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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曹禺访谈录

  一

  1986年,重庆出版社决定编辑《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卷本,请我担任戏剧卷编选者。我于1987、1988年去北京,走访夏衍、阳翰笙、曹禺诸同志。曹禺是《书系》戏剧卷的主编,我是编选者,我和他交谈的更多一些。

  1987年4月1日,我去北京人艺方琯德的家,他导演的《蜕变》正在首都剧场公演。他兴奋地告诉我,曹禺这出被冷落了30多年的名剧,继重庆市话剧团前年演出后,北京人艺今年在首都演出,上座率是平均80%。他又告诉我:1961年,在周总理倡议下,北京人艺曾经排过《蜕变》,舒绣文、朱琳饰丁大夫,刁光覃饰梁专员,戏排了两幕,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些人生怕这个剧本有歌颂国民党之嫌,担心不改不能演出。周总理认为要尊重历史,不能拿今天的尺寸去对待过去的作品,修改有失历史的面貌。要嘛照原样演,要嘛不演。这时极“左”思潮正盛,这出戏就没有继续排演下去。谈兴正浓时,宿舍收发室喊方琯德接电话,他跑出去回来,高兴地对我说:“万先生(曹禺原名万家宝)偕夫人李玉茹今晩来看戏,你要找万先生,我安排你和他们坐在一起。”我因为有这样好的机会十分高兴。

  晚上将及7时,我先坐在首都剧场堂座四排中间一个位子上,曹禺先生夫妇来在我左侧坐下。曹禺听我说,我是专程从重庆来,找他谈编选剧本事的,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辛苦你了。”

  1940年,《蜕变》在重庆首演时,演出长达四个半小时。今晚的演出,压缩到两个半小时,导演把剧本删削了很多。曹禺对我说,他同意了今晚的演出本。

  曹禺看演出极为认真。他对每位演员的表演和每句台词都仔细观看和谛听。我倒是因为和曹禺一起看他的作品演出,实在机会难得,我把注意力过多地用在看他的反应上。当他看到丁大夫执意要把自己的热水瓶拿给被俘的日本伤员,狄辛演到这里,曹禺面有喜色。丁大夫在闭幕前,欢送经她医治好的伤兵再上前线,有一段长达几十句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台词。导演处理这段戏时,让李营长和送红兜肚的小伤员从观众席上台,让丁大夫站在台中央,把观众当作众多士兵侃侃而言。最后,丁大夫深情地发出“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呼喊时,全场观众爆发出的掌声,很长、很长时间都继续着。来自清华大学的年轻观众,他们眼眶里闪耀着晶莹的泪花,跑向台前,向演员鼓掌。曹禺也站了起来,向演员致敬。我在用力鼓掌的同时,泪水已流淌满面。曹禺注意到我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对我说:“这一段话,我一句也没有删。当年,我是用我的心和血,写了几十遍才完成的。”

  著名评论家梅朵,当年在江安国立剧专是曹禺的学生,今晚也在看戏。这时,他走过来说:“我们在重庆首演《蜕变》,距今快50年了。”曹禺说:“那真是话剧的辉煌时代啊!”我接过话题,把我编选的《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戏剧篇剧目送到曹禺手上,请他审阅。曹禺连声说好。李玉茹同志这天刚从上海来,旅途劳顿了,看戏时很疲倦,这时精神又振作起来。她热情地说“我和您联系。”

  二

  4月5日下午4时,我如约来到木樨地曹禺寓所,曹禺坐在客厅长沙发上,长沙发对面墙上挂着关山月画的一幅火红的梅花单条。

  我选编的抗日大后方话剧剧目,曹禺说很好,全部同意。于是,我的话题转向《蜕变》。

  我说:“您同意把《蜕变》选进篇目,我很高兴。《蜕变》长达18万字,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剧本中最长的。”

  曹禺说:“有那么长?”他很快地转而说:“是很长,很长。”

  我说:“您在江安写出《蜕变》后,首演在重庆。建国后,全国首次演出《蜕变》也是在重庆,我们重庆市话剧团1985年演出的。”

  曹禺说:“我去了,可惜没有来得及看,就回北京看病。”

  “万先生,关于《蜕变》,我有个问题要请教。”

  “不要客气,你说。”

  “《蜕变》第四幕,剧本上写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0年4月。《蜕变》由国立剧专在重庆首次上演时间,是1940年4月15日到18日。这个戏排演,四月间以前就开始了。”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注意得很仔细。”曹禺说:“哦!是这样的。那时候写一幕排一幕,排到第四幕也就到四月间了。当时这样写,意思是说,就是眼前发生的事。那时离抗战胜利还远,1945年抗战才胜利。剧本里说收复大都,大都就是北京。北京还没有收复嘛,这是一种希望。”

  谈到这里,他思索了一下,问道:“台儿庄大捷是哪一年?”

