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

8.1830年

　　1830年1月3日，星期日

　　（伏尔泰等人的影响；《浮士德》非同寻常，仅凭理智无法索解）

　　歌德给我看一八三〇年英文袖珍本的《纪念年历》。里面印有一些精美的铜版画，以及拜伦爵士几封极有趣的信函；

　　我像享用餐后甜点似的读了它们。歌德自己则拿起杰拉新出版的《浮士德》法译本来翻阅，有时还像在朗读的样子。

　　“想到这本书还以五十年前伏尔泰统治的法语流行于世，”歌德开口道，“我不禁浮想联翩，不胜惊叹。你没法想象我心中有怎样的感想，对伏尔泰及其伟大的同时代人的意义毫无了解，不知道他们曾经如何主宰了整个精神世界。我的自传没讲清楚，这些法国人如何影响了我的青年时代，以及我费多大的劲儿去摆脱他们的影响，以便能够自立自主，并且端正我本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还谈了伏尔泰的另一些事情。歌德给我背诵了《系统》这首诗；我由此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代必定很认真地钻研过这类作品，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上述杰拉的译本尽管大部分是散文，歌德仍称赞它很成功。他道：

　　“德文的《浮士德》我已不爱再读；然而在法译本里，一切又令人感到极其新鲜，极其富有朝气和睿智。

　　“《浮士德》可是不寻常啊，”歌德继续说，“一切试图凭理智去靠近它的努力统统白费。必须考虑到，它的第一部乃是产生自个人的某种蒙昧状态。可正是这蒙昧刺激了人类，吸引他们不断力求索解，就像人类曾为所有无法解答的问题费尽心机一样。”

　　1830年1月10日，星期日

　　（关于《浮士德》中的“众母”）

　　今天饭后歌德给我朗诵浮士德去寻找众母那一场，让我获得了巨大的精神享受。

　　情节的新颖和出人意表，还有歌德朗诵的方式和技巧，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觉得已经身临其境，像浮士德一样在听靡非斯托斐勒斯讲述时也不寒而栗。

　　故事情节我听清楚了，也体会到了，但却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因此忍不住想请歌德给解释一下。他呢，跟一贯似的显得很神秘，只是睁大两眼盯着我，嘴里对我重复着：

　　“众母！众母！——听起来好生奇怪的！”

　　“别的我不能再向你透露什么，”他接着说，“只能告诉你，我曾经在普鲁塔克的著作里发现，在古希腊有把众母视为神灵的传说。这就是我从传统借用的全部东西，其他统统为我自己发明创造。我把手稿借给你带回家去，认真地读完它，看能不能找到谜底。”

　　回到家我静下心来反复研读那奇妙的一幕，感到非常幸福……

　　1830年2月3日，星期三

　　（谈到儿时的莫扎特）

　　在歌德家进餐。谈到了莫扎特，歌德说：

　　“我看见他时他还是个七岁的孩子。他途经法兰克福，开了一个音乐会。我自己差不多十四岁；他头戴假发，腰悬佩剑，一副小大人样子，我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张大了眼睛；听歌德讲他差不多长大了还看见莫扎特是个孩子，在我简直像个奇迹。

　　1830年3月7日，星期日

　　（法国文坛名流的雕像；孤身独处不利于创作）

　　仆人弗里德利希打开了一口从巴黎送来的大木箱。箱子是雕塑家大卫的礼物，里边装着五十七位名人的浅浮雕石膏肖像。弗里德利希把它们分别放进不同的抽屉里；

　　对所有这些非凡人物细加观赏，真是莫大的乐趣。我对梅里美更是情有独钟；他的头颅看上去是那样有力和果敢，一如他的天才；

　　歌德却指出它有些幽默的味道。维克多·雨果、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和埃米尔·德尚的头像都显得单纯、自由而活泼。还有盖伊小姐、塔斯图夫人和其他一些年轻女作家的头像，也令我们高兴。法布维尔的像让我们想起前几个世纪的人；

　　反复地观看他，对我们是一种享受。就这样，我们一个名人一个名人地慢慢往下看，同时歌德忍不住一遍一遍地表示，大卫的礼物对他不啻一座宝藏，他对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真是感激不尽。只要有人途经魏玛，他绝不放过向人家展示自己这些藏品的机会，并顺便询问那些自己还不了解的人物的情况。

