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文集

和父亲一起旅行

　　系圣线大典之后，我的光头给我一个巨大的烦恼。无论欧亚混血的孩子们，对于和神牛有关的事物是怎样地偏爱，他们对于婆罗门的尊敬是有名地缺乏的。因此，除了其他的飞弹之外，我们的光头一定还会饱受嘲弄的打击。我正在为这可能发愁的时候，有一天我被叫到楼上父亲的屋里去。他问我喜不喜欢和他一块到喜马拉雅山去。离开孟加拉中学到喜马拉雅山去！我喜欢不？啊，我能用欢呼把天空冲裂，这也许会使人了解我喜欢到什么程度。

　　在我们离家的那一天，父亲按照他的惯例，把一家人召集在经堂里行了宗教仪式。在我从长辈脚上捏起尘土之后，就跟着父亲上车了。这是我一生之中，头一次有一套新做的衣服。父亲亲自选择了衣服的式样和颜色。一顶平金的绒帽凑足了我的全套服装。我把这帽子拿在手里，心里发着愁，只恐这帽戴在光秃秃的头上效果不好。我一坐进车里，父亲一定要我戴上帽子，我就只好戴上。他的脸一转向别处，我就把它摘下来。每次我看到他的眼睛，这顶帽子只得又回到它应呆的地方。

　　父亲对于他所处理和吩咐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认真严格的。他不喜欢处事模棱两可，或是犹疑不决，而且从来不容许邋遢和迁就。他有一个意义明确的法则，来规定他和别印度习俗，从长辈脚上拿起一点土来碰自己的额头，是对长辈行的礼节。――译者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国人的通性是不同的。对别人，前后差错一点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同他打交道我们却必须谨慎戒惧。他倒不在乎做的太多或太少，他注意的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失败。

　　父亲常把他所要做的事，构成一幅很细致的图画。任何节庆的集会，他不能参加的时候，他就想出每一件东西应该安放在什么地方，家里每一个人应该负什么责任，客人坐在哪个座位；没有一件他想不到的事情。等到这节日过去了，他就让每个人对他分别报告，这样他自己综合起来，取得一个完整的印象。所以当我和他一起旅行的时候，虽然没有原因可以使他阻止我的尽情游戏，而在其他的事情上，在他替我规定的严格的行为法则里，是没有留下一点空隙的。

　　我们先在博尔普尔停留几天。萨提亚和他的父母不久前曾到这里来过。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十九世纪的婴孩，会相信他回来后给我们讲的旅行故事。但我们却不一样，我们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画下界线。我们学过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没有给我们一点线索。那时候也没有带着插图的儿童读物来给我们指引方向。世界上管制我们的谨严的法律，我们都是在触犯了它以后才学到的。

　　萨提亚告诉我们说，除非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人，上火车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稍微滑一下，就一切都完蛋了。而且每一个人必须用尽全力抓紧坐位，否则开车时候那个巨大的震撼，不知道会把人扔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到达火车站的时候，我真是战战兢兢。我们居然是那么容易地走进车厢，我还总觉得最坏的情况必将到来。当最后我们可笑地顺利启程，一点不像有什么危险的样子，我感到悲哀地失望了。

　　火车疾驰下去；宽阔的田野和青绿的远树以及树荫下静卧的村庄，像一江的图画流掠过去，又像无数的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我们到达博尔普尔已是夜晚。我坐上轿子就闭上眼睛。我想把整个奇妙的景像保留下来，以便在晨光中再把它揭开，摆在我清醒的眼睛前面。我怕经验的新鲜色彩，会被在黄昏微明中所得的不完美的一瞥所损坏。

　　当我早晨起身走到外面去的时候，我高兴得震颤起来。比我先来的那一位告诉我说，博尔普尔有一个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的特点，就是从正房到下房的小路上，虽然头上没有一点遮挡的东西，但是人走过的时候，一线阳光一滴雨点也接触不到。我就去寻找这小路，但是我的读者也许不会惊讶，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从来没有看见过稻田，我们读过牧童的故事，在我想像的画布上，也画过一幅可爱的牧童画像。

　　我听萨提亚说过，博尔普尔房子的周围都是成熟了的稻田，在稻田里和牧童游戏是每天必做的事情，拔稻、煮米、吃饭就是这游戏的特色。我渴望地回顾，但是在这赤裸的荒地上，哪里有稻田呢？也许在某些地方有几个牧童，但问题是谁能把他们和其他孩子分辨出来呢！

　　不久我就丢掉了我所看不到的东西――我所看到的就很够好的了。在这里没有仆人的管制，唯一圈住我的圈子，就是管理寂静的女神给我画上的天边的蓝线。在这里面我可以任意遨游。

　　虽然我还不过是个孩子，父亲对我的漫游没有下过禁令。

　　在沙地凹陷的地方，雨水犁开了很深的畦沟，刻出了堆满红沙和各种形状的石子的小型山脉，细小的河流从中间穿过，显示出小人国的地形。从这地区我收集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子，放在外衣袋里，带回去给我父亲。他从来也不轻视我的劳动，相反地他引起热情来了。

　　“多美呵！”他叫着说。“你从哪里找来这些个呢？”

　　“那边还有许许多多，成千成万的呢！”我急急地说，“我每天都能带回这么多来。”

　　他说：“那可好啦，为什么不用这石子来点缀我的小山呢？”

　　我们曾想在花园里挖一个小塘，因为地下水太浅，就放弃了，没有完工，挖出来的土堆成一座小山。父亲常坐在这小山顶上，做他的晨祷。他在那里坐着，太阳就从他对面一直伸延到东边地平线上起伏的原野边升起。他就是让我来装点这座小山。

　　离开博尔普尔的时候，我十分难过，因为我不能把收集来的石子带走。更难使我体会到的是，我不能因为我把东西收集在一起，就有绝对的权利来要求和事物保持亲密关系。如果命运应许了我诚恳的祈求，允许我永远把这些石子带在身边，那么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大胆地来嘲笑这件事情了。

　　在一个峡谷里，我看到一块洼地充满了像小河般涌流的泉水，在水里游戏的小鱼，争竞着逆流而上。

　　我告诉父亲说：“我发现了一股极好的泉水，我们可不可以拿来洗澡，拿来喝呢？”

　　“就这么办。”他同意了，他和我一样高兴，并且发下命令说，以后就到那里去取日用的水。

　　我在小型的山谷之间漫游，永不感到疲倦，希望能够发现一些从来无人发觉的东西。我就是这块像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的、未经发现的土地的利文斯敦。这里的一切，矮小的枣柳树、野李树和矮小的南海蒲桃树，都和这小山脉以及我所发现的小河小鱼，调和一致。

　　也许是为训练我小心谨慎，父亲交给我一点零钱，让我管理，叫我记帐。他也让我负责开他的金表。在培养我的责任心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有毁坏的危险。我们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他让我把钱施舍给路上遇到的乞丐。但是最后我永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总帐，有一次我算出的余款比他交给我的钱还多。

　　“我真的必须请你作我的会计，”父亲说，“钱到了你手里就会增加起来！”

