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

7.1829年

　　1829年2月4日，星期三

　　（常识比哲学可靠；作品必须具有感性的魔力）

　　“我继续在读舒巴特，”歌德说，“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甚至讲了些非常高明的话，要是你能把它翻译成自己能懂的语言。这本书的主旨归根结底就是：

　　在哲学之外还存在一种立场，亦即健康的理智的立场；

　　在独立于哲学的条件下，艺术和科学总是能借助各种自然的人力影响而欣欣向荣。这对我们真是正中下怀。我本人对哲学历来敬而远之，所谓健康的理智的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

　　也就是说，我本人毕生的言和行都在舒巴特这里得到了肯定。

　　“对他我唯一不能完全赞成的，是他对某些事物的了解比他讲出来的更加清楚，也就是说他并非总是真心实意地致力于工作。像黑格尔一样，他也把原本毫不相干的基督教扯到了哲学里。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威力巨大的存在，沉沦的、受苦受难的人类曾经时不时地靠着它重新振作起来；

　　只要基督教的这个作用得到承认，它就已驾临一切哲学之上，用不着要哲学的支撑。同样，哲学家想证明某些学说，例如证明存在的永恒，也不必倚仗教会的威望。让人相信灵魂不朽好啦，他有这个权利，这也符合他的天性；

　　他可以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教会的承诺上。然而如果哲学家也从传说中获取灵魂不朽的证明，那就太软弱无力和没什么意义啦。对我而言，我们对存在永恒的信念来自行动这一概念；

　　因为我如果不停息地劳作直至终生，即使我现在的存在形式不能继续支撑我的精神了，大自然也有义务给予我另一种存在形式。”

　　歌德叫人取来一个装着素描和铜刻画的画夹。他在静静地翻看了几页之后，便递一幅根据奥斯塔德的油画制作的精美铜刻画给我。他说：

　　“这里，你看见了我们‘夫妻和和美美’的场面。”

　　我很有兴致地观赏着这幅画，看见的是一家农舍的内部，厨房、起居室和卧室统统合而为一，全部就一个房间。夫妻二人离得很近地面对面坐着，妻子在纺纱，丈夫在绕线，脚边站着一个娃娃。背景上能看见一张床，以及这儿那儿最粗糙、最必需的用具；

　　房门直通户外。一个贫寒而幸福的家庭的充分写照；夫妻二人彼此瞅着，脸上洋溢着满足、惬意和恩恩爱爱的甜蜜。

　　“这画叫人越看心里越舒服，”我提起话头，“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魅力。”

　　“这叫感性的魔力，”歌德应道，“任何艺术都不能缺少这种魔力。在类似眼前的题材中，它更可以充分地发挥。相反，在表现进入理性范畴的高深的题材时，还要相应地发挥感性的魔力，不让它甘苦、冷却，就困难了。这时作者是年轻或是年迈，就可能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艺术家因此必须先考虑自己的年龄，然后再决定选材。”

　　1829年2月9日，星期一

　　（关于《亲和力》）

　　歌德谈了许多关于《亲和力》的事情，特别提到有某人对号入座，自称就是小说中的仲裁人米特勒，而事实上歌德在此之前既不认识他，也未见过他。

　　“这个人物肯定是有一些真实性喽，”歌德说，“在世界上绝不只有一个、两个。归根到底，在《亲和力》中没有一行写的不是我的亲身经历；

　　里边藏着的东西太多啦，任何人都不可能读一遍就全部吸收。”

　　1829年2月12日，星期四

　　（歌德的建筑学知识；时代的通病是软弱）

　　歌德给我朗诵了他刚写成的极其精彩的诗句：任何存在都不会化为乌有……

　　“我写这首诗，”歌德说，“是为了反驳下面的诗：须知一切必然化为乌有，尽管都拼命想存在下去……这是些蠢话；

　　叫我生气的是，我柏林的朋友们竟借开自然科学大会之机，把它们印成了金字。”

