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5章 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

　　新旧《唐书》都把古代的史籍分为13类，《起居注》是其中之一。“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不言而喻，研究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起居注》是不可缺少的。最早，“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已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记载，汉献帝以后到唐朝的各种《起居注》，就有37种。可惜现在这些《起居注》大都已散失了。对现存的温大雅所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创业注》）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对这类史书有进一步的了解。

　　温大雅

　　温大雅，字彦弘，太原祁（山西祁县）人。其父温君悠，曾任北齐文林馆学士，隋泗州（江苏盱眙）司马，大业末年，由于隋朝政治腐败，他谢病而归。大雅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以父忧去职，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隐居于家，不再做官。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做了太原留守，对温大雅非常重视；起兵以后，就以大雅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掌管文翰。武德元年（618），迁黄门侍郎，不久，又为工部侍郎，后又进拜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贞观年间，又为礼部尚书，封黎国公。永徽五年（654），又被追封为尚书右仆射。

　　在李渊实行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温大雅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当李渊进军长安的时候，中原瓦岗军的首领李密致书李渊，要求李渊尊自己为盟主，共同灭隋。李渊认为，李密妄自尊大，正可为自己“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故对李密要“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以达到顺利入关，坐观山东各支力量互争高低，自己收取渔人之利的目的。温大雅完全按照李渊的意图，复书李密说：“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李密得书，喜出望外，示其部下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东都，无心外略。”复书收到预期的效果，李渊当然是满意的。所以，后来李渊迫使隋代王侑让位的时候，温大雅又“与司录窦威、主簿陈叔达参定礼仪”。武德元年（618），当温大雅为黄门侍郎的时候，其弟温彦博也先后做了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另一弟温大有也因随李渊从太原起兵有功而做中书侍郎。李渊高兴地对他们兄弟说：“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李渊对温大雅的重视，正说明温大雅对李渊建唐称帝是有积极贡献的。

　　武德末年，在李世民对李建成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中，温大雅是站在李世民一边的。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不仅如此，还有“大雅数陈神策，甚蒙嘉纳”，都足以说明温大雅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后来，唐高宗赠他尚书右仆射，温彦博也在贞观年间官至中书令、尚书右仆射，如果他在玄武门之变中不是站在胜利者一边，这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创业注》中所记关于李渊父子的情况才是比较真实的。因为李世民的亲信决不会为李建成评功摆好。在《创业注》中，不少谈到战功的地方是把建成和世民相提并论的。

　　在新旧《唐书》与《通鉴》中，李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李世民精明能干，眼光远大，从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他既是主谋人，又有卓著的战绩；而李渊只是一个任其摆布的傀儡。《创业注》的记载则完全不同，李渊老谋深算，智勇兼备，在太原起兵前，早有改朝换代的打算。他既是太原起兵的主谋者和决策人，也是取隋而代之的实现者，从各方面都显示出他是颇具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这种显著的差别，促使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创业注》的记载是可信的，其理由之一，就是温大雅既是秦王集团的成员，他不可能故意降低李世民在建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温大雅是李渊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对李渊建唐称帝的过程必然十分清楚，不会弄错。研究唐初的历史，是决不能忽视《创业注》的。

　　温大雅在什么时候撰的《创业注》，史籍记载不详。我根据《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载：“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理解为“温大雅是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写的《起居注》”。这是我在1980年为中国唐史学会提交的论文《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的认识。后来发现这种认识不对，但由于该文已编入《唐史研究论文集》送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无法修改。于是，我又于1982年写了《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一文，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在该文中，我还是根据《史通》的有关记载，认为《创业注》是温大雅于武德元年所撰。

　　宋大川先生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年代考》一文，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发表后，我很受启发，使我更加相信改变对《创业注》成书年代的认识是必要的。但由于宋先生对怎样理解“义宁、武德间”撰《创业注》的问题未说清楚，所以我认为对《创业注》成书于武德三年初至武德八年底的说法，还需要考虑。