  我说:“1938年初。”曹禺说:“我酝酿写这个剧本,从那时就开始了。梁专员写的是一位共产党员。在重庆首演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和潘公展都去审查。潘公展提了几个问题,像为什么医院里不挂委员长的像,为什么唱游击队员之歌,为什么兜肚是红颜色……我都回答了。他叫改,演出时应付过去了。

  国民党办事也不是那么认真的,应付完审查,演员们又改回去了,他们又不场场都来看。”“1942年再演《蜕变》波折就大了。”我说。

  “那次是史东山排的,很下工夫。”曹禺接过我的话说:“陶金演梁专员,舒绣文演丁大夫。史东山说,这是他用史坦尼表演体系在中国舞台上的实践。陶金和舒绣文整天生活在角色当中,演出很成功。”“演出长达5个小时,没有一位观众退场。洪深先生在《新民报》发表文章说:《蜕变》是中国有话剧以来,最佳的演出。”我补充说。

  “哦!是这样的吗?”“没错,我查过资料。”我回答道。

  曹禺继续说下去:“张道藩看了《蜕变》,认为是写国民党抗战的,要请蒋……那时他们是叫总裁或叫委员长看戏,把戏搬到浮图关去演。谁知道蒋介石看了戏后大怒,说你们拿了一出共产党的戏给我看。叫潘公展跟我谈话,提的还是那几个问题。问我剧本里写的那个医院,为什么不挂委员长的像。我说总是那个医院不愿挂吧。问我丁昌为什么唱《游击队歌》。我说这个歌从1938年就唱起,重庆大街小巷的青年都在唱。问我全剧的最后,丁大夫为什么摇小红旗。我说那是伤兵送给丁大夫的儿子丁昌的红兜肚,北方的兜肚都是红颜色的。最后又问,剧中老提的《抗战必胜》那本书是谁写的?我说,不抗战怎么胜利呢?我们抗战当然要胜利。”曹禺连着讲了这几个答问“为什么”后说:“我不客气地对潘公展说,委员长指挥打仗是内行,写剧本是我们的事。我这意思他当然懂得了。

  但是,《蜕变》还是被禁演了。隔了一多月,他们大概觉得禁了不好,又不禁了。后来还给发了奖。”“发奖是在蒋介石看戏之前。”我不看对象、别人说错了我就要纠正的毛病又犯了:“潘公展把《蜕变》,当作他主持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工作以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给自己脸上贴金。张治中部长认为《蜕变》‘给抗战建国增加莫大的效果’,给属下演《蜕变》的中国万岁剧团,颁发了‘力争上乘’的立轴一副。”曹禺说:“哦!你记得很清楚。”“万先生,您刚才提到国民党给《蜕变》发奖的事,我很有感慨。三十几年来,《蜕变》在我国文坛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几年给《蜕变》予应有的评价才多了起来。但是,谈到《蜕变》剧本,有的又避开曾受当时‘中图会’发奖的事。其实这个剧本,国民党既对它禁演过,也发过奖。这两者各有它不同的目的。话剧史研究者,尽可以从当时时代背景出发,分析其中原因,不必避讳得奖的事。”我转换了话题说:“现在,四川出版了《蜕变》,又有重庆和北京演出,《蜕变》又发出它的光芒,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们那么猖狂,像《蜕变》这样反映日寇残暴、描写中国军民奋力抗战的好剧本,全国应该普遍地演出。”我口无遮拦地侃侃而谈,从我在抗战期间逃难谈起。当年,上有日本飞机扫射,后有鬼子炮火轰击,衣物丢尽,我尝遍饥寒交迫的苦头,因此,从未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谈到建国后,像《蜕变》这样反映日寇残暴、描写中国军民奋力抗战的好剧本,几十年间却没能上演,我是愤愤不平的。

  看我讲得这样激动,曹禺有感而发地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最近几年我访问过日本,我感受到,一方面是许多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友好,像中岛健藏先生致力于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一方面也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残余仍然存在。日本教科书不正视他们对中国侵略的罪行,日本仍然有军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五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不自忏悔。

  这个问题,日本反应也很强烈。针对教科书事件,进步的日本戏剧工作者编演了话剧,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我接过话来说:“你在《蜕变》里面,就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伤兵医院的描写;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有日军占领香港后,枪杀无辜平民的场面。”曹禺说,我给你讲一件事:“正是《法西斯细菌》这个剧本,日本有个极右的作家,在东京一次中日作家作品交流会上,他和我冲突起来。他质问我:‘你们有位作家夏衍,他写了个《法西斯细菌》,描写我们皇军许多暴行,那些暴行是不可能的,不真实,完全是污蔑。’”曹禺立即严词反驳他说:“你打过仗没有?你到过中国没有?你好好地去翻翻报纸,侵华日军在南京杀了多少中国平民百姓。拿杀人做比赛,这不是暴行是什么?暴行是说不完的,写不完的,是无法形容的,丑恶、可耻,全世界都找不出来的。”曹禺驳得那个极右作家无话可讲。

