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第七章 李孟常与唐太宗——读《李孟常碑文》

　　李孟常，是唐初武德、贞观年间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隋末战乱中投唐，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统一全国多立战功，又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贡献了力量，还为稳定黔州局面发挥了作用，死后陪葬昭陵。由此可见，他是唐初统治集团中不可忽视的一员。由于两《唐书》中均无其传，故而对其事迹难以全面掌握。《昭陵碑石》《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后，始从其中看到《李孟常碑文》。碑文中有不少人们鲜知之事，现根据其碑文，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李孟常进行力所能及的论述。

　　李孟常加入秦王集团

　　李孟常在两《唐书》《长孙无忌传》等有关文献中都为李孟尝，现根据其碑文改写为李孟常。李孟常死于乾封元年（666）五月，享年七十四岁。以此类推，他应是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

　　李孟常，字待宾，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其曾祖李静，曾为北齐颍川（今河南许昌）太守，其祖李专，曾为本州主簿，其父李拔，没有做官。隋末战乱期间，李孟常“观变于时， 啸崇丘，有怀鱼水之契；刷羽方泽，思齐陵陆之举。乃招结英勇，思诚。义在择君，情安投水。大业季年，与彭国公王君廓率山东之 ，拔迹 朝，时年一十有四，即武德元年也。”《李孟常碑文》，以下不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这就是说，在隋末乱离时，李孟常聚众等待时机，于武德元年（618）与王君廓共同降唐。

　　李孟常与王君廓在武德元年降唐的事，应当可信。据有关文献记载，王君廓确是武德元年降唐的。王君廓是并州石艾（今山西平定）人，他“少亡命为群盗，聚徒千余人，转掠长平，进逼它县，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李密。寻又率众归国，历迁右武卫将军，累封彭国公。”《旧唐书》卷六十《王君廓传》。这里虽然肯定了王君廓降唐的事实，但没有说明其具体过程与时间。在这方面，《资治通鉴》则明确记载是在武德元年（618）四月。其具体过程是：“君廓本群盗，有众数千人，与贼帅韦宝、邓豹合军虞乡，唐王与李密俱遣使招之。宝、豹欲从唐王，君廓伪与之同，乘其无备，袭击，破之，夺其辎重，奔李密；密不礼之，复来降，拜上柱国，假河内太守。”《资治通鉴》卷一八五，武德元年四月。

　　根据什么认为李孟常是与王君廓同时降唐呢？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太宗实录》道：“王君愕，邯郸人。君廓寇掠邯郸，君愕往投之。因为君廓陈井陉之险，劝先往据之。君廓从其言，屯井陉山岁余。会义师入定关中，乃与君廓率所部万余人归顺，拜大将军。”王君廓是石艾（今山西平定）人。他从家乡起兵反隋，既然曾进兵邯郸（今河北邯郸），又回兵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一年有余，必然途经李孟常的家乡平棘（今河北赵县），至少说王君廓在平棘一带有很大影响。这样一来，正在家乡准备起事，而且密切注意形势发展的李孟常，顺便加入王君廓的队伍是水到渠成的。

　　后来，他们转战长平（今山西高平）、夏县（今山西夏县），又与韦宝、邓豹会合于虞乡（今山西永济东）。虞乡位于长安和洛阳之间，刚到长安的李渊与在洛阳附近的李密“俱遣使招之”，是顺理成章的。由此看来，李孟常与王君廓，于武德元年在虞乡一带先降于李密，又投靠李渊。

　　总而言之，有关文献记载王君廓于武德元年降唐；《李孟常碑文》记载，李孟常与王君廓于武德元年同时降唐。两种记载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殊途同归。

　　至于碑文所载，李孟常“时年一十有四，即武德元年也。”显然值得考虑。如前所述，李孟常死于乾封元年（666），享年七十有四。无疑，他是生于开皇十三年（593）。这样一来，武德元年（618）李孟常应是二十六岁。按照实际情况，认为李孟常这年二十六岁较为可信。如果李孟常于武德元年是十四岁，武德元年以前他就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尚在童年的李孟常，怎能在隋末战乱中“观变于时”，“乃招结英勇”，“义在择君”呢！即使是非常聪明的童年人，也难在政治、军事方面成为众人之首。因为政治、军事方面的才能，不仅决定于一个人的智慧，同时，还受社会知识和经验的制约。十二三岁的童年人，是难以具备这些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碑文关于李孟常在武德元年是十四岁的记载，不可相信。与武德元年相距将近五十年的碑文。有数字上的错误，也不算离奇。