　　李渊准备起兵

　　第一卷的内容，是起兵前的准备情况。

　　首先，太原起兵是李渊早有打算的。大业十二年（616），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通鉴》载，大业十一年（615）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就“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大业十三年（617），他为太原留守，又“私窃喜甚”，于是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李渊对到太原“私喜此行”，又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反之，对隋炀帝没有任何忠于其使命的表示，显然这是别有用心，另有打算。更有力的证据是，李渊做太原留守不久，曾因其副留守高君雅与王仁恭拒突厥不力而遭到隋炀帝的逮捕。李渊“自以姓名著于图录，太原王者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晦”。于是，他对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非常明显，他认为自己应对隋炀帝取而代之，之所以起兵晚了，是因为其诸子尚未聚集一起。这正可以说明，李渊颇有远见，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早已打算乘机而起了。

　　以上记载，和新旧《唐书》与《通鉴》的有关内容颇有差距。《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新唐书》卷一《高祖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载：当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起兵时，“渊不之知也”，当李世民明确表示应该起兵时，李渊大惊道：“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这些与《创业注》截然不同的内容，更促使我们认识到研究唐朝建立的历史必须重视《创业注》。

　　其次，李渊对起兵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在舆论方面，他大肆鼓吹“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我知天意”等等，为他进行改朝换代做思想方面的准备。更重要的是组织力量，温大雅说：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另外，还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二人“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这就是说，李渊父子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收买各方面有用的人才。为了减少阻力，对其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采用威吓、利用的手段，迫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起兵。李渊对他们说：“刘）武周虽无所能，僭称尊号，脱其进入汾源宫，我辈不能翦除，并当灭族矣。”致使王、高二人“计无所出”，不得不向李渊表示：“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李渊看到“众情归己”，“众皆悦服”，遂借口王、高二人与突厥有所勾结，除掉他们，更加积极地进行准备工作。一面招募兵众，一面派人催促李建成等速赴太原。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必须解决和突厥的关系问题。隋炀帝时，突厥异常强大。大业十一年（615），突厥数十万骑把隋炀帝围困于雁门（山西代县），隋炀帝虽然骄横异常，但此时却束手无策，只是“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国力相当强盛的隋朝尚不能解决突厥问题，对李渊来说，当然更是难题。李渊要想南进，突厥必然是严重的威胁。

　　李渊对突厥基本上采用了妥协的政策，但他不是简单地让步，而是战而后和。当突厥兵临太原城下时，李渊“分命裴寂、文静等守备诸门，并令大开不得辄闭，而城上不张旗帜，守城之人不许一人外看，亦不得高声，示以不测”。这种空城计不能持久，而且“战则众寡非敌，缓恐入掠城外居民”，于是，他又“夜设伏兵出城，以据险要，晓令他道而入，若有来援”。用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迷惑了突厥，才使突厥主动撤去。接着，李渊又致书突厥道：“当今隋国丧乱……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要求和亲，又给以“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的优惠，显然是为了换取边防的安宁。突厥接受李渊的意见，并支持他对隋炀帝取而代之。李渊虽然表面上也谦让一番，但内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一切准备就绪，首先攻取西河（山西汾阳）。这是扫除太原外围隋军据点的战斗。初战获捷，奠定了起兵者的胜利信心。

　　从准备起兵的各种情况看，同样可以说明《通鉴》等史籍对李渊的有关记载是值得考虑的。

　　从太原到长安

　　第二卷的内容，是从太原起兵到攻克长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李建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创业注》与其他有关史籍也有显著不同的记载。

　　首先，是李渊对建成、世民是否一视同仁有不同的记载。《创业注》载，在进攻西河时，李渊“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率众取之”，临行时，李渊又告诫他们：“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在刚刚宣布起兵不久，李渊又对建成、世民说：“启基创业，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也，并欲备尝，如弗躬亲，恐违天旨，尔等从吾，勿欲懈怠。”在进攻霍邑的时候，李渊又对他们说：“今日之行，在卿两将。”这些无不说明，李渊对两个儿子有共同的希望和要求。