　　我们谈到了伟大的数学家拉格朗日，歌德对他高尚的人格大加赞赏。他说：

　　“他为人善良，正因此也很伟大。要知道，一个善良的人如果又有才华，总是能以德济世，不管他是成为了艺术家、科学家、诗人，或是别的什么。”

　　“我很高兴，”歌德继续说，“昨天你进一步认识了库德莱。在社交场合他很难得显山露水，可跟我们单独相处，你就看见他是一个头脑和性格都何等出色的人。一开始他遭遇了不少的非难，可经过拼搏，眼下已充分享有公爵府的恩典和信赖。库德莱是我们时代最有能耐的建筑师之一。他待我很友好，我也一样待他，而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要是五十年前我就有这个朋友该多好！”

　　谈到了歌德自身的建筑学知识。我提出，他在旅游意大利时一定收获不小。

　　“它使我对肃穆和伟大有了一个概念，”歌德回答，“但是一点技能没教会我。主要是建造魏玛的公爵府，使我得到了提高。当时我不得不跟着干，甚至亲自动手绘制装饰线图案。我绘的比那帮手艺匠还更好，因为我的想象力胜过他们。”

　　接着谈起了泽尔特。歌德讲：

　　“我收到他一封信。信上除了别的，提到他的歌剧《救世主》演砸了，原因是他的女弟子之一把咏叹调唱得太软弱，太伤感。软弱是我们时代的通病。我设想，这在德国乃是努力摆脱法国人影响的结果。除了少数例外，画家、自然科学家、雕塑家、音乐家、诗人统统都软弱，民众中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

　　“不过，”我接过话头，“我仍不放弃《浮士德》会得到适当配乐的希望。”

　　“完全不可能，”歌德应道，“这儿那儿必须保留一些令人反感的、恶心的、可怕的东西，这有悖于当前的时代趣味。音乐的格调必须像《唐璜》，为《浮士德》作曲必须是莫扎特才行。

　　梅耶贝尔也许还可以，可他不会干这样的事；他跟意大利剧院牵扯太多了。”

　　随后，我已记不起出于什么原因或联系，歌德讲了下面这些重要的话。

　　“伟大和智慧总是站在少数一边，”他说，“曾经有一些大臣同时遭到民众和国君的反对，却孤独地实现了自己的伟大抱负。永远别想普及理想。各种激情和情感可以大众化，可理性永远只属于少数的精英。”

　　1829年2月13日，星期五

　　（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自然永远都有道理）

　　单独与歌德进餐。他告诉我：

　　“写完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我准备再回过头来弄植物学，和索勒一起继续做翻译。

　　我只是担心又会漫无边际，最后再次变成不堪忍受的重负。还有许多重大奥秘未曾揭开；

　　有一些我知道了，更多的只有预感。我想对你透露一个秘密，一个令我自己也感到惊异的秘密：

　　“植物是一节一节地往上长，最后以花和种子为结束。动物界也没有两样。毛虫和线虫同样一节一节地长大，最后才形成一个脑袋。这在高等动物和人类就是脊椎；

　　脊椎同样是一节连着一节，最后以集中所有力量的脑袋结束。

　　“个体的情况如此，整个种群的成长亦然。例如蜂群，也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联结起来变成为整体，最后也有一个可视为头的结束，这就是蜂王。真是神秘极了，很难解释怎么会这样；

　　只不过我可以讲，对这些现象我是有自己想法的。

　　“同样，一个民族也造就出自己的英雄，这些人就像半神似的站在云端，保护并造福自己的人民。例如伏尔泰，法国人的文学创造力就凝聚在了他的身上。这样的民族领袖在其活动的那个时代是伟大的；

　　有一些还能超越时代，大多数却被他人取代从而让后世给遗忘。”

　　我很高兴能听歌德说出这些重要的思想。随后他谈起一些自然科学家，说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他道：

　　“布赫先生出版了一部新作，题名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假说。他书里认定这些花岗岩块乃是一种强力从地球内部抛掷出来并摔碎了的，这样一来离抛掷的结论仅一步之遥，等于已把谬误的圈套悬挂在老好的读者头顶上，他们却昏头昏脑。

