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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

  许敬宗是唐朝初期的史官。由於他随心所欲地根据自己的好恶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而且政治上看风转舵,完全按照自己的利害决定去向,所以,多受封建史家的指责。《新唐书》把他列入《奸臣传》之首,从而使他成为古代史官中的反面人物。

  建国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写成的一些有关史书,除在有的史学史中不得不有所涉及外,在古代史学家传纪之类的著作中,根本未曾把许敬宗列入。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矛盾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内容;史学的发展,是社会矛盾的组成部分。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史学家也不能一模一样,有对历史的前进起积极作用,也必然有起消极作用的。重视有积极影响的史学家固然正确,但忽视有严重错误的史学家就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正像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样,林则徐、孙中山当然必须研究,但李鸿章、袁世凯也不能忽视,否则,就不能真正揭示近代史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要真正认识古代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唐代史学的发展,不弄清许敬宗在唐代史学中的作用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政治生涯

  许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浙江新登)人。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生,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卒,享年81岁。其父许善心,曾任隋朝礼部侍郎。敬宗在大业年间任通事舍人。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的时候,宇文化及发动政变,杀死隋炀帝,许善心也同时被杀。许敬宗乞求活命,得免於死。后随宇文化及北进,在汲郡(河南汲县)与瓦岗军大战后,宇文化及的军粮极感困难,遂迫使官吏拷掠吏民,搜刮粮食,由於面临困境,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矛盾激化,故其刑部尚书王轨与许敬宗等人投降了瓦岗军。许敬宗被李密任命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共掌文翰。瓦岗军失败后,他又投降唐朝。

  武德四年(621),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朗化,李世民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於秦王府开设了文学馆。文学馆有18学士,许敬宗是其中之一。文学馆学士是秦王的智囊团,很受当时人的重视,由於李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所以,“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许敬宗成为文学馆学士,当然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

  贞观八年(634),许敬宗为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又迁中书舍人。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向监修房玄龄提出,一定要亲自观看国史,房玄龄虽然一再劝阻,唐太宗还是固执己见,非看不可。於是,房玄龄与许敬宗把国史删略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唐太宗看了,对於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颇为不满,同时明确表示:他杀建战、元吉与昔日周公诛管、蔡一样,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有关国家安危的大事,魏徵也随声附和说:“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许敬宗完全按照唐太宗的意思修改了实录,唐太宗颇为欣赏,因此许敬宗被“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不难看出,唐初的实录不实,是与许敬宗密切相关的。

  高宗被立为太子后,许敬宗为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九年(645),他又随唐太宗进攻高丽。在定州(河北定县)与高士廉同知机要。因中书令岑文本中途病故,唐太宗又召许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贞观二十一年(647),加银青光禄大夫。

  高宗即位后,许敬宗为礼部尚书。因其嫁女於“蛮酋冯盎之子”,收聘礼很多,被人告发,左授郑州刺史。不久,又回京师,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永徽六年(655),恢复礼部尚书的职务。在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氏的过程中,许敬宗看清了风向,对高宗投其所好。他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不仅如此,他又与李义府等诬奏长孙无忌、韩瑗、来济、褚遂良等“潜谋不轨”,使这些反对派都被贬出京,后又逐个被害,巩固了武则天的地位。许敬宗也因此而於显庆二年(657)被册封侍中,监修国史。

  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修撰了《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但到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许敬宗又“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於是,高宗又命把《氏族志》改为《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

  许敬宗看风转舵的政治手腕,取得了武则天的宠信。龙朔二年(662),高宗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即同中书门下三品、知中书事)。

  麟德元年(664),由於武则天专政,高宗不甘心受其所制,遂密召宰相上官仪商议,打算废掉武氏。因为武氏心腹告密,武则天立即?取对策,暗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等谋大逆,结果,上官仪等被下狱致死。不难看出,许敬宗确实是武则天的心腹之臣。

  咸亨元年(670),许敬宗因年老辞职,咸亨三年(672)八月卒。“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许敬宗的政治生涯,是看风转舵,投机钻营,从而得到高官厚禄,如愿以偿。

  熟悉历史,著述甚多

  许敬宗长期担任史官,对历史非常熟悉。显庆年间,高宗游览汉长安城,他问侍臣道:“朕观故城旧基,宫室似与百姓杂居,自秦、汉已来,几代都此?”许敬宗对曰:“秦都咸阳,郭邑连跨渭水,故云‘渭水贯都,以象天河’。至汉惠帝始筑此城,其后苻坚、姚苌、后周并都之。”高宗又问道:“昆明池是汉武帝何年中开凿?”许敬宗又答道:“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为昆明滇池所闭,欲伐昆明国,故因镐之旧泽,以穿此池,用习水战,元狩三年事也。”因为许敬宗熟悉而准确地回答了问题,於是,高宗又令他“与弘文馆学士具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