　　其他有关史籍就不同了。《旧唐书》卷一《高祖纪》根据《太宗实录》载：李渊“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新唐书》卷二《太宗纪》载：“太宗率兵徇西河，斩其郡丞高德儒。”非常明显，在这里根本看不到李渊怎样要求两个儿子艰苦创业，共同奋斗，更看不到李建成有任何活动。这样一来，无形之中李世民被突出而李建成的作用不见了。

　　其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李建成的作用如何，也有不同的记载。

　　根据《创业注》，在进攻西河时，建成与世民一样，“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都能与士卒同甘同苦，当然不相上下。在进兵霍邑（山西霍县）时，忽然有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袭击太原的传闻，究竟怎样处理这一问题，众说纷纭。李渊征求两个儿子的意见，二人共同回答说：“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有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图南，退穷自北，退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这一段对形势有分析，自己有决心的话，无疑说明建成与世民都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

　　西渡黄河以后，李渊一面命建成率数万人驻永丰仓（陕西华阴境内），守潼关，监视河东隋军，一面命世民率数万人从渭北西进，经高陵（陕西高陵）、泾阳（陕西泾阳）、武功（陕西武功）、（陕西周至），迂回长安。大业十年（617）十一月，建成与世民两路大军会师长安城下。根据李渊围攻长安的部署，东、南两面由建成负责，西、北两面由世民负责。首先攻入城内的是东面的军头雷永吉部。东面是李建成的进攻范围。不难看出，在攻取长安的战役中，李建成是有显著功绩的。

　　其他有关史籍的记载是不同的。两《唐书》都避而不谈建成与世民一样，身先士卒地向西河进兵，都记世民率兵徇西河、斩郡丞高德儒。《通鉴》把二人共同训斥高德儒的话：“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记成是世民一个人的话。这样一来，进兵西河的胜利当然与建成无关。关于兵进霍邑时如何处理突厥袭击太原的问题，据《旧唐书》卷二《太宗纪》载：竭力劝阻李渊回师太原的没有建成只有世民一人，而且还有“高祖不纳”，“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的内容。《新唐书》与《通鉴》的记载也大体类同。突出世民，无疑是贬低建成。关于攻克长安的问题，两《唐书》均未记载李渊关于攻取长安的具体部署和进攻长安的战斗情况，《通鉴》虽然提到雷永吉首先登城，但未提登城的位置，人们当然也就无法知道他是建成的部属了。显然，这是掩盖了建成在攻取长安时的作用。

　　现代的一些史书，大都把李建成写成无才无能、无所作为的人，从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李世民起了主要作用，李渊只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傀儡，李建成无功可言。显然这是只重视两《唐书》与《通鉴》而忽视《创业注》的结果。如果认真研究《创业注》的内容，李建成的评价问题，也是需要另加考虑的。

　　从唐王到皇帝

　　第三卷的内容，主要的是李渊由唐王怎样登上皇帝的宝座。李渊攻取长安后，就立隋代王侑为皇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代王又“以渊为假黄铖、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地位之高，仅次于皇帝，权力之大，皇帝所不及。在隋朝政权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李渊取代皇帝已是大势所趋。《创业注》的内容是以李渊为中心的。所以，在前两卷叙述了李渊的起兵与进军长安的过程后，继之叙述李渊是怎样做皇帝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关于李渊登上皇帝宝座的问题，《创业注》比其他有关史籍都记述得更为具体。例如，代王侑做了皇帝以后，就以李渊“为丞相，进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万机百度，礼乐征伐，兵马粮仗，庶绩群官，并责成于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时01奏闻。”两《唐书》与《通鉴》的有关记载都大体类同。所不同者，是《创业注》在此之下还有李渊“固辞不拜”的表示。针对李渊的辞让公卿将佐进言道：“公负孺子当朝，岂得辞乎？摄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临兹大节，义无小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李渊才勉强接受。