　　“必须上了年纪，才能识破这一切；必须有足够的钱，才能付得起经验的代价。我说的每一个警句，都花了我一袋钱；我将自己的五十万私产作为代价，为的是学到现有的知识；

　　我花掉的不只是我父亲的全部家产，还有我的薪俸和我五十多年来为数可观的稿酬。除此而外，一些与我关系密切的公侯显贵还支出了一百五十万，以襄助一些大目标的完成，对它们的实施和成败，我都有份。

　　“一个人光有天才尚不足以通达世事，还必须地位显赫，有机会观看时代的赌徒出牌，并亲身参与结果将有输有赢的赌博。

　　“不过，要是我不曾努力研究自然科学，我也永远别想认识人的本来面目。在任何其他领域里，都不可能如此接近纯粹的观察和思考，如此了解感觉和知解力的错误以及人性的弱点和优点。一切都多少具有弹性，都摇摇摆摆，都允许多少有所变通；

　　唯有自然一点不开玩笑，它永远真实，永远严肃，永远严厉，也永远有道理；

　　缺点和错误永远由人负责。自然藐视不够格的人，只委身于够格而纯真的人，并向这样的人泄漏自己的秘密。

　　“知解力高攀不上自然，人必须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理性的最高峰，才有望触及由生理或伦理的原现象所表现出的神性；神性隐藏在原现象背后，原现象产生于神性。

　　“不过神性只在活的事物中起作用，在死的事物中则不然；

　　神性只寓于未来和发展中，不存在于已成和僵化里面。因此，倾向于神圣的理性也只跟未来的、生机勃勃的东西打交道，知解力却因为要利用而顾及到已成的和僵死的东西。

　　“我们正朝着综合这想象的岛屿航行，但综合本身看来将始终是一块发现不了的土地。当我想到即使是研究植物和颜色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想实现某种程度的综合也多么困难，我都不会感觉惊奇。”

　　1829年2月17日，星期二

　　（印度哲学与德国哲学）

　　话题转到了印度哲学。歌德说：

　　“如果英国人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这个哲学就根本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相反倒是我们大家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重复。整个孩提时代，我们都是感官主义者；

　　等到恋爱了，我们便把恋爱对象原本没有的品质加到人家身上，于是变成了理想主义者；

　　随后爱情发生动摇，我们怀疑对方的忠诚，于是又莫明其妙地变成了怀疑论者。余生已无足轻重，于是得过且过，我们最终转向了清静无为，就跟印度的哲人们一个样。

　　“咱们德国哲学还有两件大事要做。康德已经写成《纯粹理性批判》，建树大而且多，可是圆圈尚未画完整。现在必须有一位能人，有一位伟人，来写一部《感性和人的知解力批判》。此事要是很快取得成功，那我们德国哲学就没有多少遗憾了。

　　“黑格尔在《柏林年鉴》写了一篇关于哈曼的书评，”歌德继续说，“近些日子为人们竞相传阅，我不能不表示赞赏。作为批评家，黑格尔确实很有眼光。”

　　1829年3月23日，星期一

　　（建筑艺术是凝固的音乐；朋友的不同作用）

　　“我在我的文件中发现了一部手稿，”歌德今天说，“在那里边我曾把建筑艺术称作凝固的音乐。现在想来也真的不无道理；由建筑传达出的情绪，确实与音乐的效果近似。

　　“豪华的建筑和房间供王公和显贵们享用。人生活其中，便感到安逸、满足，不再有任何别的欲求。

　　“这完全违反我的本性。住在如我在卡尔温泉所有的华丽寓所里，我立刻会变懒惰，会无所事事。相反小的住宅，例如咱们眼前待的这间破屋子，说它乱糟糟吧又还有秩序，颇像吉普赛人家里的情况，这刚好适合我；

　　我内心因此感到充分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和发挥自己内在的创造力。”