　　木箱里还装有一些书，歌德让人把它们搬进前面的房间，我们也跟着过去坐在桌旁。我俩兴致很好，翻来覆去地谈论着作品和写作打算。歌德讲：

　　“一人独处不好，单独一个人在那里写作尤其不好；想要作品成功，就必须有他人的参与和启迪。我能写成《阿喀琉斯》和其他一些叙事谣曲得感谢席勒，是他鼓励了我写作；

　　如果我能完成《浮士德》的第二部，你也可以算上一份功劳啊。这话我已讲过多次，但还必须反复讲，以便你了解。”

　　我听了很高兴，觉得他的话包含有许多的真理。

　　1830年3月14日，星期日

　　（如何看待令人反感的题材；政治诗的价值；

　　文明程度与民族仇恨）

　　晚上在歌德家。他让我看已经整理好的大卫雕塑；

　　几天前，我曾看见他忙着指挥仆人从木箱里取出这些宝贝。这是一些法国最杰出的年轻诗人的侧面浮雕像，他已经在几张桌子上挨个儿地把它们摆得整整齐齐。他在一次称赞大卫非凡的天才时，说他在构思和手法两方面同样伟大。通过大卫，法国浪漫派出类拔萃的才子们敬赠给歌德一大批亲笔签名的近作，他也拿出来让我看了。其中，我注意到了圣蒲夫、巴朗西、雨果、巴尔扎克、德·维尼赫雅宁等人的作品。

　　“大卫寄来的礼物将使我高兴许多天，”歌德说，“整整一个礼拜我都在读年轻诗人们的作品，从中获得了新鲜的印象，生活因此焕然一新。为这些我所珍爱的肖像和书籍，我将特别进行编目。在我的艺术收藏里和图书馆里，他们都将各自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

　　看得出来，法兰西的年轻诗人对他如此崇拜景仰，令他内心深感幸福。

　　《柯林斯新娘》引发歌德的谈兴，他进一步说到自己另外一些叙事谣曲。他道：

　　“他们绝大部分得归功于席勒，是他催促我创作，因为他主编的《时序女神》总需要发表点新的东西。所有这些作品我已在脑子里酝酿多年，它们萦绕在我心中，犹如优美的图画，犹如甜蜜的梦境，来回往返，让我沉浸在幸福的幻想里。这些光辉形象就像是多年的友好，我很不乐意向它们道别，很不忍心以捉襟见肘的文字使其变得具体。终于白纸黑字了，我望着它们深感忧伤，就像是要和自己的一位挚友永别。

　　“我其他时候写诗完全不是这样，”歌德继续说，“在写之前根本毫无印象和预感，而是突然间诗兴大发，非马上动笔不可，接着就感觉像做梦一般身不由己，单凭着直觉把它写了下来。在这样的梦游状态下，常常是写在一张斜放在面前的纸上，直到整首诗写完了，或者已经到了没有可以继续写的地方，我才会发觉。我曾经收藏过一些如此胡乱草成的诗稿，只可惜后来慢慢全弄丢了，令我十分遗憾，再也拿不出我那么沉迷在诗里的实证材料来啦。”

　　随后话题转回到了法国文学，特别是谈到了一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天才作家新近表现出的超浪漫主义倾向。歌德认为，这一方兴未艾的文学革命对文学本身很有益处，但是对掀起这场革命的一个个作家却不利。

　　“任何革命都免不了过激，”歌德说，“一开始，政治革命通常要的只是消除各式各样的弊端，可是还没等革命者明白过来，他们已经深深陷入流血和恐怖的滥泥坑。今天法国人在进行文学变革也一样，一开始追求的只是更加自由的形式，然而到了眼下已不能就此停步，而是要把迄今的全部内容连同形式一块儿抛弃。人们已开始声称表现思想和行为没有意思，却试图去写形形色色丑恶淫邪的东西。希腊神话美好的内容让魔鬼、巫师和僵尸取代了，古代高贵的英雄不得不让位给骗子和罪犯。如此这般才够味儿！

　　才有效果！

　　——可是等到读者尝过并习惯了这味道浓烈的菜肴，口味便只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一位想要产生影响、获得承认的年轻天才，在尚未长大到可以自行其是的时候，就只好迎合流行趣味，是的，甚至不得不努力做到在宣扬恐怖邪恶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是如此拼命追求外在的效果，任何深入的钻研都会置之度外，也将完全忽视人的内在素质和才能按部就班地认真培养。这可是一个天才可能遭遇的最大祸害呀，即便整个讲来，文学会从眼前的倾向中获得好处。”

