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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应云卫跑码头

  概述

  1921年,应云卫参加中国戏剧协社,他不吝家中财富贡献于戏剧事业。以后几十年间,他甘冒政治迫害之危险,任劳任怨,克服各种困难,典质俱尽,为党的戏剧工作,竭尽毕生精力,谱写了中国“戏剧春秋”。为此,应云卫乃有“中国戏剧魂”之称,中国戏剧界写一部《戏剧春秋》,以应云卫为代表最恰当不过。这里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应云卫社带领中华剧艺社在巴山蜀水间跑码头,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具有话剧工作者在旧社会遭遇的普遍意义。值此话剧百岁之际,写出以飨读者。

  初到蓉城

  在旧社会,剧团到外地去演出叫“跑码头”,话剧团体用了文明的说法,叫“旅行公演”。1943年,六个以“中”字起头的大型职业话剧团体都挤在重庆抢饭碗,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党领导的中华剧艺社调往川西演出。应云卫在党领导的戏剧队伍中,从来都是担子拣重的挑。这样,成都《华西晚报》以筹集文化事业基金演出的名义发出邀请,1943年6月,由应云卫为社长的中华剧艺社到了成都,开始了艰难困苦的“跑码头”的生活。

  应云卫,人称应老板。他是剧团负责人、大管家,又是大导演。他重义气,广交四方朋友,天大的让人发愁的事,摆在他面前,他都沉着地乐呵呵对待。

  1943年10月,中华剧艺社在成都演出曹禺改编巴金的小说《家》。

  巴金是成都人,他写的《家》,就是发生在他家中老少男女、兄弟姐妹间的故事,现在搬到巴金的老家来演,蓉城风光、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等,差错不得。

  排演这出戏,先由《华西晚报》记者车辐陪同导演贺孟斧、设计方菁前往正通顺街巴金老宅参观,回来以后,导演和设计都要求《家》中的服装、道具要像巴金家中那样贵重典雅,要让成都观众看了伸大拇指叫好。

  按照这种要求来制作服装、道具,是需要一大笔钱的。中华剧艺社从成立那天起,就和“穷”字连在一起,想都没敢想花这么一大笔钱。只有使出老招数来:借,需要哪样东西,借哪样。

  借,是应云卫惯用的绝招,人家说他借的本事像变戏法,戏里缺服装、道具,他总能变得出来。整堂的红木家具,他能从人家家里借出来,主人家还高高兴兴地送到剧场,帮忙搬到舞台上。剧中人物需要古老精致的手杖,需要俄罗斯大皮帽、香港时髦的女式手提包,只要发现看戏的观众当中有,他能在戏开幕前借到手,有的人还自愿捐赠给剧社。著名女演员沙漠好奇地问过他:“应大哥,你这绝招怎么学来的?”他苦笑着说:“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会哄,会骗。还靠我真诚的央求,明白告诉人家,剧团穷,有些东西剧团自己做不了,又没钱买。人家看我们可怜,也就发善心了。其实,这都是观众热爱话剧,对我们支持。我们要把戏演好,才对得住观众。”就是这样,《家》里面的许多道具是从巴金的弟弟李济人那里借来的;觉新、瑞珏结婚新房里的一些摆设,是成都著名小儿科医生王伯岳动员他新婚的表姐,把新房里的花缎被子、枕头,连同帐子、床围全部借来了。剧中白杨演瑞玨,是从中央电影摄影场剧团借来的;耿震演觉新,是从中央青年剧社借来的。他又特地借来在成都的李恩琪,扮演梅表姐。