　　从另一方面说，二十六岁的青年人，正是富于进取精神，积极向上的时候，乘战乱之机，施展自己的才能，正符合青年人的心理状态。这又说明，李孟常在武德元年决不可能是一十四岁。

　　李孟常投唐后，逐步成为李世民的重要干将。当时，李渊虽然建立唐朝，但全国还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统一全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李世民就是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日益功高位显，令人瞩目的。李世民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不断吸收人才，扩充势力。李孟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为李世民所用的。

　　《李孟常碑文》载：“文皇帝（李世民）亲总六军，将清四海。言收杞梓，且延英俊。召入莫府，委之爪牙。”这就是说，李孟常是适应统一战争的需要，被李世民招纳为其部下重要成员的。

　　李孟常追随李世民干了些什么呢？据其碑文所载：“破 、薛仁杲，讨刘武周，并预陪旌，身先士卒。策以命赏，勋居多，前后加上柱国。每平一贼，便蒙赏赍，累功赐物一千五百段。”不难看出，李孟常在李世民平定薛仁杲，两《唐书》均作“仁杲”，《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据《太宗实录》及礼泉昭陵石刻等作“仁果”，《通鉴考异》认为昭陵石刻可信，笔者从之。打败刘武周的战争中，战功颇多，得到了优厚的赏赐。

　　另外，在夺取洛阳，打败窦建德的行动中，李孟常也战绩卓著。其碑文载：“王（世）充叨窃名号，伪伊。分二崤之险，拥三州之众。率彼离心，用拒同德。连兵接战，匪夕伊朝。公参玉帐之奇谋，纵之秘略， 期忠义，屡摧凶丑。窦建德据河朔之地，骋图南之举，提劲卒，陈利兵，远为声援，共成唇齿。城皋之行，身擒国灭。平祸乱，功冠等夷。考绩筹庸，独高诸将。”李世民向东进兵，洛阳首当其冲。唐军围洛打窦，一箭双雕。先在虎牢关外擒获窦建德，又迫使洛阳的王世充俯首听命，归顺于唐。这是唐在统一战争中于中原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李孟常在这次征战中，“参玉帐之奇谋”，“屡摧凶丑”，“考绩筹庸，独高诸将”。这说明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德四年（621）七月，窦建德余部又推刘黑闼为首，继续反唐。十二月，李世民奉命进攻刘黑闼。李孟常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其碑文载：“仍从击徐元（圆）朗、破（范）愿贼，周旋羁勒之间，筹谋帷幄之里。折冲之重，公实居之。”李孟常进击徐元朗、范愿和李世民进攻刘黑闼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进击徐元朗和范愿是进攻刘黑闼的组成部分。

　　“徐圆朗者，州人。隋末为盗，据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附李密。密败，归窦建德。”《新唐书》卷八十六《徐圆朗传》。窦建德失败后，降于唐。刘黑闼起兵反唐，他又叛唐响应刘黑闼。范愿是窦建德故将，是积极促使刘黑闼反唐的参与者。因此，李孟常进击徐元朗、范愿，实际上就是削弱刘黑闼的力量。在这次行动中，李孟常不仅“筹谋帷幄”，还打退敌人。可见，他也是有功者之一。

　　以上内容，有关文献均不见记载，《李孟常碑文》披露这些情况，补充了文献的不足。根据这些内容，可以肯定，李孟常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

　　李渊建唐后，以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以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李世民日益功高位显，逐步产生了夺取太子地位的欲望。李建成当然不会坐视，必然要竭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逐步形成。到武德五年（622），这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明朗化了。最明显的标志，是太子集团主动请缨，要求平定刘黑闼，既想争取战功，又可乘机扩充势力，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武德五年（622）四月，李世民奉召还京，刘黑闼继续与唐为敌。于是，太子集团的重要成员王、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道：“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五年十一月。既然太子集团要通过打击刘黑闼抬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力量，勿庸置疑，两大集团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这时，李孟常正在接受李世民的驱使，为打击徐元朗、范愿而尽心竭力，当然他已成为秦王集团的成员了。

