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文集

一篇论音乐的文章

　　在我准备学法律的时候，父亲把我从英吉利叫回来了。有些朋友关心我事业的中辍，催促他再把我送出去。这就使我开始了再度赴英的旅程，这一次是一位亲戚陪伴着我。但是我的命运坚决反抗学法律的号召，因此这一次我连英吉利都没有走到，为着某种原因，我们只得在马德拉斯上岸折回到加尔各答来了。这原因决不像结果那样重要，因为这笑话不是对我的，在这里我就不提了。我进到拉克什米龛前的两次努力，都这样地被拦回来了。但我希望法律之神至少会用赞同的眼光来看我，因为我没有在律师图书馆的证件堆中增加什么负担。

　　父亲那时正在穆索里山上，我诚惶诚恐地跑到他那里去。

　　但是他一点没有生气的样子，反而显得很高兴。他一定在我的归来上面，看到了上天的祝福。

　　在我这次出行的头一天晚上，应了白求恩社的邀请，在医学院礼堂读了一篇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诵读。克・姆・班拿吉牧师做了主席。题目是音乐。把器乐放在一边，我企图阐明声乐。主要的终极目的，是把字句所要表现的更好地发挥出来。我的论文是很短的。我从头到尾一面唱歌一面表演来说明我的主题。我认为闭会之前主席对我的赞美，一财富之神。――译者

　　定是我年轻的声音的动人效果，以及这努力的诚恳和多种多样。但是今天我必须坦白地说，我那天晚上用那样的热诚所发表的意见，是不对的。

　　声乐艺术有它自己特殊的作用和特色。当这艺术偶然被安放在字句上的时候，作为曲调的媒介物的字句，一定不要过于利用这个机会去代替调子。曲调本身的财富是巨大的，它何必要侍候字句呢？倒是在纯粹字句失败了之后，歌曲才开始的。它的力量是寄托在不可言的领域之内，它对我们说出字句所说不出的东西。

　　所以歌曲上的字句负担越轻越好。在印度斯坦的古典体裁里，字句是毫不重要的。让曲调随心所欲地去感动人。当曲调形式得到自由发展的时候，声乐就达到圆满的地步，把我们的意识提高到它自己的奇妙水平。但是在孟加拉，字句总是那样地自己坚持突出，我们本地的歌曲没有能够发展它的完满音乐的能力，只满足于作它的姐姐，诗的艺术的使女。

　　从旧的毗湿奴派诗人到尼都先生的诗，都是从背景上来发挥它的魅力。但是像我们国内，妻子以表示依赖来统治丈夫，我们的音乐也是这样，虽然只履行仆人的职务，最后却管辖了歌曲。

　　当我写歌的时候，常有这种感觉，我对自己哼着写出以下的句子：

　　请低声细语对我说，只对我说。

　　我发现字句本身没有法子进到那调子能把它带进的地方去。曲调把我所再三烦恳着想要知道的秘密告诉了我，这秘密是和林中沼地的碧绿的神秘混合在一起的，是在月夜的寂静的灿白中沉思的，是从地平线外无限蔚蓝的面纱后面外窥的――是一个大地、天空和水的亲切的秘密。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到一支曲的一段：

　　一个异乡人？

　　这一行诗在我心里画下了许多美妙的图画，使它现在仍缠绕在我的心间。有一天我坐下给我自制的曲调作词，我心里充满了这一段曲子，哼着我的调子我写下了歌词：

　　你的家乡是在海的那一边。

　　如果不先有那调子的话，我不知道以下的诗会写成什么样子；但是那调子的魅力，对我显示了那异乡人的仪态万方。

　　我的灵魂说，就是她来了又走了，一个从神秘的海的彼岸到此世界来的使者。我们在露湿的秋晨，在春天芬芳的夜晚，在我们心的最深处，时时瞥见了她――有时我们引颔向天，听她唱歌。像我说过的，歌调使我漂流到这个魅惑世界的异乡人的门前去，因此以下的字句就是献给她的。

　　很久以后在博尔普尔的一条街上，一个行乞的歌手一面走一面唱：

　　这只陌生的鸟，是怎样地飞进笼子，又飞了出去！

　　啊，只要我能捉住它，我就要用爱把它的脚儿锁起！

　　我发现这个歌手所说的是同样的东西。这只陌生的鸟，在笼栅之内，有时向往着无束缚的、不可知的、外界的、微语的消息。心也想把它自己永远紧紧地抱住，但是做不到。除了曲调之外，谁还能告诉我们这只陌生的鸟的来来去去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不愿意发表我的歌词的原因，因为在那里面一定是没有灵魂的。

　　当我从再度赴英的开始又折回家里的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和我嫂嫂正住在昌德纳戈尔的河畔别墅里。我就到那边去和他们住在一起。

　　又是恒河！又是那些说不出的日日夜夜会快乐得发昏，渴望得生愁，和那沿着丛林两岸的浓荫而幽咽的河水，合着节拍。这个充满阳光的孟加拉天空，这个南风，这个流动的河水，这个正当而庄严的慵懒，这个从天边到天边、从绿野到碧空伸展着的广大的悠闲，这些对我都像是食粮对于饥渴一样。在这里感到真正像个家，在这些东西上我体会到母亲的爱抚。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时间带来了许多变换。我们河边的小巢，躺在围抱的绿荫之下的，现在已被许多工厂所替代，毒蛇似的到处昂起嘘嘘的头，喷吐着黑烟。在近代生活的中午炎热之中，连我们精神上午睡的时间，都缩短到最低限度，多头的烦躁侵犯着生活的每一部门，这也许使生活更好，而我呢，是不把它认为是好的人中之一。

　　我在河边的这些美好日子，就像是圣泉上许多供献的莲花，一朵一朵流了下去。有几个雨天的下午，我在真正的狂乱中度过。我用自制的曲调唱着古毗湿奴派的诗，用风琴来自己伴奏。有的下午我们就划着小船。我唱着歌，乔提任德拉哥哥用提琴伴奏。从“普拉维”起，我们和西下的夕阳一起，更换着我们的乐章，我们看到，当我们唱到“贝哈加”的时候，西方的天空，把黄金玩具工厂的大门关上，月亮从东方的林梢升起了。

　　然后我们划回到别墅的河畔石阶边，坐在临河凉台的铺起的褥子上。这时候一片银色的宁静笼盖在水天之上，河上几乎没有一只船，河岸的树梢变成一层深影，月光在溶溶的河流上闪烁。

　　我们住的别墅叫做“莫兰花园”，一磴石阶从水边引上长长宽宽的凉台，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这房子的结构并不整齐，也不在一个平面上。有的屋子要通过几层楼梯才走得上印度古典乐章往往随着季节或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而变换，“普拉维”是薄暮的乐章，“贝哈加”是迟暮的乐章。――译者去。那间俯临着河边石磴的客厅，镶有彩色图画的玻璃窗。

　　有一幅图画是一架秋千，从半隐在密叶里的枝头垂将下来，在凉亭的方格的光与影之间，有两个人在打秋千；有一道宽阔的台阶，引到一个城堡式的宫殿里，穿着节日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这台阶上面上来下去。当阳光射在窗上的时候，这几幅图画就光彩夺目，似乎以休暇的音乐来充满河畔的气氛。