　　我们谈到了席勒的书信，谈到了他俩在一起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日复一日地在工作中相互促进，相互激励。我说：

　　“席勒似乎对《浮士德》也很感兴趣。他敦促你写作，自己甚至动了替你续写《浮士德》的念头，真可传为佳话，令人十分感动。我由此发现，他生性有些个急躁。”

　　“你说得对，”歌德接过话头，“他是这个样子，就跟所有过于受观念左右的人一样。他总是不安静，总得干点什么；

　　这在他那些关于《威廉·迈斯特》的信里可以看出来，他一会儿想要这样，一会儿想要那样。我呢要做的只是坚定信念，不让他的事情和我的事情受那样的影响和干扰。”

　　“今天早上我读了他的《印第安人的挽歌》，”我说，“很高兴这首诗是如此精彩。”

　　“你看见了，”歌德回答，“席勒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只要展现在他的眼前，即使是传统题材他也同样善于把握。不错，《印第安人挽歌》属于他最成功的作品，我呢，只希望他还能写出一打这样的作品。可你能想象吗，他的一些密友却指责这首诗，说它没有充分表现他的理想精神？

　　——是啊，好小伙子，人们常常吃自己朋友的亏！——洪堡不是也批评我的多萝苔，说她不该在敌人来犯时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吗！

　　然而没有这点表现，这位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应运而生的非凡的姑娘立刻完了，立刻就降到了她那些平庸的姐妹的行列里。不过将来你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只有少数人能以必需做自己的立足点，相反，大家都只愿意赞扬和承认适合于自己口味的东西。而这还是些一流的、杰出的人物啊。你就设想一下吧，大众的意见会怎么样，我们将始终何等孤独。

　　“要不是我造型艺术和自然科学基础牢实，在这恶劣的时代及其每日每时的影响下，我也很难坚持在水面上；然而就是这保护了我，也让我能由此出发去帮助席勒。”

　　1829年4月2日，星期四

　　（掌握军权与掌握政权；古典的和浪漫的）

　　“我要给你揭开一个政治秘密，”歌德今天吃饭时说，“这个秘密迟早会自行显露。卡波蒂斯特里亚在希腊政府首脑的宝座上待不长，他缺少坐这样的位子所必需的品质：

　　他不是一个战士。我们尚无先例，就是一个内阁普通成员能够组织革命政权，并让军队和将军们对自己服服帖帖。只有手里握着刀，统率着一支大军，方能够发号施令，颁布法律，才有把握叫人对你唯命是从；

　　而没有这两者事情就糟糕喽。拿破仑如果不是个战士，就永远爬不到权力的顶峰；

　　同样的道理，卡波蒂斯特里亚已做不了多久的第一把手，很快就会开始出演次要角色。这我预先告诉你，你呢很快就会看见；

　　事情的本质决定了一定是这样，不可能变成另一个样子。”

　　随后歌德谈起法国人，特别是谈库赛、维叶曼和基佐。他说：

　　“这些人确实富有见识和洞察力，能把过去时代的完美知识与十九世纪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结果便创造了奇迹。”

　　从这些人物又转到当代的法国诗人，并谈起了古典的和浪漫的意义。

　　“我想起一个新的说法，”歌德说，“可以相当不错地说明两者的关系。我称古典的为健康的，浪漫的为病态的。例如《尼伯龙根之歌》如同荷马史诗是古典的，因为两者都健康而且有力。把多数近来的作品归之于浪漫，不是因为它们新，而是因为它们软弱、苍白、病态；

　　称古代的作品为古典，并非因为它们古老，而是因为它们强壮、乐观、健康、有活力。如果我们以这些品质区分古典和浪漫，事情马上就会一清二楚。”

　　1829年4月6日，星期一

　　（名声并非微不足道；拿破仑何以受拥戴；

　　德国人的个人自由观念）

　　歌德交给我一封埃贡·艾伯特的信。席间我读了它，并因此感到快乐。我们说了许多称赞艾伯特和波希米亚的话，并怀念了曹伯尔教授。

　　“波希米亚是个特别的地方，”歌德说，“我经常喜欢待在那里。那儿文学家的素养里还包含某些纯净的成分，这在咱们北德已经开始变得稀罕了；

　　这里每一个无赖都在写作，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伦理基础和高尚趣旨。”