　　“这种将断送一个个年轻天才的倾向，”我接过话头，“可怎么又会对整个文学有好处呢？”

　　“我刚才描绘的极端和偏差，”歌德回答，“会渐渐消失，最后留下的将是一大收获，亦即在形式更自由的同时，内容也会更加千变万化，丰富多彩；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没有什么再被当作缺少诗意而排斥掉。我把现今这个文学时代比作人发高烧，它本身尽管不好，尽管没谁愿意患，结果却是让人更加健康，却值得高兴。那些真正乌七八糟的东西，眼下往往构成文学作品的全部内容，将来却只会成为有用的陪衬；

　　是啊，今天遭排斥的极纯洁、极高尚的东西，人们不久又会更加热烈地渴望和追求。”

　　“我注意到了，”我说，“就连您喜欢的梅里美，他的《弦琴集》同样写的是令人反感的题材，从而也走上了超浪漫主义的道路。”

　　“梅里美处理这类题材的方式与他的同辈完全不同，”歌德回答，“这些诗歌固然充满各式各样的恐怖内容，墓地啊，夜行啊，幽灵啊，僵尸啊，等等；

　　但所有这类令人反感的东西都未触及诗人内心，相反他在处理它们时都保持一定的客观距离，并且抱着讽刺的态度。他完全像一位艺术家想去尝试尝试某个感兴趣的东西罢了。我已说过，他在创作时完全摈弃了自己的内心，甚至也摈弃了法国人的身份，而且是这样地彻头彻尾，所以一开始人们真把《弦琴集》当成了伊利里亚的民间诗歌，伊利里亚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和亚得里亚海沿岸，这里的民歌类似南斯拉夫民歌。也就是说他差一点点就达到了作伪乱真的目的。”

　　“……一般说来，即使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一首政治诗也永远只能看作是某一个民族的喉舌，在多数情况下更只能视为某个党派的喉舌了；

　　不过，它要是优秀，也会为这个民族和这个党派热情地接受。再者，一首政治诗也永远只能视为一定时代环境的产物，可是时过境迁，对于后世，这首诗就必然失去其来自题材的价值啦。——贝朗瑞情况不错！

　　巴黎就是法国，他伟大祖国一切引人注目的大事全集中发生在首都，都在那儿获得生命，都在那儿引起反响。这样，他的大多数政治诗都绝不可视为只是某一个党派的喉舌，相反他所反对的东西都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所以人们倾听他永远如同倾听人民的声音。在我们德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哪座城市，是的，甚至没有哪个邦，对它你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这里就是德国。我们在维也纳提出问题，人家回答：这儿是奥地利！我们在柏林提出问题，人家回答：这儿是普鲁士！

　　——仅仅十六年前，当我们终于摆脱了法国人的统治，那会儿还到处都是德国；

　　一位政治诗人在这里还大有用武之地。然而这时并不需要他。普遍的贫困和普遍的耻辱感，像恶魔一样攫住了整个民族；

　　诗人能够点燃的愤激之火，早已在各处自行燃烧起来了。不过我不否认，阿伦特、寇尔纳和吕克特也起了一些作用。”

　　“有人责备您，”我有些冒失地道，“说在那个伟大的时期，您即使不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至少也该发挥一个诗人的作用。”

　　“别扯这个，好朋友！”歌德回答，“这世界真荒唐，它不知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让世人爱怎么讲怎么讲，爱怎么干怎么干吧。——我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

　　我不再年轻怎么能够仇恨？要是二十岁时碰上那样的事件，我肯定不会落在人后；然而出事那会儿，我已年过六旬。

　　“再说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所有人全用一种方式，而是人人按照上帝的安排，尽其所能。为此，我半个世纪以来够辛苦的了。我可以讲，我生来该干什么工作，我就夜以继日地干了，一时一刻也未曾偷闲，总是在努力、在研究、在行动，能做几多做几多，能干多好干多好。如果所有人都能对自己下同样的结论，那就万事大吉啦。”

　　“归根到底，”我安慰他说，“您不该为那样的指责烦恼，相反倒可以因此感到骄傲。因为它不说明别的什么，只说明世人对您真是看重，以为您既然对祖国文化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就要求您最后什么都做。”