  《家》的演出轰动蓉城,连演40场卖座不衰。一天,戏演到第三幕,突然停电,应云卫宣布明日续演,坐票有效。观众无论如何都不答应,提出点蜡烛也要看完演出,于是买了许多蜡烛点在台口和舞台中间,戏继续演下去,观众仍然看得如醉如痴。应云卫被感动得说:“成都的观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观众!”成都的观众最可爱,但是,当时成都的歪人也不少。抗战前,四川是个军阀割据的省份;抗战后,他们的势力虽然给削弱了,他们的公子哥儿、脚脚爪爪,为非作歹,欺压善良,旧性不改。加上地方官员、袍哥大爷、地痞流氓这一班子人,他们认为自己吃得开,看戏是不买票的,若是掏钱买票看戏就失了面子。他们不仅自己看白戏,还要带上三朋四友、姨太太、小舅子看白戏耍威风,有的还带上跟包的捧茶壶,老妈子捧衣裳。守门的向他们要票,他们轻则瞪你一眼,重则手往腰间一拍,恶狠狠地说:“要票没得,要炮倒是有的。”至于警察、宪兵,还要格外优待,为他们安排好座位,摆上茶水,表示欢迎,这些座位美其名曰:“弹压席。”其实,他们是借此看白戏、收包袱,对那些强行看白戏的人,他们沆瀣一气,丝毫也不“弹压”。

  应云卫自从演戏以来,熟知这是中国剧场的陋习,各地皆然,不过成都为甚。

  他眼看着大笔票款流失,打落了牙齿连血吞。就这样忍辱负重,有一天,应云卫还是被一个军阀的少爷带来的人打了,大家要去找这个少爷讲理,为了剧社的生存,个人事小,应云卫劝大家不要介意,免得再起风波。

  然而,应云卫对关系到话剧界的荣辱大事,决不屈服于官方。本来抗战后期话剧的卖票收入,已被苛捐杂税剥夺得所剩无几,中华剧艺社已经到了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的境地。这时,税务部门居然要向剧社收“花捐”,这是成都当时对妓女收捐的称谓。这些政府官员,把抗日救亡的话剧工作者视同被迫受人玩弄的妓女,实在是糊涂之极!混账之极!

  反动之极!应云卫率领中华剧艺社的同志和留蓉的全体剧人,向税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成都新闻界对剧人予以支持,有关当局这才醒悟到做了糊涂事,收回了这桩混账的举措。

  与穷相伴

  应云卫带领中华剧艺社演话剧,卖满座是经常的。初到成都,在提督街国民大戏院公演《法西斯细菌》、《孔雀胆》、《家》,观众都空前踊跃,打破了成都多年未见的话剧卖票纪录。然而在剧团身上捞油水的太多,常常卖满座也入不敷出。演职员们一天三顿能填饱肚皮就算不错了,难得一个星期吃上了一次回锅肉,全团上下就乐开了花。至于薪水,工人们要养家糊口,应老板事先都和他们讲好待遇的,恪守信用付出,演员们好像没有这一说。每隔三四十天,有一天若是男演员不再两个人吸一根香烟,女演员嘻嘻哈哈在一起剥盐水花生吃,腰上一根绳子拴在板凳腿上的家属娃儿,不再蹲在地上玩泥巴,而是嘴上在啃烧饼。这一天,准是应老板给大家发零用钱了。至于穿着,秦怡在抗战八年间,穿的都是一件长袍,冬天塞些棉花进去,春秋抽出来当夹袍。白杨曾经三年买不起一双皮鞋。

  项堃替剧社找银行经理办事,借剧社演戏用的西装,穿出去当门面。这就是中华剧艺社在成都生活的剪影。

  从1943年到1945年,应云卫带着剧团跑码头,生活之艰苦一言难尽,既然当了这个剧团的老板,借债、躲债是经常的。但是他不能愁眉苦脸,让大家垂头丧气。天大的困难摆在面前,他总是面带笑容对大家说:

  “小事一桩,我有办法。”有一天,剧社眼看要揭不开锅了,他带着管财务的骆可出去借钱。跑了三四处地方,费了一整天时间,分文也没有借到手。在回剧社的路上,应云卫问骆可身上还有多少钱,骆可掏光口袋里所有的钱,也不够全社人员打一次牙祭。应云卫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也掏出来说,你把这些钱买些花生、瓜子、香烟、糖果拿回去,让大家高兴一下。

  果然,骆可回去把东西一撒,大家还以为他们借到钱了,困难已经解决,欢天喜地。第二天,应云卫悄悄地抱着他那件价值不菲、已是几进几出典当行的皮大衣,换来了钞票,解救了剧社燃眉之急。

  应云卫就是这样当老板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仍不忘给全社人员带来欢乐与力量,这样的事,何止一件两件。