　　歌德随后谈起埃贡·艾伯特最近的一首叙事诗；诗里写的是波希米亚还由妇女执掌统治权的过去，也即相传产生了亚马孙族女豪杰的那个时代。

　　这段谈话引出了另外一位写叙事诗的诗人。这个诗人据说为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报刊的好评，不惜花了许多的力气。

　　“这样的评论也确实这儿那儿地出现了，”歌德说，“可是一等后来《哈勒文学报》说了实话，道出了他那首诗的真正价值，其他报刊的溢美之词统统不起作用了。谁现在弄虚作假马上会被揭露，已不再是可以愚弄和误导广大读者的时代了。”

　　“我奇怪人们怎么会对区区名声孜孜以求，”我说，“以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小伙子，”歌德回答，“名声可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喽。拿破仑为追求大名声，不是差点儿打碎半个世界吗！”

　　谈话出现了小小的间歇。随后歌德对我谈起一本写拿破仑的新书，他说：

　　“真实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切由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诗人之手加之于拿破仑的美化和妄想，在此书可怕的真实面前统统烟消云散。可是英雄本身并未因此变得渺小，相反随着真实的增加而越发伟大。”

　　“拿破仑必定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我说，“因此见到他的人才会立刻投奔他，追随他，甘愿接受他的指挥。”

　　“他这个人当然出类拔萃，”歌德应道，“不过关键还在于，人们都确信在他的麾下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人们投奔拿破仑，就像投奔每一个能让他们产生同样信心的人。这是个永远在重演的古老童话，人性生就如此。没有谁自愿为别人效力；

　　可一当他知道为你效力也有益于自己，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你效力。拿破仑对人有充分的认识，善于利用人的弱点。”

　　歌德谈起了基佐，说：

　　“我在继续读他的历史讲义，它们写得很是不错。今年的部分追溯到了公元八世纪。他的观点深邃、透辟，我还没见过哪个历史学家超过了他。有些人们想不到的事物，在他看来极为重要，因为是重大事件的根源。例如某些宗教观念的时兴对历史的影响，还有原罪说、恩典说、行善说等等赋予某些时代这样那样的特征，他都为我们追本溯源，详加论证。我们看见他对罗马法也处理得很好，而且顺便还给了我们杰出的萨维尼充分的肯定。

　　“基佐论及古代高卢人受其他民族影响时有关德国人的论述，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日耳曼人带给了我们个人自由的观念，’他说，这种观念首先为该民族所拥有。’这不是很对吗？他不是讲得完全正确吗？

　　这种观念不是直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起作用吗？

　　宗教改革来源于此，大学生们在瓦特堡谋反闹事也来源于此，聪明和愚蠢有同样的根源。还有咱们文学的五色斑斓，咱们诗人一个个热衷独创，是人都以为必须独辟蹊径，恰似学者们也喜欢各立门户，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唯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一切，盖源于此。相反，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团结得多，也惯于互相照顾。他们的穿着和举止即显示出某些一致性，生怕因标新立异而引人注目甚或招人耻笑。德国人呢却谁都各行其是，只顾满足自己，不问他人有何感觉，因为正如基佐正确指出的，人人头脑中都装着个人自由的观念。由这种观念，我刚才说了，既衍生出许多好思想，也滋长了许多怪德性。”

　　1829年4月7日，星期二

　　（拿破仑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拿破仑与《维特》）

　　“我正在读《拿破仑远征埃及记》，是每天都陪伴着这位英雄的布里安写的，许多事情都褪去了冒险猎奇色彩，以赤裸裸的真相庄严地展示在读者眼前。

　　“我不能不佩服拿破仑，”我说，“那么年纪轻轻，就能把影响整个世界的大事干得如此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好像在此之前已有过多年实践和历练一样。”