　　李孟常与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为夺取太子地位发动的一起政治事件。如前所述，为了争夺太子的地位，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初，双方都想通过其父李渊压倒对方，也就是想借用李渊的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在李渊难以立即下定决心的时候，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刀兵相见了。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在宫城玄武门发动了武装政变，杀害了李建成、李元吉，夺取了太子地位，继而又迫使李渊让位，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李孟常和这起政治事件有什么关系呢？

　　两《唐书》《长孙无忌传》：“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由此看来，李孟常参加了玄武门之变。但是，在《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中，当提到玄武门之变时，所记是“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十二人杀了建成和元吉。其中没有李孟常。这样一来，李孟常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就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了。

　　据其碑文，李孟常是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碑文中有这样的内容：“二凶祸，窥觎神器。衅生非虑，义在泣诛。公贞劲之节，霜霰无改。大憝销亡，茂赏遍及。于时，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也。重离启圣，即授右监门副率，赐物五千段，黄金五百两，以其年七月，除右监门中郎将，封武水县开国公，仍别食实封四百户。”所谓“二凶”，无疑是指李建成、李元吉。“二凶”制造祸端，应当忍痛诛杀。所谓“公贞劲之节，霜霰无改”，就是李孟常对李世民的忠心，始终如一。所以，在奸恶被消灭后，他很快受到赏赐。而且，明确说明这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事。这就是说，李孟常确实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李孟常立即得到优厚的物质奖励，接着，又于七月加官晋爵，显然这是因果关系。根据这种因果关系，又从另一方面说明李孟常必然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孟常碑文》中的唐高宗诏曰：“故右威卫大将军、上柱国、汉东郡开国公李孟常志怀英毅，干略沉果。功参运始，业赞经编。蹑景高骧，培风矫翼。临危弥勇，视险若夷。允膺轩冕之荣，克懋山河之赏。及 传，执戟，忠恪尽于一人，威严被于千里。寄深，任切爪牙。奄从运往，良增悯悼。”显然，这是高宗对李孟常的称赞。所谓“临危弥勇，视险若夷”，自然是指身临危难，更加勇敢；碰到险境，视若平常。当然，这种勇敢善战、不畏艰险的精神，还不能说明他和玄武门之变的关系。但下面的“执戟，忠恪尽于一人”，就耐人寻味了。“执戟”，虽缺二字，但可以理解为临战待命的意思。“忠恪尽于一人”，无疑是指李孟常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决无二心。

　　本来，李孟常是秦王集团的成员，他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多有贡献，为什么又特别提出他“忠恪尽于一人”呢？如果说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只能是他有可能忠恪于另一人。这种可能只能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前夕。

　　李孟常投唐后，追随李世民破薛仁杲，讨刘武周，打败窦建德、王世充，又击徐元朗。这些战功，在其碑文中都是肯定的。至于他参加玄武门之变，虽然在其碑文中也是肯定的，但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所发生的有关要事，其碑文却未曾提及。未曾提及的要事是什么呢？

　　武德九年（626）六月，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的斗争进入了剑拔弩张的阶段。太子集团为了削弱对方的力量，遂以重金贿赂李世民的部将，如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都是李建成诱惑的对象。这些人都没有为李建成的物质贿赂所动摇。尉迟敬德在拒绝李建成的利诱时说：“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久瀹逆地，罪不容诛。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命藩邸，惟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看来，尉迟敬德对李世民是忠心耿耿，决无二心。这就是说，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都拒绝了太子集团的物质贿赂，实际上也是“忠恪尽于一人”。以此类推，李孟常既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也很有可能被太子集团所争取。由于李孟常也像尉迟敬德等人一样，坚决拒绝贿赂，忠于李世民，从而被视为是“忠恪尽于一人”。根据李孟常的全部表现，除此事而外，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使其背离李世民，去效忠他人。由于两《唐书》均无李孟常传，故而未见文献记载。尽管不见文献记载，但高宗的“忠恪尽于一人”，只有针对此事才有实际内容。既然其碑文记载了李孟常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无疑可以肯定，李孟常和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一样，都是经过了物质利诱的考验，通过参加玄武门之变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忠恪尽于一人”的。如果没有太子集团对其进行贿赂使其有投靠他人的可能，对一贯追随李世民的李孟常来说，赞扬他“忠恪尽于一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总而言之，李孟常是经过考验，死心塌地地效忠李世民者，他参加玄武门之变是勿庸置疑的。