　　“我不能怎么想怎么说，”歌德回答，“每一种流言蜚语后边，都藏着对我的恶意，情况比你知道的严重。多年来就有人仇视我，企图暗中伤害我，这些流言蜚语我感觉只是旧仇恨换的新面孔。我明白得很，不少人视我为眼中钉，给予除之而后快；

　　既然对我的天才无可奈何，就想损坏我的人品。一会儿说我傲慢，一会儿说我自私，一会儿我对年轻的天才满怀嫉妒啦，一会儿我又沉溺于声色啦，一会儿讲我缺少对基督的信仰，喏，最后甚至骂起我不爱祖国，不爱我亲爱的德国人来了。——你多年来够了解我的，感觉得出这些胡言乱语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可是你如果想知道我吃的苦头，就不妨读一读我的《赠词》；

　　我的这些反击会使你明白，有人怎么总是变着花样想叫我生活不痛快。

　　“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位德国殉道者！

　　——是的，我的朋友，你不会发现情况有什么两样。而我本人呢，也很难抱怨什么，所有其他作家的处境不见得比我强，多数甚至更坏，在英国和法国与我们这儿完全一样。莫里哀什么苦没受过，卢梭、伏尔泰什么苦没受过！

　　拜伦让恶毒的舌头逐出了英国，设若不是早死使他摆脱了庸人和他们的仇恨，最后恐怕只得逃向天涯海角了事。

　　“如果再加上心底褊狭的群众迫害高尚的人！不，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天才，也会迫害另一个有才能的人和天才。普拉藤叫海涅恼火，海涅同样对待普拉藤；

　　一些人相互诽谤、敌视，尽管世界足够大，足够宽，足以让人人都和平地生活和工作；一个人有了才便有了敌人，这个敌人将折腾他一辈子。

　　“仿佛坐在书斋里就能写战歌！——仿佛我是这样的诗人！——如果夜里走出营房就听见敌人前哨的战马嘶鸣，那我倒真乐意写战歌来着！

　　然而这不是我的生活，这不是我的事业，这是特奥多尔·寇尔纳的生活和事业。他的战歌也完全适合他这个人。可我呢，却不具好斗的性格，好斗的思想，战歌之于我，只会是带在脸上显得别扭的假面具。

　　“我写诗从来不无病呻吟。——什么我不曾经历，什么不曾让我忧心如焚，使我烦恼，我也就不会写诗加以表现和抒发。我只有恋爱的时候才写爱情诗。现在我怎么能在不怀仇恨的情况下，写表达仇恨的诗歌呢？

　　——咱们私下讲吧，我不仇视法国人，尽管为了能摆脱他们的统治，我也要感谢上帝。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之一，我本身的大部分教养都归功于它，像我这么个只以文明和野蛮为价值标准的人，又怎么能仇恨这样一个民族呢！

　　“从根本上讲，”歌德继续说，“民族仇恨就是个怪东西。——你总发现在文明程度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可在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以后，它就完全消失了；

　　这时候，人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凌驾于民族之上，已经感到邻国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就是自己的幸福和痛苦。这样的文明程度适合我的天性，并且还在满六十岁以前，就已长期坚持这样一种立场。”

　　1830年3月17日，星期三

　　（驳斥教会人士对《维特》的责难）

　　歌德给我讲他一次遭遇英国德比郡主教布里斯托勋爵的情况，说：

　　“布里斯托勋爵途径耶那，希望认识我，便邀我在一个晚上去看望他。他这人有个脾气，就是偶尔会表现粗暴。不过只要你同样粗暴地回敬他，他又会变得十分驯顺起来。在谈话过程中，他意欲对我的《维特》说教一番，并以有人遭其误导而自杀为理由，要我做良心的自责。他讲：

　　“‘《维特》是一本极不道德的、该遭天谴的书！’”

　　“‘住口！’我高声反问，您竟这样讲我可怜的《维特》，那您对这尘世间的那些个大人物，又怎么讲呢！

　　他们大笔一挥就把十万之众送上战场，经过相互残杀死掉八万，并且竞相烧杀抢掠。目睹了这些暴行您反倒感谢上帝，并为其大唱赞美诗！

　　还有呐，您用地狱的可怕惩罚吓唬您教区的弱小灵魂，害得他们失去了理智，临了儿在疯人院里度过可怜的余生！

　　要不您又以某些在理性面前站不住脚的正统教义，在您教民的心中播下有害的怀疑种子，使这些不够坚强的灵魂堕入迷津再也出不来，最后唯有死亡！您对您自己该怎么讲？

　　您该怎样谴责您自己？

　　——现在您竟追究起一个作家的责任来，竟诅咒一部让某些心胸狭隘的人曲解了的小说，一部充其量不过使这个世界少掉了十来个傻瓜和窝囊废的小说，而这些人啥有益的事也干不了，仅仅还会吹灭自己那点儿生命之火的微弱残焰罢啦！