　　“小伙子，”歌德应道，“这就是伟大天才的禀赋啊。拿破仑摆布世界就像胡美尔弹他的钢琴。

　　两样都令我们惊讶，这一个和另一个同样叫我们莫明其妙，但却又都是事实，都明明白白地发生在我们眼前。拿破仑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任何时候都是那个样子。战前也罢，战后也罢，胜利也罢，失败也罢，他永远坚定不移，永远头脑清醒，永远当机立断。他永远如鱼得水，能应付任何的情势和环境，就像胡美尔既能演奏慢板也能演奏快板，既可弹高音部也可弹低音部。凡是真正的天才总会表现为得心应手，应付裕如，在和平的艺术和战争艺术里一个样，在钢琴背后和大炮背后一个样。

　　“说他下令枪杀了八百土耳其俘虏，是真实的；不过看来开了很长的军事会议，在考虑过所有情况之后仍无其他办法，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了这个决定。”

　　“你该对我表示敬意才对啊！”歌德高兴地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拿破仑出征带得有什么样的书？——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从那次在艾尔福特的会见可以看出，”我接过话头，“他把它读得很熟呐。”

　　“他读得熟得就像法官熟悉自己的案卷，”歌德说，“所以也才会与我谈论它。

　　“在布里安的著作里有一份拿破仑带到埃及去的书籍的清单，其中也有《维特》。可这份书单值得注意的是它各种不同的分类。例如在政治一类，列入的是《旧约》《新约》和《古兰经》；

　　由此可知拿破仑是以什么观点看待宗教。”

　　1829年4月10日，星期五

　　（创作要重视历史真实；人是个懵懂的造物）

　　“最近我读了埃贡·艾伯特新写的叙事诗，”歌德继续说，“你也应该读一读，这样我们说不定能给他一点儿帮助。此人确实是个挺招人喜欢的才子，可他这首新诗却缺少真正诗意的基础——现实的基础。风景、日出日落以及为他拥有的外部世界，所有这些地方都写得好的不能再好。然而除此以外，凡是涉及到过去的时代，凡是属于传说范畴的东西，都未得到应有的真实再现，因此便缺少了真正的核心。对亚马孙女强人及其立身行事的描写也一般化了，这在年轻人看来倒是诗意而浪漫，在美学界也算得上司空见惯。”

　　“这是目前整个文学界的通病，”我接过话头，“大家总是避免特殊的真实，生怕它没有诗意，结果便流于平庸。”

　　“埃贡·艾伯特应该坚持利用编年史，”歌德说，“这样他的诗作便会有价值。我想起了席勒在写《威廉·退尔》时如何研究历史，如何拼命了解瑞士的情况；

　　我还想起莎士比亚如何使用编年史，并且整段整段地从编年史摘录进他的作品中，在此情况下，也不妨要求一个现代的年轻诗人如法炮制不是。还有我的《克拉维歌》，同样大段大段地摘取了博马舍的回忆录啊。”

　　“可是经过加工已经看不出来，”我说，“已经不再跟素材一个样啦。”

　　“理当如此，”歌德回答，“事实也如此。”

　　“人应该努力认识自我，”歌德继续说，“在所有的时代都这样讲，反反复复地这样讲。这是一个稀罕的要求，迄今没有谁达到过，也根本没有谁能达到。人的全部思想和欲求统统指向外界，指向围绕着他的世界。他所要做的，只是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尽可能认识世界，让世界为自己所用。只有在享乐和受苦的时候，他才知道自身；

　　也只有通过享乐和受苦，他才会认识到自己应该追求什么，避免什么。再说呢，人是个懵懂的造物，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他了解世界很少，了解自己最少。我同样不了解我自己，也希望上帝别让我了解自己。但我想说的是，我到了四十岁才在旅行意大利期间变得聪明起来，对自己有了足够的认识，知道自己不是搞造型艺术的材料，过去的努力方向错了。我画画时缺少表现实物的足够欲望；