　　一种古远的、久被忘却的欢宴，似乎在光明的无言的字句中自己表现了出来，这一对玩秋千的人的恋爱中的喜悦，使得河岸的林野和他们永存的故事一同活了起来。

　　这房子最高的屋子，是一个四面开窗的圆亭。我就用它作为写诗的屋子。从这里只能看到周围的树梢和辽阔的天空。

　　我那时正忙着写《晚歌集》，关于这间屋子，我写过：

　　诗啊，我替你盖了我的房子！

　　这时，文学评论家们给我的批语，是一个韵律破碎说话口吃的诗人。我的作品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模糊隐晦的。虽然那时候我对这些话不大理会，但是这批评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的诗的确缺少字眼的真实的脊骨。在我早期的幽闭之中，我从哪里去取得必要的材料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拒绝承认。在责备我模糊的后面，有一种暗含的针刺，说这些诗为着效果的原故而装腔作势。有好眼光的幸运者很容易嘲笑戴眼镜的青年，仿佛他戴眼镜是为装饰。对这可怜的东西的毛病，有点反映是许可的，如果攻击这青年说他假装看不见，那就太不好了。

　　光雾不在宇宙之外――它在创世上只代表一个阶段；把所有不够明确的诗都舍弃在外，不会把我们带到文学的真实上去。如果人性的任何方面得到了真实的表现，它就是值得保留的――只在它是不真实地表现的时候，才可以把它丢在一边。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时期，他的情感里有着表达不出的痛苦的模糊的想望。努力表现这种情感的诗，不能算是没有根据的――说到最坏的地步，它可能是没有价值的；但也不一定就是如此。罪恶不在表现出来的东西上，而在表现不出的失败上。

　　人是有二重性的。在思想、感情、事件的流水后面的内在的人，我们知道认识得很少；即或是这样，作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事实，这个内在的人也不能被丢弃掉。当外界生活不能和内里的互相调和的时候，里面的居住者就要受到伤害，他的痛苦是用一种难以命名、无法描写的形式，显现在外面意识上，这痛苦的呼声是更像无声的哭泣，而不像那些有准确意义的字句。

　　在《晚歌集》中寻求表现的忧愁与痛苦，在我存在的深处生根。就像一个人的昏睡中的意识，和梦魇搏斗想要挣扎醒来一样，那个沉陷的内在的我也是这样地挣扎着，要从它的错综复杂中解脱到空旷处来。这些歌就是那斗争的历史。诗和一切创造品一样，有个力量的对立。如果分歧太大了，或是统一太密了，我觉得就没有诗了。当不调和的痛苦，努力求得调和而表达着它的决心的时候，诗就像吹过笛子一样，奔放而成为音乐。

　　当《晚歌集》诞生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鼓乐的祝贺，但它们也不缺少爱慕者。我在别的文章上提到过这个故事，就是在拉米施・昌德拉・杜特先生长女的婚礼会上，班吉姆先生站在门边，主人照例地以花环来欢迎她。当我走上去的时候，班吉姆先生热情地把花环套在我的颈上，说：“这个花环送给他吧，拉米施；你没读过他的《晚歌集》吗？”当杜特先生说他还没看过的时候，班吉姆先生所表现的关于其中几首的意见的神气，充分地奖励了我。

　　《晚歌集》替我求得一位朋友，他的赞赏像太阳的光辉刺激并引导了我的初茁的努力的新芽。这位朋友是普莱雅那德・辛先生。在这以前，《破碎的心》使他对我完全失望。我用《晚歌集》把他夺了回来。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文学七海中熟练的舵手。几乎在一切语言上，印度的或是外国的文学的大小路线，他都是常常走过的。同他谈话就会得到思想世界中最偏僻处的景物的一瞥。这对于我是有最大的价值的。

　　他能以最充足的信心来说出他的文学观点，因为他不依靠他的无助的嗜好来影响他的好恶。他的这种权威性的批评对我的帮助是说不尽的。我对他念出我所写的一切的诗，若没有他的识别欣赏的及时甘雨，那么我很难说我的早期耕耘能否得到那样的收获。

　　印度童话和民间故事都说，世上有七个海和十三条江。――译者我在河畔的时候也写了一些散文，没有什么固定的题目和计划，只是在一种童子扑蝶的心情下写的。当心里的春天来了，五色的倏忽的幻想产生了，在心里乱飞，这在平常是不注意的。在我悠闲的那些日子，也许是一时高兴，要把来到我心里的幻想收聚起来。或是它是解放的我的另一方面，就是挺起胸来决定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写什么并不是我的目的，只要写的人是我，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满足了。以后我在《杂题》的书名下把这些散文发表了，但是它们和初版一同夭折，在再版中没有得到新的生命。

　　在这时候，我记得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叫做《少夫人市场》。

　　我们在河畔住了些日子以后，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住进加尔各答的苏达街靠近博物馆的一所房子里。我还是和他住在一起。当我在这房子里把小说和《晚歌集》写下去的时候，一个重大的革命在我心里发生。

　　一天，在很晚的下午，我在我们的乔拉桑科房子的屋顶凉台上散步。晚霞的余光和苍白的黄昏合在一起，那景色仿佛使来临的夜晚，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奇妙的魅力。连毗连的墙壁都美丽地放光。在这个日常世界中揭开了平凡的盖子，我想，是不是暮色中有什么魔术使它这样呢？决不是的！

　　我立刻能够看出这是夜晚的效果照到我的心上，它的光影把“我”湮没了。当“我”在白日的强光中奔腾的时候，我所知所觉都和它混在一起，被它藏过了。现在这个“我”被放在背景里去，我就能看到世界的真实的一方面。这一方面是不平凡的，它充满着美和欢乐。

　　从这次经验以后，我屡次试验故意地压抑我的“我”，仅以参观者的身份去观看世界的效果，我的努力总会得到一种特别愉快的报酬。我记得我也试着向一位亲戚解释怎样去看世界的真面目，以及在这幻象之后的，我们自己的感觉上的负担怎样地随之减轻；但是，我相信我的解释没有成功。

　　以后我又得到一次彻悟，这彻悟在我的一生中持续着。

　　从我们苏达街的房子里，能看到这一条街的尽头和对面自由学校校园里的树。有一天早晨我偶然站在凉台上往那边看。太阳正从这些树上的密叶上升起。在我不停的凝望中，忽然间似乎有一层帘子从我眼上落下去了，我发现这个世界浴在奇妙的光辉中，美和欢乐的浪潮，在四围涌溢着。这光辉立刻穿透积压在我心上的重重叠叠的愁闷和萧索，以宇宙的光明注满了我的心。

　　我在这一天写的那首《瀑布的觉醒》，汹涌奔流像一股真正的瀑布。这首诗写完了，但是帘幕并没有在宇宙的快乐方落了下去，而且此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对我是平凡无味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有一件事情发生得大为使人惊奇。

　　有一个怪人时常跑到我这里来，他有问种种愚蠢问题的习惯。有一天他问我说：“先生，你亲眼看见过神吗？”在我承认说我没有看过的时候，他却断然地说他看见过。我问他：

　　“你看见什么了？”他回答说：“他在我眼前翻滚颤动着。”