  苦中作乐

  中华剧艺社舞台部门有位大能人胡阿土,他本是著名的上海共舞台做机关布景的工人,变换布景飞快,犹如放电影。舞台上古今中外的布景、道具制作,没有哪样能难倒他,应老板称他是编、导、演之外的第四方面军。他带出来的徒弟遍及重庆、贵阳、成都、昆明各地。胡阿土四十开外,膝下无儿女是件苦闷事。他看中了女演员吕恩,戏演得好,没有演员架子,想收她为干女儿,只怕人家嫌他是工人,不好开口。应云卫一心想成全这件事,他和吕恩直说道:“你们都是江苏同乡,阿土人好,看你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只身流亡在外,他要当了你的干爹,可以名正言顺保护你。”吕恩善良,想到阿土出门在外,没有家庭温暖,爽快地点头答应。拜干爹那一天,应云卫亲自唱礼,吕恩向阿土叩了三个响头,喊了三声干爹。

  好事成双,有干女儿还没有干儿子,应云卫又叫自己儿子应小白,也给阿土叩了三个头,给阿土做干儿子。全社一片欢腾,都说应老板看得起工人,为胡阿土想得周到。

  应云卫肯为社员带来欢乐,既投之以桃,大家也报之以李。1943年,应云卫年届四十。戏剧界有鉴于应云卫对影剧事业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心血,重庆由夏衍、于伶、宋之的参照应云卫业绩,集体创作话剧《戏剧春秋》演出。中华剧艺社的同仁们,也在成都演出这出戏,并为应云卫举办了祝寿典礼。在一对红烛闪闪光亮照耀下,由丁聪吹笛奏乐,包括陈白尘夫妇在内的朋友们,半开玩笑、半尊重地向应云卫、程梦莲夫妇行跪拜礼。

  一场哈哈大笑声中,苦中作乐了一番。

  朋友相助

  就在这无酒无席为应云卫祝寿期间,从重庆来了一位富家子弟、业余话剧爱好者、思想进步的银行职员徐世骐(现在成都的著名川剧女作家徐棻的哥哥),他刚调到成都一家银行工作,立刻在少城公园静宁饭店招待剧社老朋友们吃了一顿油大,然后为应云卫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他先垫付一笔钱,让应云卫在他们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没钱时可以先开支票透支,有钱再进账填平,这样又灵活又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应云卫大喜过望,这样一来剧社就免遭断炊之虞,演《大明英烈传》、《草木皆兵》、《离离草》几出戏,借钱也有了着落。之后,徐世骐为应云卫垫付了十几笔透支款。应云卫也很守信用,一卖得票款就把透支款全部归还。徐世骐及时雨的行径也惠及剧社其他一些同志。有一次,他请周峰、丁然洗澡,看他们汗衫、内裤都破烂不堪,马上买了新的给他们换上;著名演员耿震结婚,看中了拍卖行一套旧西装,但又买不起,徐世骐慷慨解囊买下,作为贺礼送给耿震。这都是应云卫广交朋友,得道多助结下的果实,也是应云卫跑码头到成都最难忘的一件事。

  泸州遇险

  1944年春夏之交,中华剧艺社员跑码头到了泸州。应云卫留在乐山结账,带队的刘郁民同志遵照应云卫办事的做法,向当地一位司令去拜码头。那位司令原是个小军阀,他先来个下马威,说你们剧社有共产党,要查个明白,当场把刘郁民扣留了。应云卫星夜赶来,找关系把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刘郁民救出来。这批地头蛇又出坏主意,借宴请为名,要女演员伴舞,男演员一个也不请。还是应云卫找江湖上的朋友去周旋,推辞说,理应行客请座客,你们宴请实不敢当。

  泸州是国民党川南特务领导机关所在地。有消息说,特务发现郁风隐身在中华剧艺社,泸州的水陆码头都有人监视,准备对郁风下手。女画家郁风本在桂林,处境险恶。夏衍致电在成都的应云卫,以需要服装设计为名,让郁风躲在中华剧艺社。应云卫甘冒风险答应了老友夏衍的重托。

