态势。战斗进行得十分严酷，伤亡的连级以上军官已达57人。

　　史迪威将军又一次赶到前线视察。天空阴雨绵绵，史迪威担心，这样下去，部队士兵都要变成海军了，“在这种情形下，既不能催促22师，也不能帮他们一把。这是地狱，基督啊，我觉得一身无靠！“他在日记中写道。夜晚时分，天空更是一片漆黑，史迪威在烛光下草拟作战计划。面对顽固的日军，他决心采用空军、步兵、坦克、炮火一起上阵的立体战术。

　　此时，一支中美联合机动部队，正在烟雨迷蒙的库芒山区翻阅着崎岖泥泞和险峻的山路，迂回攻击日军，向密支那挺进。这支机动部队的派遣，是史迪威根据敌我态势，顶着蒋介石等人的反对而采取的果断决策，只在雨季来临前占领密支那，并以密支那为“中继”，增大“驼峰”的空运吨数，为打通中印公路及铺设有关奠定基础，而且还能切断猛拱河日军的补给线。

　　从23日起，密支那的攻防战处于相持阶段，双方象拉锯式的，陷入胶着状态。在这个关键时刻，史迪威在离前沿阵地不远成立了临时指挥所，亲自部署进攻密支那的战斗。

　　6月16日，驻印军收复加迈，接着进抵孟拱东北地区。第112团也在向孟拱附近集结。打通加迈之孟拱公路时，大雨如注，孟拱一片汪洋，路上的淤泥齐及腰身，有的士兵被活活地陷死在泥潭里。6月25日，驻印军攻占孟拱，缅北丛林战终于结束了；7月11日，第113团与围攻密支那的第33师会合，占领了孟拱至密支那的公路。

　　5月25日，史迪威将军再次飞抵密支那。他见由于洪水肆虐，进攻再次受阻，中美联合军官兵的士气有些低落，便把两个营的工兵部队训练为步兵预备队，又紧急空运加拉哈德补充团到密支那进攻阵地上。

　　8月3日，一支10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深入密支那敌阵。8月5日，中美联军完全占领了密支那及近郊。棉被的水陆空交通终于被打通了。中印公路和输油管得以继续向前延伸，而且空运物资从5月起就不必绕被飞越驼峰航线，空运方便多了。

　　新平洋制丁高沙坎公路于7月份修通以后，公路就直通到了瓦拉渣。从瓦拉渣起本有一条公路与加迈、孟拱连通。在绵绵阴雨中，这条地势低洼的公路曾使不少南下孟拱的驻印军士兵陷入泥淖而死，现在，中美工程人员不得不再次上路，勘测出一条新的路线。

　　公路一天天向密支那挺进。历经千辛万苦的筑路工兵们，眼看着这条路即将与滇缅公路相通，一个个心潮起伏，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昔日英国人曾经也打算修筑中印公路队却被艰巨的工程所吓倒，最终半途而废了。

　　如今，一条横跨中缅印的国际通道很快将随着驻印军和远征军的会师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难道这不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吗？

　　更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也许是史迪威将军。就在公路通到密支那不久，经罗斯福总统亲自提名，他被晋升为四星上将。而现在，他又收到了第12工兵团

　　写给他的一封信：“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现出你在本战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在《伊利亚特》中，这是绝无仅有的。”

　　的确，没有比下属给予的赞扬更值得高兴的荣誉了。史迪威将军那张和善、疲乏的脸上绽露出了舒心的微笑。

　　那一刻，史迪威将军或许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接通后回到重庆不久，他接到了罗斯福总统召他回国的命令。史迪威心里明白，这是他长期以来与蒋介石以及一些中国将军不和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为自己桀骜不驯的个性不得不吞下的一枚苦果。

　　史迪威本想在离开中国前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一个解职声明。可是马歇尔担心这位性格倔强的将军出言不逊，便敦促他在48小时内踏上归程。

　　回国前，史迪威写了两封告别信，一封给陈纳德，一封给八路军总是令朱德。在给朱德的信中，他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临走前，他还登门向宋庆龄告别。

　　至此，史迪威将军完成了他在中国传奇般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