　　很容易想象到我们平日是不高兴同这样的人拉在一起作玄妙的讨论。而且我那时正在专心致志地写作。但是因为他是没有心眼的人，我不愿伤他的敏感的心，因此我就尽量容忍他。

　　这一次，当他在一个下午来看我的时候，我由衷地高兴见到他，热诚地欢迎他。他的怪癖和笨傻的外衣似乎脱落下来了。我这样欢喜招呼的人是那个真正的人。我觉得他并不比我低下，而且我们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一点没有厌烦，也不感到浪费我的光阴，我心中充满了高兴，感到揭掉一层不真实的薄纸，这层薄纸曾经使我受着不必须和无来由的不快与痛苦。

　　当我站在凉台上的时候，每一个走过的行人，不管是谁，他的步法、身材和容貌对于我都显得格外的奇妙――他们是宇宙海上的波浪，从我面前流过。从孩提时期起我只用眼睛观看，现在我开始用我所有的意识来观看。我不能把两个微笑的青年，一个手臂搂住另一个的肩膀，从从容容地走了下去的景象，当作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因为通过这个我能够看到快乐的永远的青春的最深处，从那里，无数欢笑的水花跳溅到全世界上去。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四肢和容貌总是伴随着人的最小的行动而活动；现在在四周随时可以看到的这活动的多种多样，简直使我入迷。但是我不把它们分开来看，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人类世界上，在每人的家里，在他们五花八门的想望和活动之中，同时在进行着的、可惊的美丽的更伟大的舞蹈的一部分。

　　朋友们一起欢笑，母亲爱抚她的婴儿，一只牛挨到另一只牛的身边，舐着它的身子，这些情景后面的无边广大，以一种几乎带有痛苦味道的感激，来到我的心里。

　　在这时期我写过：

　　让世上的群众奔涌进来，彼此问好――

　　这不是诗的夸张手法。其实我还没有力量表达出我所感到的一切。

　　我在这种忘我的幸福时期度过了些日子，以后我哥哥想到大吉岭去。我想，这更好了。在广阔的喜马拉雅山巅，我可以把在苏达街所见到的东西看得更深入；无论如何我要看喜马拉雅山怎样地、向我的新的幻视才能作出自我的表现。

　　但是苏达街的小房胜利了。上山以后我四围环顾，立刻感到我已经丧失了我的新的幻象。我的罪恶一定是我想象我可以从外面得到更多的真理。无论这座山中之王是怎样地耸入天空，在它的礼物中没有可以赠予我的东西；同时那位赠予者，能够在最狭窄的小巷里，一瞬之间，赐予了一个永在的宇宙的幻象。

　　就在枞树林中漫步，我坐在瀑布旁边，在泉水中洗澡，我通过无云的天空凝望金钦俊加峰的壮丽，但是我本想在这里可能看到的东西，我竟没有看到。我逐渐地认识了它，但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之一。――译者是再也看不到它了。我正在欣赏珍宝的时候，盖子忽然关上了，使我只能瞪视着这个关着的匣子。但是，为着这手艺的精工，我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空匣。

　　我的《晨歌集》写到终结，它的最后的回声和我在大吉岭写的《回声》一同消逝。这显然是一件费解的事情，因此有两个朋友下了赌注来揣测其中的真意。我唯一的安慰是，当他们来求我解答的时候，我也一样地不能解释那个谜，他们任何一方都没有输钱。可惜呵！我写像《莲花》和《湖》那种极其朴素明白的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们写诗是为了解释任何事物吗？在心里感到了一点东西，就想在外面找到一种诗的形式。因此在听完一首诗以后，任何人说他没有听懂，我就感到很狼狈。如果有人嗅了一朵花说他不懂，给他的回答是：这里面没有可懂的东西，它只是一种香气。如果他坚持说：这个我知道，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那时候我们只能换一个题目，或者说得更玄妙一些，说香气就是宇宙的欢乐在花里显现的形状。

　　最为难的是字眼都有意义。因此诗人必须把字眼在韵律和诗句中弯来扭去，使得意义可以稍为控制得住，而且容许情感有机会来表达自己。

　　情感的发声不是一个基本真理的声明，也不是一件科学的事实，也不是一段有用的道德的教训。像一滴眼泪或是一个微笑，一首诗只是内在物件的一幅照像。如果科学和哲学可以从诗里得到什么，它们就请随便去得，但诗并不为此而存在。如果在搭船过渡的时候你捉到一条鱼，你是很幸运的，但是这并不能使渡船变成渔舟。你也不能责怪艄公，如果他不以捕鱼为业。

　　《回声》是很久以前写的，因此逃过了人们的注意，现在也没有人来叫我算它的意义的细帐。但是，不管它的别的优点或缺点是什么，我能对读者断言说我并没有想提出一个谜，或者狡狯地传达一个任何渊博的教训。事实是，一种愿望在我心中产生了，找不出任何别的名字，我就把我所想望的东西叫做“回声”。

　　当在宇宙诗歌深处的泉水向外涌流的时候，它们的回声就从我们的爱者的脸上，和我们四周其他美丽的事物上反映到我们的心里。我认为它一定是我们所爱的回声，而不是它偶然反映的东西；因为今天我们不屑一看的，明天却成了要求我们全部的热爱的东西。

　　我只从外界的幻象来看世界，看得这么久了，因此我不能看到喜悦的普遍的方面。当忽然间从我存在的深处，一道光明找到了出路，放射了出来，它替我把整个宇宙照亮了。那时候宇宙再也不像一堆事物，而变成一个整体呈现在我的眼前。这经验仿佛告诉我说，从宇宙心中涌出的歌调的流动，铺展在时间与空间之上，像喜悦的波涛一样回响到泉源上去。

　　艺术家从充溢的心中送出歌声去，这真是一种快乐。当这歌声又飘送回来使他成为一个听者的时候，这快乐又增加了一倍。如果，当大诗人的作品也这样地像喜悦的潮水一样回到他那里，我们让它流过我们的意识，我们立刻不可言说地领会到这潮水流向的终点。在我们感着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往前流；而我们的“我”也从他们的停泊处所移动了，欣然地流下快乐之泉到它的无限的目标上去。这就是在我们看到“美”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激起的渴望的意义。

　　从无限流向有限的泉水――就是“真”，就是“善”；它是有法则的，有固定的形式的。它的回到无限的回声是“美”与“喜悦”，是难以捕捉的，因此会使我们心醉神迷。这就是我用一个比喻或一首诗在《回声》中的尝试，结果说不清楚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那时的企图本身就不清楚。

　　让我在这里抄下我在稍大一点的时候，所写的关于《晨歌集》的信中的一段。

　　是一种属于特殊时期的心理状态。当心灵开始觉醒，它伸开双臂想抱着整个世界，像一个长牙的婴儿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为着他的嘴而存在的。渐渐地他了解什么东西是他真正想望的，什么东西是他所不想望的。那时候，他的光雾般的发射物就收缩了起来，得到了热力，也发出热力。

　　从想要全世界开始，就是一无所得。当欲望集中起来，以一个人的所有能力专注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那时才看得见无限之门。《晨歌集》是我心中的“我”第一次发射出来，它们当然缺乏这种集中的任何表征。