　　我以不倦的热情来开他的表，不久，这表就送到加尔各答的钟表店里去了。

　　我又想到后来父亲让我管理地产，在每月的头两天，我必须把帐目交给他。因为他的视力衰退，我必须先把每项的数目念给他听，如果他在某一点上有些疑问，他就问到细节。

　　我若是企图掩饰过去，或者把我认为他不会满意的项目隐瞒下来，那最后一定会被发觉的。因此每个月头，总是我很紧张的几天。

　　像我从前说过的那样，父亲有把每件事物清清楚楚地摆在心里的习惯――不管是帐本上的数字，节庆的安排，或是产业的增减和调动。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在博尔普尔新盖起的经堂，但是他向每一个去过博尔普尔又来看他的人仔细询问，因此他对于这经堂里的每一细节都很熟悉。他有极强的记忆力，只要他掌握到事实，这事实就永远无法逃脱。

　　父亲曾在他的那本《薄伽梵歌》中，勾出他所喜欢的诗句。他叫我把这些句子连译文一起替他抄下来。在家里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孩子，但是在这里，当这些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了地位的光荣。

　　这时我已经把那个蓝稿本扔掉了，而拿到了一本装钉本的李特式的日记。现在我留心让我的写诗不会缺乏外表上的尊严，这不但是为着写诗，而且也是为着在我自己的想象里把自己当做一个诗人。因此当我在博尔普尔写诗的时候，我就喜欢爬在一棵小枣柳树下面，我觉得这样似乎是真正的有诗意的写法。我就这样地在烈日下，没有铺着草皮的坚硬的石块地上，写出一首关于《普利色毗王之败绩》的战歌。这首诗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战争精神，也还逃不了早夭。这个装钉本的李特日记，也走上她姐姐蓝稿本的道路，没有留下地址。

　　我们离开博尔普尔，一路上在萨希卜甘杰、迪纳普尔、阿拉哈巴德和坎普尔都小作逗留，最后在阿姆利则停下了。

　　在路上有一个事件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火车停在某一个大站上。查票员过来剪票。他好奇地望着我，好像有什么疑问又不肯说出似的。他走开一会儿，又带回一个同伴来，两个人在门口踌躇了半天，又走了。最后站长自己来了。他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著名插话之一。――译者看了我的半价车票，以后就问：

　　“这孩子没过十二岁吗？”

　　“没有过。”我父亲说。

　　我那时只有十一岁，但是看上去比我实在的岁数显得大些。

　　“你一定得替他付上全票的钱。”站长说。

　　父亲的眼里闪着怒火，一语不发，只从匣子里拿出一张纸币交给站长。当他们把余款找回来的时候，父亲鄙夷地把这钱扔还他们。站长站在一边，为他卑鄙的怀疑的暴露，感到羞愧。

　　阿姆利则的金庙，像梦似的回到我的心上来。好几个早晨我陪着父亲到湖中心的锡克教的古鲁达尔巴尔里去。庙里经忏不断。父亲坐在顶礼者的中间，有时也加入唱起赞歌，当他们发现有生人参加礼拜的时候，就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回去的时候，总是满载着冰糖和其他糖果祭品。

　　有一天父亲请一个诵经队队员到我们那里去唱圣歌。也许是这个人对于报酬喜出望外，结果是有那么多的歌人队伍来侵犯我们――因而我们必须坚持防御。当他们发现不能进入我们房子的时候，这些歌者就在街上截击我们。我们早晨出去散步的时候，时常会出现一张冬不拉琴横挂在一边肩膀上，看到这个，我们就像鸟儿看到猎人的枪口一样。真的，我们变得非常警惕，远远听到冬不拉的弦声，就会把我们吓走，锡克教寺庙，为锡克教第五世祖师阿尔琼・代夫所造，兰季特・辛格在位时，庙上加了一个金箔覆盖的铜顶，因此被称为“金庙”。――译者完全不会被装进猎袋里去的。

　　到了夜晚，父亲常坐在对着花园的凉台上，我就被叫来对他唱歌。月亮升起了，月光透过树丛，射到凉台的地上；我用贝哈加调唱着：

　　父亲低头合掌凝神地听着，直到现在我还记起这幅夜景。

　　我曾说过，父亲听斯里干达先生说起我那首颂神的处女作时，感到好笑。我记得后来我是怎样得到了补偿。在一次入冬月节的时候，有几首颂歌是我写的，其中的一首是：

　　那时父亲已在钦苏拉卧床不起了，他把我和我哥哥乔提叫了去。他叫我哥哥用手风琴伴奏，让我把我写的颂歌一一唱过，有几首还要我唱两遍。我唱完了，他说：

　　“如果这国家的国王懂得语言，也能欣赏它的文学的话，他一定会奖赏诗人的。既然情况不是如此，我认为这就必须由我来做。”说着他就递给我一张支票。

　　父亲带着几部彼得・帕尔利丛书，从中取材来教我。他选出班治敏・佛兰克林传作为开始。他以为读这本书就像看小说一样，既有趣味，又有积极意义。我们开始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佛兰克林是一个过于事务式的人。他的狭隘的利益关系的道德，引起父亲的厌恶。在某些事情上，父亲对于佛兰克林世俗的小心谨慎，感到非常不耐烦，他常常忍不住用激烈的语言来斥责他。

　　在这以前我除了背过几条焚文文法之外，没有接触过梵文。父亲让我一下子就开始读梵文读本第二册，让我一面读一面自己学习语尾的变化。我的较深的孟加拉文造诣，对我帮助很大。父亲也鼓励我开始练习用梵文写作。我用从梵文读本学来的词汇，构成夸张的复合字句，带着许许多多响亮的Ｍ音和Ｎ音，造成一种妖魔一样混杂的神仙语言，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嘲笑我的鲁莽。

　　同时我也读普罗克特的《普通大文学》，父亲用浅近的语言给我讲解以后，我就用孟加拉文把它写下来。

　　在父亲带来的书籍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吉宾的十卷《罗马史》。这几本书似乎是十分枯燥无味。我想，“作为一个孩子，我是万分无奈地读了许多书。但是一个大人念不念书是可以随便的，为什么也自寻烦恼呢？”

　　我们在阿姆利则住了一个月，在四月中旬，就向达尔胡西山出发。在阿姆利则的最后几天，仿佛是永远过不完似的，喜马拉雅对我的召唤是太强烈了。

　　在我们坐着山兜上山的时候，高台似的山坡，都被盛开的春天稻花的光彩照亮了。每天早晨我们吃过牛奶面包就动大部分孟加拉文的文学用语，是直接从梵文来的。――译者身，日落之前，就在下一个驿站歇宿。我的眼睛整天都不休息，唯恐漏掉什么东西。在山路转入一个山峡，林深树密，树荫下流出涓涓清泉，就像茅庵中的小女儿，在沉思的白发隐士脚边游戏着，从黝黑的覆满青苔的岩石上喃喃走过。走到这里轿夫就把山兜放下，休息一会儿，我的饥渴的心呼唤着，我们为什么不永远在这里停下呢？

　　这是第一次目睹的最占便宜的地方：那时候，心灵还不知道，还会有许多这样的景色将要涌现。当这个计算机晓得了这一点之后，它立刻就从注意力的支出中作起撙节。只在它相信某件东西是实在希罕的时候，心灵在估值上才不再吝惜。因此在加尔各答的街市上，我有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异乡人，只在这种假定之下，我才发现有那么多的东西是可看的，只为我们没有付上注意力的全部价值，就把它丢失了。就是那真正想看的饥渴愿望，才迫得人们到外地去旅行的。