  麟德二年(665),高宗东封泰山。在到达濮阳(河南濮阳)时,高宗问骑从窦德玄道:“此谓帝丘,何也?”窦德玄无言以对。这时,跟在后边的许敬宗跃马而前答道:“臣能知之。昔帝颛顼始居此地,以王天下。……由颛顼所居,故曰帝丘。”高宗又根据文献记载问了些有关济水、黄河、汶水等河流的情况,许敬宗都一一作了回答,并使高宗非常满意。因此,许敬宗洋洋得意地说:“大臣不可无学,向德玄不能对,吾耻之。”窦德玄“不强所不知”,固然是实事求是,不应该被鄙视,但许敬宗如此熟悉历史,应该肯定是学有专长的。

  因为许敬宗熟悉历史,擅长史学,所以,他的史学著作是很多的。根据《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与《新唐书》卷五十七至六十《艺文志》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他的著作有:

  《隋书》85卷 魏徵总知其务,许敬宗与孔颖达、颜师古等撰。

  《晋书》130卷 许敬宗与房玄龄、褚遂良监修,令狐德等18人撰。

  《高宗实录》30卷

  《文馆词林文人传》100卷

  《姓氏谱》200卷 许敬宗与李义府、孔志约等撰。

  《永徽五礼》130卷 许敬宗与长孙无忌、李义府等撰。《累璧》400卷《目录》4卷《许敬宗文集》80卷《文馆词林》1000卷 许敬宗与刘伯庄等撰。

  《芳林要览》300卷 许敬宗与顾胤等撰。《西域图志》60卷

  《丽正文苑》20卷

  《目》12卷 许敬宗与高士廉、房玄龄、魏徵、褚遂良、姚思廉等撰。

  《摇山玉彩》500卷 许敬宗与孟利贞、郭瑜、顾胤等撰。《东殿新书》200卷 许敬宗与李义府撰。

  《图经》7卷 许敬宗与李、长孙无忌、孔志约、李淳风等撰。

  另外,许敬宗还参加了《文思博要》、《新礼》等书的编撰。许敬宗著述之多,颇为惊人。其中有些史书是为后人研究历史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例如,《晋书》,虽然缺点不少,但至今仍不失为研究两晋历史的主要参考书,因为它可以提供不少珍贵的资料。《隋书》更是后人研究隋朝历史的主要依据。即使已散失的著作,像实录、国史之类,也在后人修两《唐书》与《资治通鉴》时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研究史学史,特别是唐代史学的发展,是不能绝对否定许敬宗的。

  随心所欲,歪曲历史

  许敬宗在史学方面的突出特点,是篡改历史,歪曲历史。为了迎合唐太宗的需要,篡改有关李建成、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斗争的历史,已如前述。类似这些问题,决不只此。《新唐书》卷二二三上《许敬宗传》载:“初,高祖、太宗实录,敬播所撰,信而详。及敬宗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以致使这段历史面目全非,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指责。

  隋末的内史侍郎虞世基,是隋炀帝的宠臣。他对隋炀帝投其所好,阿谀奉迎,所以当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时,虞世基被枭首示众。虞世基之弟虞世南在其兄被杀死时,“抱持哭泣,请以身代,化及不纳,因哀毁骨立,时人称焉。”与此同时,许敬宗的父亲礼部侍郎许善心也被宇文化及所杀,但许敬宗却“哀请得不死”,“蹈舞求生”。这些事实,都为当时内史舍人封伦所悉知。经封伦散布出去,当然於许敬宗大大不利。於是,许敬宗怀恨在心,在为封伦立传时就“盛加其罪恶”。

  钱九陇,在隋时曾是皇家隶人。后来,他参加李渊起兵,建立唐朝。继又在统一战争中追随唐太宗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因屡立战功,故由金紫光禄大夫而为左监门郎将、右武卫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先封郇国公,又改封为巢国公,加食庐州实封六百户。许敬宗贪图财礼,将女嫁於钱九陇。但在修史时又耻於皇家隶人的出身,“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刘文静、长孙顺德,都是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的密谋策划者,堪称开国元勋,把其出身於隋朝皇家隶人的女婿抬高到如此的地位,在当时是极不正常的。

  许敬宗的儿子娶尉迟宝琳的孙女为妻。尉迟宝琳是尉迟敬德的儿子。因为尉迟宝琳赠送许敬宗礼物甚多,故许敬宗修史为尉迟敬德作传时,“悉为隐诸过咎”。太宗曾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许敬宗改为太宗赐《威凤赋》於尉迟敬德。

  还有,“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许敬宗受其贿赂,在修史时,为其虚美隐恶,“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

  以上数例,充分说明许敬宗修史的品德是极其恶劣的。封建史家提倡的“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等,许敬宗都置若罔闻,所以《旧唐书》称他“才优而行薄”,倒是符合事实的。

  咸亨三年(672)八月许敬宗死,第二年三月,高宗即下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高宗谓刘仁轨道:“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至如先朝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又尝幸温汤,教习长围四合,万队俱前,忽然云务昼昏,部伍错乱。先圣既睹斯事,恐其枉法者多,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然后临观。顾谓朕曰:‘振旅训兵,国之大典,此之错失,於法不轻,我若见之,必须行法,一方军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为於此。’今乃移向魏徵传内,称是徵之谏语。此既乖於实录,何以垂之后世。”这些事例,都更有力地说明许敬宗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地方是很多的。另外,高宗还嫌许敬宗对太宗的武功文治写得不够充分,要刘仁轨等人进行补充。由此可见,许敬宗对唐高宗也没有取得好感。