　　另如，据《创业注》载，在隋炀帝被杀之前，代王侑就以李渊“功德日懋，天历有归，欲行禅让之礼”，李渊三番五次地谦让，群僚又三番五次地“固请”，李渊终未接受。群僚佩服李渊的高见，私相谓曰：“相王（李渊）格论，绝后光前，发明典谟，申理誓诰，可谓君子一言，定八代之荣辱矣。”关于此事，其他有关史籍，均未提及。

　　隋炀帝被杀以后，代王侑为形势所迫，又一次表示让位。关于此事，《通鉴》仅记：“隋恭帝让位于唐”，《旧唐书》卷一《高祖纪》记为隋恭帝派人“奉皇帝玺绶于高祖。高祖辞让，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乃从之”。《新唐书》卷一《高祖纪》记为李渊“三让乃受”。《创业注》的记载就详细得多了。在隋恭帝表示让位后，首先是裴寂等2000人的上疏劝进，以“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独”的理由，说明李渊应做皇帝。李渊退所奏表，并谓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等人又进见道：“臣等唐之将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国，陛下不为唐帝，臣等应须去官。”在这种威逼下，李渊才笑而答道：“裴公何相逼之深，当为审思”，但还未应允。裴寂等又一次劝进，李渊才说出了心里的话：“所以逡巡至于再三者，非徒推让，亦恐群公面谀，退为口实。然汉高云：诸侯王推高于寡人，以为皇帝位，甚便宜于天下之民，则可矣，孤亦何能有异之哉！”显而易见，李渊再三推让，并非真的不愿做皇帝，而是为了防止臣下的口蜜腹剑，以便取得他们的真正支持。

　　根据《创业注》关于李渊做皇帝的详细记载，说明李渊确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不像刘武周、李轨、薛举、王世充等人那样，割据一方，甘做一隅之主，而是要名正言顺地做全国的皇帝。因此，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他丝毫不露声色，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忠臣。例如，当他刚打算从太原起兵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当裴寂等人建议他“废皇帝而立代王”时，虽然他也认识到这是“掩耳盗铃”，但他还是说“虽失意于后主（炀帝），幸未负于先帝”。这就是说，即使背叛隋炀帝，也不失是个忠臣。进兵长安后，他立代王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这样，虽然他从实际上是取消了隋炀帝的帝位，但他自己还不做皇帝，而采取了立代王为帝的过渡方式，一直到隋炀帝死了以后，他才正式做了皇帝。这样一来，他既不失隋臣之忠，也取得了皇帝的宝座，当然是一举二得，只有有政治眼光的人才能如此。王夫之对李渊在这方面评论，颇能说明问题。王夫之说：“广已弑，代王不足以兴，越王侗见逼于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悬绝矣。”这就是说，隋炀帝被杀以后，李渊做皇帝是“名正义顺”的。王夫之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他贬低杨玄感、李密当然不足为奇，但他对李渊的推崇，正说明李渊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

　　以上关于《创业注》的简述，着重于和其他有关史籍的不同部分。这些不同部分，都是在研究唐朝建立的历史中应该进一步考虑的问题。笔者提出这些问题，愿与同志们共同研究。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史学史工作者对《创业注》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创业注》与其他史籍的不同方面固然重要，但与其他史籍的共同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温大雅是地主阶级的文人，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与其他封建史家一样，必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为了推崇李渊，《创业注》一开始就称李渊为帝，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方面，《通鉴》是直到李渊做了皇帝以后才不再称其为李渊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说司马光比温大雅更实际一些倒是无可非议的。在对待农民起义军的问题上，称起义军的领袖历山飞为“贼帅”，称起义军为“贼众”。这完全是起义群众敌对阶级的立场和观点。除此而外，《创业注》为了给李渊取代隋帝制造舆论，还宣扬了一些迷信思想。例如，第一卷载：大业十三年（617）正月，“晋阳宫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属天，若大烧火……大业初，帝（李渊）为楼烦郡守，时有望气者云：‘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第二卷载，李渊进攻太原，山神为之示路。如此等等，既无史料价值，思想上也无任何积极因素，纯属糟粕部分。无疑，这些内容影响了该书的质量，在论述该书的价值时决不能忽视这一方面。