　　父亲把装现钱的小匣子交我保管。他没有理由把我看作一个宜于保管这个存着相当数目的路上用费的匣子的人。他若把它交在他的仆人基肖里的手里，他一定感到安全得多。因此我只能设想他是要培养我的责任感。有一天在我们到达一个驿舍的时候，我忘了把匣子交给父亲，而把它落在桌上，这使我受一顿申斥。

　　我们每到一站下来，父亲就让把椅子挪到驿舍外面，我们就坐在那里。暮色四合之中，从山岭清爽的空气里，星辰透出了美妙的光辉，父亲指点星座给我看，或给我讲天文课。

　　我们在巴克鲁塔住的房子是在最高的山顶上，虽然已快五月了，这里还是苦寒，山坡上背阴的一面，冰雪还没有融化。

　　就是在这里，父亲对允许我任意漫游，也毫不感到担心。

　　我们房子下面不远，有一座悬崖，长满了葱郁的喜马拉雅雪松。我总是拿着一根镶着铁头的棍子，独自走进这山林里去，这个庄严的森林的高影像许多巨人在矗立着――这许多世纪它们度过了多么美妙的生活啊！而在几天之前才来的孩子，居然能够无碍地游戏在它们的周围。我走进森林的阴影里，就仿佛感到一个妖魔的存在，就保有一只凝冷的太古的蜥蜴，发霉的树叶地上方格的光和影，就像是它的鳞甲。

　　我的屋子在房子的一端。我躺在床上，穿过无帘的窗户，我能看见遥远的雪峰，在星光中模糊地闪光。有时候，不知是什么时辰，我在朦胧之中会看到父亲围着红色的披巾，手里提着一盏灯，轻轻地走到他默坐祈祷的装着玻璃窗的凉台上去。再睡一觉，在天色未明之前，我就发现他到我床边把我推醒。这是指定的背诵梵文语尾变化的时间。从我舒适温暖的毡子里起来，是多么难受的冰凉的醒觉啊！

　　太阳升起了，父亲早祷之后和我一起喝过牛奶，然后我站在他的旁边，他又讽诵着《奥义书》，向神明祈祷。

　　以后我们就出去散步。但是我怎能跟上他呢？许多比我大的人都追他不上！因此，我追了一会儿就不追了，从山边的小路上爬回家去。

　　父亲回来以后我读一小时的英文。十点以后就来一次冰凉的冷水浴；不得父亲的许可，我连请仆人给我加一壶热水也做不到。为着鼓励我的勇气，父亲常告诉我，他在年轻的时候怎样地洗着冰得受不住的冷水澡。

　　另一件苦行就是喝牛奶。父亲极其喜欢牛奶，而且可以大量地喝。也不知道是我没有继承到这种收容能力，还是由于我以前提到的不利环境，我对于牛奶的嗜好，却是可悲地缺少。不幸的是我们总在一起喝牛奶，因此我必须乞求仆人的慈悲，感谢他们的仁爱（或是脆弱），承他们的情，从那时起我的奶杯里多一半都是泡沫！

　　午饭以后又开始作功课。这真不是血肉之躯所能忍受的事情。我的生了气的“早晨的懒觉”就来报复，我就会昏困得摔了下去。但是当父亲可怜我的苦况把我放了的时候，我的瞌睡立刻就消失了。以后，嗨！跑到山上去了。

　　我拿着棍子从这峰跑到那峰，父亲并不反对。我觉察到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妨碍过我们的自主。有好几次我的言行都不合乎他的口味和判断，他只用一句话就可以阻止我，但是他宁愿等待我的自制的提醒。他不满足于我们驯服地接受正确的规绳；他愿意我们全心全意地喜爱真理，他晓得只有顺从而没有爱是空虚的。他也晓得，真理如果丢掉了，还可以找到，但是勉强或是盲目地从外面接受了真理，实际上是把进入的门路挡住了。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曾抱着坐上牛车沿着大干路到白沙瓦去旅行的梦想。别人都不支持这个计划，而且还有些人竭力反对，认为这是不合实际的要求。但是当我向父亲提出的时候，他确信这是一个极好的计划――在火车上旅行是有名无实的！从这看法谈起，他还对我述说他自己步行和骑马的大胆漫游，对于不舒服或是危险方面他却一字不提。

　　还有一次我被派为原始梵杜的秘书，我跑到父亲住的公园街的房子里，告诉他说我不赞成婆罗门教徒在举行圣礼的时候，拒绝其他种性的人参加的事实。他毫不迟疑地允许我去修改这规矩，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当我有了职权，我发现我缺乏力量。我能够发现不完善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创造完善的东西！能和我合作的人在哪里呢？我的吸引可以合作的人的力量在哪里呢？我有法子在我破坏的地方重新建设吗？

　　在有了能够合作的人以前，任何形式都比没有形式好――这一点，我感到一定是父亲对于现有秩序的看法，但是他决没有指出困难来使我灰心。

　　同他允许我在山上随意漫游一样，在寻求真理上他也让我自己选择道路。他并没有为我有做错事的危险而踌躇，他也不为我有遇到忧苦的可能而恐惧。他举起的是一个标准，而不是一根训练人的棍子。

　　我常对父亲提到我们的家庭。每次我收到家里任何人的信，都立刻交给父亲看。我真相信因此我就成了他从别人得不到的许多情况的媒介。父亲也让我看我哥哥们写给他的信。

　　这是他的教我如何给他写信的方法，因为他决不轻看外面形式和礼节的重要性。

　　我记得在我二哥的信里，用了些梵文的词句来诉苦说他忙得要命，他的岗位的工作把他的颈脖拴住了。父亲叫我解释他的情感。我照我的体会解释了，但他认为另一种解释更合宜一些。我的过度的自信使我坚持着和他争论到底，别的人也许会用责骂使我闭口，但是父亲忍耐地听我把理由说完，然后尽力对我辩明他的看法。

　　父亲有时也对我讲些滑稽故事。他有许多他那时代的纨绔少年的笑谈。那时候有些公子哥儿，皮肤娇嫩得连达卡的细麻布上绣花边，都嫌太粗糙。因此他们在穿细麻布的时候，就把花边扯下来，有一时期，这是件最时髦的事情。

　　我头一次听父亲说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卖牛奶的人，人家疑心他在牛奶里掺水。他的顾客派越多的人来看他挤奶，他的牛奶就越淡，最后那个顾客亲自跑来看他要他解释，卖牛奶的人声明说，如果必须满足每一个监视人的话，那么他的牛奶只好拿来养鱼了。

　　在和父亲这样地度过几个月之后，父亲就让他的仆人基肖里送我回家。

　　把我束缚起来的严厉的制度的锁链，自从我一离家就突然折断了。回到家来我在权利上有所增进。在我身上说，因为我近在咫尺就想不到我；现在因为我曾不在眼前；我就又回到视界里来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预先尝到了受人尊敬的滋味。我这样地带着仆人独自旅行，言谈举止之间洋溢着健康和愉快，再加上那顶引人注目的平金小帽，所有我在车上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恭维我。

　　当我到家的时候，不但是旅行归来，而且是从下房的流放，回到我内院的应有的地位上去。当内院的家人聚集在母亲房里的时候，现在也有了我的一个很高的座位。我们家里那位最年轻的新娘子也把感情和关心，倾注在我的身上。