　　面对素材的强烈影响我存在某种恐惧，合我口味的是那种比较软的、温和的东西。

　　“画一幅风景吧，我总是从柔和的远景开始，再通过中景往前走，总是害怕赋予前景应有的力度，结果我的画作永远效果出不来。我要想进步，就必须练习；

　　每有停顿，总是必须再从头开始。当然我也并非完全没有才气，特别是画风景画。哈克尔特就经常讲：

　　‘你要肯在我这里待上一年半，我就包你能画出让自己和别人都高兴的作品。’”

　　我听得津津有味。“可一个人怎们知道自己有没有搞造型艺术的真正才能呢？”我问。

　　“真正有才能的人，”歌德回答，“要对形体、比例和颜色有天生的敏感，稍经指点便立刻正确地掌握这一切。特别是形体感要强，要具有通过光线处理把对象变得实实在在的欲望。即使在练习的间隙里一样获得长进，内在的长进。这样的天才不难辨认，当然对于大师更不在话下。”

　　1829年4月12日，星期日

　　（错误的志向仍不无益处）

　　歌德继续说：

　　“糟糕的是人一生中受错误志向的耽误如此之多，但却从来不认识这样的错误，除非已经摆脱了它。”

　　“可怎么能看出和知道一个志向是错误的呢？”我问。

　　“错误的志向没有创造力，”歌德回答，“即使能创造出点什么，也毫无价值。发现别人有这个情况不怎么难，可换成了自己，就需要有大而活跃的智慧啦。及时发现了吧，也并不总是有用；

　　还会犹豫、疑惑、优柔寡断，就像很难甩掉自己心爱的姑娘，尽管她的不忠早已反复得到证明。我这么讲，是因为我想起自己花了许多年，才认识到自己搞造型艺术的志向是错误的，而要摆脱它，在认识到以后又花了许多年。”

　　“不过，”我接过话头，“这个志向给您带来了那么多好处，很难再称它是错误的吧？”

　　“我因此长了见识，”歌德回答，“所以也心安理得。而这，正是每个错误志向都能给我们的好处。一个音乐天赋不够却花了力气学音乐的人，固然永远成不了大师，但是将学会识别和珍视大师的作品。我拼命努力固然仍没能成为画家，但却尝试过这门艺术的方方面面，从而学会了欣赏一笔一画，辨别成功与失败。这同样是不小的收获，所以即使错误的志向也很少完全没有益处……”

　　1829年4月15日，星期三

　　（时代对年轻人的诱惑）

　　我们谈到一些人，他们没有真正的才能却被叫去搞创作；还有一些人，他们写的是自己不懂的东西。

　　“这就是对年轻人的诱惑呀，”歌德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的时代，文化好似已经分散在一个年轻人呼吸的空气中。他在吸进周围的空气的同时，也吸进了文学和哲学的思想；

　　它们活跃在他体内，他可就以为它们是他的财富，于是把它们当作他的说出来。然而，在他把从时代得来的还给时代以后，他可就一贫如洗了。这好像一眼人工喷泉，有水注入时会咕噜咕噜往上冒一阵，借来的水一枯竭便无声无息啦。”

　　1829年9月1日，星期二

　　（德国人就灵魂不朽问题争论不休；英国人重实利，蓄奴贩奴，言行不一）

　　我对歌德谈起一个途经此地的人，说他听了黑格尔一堂论证上帝存在的课。歌德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样的课已不再合时宜了。

　　“已经过了怀疑的时代，”歌德讲，“现在很少有谁不怀疑上帝，而怀疑自己。再说，神的本质、灵魂的不朽、灵魂的存在以及灵与肉的关系这些永恒的问题，哲学家们对我们已经讲到头了。新近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干脆一开头就宣布：

　　‘众所周知，人的存在为两部分，也即肉体和灵魂。我们因此开始讲肉体，然后再讲灵魂。’费希特可是走得更远一点，也比较聪明地从难题里脱了身，说什么：

　　‘我们准备讨论作为肉体的人，以及作为灵魂的人。’他心知肚明，一个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是没法子分开的。康德的办法无疑最有效了，他划出了人类智慧所能深入的界限，把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丢开了事。关于灵魂不朽，哲学家们还有什么脑子不曾动啊！