  功过分明

  许敬宗死了以后,在怎样评价许敬宗的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在为他定谥号的时候,博士袁思古认为:“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长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闻诗学礼,事绝於家庭;纳?问名,惟闻於黩货。白斯玷,有累清尘,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案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谥者,饰终之称也,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这就是说,谥号是对人一生评价的高度概括。

  “名与实爽”,就是名不符实。如果说许敬宗身为史官,没有按照史官的品德修史,倒是恰如其分的。但袁思古对他的指责并不在此,而是指他“长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

  所谓“长子於荒徼”,就是许敬宗的长子许昂与其继母私通,许敬宗责其不孝,奏请流於岭外。所谓“嫁少女於夷落”,是指“敬宗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冯盎是十六国时北燕天王冯弘的裔孙。北魏灭北燕后,冯弘亡奔高丽,其子冯业渡海归附东晋,世居岭南,至盎已“居越五世”。隋末唐初,有人劝他割据岭南,称南越王。他不愿分裂割据,於武德五年(622)降唐。唐高祖授盎上柱国、高州(广东高州)总管,封越国公。冯盎本是汉人,由於先人曾仕鲜卑慕容氏的西燕为将军,冯氏迁岭南后,“聘越大姓洗氏女为妻”,而且长期在越人地区做官,故被视为“蛮夷”。即使冯盎是蛮酋,许敬宗嫁女於其子,也无可非议,汉、唐等强大的封建王朝不是都实行过和亲政策,嫁宗室女於少数民族的首领吗?问题在於他“多纳金宝”,故而曾为有司所劾,才左授郑州刺史的。

  根据以上情况,许敬宗责其长子不孝,是完全应当的;嫁女於冯盎之子,也无可责难;只有嫁女时“多纳金宝”是贪财行为。贪财是许敬宗的突出特点,他嫁女於钱九陇是“贪财与婚”;其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也是“多得赂遗”。由此可见,“纳?问名,唯闻於黩货”,确实是抓住了许敬宗的要害。经过争论,虽然将谥号改为“恭”,但主张改者的理由是“既过能改曰恭”。可见改并不是否认他有过。这里所谓的“过”,主要着眼於封建政治。从这方面批评许敬宗是名正言顺的。

  从史学方面说,首先应该肯定许敬宗有一定的功劳。他与房玄龄、褚遂良监修的《晋书》,超过了唐以前所有的古史,刘知几说:“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晋书》能够代替其他各家晋史留传下来,正说明许敬宗在唐代史学发展中是有贡献的。

  许敬宗参与编撰的《隋书》,其史学价值更高。清人赵翼说:“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立笔严净如此。”唐初的史学名臣,无疑包括许敬宗在内。当然,《隋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字水平较高,更重要的是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例如,《开皇起居注》、《大业起居注》等原始文献,都早已散失,还有些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其他史籍也无从查考,都只有通过《隋书》才能知其大概。可见,《隋书》是现在研究隋史最重要的资料。许敬宗既然参加了《隋书》的修撰,当然有他一份功劳。

  另外,许敬宗所修实录、国史之类史籍,在后来修撰两《唐书》、《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时,也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其次,许敬宗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也必须予以揭露。

  许敬宗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内容究竟有多少,现已无法确知。至少说,经他篡改过的高祖、太宗实录,是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的。虽然实录的原文现已见不到了,但通过《旧唐书》是可以知道些情况的。赵翼说:“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不难看出,《旧唐书》的内容很多就是实录、国史的原文。李渊从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的历史,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最原始的文献,但《旧唐书》的记载与《大唐创业起居注》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我已在《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中有过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叙。由于篡改实录而形成的不同记载,给后人正确认识唐朝建国的历史造成了很大困难。武德年间的历史,也有很多令人惑疑之处。例如,据《通鉴》记载,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曾几次有废李建成、立李世民为太子的打算。现在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些记载大凡都是后来史家为抬高唐太宗的身价编造出来的。虽然这种认识不一定符合事实,但许敬宗等人对唐太宗投其所好,歪曲历史,是无可惑疑的。尽管许敬宗等人是奉唐太宗之命而篡改、曲解历史,但其看风转舵、投机钻营的品行,不可否认是起了更坏作用的。

  至于许敬宗根据自己的利害、个人恩怨,随心所欲地歪曲、篡改历史,更是不乏其例。他通过张冠李戴,虚美隐恶,使很多文献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给后人研究唐代历史造成了迷雾。这些都是许敬宗不可逃脱的历史罪责。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任何人都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因而史学家歪曲历史是不言而喻的。但像许敬宗那样,赤裸裸地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利害歪曲历史却是罕见的。如果说这是许敬宗的莫大耻辱,倒是毫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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