　　我想我原本为人类做了大贡献，理应得到它的感谢哩；

　　现在您却想把我这点儿战功变成罪行，另一方面您又容许你们自己，容许你们教会和世俗的王宫长老们，犯那么大和那么严重的罪行！’”

　　“这一反击对我的主教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他变得温顺如一只绵羊，在随后的交谈中对我表现得再彬彬有礼不过，再温文尔雅不过。这样，我与他便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夜晚。因为布里斯托爵士粗暴尽管粗暴，却是一个有头脑和见过世面的人，对各种话题都能谈得头头是道。临别他把我送了出来，接着又让一位修道院院长继续送我。”

　　“为了您的《维特》，您真受了各式各样的委屈啊，”我打断歌德，“您与布里斯托勋爵的遭遇，让我想起了您和拿破仑讨论《维特》的情况。当时塔勒朗不也在场吗？”

　　“他是在场，”歌德回答，“对拿破仑我可没有什么好抱怨。他对我很客气，谈起《维特》来也符合我对一位如此伟大的人物的期望。”

　　1830年3月21日，星期日

　　（精神和身体的相互影响；古典的诗和浪漫的诗）

　　随后谈到了身体的病态表现，以及身体和精神的相互影响。歌德说：

　　“精神对维持身体状况能有多大的影响，简直难以置信。我常常患腹痛病，全靠意志和上身的力量坚持着正常生活。精神绝不能屈服于身体！

　　我在气压高的时候比气压低的时候工作起来轻松一些；既已了解这点，我就更加提起精神来抵消不利影响，结果总是成功。

　　“然而在创作中有些东西却勉强不来；

　　因此，那种凭意志力写不出的作品，就只能等情况好的时候去写。例如现在我就不急于完成我的《瓦普几斯之夜》，为的是一切真正能写得足够优美而有力。我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希望能在你走之前全部完成。

　　“这一幕中有些带刺的东西，我把它们与特定对象分离开来，是指一般化，这样读者尽管知道它们有所指，却没谁清楚到底何所指。不过我仍遵循古典法则，努力使一切都轮廓鲜明，不容出现任何的暧昧和模糊不清，像浪漫手法所会造成的那样。

　　“古典的诗和浪漫的诗这个概念如今已传遍世界，引起了许多的争论和分歧，”歌德继续说，“它原本出自我和席勒。我主张写诗要用客观的方法，并坚持以此为准则。席勒呢完全以主观的方法写作，认为他那样做正确，为了反驳我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叫《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向我证明，我自己虽不情愿却仍采用了浪漫的写法，我的《伊菲根尼》偏重情感，压根儿不像人们乐于相信的那么古典和合乎古代精神。施莱格尔兄弟抓住这个思想，把它加以发挥，结果现在传遍了全世界，闹得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这在五十年前可还没人想到喽。”

　　1830年8月2日，星期一

　　（法国七月革命和法国科学院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

　　法国爆发七月革命的消息今天传到了魏玛，使所有人都紧张激动。午后我去看歌德。一见我他就冲着我喊：

　　“喏，对这样一个伟大事件，你作何感想？火山爆发了；一切都在熊熊燃烧，再不会关起门来谈判啦！”

　　“真是个可怕的事件！”我回答，“不过情况尽人皆知，当局就那么个德性，结局便也不出所料，只能赶跑迄今统治法国的王室了事。”

　　“我们看来都在自说自话喽，好朋友，”歌德回答，“我讲的根本不是那些人；

　　我说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情。我是说法国科学院公开吵起来了，在顾维叶和乔弗列之间，爆发了一场对于科学事业再重要不过的争论！”

　　歌德的这一表白大出我的意料，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感觉脑袋里有几分钟只是一片空白。