　　在幼稚时期，妇女们的爱护是不由自主的，就像必需品中的空气和水一样，只管接受，不必有自动的还报；而正在成长的孩子，却显出急于从妇女们关切的罗网中解放出来的渴望。但是那不幸的东西，在他应得的时期中，这种关切却被剥夺掉，那可真成了叫化子了。这曾是我的痛苦。因此，在下房长大之后，忽然进到妇女们丰富的情感之中，我决不能不深深地意识到这份情感。

　　在内院离我还很遥远的日子里，它是我想象里的乐土。内院，从外面看去是个草地，对于我却是一切自由之家。学校和老师都不在那里；而且我似乎感到任何人都不必做它所不愿做的事情。它的幽深的悠闲有点神秘的意味；大家在玩，做她想做的事情，自己做什么事也不必去汇报。我的小妹妹尤其是这样，对于她，虽然她也和我们一起上尼尔卡玛尔先生的课，而无论她功课做得好坏，他却不动声色。而且在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必须赶紧吃过早饭，准备上学，她呢，却甩着小辫，洋洋地走进里面去，把我们逗得心都乱了。

　　当那位新娘子，挂着金项链，来到我们家里，内院的神秘更加深沉了。她，从外面来的，又变成我们家的人，她本来是生人，而又是自己人，这对我有奇异的吸引力――我热望和她交朋友，但在我千方百计靠她近点的时候，我的小妹就把我推开，一面说：“你们男孩子在这里做什么？――快到外面去吧。”失望加上受辱，我就赶快逃走了。从她们房子的玻璃门外面，我们能看到一切新奇的玩意儿――陶瓷和玻璃做的――颜色装潢都十分鲜艳。我们是被认为连摸一下都不配的，我们也更鼓不起勇气去请求拿一件来玩玩。无论如何，那些都是稀罕奇妙的东西，对于我们男孩子们，给内院又染上一层魅力。

　　受过多次的拒绝，我和内院疏远了。对于我，内院和外界一样，都是接触不到的。因此我所得到的内院的印象，都像图画一样。

　　夜晚九点钟以后，上完阿哥尔先生的课，我就进去睡觉。

　　一盏阴暗摇闪的灯笼，挂在通着内外院的、长长的、装有软百叶帘的甬道里。甬道尽头的转折处，有四五层楼梯，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下了楼梯我走到第一进方院的回廊上，一条柱子似的月光从东方天上斜照到回廊的西角，其余的地方都隐在黑暗里。在这一方块的光明中，女仆们聚在一起，伸着腿紧挨着坐在地上，把废棉搓成灯芯，一面低声地谈着她们乡村里的家事。许多这样的画面，难忘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晚饭之后，在躺到宽大的床上以前，我们在走廊上洗了手脚；我们的保姆之一，亭卡里或是珊卡里，就来坐在我们头边，对我们唱着一个王子怎样地在旷野荒郊里一直漫游下去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屋里寂静下来，我面向墙壁凝望着灰墙上剥落的地方，黑一块白一块地在微光中模糊；隐现从这上面我幻拟出许多奇异的形象，一面就睡着了。有时在半夜，在我朦胧之中听见看夜的斯瓦茹卜在巡视楼廊时的吆喝。

　　以后新秩序来到了，当我从里面的、我所想象的陌生的梦境里，得到了久已渴望的洋溢的关怀；当那自然的、应该是每天来到的东西，忽然连积累的余款，补偿给我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晕头转向。

　　小旅行家充满了旅行的故事，而且由于每次复述时候的拉扯，这叙述越来越散漫了，以致和事实毫不相符。不幸得很！和一切其他事物一样，故事陈旧了，说书人的光荣也受了损害；因此他必须添上新的渲染来使故事永远新鲜。

　　从山上归来之后，在母亲的晚间露天集会上，我成了主讲人。在自己母亲眼里成为一个有名人物的诱惑，是那样地难以抗拒，就和这名誉得来的那样容易一般。我在师范学校上课的时候，在某个读本上头一次看到说，太阳比地球大过千百倍，我立刻就把这事实告诉母亲。这是为证明这个看来很小的人，在他身上也会有些伟大的成分。我有时也把孟加拉文法书上，在讲到作诗法或是修辞学时所用为例子的诗句背给她听。现在我在她的晚间集会上就讲些从普罗克特书上摭拾来的零碎的天文知识。

　　父亲的从者基肖里当过达萨拉提叙事诗弹唱团的团员。

　　当我们一起在山上的时候，他常对我说：“啊，小弟弟，我们若是有你来参加我们的说唱队，我们就能作很好的演出。”

　　他的这句话向我展开了一幅诱人的漫游的图画。做一个小旅行乐师，到处去走，又说又唱。我在他的节目里学了许多歌，对于这些歌的要求，比我的关于太阳的光球和木星的许多月亮的讲话，还大得多。

　　但是我的最能引起母亲的共鸣的成功，还在于那时内院只能满足于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的孟加拉译文，我却跟父亲读过大圣贤瓦尔米基的梵文韵律的原文。当我告诉她这件事的时候，她喜出望外地说，“给我念几段这一种《罗摩仆人们称主人和主母为父亲母亲，称他们的孩子为弟妹。――译者衍那》吧，念吧！”

　　不幸得很！我读的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只限于梵文读本选录的一小段，连这个我都不能完全应付，而且重新温理一下，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欺骗了我，许多我以为我记得的，都变得模糊了。但是在热诚的母亲等待着夸示她儿子的奇才的时候，我没有胆量去说“我忘了”；因此在我朗诵的句子里，瓦尔米基的企图和我的解说有很大的分歧。这位善心的、圣贤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饶恕这个求得母亲嘉奖的光荣的孩子的胆大妄为，但是马都苏丹，骄傲的摧毁者，是不会饶恕的。

　　母亲对于我的卓绝的宣传，压抑不住她的情感，她想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她的赞赏。她说：“你必得把这个朗诵给都维京都拉听。”

　　我心里想：“这下子逃不过了！”我提出一切我能想到的逃脱的理由，但是母亲坚持不听，她把我哥哥都维京都拉叫来，他一来到，母亲立刻就欢迎他说：“你听听拉比念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吧；他念得多好！”

　　非朗诵不可了，但是马都苏丹大发慈悲，只用他的一点降低骄傲的力量，把我放过了。我哥哥一定是在忙着自己写作的时候被叫来的。他并不想听我把焚文译成孟加拉文的朗诵。我刚念了几节，他只说“很好”，就走开了。

　　在我升到内院以后，我感到更难于恢复学校的生活了。我用一切逃避手段来逃脱孟加拉中学。以后他们又勉强送我进圣谢浮尔学校，结果也并不更好。

　　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另一称号，意思是杀死骄傲的恶魔马都的人。――译者我的哥哥们作过短期的努力之后，对我完全失望了――他们连骂也不骂我了。有一天，我的大姐说：“我们都希望拉比会长大成人，他使我们大大地失望了。”我感到我的价值在社会上显著地下降了。但是我不能下定决心去被拴在学校磨坊的无尽折磨上。这和一切生活与美永远分离的学校磨坊，就像是一个可恨的残酷的医院和监狱的混合物。

　　在圣谢浮尔有一个珍贵的记忆，我至今还新鲜而纯洁地记在心里――就是学校里的老师们。他们并不都是最好的。特别是我们班上的老师们，我在精神上说不上尊敬与否。他们一点也不高过教师们的教书机器的种类。就是这样，这个教育机器是无情地有力，再加上宗教的外面形式的石磨，年轻的心就真正地被碾干了。我们在圣谢浮尔得到的就是这个机器推动的磨石式的教育。但是，像我所说的，我保有一个把我对于教师的印象提高到理想水平的回忆。