　　但是这个第一次涌流的弥漫一切的喜悦，有引领我们去认识这“特殊”的效果。湖水在满溢的时候就寻求一条江河作为出口。在这一点上，那个永久的后来的爱，是比第一个爱要狭窄一些。在它活动的方向上是更明确一些，想从它的各部分来实现全面，这样推动着走向无限。它最终达到的再也不是从前的、心灵的自己内里快乐的不断扩大，而是在它本身之外的、无限的真实中的融化，因此得到了它本身渴望的全部真理。

　　在穆海达先生的版本里，《晨歌集》是放在《出现》的题目下的组诗里发表的。因为在那里面可以找出我从《心的荒野》走到空旷的世界的第一个消息。从那时起这颗朝拜的心，一点一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在种种心情和状态之下，和世界相识。最后在掠过所有无数永远变幻的无常的渡口台阶，它将要达到无限――不是不确定的可能的含糊，而是真理的圆满的完成。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享受到和“自然”独对的亲密的神交。园里的每一棵枣柳树，从我看来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师范学校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我们屋顶凉台的天边，蓝灰色的载满雨点的浓云堆积起来，最深的喜悦立刻就充满了我的心。每天早晨一睁开眼，欢乐的新醒的世界，总像是我的游伴似的来找我和它一同出去；极其热诚的中午的天空，在漫长寂静的午憩时间的看守下，常常怂恿我从工作中逃开，跑到它的仙窟的幽静中去；夜的黑暗常把通向它的幻影道路之门打开，把我带过七海十三江，经过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经历，一直进到它的奇境里去。

　　然后有一天，我的饥渴的心灵，在青春的黎明中开始叫着要求食粮的时候，一道栅栏在这出戏的内面和外面竖立起了。我的整个人在我痛苦的心的周围，不住地旋绕着，在自己里面造成一个漩涡，它的意识禁闭在这漩涡里。

　　内界和外界的失调，起源于心灵在饥饿之下的过度的要求，和把我固有的神交的权利禁制了的结果，我在《晚歌集》中哀叹出来了。在《晨歌集》中，我庆祝了栅栏上的一扇门的忽然开启，我不知道是受了什么震动，通过这扇门我又见到了那个久违的人，这人本是旧识，只因被生生地拆开，现在我对他的认识显得更深刻更圆满了。

　　这样，我生命中的第一本书，就以合了又分，分了再合的几章为终结。或者说，到了终结这句话是不真实的，同样的题目还要在更坏的麻烦的更精细的解决中继续下去，而得到更大的结论。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不过是写完生命的一本书，这本书在它不同阶段的历程中，在不断加长的辐射线上变成螺旋形的。所以，猛一看每一个断片似乎都不相同，其实它们是又转回到同一的起头的中心里去。

　　在《晚歌集》时期写的散文，在提过的《杂题》书名之下发表了。和《晨歌集》同时写的散文，是在《讨论》的书名下发表的。这两本散文特点的区别，可以为我那时心中变换的性质作一个很好的索引。

　　就在这时候，我哥哥乔提任德拉想把一切有名的文人拉在一起，成立一个文学院，来编纂孟加拉语言的有权威性的技术名词，促进语言的生长也是它的目的――这样，和近代的文学院所做的工作就只有很少的差别了。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博士热诚地接受了关于这个学院的意见，他还做了这个历史短暂的学院的院长。当我去请微德雅萨迦先生来参加的时候，他听我解释了这学院的目的，和准备邀请的名单以后，说：“我对你的劝告是，不要把我们放进去――你们和这些大头在一起什么事也做不成；他们永远不会彼此同意的。”他就以这理由来拒绝加入。班吉姆先生作了会员，但是我不能说他对这工作有多大的兴趣。

　　简单地说，这学院存在一天，拉真德拉尔・密特拉独力担当了一切。他从地理名词开始，稿单是拉真德拉尔博士自己编出来的，又印出在会员中传阅征求意见。我们也想把每一个外国国名，按照它的发音，把它翻成孟加拉文。

　　微德雅萨迦先生的预言应验了。叫大头们去办事是做不到的。这学院在萌芽以后不久就枯萎了。但是拉真德拉尔・密特拉是一个全面的专家，他本人就是一个学院。因为有了亲炙他的权利，我在这件事上的劳动得到了过份的报酬。我会见过许多当代的孟加拉文人，但是没有人留下过像他这样光辉的印象。

　　我常到他的玛尼克塔拉街监狱法庭的办公室去看他。我总是早晨去，看见他正忙着研究，因为青年人没有顾虑，我总是毫不犹疑地去打搅他。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此而稍为生气。他一看见我就立刻把工作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谈话。

　　大家都知道他有点重听，因此他很少有让我发问的机会。他总提出一些广泛的题目滔滔不绝地谈着，就是这种谈话的魅力把我引到他那里去。跟任何人谈话也得不到这样丰富的、在许多不同的题目上可供参考的意见。我总是入迷地听着。

　　我记得他是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每一本送来审查的书他都读过，用铅笔作了注解。有的时候他就挑出一本书来，作为特别的讨论孟加拉语言结构，或是普通讨论语言的文件，这对我有最大的好处。很少的题目是他所没有研究过的，他所研究过的题目，他都能清楚地说明。

　　如果我们没有依靠那些我们想找的其他的学院会员，而把一切工作都交给拉真德拉尔博士的话，现在的文学院一定会发现，它现在所忙着的一切工作，还不如他一个人所做的那么多。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博士不但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还有一个鲜明的性格，从他焕发的容光里透露了出来。在公共生活上他是充满了火力，他也能和蔼地和缓下来对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谈着最艰深的题目，而没有一点傲慢的口气。我甚至于充分利用他的谦逊，从他那里为《婆罗蒂》拿到一篇稿子《阎王的狗》。对于别位和他同时的大人物，我就不敢冒昧去祈求，就是我去了，我也得不到和他一样的反应。

　　但是当他在出征的路上，他的市政公会或是大学评议会上的敌人，是怕他怕得要命的。在那些日子，克利斯图・达斯・帕尔是圆滑的政治家，而拉真德拉尔・密特拉是勇敢的战士。

　　为亚洲学会的书刊和研究的目的，他必须雇用一些梵文先生来替他做一些机械的工作。我记得这件事给那些妒忌他的人和小心眼的诽谤者一个机会，说这些工作都是梵文先生做的，而拉真德拉尔欺诈地窃取了一切荣誉。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常发现这些工具将成就的一大部分攫为己有，而把使用工具的人，看做一个只当装饰品的傀儡。如果一管可怜的笔是有心的话，它一定会悲叹不平，因为它弄得一身墨污，而作者得到了一切光荣！

　　奇怪的是，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直到死后也没有得到他的国人的常识。理由之一，也许是因为全国都在追悼死在他后面不久的微德雅萨迦，没有心思再去注意其他逝者。还有一个理由是，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孟加拉文学的范围之外，他没能进入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苏达街的集会，以后就自动地迁到西海岸的卡尔瓦尔去。卡尔瓦尔是卡纳拉区的首府，在孟买省的南部。它是梵文文学里的马来亚山的地域，产小豆蔻蔓和檀香树。我的二哥那时候在那里做法官。

　　这个群山环绕的小海港，偏僻到没有一点海口的意味。它的新月形的海岸对无边的大海伸开双臂，像一个渴望者的形象，竭力想把无限拥抱起来。这片广大的沙岸，边上镶着一线木麻黄树林的花边，沙岸的一端被卡拉纳迪河所冲断，这条河经过两旁排列的重山的峡谷，从这里流入大海。