　　结果走了多远呢！——我不怀疑我们会继续存在，因为世界不会缺少生命力；不过我们的不朽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为了将来表现出伟大的生命力，现在也必须是一种生命力。

　　“可当我们德国人还在为解决这些哲学问题苦苦折磨自己，富有实用的大智慧的英国人却笑话我们，并且已经赢得了世界。谁都知道他们反对奴隶买卖的宣言；

　　他们向我们说教，宣称其所作所为是以人道的准则作基础，可现在却暴露出来，他们真正的动机是现实利益的追求，众所周知，非如此英国人永远不会采取行动；

　　这一点我们应该了解。在非洲西海岸，他们自己的大庄园里就使用黑奴，从那里输出黑奴违反他们的利益。在美洲，他们自己建立了广大的黑人殖民地；

　　那里生产力旺盛，每年贩卖黑奴的收益可观。他们以此满足北美洲的需求；

　　他们以这种办法做着极端有利可图的买卖，再从外边贩运黑奴进来便有损他们的商业利益，所以并非无的放矢地主张反对非人道的奴隶交易。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使节仍旧是大声疾呼；

　　可葡萄牙使节够聪明了，便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他不知道大家在此聚会是要颁布一项国际法呢，还是制定一些道德准则。他对英国人的意图了解得很清楚；

　　他同样有自己的目的，并知道如何为其辩解，并努力争取达到目的。”

　　1829年12月6日，星期日

　　（《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二幕第一场；

　　天才让人追慕却不可企及）

　　今天饭后歌德给我念了《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二幕第一场。我印象非常深刻，内心中油然涌起巨大的幸福感。

　　歌德念完了这一场。我很欣赏他年轻人一般的创作活力，竟能使一切如此精练、紧凑。

　　“构思已经很久很久啦，”歌德说，“五十年来我不断地思考斟酌，结果内容越积越丰富，现在困难就在于删除和舍弃了。整个第二部的构思真的已很古老，我说了。可是我现在才把它写出来，在对世事已经通晓练达许多以后才把它写出来，却对事情有好处。我就好比一个年轻人，早年有许多的小银币和铜钱，并在往后的岁月里兑换成了越来越多的钱，结果最后摆在他面前的财产已是一堆纯净的金币。”

　　我们讨论学士这个人物。我讲：

　　“在他身上，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那类唯心的哲学家的性格呢？”

　　“不，”歌德回答，“他身上体现的只是狂妄自大；年轻人特别容易有这个毛病，在我们解放战争头几年的例子尤其显著。

　　再有就是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以为，世界是随自己的诞生而出现，一切事物原本只是为了他而存在。在东方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人，他每天早上都要把自己的下人召集起来，他不命令太阳升起就不许他们出工。不过呢他够机灵的，总能等到太阳自己真要出来的一刹那才发出命令。”

　　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浮士德》的问题，诸如它的结构布局，等等。

　　有一会儿，歌德陷入了静静的沉思；随后又开口说道：

　　“人老了，对世事的想法就会跟年轻的时候不同。例如我总摆不脱这样一个想法，就是精灵为了挑逗和愚弄人类，时不时地总会树一些特具诱惑力的典型人物，让人人都去追慕他们，然而却谁都追不上，因为他们太伟大。例如思想和行为同样完美的拉斐尔，就是精灵树的一个这样的人物；

　　某些杰出的后来者已经接近他，却没有谁把他追赶上。还有音乐里的莫扎特同样不可企及。还有文学方面的莎士比亚也是。我知道你对此会提出怎样的异议，可我指的只是自然资质，只是天生的秉赋。在这方面拿破仑同样高不可攀。俄国人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进军君士坦丁堡，尽管因此很伟大，可拿破仑也具有这样的品质，因为他也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进军罗马。”