　　这是关于德庇尼仁达神父的回忆。他和我们没有多大的接触――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只在短期内代过我们班上一个老师的课。他是西班牙人，仿佛在说英文的时候有点口吃。也许为这个原故，学生们对他说的话都不大注意。我似乎感到学生们对他的简慢使他不快，但他一天一天柔和地忍受下去。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在同情中总是向着他。他的脸并不漂亮，但是他的相貌对我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无论什么时候我看着他，他的心灵仿佛都在祈祷，一种深沉的宁静充满了他的内外。

　　我们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仿写字帖；这就是我心不在焉地，手里拿着笔，思想到处漫步的时间。有一天德庇尼仁达神父在监督这一门课。他在我们椅子后面踱来踱去。他一定看见我一直没有动笔。他忽然在我的椅子边站住了。他俯下来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柔和地问：“你不舒服吗，泰戈尔？”这不过是一句简单的问话，但却是一句我所永不忘记的话。

　　我不知道别的学生对他的印象如何，但是我感到在他里面有一个伟大的灵魂，直到今天这回忆仿佛给我一张进到幽静的上帝殿宇的护照。

　　还有一位老神父是一切学生所喜爱的。他是亨利神父。他教高班；因此我不太认识他。但是我记得一件关于他的事情。

　　他会孟加拉文。有一次他问尼拉达，他班里的一个学生，他的名字的字源是什么。可怜的尼拉达对于他自己的一切，一直都毫不在意――特别是关于他的名字，从来也没有费过心，所以他根本没有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字典上许多深奥的、不认识的字当中，会被自己的名字所打倒，那就像被自己的马车轧死一样是滑稽的笑祸，因此尼拉达毫不羞愧地回答说：“ｎｉ是没有，ｒｏｄｅ是阳光；因此ｎｉｒｏｄｅ，就是使阳光没有了！”

　　甘先生，是瓦当达瓦吉许先生的儿子，现在是我们的家庭教师。当他发现学校的课目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力的时候，他就认为没有希望，放弃了这个企图，而进行另一种方针。他尼拉达是梵文“云”的意思。是ｎｉｒａ（水）ｄａ（给予者）的组合。

　　带我读迦梨陀娑的《战神的诞生》，一面翻译给我听。他也读《麦克白》给我听，先用孟加拉文解释了课文，然后把我关在课室里，直到我把这一天所读的都翻译成孟加拉文诗句为止。

　　这样他使得我翻完了整个剧本。幸亏我把这译文丢失了，因而我也把作业的负担减轻了。

　　拉姆沙尔瓦梭先生的责任是促进我们梵文的进步。他也同样地放弃了那无结果的、对他的不情愿的学生教授文法的做法，而代之以和我一同读《沙恭达罗》。有一天他想到要把我译的《麦克白》送给微达亚萨加尔先生看，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

　　拉吉克里许那・穆克吉正到他家访问，和他坐在一起。

　　我进到这位伟大老师的堆满书籍的书房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他的静肃的容貌也不帮我恢复我的胆量。但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这么有名的听众，我心里有很强烈的求名的愿望。我回去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可以使我兴奋的理由。至于拉吉克里许那先生，他只满足于劝告我，在女巫角色这一部分，所用的语言和韵律，要小心地使它和用在普通角色上的有所不同。

　　在我少年时期，孟加拉文学的数量很少，我想我可能把当时可读和不可读的书都读过了。儿童文学那时还没有发展到有自己特殊类型的地步――但我确信对我并没有什么害处。现在渗融在文学仙酒里的流质，给年轻人饮用的，只完全考虑到他们幼稚的一部分，而没有把他们当作成人。儿童穆克吉（１８４５―１８８６），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印度诗人和评论家。――译者的书应当包括一部分他们能懂和一部分他们不能懂的东西。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把能拿到手的两极端的书都看了；我们看得懂和看不懂的都在我们心里活动下去。这就是世界在孩子意识中反映的情况。孩子懂得的东西就变成孩子自己的，在他了解以外的东西，就把他又往前带进了一步。

　　当代那班都・米德拉的“讽刺文学”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不适宜于阅读的年龄。我有一个本家正看着一份，但是不管我怎样恳求，她都不肯借给我看。她总是把这本书锁起来。

　　越拿不到我就越想看，我下定决心，我必须也一定会看到这本书。

　　有一天下午，她正在玩纸牌。她的一串钥匙拴在纱丽的一端，搭在她的肩上。我对于玩牌从来是不关心的，事实上我最讨厌打牌。但是我那天的行动却不带出这样子来，而且简直是十分热心地观看着。最后，在一边快要和了的紧张时候，我抓住这个机会去解那拴钥匙的结子。我手脚不灵，加上紧张而匆忙，就被她捉住了。这纱丽和钥匙的主人微笑着把纱丽拉下，把钥匙放在膝上，一面又玩下去。

　　以后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我这位本家喜欢吃“班”，我赶紧去取“班”来放在她的面前。这就使她在站起吐掉“班”渣的时候，钥匙就掉在地下，她又把它放到肩上。这次让我偷到了，犯人逃了，书也读到了！书的主人想责骂我，但她的努力没有成功，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代那班都・米德拉（１８２９―１８７４），孟加拉语的剧作家。――译者拉进德拉尔・米德拉博士编过一种附图的杂文月刊。

　　我三哥的书架上，有一份全年合订本。我想法拿到了这个合订本，重复阅报的愉快之情，我至今还能回忆到。许多假日的中午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仰卧在床上，这本四四方方的书就放在胸上，读着一角鲸，或者古代卡齐的奇怪的断案，或者克里斯那库玛里的恋爱。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出这样的杂志呢？我们一方面有哲学和科学的文章，一方面有枯燥无味的故事和游记，但是没有那种普通人可以舒服地读着的质朴的杂志――就像英国的《陈伯》或者《卡索尔》或者《斯特朗德》――它们能够供给一般读者以简单而使人满足的家常便饭，而且是对最大多数人有最大的用处的。

　　在我少年时期也看到另一种月刊，叫做《愚人之友》。我在大哥的书室里找到了几本，我就坐在他书室的门槛上，面对着小小的一角南面凉台，一天又一天地拼命读着。就是在这杂志的书页里，我第一次和微哈里拉尔，查克拉瓦蒂的诗交上了朋友。在我当时所读到的诗中，他的诗最能感动我。

　　他的抒情诗的那种天真活泼的笛子旋律，唤醒了我心中的田野和林沼的音乐。

　　在这些书页里，我也为《保尔和薇吉妮》的译文流了许多眼泪。那美妙的大海，微风摇荡着海岸上的枣柳树林，林外的小山坡上，有山羊在活泼地跳跃嬉戏――这些都在加尔各答的屋顶凉台上，幻出一个新鲜愉快的海市蜃楼。啊！还有那在荒岛的林径里，进行着的孟加拉的小读者和头裹花巾的小薇吉妮中间的恋爱追求！

　　以后就来了班吉姆的《孟加拉大观》，像风暴一样卷走了孟加拉人的心，等待下月份的刊物发行出来已经够苦的了，而且还要家里的大人们都看过才轮到我看，这简直是受不了！

　　现在只要谁愿意，就能够把《钱德拉谢克尔》或是《毒树》一口吞了下去。但是一个月一个月地渴望和企待的过程，在漫长的中断之间，每一小段读着时候的集中的快乐，把每一期的故事在心头反复回想，同时在注视等候着下一期：满足之感和不满足的渴望，如焚的好奇心和它的安慰的混杂；这些阅读原作时拖长的快乐，没有人再能尝到了。