  当务之急,送郁风急速逃离泸州,到重庆《新华日报》社找夏衍去。这件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只有胡阿土能办。胡阿土在上海为挣饭吃曾经参加过帮会,辈分和杜月笙差不多,剧社这次出来跑码头,胡阿土的关系起了不少作用。这时,胡阿土说:送郁风逃离泸州容易,由我护送她到重庆,交给夏衍先生,大家才能放心。胡阿土找到轮船上的朋友,果然把这件事办妥了。剧社在泸州的演出也顺利完成。

  秦怡登台

  1944年10月,秦怡从西康流浪了几个月跑到成都,要求回中华剧艺社演戏。秦怡因为和陈天国的婚姻纠纷,从重庆逃离出来的。去年,秦怡逃离出来后,找过应云卫,那时报纸上“秦怡出走”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在“追缉”秦怡,陈天国声言找应云卫要人,应云卫当时收留秦怡对秦怡不利,安排秦怡躲到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去。现在“追缉”秦怡的风声渐微,陈天国有了新的女朋友,于是,11月间,秦怡登上成都舞台,第一个戏是《李香君》,一个戏接一个戏的演下去。

  这时,白杨、舒绣文都回重庆去了,应云卫正发愁剧社缺少超级明星叫座。秦怡来成都,救了他的急。秦怡是话剧四大名旦中最年轻、最美丽的一位,“秦怡复出成都登台”一经报上宣扬出去,成都的话剧迷打拥堂地在“三益公”剧场(现新闻电影院)门前排队买票。他们不说买什么戏的票,只说“看秦怡”。应云卫是发现秦怡演剧才能的伯乐,1941年,秦怡因生活不幸,想离开文艺界。是应云卫在重庆及时把秦怡引进中华剧艺社。剧社成立后的打炮戏是《大地回春》,应云卫启用秦怡担任剧中女主角黄树蕙,一炮打响,秦怡跻身话剧“四大名旦”之列。现在,成都观众如此追捧秦怡,应云卫又高兴得一跳一跳的走起雀步来。秦怡也说过:

  “没有应先生,不一定有中华剧艺社;没有中华剧艺社,也就没有我。”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在追捧秦怡的观众队伍中,华西大学出现了一个“秦怡追求团”,人数众多,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追求秦怡为目的。

  秦怡虽然不理这件事,却给剧社带来麻烦。

  “秦怡追求团”中一位西装革履的追求者,在剧场包下一个固定的座位,每晚必来看戏。剧社的人摸不透他是话剧迷,或是洋场阔少,只能表示欢迎。一天戏散后,这位追求者跳上舞台找到秦怡,递上名片,上面头衔一大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大代表”。秦怡一看这个头衔就反感,没有给他好脸色。

  第二天,这位“国大代表”又跳上舞台来,要请秦怡吃饭,一而再,再而三地缠着不走,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

  这就引起应云卫和演职员们的注意。应云卫对这样的事见得多了,他自有对付三教九流的办法,那就是既不让他得逞,也不得罪他。剧社年轻人的鬼点子多,他们对秦怡说:“有好吃的为什么不去,不吃白不吃。你就说一个人去吃不好意思,要去剧社的人都去吃。”“你真的要请我们吃饭吗?要请,剧社的人都去吃。”秦怡背后站着许多年轻人,她的胆子也壮了。那位国大代表一看既定目的达不到,只好尴尬地说,那就改天吧!这一改天,他就再未现踪影。

  应云卫对这件事的处理也很满意,他说出门在外,和气生财。

  秦怡在成都一部接一部地演了六部大戏,280天的时间都在舞台上,最后一部戏是《结婚进行曲》,秦怡饰主角黄瑛,接连演了60个满座,秦怡的嗓子哑了,只剩了气音。应云卫考虑让B组的演员上。没有想到戏牌挂出去,观众大闹退票。应云卫急了,找秦怡商量上场,秦怡说,我上台说话没有声音,观众也要退票的。应云卫分析说,观众既然非你演出不看,我们说明你是抱病登台,观众就会原谅你的哑嗓子,还要同情你。果然,应云卫最懂得观众心情。秦怡用的气音演戏,场内嗑瓜子的都停了下来,观众格外安静,剧场里似乎掉根针在地下也听到声音。全剧演完落幕,观众竟然鼓掌要秦怡谢幕。

  秦怡后来说:“这是我当演员以来得到的最高奖赏和最大的尊重。应先生最懂得观众。这是他含辛茹苦,一步一个脚印得来的经验。在成都我度过了最幸福的280天。”