  1987年发生的,既有日本教科书事件,也有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曹禺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我们死了上千万的人。我们是愿意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下去。日本偏偏有这样一批军国主义者,歪曲历史,为他们侵略找借口。”谈到这里,曹禺的情绪也不平静了。“他们人数虽少,却不是小小的一阵风。他们所谓的‘防卫厅’,恰恰相反,是攻击厅、侵略厅。这些人是侵略成性的。我们中国一定要强盛啊!强盛才能得到尊重。”曹禺浸沉到深深地思虑当中,他朗朗自语《蜕变》中丁大夫的台词:

  “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这时,偌大一幢房子都静悄悄的,和煦的阳光洒满了大厅。我抬眼望去,墙上那幅关山月画的红梅图,更加火红艳丽了。

  三

  1988年3月20日至22日,重庆出版社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开幕式上曹禺讲话,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这个题目就令我兴奋。”他激动地提出:“我们勿忘抗战,勿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的青年人不知道当年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我们是参与抗战的过来人,要教育青年人知道过去。因此,什么样的作品才应选入这个书系,就格外重要。”3月23日晚,我和重庆出版社的陈兴芜同志前往曹禺先生家中,听取了他对戏剧卷剧目最后的意见。

  曹禺拿着戏剧卷最后的选目边看边说:“《飞将军》是洪深的,很好。

  《岳飞》是顾毓琇的,写的……”他欲言又止。

  “他写剧本时署名用顾一樵。”我插话说。

  “当时他是教育部次长,抗日爱国,我在重庆看过这个戏的演出。选上去也可以,代表国民党方面的戏剧作品嘛。”曹禺又问:“《一心堂》写在哪个时期,演这个戏的剧团真不少!”“王震之是抗敌演剧一队的,他在去延安以前写的这个剧本。”我回答道。

  “老舍写的剧本很多,现在选了《面子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老舍的剧本演出最多的是《国家至上》,是和宋之的合作的,现在选的有。”“他后来的《茶馆》写得好。”曹禺赞叹着说。他扶了扶助听器说:“《天国春秋》虽是写历史的,那句‘大敌当前,我们不能再自相残杀!’与抗战有关。《秋子》是歌剧,我看过演出,比较早吧?”“1942年初演出的。”我说:“全剧都是唱,可以算是中国第一部大歌剧,比《白毛女》早,也是我们戏剧卷中唯一的一部歌剧。”曹禺在篇目上看到了《法西斯细菌》,连声赞叹说:“夏衍的剧本写得好。写知识分子,他最熟悉。能不能多选一部。”我说:“我很喜欢夏公的《芳草天涯》。”“是啊!人物的感情写得细腻极了。当时为什么要批判?张瑞芳演过这出戏,她老跟我嘀咕这件事。”我说:“当时,何其芳是从延安来的,他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指责《芳草天涯》写的爱情问题,是与广大人民无关的日常琐事。夏衍在剧中说,夫妻和家庭之间情感产生矛盾,要有一点容忍。何其芳说这是‘非人民非科学的观点’。以后,他又在《评枙芳草天涯枛》一文中,把夏衍说的爱情上的容忍,联系到政治上去,把爱情与政治等同起来。”曹禺说:“我们能不能多选一个夏衍的剧本?”我无奈地回答道:“按照体例,每位作家只能选他一部多幕剧。”曹禺不无惋惜地说道:“夏衍的剧本写得好,好就好在没有写戏的痕迹,淡淡的又蕴含有戏剧性。写抗日的剧本,不要就是打呀、杀呀。”

  四

  1995年11月9日下午,我从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先生出来,我的心中未免戚戚然。这位86岁老人、中国的戏剧大师,现在需要宁静。

  曹禺1988年10月,因为工作过度疲劳,引起突发性肾功能衰减,入院治疗,至今已经7年多了。这之间,几度恢复健康,因劳累,又几度住院。这一天,我去看曹禺,他身体严重衰弱,听觉迟钝,语言表达显然力不从心。我去看望他之前,很犹豫了两天。后来,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替我联系后说,万先生每周一、三、五下午,会客两小时,他欢迎你去。