　　我对于萨拉达・米特和阿克谢・萨卡所编的古诗刊，也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的长辈是这刊物的订阅者，但他们都不是经常的阅读者，因此我还不难拿到手。微德雅帕蒂的古怪的、错误百出的马提里文，因着它的不可理解就更吸引了我。我试着不看编者的附注，而去探索他的感觉，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把出现过许多次的一切难解的字和它的上下文，一齐摘录了下来，并且根据我的了解记下文法上的特点。

　　班吉姆（１８３８―１８９４），印度著名作家。――译者我年轻时代所享有的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弥漫在我家庭中的文艺气氛。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常倚在可以望见那座有客厅房子的独立的建筑的凉台栏杆上。每天晚上这几间客厅的屋子都是灯火辉煌。华丽的马车一直拉进门廊底下，宾客来往不绝。我说不上那里面有什么样的集会，我只从黑暗中凝望着一排排亮着的窗户。隔断的空间虽然不大，而在我的儿童世界和这些亮光之间的空隙，却是很广阔的。

　　我的堂兄迦南德拉刚拿到塔卡拉特那先生写的一个剧本，要在我们家里演出。他对于文学和美术的热情是无限量的。他是那一个团体的中心人物。他们永远有意识地努力从各方面引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艺复兴。服装上、文学上、音乐上、美术上、戏剧上突出的民族主义，在他心中和周围觉醒了。他在各国历史上，是个精研的学者，他已经开始用孟加拉文写了些历史研究，但是没有完成。他翻译并且发表了梵文戏剧《优哩婆湿》，还有许多有名颂歌都是他的手笔。在创作爱国诗歌上，他可以说是给我们做了领路人。这是在当“印度教徒协会”还是个年会组织的时候，在会里总是唱他那首《唱到印度的光荣我感到羞愧》。

　　我还很小的时候，迦南德拉堂兄就在盛年逝世了。但是印度的一个爱国者组织。

　　塔卡拉特那（１８２２―１８８６），孟加拉著名剧作家。

　　见过他一次的人，也决忘不了他的英俊、魁梧和庄严的相貌。

　　他有一种不可抵抗的社会影响。他能够把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而且永远和他连结在一起；只要有他的强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就决不会有分裂的问题。他是我们国家特别类型的人物之一，就是以他个人的吸引力，很容易在他们的家庭和村庄里出名。在任何一个有大的政治、社会或商业团体的国家里，这种人会自然地成为民族领袖。把许多人组织到一个团结的团体的力量，是依靠一种特殊的天才的。这种天才在我们国家里都白废了，白废而又可惜，我认为，就像是从天上摘下星星来当火柴用一样。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他的弟弟，我的堂兄古南德拉。他也总使这家庭里充满了他的人格。他的宽大仁慈的心，把亲戚、朋友、客人和家属都一视同仁地拥抱了起来。不论是在他宽阔的南边凉台上，泉边的草地上，或是池边的钓台上，他总在主持着一个不招自来的集会，像一个“殷勤”的化身。他对于艺术和才智的广泛的欣赏，使他永远发出热情的光辉。任何关于节庆、游戏、戏剧或是其他娱乐中的新颖想法，他总是一个踊跃爽快的赞助者，在他的帮助下，就会开花结果。

　　那时候我们年纪太小，不能参加那些活动，但是他们推动的热闹与活力的波浪，奔涌而来敲打着我们好奇的心门。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哥写的一出讽刺剧在堂兄的客厅里排演。从我们这边，倚在凉台的栏杆上，我们能听到对面洞开的窗户里的哄堂大笑和滑稽的歌声杂在一起，我们有时也能看到阿名画家加甘南达拉和阿巴宁达拉的父亲。――译者克谢・玛正达的绝妙的滑稽戏。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唱的是什么，但总在希望有一天能够知道。

　　我记得有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使我赢得了古南德拉堂兄对我的特别好感。我除了得过一次品行优良的奖赏以外，从来也没得过奖。我们三个人中间，我侄子萨提亚是功课最好的一个。有一次他考得很好，得了奖金。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从马车里跳出来把这重要消息告诉了正在园里的堂兄。我跑到他面前，喊着说：“萨提亚得奖了。”他微笑着把我拉到他膝前去，问：“你得了奖没有？”我说：“没有。不是我，是萨提亚得奖了。”我对萨提亚的优良成绩的由衷喜悦，似乎特别地感动了我的堂兄。他转向他的朋友说着这件事，认为是很好的特色。我记得很清楚，我真是莫名其妙，因为我没有从这一点上来体会我的感情。因为没有得奖而得到了这个奖赏对我并没有好处。给孩子礼物是无害的，但是他们不应当得到报酬。使孩子害羞是不健康的。

　　午饭以后，古南德拉堂兄就到我们这边房子里来处理房产事务。我们长辈的办公室是一种俱乐部。在那里面谈笑和处理事务自由地杂在一起。堂兄常常在长椅上靠着，我总找个机会挨到他面前去。

　　他常给我讲印度历史上的故事。我还记得当我听克里夫在印度建立了英国统治之后，回到家去又自杀而死的时候，我是如何地惊讶。一方面，写下了新的历史；另一方面，在人心神秘的黑暗里，却隐藏着悲剧的一章。在表面上那样克里夫（１７２５―１７７４），征服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译者的成功之内，怎会包含有那痛苦的失败呢？这故事整天很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有时候，古南德拉堂兄一定要知道我口袋里放着什么东西。在轻微的鼓励下，我的手稿就毫不羞愧地拿出来了。我不必说明我的堂兄不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家；事实上，他所表示的意见，倒可以作为极好的宣传。但是当我诗中的稚气到了太冒失的地步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天，在一首叫做《印度母亲》的诗里，在一行之末，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押的韵，那个字是“车子”的意思，我必须把这车子拉进来，虽然连一条可让车子通过的道路的影子都没有――押韵的坚决要求，不肯听受纯理性的任何推托。

　　古南德拉堂兄迎接这车子时狂笑的大风，把这辆车子吹回到那条不可能有车子走来的道路上，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我大哥那时已忙着写他的杰作《梦游记》。他的坐垫放在南边凉台上，前面摆一张矮桌。古南德拉堂兄每天早晨都来坐一会儿。他对于欣赏的广大的能力，春风般地催助诗歌的萌茁。大哥写了一会儿就把他写的朗诵出来，他对于自己创造的幻象的洪亮笑声，使凉台都震动了起来。

　　大哥写出来的比他用到定稿上的要多得多，他的诗的灵感是那样地丰富，像过于繁盛的芒果的小花，在春天的芒果林荫中铺下了一层毯子，《梦游记》的撕弃的稿纸，也散掷得满房子都是。如果有人把这些稿纸都保留起来的话，今天真可以当作一篮花朵，来装饰我们的孟加拉文学。