　　其他有关问题

　　《李孟常碑文》载：贞观四年（630），李孟常“副右仆射李靖破突厥于碛北，赐奴婢一百口”。这就是说，李孟常曾随李靖大破突厥。据《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630）二月，“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本来，李靖于这年正月大破突厥于定襄（今山西定襄），李世出云中（今山西大同），破突厥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到了二月，李靖、李世联军又大破突厥于碛口（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自此，“斥地自阴山北至漠，露布以闻”《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二月。两者对照起来，说明李靖于贞观四年“破突厥于碛北”是可信的。其碑文所载，李孟常参加了这次战争，正是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其碑文中还载：“廿年，出除使持节、都督黔忠施费巫庄应充辰 矩夷琰蛮柯十五州、州都督等府诸军事、黔州刺史。属昆、二州蛮夷扇动，边亭夕警，荒徼晨严，公授律徂征，随机致讨。三令既申，一举大定，然后示之以敬让，导之以廉耻。人悦中和之颂，吏无私谒之讥，遂使夜郎革面，朝飞重译。以敌善政之绩，赐奴婢二百口。”这一部分内容，各种文献中均不见记载。虽然没有文献记载可以互相对照，但就其内容看，完全符合李孟常的性格及其所作所为。纵观其碑文，李孟常是个智勇兼备的将军。在对薛仁杲、刘武周作战时，他“身先士卒”，非常勇敢；在对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公参玉帐之奇谋，纵之秘略”，总之，他于“武帐之中，尝闻妙算；文之下，屡陈奇策。倏瞬椎锋，纷纭用武。身经百战，气盖万夫。”不难看出，他既能够“临危弥勇，视险若夷”，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又能够密谋于帐中，策划于战前。充分显示了智勇兼备的将军才能。

　　文武兼备的李孟常，在出任黔州刺史，处理“昆、二州蛮夷扇动，边亭夕警，荒徼晨严”时，不是单纯地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在“一举大定”以后，“示之以敬让，导之以廉耻”，取得了社会安定的良好效果。这正是李孟常智勇兼备才能的具体反映。

　　总而言之，《李孟常碑文》记载了不少文献缺载的历史事实。例如，隋朝末年，反隋势力遍地而起。据文献所载，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自发的反隋势力相当普遍，但在今河北西部一带尚无反隋力量的存在。现据其碑文，李孟常在平棘（今河北赵县）组织反隋力量，再结合王君廓从石艾（今山西平定）起兵，又进兵邯郸（今河北邯郸）的活动，说明在今河北西部和山西东部一带也有相当的反隋势力。难怪唐俭在劝李渊从太原起兵时说：“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唐俭是在李渊从太原起兵前说这番话的。以太原为中心，“东收燕、赵”，自然是指收取今山西东部和河北西部一带。如果说这话的意思是指王君廓、李孟常等反隋势力可成为李渊南进的后顾之忧，合情合理。当然，今河北一带还有其他反隋势力，如位于河北中部的窦建德起义军。但唐俭所指，决不是这些强大的反隋力量。因为窦建德面临着北面涿郡（今北京）、南面宇文化及等强大隋军的威胁，无暇西向太原。再者，李渊南进的策略，是避实攻虚，对突厥是贿赂安抚，对李密是“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总之，他是尽量避开强大对手，争取早日进据关中，夺取长安。因此，唐俭、李渊所谓的“东收燕、赵”，只能是指争取王君廓、李孟常等，这些力量不甚强大，而且又可减少后顾之忧，壮大自己的小股起义队伍。由此看来，其碑文所载，李孟常从平棘（今河北赵县）起义反隋，后与王君廓共同降唐，进一步证实唐俭、李渊的从太原起兵计划是非常周密的。

　　其次，李孟常的碑文，进一步证实李孟常确实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至于李孟常对稳定黔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一带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于唐初政权的巩固也颇有积极意义。不言而喻，李孟常的碑文，对研究唐的建国及武德、贞观年间的历史，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更有力地说明了李孟常与唐太宗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