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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附录

  访石曼谈国泰大戏院

  新华社记者朱薇周轶君张琴

  穿过重庆市繁华的解放碑地段,驻足青年路口,国泰电影院仅是一座四层高小楼,与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相比,实在有些“寒酸”。

  篆刻在国泰电影院门厅右墙的石壁上,是郭沫若、夏衍、阳翰笙、曹禺、白杨、吴茵、张瑞芳、石羽、秦怡等艺术家为国泰留下的签名。照片和签名,提醒熙来攘往的人群,这里就是“抗战期间上演过94出话剧的国泰大戏院”,全国电影、话剧明星聚集的地方。

  提前狂欢

  “1945年8月15日是抗战胜利的日子,然而在战时首都重庆,8月10日人们就开始庆祝抗战胜利了。”如今已是白发老翁的石曼先生,毕生致力于抗战戏剧研究,当年他是一家民营报纸的记者,专访过白杨、赵丹、田汉、阳翰笙等人。

  8月10日晚8时,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正式播出日本投降消息。

  正在学校排练话剧的石曼第一反应是“愣住了”,虽然心里早有些预感。“不知哪里忽然来那么多鞭炮,到处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有人兴奋地在地上翻跟斗。”

  影剧明星张瑞芳、金山夫妇跑出家门,随激动的人群拥向市中心。远远地,金山看见个子不高的赵丹在人群中“像篮球一样蹦跳”,两人抱在一起,连跳舞带转圈,来到国泰大戏院门口。继续跳,继续转,直到赵丹撞倒戏院门口一个玻璃柜台,P股上划了一个三角口,流血不止被送医院,这场疯狂才停止。

  虽然,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代表签字投降,掀起了新的庆祝高潮,但石曼记忆中,人们最疯狂、最激动的一刻还是在8月10日,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声音“近乎颤抖”。

  危险演出

  “当时国泰大戏院的院厅就在这里,楼上楼下有1500个铁背靠椅座位,白天放电影,晚上演话剧。”原国泰电影院经理万健成指着放映厅说,“剧院那时算得上先进,放映房原先叫摇片房,手摇放片,银幕上的人都蹦蹦跳跳的。”

  “他们既是在战火中演出,更是像打仗一样参加抗日救亡演出,”石曼说,战时重庆频频遭到日军轰炸,警报一响,国泰大戏院的演出立即闭幕。空袭一过,演员和观众又回到剧场,战时国泰的演出从未长时间中断。

  谈到剧院内是否有专门为“大明星”安排的防空洞,或者一旦遇到危急情况,是否首先照顾明星们撤离,万健成连连摇头。

  当时,能买得起话剧票的只是中上流人士,为了让普通民众也能看上话剧,深入宣传抗日救亡,一些民间剧团把舞台从国泰大戏院搬到街上。

  “上海电影明星在重庆街头演戏”成为山城头号新闻。由赵丹、白杨等人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其中一部。有时日本飞机来袭的警报刚刚解除,他们就在街上找个宽敞地方,敲锣打鼓吸引市民观看。

  辉煌演出

  1937年10月15日晨,包括白杨在内的上海影人剧团36位明星,乘船抵达重庆,成为第一个抵渝宣传抗日救亡的演剧团体——上海影人剧团。随后,大批影艺人士相继来到大后方重庆。

  话剧的热闹场面更加壮观。白杨所在影人剧团到达重庆第12天,首演《卢沟桥之战》。大戏院门口车水马龙,黄包车云集。戏院还未开门,排队买票的人就堵住了门。退场时,观众不得不从两边走,以免拥塞,4名警察在场内维持秩序。

  皖南事变之后,1942年4月郭沫若创作《屈原》,其中一段1700字的独白《雷电颂》,传诵一时。重庆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其中的台词,如“爆炸啊,你从云头滚下来吧!”每场开演前,买票队伍排出数百米。

  1938年10月,大后方民众掀起支援前方的募捐高潮。重庆影剧界上演《为自由和平而战》,预计募集5万元,制作寒衣5万件送去前线。演出普通券为1元、2元、5元、10元,10元票价是当时重庆前所未有的高价,一般公务员每月伙食费才3元。最昂贵的是“荣誉券”,高达50元、100元、500元,500元当时价值10两黄金。普通券一抢而空,荣誉券也有许多人购买。重庆市银行同业会主席康心如一次就拿出2万元购买荣誉券。

  明星与观众的关系,也比今天更加亲密。白杨、赵丹这些“大牌”明星一般走路去剧场演出,乘公共汽车算是“奢侈”。坐车或上街,从来不避观众,没有明星架子。“那时,大家住在一座城市,感觉很近。”石曼说。

  《屈原》演出时间较长,结束后已是半夜一时之后。一些观众想到步行回家需两三个小时,干脆睡在剧场。而刚刚谢幕的明星们,就同他们“联欢”,交流观后感。

  贫苦明星

  辉煌背后,大牌明星的生活贫苦得令人难以置信。

  演出虽然叫座,绝大部分收入捐给前线。每场演出几乎都有“名目”:“捐滑翔机”、“为前方将士”,等等。

  国泰大戏院对面,原来是一家小茶馆,简单改造后成了中华剧艺社宿舍,演员们在这里睡的是通铺。夫妻演员用一块布景片子与他人隔开住下。

  赵丹所在剧团不愿归在国民党军方名下,只好完全靠演出过活,生计艰难。有的明星几乎当得上“衣衫褴褛”四个字,连衣裤都是影迷所赠。

  著名女影星秦怡16岁到重庆,一年四季只有一件夹旗袍,冬天塞棉花进去,春夏取出。工资微薄,还要抚养一个孩子,“每天只能吃一个烧饼”。

  个别演员得了肺病,无钱治疗,在舞台上吐血而死。

  抗战期间,直到1943年6月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国泰大戏院演话剧之前,这里已经上演话剧94出。抗战八年,重庆一共公演240多出话剧。

  国泰首演的话剧中,留下许多传世之作: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蜕变》、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老舍的《面子问题》。

  (新华社专稿2005年08月09日1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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