　　在门边偷听，在屋角偷看，我曾充分地分享了这个诗筵，它是那样丰盛，那样富余。那时大哥正在才华英发的高峰；从他笔下奔涌出不停的滔滔波浪，形成一股诗的想象、韵律和词句的洪流，以喜悦横溢的胜利的欢歌，来充满泛溢它的两岸。我们能够充分了解《梦游记》吗？但我们在那时候是否必须完全了解才能欣赏它呢？我们也许得不到海洋深处的珍宝――即使我们拿到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我们在海岸边狂欢戏水，在它们的冲击之下，我们生命的血液是如何欢乐地涌过每一根血管啊！

　　我越想到这一时期，就越体会到我们再也没有了所谓的穆杰利斯的东西了。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个作为前一代特征的密切社交的临终光辉。那时候乡邻的感情是那样地强烈，因此穆杰利斯成了一个需要，而那些在社交场合有所贡献的人，就受过巨大的欢迎。现在人们只为着事务而互相访问，或把它当作社会义务，而不是以穆杰利斯的方式来集会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中间也没有同样的亲密关系！

　　我们从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交往，纷纭的谈话和断续的笑声，使得屋里和凉台上显得多么欢畅呵！我们祖先能成为团体和集会的中心，能创始和保持活泼有趣的闲谈，这种才能现在都消失了。人们还是来来往往，但这些同一的房子和凉台却显得空虚而荒凉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件事物从器具到宴会，都是为多数人的享用而设计的。因此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豪华精致，也没有一点傲慢的意味。这些附属品，从那时以后在数量上是增加了，但是它们已变得无情，也不了解那能使贵贱一致地孟加拉语，意思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集会。――译者感到宾至如归的艺术。那些赤裸的和衣衫褴褛的人，不能只凭着笑脸的魅力，而必须得到许可，才有使用或占据它们的权利了。我们今天在盖房子或设计家具时候，所想要亲近的人们，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它的宽泛的款待。我们的毛病是，我们抛弃了我们原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在欧洲标准上面重建新东西的办法，结果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寂寞寡欢了。我们仍为事务和政治的目的而聚会，但从不纯为彼此见面而聚会了。我们不再想出机会，只为着热爱我们的同胞，而把人们聚集起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社交上的鄙吝更丑恶的东西了；当我回忆到这些人从心底发出的朗朗笑声，使我们减轻了俗务的负担，他们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客人了。

　　在我少年时期有一位朋友，他在我的文学进益上的辅助，是无法估价的。阿克塞・乔杜李是我五哥的同学。他是英国文学硕士，他对英国文学不但极其爱好，也非常精通。一方面，他对于我们孟加拉的老作者和毗湿奴派诗人，也有同样的爱好。他读过好几百首孟加拉无名诗人的诗，他放声高吟这些诗句，不管曲调和效果，也不顾听众不同意的表情。也没有什么他身外或内里的原因，能阻止他大声地为他的音乐打拍子，离他最近的桌子或是一本书，都可以被他轻捷的手指敲出有力的鼓点，帮助他把听众鼓舞了起来。

　　他也是这种能以无限的才力从一切东西里提取快乐的人。他时刻准备着从每一件事物上吸收一丝一毫的优点，同时立即唱出他的过分的赞歌。他有一种飞速地写出很好的抒情诗和歌曲的卓越天才，但是他不以作者自居。对于他用铅笔写过到处乱掷的成堆的稿纸，他从不加以注意。他的才气是充溢的，但是他对于他的多产却是那样的淡漠。

　　他的一篇长诗在《孟加拉大观》上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欢迎，我听到过许多人在唱着他的诗，但却不知道是他写的。

　　对于文学的真诚爱好，比博学可贵得多，就是阿克塞・乔杜李的欣赏热情把我自己的文学欣赏唤醒了。他对于友谊和文学评论是同样的慷慨大方。在生人中间，他就像一条失水之鱼，而在朋友中间，智力和年龄的差别，对他是不发生影响的。和我们孩子在一起，他就是个孩子。当他在深夜从大人们的穆杰利斯中告辞出来的时候，我就留下他把他拉到书房里去。在那里，他坐在我们书桌上，以毫不消减的亲切，使他成了我们小小集会的灵魂和中心。在许多这种场合里，我听过他欢天喜地地讲解着一些英国的诗歌，做着欣赏的讨论，批评的探索，或是热烈的争辩，或是对我的朗诵自己的作品报以慷慨的称颂。

　　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是我文学和情感训练最主要的辅助人之一。他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也喜欢唤起别人的热情。

　　他没有让年龄的差别阻碍我们之间知识与情感上的自由交往。他所给我的极可感谢的自由，别人是不敢给的；许多人甚至于责怪他。他的友谊使我有了去掉羞怯的可能。我在幼几乎相差十二岁。――译者稚时期受过压迫的灵魂，对于友谊的需求，就像炎暑渴望云霓一样。

　　若没有这样突然地把我的枷锁斩断，我可能终身残废。掌权的人总是不倦地举出自由被滥用的可能性，来作不给自由的理由，但是若没有这个可能性，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学习正确地使用一件东西的方法，就是通过错误地使用它。至少对于我自己，我真是可以说，从我的自由中产生的任何小毛病，总是把我带到纠正毛病的路上去。我从来不能把人家揪着我的肉体上或是精神上的耳朵，强迫我吞咽的东西，变成为我自己的，除了让我自由地取得的东西之外，我所得到的只有痛苦，没有别的。

　　乔提任德拉哥哥毫不保守地让我用自己的方法去学习。

　　自从那时候起，我的天性才准备伸出它的针刺，而同时也开出花朵。我的经验使我并不怕恶，而更怕专制的努力求善。对于惩罚的警察，政治的或是道德的，我都有一种十足的恐怖。

　　因此而产生的奴役状态是最坏的折磨人类的毒癌。

　　我哥哥在这时候，天天坐在钢琴旁边，聚精会神地在创作新歌调。阵雨一般的旋律泉水似的从他跳跃的手指之下涌流了出来，阿克塞先生和我，坐在两边，为了便于记忆，就在调子制成之后忙着替这新调编歌。在诗歌写作上我就是这样地做了学徒。

　　和我们长入少年时期的同时，我们的家庭大量地培养起记谱的方法当时还没有应用，现在最流行的记谱法之一，就是作者的这位哥哥后来发明的。――译者

　　音乐来了。这就给我一种便宜，使我能够不费力地把音乐吸收到整个身心里去。这也有不便宜的地方，就是没有给我以只有按部就班才能得到的技巧和熟练。因此，对于音乐上的所谓精通，我是没有得到的。

　　自从我从喜马拉雅山回来以后，我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

　　仆人的管制告了终结；我用了许多方法使学校生活的羁绊也放松了；对于家塾的先生我也不给他以活动的范围。甘先生在带我读完《战神之诞生》以后又散漫地讲了其他两三本书，就离开了去从事法律的生涯。以后来了一位普拉遮先生。头一天他让我翻译《威克菲尔牧师传》。我发现我并不讨厌这本书；但是当这件事鼓励他为我学习的进展作出更精细的计划的时候，我就简直溜掉了。

　　我已经说过，家里的大人们对我失望了。我自己和他们对于我的前途都不屑于寄予希望。因此我可以自由地来专心写满了我的稿本。这样地填满起来的作品是不可能比企望的更好的。我心里除了一股热气之外没有别的，充满热气的水泡在懒惰的幻想周围，无目的无意义地鼓起来又落下去。没有发展成什么形式，只有运动的骚乱，一个水泡吹起，瘪下去，再吹起来。这里面任何微小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的，乃是从别的诗人那里借来的。属于我自己的只是我心中的烦躁、沸腾和紧张。运动是产生了，而力量的平衡还没有成熟，当然只能有盲目的混乱。