　　“这件事重要得无以复加，”歌德接着说，“你想象不出，我在得到七月十九日会议的消息时有怎样的感受。现在咱们有了乔弗列这位强有力的、长期的同盟军。同时我还看出，法国科学界对这件事是多么关心，因为尽管发生了可怕的政治动乱，七月十九日仍照常开会，而且还座无虚席。然而最精彩的是，由乔弗列引入法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法，而今已不可逆转。经过在科学院自由讨论，而且是当着广大听众讨论，事情便已经公开，不可能再提交给一些秘密委员会，被关起门来否决掉和压制下去。从今以后，法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将是精神统驭物质。人们将能够窥探伟大的造化法则，窥探造物主无比神秘的工场！

　　——如果我们沿袭分析的方法仅仅只跟物质的个别部分打交道，对规定各部分物质运动方向、以内在法则约束或钳制任何偏离的精神的嘘息无所感触，那所有与自然打交道的努力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

　　“五十年来，我尽心竭力地干这桩大事；

　　一开始孤立无援，随后得到了一些支持，最后更为一些志同道合者所超越，因此感到非常高兴。当我把自己关于腭间骨的最初结论寄给彼得·康培，令我深感苦恼的是他完全不予理睬。在布鲁姆巴赫那儿的遭遇也同样令人失望，虽然经过一段个人交往他站到了我的一边。可是随后我争取到了索迈林、欧肯、达尔滕、卡鲁斯等等杰出人物，他们成为我的志同道合者。现在乔弗列又毅然站到了我一边，和他一起的还有他在法国所有有影响的门生和追随者。这件事对我价值大得无法想象，我有理由为最终迎来了事业的广泛成功欢呼雀跃；

　　这件事让我贡献了毕生精力，也完完全全可以称为我的事业。”

　　1830年10月20日，星期三

　　（关于圣西门的学说；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的关系）

　　歌德要我给他讲讲我对圣西门主义者的看法。我答道：

　　“他们学说的主要方向似乎是主张，人人都要为集体的幸福而工作，并将这个视为自身幸福的必要前提。”

　　“我想，”歌德接过话头，“每个人必须从自己开始，首先谋求自身的幸福，由此最后才可能万无一失地产生集体的幸福。进一步讲，他们的学说在我看来根本不现实，根本没可能办到。它完全违反自然，完全违反经验，完全不符合几千年来事物发展的进程。只要每个个人都恪尽职守，只要每个人在自己职责的范围内都兢兢业业，有所作为，那集体的事情自然就办好了。以写作为业的我从来就不曾问：

　　广大群众想要什么？我怎样才有益于集体？

　　我追求的永远只是使自己变得更明智、更优秀，只是提高自己的人格涵养，然后永远只表现我认为善与真的东西。这，我不否认，诚然会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发生影响和起作用；

　　不过它并非目的，而完全是必然的结果，就像所有自然力的影响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身为作家，如果我以努力满足大众的愿望为目标，那我就必须取悦他们，给他们讲一些好听的故事，就像已故的科策布干过的那样。”

　　“您的意见无可辩驳，”我回答，“只是呢，不只存在我作为人的个体所要享受的幸福，而还有一种幸福，即我作为国家的公民和巨大集体的一分子所要享受的幸福。喏，设若不以实现全民的最大幸福为原则，那立法又以什么作基础呢？”

　　“如果你朝这方面讲，”歌德回答，“那我自然就没啥好反驳的了。不过，这一来只有极少的精英分子才用得上你的原则。它只可能成为对国君和立法者有用的药方；

　　尽管即使在这里，我仍觉得法律必须更多地追求是减少弊端的总量，而非增加幸福的总量。”

　　“而这也许差不多会殊途同归吧，”我回答，“错误的道路在我看可算一大弊端。一位国君，喏，如果在自己的国家推行好的路线，并一直把它贯彻到最边远的村庄，那就不只消除了一个大弊端，而也为自己的臣民创造了一个大幸福。往下数，司法拖拉也是一大不幸。一位国君如果能为他的臣民制订一套公开口头审案的规程，保证加快司法程序，那又不只是革除了一大弊端，而也再次为民造了福。”

　　“借用你的调子，我想在给你吹几支味道完全不同的歌曲，”歌德打断了我，“不过有些弊端我们暂且别去碰，好让人类保留一点继续发展自身力量的依托。可我的主要论点目前只是：

　　为人父者就该照看好自己的家，做手艺人就该照料好自己的顾客，当牧师就该宣讲好相互友爱，至于警察嘛，就请别破坏大家伙儿的快乐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