　　我记得，在一个月夜，我们在一只小船内溯河而上。我们在希瓦吉的一处古山堡下停住，上了岸，走进一个农家的打扫得极其清洁的院子里。月光闪烁在外面的围墙顶上，我希瓦吉（１６３０―１６８０），马拉塔联邦的盟主，曾统治印度西海岸全部马拉塔地带。――译者

　　们坐在那里把带来的东西吃光了。回来的时候，我们让小舟顺流而下。夜色笼罩着凝立的群山和树林，在这条小卡拉纳迪河静静的流水上，洒满了月光的魅力。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河口，因此，我们不从海上回去，下得船来从沙岸上步行回家。这时夜已深了，海不扬波，连那木麻黄树的永远哀愁的微语也静下去了。树影不动地挂在广漠的沙岸边上，地平线上一圈灰蓝的山在天空下恬静地睡着。

　　穿过这无边灿白的深沉的寂静，我们几个人一语不发地和自己的影子一同走着。我们到家的时候，我的睡眠消失在更深的境界之中。我在这夜写的那首诗，就是和那遥远的海岸的夜晚纠结在一起的。若是把和它缠绕在一起的记忆分开，我不知道它将如何感染读者。这一疑问使我没有将它收在莫希塔先生出版的我的诗集里。我相信，它在我的回忆录里出现，不会被认为是不妥的。

　　让大地放开我，让它从它的尘土的障碍中将我释放。

　　哦星星，请你们远远地看着我，虽然你们陶醉在月光中，

　　让地平线在我四围张着翅膀，静静的。

　　不要有歌声、语声、音响、触摸；不要睡眠，也不要苏醒，

　　以下由冯金辛补译。

　　让大地放开我，让它从它的尘土的障碍中将我释放。

　　只有月光，出神似的，照着天空，照着我。

　　世界，我觉得，像一只载着无数香客的船，消失在遥远的蓝天里。

　　它的水手的歌声在空中越来越弱，这时，我自己逐渐缩小，小到一个圆点，沉到无尽的夜的怀里。

　　有必要在这儿说明，仅仅因为在感情满溢时写了点什么，它不一定非好不可。毋宁说，那时吐露的是充沛的感情。作家完全摆脱自己所表达的感情是不可能的，同样，诗人与自己表达的感情过分密切，也不可能产生最真实的诗。回忆是能最好地涂抹出真实的诗歌色彩的画笔。亲近对感情有过分强迫的味道，而想象除非能摆脱它的影响，不可能有充分的自由。不仅诗是这样，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艺术家的心灵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超脱，我们必须容许人的内心的“创造者”能完全自我控制。如果题材压倒了创造，结果无非是事件的复制，不是艺术家的心灵对它的反映。

　　我在卡尔瓦尔写了《自然的报复》，这是一出歌剧。主角是一个修道士，他力争以割断一切欲与爱的桎梏而战胜“本性”，从而达到真正的深彻的自知。但一个小姑娘把他同无限的交往中召回尘世，让他落入人类爱的枷锁。修道士回来后认识到伟大存在于渺小之中，无限在有形的界限内，而灵魂的永久自由则寓于爱之中。只是在爱之光中，一切有限才溶入无限。

　　卡尔瓦尔的海滩无疑是能使我们了解自然美并非幻想的海市蜃楼而是反映无限之欢乐的合适场所，因而能引我们入迷。在宇宙于它的定律的魅力中表示自己的地方，我们若对它的无限有所忽略，那是并不奇怪的；但人的心在最不足道的事物的美中同广大无垠直接接触的处所，难道还有争论的余地？

　　本性通过心之路把修道士引到在有限上加冕的无限面前。在《自然的报复》中，一边是满足于自制的平庸事物此外一无所知的游子和村民，另一边是忙于丢弃一切和自己到他在想象中虚构的无限里去的修道士。当爱在这两者中间架起一座飞桥时，隐士与家长相遇，有限的表面上的平庸与无限的看似空虚同时消失了。

　　除了形式稍稍不同外，这是我自身经历的故事，也是迷人的光的故事，这光射进我遁世隐退的深穴，使我更圆满地重与本性一体。《自然的报复》可以看作我以后的全部文学作品的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我所有作品都详述的一个主题――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

　　从卡尔瓦尔回来时，我在船上为《自然的报复》写了几首歌。我坐在船面上唱着写着第一首歌时，心里充满了极大的喜悦：

　　大妈，把你的宝宝交给我们吧，

　　我们要带他到牧场上去。

　　太阳升起了，花蕾开放了，牧童们前往牧场；他们不会有阳光、鲜花，他们在牧场上的游戏也将索然无味。在这一切之中，他们要他们的克里希纳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要看见大神细心打扮的可爱的形象；他们这样一早出来，就是为了要在森林、田野、山峦、溪谷中，和他一起快乐地游戏，而不是远远地景仰他，也不是要看他庄严的法相。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少。一件朴素的黄衫，一个野花扎成的花环，就是他们所要的全部装饰。因为欢乐全部统治的地方，拼命地，或在铺张的仪式下寻求它，都意味着失去它。

　　我从卡尔瓦尔回来不久，就结婚了。那时我二十二岁。

　　《画与歌》是一本诗集的名字，其中大部分的诗都是这段时期写的。

　　那时我们住在下环路一栋有花园的房子里。南连一个大布斯蒂。我常坐在窗子附近观望这个人口稠密的居留地。我喜欢看他们如何工作、游戏、休息以及他们种种尴尬的情况。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一篇生动的故事。

　　仆人、工匠等的居住区。区内简陋的小屋鳞次栉比，有小径通马路。――译者指印度教大神毗湿奴化身的克里希纳。――译者那时我具有一种丰富的视觉想象力。我把一幅幅单独的画面用我想象的光辉和心灵的欢乐团团围起来；而且，每一幅画也被它本身的哀婉动人涂上各种色彩。像这样单独地区分开每幅画，其乐趣同把它画出来一样，两者都是渴望的产物，渴望用心灵视双目之所见，用眼睛看心灵之所想。

　　如果我是个用画笔的画家，无疑我会努力把我的心灵十分活跃的那个时期的幻象和创造永远记录下来。但画笔不是我能使唤的工具。我有的只是字句和韵律，而且我也没有学会用它们写出力作，颜料常越出界限。可是，就像第一次用画箱的年轻人那样，我整天用我新生青春的色彩缤纷的幻想来涂抹。如果现在用我二十二岁时的眼光来看这些画，即使画面粗糙，色调模糊，仍能看出它们的一些特色。

　　我说过，开始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在我写完《晨歌》时结束。同样的主题这时用不同的表现形式继续着。我深信，这本书开始的许多页是没有价值的。在安排新的开端的进程中，像多余的序言似的，许多东西得好好考虑。如果它们是树叶的话，它们就会及时地飘落。不幸的是，书页不再需要的时候，却仍然牢牢地粘在一起。这些诗的特征是，即使对细小的事物也密切注意。《画与歌》抓住一切机会表现它们的重要性，用来自内心的感情描绘它们。