  重磅炸弹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应云卫经过短暂的抗战胜利的喜悦后,又陷入“复员”与“内战”的愁绪中去。中华剧艺社的同仁们大多数来自上海、南京,眼看着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飞往四面八方“刼收”发横财,他们这群抗日救亡戏剧工作者,复员无钱,有家回不去。大家在愤怒与怨恨中,由陈白尘写出了讽刺接收大员的《升官图》剧本。剧本问世已三月,却没有搬上舞台,大家心里明白,这出讽刺喜剧有如投向蒋家王朝的一颗重磅炸弹,剧本审查这一关难以通过。中华剧艺社只有复员这一条路,挪动到了重庆。

  1946年2月,旧政协开过了,国内有了一点假民主气氛。重庆由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成立了现代戏剧学会,他们和中华剧艺社合作演出《升官图》。

  应云卫预见到《升官图》的演出必有一场凶险的斗争。他首先搞到两张去上海的票,准备把作者陈白尘夫妇送走。第二,他日夜奔走在三教九流、大小权贵之间,寻找可供演出的剧场。知名的国泰大戏院、抗建堂,他想都不去想。因为,还在《升官图》借三青团的青年馆(现在的实验剧场)连排时,一些文化官员看了这出戏,反过来哀求应云卫说:“老应哎,你也太狠了!借剧场给你排戏,你硬要到我青年馆里排这个戏,这不成了和尚庙里卖肉了吗?帮帮忙,让我们能交代!”排戏的目的已经达到,应云卫却装出倾家荡产的样子:“唉!不够朋友,没有办法,我老应背债,要混口饭吃。”结果还是有朋友帮忙,找到了地处偏僻,七星岗巴蔓子墓旁的江苏同乡会的礼堂,把它当剧场来用。第三,剧场有了,又借了部发电机来,预防有人搞停电,破坏演出。第四,当时已有沧白堂、较场口特务打人事件发生,应云卫找好剧场左右退路,让演出人员认清。应云卫亲自把守后门通道。

  《升官图》初演两场平平淡淡,看戏的观众把戏的内容传出去了。

  《升官图》假托是一场梦幻,反映是活生生现实,一传十,十传百,造成轰动效应,上千观众抢购戏票,形成万人空巷,争看《升官图》。

  国民党当局一心想把的《升官图》的演出砸烂于舞台,驱逐出重庆,慑于国内民主浪潮高涨,不敢一意孤行,于是招来地痞流氓破坏演出。开演前,剧场门前泼大粪,臭气冲天;开演后,剧场附近敲锣鼓,扰你安宁。

  应云卫对于这种卑鄙行径也有对策。现代戏剧学会有位负责人周特生,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斗争需要,他参加了哥老会,封为“管事五排”。他招来兄弟伙说:“我周某投资演戏,赚了点钱。警察局想插一腿来,我不答应就搔我的皮,每天把戏园子闹得鸡犬不宁。你们说怎么办?”兄弟伙个个揎拳撸袖说:“放心,跟这些龟儿干到底。”哥老会的兄弟伙团结一心,果然把地痞流氓轰得远远的。

  艺之侠者

  《升官图》胜利结束在重庆的演出,应云卫没有就地解散剧社,让大家流落异乡。他要让小兄弟们也能“复员”,仗义出名的应老板全力奋斗,靠朋友相帮,找黄鱼车,搭复员船,硬是把几十人送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住到一起,再开大锅饭,直到每个人都找到职业。

  “艺之侠者”,这是戏剧界对应云卫又一种崇高的评价。

  1967年初,上海的“四人帮”头子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深知江青底细的应云卫,成为上海电影局首批“牛鬼蛇神”,1月16日,应云卫在重病中被造反派拉出去游斗,惨死于街头。1978年11月,上海为应云卫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夏衍在致大会的悼文中披露: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不久,应云卫即加入剧联,为了保持他的公开身份有利于进步戏剧运动的开展,对外不发表他的盟员身份。这项秘密公开以后,在场的亲朋好友惊愕不已。虽新中国成立后,应云卫临终前,也没有向家人透露过这一革命者身份。应云卫做到终身保守秘密,品质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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