　　《创业注》与《通鉴》

　　如前所述，有关李渊建唐的历史，《通鉴》等史籍的记载与《创业注》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美化李世民，贬低李建成，同时也降低了李渊的作用。李世民为了争夺太子地位，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史官们奉命篡改实录，把此事写得名正言顺，使李建成成为反面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李渊写成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任人摆布者，倒是令人不解的，难道贬低李渊会使李世民觉得光彩吗？

　　认真研究一下《通鉴》，就会发现司马光并没有贬低李渊，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抬高李渊的地位。

　　《通鉴》的《唐纪》部分，其史料的重要来源，是唐代的实录、国史。实录，国史，都是当代人所修。唐朝人写唐朝的历史，一般说是尊重当代皇帝的，特别是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是共同起兵建立唐朝的。奉命篡改实录者，贬低李渊，固然是抬高李世民的一种手法；但如果把李渊贬得很低，李世民也决不会感到光荣。封建皇帝只能千方百计光宗耀祖，不会丑化其先人。写实录的人不会摆脱这种封建思想的束缚，也就不可能把“天资神武”的唐太宗之父写成窝囊废。最合乎情理的办法，是对他们都加以歌功颂德。司马光撰《通鉴》，是为了宋朝皇帝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与李渊一样，都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前代皇帝让位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如果把李渊写成赤裸裸的篡权夺位者，赵匡胤又该如何呢？正因为如此，司马光不得不按照为尊者讳的思想，把李渊写成毫无反隋打算的被迫起兵者。

　　《通鉴》认为，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一样，“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因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大节”。忠臣应该“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否则，就是“求生害仁”。按照这种理论，李渊是隋朝的地方官，即使隋炀帝残暴异常，胡作非为，也只能“强谏力争”，不能起兵造反。司马光在评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说：“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正是这种原因，《通鉴》把李渊主动起兵改为被动的任人摆布者了。隋炀帝因为李渊派人对突厥作战失利而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又设下圈套，使他走投无路，另外还有“李氏当应图谶”的舆论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使人觉得李渊并无意背离隋朝，况且，起兵时还曾扬言“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呢？后来到了长安，听说隋炀帝被杀，还“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最后正式做了皇帝，是隋恭帝禅位，“高祖辞让，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的结果。这样一来，李渊真可谓忠臣了。王夫之说：“杨广之播虐甚矣，而唐为其世臣，受爵禄于其廷，非若汤之嗣契”，因而“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不贪天方动之机，不乘人妄动之气，则天与人交应之而不违，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长安，立代王侑”。这就是说，李渊是隋臣，不能像“汤之嗣契”那样顺利，必须谨慎小心，名正言顺。故而他在各种条件都成熟以后才进兵长安，立代王侑为帝的。王夫之的评论，正说明司马光达到了目的。

　　与此同时，《通鉴》所载的在太原起兵中的李世民，也可谓之孝子。因为李渊对劝他起兵使他大吃一惊而要执李世民“以告县官”的时候，李世民说：“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服从父命至于死，当然是孝子了。这正符合司马光“父之命子不敢逆”，“逆父之命，子不孝也”的思想。宋朝另一史学家欧阳修说过：“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李渊在隋炀帝众叛亲离的时候还忠于他，李世民在李渊非常孤立的时候还绝对服从父命，当然是严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了。《通鉴》把李渊写成“乱世”的忠臣，把李世民写成颇有才干的孝子，当然是对唐朝两位开国皇帝的最高赞扬。显然，这不是以拔高李世民的手段去贬低李渊，而是根据两个人的不同地位和处境，给与了不同的荣誉。

　　据上所述，《创业注》是从正面记载了李渊在建唐中的作用，《通鉴》的作者则是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从另一方面称赞了李渊，并无贬低李渊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