　　或者，更确切地说，还不是这样，当心弦与天地万物协调的时候，宇宙的歌声时时刻刻都能唤起它的共振。正因为这乐声发自内心，因此，在作家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细小不足道的了。我眼睛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在我的心里找到响应。正如孩子一样，他们能够玩沙子，玩石头，玩贝壳，或玩他们能到手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心里有游戏的精神），当我们心里充满青春的歌声时候，我们也能知道宇宙这架竖琴把它各种音调的琴弦伸向四面八方。近在咫尺的事物能像别的东西那样为我们伴奏，没有必要往远处去寻觅。

　　在《画与歌》和《升号与降号》之间，突然有一种叫《少年儿童》的儿童杂志出版，它的活动时期不长，像一年生植物。我二嫂觉得孩子们需要一本有插图的杂志。她的意思是，家里的年轻人要替它写稿，但她觉得这还不够，就亲自当它的编辑，请我帮忙，多多写稿。

　　《少年儿童》出版一两期后，我去德奥古尔拜望拉杰纳伦先生。回来时火车很挤，我只能找到一张上面的灯没有罩子的卧铺，因此我不能入眠。我想我正好乘机为《少年儿童》想一个故事。不管我怎么努力想抓住它，它还是躲开我，倒是睡眠前来救了我。我在梦里看见一座庙宇的石头台阶上沾满了牺牲的鲜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父亲站在那里，女孩用怜悯的声音问父亲：“爸爸，这是什么，为什么到处是血？”

　　心里已经感动的父亲，故意装出粗暴的样子使她不再询问。我醒来时觉得我已得到我的故事。我有许多这样得自梦境的故事和作品。我把这段梦的插曲放进蒂佩拉国王戈宾达・马尼克耶的编年史中，用它写成一篇短篇小说《贤哲王》，在《少年儿童》上连载。

　　那些日子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尤其是没有什么事急于通过我的生活或作品表达。在人生的道路上我还没有加入旅行者的一伙，仅是从我的路边窗子里观望的一个看客。我看见很多人为自己的事务匆匆奔走。春季、秋季、雨季不时地自动进来同我相处一阵。

　　但我并不仅仅同季节打交道。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他们像船儿似的漂离停泊的地方，有时就漂到了我的小屋子里来。其中有些人想利用我的缺乏经验想出种种特别的方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他们为了使我上当是无须这样煞费苦心的。那时我涉世未深，自己的需要又很少，而且我还没有这点聪明能辨别信仰的好坏。我常想，我把学费资助了这样一些大学生，他们的学费像他们没有读过的书那样多。

　　有一次，一个长头发的青年送来一封他虚构的姐姐给我的信，信里她请我保护她这个受继母虐待的兄弟，继母像她本人一样也是虚构的。这个兄弟实有其人，显然这就够了。但对我来说，那位姐姐的信就像找一个神枪手去打一只不会飞的鸟那样没有必要。

　　另一个年轻人来对我说，他一直为能成为文学士而读书，但他现在脑子有病，不能去参加考试了。我为他忧虑，但我对医学或任何科学都一无所知，我不知怎么替他出主意。但他接着说，他在梦里看见我的妻子在前世是他的母亲，若是他能喝点我妻子的脚碰过的水，他就能痊愈。“也许你不信这类事吧，”他最后笑笑说。我说，我信不信没有关系，只要他认为他能痊愈就可以随意喝。说完我给他一小瓶说是由我的妻子的脚碰过的水。他说他觉得好多了。由于进化的自然规律，他从水发展到了固体食物。后来他在我屋子的一隅住下，开始和他的友人举行烟会，最后我不得不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逃走。他无疑逐渐证明，他的脑子可能有病，却肯定并不衰弱。

　　在我仍在相信前生的孩子时，这次事件之后还经历了很多考验。我的名声一定已传扬开去，因为我以后收到一封“女儿”的来信，可是这一次我客气地但却坚定地煞车了。

　　整个这段时期，我和斯里什・昌德拉・马祖姆达先生的友谊迅速成熟。每夜他和普里亚先生总到我的小屋子里来，我们讨论文学和音乐直到深夜。有时一整天就这样度过。事实是，我自己还没有塑造、培养成坚定明确的个性，因此我的生命像一片秋天的云彩那样轻舒地飘逝。

　　这时我开始认识班吉姆先生。我第一次看见他已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加尔各答大学的老同学举行年会，昌德拉纳特先生是年会的主要人物。也许他抱着一种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能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不管怎样，他要我在年会上朗读一首诗。昌德拉纳特先生当时还很年轻。我记得他把一首尚武的德语诗译成英语准备在那天亲自朗诵给我们听。战士诗人对他亲密的佩剑的歌颂有时可能是他心爱的一首诗，这能使读者相信，甚至连昌德拉纳特先生也有过年轻的时候；而且，那些时候的确是不寻常的。

　　我在大学生年会拥挤的人群中徘徊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在任何人群中都会被人注意的与众不同的人物，立刻感到惊讶。他魁伟白皙的容貌发出一种很惊人的光辉，我不禁急于想知道他――他是那天唯一的一个我想知道姓名的人。当我知道他就是班吉姆先生时，我更惊讶了。我觉得他的外貌和他的作品一样地卓越不凡，真是非常奇怪的巧合。他的尖尖的鹰钩鼻，他的紧闭的嘴唇，他的锐利的目光，都表示他有无限的力量。他高出于拥挤的人群，两手交叉在胸前，旁若无人地走动的样子――更使我对他感到惊异。他不仅像一个智力的巨人，他的额上还有真正王子的印记。

　　这次会上出现的一件小事一直深印在我的心里。一位潘笛特在一间屋子里朗诵他自己用梵文写的诗，并用孟加拉文向听众解释。有一个典故不十分粗鲁，却有点庸俗。当这位潘笛特对它进行解释的时候，班吉姆先生双手捂着脸，匆匆离开屋子。我正站在门边，至今我仍能看见他蜷缩着身子退走的样子。

　　这次会议后我常想见到他，但总没有机会。终于有一天，他那时在豪拉当代理法官，我斗胆去拜望他。我们会面了，我尽力谈话得体。但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不知为何总觉得很羞愧，仿佛我这种未被邀请不经介绍贸然前去看他，像个不懂礼貌的唐突的年轻人。

　　后来我大了几岁的时候，获得了当代最年轻的作家的身分；但根据我的成就我将处在什么地位，当时尚并未确定。我所得到的声望是掺杂许多问题的，甚至有不少姑息宽容的成分。孟加拉当时时兴给每个文人一个与西方某作家相类似的地位。于是，这个是孟加拉的拜论，那个是爱默生等等。有人称我为孟加拉的雪莱。这是对雪莱的侮辱，反而很可能使我成为笑柄。

　　我的公认的绰号是大舌头诗人。我的成就很小，生活知识贫乏，在我的诗歌和散文中，感情超过了内容。因此诗文中没有什么可使人们大胆颂扬的东西。我的服装和举止都同样反常。我蓄着长发，可能一味追求像个标准的诗人。总之，我行动古怪，不能像普通人似的适应日常生活。

　　这时阿克谢・萨卡先生已开始出版《新生》月刊，我有时向它投稿。班吉姆先生刚停办他编辑的《孟加拉大观》，正忙于宗教性的讨论，为此他开始出版《传道士》月刊。我也给它写过一两首歌曲和一篇热情称道毗湿奴派抒情诗的论文。