  我做好准备只耽搁他半小时,送上我新出版的《重庆抗战剧坛纪事》,请他为我筹建的“重庆抗战戏剧陈列馆”留下墨宝。

  曹禺身边工作人员小白在医院门口接我,一见面他就说:“安排好只接待您一位的,现在已经闯进去一位天津客人,真没办法。”曹禺坐在轮椅上接过我送给他的书,才想起题词的事来。我和他谈及当年在重庆抗战剧坛上的一大批演员赵丹、金山、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蓝马、谢添等都入选中华影星事,经过小白在他耳边转述,他欣然微笑,乘兴写下“重庆抗战戏剧培养了影剧坛一代精英”的条幅,但未及收笔已体力不支,稍作停顿才落款,写上年月日。

  曹禺正拟搁笔时,那位天津客人递上一纸,请曹禺为他题写一书名。

  曹禺看了看他,诘问了他一句:“您不是说没事的吗?”这是我看到曹禺少有的不隐忍。曹禺还是给他题了书名,立刻躺到床上休息去了。

  我正准备告辞,突然门外涌进一大群人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又是花篮,又是摄像机,小白连忙把他们挡在门外。问清楚后才知道,曹禺戏剧文学奖今天上午颁奖,来者是其中一个获奖剧目的剧团领导和演职员们,小白为难地走向病床上的曹禺面前,只听曹禺说了句:“来都来了……”然后,他费力地从床上坐起。

  曹禺坐在轮椅上,面上表情木然。剧协一位热心人为他一一介绍来者:剧团团长、副团长,赞助剧团演出的企业家,某演员,等等。曹禺应接不暇,只和一位知名的年轻女演员握了握手。花篮一个又一个放在曹禺脚下周围,闪光灯、摄像机为来者和曹禺合影忙活,折腾了四五分钟,曹禺的体力愈发不行了。他不发一语,时而闭目欲睡。

  门口一位医生对我说,曹禺最愉悦的是,每天清晨或傍晚,由他的夫人李玉茹推着轮椅,徜徉在医院绿茵茵的草地上,无任何干扰,享受着宁静。

  人们啊!给病中的老人宁静吧!

  五

  1999年12月13日凌晨3时,曹禺先生告别这个世界三周年之日,我坐在书桌前,面对着李玉茹大姐寄来的、曹禺的《没有说完的话》这本书,重读其中若干片断,回忆我在北京医院,与先生最后几年见面旳日子……然后,我给这几年与我常相联系的李玉茹大姐写信,寄托我对曹禺先生的哀思。

  信中说:“作为一个崇敬曹禺先生的话剧史料工作者,我有幸读到了曹禺写的全部剧本,和他的许多文章,收集了许多演出剧照,然而仍是太少。

  可以告慰的是,曹禺所写的剧本,凡在重庆演出的,我都有记载。我认为,重庆是演出曹禺剧作最全面的城市。比如:《正在想》这出短剧,全国很少有地方演出过,《全民总动员》演出的也少。这些,重庆都演出过,而且是首演。我在《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一书中都有记载。遗憾的是,我聆听先生的教诲太少,没有更多受益于先生。现在只有多读先生的书了。”信中问道:“北京人艺设立的曹禺纪念馆,是在首都剧场,或是单独存在,曹禺生平全在其内,或仅限于在北京人艺期间这一部分。湖北潜江的曹禺纪念馆,应当更全面、丰富一些。”最后说:“今夜,思念曹禺先生之时,这些事都一一涌上心头。”然而,除了这些事之外,有一件长期压在我心底的一个问题,也是压在许多人心底的一个问题:曹禺后半生为什么再没有写出像《雷雨》、《日出》、《北京人》那样强烈的震撼人的心灵的剧本?这个问题我在多次访谈曹禺时,没有来得及提出来,现在也不好向李玉茹提出来。

  不久,我又收到李玉茹大姐寄来的《倾听雷雨》一书,这是曹禺的至爱亲朋们纪念曹禺的一本文集。在这本书里,写下的都是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的话。这中间的一些话,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与曹禺相交六十年的吴祖光直言说:“曹禺头顶上的桂冠太多了,作家第一任务就是创作,太多的桂冠害了曹禺。”巴金老人劝过曹禺说:“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点东西。”又说:“家宝,你要写,你心里有真宝贝,你要把它们拿出来。”万方回忆父亲曹禺后半生时说:因为被各种活动填满,写不出作品来。他痛苦,他沮丧,他要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曹禺后来骂自己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在这本纪念集里,我发现早在1962年,周总理和曹禺说过的一段知心话。周总理在看了《胆剑篇》的演出后,一面肯定它的成绩,同时又说:

  “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品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造成的。”这真是一语中的啊!

  这种“新的迷信”造成的“某种束缚”,以后由邓小平同志解开了。他说:“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啊!邓小平同志说得多么好呀!他在这里已经替曹禺回答了我要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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