　　我的嫂子是一个极其爱好文学的人。她读书并不是为即作者家里的新娘，上面提过的作者五哥的妻子。――译者着消磨光阴，她所读过的孟加拉文的书籍充满了她的整个心灵。在她的文学企业中我是个合股者。她是《梦游记》的热烈爱慕者。我也是，尤其是因为我是在这创造的气氛中长大的，它的美和我心的每一条纤维交织在一起，幸而我完全没有力量来模仿这首诗，所以我从来不敢有一点这样的企图。

　　《梦游记》可以说是像一座寓言的超绝的宫殿，里面有数不清的厅堂、内室、甬道、角落或壁龛里摆满了设计奇妙、艺术精巧的雕刻和图画；在周围的地面上，布满了花畦、亭榭、流泉和荫凉幽静的处所。不但富有诗意和幻想，而语言和表现上的丰富多彩也是卓越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股创造力能把那样壮丽的、具备着一切艺术细节的结构表现出来，这也许就是我从不敢去仿造的原因。

　　这时候，微哈里拉尔・查克拉瓦蒂的叫做《吉祥诗》的组诗，在《雅利安哲学》上发表了。我的嫂子大大地被这诗的柔美所感动。其中的大部分她都会背诵。她常请这位诗人到我们家里来，还亲手替他绣过一个靠垫。这就给了我一个和诗人交朋友的机会。他渐渐地很喜欢我，我开始在一天的早、午、晚任何时间随便跑到他家里去。他的心和他的体格一样地宽大，一个幻想的圆光，像一个诗的星群，总在围绕着他，这仿佛是他的更真实的造像。他永远充满着真诚的艺术的喜悦，无论什么时候我去看他，我都在这气氛中呼吸到我的一份。我常碰见他坐在三层楼上的小屋里，在正午炎热之中，爬在荫凉的洋灰地上写诗。我不过是一个孩子，而他对我的欢迎永远是那样真诚而热烈，使我在接近他的时候，永不感到尴尬。那时候，包围在他的灵感之中，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他就会对我朗诵他所写的诗或是唱出所作的歌曲。并不是他的声音里有歌唱的天才，但也不是完全无腔无调，人们会得到他写诗的用意。当他闭上眼睛，放出他的洪亮深沉的声音的时候，声音的表情弥补了表演的缺憾。我似乎还能听到他唱着他自制的歌曲。我有时也为他的歌词作曲，唱给他听。

　　他是瓦尔米基和迦梨陀娑的热诚爱慕者。我记得有一次，在他用全副声音朗诵着迦梨娑陀的描写喜马拉雅山的诗以后，他说：“在这里面一连串的长Ａ音，不是偶然的事，诗人有意地从Ｄｅｖāｔｍａ到Ｎａｇａｄｈｉｒāｊａ，一直把这声音重复下去，来帮助他表达出喜马拉雅山辉煌的广阔。”

　　这时候我的最高志向是要做一个像微哈里先生那样的诗人。若不是由于嫂子，他的热诚的崇拜者在中间阻挠的话，我可能把自己弄到相信我的作品和他有些相像了。她总是常常提醒我说，焚文里有一句话说，没出息的抱负不凡的人，追求诗名，被人笑死！她很可能知道，如果我的虚荣心占了上风，以后就很难控制得住。因此我的诗才和唱歌的力量，都没有得到她的热烈的赞赏；倒是她从来不肯错过一个在我面前称赞别人歌唱的机会，来使我相形见绌；结果是我渐渐地认识到自己声音的缺点。对于我诗才的疑惑也打击过我；但是因为这是剩下的唯一可以活动的园地，在这里面我还有机会来维持我的自尊心，我不能允许别人的判断来剥夺我所有的希望；而且，在我心中的鼓动是那样地坚持，因此阻止我的诗的探险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２０发表我的作品到那时为止都是幽闭在家庭圈子之内的。这时候新出一本叫做《知识幼芽》的月刊，为着适合这个名字，它得到了一个胚芽的诗人做了它的投稿者。它开始不加选择地发表了我的一切诗的胡说。到今天，在我心的一角有一种恐怖，就是当我的末日来到的时候，有几个热情的文学警察，会不顾侵犯私宅的宣言，要进行一番搜查，他们走到被忘却的文学的最深内院里，把这些诗带了出来，放在无情的睽睽众目之前。

　　我的第一篇散文也是在《知识幼芽》的书页之中诞生的。

　　这是一篇批评的文章，而且还有一段历史。

　　一本名叫《布班莫希尼的天才》的诗集出版了。阿克塞先生在《萨达拉尼》上，菩地卜先生在《教育报》上都用十分热烈的文字来颂赞这位新的诗人。我的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在那时候订文的，常把他收到的署名布班莫希尼的信给我看。他是这本诗集的迷恋者之一，常常送表示敬意的书或布到这位著名女诗人的住址去。

　　这些诗中有好几首在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上是那样地缺乏抑制，我连想都不愿想这是妇女写的。让我看过的这些信，更使我不能相信这位写信者是女性了。但是我的疑惑并没有减少我的朋友的忠诚，他对他的偶像一直崇拜下去。

　　以布衣料来当礼品，是习惯上的敬爱或者季节祝贺的表示。――译者后来我就发动对这位作者的作品的批判。我尽情而渊博地提出抒情诗和其他短诗的特征，我的大便宜是印刷品是那么毫不羞愧地、那么冷淡地不泄漏出作者的真实学识。我的朋友忽然十分激怒地跑来，恐吓我说有一位文学士已在写着一篇反驳的文章。一位文学士！我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感到和我小时候听到的侄子萨提亚喊警察来了一样。我能看到争论的胜利标柱，竖立在我的微小的声名之上的，在权威式的引语的无情打击之下，倒塌在我的眼前；我能再向读者露面之门，永远关上了，咳！我的批评文字，你诞生在多坏的一个时辰啊！我一天天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但是，像萨提亚的警察一样，这位文学士始终没有出现。

　　我曾说过，我是阿克塞・萨卡和萨鲁达・米特两位先生所编选出版的毗湿奴派诗集的热诚的学生。这些诗的语言大部分和梅提里文混在一起，我感到很难懂；但是就为的是这个原故，我更努力地寻求它的意义。我对这些诗的感觉是热切的好奇，就像对种子里未萌茁的胚芽，或是蒙着沙土的大地里未被发现的神秘一样。我的热情被发掘这些未知的诗的珍宝的希望所维持，在我逐步深入到这个宝库的未探查的黑暗中的时候。

　　在我这样做着的时候，我忽然想要把我自己的作品，包裹在这样的神秘包袱之中。我从阿克塞・乔杜李那里听到英国小诗人柴特顿的故事。关于他写的诗我一点也不知道，也许阿克塞先生也不知道。我们若是知道的话，也许这故事就没有了诱人之处。这故事的戏剧成份偶然把我的想象点着了，不是有许多人受过他成功地模仿的古文学的欺骗吗？最后这不幸的青年死在自己的手里。我把自杀的这一部分撇在一边，只束紧裤带来追赶柴特顿的功绩。

　　有一天中午，浓云密聚。享受着云翳的午休时间的可感的凉荫，我匐伏在内室的床上，在石板上写着仿梅提里文的诗Ｃａｂａ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