　　我现在开始经常见到班吉姆先生了。他那时住在巴巴尼・杜德住的那条街上。不错，我常去看他，但我们谈话不多。

　　那时我还是倾听而不是说话的年龄。我热烈希望我们能进行一次讨论。但我缺乏自信的感觉压倒了我想谈话的动力。有几次桑吉布先生在那里，他斜倚在靠枕上。见到他使我高兴，因为他是个和蔼的人。他喜欢说话，听他说话也使人高兴。读过他的散文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他的散文像流水一样欢乐轻快，就像他的十分活泼的谈话。具有这种谈话才能的人很少，而具有把它写成文字这种艺术的人就更少了。

　　这时正是潘笛特萨沙达尔出名的时候。我是从班吉姆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也是班吉姆先生负责介绍给大家的。正统印度教徒想借西方科学的力量以班吉姆先生的弟弟。――译者恢复印度教威信的古怪企图不久遍及全国。通神学前些时候已为这一运动打下了基础。班吉姆先生从未完全参与这一教派。在《传道士》上发表的他的解释印度教教义的文章里，也看不出有萨沙达尔的影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我从我蛰居的一隅走到外面，这可以从我为这场争论写的稿子里看出来。其中有些是讽刺诗，有些是滑稽剧，还有一些给报纸的信。我就这样从感情的领域下到斗技场上，开始直接地认真地战斗起来。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不巧和班吉姆先生起了冲突。这场冲突的经过记载在当时的《传道士》和《婆罗蒂》上，没有必要在这儿重复。结束这场不和时，班吉姆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幸我把信丢了。要是这信能在这里展示，读者就可以看到，班吉姆先生是如何无比大度地拔掉这段不幸插曲的刺。

　　受了一张报纸广告的引诱，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一天下午到拍卖行去，回来时告诉我们，他花七千卢比买了一艘废船；现在只要装配一台发动机和几间舱房，它就是一艘完美无缺的轮船了。

　　哥哥一定以为，我们的同胞只会使用舌头和笔，却连一家轮船公司都没有，真是莫大的耻辱。我前面说过，他曾经企图为国家制造火柴，但没有能使火柴划着的磨擦材料。他也想使动力织机运转，但在他的种种艰苦努力之后，织机只生产了一小块土里土气的毛巾就停止转动。现在他想看到印度的轮船在水里行驶，就买下一条空旧的废船，这条船在一定时间内装配完备，不仅添置了发动机和舱房，还要加上他的损失和破产。

　　但我们应该记住，由于他的努力而招致的一切损失和苦难，落在他一人身上，而获得的经验却留给全国。正是这些不会计算、不善经营的人物才使国家的商业园地充满他们的活动。

　　虽然潮水的落和它的涨一样快，它却留下肥沃淤泥使土地增多了养分。当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没有人再想到这些拓荒者。但这些在活着时心甘情愿地以他们的一切作为赌注而损失的人，不会在死后去关注这种被忘却的又一损失。

　　一边是欧洲轮船公司，一边是哥哥乔提任德拉一个人；这场商业船队的战争如何可怕地扩大，库尔纳和巴里萨尔两地居民至今记忆犹新。在竞争的压力下，轮船一艘艘增加，亏损越来越大，而收入却逐渐减少，终于到了连印船票都不合算了。库尔纳和巴里萨尔间的轮船交通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乘客不仅坐船不用花钱，还免费享受格拉蒂，成立了一队志愿军，他们举着旗，唱着爱国歌曲，使乘客列队走向印度轮船公司。因此，尽管乘客并不缺乏，其他各种缺乏却迅速增加。

　　爱国的热情是永远不能影响数学的；当狂热的火焰随着爱国歌曲的调子越燃越高的时候，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亏损栏里，三乘三永远还是九。一种甜点心。――译者

　　不会经营的人常常被一种不幸纠缠着，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像一本打开的书那样容易让人看得清楚，但却从不学习去懂得别人的品质。而要明白自己的这个弱点，就要花费他们一生的时间和所有的财力。因此，经验决不会使他们有得益的机会。当乘客有免费的茶点，工作人员也没有挨饿的迹象时，哥哥的最大收获仍然是破产，但他却十分勇敢地从容对付。

　　每天来自战场的胜败战报使我们处于极为兴奋的状态。

　　终于有一天传来消息，“斯瓦德什”号轮船撞在豪拉桥上沉没了。这一最后损失完全超出哥哥的财产所能承受的限度，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停止经营。

　　这时死神出现在我们的家里。以前我还从未与死神迎面相遇过。我母亲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她病了很久，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转为不治之症的。她一直同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她单独睡一张床。后来在她生病期间，要她坐船在河上旅行了一次，回来时，为她在内院三楼准备了一间屋子。

　　她死去的那个晚上，我们在楼下自己的屋子里睡得很熟。

　　我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老保姆哭着跑来叫着说，“啊唷，我的小家伙啊，你们一切都完了！”我的嫂嫂呵责她，把她带走，不让我们在深夜突然受惊。她的话使我从熟睡中醒来，我觉得我的心发沉，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早晨我们被告知她死了时，我还不明白她的死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们走出屋子到走廊上时，看见母亲被放在庭院里一张床上。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死亡的可怖。死神在那天晨光中给人的印象，犹如安谧平静的睡眠一样可爱。生与死的悬殊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理解。

　　直到她的尸体被抬出大门，我们随着行列前往火葬场，想到母亲再也不会从这道门回来，重新像往常那样处理家务的时候，我心里才掠过一阵悲痛。白天消逝，我们从火葬场回来，走进我们那条胡同，这时我抬头看看我们家三楼上父亲住的那间屋子。他仍然在前面走廊上静坐祈祷。

　　家里最小的嫂嫂照管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小家伙。她亲自照料我们的饮食衣着以及其他一切需要，常常接近我们，好让我们不太强烈地感到损失。生活的特性之一是有力量医治不可挽救的损失，忘却无法补偿的东西。而在生命的早期，这力量最强烈，因此，任何打击不会伤人太深，任何创伤也不会永远留在心里。因而死神落在我们头上的第一个阴影并没有留下黑暗；它只是像影子一样，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去。

　　在我生命稍后的时期，春天刚来的时候，我把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扎在头巾的一角，像野猫一样到处漫游。这时候，当我的面额触摩那柔软的圆圆的顶端渐渐尖细的花蕾时，我回忆起母亲手指的触摩，于是我清楚地意识到，逗留在那些可爱的指尖上的温柔，恰如这每天开放的纯洁的茉莉花蕾一样，不管我们知不知道这一点，这种温柔在大地上是无限量的。

　　在二十四岁那年，我和死神的相识历久难忘。它的打击随着每一次丧事而不断加重。泪链也不断地延长，童年生活的轻快能从最大的不幸中溜走，但成年人想逃避不幸却不那么容易，我的心只有完全承受那一天的打击。

　　我还没有想过，在生活的悲欢的完整行列中会出现裂隙。

　　因此我看不见未来的东西，我所接受的目前的生活就是我的一切的一切。当死神突然走来，一瞬间在它似乎绝佳的构造中露出一个豁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周围的一切：树木、流水、日月星辰，依然像先前那样真实；但那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人，那个在各方面都同我的生活与身心有联系，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人，转眼之间却像一个梦一样消逝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难以理解、自相矛盾啊！

