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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关于唐高祖许立李世民为太子的问题

  《资治通鉴》记载唐高祖欲立李世民为太子,凡三次。前两次是:“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第三次的情况,是在武德七年(624),庆州(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反唐与李建成有关,唐高祖命李世民率军平定杨文干,同时表示:“还,立汝为太子。”另外,李世民自己也说过:“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这都说明,在玄武门之变以前,唐高祖确曾有意立李世民为太子。

  我在拙作《李渊建唐史略》中,引用了以上几种资料,说明唐高祖在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的斗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他先后三次表示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正说明他的基本态度是支持李世民取代李建成的。据我看到的有关论著,没有人赞成我的观点。多数史学家认为,《通鉴》等有关史籍对这一问题的记载不可相信。因为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曾经篡改过《实录》,篡改过的《实录》必然对唐太宗有所抬高与美化。唐代的《实录》又是《通鉴》与两《唐书》的有关部分的主要史料来源,因而,两《唐书》与《通鉴》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都是值得疑惑的。我的一位好友明确说:“史籍上多处关于李渊早有立李世民为太子意的记载,除武德七年(624)杨文干兵变时那次外,大凡都是后来史家为抬高唐太宗的身价编造出来的”。还有一位先生早就认为:“唐高祖三次许立太宗的记载,全系许敬宗在实录里为迎合太宗政治上的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唐初的《实录》,确曾经过唐太宗的史官修改,司马光根据修改过的《实录》修撰《通鉴》也是事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于1982年写过《关于唐太宗篡改实录的问题》一文(见《唐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表述过自己的浅见。不过,如果全部否定《通鉴》的有关记载,认为司马光对此事是无中生有,或者是轻信前人,盲目照抄了为抬高李世民的地位而编造的历史,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尽管有的先生经过了认真的考辨,但这种考辨并无直接证据,也只限于推理结论,故而还难令人信服。

  《通鉴》的史料价值,以唐五代部分为最高。唐五代部分,对司马光来说是近代史,可以看到的原始资料非常之多。在这些原始资料中,当然包括唐初的《实录》。不过,可以断言,司马光在使用这些史料时,是经过慎重选择的。最能说明此问题的是《资治通鉴考异》部分。

  《考异》全书30卷,仅《唐纪》部分即有19卷,占全书的将近2/3.该书是司马光在撰写《通鉴》时考辨史料的成果。不言而喻,司马光对《唐纪》部分的史料是下功夫最深的。从读《考异》中可知,司马光对任何可疑的资料都要细加考辨,决不轻信一种记载。

  司马光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突出表现就是尊重事实。唐初史官奉命修改《实录》的事,他并非不知,唐太宗向褚遂良提出要看《起居注》,又向房玄龄提出看《国史》,《通鉴》都有明确的记载。既然司马光十分清楚唐初史官修改过的《实录》塞进了唐太宗的私人成见,他就不可能盲目照抄《实录》。事实证明,他使用有关的资料是非常慎重的。例如,在《通鉴》卷一九〇中记载,武德五年(622)“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的内容,其中指责李世民,抬高李建成,致使唐高祖“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但《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的记载却完全不同。

  《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故时人称为任侠。高祖起义于太原,建成时在河东,本既无宠,又以今上首建大计,高祖不之思也,而今白高祖,遣使召之,盘游不即往。今上急难情切,遽以手书谕之,建成乃与元吉间行赴太原,隋人购求之,几为所获。及义旗建而方至,高祖亦喜其获免,因授以兵。”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又曰:“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

  《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山,逸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虽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于是潜苞毁谮。同恶相济,肤受日闻,虽大名徽号,礼冠群后,而情疏意隔,宠异曩时。”

  这两段文字,赤裸裸地美化李世民,贬低李建成、李元吉。针对这些内容,司马光认为:“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词,今不尽取。”从内容看来,《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都是经过修改的,司马光不尽取这些歪曲事实的资料,足证他的态度是严谨的。司马光的态度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司马光无意抬高李世民的地位;其二,是司马光不轻信《实录》的内容,他尊重事实。

  司马光不仅不采取有意拔高唐太宗的资料,而且还公开反对甚至严厉批评那些有意歪历史的史官。例如,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唐军进攻刘武周,因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吕崇茂响应刘武周,杀县令,策兵反唐,并请援于刘武周。因此,李世民自晋州(今山西临汾)攻夏县。攻破夏县后,进行了屠城。关于此事,《高祖实录》载:“帝曰: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诏胜兵者悉斩之。”这就是说,唐军于夏县屠城是奉唐高祖之命。但司马光疑惑是“作《实录》者归太宗之过于高祖”,故而“不取”《高祖实录》的记载。反而在《通鉴》卷一八八中,明确记为:“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他不赞成把太宗之过归于高祖,显然是反对为美化一个人而歪曲历史的。

  关于唐军在战胜刘黑闼以后怎样对待其余众的问题。有关此事,《太宗实录》:“黑闼重反,高祖谓太宗曰:‘前破黑闼,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不用吾言,致有今日。’及隐太子征闼,平之,将遣唐俭往,使男子年十五已上悉坑之,小弱及妇女总驱入矣,以实京邑。太宗谏曰:‘臣闻唯德动天,唯恩容众。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今一旦见其反复,尽戮无辜,流离寡弱,恐以杀不能止其乱,非行吊伐之道。’其事遂寝。”《新唐书·隐太子传》云:“黑闼败于J水,太子建成问于洗马魏徵曰:‘山东其定乎?’对曰:‘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既而黑闼复振,庐江王瑗弃J州,山东乱,命齐王元吉讨之。有诏降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

  非常明显,《太宗实录》与《新唐书·隐太子传》的记载差别很大。前者是竭力美化唐太宗,后者赞扬了魏徵的意见,也记载了唐高祖的赦罪诏与魏徵的意见完全一致。司马光针对这些记载,直截了当地说:“高祖虽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东’之理。史臣专欲归美太宗,其于高祖亦太诬矣。”司马光根本不相信《太宗实录》所载,唐高祖会“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因而他指责史官不尊重事实,诬蔑唐高祖。反之,司马光并没有对唐高祖有任何赞美之词。由此可见,司马光的态度非常明朗,他反对背离事实,曲解历史,选用资料必须谨慎。这样的史学家,如果说他轻信别人,随心所欲地抄录前人伪造的资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固然,司马光修撰《通鉴》的唐初部分,选用了不少《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的内容,但他用其他资料否定这两种《实录》的所载者,也屡见不鲜。如上所述,关于《实录》中美化唐太宗,贬低李建成的资料,他“不尽取”,而采用了其他与此不同的资料;关于对待刘黑闼余众的政策问题,他采用《革命记》与《新唐书》的有关内容,而不取《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有关所载。关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李渊“遣李密诣山东”的事,他也“从《蒲山公传》”而不信《高祖实录》。这都足以说明他不轻信《实录》。如果说司马光轻信了伪造历史的史官,那就贬低了《通鉴》的史料价值,也降低了司马光的史学地位。这是不公道的。在我看来,反对抬高唐太宗的地位与美化唐太宗的司马光,所写的几句有利于唐太宗的话,是更应该相信的。司马光决不会在反对别人美化唐太宗的同时,自己也为唐太宗高唱赞歌。

  (原载《学术界》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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