　　我到底怎么才能使这种存在与消失相协调呢？

　　虽然时间不停地过去，这个豁口对我显露的可怖黑暗却继续日夜吸引着我。我不时回来站在那里向它凝视，想知道在那离去的地方还留下了什么。我们不能使自己相信空虚；不存在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而虚假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想在看不见什么东西的地方去寻找什么的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像一株被黑暗包围的幼小植物踮着脚摸索着伸向光明一样，当死神突然之间把否定的黑暗投在我心灵的周围时，我也尽力要伸向肯定的光明。在黑暗阻止我们寻找道路走出黑指作者五嫂伽登帕莉・代维的死。作者对她十分敬爱，因为作者母亲死后就是由她照料他的一切。――译者

　　暗时，有哪种悲痛能与之相比呢？

　　但是在这不堪忍受的悲伤之中，欢乐的火花似乎不时地在我心里闪烁，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我很惊奇。生命并非坚固永久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悲讯，这使我沉重的心情有所减轻。我们不是永远囚在生活的牢固石墙里的犯人，这想法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快乐的急流中最先出现。我不得不放弃我所拥有的东西――这是使我苦恼的损失感，但当我同时用获得的解放的观点来看，我心里就觉得很宁静了。

　　到处弥漫的人世间生存的压力以生死的均衡使自己保持平稳，因此才没有把我们压垮，不可反抗的生命力的可怕重量不是我们必须忍受的――这一真理那天像奇妙的上天的启示那样突然在我心里出现。

　　由于对人世生活的吸引力的淡漠，自然美对我有了更深的意义。死神给了我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使我得以理解世界在它的极美中的情况。因此当我看见以死神为背景的宇宙之画时，我感到了它的魅力。

　　这时，我思想上行动上的古怪疾病又发作了。要我服从当时的风气，仿佛它们是严肃纯真的重要东西，不禁使我好笑。我不能认真接受。停下来考虑一下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心里完全没有这种负担。我常上身披一条粗布床单，脚上穿一双拖鞋，去上流社会人物常去的书店。不论天气冷热或是否下雨，我总是睡在三楼的凉台上。在那里，星星和我可以彼此凝视，也不会失去欢迎曙光的时间。

　　这种情况和任何苦行的想法开关。它更像是一种假日的狂欢，因为我发现拿着笞杖的教师生活并不是真实的，因而就从不足道的校规中解放出来了。如果我们在一天晴朗的早晨醒来，觉察地心吸力减少到了一点儿，难道我们还会拘谨地在公路上行走？我们不会变更一下，从多层的高楼上跳跃而过？或在遇到纪念物的时候，不必麻烦地绕行，就从它上面飞过去吗？这就是一旦世俗生活的重担不再妨碍我两腿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固守习俗的通常程序了。

　　在夜的黑暗中，我独自一人在凉台上摸索着，像一个瞎子似的想在死神的黑色石门上找到一个图案或记号。当曙光落在我那张挂帐子的床上使我醒来睁开眼睛时，我觉得四周的云雾散开了；雾霭消失，山河林木的景色历历在目，于是露水湿润的人世生活的图画在我面前展开，仿佛变成新的，十分美丽。

　　根据印度历书，每一年都由某个星宿统治。因此我发现，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某一段时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当我回顾我童年生活的时候，我最能回忆起下雨的日子。被狂风驱赶的大雨淹没有了凉台的地面。通向屋子的一排房门都关上了。佩里，那个帮厨的老女仆，正从菜场回来，她的菜篮里装满了蔬菜，郯着泥浆吃力地一步步走着，浑身都被雨淋透了。我会无缘无故欣喜若狂地冲到凉台上来回奔跑。

　　有件事也回到我的心里：在学校里，我们班在一间用席子当外面隔板的柱廊里上课；浓云从下午就不停地密集，这时已堆积起来布满了天空。当我们抬头观看时，如注的雨点密密麻麻地直浇下来；不时传来轰隆隆轰隆隆的雷声；仿佛有一个疯婆子在用她闪电的指甲把天空撕开。席墙在阵阵狂风的劲吹下哆嗦着，像要被风刮倒似的，因为晦暗，我们简直不能看书了。先生让我们合上书本，我们于是不停地摆动我们耷拉着的腿，任凭暴风雨为我们欢闹吼叫；我的心立刻越过遥远的漫无边际的荒野，就是童话里的王子走过的那片荒野。

　　我还记得斯拉万月深夜。淅沥的雨声，摸索着钻进我睡眠的间隙，在里面制造一种比最深的酣睡更深的欢乐的宁静。而在不时醒来的时候，我祈祷：到早晨还能看见雨继续下着，我们的胡同被水淹了，水浸到洗澡水塘的最后一级台阶。

　　但在我刚告诉过你们的那个年龄，登上宝座的无疑是秋季。能看到它的生活在阿斯温月清澈明朗的悠闲中展开。从外面带露的鲜绿中柔和地以射出来的溶金般的秋阳下，我在凉台上来回踱着，用乔吉亚调写了一首歌：

　　秋天的白昼渐渐过去，家里的钟敲了十二下，中午，调式变了，我心里仍充满了音乐，没有空闲想到工作或责任；我于是唱道：

　　印度历六月，相当于九、十月之间，这时孟加拉开始放长假。――译者印度历五月，相当于七、八月之间，是雨季的顶点。

　　闲的游戏？

　　下午，我躺在铺在我小屋子里地上的白漆布上，拿着一本画册想画画，――决不是努力寻求画的灵感，只是想画点什么消遣而已。最重要的部分都留在我的心里了，没有一笔画在纸上。这时，晴朗的秋日下午透过加尔各答这间小屋的四壁，仿佛它是一只酒杯，在里面斟满金色的醇酒。

　　不知什么原因，我在那段时间所有的日子里所看到的，仿佛都是透过这秋天的苍穹，这秋天的阳光――为农民催熟庄稼那样催熟我的诗歌的秋天；以灿烂的光辉装满我悠闲的谷仓的秋天；以莫名其妙的欢乐写成诗歌或故事，使我的无忧无虑的心得以溢满的秋天。

　　在童年时期的雨季和青年时期的秋季这二者之间，我看到的巨大区别在于，前者是把我密密地包围起来的外界的自然，以它的众多的剧团，以它的五光十色的扮相，以它的混合曲不断地给我欢乐；而在秋天明朗的阳光下发生的欢乐，是在人的本身。乌云和日光的嬉戏被放到幕后，苦乐的低语却占有了心田。是我们的凝视将沉思的色彩给予秋空的蔚蓝，是人类的思慕将伤心给予微风的气息。

　　我的诗歌这时到达人类的居处。在这里不拘礼节的来往是不被允许的。门后有门，室内有室。有多少次我们只是看一眼窗内的灯光就回来了，只有宫内的管乐声在我的耳中萦绕！心必须以心相待，愿望只能和愿望达成协议，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障碍，合作才能实现。生活的喷泉冲进这些障碍时，在笑与泪中溅得泡沫四溢，欢舞旋转着流过我们不知其流向的一个个漩涡。

　　《升号与降号》是人类在居处前街上唱的一首小夜曲，是请求入场的恳求，是那座神秘房子里的一块地方。

　　我希望居住在永生的人类生活中。

　　这是个人对宇宙生活的祈祷。

　　我第二次动身去英国的时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